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清（王觀瀾的夫人）因江青的證明文革後入“秦城”（組圖）

徐明清，女，1911年5月出生於浙江臨海縣南嶴村的一戶普通農家。曾用名徐一冰、徐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共青團南京曉莊師範學校學生支部書記、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同盟常委、晨更工學團主任。1935年4月中旬，因被叛徒出賣而被捕，坐了一年多的牢。1936年6月經組織和陶行知先生的營救被釋放出獄。出獄後，便動身去西北革命根據地。8月下旬到西安，1936年後，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員兼婦委書記、陝甘寧邊區婦聯主任、中共中央婦委委員，期間幫助過江青到延安。建國後，隨丈夫王觀瀾到農業部任職，曆任農業部人事司副司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幹部處副處長、國務院農林辦公室教育處副處長、農業部教育局顧問。

徐明清

“文革”被打成“叛徒”，無奈中想找江青作證

新中國成立後，徐明清擔任了農業部人事司的副司長，一直忙於本職工作，跟江青很少有什麽往來。而江青也一直以領袖夫人自居，養病賦閑，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那時，毛澤東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也不同了，他們住在門衛森嚴的中南海。王觀瀾等也再不能像延安時那樣，可以經常步入毛澤東的窯洞裏，一起聊天談心。

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江青一躍而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成為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熱的人物。而徐明清則因在1935年4月曾被國民黨特務抓捕，成了“審查對象”。不容她闡明、申辯，1972年，徐明清被定為“叛徒”，開除出黨。此後她多次向上級反映實情，但都被指斥為態度不老實。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有些人建議她給毛澤東、江青寫信。徐明清想，江青此時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有很大的影響力，她對自己被捕的情況是有所了解的。於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寫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參加革命活動的總的情況，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為，想您大體是了解的。”她希望江青能如實作證，推倒扣在她身上的叛徒罪名。

第一封信沒有回音，徐明清恐因江青沒收到信，又於6月19日重寫了一封，但這發出的兩封信都如石沉大海。一直挨到了11月份，無奈中心存一線希望的徐明清，再次提起了筆，給江青寫了第三封信，懇請她能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為自己的曆史清白作證。

然而，徐明清的希冀還是破滅了，江青對她的請求根本未置一辭。徐明清家人說，以當年徐明清曾照顧過落魄時的江青這種關係，如果江青看到了那幾封信，卻不予理睬的話，實在是說不過去的。

結果在“文革”那一段慘痛的日子裏，徐明清始終過著挨鬥、受批的生活。

江青檔案裏的證明材料，成了徐明清入獄的禍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倒了台。

“文革”中慘遭批整的徐明清與民眾一樣感到歡欣鼓舞。然而讓她萬萬沒有想到，她竟會於此際突遇天降之禍，蒙受了一場更為不堪的冤屈。

中央專案組開始審查江青的曆史和罪行時，從江青檔案材料中發現，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學團時，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領導，兩人有過一段來往；1937年在延安時，徐明清還為江青寫過一份證明她在上海參加過革命活動、表現進步的材料。

於是，專案組通過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發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記得，在那幾天裏，公安部一位副部長帶著一個書記員，每天乘一輛灰色吉姆車來王觀瀾家，一談就是一個上午，非常嚴肅，連口水也不喝。他們要求徐明清站在黨的立場上，揭發江青的叛徒問題。

但徐明清認為自己並不知曉江青的叛變情節，無法作出揭發。

就此，有關方麵以“幫助江青混入革命隊伍，給江青寫過信，長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將徐明清關押在一個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地點的一個小房間裏。

徐明清說，那個房間的窗戶都用報紙封糊著，絲毫看不到外麵什麽樣子，屋裏一團漆黑，白天都得點著燈。有四、五個女看守一直看管著她，連上廁所也要跟著。這裏既是隔離室，又是審訊室，寫交待材料、逼供審訊連續不斷地進行著。

徐明清如實寫下的材料，被專案組的人認為她是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態度，“不老實”，認為她在“包庇”江青，總也通不過。每次談完話，那些人都放下幾張紙，讓她繼續寫交待。幾輪下來，他們仍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這些人急了，大聲訓斥徐明清:“你這個人，是吃罰酒，不吃敬酒。讓你寫江青怎麽叛變的，你寫了不就沒問題了嗎，不就立功了嗎！”“你要立功啊！”

徐明清說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我不知道她被捕後是否叛變，更不知道她叛變的細節，我怎麽能寫呢，我也寫不出來啊。”

於是他們繼續對徐明清實行“車輪戰”，一天提審數次，就在這樣逼供的情勢下，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寫下了一份“交代”。

記得那一天，專案組人員給她拿來了一張16開大小的白紙，讓她坐在接受審訊的小桌前，由他們口授，令徐明清一句一句照抄。徐明清說，當時她頭腦昏沉，字寫得很潦草，因是一句一句不連貫寫的，她並不太清楚整體內容是些什麽。

直到後來，專案組又拿來紙，要她重新譽寫時，她才明白了這份材料的內容，完全是按照他們的意誌，假徐明清之手，炮製的一份假口供。

徐明清感到自己被耍弄了，內心非常痛苦，一再強烈要求收回材料。但是沒人理睬她，她隻能在黑暗的小屋裏痛哭不止，最後陷入神誌不清，以致不能控製自己的狀態。

兩個多月後，徐明清被逼迫寫的那份“交代材料”，被影印收入一份“紅頭”文件，即《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之中，於1977年3月6日印發全國。文件的按語中說: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學團當教員時，就與當時‘晨更’的負責人徐明清關係非常密切，後來兩人先後被捕，自首叛變。她們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訂立攻守同盟，長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隱瞞了自首叛變的曆史，由徐明清出麵作假證明，鑽進黨內。”正是這樣的一份中央文件，讓徐明清的名譽掃地，而且在黨內和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影響。

“秦城”煎熬，她始終相信“會還我清白”

1977年春節過後，徐明清被宣布逮捕，就被押往了秦城監獄。從關押到被捕，始終都是秘密進行的，甚至連她的丈夫王觀瀾和家人都不知道她在什麽地方，她的戶口也被強製吊銷了。

在秦城監獄，徐明清作為重要政治犯，被關進一個不足8平方米的監房，屋內除了床和一張寫交代材料的小桌外，門上還有兩個洞，上麵的供看守人員可時刻觀察犯人活動，下麵的是用來送飯的。

她睡覺都必須臉朝門洞，以便讓看守監視。從入獄始，徐明清就沒有了自己的名字，一個縫在她囚服上的囚犯編號——24號，就成了她的代號。除了每天的幾分鍾放風時間外，徐明清在這間昏暗的囚籠裏苦苦熬過了數百天。

入獄後，專案組仍會不斷地來提審她。徐明清條件反射一般，反複重複著一句話:“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亂說！”對專案組提出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她更是無法回答，隻好沉默。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公報鮮明地提出“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誌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究的原則”。這，給徐明清帶來了平反的希望。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部分了解徐明清曆史真實情況的老同誌不斷反映，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開始著手調查。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著手清理冤假錯案，他在一次報告中尖銳地指出，“四人幫”粉碎後，我們還在搞“左”的那一套，還亂抓人。現在要趕快放，他一口氣說了二十幾個被亂抓的人名，其中就提及了徐明清。

胡耀邦的這番話表明，中央組織部已經注意到了徐明清的冤案。

1979年3月的一天，秦城監獄的監獄長忽然來到徐明清的牢房，對她說:“你身體不好，決定讓你進城看病。”並讓她把所有的東西都帶上。

徐明清感到很奇怪，心想:自己身體一直不好，拖了這麽久，也隻讓獄醫給開點藥，這會兒為啥讓我進城看病呢？她一邊收拾東西，一邊心裏納悶。

一會兒，一輛轎車把徐明清從秦城監獄送到了北京公安醫院。徐明清被安排在一間單人病房，門口站著衛兵，雖然行動仍受到管製，但夥食有了改善，每天由醫生為她檢查身體，治療調養。

在醫院安住了一個多月，原來已被折磨得憔悴不堪的徐明清，總算恢複了一些體力，臉色也逐漸好轉起來。

一天中午，徐明清正在睡午覺，秦城監獄的監獄長忽然走進了她的病房，通知她說:“趕快起來，你現在可以回家了。”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她百感交集地從床上坐起來，不覺大聲反問:“回家？我還有家嗎？有家嗎？”

監獄長和藹地安慰她:“有家，你的孩子們都來接你了，就在樓下等著呢！”

真是喜從天降，徐明清連忙穿衣下床，不過她細細一想，又站住了。

她連聲問道:“你們說我是‘現行反革命’，說我是‘叛徒’，這些帽子不摘掉，我不離開這裏！我在監獄裏寫的材料，是被逼抄寫，我不能承認！”

於是，徐明清被請到醫院的一間辦公室，由前來的中紀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單位農業部的代表，向她明確宣布:“你身體不好，先回家休息。組織上正在對你的問題進行重新調查、核實，現在問題基本澄清，不久就會為你重作結論。請你放心。”

就這樣，徐明清和她的孩子們一起，回到了家中。

14年，她終於得到了徹底平反

不過，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四人幫”首犯江青，被逼所寫的材料，上了“紅頭文件”，所以她的冤案平反，不僅要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重新進行仔細調查，而且要報送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

在胡耀邦同誌領導下，中央組織部對平反冤案工作抓得很緊，他們委托農業部黨組織對徐明清的曆史結論做複查。農業部黨委組織了專人做了大量的內調外查，曆經半年多時間，終於搞清了曆史事實，推倒了江青專案組用非正常手段整出來的所謂口供材料。

1980年3月10日，農業部黨組經中央組織部審批後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親屬宣布:撤銷“文革”中於1972年錯定徐明清為叛徒的決定；恢複她的黨組織生活和行政十級的待遇；恢複名譽。

1982年7月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的《案件複查通報》第1號上，特別刊載了《關於徐明清同誌是否包庇江青問題的複查結果》。

《複查結果》指出:“徐明清同誌和江青的關係問題，經中央組織部核實，徐明清同誌在延安給江青寫的證明材料並未證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涇有黨的關係，與其他同誌所寫的證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實事求是的；徐明清同誌在關押審查中被迫寫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當時，即申明推翻了。”

《複查結果》還說:“徐明清同誌沒有包庇江青的問題，中共中央組織部於1981年7月報告中央，上述各項報告，已於1981年9月1日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同意。”

就此，徐明清的冤案終於徹底得到了平反，從“文革”中抓“叛徒”開始，直到因江青問題蒙冤，徐明清度過了14年漫長的艱難日子。

在采訪中，徐明清坦率地談到了她對江青的看法。她說，最初，江青在俞啟威的影響下，加入了共產黨，走過一段革命道路。她到上海晨更工學團工作時，是個要求進步的青年，表現可以。而後來，江青進入上海戲劇、電影界，明顯表現出爭名奪利、愛出風頭和生活問題……，再後來，隨著地位的變化，她越走越遠，以至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曆史的罪人。人是會變的，江青的一生也有這樣一個演變過程。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王觀瀾患病去世前，胡耀邦總書記曾親自到醫院看望，他拉著徐明清的手對她說:“不要難過，這幾年你受苦了！”徐明清與胡耀邦同誌緊緊握手，哽咽得說不出話來。胡耀邦又安慰道:“這事過去了！過去了！你要保重。”

農業部原教育局顧問徐明清同誌因病於2008年11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