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賀龍和彭德懷的是是非非-反軍閥主義是開端

【原創】賀龍和彭德懷的是是非非-反軍閥主義是開端

賀龍和老彭，因為性格脾氣的關係，本來就成不了好朋友。賀龍，是一身土匪氣，是那種身體入了黨，行動思想沒有入了黨的人，吃喝嫖賭，還鬥雞。彭是行動早就入了黨的。賀龍同彭德懷第一次結怨始於1937年的反軍閥主義。

反軍閥主義的背景是這樣子的，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介石進行兵諫，提出了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 “西安事變”後，中共中央和紅軍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對於曆史上遺留的種種問題，比如黨內、軍內的矛盾，進一步加強部隊的軍事、政治、組織等方麵的整頓和建設的機會來臨。1937年3月，在西路軍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老毛認為解決張國燾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 3月13日張聞天、老毛致電周恩來，要其即日動身回延安開會[1《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 。1937年3月23日至26日，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對張國燾軍閥主義進行了嚴厲批判。會上賀龍還說張“當你是共產黨員的時候，我還是個‘軍閥’；現在，我做了共產黨員，你反而變成了軍閥。你張國燾是人變猴子，倒退了！” [2 《中國元帥賀龍》作者：水工] 隨著會議的進行，老毛等中央領導認為，要把此次活動擴大化。 3月25日，張聞天、老毛致電周昆、袁國平，要求對“國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立即開展討論，徹底揭發，以求黨內統一和團結”。[3《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這一指示，針對的顯然並不僅僅是張國燾，而是以全軍為目標。話是這麽說，以當時的情況來看，沒有一方麵軍的事情。而四方麵軍又基本沒有了，那麽紅二方麵軍就成了重點對象。恰恰相應的是，紅二方麵軍的名聲在這方麵不佳。所以二方麵軍“反軍閥主義”的起源於此。

眾所周知的是賀龍在舊軍隊混過，北伐就當過軍長。 葉劍英就說過，在我軍幹部中對舊軍隊那套很熟的第一要數賀龍。 所以在紅二方麵軍裏要說“反軍閥”，那矛頭所指就是比較明確，也就隻有賀龍當過軍閥(是頭頭啊)。 6月23日，關向應在前總開會時，已決定召集紅二軍第四師黨的特別小組會，反對十二團團長的軍閥主義。為什麽要選這位團長呢，因為他與政治委員關係不好[4關向應的筆記]，定性為“實質是軍閥主義傾向反對黨的鬥爭”。 在批評鬥爭之後，團長認錯了，但是鬥爭卻轉向了師長盧冬生，指責他“對政治製度的反對傾向”“隻相信個人，不相信組織，對上關係對下團結均如此”，是“四師工作的主要阻礙”，同時也肯定他“對革命的態度基本上是好的”。 這種“隻相信個人”的指責，很明顯指的是賀龍。

而這種轉向，同老彭的講話有很大關聯。彭來到紅二方麵軍駐地，作了此報告，雖然肯定沒有點名，但是嚴厲批評了二方麵軍的所謂“軍閥主義”和“遊擊主義。王震後來回憶說：“彭德懷對六軍團的批評太不像話了，說六軍團遊擊主義，二軍團軍閥主義，遊擊主義是我，因為我在會上寫了一個條子要求講話，說我是代表。周士第那時有點情緒，我就算了。反軍閥主義是重點。盧冬生是個好同誌，打仗很勇敢，把盧冬生當軍閥主義重點來鬥，是不對的。反軍閥主義矛頭指向賀老總是錯誤的。”[8“王震談紅二、六軍團會合及湘鄂川黔邊蘇區革命鬥爭和長征等問題紀要”（ 1960年11月22日晚），《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麵軍戰史資料選編（四）》，解放軍出版社。] 。

雖然在特別小組會上，賀龍主動發了言，提出對盧冬生他們，過去與其錯誤鬥爭不夠，不夠的原因，因為過去過火的思想鬥爭方式不滿而形成的成見。但是盧冬生並沒有作檢討。關向應在7月19日的筆記上寫道：“冬生非但未了解自己的錯誤，而且有很深的意見，值得我們警覺，奈何！奈何！” 7月 30日，對盧冬生的批判鬥爭升級，被推上了團級以上幹部參加的黨的積極活動分子會議。 關向應在6月30日的筆記中寫道：“本日（第二次會議）有極大發展，即公開與冬生的軍閥主義傾向做鬥爭，特別是雲卿(賀龍）說：‘我沒有錯誤嗎？因為我過去當過軍閥，黨沒有公開批評就是的。’又說：‘冬生的錯誤我是看到的，因為我過去政治落後，沒有糾正就是了。”’  雖然賀龍違心作了檢討，可是盧冬生並不理解。盧向關向應打電話撩挑子，提出：“一、我要飯回家去。二、你把我送到後方去，我不幹了。” 於是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賀龍了。

賀龍大為惱火，“你們要趕我走？辦不到！毛主席讓我走，我就走！” 關向應在他的筆記上對此也有所反應。他寫道：“8月23日，晚上與雲卿談幾個問題的誤解——我並批評了雲卿懷疑態度的曆史根源”。

後來因為時局的發展，為了早日出師抗日，紅軍改編迫在眉睫，中央又來通知賀龍、關向應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紅二方麵軍的反軍閥主義隻得不了了之。

但從此種下了賀彭不和的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