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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華: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

(2016-11-06 18:55:37) 下一個

 
 

 

魯迅
餘華
 

 

   二〇〇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機場的候機廳裏,準備轉機前往奧斯陸。身旁不同國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語言小聲說話,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飛機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個巨大的頭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過會兒就要乘坐這架飛機前往奧斯陸。為了消磨時光,我心裏反複思忖:飛機尾翼上的頭像是誰?

我的思維進入了死胡同,身體一動不動。我有似曾相識之感,他的頭發有點蓬鬆有點長,他的鼻子上架著一副老式的圓型眼鏡。

開始登機了,我起身走向登機口。然後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臨窗的座位上,繼續想著尾翼上巨大的頭像。我總覺得曾經見過他,可他究竟是誰?

就在飛機從跑道上騰空而起的剎那間,我的思維豁然開朗,我想起來他是誰了。同樣的頭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爾•金特》(PeerGynt),他是易卜生。看著窗外下麵的哥本哈根逐漸遠去,我不由笑了起來,心想這個世界上有過很多偉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飛來飛去的作家恐怕隻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際的奧斯陸,綿綿細雨籠罩著奧斯陸的大街,印有易卜生頭像的彩旗飄揚在大街兩旁,彷佛兩行頭像的列隊,很多個易卜生從遠到近,在雨中注視著我,讓我感到他圓型鏡片後麵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長。我在奧斯陸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經常光顧的一家餐館裏。餐館散發著我在歐洲已經熟悉的古老格調,高高的屋頂上有著精美的繪畫,中間有著圓型柱子。作為紀念活動的一部分,餐館進門處擺放著一隻小圓桌,桌上放著一頂黑色禮帽,旁邊是一杯剛剛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殘留著啤酒的泡沫。一把拉開的椅子旁放著一支拐杖。這一切象征著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後的三天裏,我沒有再次走入這家餐館。可是我早出晚歸之時,就會經過這家餐館。每次我都會駐足端詳一下裏麵屬於易卜生的小圓桌,黑色禮帽和拐杖總是在那裏,椅子總是被拉開。我發現了有關易卜生紀念活動裏的一個小小細節,早晨我經過時,小圓桌上的玻璃杯裏斟滿啤酒;晚上我回來時,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著一點啤酒泡沫。於是,我擁有了美好的錯覺,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著一位中國作家的早出晚歸,象征性地思忖:“這個中國人寫過什麽作品?”

我想起了我們的魯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現,是在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裏。這是兩篇用文言文敘述的文章,發表在一九〇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將近兩年了。一九二三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在演講裏說:“走了以後怎樣?易卜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責解答的責任。”然後魯迅以一個讀者的身份給予解答: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魯迅認為,婦女要擺脫任人擺布的地位必須獲得與男人平等的經濟權。魯迅在此用他冷嘲熱諷的語調說道:“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要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裏麵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挪威航空公司飛機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頭像,以及這樣的頭像縮小後又飄揚在奧斯陸的大街上,讓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當然這位偉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著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隱約有這樣的感覺,“易卜生”在挪威不隻是一個代表了幾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個詞匯了,一個已經超出文學和人物範疇的重要詞匯。

就像我小時候的“魯迅”,我所說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魯迅”。那時的“魯迅”不再是一個作家的名字,而是一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詞匯,一個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內容的重要詞匯。於是,我在奧斯陸大學演講時,講起了我和魯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隻是在語文課本裏尚存一絲文學的氣息。可是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本裏,隻有兩個人的文學作品。魯迅的小說、散文和雜文,還有毛澤東的詩詞。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十分天真地認為:全世界隻有一個作家名叫魯迅,隻有一個詩人名叫毛澤東。

我想,魯迅應該是過去那個時代裏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獲得政權以後,新社會開始了,同時需要對此前的舊社會進行無情的鞭撻,於是魯迅那些極具社會批判意義的作品成為了共產黨手中揮舞的鞭子。我們從小就被告知,萬惡的舊社會是一個“吃人”的社會,其證據就是來自於魯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虛構作品中一個瘋子“吃人”的囈語被當時的政治需求演繹成了真實的社會現狀。語文課本裏魯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藥》等等,無一例外地被解讀成了揭露舊社會罪惡的範本。——當然,毛澤東對魯迅的欣賞至關重要,讓其名聲在後來的新社會裏飛黃騰達,享受到了三個偉大——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響力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革時代達到了頂峰,僅次於毛澤東。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時候幾乎每篇文章,無論是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裏,還是出現在街頭的大字報上,都會在毛澤東的語錄之後,引用魯迅的話。人民群眾的批判文章裏要用魯迅的話,地富反壞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裏也要用魯迅的話。“毛主席教導我們”和“魯迅先生說”已經成為當時人們的政治口頭禪。

有趣的是,文革時期“先生”這個詞匯也被打倒了,是屬於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壞東西。魯迅破例享受了這個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待遇,當時全中國隻有魯迅一個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誌,要不就是階級敵人。

這時候的“魯迅”,已經不再是那位生前飽受爭議的作家,他曾經遭受到的疾風暴雨般的攻擊早已煙消雲散,彷佛雨過天晴一樣,這時候的“魯迅”光輝燦爛了。“魯迅”已經從一個作家變成了一個詞匯,一個代表著永遠正確和永遠革命的詞匯。

我有口無心地讀著語文課本裏魯迅的作品,從小學讀到高中,讀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魯迅寫下了什麽?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沉悶、灰暗和無聊透頂。除了我在寫批判文章時需要引用魯迅的話,其他時候魯迅的作品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不知所雲。也就是說,魯迅作為一個詞匯時,對我是有用的;可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讓我深感無聊。因此,我小學和中學的往事裏沒有魯迅的作品,隻有“魯迅”這個詞匯。

在我的文革歲月裏,我曾經充分利用過“魯迅”這個強大的詞匯。我成長的經曆裏除了革命和貧窮,就是無休無止的爭論。爭論是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奢侈品,是貧困生活裏的精神食糧。

我小學時和一位同學有過一個爭論:太陽什麽時候離地球最近?這位同學認為是早晨和傍晚,因為那時候的太陽看上去最大。我認為是中午,因為中午的時候最熱。我們兩個人不知疲憊地開始了馬拉鬆式的爭論,每天見麵時,都是陳述自己的理由,然後駁斥對方的觀點。這樣的廢話說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後,我們開始尋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著我去找他的姊姊,他姊姊聽完了我們兩方的理由後,馬上站到了他的立場上。這個當時還沒有發育的女孩一邊踢著毽子一邊說:“太陽當然是早晨和傍晚離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敗,拉著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維護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學揮了兩下拳頭,威脅他:“你再敢說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對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們兩個又去找了其他年齡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讚成我的,始終難分勝負。我們之間的爭論長達一年時間,小鎮上年齡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們拉出來當過幾次裁判,連他們都開始厭煩了,隻要看到我們兩個爭吵地走向他們,他們就會吼叫:“滾開!”

我們隻好將唾沫橫飛的爭論局限在兩個人的範圍裏。後來他有了新的發現,開始攻擊我的“熱”理論,他說如果用熱作為標準的話,那麽太陽是不是夏天離地球近,冬天離地球遠?我反駁他的“視覺”理論,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為標準,那麽太陽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沒有了?

我們繼續爭論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魯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編造了魯迅的話,我衝著他喊叫:“魯迅先生說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他啞口無言地看了我一會兒,小心翼翼地問:“魯迅先生真的說過這話?”“當然說過,”我雖然心裏發虛,嘴上仍然強硬,“難道你不相信魯迅先生的話?”

“不是的,”他慌張地擺了擺手,“你以前為什麽不說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繼續胡編亂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廣播裏聽到的。”

他悲傷地低下了頭,嘴裏喃喃地說道:“魯迅先生也這麽說,肯定是你對了,我錯了。”

就這麽簡單,他不遺餘力地捍衛了一年的太陽距離觀點,在我虛構的魯迅麵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後的幾天裏,他沉默寡言,獨自一人品嚐失敗的滋味。這是文革時代的特征,不管是造反派之間或者紅衛兵之間的爭論,還是家庭婦女之間的吵架,最終的勝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澤東說過的話,然後一錘定音,結束爭論和吵架。當時我本來是想編造一句毛澤東的話,可是話到嘴邊還是膽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導我們”改成了“魯迅先生說”。日後即便被人揭露出來,被打倒了,成為小反革命分子,也會罪輕一等。

進入初中以後,我和這位同學開始了另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我們討論起了原子彈的威力,他說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彈捆綁到一起爆炸的話,地球肯定會粉身碎骨似的毀滅;我不同意,我說地球的表麵會被摧毀,但是地球不會因此破碎,地球仍然會正常地自轉和公轉。

我們從討論的層麵進入到了爭論的層麵,而且爭論不斷升級和擴大,兩個人在學校裏整天聲嘶力竭地辯論,然後像競選似的,各自去拉攏其他男同學。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當時初一年級裏的男生們分成了地球毀滅和不毀滅兩大陣營。時間一久,我們的男同學們厭倦了這樣的爭論,隻有我們兩個人繼續在爭論裏樂此不疲。男同學們為此給予我們一個共同的綽號:“這兩個地球。”

有一天我們打籃球的時候也爭論起來,我們已經爭論了幾個月了,我們都覺得應該結束這場爭論了。我們就在籃球場上做出決定,去找化學老師,讓她給出一個權威的答案。我們一邊爭論一邊走去,他忘記了手裏抱著籃球,後麵打球的幾個同學急了,衝著我們喊叫:

“喂,喂,兩個地球,把籃球還給我們。”

我們要去請教的化學老師是新來的,來自北方的一個城市,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我們覺得她很洋氣,因為她說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不像其他老師,課上課下都隻會說本地土話。我們在年級的教研室裏找到了她,她耐心地聽完我們各自的觀點後,十分嚴肅地說:

“全世界人民都是愛好和平的,怎麽可能把原子彈捆綁在一起爆炸?”沒想到這位洋氣的化學老師給我們耗時幾個月的爭論來了一個釜底抽薪,讓我們措手不及。我們兩個人傻乎乎地走出了初中年級教研室,又傻乎乎地互相看了一會兒,然後同時罵了一聲:“他媽的!”

接下去我們繼續爭論,都是一副誓不罷休的模樣。我終於再次被逼急了,故伎重演地喊叫起來:

“魯迅先生說過,即使將全世界的原子彈綁在一起爆炸,也毀滅不了我們的地球。”

“又是魯迅先生說?”他滿腹狐疑地看著我。

“你不相信?”我那時候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了,“難道我是在編造魯迅先生的話?”

我堅定的神態讓他退卻了,他搖搖頭說:“你不敢,誰也不敢編造魯迅先生的話。”

“我當然不敢。”我心虛地說道。

他點點頭說:“這‘即使’確實很像是魯迅先生的語氣。”“什麽叫很像?”我乘勝追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語氣。”然後,我的這位同學垂頭喪氣地走去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魯迅先生為何總是和他作對?不過幾個月以後,我把自己嚇出了一身冷汗。我突然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破綻,魯迅是一九三六年去世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日本廣島爆炸的時間卻是一九四五年。我膽戰心驚了好幾天以後,主動去向這位同學認錯,我對他說:

“我上次說錯了,魯迅先生的原話裏不是說原子彈,是說炸彈。他說,即使全世界的炸彈綁在一起爆炸……”

我同學的眼睛立刻明亮了,他揚眉吐氣地說:“炸彈怎麽可以和原子彈比呢!”

“當然不能比,”為了蒙混過關,我隻好承認他的觀點是對的,“你說得對,如果世界上的原子彈捆綁在一起爆炸的話,地球肯定被炸得粉身碎骨。”

我和這位同學從小學到初中的兩次馬拉鬆式的爭論,最終結果是一比一。這個結果沒有意義,爭論也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由此引出了一個事實,就是作為一個詞匯的“魯迅”,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實在是威力無窮。

我和魯迅的故事還在演繹,接下去是我一個人的魯迅了。我過去生活中有過一些瘋狂的經曆,其中之一就是我曾經將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譜寫成歌曲。

那時候我是一名初二的學生,應該是一九七四年,文革進入了後期,生活在愈來愈深的壓抑裏一成不變地繼續著。我在上數學課的時候去打籃球,上化學課或者物理課時在操場上遊蕩,無拘無束。然而課堂讓我感到厭倦之後,我又開始厭倦操場了,我愁眉苦臉不知道如何打發日子,無所事事的自由讓我感到了無聊。這時候我發現了音樂,準確的說法是我發現了簡譜,於是在像數學課一樣無聊的音樂課裏,我獲得了生活的樂趣,激情回來了,我開始作曲了。

我並不是被音樂迷住了,而是被簡譜迷住了。我不知道是出於什麽原因,可能是我對它們一無所知。不像我翻開那些語文和數學的課本時,我有能力去讀懂裏麵正在說些什麽。可是那些簡譜,我根本不知道它們在幹什麽,我隻知道那些革命歌曲一旦印刷下來就是這副模樣,稀奇古怪地躺在紙上,暗暗講述著聲音的故事。無知構成了神秘,神秘變成了召喚,召喚勾引出了我創作的欲望。

我絲毫沒有去學習這些簡譜的想法,直接就是利用它們的形狀開始了我的音樂寫作,這肯定是我一生裏唯一的一次音樂寫作。我第一次音樂寫作的題材就是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我先將魯迅的小說抄寫在一本新的作業簿上,然後將簡譜裏的各種音符胡亂寫在文字的下麵,我差不多寫下了這個世界上最長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無人能夠演奏,也無人有幸聆聽的歌。

這項工程消耗了我很多天的熱情,我把作業簿寫滿了,也把自己寫累了。這時候我對音樂的簡譜仍然是一無所知,雖然我已經擁有了整整一本作業簿的音樂作品,可是我朝著音樂的方向沒有跨出半步,我不知道自己胡亂寫上去的樂譜會出現什麽樣的聲音,隻是覺得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十分懷念那本早已遺失了的作業簿,懷念《狂人日記》這首世界上最長的歌曲,裏麵混亂的簡譜記載了胡亂的節拍和隨心所欲的音符。也記載了我在文革後期的生活狀態,那是一種窒息的壓抑、無聊的自由和空洞的話語相互交往的生活。為什麽我會選擇《狂人曰記》?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狂人曰記》之後,我再也找不到更適合我作曲的文學題材了。於是,我隻好去對付那些數學方程式和化學反應式。接下去的日子裏,我又將數學方程式和化學反應式也譜寫成了歌曲,寫滿了另外一本作業簿。同樣是胡亂的節拍和隨心所欲的音符,如果演奏出來,我相信這將是這個世界上從未有過的聲音。地獄裏可能有過,我曾經設想過那是什麽樣的聲音?我當時的想象裏立刻出現了鬼哭狼嚎的聲音。我也有過僥幸的想法,我也許偶爾瞎貓逮住了死耗子,陰差陽錯地寫下了幾個來自天堂的美妙樂句。

現在回首往事,似乎有了我為何選擇《狂人日記》的答案:我當初譜曲的方法,可以說是另外一個狂人的日記。

文革結束以後,我曾經十分好奇毛澤東對魯迅的欣賞。我想,這兩個人在心靈上可能有一條秘密通道,雖然有著生死之隔,他們仍然能夠迅速地互相抵達。毛澤東和魯迅似乎都有著堅強的心靈和永不安分的性格。毛澤東讚揚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其實毛澤東也是硬骨頭,他和當時比中國強大的美國和蘇聯抗衡時毫不示弱。而且這兩個人在思想深處都是徹底的和極端的,他們對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現出了深惡痛絕。

任何偉大的作家都需要偉大的讀者,魯迅擁有一個強大的讀者毛澤東,這可能是魯迅的幸運,也可能是魯迅的不幸。文革時期的“魯迅”,從一個作家的名字變成了一個時髦的政治詞匯之後,他深刻和妙趣橫生的作品也被教條主義的閱讀所淹沒。在那個時代裏,人人張口閉口都是“魯迅先生說”,其親熱的語氣好像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和魯迅沾親帶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澤東這樣理解魯迅。因此,文革時期的魯迅雖然名聲達到頂峰,可是真正的讀者卻寥寥無幾,“魯迅先生說”隻是一個時代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後,魯迅不再是一個神聖的詞匯,他回歸於一個作家,也就回歸於爭議之中。很多人繼續推崇魯迅,不少人開始貶低和攻擊魯迅。與魯迅在世時遭受的攻擊有所不同,現在的攻擊裏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樂道於隱私中的魯迅,捕風捉影地研究起了與魯迅戀愛有關的四個女人;還有的人幹脆臆想起來:魯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魯迅的性心理十分變態……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興起,魯迅的商業價值也被不斷地開發出來,魯迅筆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紛紛用作餐飲業和旅遊業,甚至 KTV和夜總會裏都有魯迅筆下地名命名的包廂,官員和商人摟著小姐在這樣的包廂裏歌舞升平。

還有人直接拿魯迅本人作為廣告代言人。武漢有一家專賣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門口聳立起魯迅叫賣臭豆腐的廣告牌。廣告上用的是一張魯迅抽煙的經典照片,隻是將魯迅手上的香煙換成了一串臭豆腐。

這家小店的老板驕傲地聲稱:他們是魯迅先生的同鄉,都是浙江紹興人,製作這樣的廣告是現在中國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應來招攬生意。

“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匯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匯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曆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蕩,可以在“魯迅”裏一葉見秋。

我在奧斯陸大學繼續講述我和魯迅的故事。我告訴挪威的聽眾,我曾經無知地認為魯迅是一個糟糕的作家,他顯赫的名聲隻是政治的產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國南方一個縣城的文化館工作。當時我已經從事寫作,我辦公室外麵的過廳裏有一張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魯迅的著作。這些曾經是聖書的著作,時過境遷之後像廢紙一樣堆在一起,上麵落滿了灰塵。魯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麵,我進出辦公室的時候,雙腳時常會碰到它們,我低頭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魯迅著作,不由幸災樂禍,心想這家夥終於過時了。有一次我經過時,不小心被地上的魯迅著作絆了一下,差點摔倒在地,我罵了一聲:

“他媽的,都過時了,還要出來捉弄人。”

文革結束的時候,我剛好高中畢業。此後的十多年裏,我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可是沒有讀過魯迅作品中的一個字。後來我自己成為了一名作家,中國的批評家認為我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我心裏十分不悅,覺得他們是在貶低我的寫作。

時光來到了一九九六年,一個機會讓我重讀了魯迅的作品。一位導演打算將魯迅的小說改編成電影,請我為他策劃一下如何改編,他會付給我一筆數目不錯的策劃費,當時我剛好缺錢,就一口答應下來。然後我發現自己的書架上沒有一冊魯迅的著作,隻好去書店買來《魯迅小說集》。當天晚上開始在燈下閱讀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讀的第一篇小說就是我曾經譜寫成歌曲的《狂人日記》,可是我完全忘記了裏麵的內容,小說開篇寫到那個狂人感覺整個世界失常時,用了這樣一句話:“要不,趙家的狗為何看了我一眼。”

我嚇了一跳,心想這個魯迅有點厲害,他隻用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沒有才華的作家也想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這些作家費力寫下了幾萬字,他們筆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讀到的第三篇小說。這篇小說在我小學到中學的語文課本裏重複出現過,可是我真正閱讀它的時候已經三十六歲了。讀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給那位導演打電話,希望他不要改編魯迅的小說,我在電話裏說:“不要糟蹋魯迅了,這是一位偉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書店買來了文革以後出版的《魯迅全集》。為此,我十分想念那些堆積在文化館桌子下麵的魯迅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出版的魯迅作品,其版本有著更加深遠的意義。我當年從文化館辦公室進出時,移動的雙腳時常被魯迅的著作絆住,我覺得可能是命運的暗示,暗示我這些布滿灰塵的書頁裏隱藏著偉大的敘述。

從書店買來《魯迅全集》後的一個多月裏,我沉浸在魯迅清晰和敏捷的敘述裏。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裏這樣寫道:“他的敘述在抵達現實時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彈穿越了身體,而不是留在了身體裏。”

我想藉此機會再次談論《孔乙己》,這是短篇小說中的典範。這部短篇小說開篇的敘述貌似簡單卻是意味深長,魯迅上來就寫魯縝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幫的顧客都是靠在櫃台外麵站著喝酒,穿長衫的顧客是在店麵隔壁的房子裏,要上酒菜,坐下來慢慢地喝酒。孔乙己是唯一站著喝酒穿長衫的人。魯迅惜墨如金的開篇,一下子就讓孔乙己與眾不同的社會身份突出在了敘述之中。

在《孔乙己》裏尤其重要的是,魯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幾次來到酒店的描述,當孔乙己的腿被打斷後,魯迅才開始寫他是如何走來的。這是一個偉大作家的責任,當孔乙己雙腿健全時,可以忽視他來到的方式,然而當他腿斷了,就不能回避。於是,我們讀到了“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台下對了門坎坐著。”先是聲音傳來,然後才見著人,這樣的敘述已經不同凡響,當“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坎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錢後,令人讚歎的描述出現了,魯迅隻用了短短一句話,“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是用這手走來的

在我三十六歲的那個夜晚,魯迅在我這裏,終於從一個詞匯回到了一個作家。回顧小學到中學的歲月裏,我被迫閱讀魯迅作品的情景時,我感慨萬端,我覺得魯迅是不屬於孩子們的,他屬於成熟並且敏感的讀者。同時我還覺得,一個讀者與一個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時候需要時機。

文革結束以後,我閱讀過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偉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當我閱讀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時,一旦感到無聊,我就會立刻放下這位作家的作品,讓我沒有機會去討厭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間我無法放下魯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閱讀,因此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

我告訴挪威的聽眾:當一個作家成為了一個詞匯以後,其實是對這個作家的傷害。

 

我的演講結束後,奧斯陸大學曆史係的HaraldBeckman教授走過來說:“你小時候對魯迅的討厭,和我小時候對易卜生的討厭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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