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張那朵塵埃裏開出的花

■枯荷（中國）/圖文

　　“現實像一個後花園，從種植開花到凋零，演繹在一雙眼眸裏”，曾想怎樣玲瓏剔透的心才能把這現實堪透收斂於自己的眼眸，怎樣錦繡之手才能書就那樣驚世駭俗的文字隔了幾十年還不能叫人遺忘。當時摸著這話，便是驚了又驚，這樣的淡然卻又驚起壯闊的波瀾，那開謝之間，是一生一世。
　　
　　張愛玲死的時候，我還在讀大學，那是1995年的中秋才過，就從大洋彼岸傳來了張愛玲中秋節卒於洛杉磯公寓的新聞。當時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是怔了半晌沒有回過神來的，以為她都是一個曆史中的人物了，這麽多年，我都從小女孩子長成二十歲的姑娘了，她怎麽可能突然冒出來，而冒出來卻是死亡的消息，這太叫人驚奇了。如同第一次閱讀到她的文字，第一次知曉她的生平故事一樣，她隻是不斷叫人這樣瞠目結舌的。
　　
　　讀她的時候，還是懵懂年少的花般季節，記得父親說，小女孩還是不要讀張愛玲的書好，於是從他的書架上把她的書統統鎖進了箱子裏，不讀她我倒並未有遺憾，因那時有太多的書讓我翻閱，一個民國女子的書是難以讓我有興趣的，倒是父親的舉動讓我頗為好奇。
　　
　　心中存了這樣的心思，又怎可放過到手的機會。許是父親忘記了，許是故意而為，他再次離開家去遠方工作的時候，把鑰匙放在了書架上，這樣，我偷讀“禁書”的日子到來了。
　　
　　箱子裏放著許多父親禁止那時我閱讀的書，而我卻隻先挑了這張愛玲的書來，一讀之下，便是中毒終身。
　　
　　倘若第一部是《傾城之戀》，或者也就僅僅止於欣賞，偏偏讀的卻是那被傅雷先生讚譽成“文壇最美麗的收獲之一”的《金鎖記》，從此沉溺於她的文字難以自拔。
　　
　　文字的毒藥莫過於此，她深入你的骨髓，讓你欲罷不能，隻能任由其擺弄亂了你的心性，總還是那話，書還是少讀為好，性情總不會因你讀了多少的書就如何好起來，卻可能因你讀了很多的書而變得壞起來，書能亂性，這原也該是真理罷。這是潛移默化的，是不自覺地對文字的妥協直至投降。從前我是不承認，人怎會成了文字的奴隸，若此那麽文字便該是徹底放棄的，卻又不肯這麽放棄，偏要自己心甘情願去被她所左右。
　　
　　大抵人都說張愛玲的文字有驚豔之感，驚豔這詞用給張愛玲多少是庸俗了，卻轉念思之，她不正是那大俗至雅的女子嗎。胡蘭成在他的《今生今世之民國女子》中說：我常時以為很懂得了什麽叫做驚豔，遇到真事，卻豔亦不是那種豔法，驚亦不是那種驚法。
　　
　　且不論這胡蘭成存了多少的真情真意在此文中，隻這句話，想來張愛玲曾那般愛過此人，也並不枉然。隻看那些文字的名，就讓人覺著一份稀罕：《流言》，《張看》，《沉香屑》，《琉璃瓦》，《花凋》。這幾年看時下那些不著邊際的書名看得有幾分厭倦了，人的思維與創造力萎縮到這樣的田地，也難怪張愛玲會說：我們下一代同我們比較起來，損失的比收獲得多。例如：他們不能欣賞《紅樓夢》。
　　
　　每一個女子都有自己的氣息，也一直迷惑於張愛玲的氣息。她不算美女卻有一份寂寞的氣質，這寂寞如同那個時代一件極其美麗的事被定格在一幅舊窗子裏，除非刻意去觀賞，否則就如同蒙上了一層青灰，左看右看都成了朦朧的畫。
　　
　　總想，那樣一個亂世，因著她們這樣的女子而有了離世的寂寞與出塵的美麗。否則如那般混亂張揚，那般破碎流離，該是怎樣淒慘悲涼。
　　
　　時間總是一個好的好東西，可以在等待中讓一些被遮蔽去的事物與人重新回到我們視野。急不得，它總要擇機而現，就好比兩個相愛的男女，早不成晚不成，總是要在“千萬年之中，在時間無涯的荒野裏正好碰上了”，原來你就在這裏。所以不管她的小說被隱沒了多久，隻要她確乎是有價值的，而我們又有足夠的耐心等待，那麽總是會在時間的漫長流逝中浮現出來。也無需理會曾經那麽多的鋪天蓋地而來的批判與毫無容情的禁閉，那些曾經捧著這些書漫度了幽暗的淪陷區歲月的人，如何能翻臉無情對一個給他們這般慘淡的日子帶來撫慰與快樂的書與作者這樣的境遇，我並不想去做過多的探究，在一個向來以大義與大仁乃至其他一切冠冕堂皇由頭下的民族，對個體的生命向來是漠視的，可以置於這一切以下。
　　
　　所以讀到張愛玲自己對這種文學創作的話“然後時間加速，越來越快，越來越快，越來越快，繁弦急管轉入哀弦，急景凋年倒已遙遙在望。一連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就會沒有理由地為她惋惜，一個天才的終結，其盛世年華卻隻能在我們這個民族最不堪的年月裏短暫的綻放，都說不清這是悲還是哀。我們究竟在扼殺什麽？這樣的一個大的中國，卻給不了一個隻是用文字謀生的女子一個容身之地，這算什麽抗戰的勝利？勝利後就是用一種方式去剝奪另一部分人文字創作的權利和自由，無論她們是否是真的奸佞之徒，隻是因為她們沒有在曆史的洪流中為這個民族的大義承擔一個自古以來文人貌似天然的責任。殉節守節，好似不如此，便算不得一個有骨氣的人，而骨氣的展現須得是以命抵命的。
　　
　　當然，中國的文人們自有一股子不知從何年月承襲下的傳統，對死亡有一種莫名的崇拜，而文人必要死得有節操，這在文人們看來是鼎鼎重要的，是比老婆孩子的命還要緊的，他們從來不看文人們自有文化之說以來，便從來就沒得意過，不是被禦用為奴才就是被驅逐流放，不是被享受牢獄之苦便是拿出他們頭顱祭祀。這還不算，又因不得意，往往窮困潦倒，餓死了不知多少文人，再加戰亂，文人又多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別說殺人，便是被殺也是不能有多少掙紮的。可是文人並不覺得自己命運之慘，還要自相殘殺，用他們的筆墨，用那僅有的才華去殺人，殺那些他們認為沒有操守的文人，於是文字也是可以殺人的，稍有那心理承受弱的，便不得不投降，不是悔過自新，便是羞愧自盡，於此就合了天下人的意了。
　　
　　文人的靈魂被供奉在神壇久了，便是文人也不得不裝腔作勢起來，拿捏起姿態來。其實，一樣都是苟活於世的普通生命，沒有誰的脖子能挺得過鋼刀的一抹，也沒有誰能抵擋過子彈穿心的那刻。做了人傑的自然是可以被人景仰的，做不得人傑的也還有偷生的權利吧？當我們死的自由被所有的道德良知這樣沉重的包袱層層疊壓的時候，原來死是比生還要不自由的一件事情。
　　
　　張愛玲不是自己非要在戰亂時期做文章，一個正在香港大學讀著書的妙齡女子，忽然校園被轟炸了，從此停學了，回到上海，沒有經濟來源了，那她該怎麽活？如果是要結婚嫁人從此沒有負擔，她原是不必付出那麽多努力讀書的，也不必背叛自己的父親離家出走的，以她的家世即便沒落了，找一個好的人家嫁了不愁吃穿用度想來問題不是很大，誰叫她有一個曾外祖父叫李鴻章，有一個祖父叫張佩綸呢。可是她偏也是倔強的人，是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能力去掙錢的，因為她從一個破落的舊貴族家庭裏沒有體會到女性作為獨立的個體所能感受到的那些尊重與溫暖，那些關愛與自由。她是斷然不會再過那種低眉順眼的生活，成為一個受氣的小媳婦將來再成一個熬成婆的老女人。
　　
　　她還有一個好的榜樣，就是她的母親。盡管母親並沒有給她多少關愛，卻總是在最關鍵處對她產生影響。母親對婚姻的不滿，使得她堅決離開那個沉悶陰鬱的家庭，而遠渡重洋，學習繪畫藝術，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女性。在張愛玲學業上，她的母親果斷的為她作出了選擇，就是無論多饑餓與節儉，書是一定要讀完的，這是一個女孩子將來能不再依附於男人的重要基礎。所以盡管她自己也並不富裕，還需要變賣一箱從娘家陪嫁的古董來支付張愛玲的學雜費，她對女兒的學業從來沒動搖過。很多人說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對女兒很淡漠，我想是不對的。隻是她的表現不是傳統東方女性的那種溫情脈脈，艱難的世道，多年的顛沛，她早就閱盡滄桑，而一個受到西方思潮嚴重影響的新女性又強調人格的完全獨立與自強，還喜歡著完全的自由不受約束，對女兒可想也不會慈母疼愛了。但是從她對張愛玲的言傳身教看，我以為是很負責的。
　　
　　張愛玲對母親也並沒有多少抱怨，這從很多人說張愛玲對那些糜爛的舊式生活留戀著迷，那些小說都是對那個時代的挽歌的誤讀可以看出，他們並不了解張愛玲與母親之間那種相互獨立又彼此緊密相連的關係。張愛玲原本是可以做一個張家大小姐的，可是她喜歡七八歲時母親從海外歸來給她帶回來的那些新世界的氣息，她對那樣一個活潑的新鮮的明媚世界充滿了向往，她要和母親一樣，要自己去讀書，去自立，去掙錢的，做一個如母親一樣獨立自由的女人。這些向往導致了她與父親的衝突，造成了張愛玲對舊家庭的生死反抗，她是寧肯被父親關閉在空屋子中死去，也是不肯和舊生活妥協的。因此，盡管她的父親張廷重這個有著諸多惡習的遺少，對她卻也是曾經很憐惜疼愛的，張愛玲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功底都得益於父親自小打下的堅實基礎，她的父親盡管無所成，但是生為李鴻章的外孫，其母李菊耦給這個兒子打下的基礎卻是其他的人難以望及的。用張愛玲的話來說，是無所用。但是張愛玲又如何能否定，她的生花妙筆，那些琳琅滿目絢爛多姿的文字不是父親親手栽培出來的，再是天才，也是需要有人培育澆灌的。但是張愛玲對新生活的向往超越了曾經的父女情深，那些親密而默契的過往，甚至忘記了父親如何當寶貝一樣保存著她發表過的那些稚嫩的文字，手把手地教她詩文。她對父親所做的一切充滿了敵視，叛逆，即便是顯見的好，在她也是毫不領情的，在她的眼睛裏“那裏什麽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作《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父親的房間裏永遠是下午，在那裏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她的內心隻有一個，逃離這個家園，去母親的新世界。
　　
　　張愛玲對母親是有潛意識的崇拜的，她喜歡母親的一切，小時候看著母親在鏡子前麵給綠短襖別上翡翠胸針，就羨慕萬分，這應該是張愛玲對於穿著最初的喜歡吧。張愛玲對於父親的填房前總理孫寶琦之女孫用蕃這個後母從開始就是排斥的，因為母親這個角色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何況母親的新女性與孫用蕃這樣的一個舊貴族小姐是那麽不同，所以即便孫用蕃用足了心思想討好這個女兒，也不能得償所願，對一個八歲要梳愛司頭，十歲要穿高跟鞋的張愛玲看來，孫用蕃的一箱婚前的穿的舊衣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的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那簡直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哪裏會看上眼。這種先天的抵觸情緒叫她們的關係到了冰點，更叫張愛玲對這個家庭沒有一絲溫暖的留戀。她想像鳥兒一樣掙脫這個鳥籠子自由飛翔，哪怕母親之前嚴厲警告與她生活在一起是要吃苦的，是沒有好衣服穿的。
　　
　　在被父親禁閉了大半年後的一個夜晚，張愛玲逃脫了這個家庭，“等到我可以扶牆摸壁行走，我就預備逃。先向何幹套口氣打聽了兩個巡警換班的時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了黑路上沒有人，挨著牆一步一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把望遠鏡放在牛奶箱上，閃身出去。——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隻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隻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麽可親的世界嗬！我在街沿急急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夫講起價錢來了——我真高興我還沒忘了怎樣還價。”
　　
　　她對金錢充滿了毫不掩飾的喜愛，卻並不留戀於原來自己熟悉過的那種舊式生活。她錙銖必較，卻從來不貪圖別人的便宜，要的錢都是來路正大的自己掙的錢，用得也理直氣壯。張愛玲在美國的好友、大學教授劉紹銘先生認為：“張愛玲在錢財方麵是講原則的，是她的，她堅決爭取；不是她的，她堅決不要。”並舉了一例為張愛玲鳴冤：“電影《哀樂中年》曆來被認為是桑弧與張愛玲合作的又一經典名片。1990年，台北《聯合報》副刊在連載《哀樂中年》劇本時，署名為張愛玲，並要寄稿費給她。然而張愛玲回信給編輯蘇偉貞寫：“這部片子是桑弧編導，我雖然參與寫作過程，不過隻是顧問，拿了些劇本費，不具名。稿費謹辭，如已發下也當璧還……”
　　
　　張愛玲也不去花男人的錢，更不會因為錢而喜歡一個男人，比如第一個丈夫胡蘭成，比如最後一個丈夫賴雅，都是窮酸文人，還需要張愛玲的稿費支撐生計。這點看，張愛玲對愛情婚姻是不摻雜那些世俗的銅臭的，她對感情還是有相當意義上的潔癖。用胡蘭成看完她十四歲寫的《摩登紅樓夢》後的話說就是“真有理性的清潔”。這些怕也承自母親，黃逸梵離婚後找的男朋友就都沒有錢，她一直靠著自己的努力養活自己。以她的才華與美貌兌換一個衣食無憂的婚姻也不該很難。
　　
　　母親盡管不是溫情的，沒有給張愛玲帶來多少幼時所存的那些羅曼蒂克的幻想，卻也把她重新帶回了人間，人間是沒有避風港的，是沒有一處可以收留自己靈魂的港灣的，即便是母親，也並不是可以完全依賴的，她給了張愛玲更為苛刻的訓練和要求，而這與張愛玲的心性差之千裏，根本無法成為母親要塑造的那個人。
　　
　　這些影響了她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她開始重新審視這個世界，沒有天堂與地獄，也沒有黑與白的涇渭分明，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實的世界就是這樣脆弱，卻又這樣堅不可摧，而它又是這樣可憎又可愛。“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齧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人生充斥的不是那些大悲大喜，大愛與大恨，這隻是生命過程中偶然激起的浪花，而是那些小小的煩惱，流於肌膚表層的那些瘙癢，無法帶來徹骨的疼痛，卻時不時的叫你煩惱，這才是生命過程中無法邁越的河流，平緩而泛起微瀾。那富麗堂皇，流光溢彩的社會氣象下，誰解誰的悲涼?
　　
　　在賴雅的現存日記中記載，黃逸梵在倫敦辭世，張愛玲傷心得生了場大病，一直到兩個月後才有勇氣整理母親的遺物。那時整間屋子都充滿了悲傷的氣息。可見，張愛玲對母親一直是愛著的，也是她的精神支撐。
　　
　　她的小說內容，也不是不想去寫其他的，正如她自己說的，隻能寫自己熟悉的那些生活，身邊的那些人和事，所以她不可能去寫那時火熱的革命生活，因為她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也並不願意做一個革命者。而一個每日生活在防空警報下惶恐度日的人，誰又肯在文字間一遍遍把這種不安與恐懼寫出來，實際生活還不夠叫人苦惱，倒還要字裏行間也要充斥這消弭不去的煙火。而她寫的那些生活，也不是她留戀的生活，她的母親毅然離開，她也絕然而去，因為她們都嗅到了那死亡的氣息，那陳腐的古屋舊宅中，是不斷的死亡，繼續的死亡。這些生活，是她記憶中的刺痛，是她一直反抗的生活，當脫離那種舊式家庭後，她用她天生的敏銳和感知把這些記憶中的刺痛一層層鋪展開，用她藝術家的想象力賦予這些生活和角色以新的色彩與形式。做為跳出那種環境的女人，她有著深刻的洞察和透徹的領悟，能以更客觀與冷靜對她所熟悉的那些女人進行更為深刻的描述。她知道她們的所有弱點，知道她們所有苦難，也知道這種悲劇的所在。她不會學其他的嚴肅作家一樣對那種萬惡的舊社會來一番痛訴，批判就萬事大吉，仿若這些悲劇隻要推之於一個毫無具象的東西，既得到民眾的歡呼，也就理所當然承擔了多少道義與責任。張愛玲因為對這些女性的透徹感知，所以她把悲劇之源具體到女性自身，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對女性的發現與關注。而這些卻被一些道貌岸然者批之為狹隘與淺薄，實在有些匪夷所思。她自覺的，並且是很堅決的把文學創作和政治分離，而當時的文壇，這樣的一群人，如沈從文，朱光潛都是革命洪流之外的異己，他們生於戰火紛飛的年代，卻對這場戰爭熟視無睹一般。“時代、國家、革命等一切的大題目都被濃縮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社會的波瀾壯闊是遙遠而短暫的，長久的是那些平凡男女的平凡的悲歡”，他們堅持著文學的藝術性，不為外界所動。
　　
　　戰爭之於眾多的平民百姓而言，隻是一個無比壯闊的背景，而這個背景之下，人的七情六欲依舊在年複一年的循環。戰爭了，總也是要吃飯的吧？戰爭了總不能不睡覺吧？戰爭了，就可以撇掉那些積年累月沉澱的人性的醜惡與卑微嗎？張愛玲正是一個捕捉了這個特殊時期，淪陷的孤島上男男女女的生活細節的人。
　　
　　淪陷區的人也是要生活的，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中國人。那些以拯救天下為己任的人究竟是拯救自己還是拯救他人，倘若這是他們要來拯救的人，為何卻不給他們以寬鬆的活路？那麽在這日本統轄下的文學生活，張愛玲沒有去阿諛奉承，沒有承日本的文化意圖，本就是一個文人在夾縫中難得的一種姿態。
　　
　　“文學史上素樸地歌詠人生的安穩的作品很少，倒是強調人生的飛揚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還是在於它的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底子，飛揚隻能是浮沫，許多強有力的作品隻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就是失敗在不知道把握這底子。”張愛玲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叛逆，她脫離了軌道，她淹沒於人群，隱匿於她們斤斤計較的生活，在家長裏短中淺描細畫，濃妝淡彩總相宜。正如她不喜歡小提琴水般地像是把人生緊緊把握與貼戀的一切都流去，她喜歡胡琴咿咿呀呀，雖蒼涼，卻“臨了總像著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讀她的小說便是在人間的感覺，沒有童話，沒有那些不著邊際的理想與浪漫，它們現實得你能從字裏行間觸摸到屬於自己生命中的那些疼痛與悲涼，還有那些輕輕的歡愉。
　　
　　張愛玲說人生的意義全在那些不相幹的事情上，所以她拒絕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把文字結結實實落在生活的點滴。她以為上蒼隻吝嗇的給人“十餘年最可貴的稍縱即逝的創造時代”，便該如翩舞的蝶兒在短春之中盡情酣足，“一旦春盡花殘，便爽爽快快的殉著春光化去”，她原也隻是盡情的書寫，原就不關心政治及與之相關的一切東西，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這樣寫著：“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的，更喜歡蒼涼。壯烈隻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行。悲壯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與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她的落腳點隻是市井生活，隻是凡俗人生，她的孤傲不落俗也在於對自己小市民的情調不以為意，而以之為喜，在那些政治的主流文學之外獨自俏然綻放，這該是多叫人驚喜與炫目的一幅景致，而不該禁錮於我們的千百年仁義道德文章中，本該有鮮活與新鮮的東西哪怕隻是點綴著也是叫人欣喜的。何況，她還張揚成了極致，成了不可複製的絕唱。後來者的模仿隻徒有其表的悲悲切切，卻從來沒有蝕骨的蒼涼，沒有數著那些小人物睫毛上的淚水，掰著他們的手指寫字的細膩與準確。張愛玲在高處俯瞰芸芸眾生，然後深深地紮進紅塵去開出花來，由不得你的拒絕，那般頑強與倔強。
　　
　　讀張愛玲的小說，我總不自覺在想著魯迅先生的那句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用來形容張愛玲小說中絕大部分的女性是恰如其分的，這些女性自身的弱點，導致了她們的命運結局最終落在咎由自取上。就好比《茉莉香片》中的馮碧落，“她是繡在屏風上的鳥--憂悒的紫色屏風上，織錦雲朵裏的一隻白鳥。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黴了，給蟲蛀死了，死也還死在屏風上”。這種陳屍一樣的姿態已經千百年了，從她們的出生開始，便是要循著前人的舊跡去嫁人，然後就是漫長等待的歲月中走向死亡。腐爛的，朽掉的，這些沒有生氣的女人，這些自私與貪婪的女人，無論過程有多少的不同，最終都無法逃掉悲劇的命運。張愛玲更願意從人這個角度去看這些女性，而不是站在曆史的大處，以一種救世主的慈悲，對這些女性以同情與憐憫，對主題進行刻意的升華與拔高。張愛玲看不見她們的出路，也不能給她們未來一盞明燈。張愛玲的文字是冷的，冷到如一枚手術刀，犀利而沒有遲疑，快速剖解，把女性所有的不堪統統刮腸一般裸露在外，看著她們最肮髒最惡心最血淋淋的一麵，而不再賦予她們傳統意義上的溫情與聖潔。徹底打破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女性賢淑溫婉的神話，她們或許麵目可憎，卻是如此真實。甚至原本血濃於水的親情，家庭觀念，也被張愛玲撕得粉碎，在她文字下土崩瓦解，人的自私性無法在這種血緣親情中被掩藏，它們總是會在金錢與欲望的衝突中殘酷地凸顯出來，然後變成我們措手不及的迷茫無奈與蒼涼。而她把這些剝光的女性袒露出來不是為了唾棄她們，而是她理解，“她們有什麽不好我都能夠原諒……”。
　　
　　正如她說的，這些小說人物是她沒有的人生，所以她很羨慕她們很愛她們，“我立在陽台上，在黯藍的月光裏看那張照片，照片裏的笑，似乎有藐視的意味，然而那注視裏還是有對這世界難言的戀慕”。
　　
　　正是這樣的戀慕，她對她筆下的人物都是精雕細刻從來馬虎不得，倘使不愛這些角色，也不用這樣費心竭力去寫，也寫不出這些小人物的悲涼與小小的歡愉。她們的委屈，她們為了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夾縫生存，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中的碰撞掙紮，她們迫不得已的小奸與小壞，她們身上那些零零碎碎的小毛病，無不是用她最精美與精準的語言去構築，仿佛細致的描畫，絲絲入扣，栩栩如生。
　　
　　所以張愛玲在《談女人》中說：“女人縱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裏麵卻有一點‘地母’的根芽。可愛的女人實在是真可愛。在某種範圍內，可愛的人品與風韻是可以用人工培養出來的。女人取悅與人的方法有許多種，單單看中她身體的人，失去許多可珍貴的生活情趣。”
　　
　　她的小說沒有掙紮，也沒有追問，和其他主流小說截然不同，不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也不去做教育別人的機器，她隻是要“日常生活的況味” 、“通常人生的回聲”和“細密真切的生活質地”（張愛玲《紅樓夢魘》）。魯迅與張愛玲的小說都是對傳統的批判，她的批判也很尖銳，但是絕非是魯迅式的救贖式批判，而是無奈，無能為力的蒼涼一歎，沒有結果，沒有未來，隻有那似痛非痛的當下。因為這些女性的命運是千百年來就如此的，用王小波的話說，就是一種永恒存在的煩惱，隻要女性的這些特質存在，無論曆經怎樣的年代，這些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張愛玲不報以希望，並不是她有多少預見性，而是她心底的悲哀。即便到了今天，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了，女性的命運也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觀。而社會呢？並不因改換了年月就改換了本質，並沒有走向更好，也沒有變得更壞，除了物質上的進步，再也沒有其他。
　　
　　張愛玲自己曾經這樣說，她之所以去寫這些故事的原則是“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但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人們隻在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在一個時代裏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的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最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
　　
　　張愛玲的小說是給一部分人讀的，另一部分人根本不必去讀，所以不喜歡她小說的人可以繼續不喜歡，而喜歡她小說的人也大可光明正大的喜歡，而不必被那些小女人文學，那些幽閉文學這樣字眼壓得抬不起頭來了。一個連小女人情結都不能容忍的文壇，何以談大氣？我是無法想像的。而一個失去了女性特質的文壇，怕也隻是男人意淫的場地了。他們在政治上無法得意，便借予文字揮斥方遒。好一派浩然景象，不如此不足以顯示他們的悲天憫人，他們的運籌帷幄，他們的與天地蒼生的同悲歌，惟恐埋汰了他們的那些激揚文字，那些死而後已的赤膽忠心，怕隻有捧出一顆鮮血淋淋的心才沒有遺憾了。張愛玲勇敢地從那時筆戰硝煙中逃遁，她不要那些左與右，那些主義與追求，她要的隻是每日電車裏混雜的香粉與菰氣，弄堂裏女人搖曳而過的裙裾，牌桌上稀裏嘩啦的麻將，七大姑八大姨你一句我一句的舌根亂嚼，那些生動的麵孔，那些千奇百怪的神情。
　　
　　人們癡迷張愛玲的小說，不是她的錯，她隻是寫出來，而買賬的是那些讀者。如果大男人們廣闊的視角，火熱的生活，革命的熱情，救市的情懷得不到社會上熱烈的回應，這筆官司是不能落到張愛玲頭上的。寫作與閱讀的自由，不是誰強製幹涉便可以成功的，就如文革中八個樣板戲的一統天下，我們是多麽的痛心疾首。這樣不得人心的藝術強製最終是土崩瓦解的。
　　
　　男人對女人的認識往往流於淺薄，聰明相知如胡蘭成，也還在《皂隸、清客與來者》中曉以大義，一邊讚美著張愛玲的《封鎖》的洗練而精致，一邊又說“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所以即便大家手筆如傅雷說出“倘沒有深刻的人生觀，真實的生活體驗，迅速而犀利的觀察，熟練的文字技能，活潑豐富的想象，決不能產生一樣像樣的作品”這樣話語，最後還是不得免俗落在時政民生之類的說教上，這種氣節或許也就落在了最後文革自殺的命運上。而對英雄情結不感冒的張愛玲寧肯孤獨客死異國沒有一個人知曉，也是不會這樣英雄般結束生命的。而胡蘭成也因為漢奸之名徹底做了那個時代的紀念碑式的人物，隻是不是英雄。
　　
　　“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英雄是異數，不是生命的常態。而平凡如我們這樣的百姓一生中也未必能成為那種跨越時代或者時代的英雄，哪怕是大奸大惡之徒也是少數人的事，我們隻是扮演著自己生命日子裏的每一個角色，兒女，妻子丈夫，父親母親，如此而已，有的隻是人世間的光怪陸離。我也並不是在否定革命的英雄主義，這也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所不能缺少的優良品性，而我們的文藝作品又向來不缺乏這樣的大氣與厚重的時代旋律。我對這樣作品又向來是奪路而逃的，生怕被壓得喘不過氣來，隻能低垂著頭顱做敬慕狀。而我們這樣俗氣的人也是要生活的，也是要過一種閱讀生活的，不能脫離在文字之外的。所以張愛玲成了我們不多的選擇，成了我們業餘時分打磨無聊時光僅有的那點文字樂趣。文藝作品能夠活分，絕非是板著麵孔說教的，這樣的麵孔我們是時常見的罷，冷冰冰而僵硬得沒有一絲生氣。傅雷先生的話或許在所有讚譽中是最貼切的：“您的小說是寫在針尖、刀尖和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細碎，嘈切。您一出發即踏上巔峰、一出手即成經典。向您致敬！”
　　
　　而那些嚴肅端正的作家們私底下的生活是比張愛玲要富有色彩的。所以看了那些正氣凜然，那些冠冕堂皇，再看那些文字背後的齷齪，由不得犯惡心。張愛玲的生活是封閉的，即便是轟動文壇的張胡戀也是不帶多少嫵媚的。他們的愛情幹淨得隻剩餘文字，沒有世俗的名份，撕扯，糾纏，聚散都是如風的來臨與逝去，這樣幹淨，也那樣徹底。
　　
　　王小波批判了張愛玲的幽閉文學不值一讀，他再幽默詼諧，可自己的滿紙文字中充盈的不也是絕望複絕望嗎？小女人的絕望與大男人的絕望又有什麽高低貴賤呢？不過是讀者的喜歡與不喜歡罷了。沒有讀者的作者才是真正的絕望到了頂點，便也沒有這些爭執，這些吵鬧，一切歸於平靜與平淡。
　　
　　我最喜歡的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書與畫像》說：“凡是以自我為中心，受自我限製的作家都有一種那些氣量寬宏胸懷天下的作家所不具備的力量。他能把他們心靈所熔鑄的形象原原本本的描摹出來，而且還具有自己獨特的美，獨特的力量，獨特的敏銳。”而文學史上諸多優秀傑出的女性作家無不具有這樣的特性。如喬治艾略特也並不是把觸角延伸到自己生活之外的作家，都是街坊市集上的平凡人，而夏洛蒂勃朗特更是在自己的方圓之地裏寫她自己的生活，她們的筆下都沒有那種波瀾壯闊的社會長卷，隻是細致入微的凡俗生活。簡奧斯汀就說，浪漫傳奇，冒險故事，政治內幕，都比不上她所熟悉的鄉間生活，比不上那些發生在樓梯間裏的小事，所以她斷然拒絕了英國王喬治四世要她寫曆史小說的要求。我亦不想評判她們是否走向社會的更廣闊的天地會否有一番新成就，但是能肯定的是，在這些她們熟知的角落裏，她們寫出了叫世人稱歎的作品。而能恒久打動不同時代人內心的，是作品能展示的生活細節。
　　
　　作家，能做到博而精的極少，能夠在自己拿手而熟悉的題材風格上做得最好，我以為就是對讀者最大的負責。張愛玲後來寫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按照嚴肅文學批評家們的標準去衡量，是極好的小說，但是，我以為，這樣的小說便是其他的優秀嚴肅作家們也能寫出來的，而不是非要張愛玲去完成的，她隻是這滄海中的水滴，不缺少這樣兩部，也並不能彰顯其獨特的價值。因為這些小說失去了張愛玲的味道，張愛玲的氣息，張愛玲一個人才有的蒼涼。優秀乃至偉大的作家都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烙上自己的印記的，這印記別人模仿不來，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否則就成了連鎖店，不同的人賣著同樣貨色的東西。
　　
　　胡蘭成說她的小說：“如果拿顏色來比方，則其明亮的一麵是銀紫色，其陰暗的一麵是月下的青灰色。”張愛玲是脫離不掉色彩的，也拒絕沒有色彩的文字與生活，因為她的底色已經如此灰暗。所以她極盡所能把那些幽暗發黴的破落故事用極濃的色彩繪製，於是你能看見那些色彩斑斕的各種長裙小襖，寶藍緞心，玫瑰紫夾袍，銀紅小袖襖，織金牡丹盆景竹根青杭寧綢棉襖。不同的女人配著不同的色彩，如“她穿著的一件曳地的長袍，是最鮮辣的潮濕的綠色，沾著什麽就染綠了。她略略移動一步，仿佛她剛才所占有的空氣上便留著個綠跡子。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兩邊迸開一寸半的裂縫，用綠緞帶十字交叉一路絡了起來，露出裏麵深粉紅的襯裙。那過份刺眼的色調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她是一個天生的色彩學家，把這種色彩糅合於文字產生了非同一般的效果，畫麵感之強仿若親曆了一場精彩的電影。什麽都有了，連色彩的喜怒哀樂都是這樣的叫人讚歎不覺。
　　
　　色彩之於她，是絢爛至極，是灰暗極甚，再豔麗的紅花綠柳搭配其身，是掩蓋不住的淒冷與哀婉，再黯然無味的低調隱匿，是傾瀉而出的高貴與典雅。她總能把兩種完全不同的色澤糅合得恰到好處，於是忍不住地沉浸在她營造的生前死後的世界裏，於是忍不住在撲朔迷離的流光溢彩之外截取一分溫與暖，冷與冰。
　　
　　相比較張愛玲備受推崇的小說，我更偏愛她的散文，這倒不是我一直寫散文讀散文愛散文之故。如果她的小說還被一些主流派的作家評論家們批評為目光短淺，視野狹窄，題材單一的話，她的散文便真的是可以叫這些陳詞濫調統統掃進垃圾堆中去了。
　　
　　“淡極始知花更豔”，張愛玲的散文便是疏淡到了一種清雅，深邃，與誠懇。如果小說帶著濃鬱的古舊色，那麽散文則是鬱結了一晚的風情清晨吐出的甘露。充盈著活潑的氣息，生活的質感。如在《公寓生活記趣》中這樣描述“下了一黃昏的雨，出去的時候忘了關窗戶，回來一開門,一房的風聲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藍的瀟瀟的夜”，如此清新幹淨的文字，再比如“提起蟲豸之類，六樓上蒼蠅幾乎絕跡，蚊子少許有兩個。如果它們富於想像力的話，飛到窗口往下一看，便會暈倒了罷？”，真叫人忍俊不禁，實在是苦中作樂的諧趣之作。
　　
　　張愛玲對生命對社會的深刻洞悉與反思在她的散文中更是隨手可觸。比如那篇《造人》，盡管是應和好友蘇青而作，卻也是難得的有真知灼見的佳作。生命的優化，是對生命最大的敬畏，生命不是我們可以不負責任隨意製造的垃圾。張愛玲在這裏提出的觀點和看法我以為即便是今日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即生命僅僅是一種繁衍，還是一種進步。當我們為著自己的歡愉而製造一個自己毫無承擔或者沒有做好心理去承擔的生命時，我們是否對生命負責？她認為，孩子並不是我們的玩偶，不像我們成年人所想的那麽無知，孩子對父母乃至成年人的行為有著更直接的穿透力。如果隻是“半饑半飽半明半昧地養大他”，那麽是對不起這樣的天使降臨人間的，對不起“這樣一雙眼睛，這樣的有評判力的腦子，這樣的身體，知道最細致的痛苦也知道快樂”，張愛玲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並不讚賞那種自我犧牲的母愛，她認為“當然哪，環境越艱難，越顯出父母之愛的偉大。父母子女之間，處處需要犧牲，因而養成了克己的美德。自我犧牲的母愛是美德，可是這種美德是我們的獸祖先遺傳下來的，我們的家畜也同樣具有的——我們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愛隻是獸性的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並不在此”。盡管在觀點上因為張愛玲自身的經曆所帶來的偏激顯而易見，卻也警示我們，生命不是無休止的浪費，總是要在有用處著色。
　　
　　張愛玲與賴雅成婚之前懷孕了，她也並不是不想做母親的，但是綜合考量了自己和賴雅的實際情況，她選擇了放棄做母親的權利。這未免於我們看來是極遺憾的事，但是在張愛玲來說未嚐不是正確與無奈的選擇。當客觀環境並不允許自己去享受一個母親的快樂時，放棄不僅僅是對自己的負責，也是對孩子的負責。
　　
　　她的文字是有一種美感的，如同能夠聽出婉轉叮咚的音樂，有著叫人著迷的韻律。胡蘭成說的：“如同在一架鋼琴上行走，每一步都發出音樂。但她創造了生之和諧，而仍然不能滿足於這和諧”。她的文字極其講究，把中國文字之美發揮到了極致，所創作的語句，可以隨意抽取，都雋永而耐人回味的。如一些凋零的花朵，被風裹卷著枯顏，也還兀自跳著最後的舞蹈，在空氣中留下一尾淡然的幽香。
　　
　　端著咖啡，捧一本張愛玲的書，這怕是所謂的小資罷，怨不得時下人把她奉為了小資的經典。小資是什麽，其實我現在也未可知。曾有朋友說，小資就是當身上還剩一塊錢的時候，也要吃的有品位。這讓我不自覺地想起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來：他對櫃裏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
　　
　　是否小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獲得了精神上的獨立，是否獲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張愛玲，一如她文字中描述的：她生命裏頂完美的一瞬，與其讓別人給它加了一個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結束了它，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於是她牢牢地掌控著自己的人生，就連死也便是絕然而去的，唯一的遺憾怕也就是那胡蘭成了。想來，我也並不是對的，胡蘭成之於她未嚐不算得是圓滿，因這段愛情，張愛玲有了她文學生涯中最為輝煌的兩年，而這兩年恰恰是與胡蘭成在一起的。之後的傳奇，誰又能說，脫離得了這段紅塵中滾滾而來的愛恨情仇。
　　
　　她的生命充滿了一種詭譎荼糜的別樣生動的神氣，她的愛情總在人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愛情早不得，晚不得，總要剛剛好的兩個人那麽相遇，然後相愛。中國，她在全民抗日的年代與漢奸結為夫妻，美國，她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與共產主義分子結合。總是這樣的驚世駭俗，卻並不是為了所謂的叛逆。她隻是，剛剛好，在那個時候遇見了走進自己靈魂深處的那個男人，她便再也不顧那人何種身份地位，這樣的愛純粹得沒有一點的塵埃，幹淨得讓人不能用所謂世俗的道德規範去玷汙。
　　
　　胡蘭成，張愛玲愛過的那個男人，人生總有一些悲哀是避之不去的，沒有誰能為這樣的男人粉飾，即便他有那麽漂亮的文字，他說：張愛玲是使人初看她諸般不順眼，她決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張愛玲迎合於他的委屈，在文字中讓人心疼。讀了胡蘭成的這話，更覺這委屈之深尤甚於前。
　　
　　錢鍾書先生說真正聰明的女子從不把自己打扮成才女的樣子。可能張愛玲還是不夠聰明，至少在愛情上，她糊塗得是一個孩子樣的，隻給了胡蘭成一副絕世才女的情致。
　　
　　 “倘使我不得不離開你，不會去尋短見，也不會愛別人，我將隻是萎謝了”，如果知道了故事的結局便是萎謝了，她是否還會義無反顧地去愛呢？
　　
　　或許還是會的，要麽她也便不是她了，這個依從自己內心的女子，又怎會因他的背棄而否決自己傾心之戀呢。他是漢奸也好，是負心漢也罷，都是自己曾用生命去愛的那個人，那麽落難之時，又怎會冷眼旁觀，用自己的稿費按時支持著他的生活，而彼時，張愛玲自己卻因胡蘭成而倍受牽連。。那麽孤傲的一個女子，肯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開出花來，內心滾燙的熱情又豈是尋常人能明了的。也許是因為那句因為懂得所以慈悲，也許是因為“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道義不過是披給他人的嫁衣裳，聽從內心的召喚，才是張愛玲這樣的女子去做的。
　　
　　胡蘭成是浙江嵊縣人，生於1906年，認識張愛玲時他38歲，而張愛玲是24歲。他沒有張愛玲那厚實的家底，是一個家境貧寒的窮小子。他和張愛玲都是受到過磨難的人，也都世俗到極點，又因天生的文人氣質，便又能相投到一處。
　　
　　原本我是對胡蘭成極其反感的，也是為張愛玲之於他所受的種種不公憤憤。
　　
　　後來忘記在哪裏讀了胡蘭成借錢葬妻的事，對這個男子不由得從心底產生了一絲憐憫。這段事在他的回憶中是這樣說的：“我對於怎樣天崩地裂的災難，與人世的割恩難愛，要我流一滴眼淚，總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時的啼哭，都已還給了母親，成年的號泣，都已還給了玉鳳，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可見，那以後他已經是一個沒有多少真情的人了，人世間凡俗的情感在他都是那麽的無足輕重了，即便是遇上張愛玲這樣叫他驚豔的絕世才女，也挽不回他早已經飄零天際的心。他對愛情是玩世不恭的，沒有一個女人能長久留住他那顆漂移不定的浪子之情，他對社會也沒有責任與未來，因為他覺得這個社會對他是不公的，也沒有從這個社會體味到溫情，一切都是冰冷的叫人心寒，政治的肮髒更叫他對這一切充斥著不屑。文人天生的懦弱與他本身遭受的那些待遇，使得他成為漢奸，便顯得不那麽違背常理了。因為他也是一個腦子清楚得如明鏡的，就如他曾寫了文章說日本必敗，汪政權會倒一樣。可是他也並沒有因為這些清楚的知道抽身而去。
　　
　　胡蘭成千般的不好，在一刻他對張愛玲的真心還是有的，便是在1944年去武漢主持《大楚報》上班途中遭遇空襲，他絕望之中喊出的名字是“愛玲”。這至少是能寬慰張愛玲那顆受傷的心，即便已經是被捅破得千瘡百孔。女人總是這樣脆弱，脆弱到男人一點微薄的感動，就忘記了那些不好與可惡。胡蘭成是從來不缺少桃花運的，也總有源源不斷的女子肯投懷送抱。這種風流成性，也或許是天性，也或許如別人所說，他對每一個女人都是真心的，隻是憐惜的都是眼前人。
　　
　　她不信那些天長地久，也不信胡蘭成是一個專一情深的男人，所以她曾一度享受著與胡蘭成當下的愛而不顧其他，她早就預料到了結局，還是並不心甘，所以才會奔赴溫州尋胡蘭成要一個結果，盡管那結果是她早知道的，沒有“歲月靜好，現實安穩”，隻是無論如何總是要他親口說了才會心死，盡管她在一封信中對胡蘭成說過：“我想過，你將來就是在我這裏來來去去亦可以。”胡蘭成的心裏住著的何止是白玫瑰紅玫瑰，那是萬千紅紫都是住著的，而張愛玲卻隻在心靈的城堡中為胡蘭成一個人留守。她終究是做不到的，她要一座大海，卻無端得到的是雨露，還未及酣暢就已經衰竭。
　　
　　我有限的記憶中，張愛玲隻留過三次淚，一次是與父親的反目，而嚎啕大哭，一次是假期炎櫻離開香港沒有等她而傷心痛哭，還有一次便是為了胡蘭成：“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著滔滔黃浪，佇立涕泣久之。”這是她愛情的無可奈何的死去，她太純粹了，純粹到不肯和任何其他世俗的女人一樣去為一份珍視的感情爭取。而隻是看著它如流水的遠去，這樣的無力，這樣的淒涼。“所有的惟有空虛，悵慣；悵惘自己的黃金時代的遺失。” 張愛玲的創作黃金期也如這段感情一樣短暫。自此後，她真的變得平淡與自然了，直至全然的淡出所有的視線。因為她的文學敏銳的觸覺都被那場無疾而終的愛情吞噬殆盡，如花凋謝。而她也再沒有在門的縫隙處偷看他的那些安寧與幸福：“他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房裏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寧靜，外麵風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1947年6月，張愛玲終於為這段愛情畫上了句號“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經不喜歡我的了。這次的決心，是我經過一年半長時間考慮的。彼惟時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張愛玲的情誼便也在此，沒有對胡蘭成落井下石，而是等他逃過劫難，安頓下來之後，才說這樣的決絕之語，那是徹底斷了自己的念想，不再為這樣的一個男人傷神，“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帶點淒涼”。而隨信附上的30萬元稿費，也是對這個男人盡的最後一點心意。娶妻當娶張愛玲，這是男人幾世修來的福分，卻沒有去好好珍惜。
　　
　　記得早前讀亦舒，並不曾為她的文字多叫好，卻因《胡蘭成的下作》而大喊痛快。我因愛著張愛玲之故，對胡蘭成總也不忍用不堪之詞，但是卻很解氣亦舒的文字：所謂丈夫，是照顧愛護撫養妻子的人，願意犧牲為妻子家庭共過一輩子的人，自問做不到這些，最好少自稱人家的丈夫。
　　
　　這話幾乎道盡張愛玲悲劇的人生，她從來沒有一個可以托付的丈夫，即便是那個美國末流作家的賴雅。她那麽喜歡錢，那麽喜歡物質帶來的樂趣與享受，卻一生也沒大富大貴過，反而艱難拮據時居多，所以往往不得不為生活四處奔波，寫一些應景的稿子。想來總是生命中得不到的卻去苦苦追求與執著，如金錢，如愛情。賴雅死後，她幾乎就是在不停搬家，後半生都在不停的搬家中度過了，為著疑心那些不知名的小蟲的咬齧，她備受折磨。荒廢了寫作，也荒廢了生活，整個人都是與世隔絕的，仿佛和這個世界再無聯係。女人，就算再強，也還是要有人可以依靠的，就算再清絕傲骨，也還是要一個可心疼的男人的。張愛玲終其一生，無所得，隻握著滿手的蒼涼，枯倦的花朵，絕塵而去。
　　
　　女子的幸福多靠男子維係，孤標如張愛玲亦不能免俗。隻是文章再好，不過悅的是他人，心底的哀與怨，喜與樂卻向誰說。那麽做一個張愛玲式的女人算不得幸福，女人的幸福也不會像她《談女人》中那般吧：有美的身體，以身體悅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悅人。
　　
　　再驚豔的傳奇，也就這般辛酸落幕。
　　
　　把世俗的氣概演繹成飛揚的冷豔，把落魄的情懷描繪成傳世的神奇，俯瞰人世間林林種種，塗抹成文字裏意象萬千，盛名之下，誰挽一地的蒼涼，“成名要趁早”，那麽她是否有悔名之所累，終不及一個裏弄街巷小婦人唇角之邊那抹淺淺的微笑。隨意揉捏而就的文字，冰涼刺骨的憂傷，孤歡寡合的性情，是否隻是為了印證：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她選擇了決絕的姿態，遺世獨立塵世間，把那些關愛與關懷隔離在心之外，任由別人蜚短流長，隻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別人要她去做的，這份堅持與堅守，是人類最高貴的品性，被張愛玲獨自演繹成了上個世紀的經典，用細碎而犀利的筆觸，把人生的悲情涼意字字穿透，把世人的殘損缺憾娓娓道來，那些虛偽中的真實，那些浮華中的樸素，勾勒著那個時代的人生百態，文學是藝術化的曆史。那個寂寞而又不寂寞著的文壇，她是一枚淒迷絕麗的罌粟，那樣恣意而開，那樣顛倒著眾生的意亂情迷。
　　
　　捧著那朵塵埃裏開出的花朵，但願得冷落了天涯的春花秋月，溫暖了心底的滄海桑田。
　　
　　看著看著，眼睛就變老了。杯子裏的菊花都沉了底，我們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