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外國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殺之威爾遜篇
薑良芹 （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南京鼓樓醫院美籍外科醫生羅伯特·O. 威爾遜(Robert O. Wilson)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時期留守南京的22位西方人士中比較特殊的一位。
威爾遜雖是美國人，卻出生在南京，並在南京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光。在美國完成高等教育後，他又攜家眷返回南京。可以說，南京是威爾遜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其意義非同一般。
從1937年12月3日起直至1938年2月21日，威爾遜是除日軍之外“南京城內唯一的外科醫生”。由於職業的關係，威爾遜責任尤為重大。在日軍進行大屠殺的黑暗日子裏，南京城內唯一的外科醫生威爾遜則成為了地球上工作最繁忙的醫生，夜以繼日地救治了李秀英等一批遭受日軍槍擊、刺傷、強奸的中國受難難民。被他的手術刀從死亡線上拉回的人為數眾多，其詳細數目也許永遠無法查清，我們隻知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後，他外出還隨時都有可能碰到被他救過的人向他表達感激之情。
大屠殺期間，威爾遜除做好外科醫生的本職工作外，還兼產科醫生及醫院救護車司機，並加入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協助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工作，保護南京的難民。他還向日方提交日軍暴行記錄，並聯名向日方抗議等等。由於威爾遜肩負著眾多的責任，因此他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心血。為此，他的身體健康遭到了嚴重的透支，後半生幾乎完全是在病痛中度過的。
在戰後的東京審判中，威爾遜作為國際檢查局南京大屠殺案的證人，率先出庭作證。作為一名美國醫生，他的第三方身份和醫生背景，使他的證詞更具說服力，有力地證明了日軍在南京犯下的一係列暴行。經威爾遜救治存活下來的梁庭芳、伍長德等人也成為東京審判的重要證人。
一、威爾遜其人
1906年10月5日，羅伯特·O.威爾遜(Robert O. Wilson)出生在中國南京一個洋溢著書香的美以美會傳教士家庭。他的父親韋理生（Wilbur F. Wilson）不僅是傳教士，也是一位致力於中國教育的先驅者。自1910年金陵大學創辦附屬中學起，他就開始擔任這所學校的校長，曆時14年之久，其間還曾擔任金陵大學外國文學係的首任主任。他的母親瑪麗·蘿內（Mary Rowley Wilson）則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希臘學者，能流利地說好幾種語言，並為傳教士子女開辦了一所學校。值得一提的還有他的姨夫，大名鼎鼎的約翰·福開森（Route Ferguson）先生，是西方來華的著名教育家之一，曾參與創辦金陵大學的前身匯文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這位姨夫很顯然對威爾遜有著很深的影響，至少直到1938年，兩人還在保持通信聯係。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福開森出任上海救濟南京委員會主席，南京國際安全區能保障難民的生活物資供應，多有仰仗他在上海奔走募捐的努力。
這種優秀的家庭條件，結合古都南京傳教士群體濃厚的人文氛圍，為幼時的威爾遜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環境，他甚至曾經有幸成為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的學生。得益於這些優勢，加之個人的辛勤努力，1923年，威爾遜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獎學金，進入這座世界著名學府深造。大學畢業後，他在康涅狄格州一所高中教授拉丁語和數學。不久，威爾遜又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接受醫學訓練，並於1929年畢業。在哈佛大學讀書期間他曾在紐約的同仁醫院實習，並在這裏與醫院的護士長馬喬裏（Marjorie Wilson）結婚。
童年是人生成長的重要階段，童年經曆影響著人們的許多重要選擇。古都南京特有的氣息深深地印刻在威爾遜的記憶中。出於對中國、對南京深深的愛，他在完成學業後即努力回到自己的家鄉。1935年，這份夢想終於如願以償，他獲準在金陵大學附屬的鼓樓醫院工作。1936年1月，威爾遜攜帶家眷回到南京，成為鼓樓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威爾遜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這在南京的西方人中已不多見，然而他對此並不滿足。為了加深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便於與中國人交流，威爾遜回到南京後，特意請了一位王先生做自己的中文教師，堅持學習中文，即便是在抗戰爆發後日軍頻繁空襲，時刻麵臨轟炸的危險時期也沒有絲毫的鬆懈。近60年後，他的遺孀接受采訪時，真切地回憶了自己當時的感受：“中國人是他的同胞。”
受家庭影響，威爾遜也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從美國歸來後，他還開始承擔起傳教士的責任，並很快融入到在南京的傳教士群體。特威納姆教堂（金陵大學小禮拜堂——現存南京大學北園內）是他經常出現的地方，偶爾還會客串牧師的角色進行布道。1937年6月28日，威爾遜迎來了一位新的家庭成員——大女兒伊麗莎白出生了，與她一起到來的是無限的幸福感。
二、南京淪陷前夕的威爾遜
1.在日軍無差別轟炸中救治平民和傷兵
1937年8月15日，南京迎來了第一次空襲。威爾遜的住所距中國的國防部很近，因此他目睹了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飛機飛得很低，直向我們的房子撲來；我們四周正遭到掃射。”但是，作為一名醫生，威爾遜不能一直呆在家裏安慰他的家人——空襲剛一結束他就必須立即趕回醫院，那裏不僅有急需救治的傷員，還有從其他醫院轉送過來的傷員。1937年8月20日，威爾遜開始了“真正的緊急戰時手術”，很快，受傷的飛行員也開始出現在他的病人裏。
此後，直至南京淪陷前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威爾遜不僅要承擔起醫生的職責，而且由於醫院工作人員的大批撤離，他救助病人的流程已經變成了“醫生開著救護車，提著擔架，將病人接回醫院，穿上他的手術衣，給他接來的傷員做手術”。（威爾遜日記，1937年10月28日）
除在鼓樓醫院堅守崗位外，威爾遜還到南京其他地方開設戶外門診，為病人免費治療。10月3日和4日，威爾遜帶領一名護士到下關難民營開設門診，並順帶考察了下關難民營的情況。
鼓樓醫院老照片。
2.毅然選擇留守南京
生於南京，長於南京，奉獻於南京，威爾遜對於南京懷有濃烈的故土情懷。他常用“我們”來指稱中國人，這在當時的外國人中是一個特例。魏特琳、貝德士等人在中國也生活了很長時間，對中國都有著深厚的感情，即使這樣他們也僅使用“中國人”這樣中性的詞匯。在日記中，威爾遜經常使用“我們的飛機”和“敵人”等這些感情色彩鮮明的詞語。
頻繁的空襲在南京城內造成了恐慌。為了躲避危險，自1937年8月份起，城內居民就開始了大批的逃難，一些外地學生則放棄了在南京的學業。許多國家機構或民間團體也紛紛將辦公地點遷出這個是非之地，鼓樓醫院所在的金陵大學和附屬中學，因其身份特殊，成了除神學院外僅有的兩所堅持在南京辦學的學校。
在各國使館的組織下，南京的外國僑民也分批撤離這個“每小時都會遭到轟炸”的危險之地。1937年8月16日，美國大使館建議僑民將所有的婦女和兒童轉移到比較安全的牯嶺或者漢口。23日，大使館的口氣變成了警告，要求所有的美國僑民，如果沒有重要的事情就離開南京避難。經過慎重考慮，威爾遜決定將妻子和女兒送到牯嶺，但是他自己卻選擇了留下。28日再次接到大使館催促撤離的通知後，威爾遜與來訪的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赫爾·帕克斯頓進行了一番長談，表露了他的想法。他認為堅守崗位乃是職責所在，隻有當日本陸軍逼近，南京麵臨淪陷時，自己才有可能離開。
威爾遜不僅自己留下，而且很熱心於勸說別人作出同樣的選擇。11月28日，鼓樓醫院的大部分員工乘船離開了。12月2日，原本計劃與威爾遜共同留下的醫生柏睿德接到通知，他的小女兒在牯嶺得了重病，希望他馬上去。第二天，鼓樓醫院最後的幾名醫生乘坐“黃浦”號離開了南京。這樣，威爾遜就成為了即將淪陷的南京城內唯一的外科醫生。與他同時留下的還有特裏默醫生、鮑恩典（G. Bouer）化驗師兼護士和海因茲（I. Hynds）護士，以及南京大屠殺期間負責醫院管理的麥卡倫（James Henry MaCallum）牧師。或許我們引用他的日記最能清楚地說明他這樣做的原因：“作為一個戰亂的大城市裏的唯一的外科醫生，我怎麽能離開這些嚴重的病人呢?”這種醫生對病人的責任類似於魏特琳所說的使命，“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們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
三、大屠殺期間的威爾遜
從1937年12月3日柏睿德（Richard F. Brady）離開，到1938年2月21日獲準重返南京，在這將近4個月的時間裏，威爾遜一直是留在南京的唯一外科醫生，這讓威爾遜自己也感到吃驚。被送到鼓樓醫院的大屠殺幸存者絕大多數屬於外科病例，威爾遜的工作壓力可想而知，威爾遜治療的外傷包括燒傷、刺傷、砍傷、槍傷、炸傷造成的骨折、壞疽、感染等病例。他的病人有警察、軍人、商人以及貧苦百姓等各色人物。伍長德、梁庭芳、李秀英等東京審判、南京審判的重要證人，都是在他的救治下存活下來的。此外，威爾遜還醫治了大量因強奸致傷的女性。
為了盡可能多地保護南京難民，威爾遜也曾參與到國際委員會與日本當局的交涉中。1937年12月19日，威爾遜曾獨立起草了一封抗議信，親自和國際委員會其他成員一起送達日本大使館。
1937年12月19日威爾遜醫生致日本駐華大使館函。
1938年4月，無錫聖安德烈醫院的李醫生和另外一名醫生終於得到日軍允許，來到南京協助威爾遜。此後，鼓樓醫院的醫生們紛紛開始離開南京休假，但威爾遜卻堅持留下繼續辛苦工作；當他終於決定離開南京休假時，已經是1938年的6月了。也就是說，從1937年日軍進城開始，他在鼓樓醫院夜以繼日地工作了半年多的時間。
威爾遜做這一切，沒有任何的經濟利益，他的鼓樓醫院完全是在虧損的情況下運作，並且更為重要的，他是在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作出這些行為的。為了表彰他為南京所做的一切，抗戰勝利後，威爾遜和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其他外僑一起獲得了中華民國政府頒發的襟綬景星勳章。而南京的民眾則以口頭文學的形式保存了對這位洋大夫的懷念——70年後的今天，他的事跡仍然為幸存者和他們的後代所銘記。
國民政府授予威爾遜醫生的勳章。
四、威爾遜與東京審判
1946年6月22日，在東京法庭國際檢察處檢察官休謨少校的見證下，威爾遜在東京提交了書麵宣誓證詞，編入國際檢察處文件，編號為2246。7月25日，該證詞作為起訴方第204號證據被法庭接受。據擔任過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秘書的高文彬教授回憶，威爾遜醫生是第一個出庭作證的，他在東京審判書麵證詞中寫道：“日軍入城後不久，送往鼓樓醫院救治的平民人數急劇上升，日軍針對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續六周多後才開始減退。我保證以上所述完全屬實，1946年6月22日。”
就在證詞被接受的當天，威爾遜作為南京大屠殺案起訴方的第一位證人出庭作證。在法庭上，威爾遜作為一個當初的中立國國民，以親身經曆和所目睹的事實提供了日軍在南京所犯罪行的直接證據。
就在證詞被接受的當天，威爾遜作為南京大屠殺案起訴方的第一位證人出庭作證。在法庭上，威爾遜作為一個當初的中立國國民，以親身經曆和所目睹的事實提供了日軍在南京所犯罪行的直接證據。
五、威爾遜的晚年生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威爾遜也是日軍暴行的受害者之一。據威爾遜的妻子馬喬裏晚年回憶，當安全區委員會其他成員安排時間，每周至少有一次時間補回睡眠時，威爾遜卻一刻不停的工作。白天，手術占據了他幾乎全部時間，晚上，睡眠則經常被打斷，他被叫出家門，阻止日本士兵的暴行。他不得不依靠腎上腺素來支撐自己的工作。1938年6月去上海的休假，是在威爾遜身體狀況已經完全不允許他再工作下去的時候才做出決定的。但是一次休假幾乎完全無助於他已經超負荷運轉達半年之久的身體了。1940年，疾病和精神崩潰最終迫使威爾遜返回美國，他在加利福尼亞的聖巴巴拉休息了一年。他再也沒有返回中國，也沒有從緊張狀態中完全恢複過來。1967年11月16日，疾病纏身的威爾遜在美國家中病逝。
與其他留京外國人士相較，南京大屠殺期間，身為外科醫生的威爾遜，對患者實施的是最直接的生命救治。不難想象，在屠戮肆掠的南京城，如果沒有威爾遜醫生，那些身受重傷的難民，除了痛苦等待生命的終結別無他途。威爾遜診治了這些患者，既為戰後揭露日軍暴行留下了重要的人證，也為非常時期的南京民眾帶來了生的希望。
對於威爾遜在大屠殺期間的貢獻，中外人士看在眼裏，記在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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