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溫和中庸的聖人，激進熱情的超人（一）

孔子與耶穌：聖人與超人的文化原型
　　
　　
　　
　　《論語》中的《鄉黨》一篇對孔子的生活細節進行了生動的描寫：孔子在本鄉非常恭順，像是不能說話的樣子；一走進朝廷的門，就做出一副害伯而謹慎的樣子。同下大夫說話，溫和而快樂；同上大夫說話，正直而恭敬；君主來了，恭敬而顯得有點害怕。孔子在衣食睡覺等方麵都非常講究。孔子性情“溫、良、恭、儉、讓”，不與人爭，如果有所爭就一定是比箭，卻以禮讓為懷。孔子“有教無類”，但也要送十條幹肉給他。孔子“敏於事而慎於言”，因為“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1]孔子博學通六藝，因為“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2]孔子甚至說，“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3] 而在中國求富貴的大道就是做官，所以孔子一生到處找官做。於是孔子就成為這樣一種文化原型：“學而優則仕”，以求得官做為神聖；注重生命的安樂，使得中餐舉世聞名；注重禮讓，反對冒進與競爭。而後世儒生在統治者的倡導下，果然把孔孟之道當成了追求功名富貴的敲門磚。
　　
　　在孔子的學生中，子路有點“吾愛吾師而尤愛真理”。“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孔子就向子路發誓賭咒。[4]公山弗擾盤踞在費邑圖謀造反，孔子準備應召而去，又遭到子路的反對，孔子就辨解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又有一次，孔子應佛肸召欲往，子路批評說：老師說“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而佛肸盤踞中牟謀反，您卻要去，怎麽說得過去呢？孔子又做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辨解。[5]盡管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6] “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7]但是必須能夠靈活變通以便“明哲保身”，所以孔子又讓人在天下無道的時候裝傻或者隱身自好。孔子非常讚賞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並以為“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8] 因此，孔子入世與遁世的進退有路，成為最早的“儒道互補”的文化原型。因為孔子背後沒有一個神靈，生命無法延伸到來世，現世的生命就是非常寶貴的，所以孔子從不執於獻身殉道，而是讓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並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孔子到了國君麵前恭敬而害怕的樣子，後世的士以香草美人自比其懷才不遇，都表明了其溫柔敦厚的品格。
　　
　　 不難看出，孔子確是一位平平常常的文化聖人，孔子自己也不避諱這一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9] 因此，無論子貢怎樣把孔子比作光照天地的日月，[10]後儒怎樣神化孔子，都改變不了孔子平凡的形象。孔子“畏大人”，也愛財，到處找官做，也有過失，還會賭咒……論人品，孔子有高風亮節的一麵，但並非一貫正確，讓人無可指責。可以說，中國缺乏西方那種受難者與殉道者的文化超人，鯀盜息壤以救洪水之災本來也可以獲得普羅米修斯的殉道意義，但卻變成了一頭灰溜溜的黃熊。墨子以形勞天下的大禹為大聖，使後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本來也近乎基督精神，但墨學顯耀了不長時間就失傳了。而且在中國的文化土壤裏，也並不看重女禍、後羿、鯀、墨子這樣的文化超人，而更重視現世平凡的文化聖人。這就使得孔子精神偏於現實與平凡，於平凡處見偉大。而耶穌一降生就閃耀著超凡脫俗的神的光芒。耶穌是約瑟和馬利亞的兒子，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耶穌一降生，就驚天動地，早有幾個從東方來的博士看見他的星，知道他是“猶太人的王”，特來拜他。耶穌一出世，“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仿佛鴿子，降在他身上。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11]耶穌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都不能廢去。”[12]耶穌雖然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卻又複活了，等到末日審判的號角吹響的時候，他將再度降世，人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13]來審判這個世界……因此，與孔子之為平凡的文化聖人迥然不同，耶穌是充滿神性的文化超人。
　　
　　 然而這位文化超人卻是出身貧賤，有人說他是“木匠的兒子”，[14] 有人說他是“木匠”。[15]而耶穌也鄙薄富有者：“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16]所以耶穌要拯救的是貧賤者，他無論到了那裏，都跟著一群“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而孔子則做了種種“君子”與“小人”、“上智”與 “下愚”的區分，崇“君子”“上智”而貶“小人”“下愚”。就教化內容來看，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也滿足不了中國百姓的神話心理需求，這就使得儒教始終是屬於上層士官與讀書人的。因此，盡管儒教是中國的國教，並且大體上說，儒教倫理是中國的倫理；但是，儒教對於中國百姓還不如佛教、道教來得親近。與此相反，基督教一開始就是下層民眾的宗教，耶穌的那些奇跡於神話也特別對下層民眾的胃口。而基督教一旦與柏拉圖（Plato）主義（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亞裏斯多德（Aristotle）主義（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結合，就使得基督教成為全民的宗教。固然，古希臘就以民主的昌盛而著稱，但是，那是一種奴隸除外的“民主”，甚至連亞裏斯多德也認為奴隸製是正當而有利的；而中古的教士卻敢於遵循耶穌的教誡，指責奴隸製是不道德的，因為耶穌基督降世，就是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那受壓製的得自由。” [17] 所以，卡本特（Humphrey Carpenter）說：“十九世紀西方社會最終廢除奴隸製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基督教壓力的結果。”[18]
　　
　　盡管耶穌來到人世就受苦受難，但他卻甘於忍受，他是以自己的受苦受難來拯救世界的。作為神的獨生子，耶穌明明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被治死，但他毅然決定去赴死，以自己的死帶走世人的罪惡，使人與神和好。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掰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19] 耶穌的被釘死和複活對於基督教來說，有特別重大的意義。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意味著耶穌以自己的血為人類贖罪；複活，意味著耶穌與人類同在，並將在世界的末日來審判人類。保羅（St. Paul）說：“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20] 因此，孔子和耶穌同是拯救世人，但是，孔子偏於拯救上層貴族和統治者，耶穌偏於拯救“饑寒交迫的奴隸”。孔子救人，能救則救，不能救則退，進退有路；耶穌救人，則具有執著於苦難而殉道的精神。
　　
　　激進、狂熱與極端，就是耶穌這位文化超人的個性。“對觀福音書”本是記敘文，但由於耶穌的激情資質，加之以比喻訓眾，就使人讀來像抒情詩。耶穌的狂熱性格，以及與眾不同的言行，使耶穌的親屬“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癡狂了。”[21]耶穌教訓他的敵手，敵手抓他，他就飛身逃跑；一進耶路撤冷的教堂，就推倒買賣人的桌子凳子。他的門徒死了父親要回去安葬，耶穌卻讓死人管死人，讓門徒跟從他……這種狂熱的性格最適合於革新和革命，於是，一方麵，耶穌狂熱地自稱彌賽亞（Messiah）而獲得了大批信徒，“目的在於推翻羅馬和赫羅德族在巴力斯坦的統治和建立一個人間‘天國’，”[22]所以耶穌被釘十字架，其罪名是“猶太人的王”。另一方麵，從尼希米以後，猶太人愈來愈把律法看成是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對律法的強調逐漸窒息了獨創性。耶穌在這種情況下正是以對律法的批判和改革的姿態出現的。耶穌固然也說過“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23]但實際上，耶穌對律法是靈活變通的。有一次，麵對法利賽人和文士因耶穌的門徒用俗手吃飯而生的責難，耶穌說：“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24]所以保羅認為，“基督終止了摩西律法的功效，使一切相信上帝的人得以和上帝和好。”[25]於是，耶穌就成了這樣一種文化“原型”：對傳統的批判者和革新者。相比之下，孔子發憤要做的是 “克已複禮”，使諸侯蜂起的亂世再回到各安其位又和樂盈盈的好時光。孔子一生顛顛簸簸周遊列國，是為了“克已複禮”；晚年整理文獻辦教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6]也還是要“克己複禮”。即使不能“複禮”，至少也不能讓世道再繼續壞下去了。所以季氏非禮無法，“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7]於是孔子就成為這樣一種文化“原型”：最好是複古，其次是維持現狀。
　　
　　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28]耶穌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29]但是，孔子雖然“不語怪力亂神”，然而卻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從而維護傳統的繁文縟節。傳統的繁文縟節本來是由相信鬼神祭祀鬼神而來的，按道理也應該隨著不相信鬼神而去。那麽，為什麽“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卻偏要維護傳統的繁文縟節呢？因為這可以在人際中分出等級次序來，貴族可以靠著這套繁文縟節高居於社會的上層，“下愚”的“小人”也不至於不知上下而“犯上作亂”。儒家不信鬼神卻又墨守祭禮，在當時就受到了“明鬼”的墨家的批判：“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30]與此相反，耶穌反複強調對神的信仰，卻批判“人的遺傳”和傳統的繁文縟節。摩西律法本來是摩西與神訂的“舊約”，然而耶穌相信摩西的神卻對摩西律法進行變革，確是 “非聖無法”的大膽舉動。有一次，法利賽人問耶穌：“摩西為什麽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她呢？”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31]起初怎樣，隻有神曉得！這是典型的借神力以實行革新。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耶穌廢止了律法，而代之以愛上帝和愛鄰人兩條最大的誡命。
　　
　　耶穌之為文化超人，在於他違背常識而施行奇跡。在耶穌生活的時代，猶太人中流行著這樣一種觀念：許多疾病是由於邪靈、魔鬼占有了患者的身體所引起的。耶穌既然是神子，就有神力驅逐魔鬼。所以有病的人一看見耶穌，身中的魔鬼就發抖害怕。而耶穌似乎無病不能治，甚至能起死回生。耶穌還施行了其他一些奇跡。有一次，耶穌“拿著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掰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32] 又有一次，耶穌夜裏在海麵上走，門徒以為是鬼怪而驚慌害怕。彼得（St. Peter）從船上下到水麵上要到耶穌那裏去，將要沉下去。耶穌拉他上了船，在船上的人都拜耶穌：“你真是神的兒子了。”[33] ……中國人讀“對觀福音書”，就像讀《西遊記》、《封神演義》，然而《西遊記》之類的書是遊戲之作，除了一些“愚民”，我們中國人是並不相信的；但是，信奉基督，卻意味著信奉這個奇跡的王國。所以，基督教傳入中國，在“愚民”那裏反而有市場；而在讀書人那裏，耶穌正是應該敬而遠之的“怪力亂神”。因此，與滿足於常識的孔子精神不同，基督精神崇尚奇跡和非常識性。
　　
　　耶穌之為超人，也表現在他不隨順傳統和眾人，而成為被眾人所棄絕、被家鄉所驅逐、被故國所殘害的先知。有一次，耶穌在家鄉訓眾，因其對家鄉人的批判，使得家鄉人“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34] 耶穌也明知家鄉人不信他、厭惡他，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35] 因為“家鄉”正是先知所處的現實，先知來得早，眾人不能理解他，他就攻擊“家鄉”而為“家鄉”所棄絕。所以，耶穌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又變成了“家鄉” 而迫害耶穌：“耶路撤冷啊！耶路撤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36]耶穌到地上來，明明是來拯救猶太人的，然而卻被猶太人釘了十字架。當時管猶太人的彼拉多明明想放耶穌出去而殺強盜巴拉巴，但是猶太人卻堅決要求釋放巴拉巴，釘耶穌十字架。在釘他十字架的時候，眾人唾他，戲弄他，連和他同釘的強盜也譏誚他……因此，與安於家庭隨順眾人以不脫離群眾為美德的孔教不同，基督精神容易造就一些去眾離群的叛逆者與孤獨者。
　　
　　西方人接受基督教決不是偶然的，希臘就不缺乏像耶穌那樣的受難者和殉道者。作為人的蘇格拉底（Socrates），並不希圖被解救，臨刑前慷慨陳辭，把智慧和道德留給雅典人，而甘願被雅典人處死；作為神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不顧宙斯（Zeus）的禁令，盜火以解救人類，被宙斯捆綁在高加索的懸崖上，遭受著鷹啄肝髒的苦難……因此，雖然基督教在希臘化世界傳播的時候，損傷了希臘人的自負心，但是，他們在反對耶和華和摩西的時候，卻往往對耶穌示以敬意。譬如諾斯替教派（Gnosticism）就認為，感性世界是至高的神索菲亞的叛逆兒子名叫亞勒達包士的劣等神創造的，這個劣等神就是《舊約全書》中的耶和華。至高的神終於差遣他的兒子暫住在耶穌這個人的肉身內，以便把世界從摩西荒謬的教訓中解放出來。而耶穌的狂熱性格，在西方中古以前，讓我們想到希臘的酒神（Dionysus）；在中古以後，讓我們想到浪漫派的熱情衝動和尼采（F. W. Nietzsche）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狂熱的性格使耶穌常愛走極端，因此，與“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的孔子不同，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37]可是，耶穌又常常以地獄示人，於是在愛人的反麵，又透出了恨人的思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38]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39]……這種極端和偏執貫穿於耶穌性格的始終。因此，與孔子的微溫中和、不偏不倚、冷靜穩當、循規蹈矩極為不同，耶穌性情狂熱、激進、偏執而愛走極端。
　　
　　 孔子精神與基督精神都是出世與入世的統一。耶穌在拯救世人時也有出世的傾向，所謂“該撒的物當歸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40] 所以猶太人捉耶穌的時候，耶穌說：“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隻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41] 耶穌這種“信從神而不信從人”的出世精神，顯然鼓勵了中古教士對世俗統治者的鬥爭。聖安布洛斯（St. Ambrose）麵對著世俗統治者的逼迫，泰然自若地說：“如果皇帝所要的是屬於我的東西，例如我的地畝，金錢或諸如此類的私有物，雖然我所有的一切早已屬於窮人，但我絕不拒絕，然而凡是屬於上帝的卻不隸屬於皇權之下”，“你們要把我投入縲絏呢，還是把我處死呢？我都將欣然承受。”[42] 正是教土們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得教會擺脫了世俗統治者的束縛，乃至教權壓倒了世俗政權。於是，中古西方似乎分裂為兩個世界，一個是教會的屬神的、靈的、智慧的、信仰的世界，一個是世俗統治者的屬人的、肉的、情欲的世界。根據基督教的法則，自然是靈魂支配肉體而向神界超升。因此，與孔子精神中出世一麵的隱身自好、獨善其身不同，耶穌的出世精神恰好是對世俗世界的一種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