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畫帝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第二部分
獨往深山遠·暫居印度大吉嶺(5)
中國的文人畫講究要在畫好的畫上麵題詩,從題詩上再流露出詩的文采和書法的功夫,所謂“詩、書、畫”三絕,三者缺一不可。張大千早年師承當時最著名的書
法家曾農髯和李瑞清兩位先生,學得師風的同時,甚至更青出於藍,逐步形成具有個人特色的“張大千體”。而作詩則好到“他的詩,造詣之高,恐怕許多詩人都要
讓他三分”(著名文學家劉太希語)。 自古道文人相輕,文藝界自始至終都存在著派係鬥爭、人際關係之間的傾軋和各種恩怨糾葛這些問題,一直都很棘手。雖然周恩來總理當時一再呼籲 在徐悲鴻和一些畫家之間也多少存在著這類問題。著名的旅法畫家潘玉良和徐悲鴻曾是中央大學的同事,但因 1953年,第二次文學藝術 新中國成立後,徐悲鴻在美術界威望很高,而與他曾有芥蒂的劉海粟甚至連文代會都沒資格參加。徐悲鴻去世後,國內朋友再邀潘玉良回國時,潘玉良猶豫了,但不久因中國的“反右”運動 隨著文藝整風運動的進一步深入,中國畫作為最傳統的畫種,竟被當成“糟粕”越來越多地遭到質疑,甚至批判。主要原因是國畫表現的“才子佳人”不能為人民 新中國當時最推崇的藝術大師,是俄羅斯19世紀著名寫實畫家列賓,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當時的中國發展都以蘇聯經驗為模式。列賓的創作便是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表現勞動人民的 |
【連載】行走的畫帝張大千:為毛澤東畫《荷花圖》(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