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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行走的畫帝張大千: 獨往深山遠·暫居印度大吉嶺(5)

(2007-12-25 01:38:14) 下一個



行走的畫帝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第二部分

獨往深山遠·暫居印度大吉嶺(5)

                                作者 : 文歡 

  
   中國的文人畫講究要在畫好的畫上麵題詩,從題詩上再流露出詩的文采和書法的功夫,所謂“詩、書、畫”三絕,三者缺一不可。張大千早年師承當時最著名的書 法家曾農髯和李瑞清兩位先生,學得師風的同時,甚至更青出於藍,逐步形成具有個人特色的“張大千體”。而作詩則好到“他的詩,造詣之高,恐怕許多詩人都要 讓他三分”(著名文學家劉太希語)。





自古道文人相輕,文藝界自始至終都存在著派係鬥爭、人際關係之間的傾軋和各種恩怨糾葛這些問題,一直都很棘手。雖然周恩來總理當時一再呼籲美術界要加強團結,可曆來的流派淵源實在太深,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得了的。

  在徐悲鴻和一些畫家之間也多少存在著這類問題。著名的旅法畫家潘玉良和徐悲鴻曾是中央大學的同事,但因藝術觀點及門派對立,一直存有很大的矛盾。因此,解放後國內雖多次邀請潘玉良回國,但都被她拒絕。她曾私下對朋友說過,隻要徐悲鴻當權她就不會回去。

  1953年,第二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徐悲鴻在大會期間突發腦溢血病逝。中國另一大畫家劉海粟曾發表誠摯的悼文,說徐的去世是中國美術界的一大損失。而對於劉海粟和徐悲鴻三十年代的那場無人不知、彼此間大有仇人之見的“論戰”,美術界卻也從此一字不提了。

  新中國成立後,徐悲鴻在美術界威望很高,而與他曾有芥蒂的劉海粟甚至連文代會都沒資格參加。徐悲鴻去世後,國內朋友再邀潘玉良回國時,潘玉良猶豫了,但不久因中國的“反右”運動開始,當潘玉良得知劉海粟、吳冠中等畫家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的消息後,便徹底打消了回國的念頭,直到1977年7月22日魂散巴黎。

  隨著文藝整風運動的進一步深入,中國畫作為最傳統的畫種,竟被當成“糟粕”越來越多地遭到質疑,甚至批判。主要原因是國畫表現的“才子佳人”不能為人民服務, 更不能像“投槍和匕首”那樣適應新時代的鬥爭要求。時任中央美院黨委書記的江豐,便持有此觀點。這位來自延安的資深革命家,固執地堅持著現實主義的美術思 想原則,以保衛革命文藝的陣地。因此,當時已沒有人再畫風景、花鳥等傳統題材,因為不能為現實的政治服務。後來直到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在公開場合說了:風景畫有益無害,可以畫;國畫家們才又接著畫起來。

  新中國當時最推崇的藝術大師,是俄羅斯19世紀著名寫實畫家列賓,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當時的中國發展都以蘇聯經驗為模式。列賓的創作便是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表現勞動人民的生活,他在中國宣傳最廣泛的一幅畫是《纖夫》,小學課本中都有。雖然在藝術史上列賓的成就遠沒有凡·高、畢加索、高更等同時期畫家的貢獻大,但在中國當時的美術界,卻給予了列賓最高地位,名氣大大超過其他國外藝術大師。甚至在讀的美術院校的學生,都可能不知道也不了解諸如凡·高、馬蒂斯等其他國外畫家。中國的繪畫要表現階級鬥爭,畫家必須先讀懂馬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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