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行走的畫帝張大千： 獨往深山遠·暫居印度大吉嶺(4)

行走的畫帝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說，張大千敦煌之行的創舉，是為“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因此，從張大千的臨摹作品中，也讓更多的中國人充分領略到，中國文化有著多麽豐富博大的瑰寶。

第二部分

獨往深山遠·暫居印度大吉嶺(4)

作者 : 文歡

徐悲鴻在一次向全美院的師生們講話時，已旗幟鮮明地說出“自然主義是懶漢，應該打倒，而形式主義是惡棍，必須消滅”的整風方向。在總結建國一年來所取得的 新成就的一篇文章中，又說：“以往流行的形式主義和我國原有的陳腐惡劣的末流文人畫，在新的文藝政策和方針下都銷聲匿跡，不打自倒”，“這是我和一部分搞美術的朋友與之鬥爭了三十年不能得到的結果”。 　　政治風雲的掀起，給美術界帶來嚴重的危害，國畫首當其衝遭到抨擊，理由是國畫中的山水、花鳥、仕女等，不能在社會主義時期為工農兵服務。 　　徐悲鴻和張大千都是中國美術史上成就顯著的藝術大 師，也是年紀相仿的一對好友。兩個人在藝術上相互欣賞和推崇，徐悲鴻曾讚張大千是“五百年來一大千”和“自仇十洲之後，中國畫家第一人”。他尤其喜愛張大 千的山水、花鳥畫。張大千也以“畫功紮實，手法奔放，善於構圖，畫貫中西”讚譽徐悲鴻是“最具前途和不可多得”的中國畫壇大師。 　　1933年1月，當時的國家教育部籌辦中國畫赴歐洲巡展，籌備會主席是蔡元培，副主席是葉恭綽，徐悲鴻、劉海粟、陳樹人為籌備會的常委，所征集到可以展現中國藝術最高水準的作品二百餘幅。先後在法國巴黎、比利時布魯塞爾、英國倫敦、意大利米蘭、德國柏林和蘇聯的莫斯科、列寧格勒共七個城市中展出，強烈地震撼了世界畫壇。張大千的一幅《金荷》被法國政府選購，另一幅《江南景色》被蘇聯政府購藏。 　 　1936年徐悲鴻在《中國今日之名畫家》一文中曾對張大千評價：“大千瀟灑，富於才思，未嚐見其怒罵，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盡南北之變(非反指宗派， 乃指造化本身)，寫蓮花尤有會心，倘能舍棄淺降，便益見本家麵目。近作花鳥，多係寫生，神韻秀麗，欲與宋人爭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鳥，俱卓然自立，雖欲不號之曰大家，其可得乎？”並在主持美術學院的工作期間，多次聘請張大千擔任中國畫教授。而張大千對徐悲鴻能夠畫貫中西，將油畫的長處融化到中國畫中甚表欽佩。 　　但不可否認，張大千和徐悲鴻雖在藝術之路上能互為喜愛，越走越近，但在人生道路的選擇和目標上，卻有很大不同。 　　張大千是典型的古代文人畫家的活法：縱情山水，充分地創造和享受每一處的美好情致。雖對各式人物都能應付自如，並深諳處世之道，使自己生前便享有如雷盛名，但其所遵循的處世之法，還是秉承中國傳統的儒家修養，從不過問政治，這一點和徐悲鴻有極大不同。 　　徐悲鴻是個有政治抱負的藝術家，時刻貼近時代的脈搏，關心時代的命運，作品主題也是緊緊圍繞時代的需要而創作。作品中有較鮮明的時代寓意。而張大千在藝術表現上則絕對是一個唯美主義者，他的畫完全脫離現實時代的影子，是標準的中國文人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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