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行走的畫帝張大千：中國收藏界的父子傳奇（1）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行走的畫帝




　　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說，張大千敦煌之行的創舉，是為“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因此，從張大千的臨摹作品中，也讓更多的中國人充分領略到，中國文化有著多麽豐富博大的瑰寶。

中國收藏界的父子傳奇（1）

 

作者：文歡

    除了李家兄妹與張大千有著如此之深的淵源之外，徐森玉和徐伯郊父子也同是張大千的至交好友，其中淵源同樣感人至深。

    徐伯郊1952年在香港見到張大千時，其公開身份除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經理外，同時還肩負著一項秘密的重要工作，此項工作意義重大，乃是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為收購國寶而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購小組”的負責人。

    此身份因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不便公開，又因徐伯郊一直生活在香港，另一負責人鄭振鐸又過早地因飛機失事而故去，所以這段收購國寶的經過在國內外都鮮為人知，充滿了傳奇和曲折，頗有神聖的“地下工作者”的味道。其間工作就包括收購張大千所收藏的兩幅世人矚目的國之瑰寶：五代董源的《瀟湘圖》和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

    這兩幅稀世珍寶的去向在當時曾引起過種種猜測，最後如何被大陸所收購藏入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內幕，也成為當時乃至現在的謎團。而收購這兩幅古畫的經手人正是徐伯郊。

    為中國的文物收藏事業做出如此巨大貢獻的徐伯郊，由於多年來一直生活在香港，加上深藏若虛的淡泊個性，使這重大事件的前前後後也隨之深埋。以至多年後當有人問起這段離奇的經曆時，他隻一句輕淡的“那是該做的事”，便了卻掉許多滄桑浮雲。他身上所體現的正是一種真正的大家風範，舉重若輕的文人傲骨。

    談徐伯郊得先從他的父親——我國古文物鑒定大師、著名金石學、版本目錄學家、被全球文物考古界譽為“中國百年十大著名文物考古學家”之一的徐森玉老人談起。

    徐森玉的母親徐閔氏出身於浙江湖州一個世代以刊刻為業的名門望族（明萬曆天啟年間“套邑閔刻本”曾風行天下），寫得一手好字，徐森玉自幼受母親教導，所以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加上天資過人，剛念了兩年家塾便考進了著名學府白鹿洞書院，師從著名學者於式枚先生。1900年，他因聽一位親戚說學工科可以留洋深造，便考入山西大學堂讀化學，在校期間被人稱做“奇才”。

    當時的山西大學堂的校長、著名學者宣熙非常賞識徐森玉的才華，常找他談古論今，因而兩人成了“忘年交”。由於這位宣熙先生酷愛收藏，並對皇族清宮裏的收藏及掌故有很多了解，所以每新得到一件古物，都會把徐森玉接進府中，連夜引經據典、分析考證。所以使得徐森玉的古文物考證與鑒定研究的水平得到了飛快提高。後來他曾對人說，他的許多古物知識都得益於宣家。兩家交往也因此一直延續到後代。

    辛亥革命後，徐森玉接替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之後又在教育部任職，與魯迅成為同事後又成為朋友，常常和魯迅一起研究古碑拓片。

    1924年11月馮玉祥將軍把末代皇帝溥儀趕出紫禁城後，徐森玉被派駐到國民黨政府與遜清皇室共同組成的善後委員會工作，擔任故宮古物館館長，參加清點、接收清宮文物和財產。而張大千那時也因擔任過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的國畫指導教授，遂常和徐森玉研究古書畫，兩人由此結下深交。

    這次清點工作讓徐森玉既傷心又憤怒，原來故宮裏很多珍貴的文物都被皇妃和太監們偷盜出去賣掉了。有一張甚為重要的溥儀“賞溥傑單”上的許多文物珍品更不知去向。那張單子上的文物珍品可都是價值無法估算的國寶啊！直到後來徐森玉看到溥儀在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才知道，那張單子上的文物都是他叫溥傑偷運出去的，準備賣掉充當他們出洋的費用。而這單子裏的大部分珍品都被日本關東軍劫往東北，已經流散到各地了。

    直至20世紀四十年代上海淪陷期間，一些家有收藏的貴族富家眼見局勢不穩，紛紛把藏品拿出換錢，一時間，上海成為南方最大的一個古文物市場。一些文物商人趁機南下搶購，還有國外的收藏家也乘虛而入，甚至美國各大學都派人到上海收購古董古玩。美國哈佛大學曾委托北平燕京大學代為收購古籍書畫，所以今天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裏才會有如此豐富的中國善本。

    麵對國寶的一次次遭劫，文物專家們痛心疾首，深感自己的責任艱巨。於是幾個文物專家聯合起來，致電給當時在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希望政府能出麵挽救國寶。並於1939年年底成立了“文獻保存同誌會”，任務就是把流散到上海和香港兩地的珍籍善本收買回來。這幾個同誌會成員除了有徐森玉外，還有當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長的鄭振鐸、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均是國內一流的著名學者和文物專家。因此，一場自發地轟轟烈烈的亂世國寶大搶救行動開始了。

    據記載，從1940年開始短短兩年間裏，“同誌會”就組織收購善本古籍達3800餘種，數量之多幾乎達到了當時北平圖書館（後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書的總和，使一大批珍貴文物免遭了日寇的劫難。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國民黨政府也倉皇南撤。臨行前，國民黨的文化部門讓徐森玉趕造文物清冊，將文物分出一二類等級盡可能全部運到台灣。如運力不足，實在不能全部帶走，就將二類文物留在大陸，把一類文物全部帶走。時年已七十歲的徐森玉，實在不想讓這些多災多難的國寶再一次離開故宮，竟冒險使用了掉包計，在實際裝箱時，把一二類的文物對換了許多，把最珍貴的文物依舊留在了北京故宮裏，而運往台灣的二類文物居然瞞過了國民黨的督辦大員。此舉真可謂大智大勇，造福後人。

    裝箱完畢後，他對跟隨他多年、他最為器重的弟子莊嚴（慕陵）說：“現在這些老祖宗留下的寶貝不得不一分兩半，咱們師生也必須分開了。從今以後，我負責看管留在北京的一半，你負責看管運走的另一半。你要替我在台灣看管好這批家當，不可有絲毫損失。我相信它們遲早會回來，保護好這些文物是你我的責任啊！”

    莊嚴表情凝重地點頭說：“先生放心吧，人在東西在。”

    這批文物運到台灣後，莊嚴遵照老師之言，對這批文物精心愛護、盡職盡力。他後來任台灣故宮博物院的院長，更感肩頭擔子之重，在去世前曾出版了一本書，專門詳記這批文物的故事，以告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