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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畫帝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第二部分
獨往深山遠·暫居印度大吉嶺（1）
那神奇的印度舞蹈，腰骨和手指的動作是那麽靈活那麽優美，尤其再配上印度特有的服裝“沙裏”（音譯，印度婦女所穿的裙子），真是飄飄欲仙啊。張大千驚歎於沙裏這種古老的服飾，隻是一塊紗樣的布，可搭在印度女子的肩上卻能變化成如此美妙的裙子，他覺得“天衣無縫”這個詞一定就是用來形容這種服飾的。
他還喜歡看印度女人頭發挽的那個發髻，從發髻上懸下一小塊裝飾用的金銀牌，小牌子正好垂掉在額頭上，輕輕晃動時的神態，配上一雙會說話般的大眼睛，真是說不出的迷人。很像中國唐代盛行的裝扮——梅花烙。
而印度女人這種衣袂漫飄、輕盈舞姿的確像極了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形象，怪不得那些史學家們固執地認定敦煌壁畫是模仿印度壁畫所來，當時苦無證據駁倒他們，現在正好趁來印度好好考察一番。
1950年春，“張大千畫展”在印度首都新德裏如期舉辦。
這也是張大千第一次走出國門，在外國舉辦畫展。
飛離大陸後，張大千並沒有急於定身台灣，因為當時的台灣被國民黨政權統轄後，馬上製定了對大陸的“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這就等於徹底決絕地封鎖了台灣和大陸之間的任何聯係。
這個政策對喜歡自由出行的張大千來說自然不利，他當然不想受這種製度的強行束縛。他不願意因此而失去再看見家人的機會，所以在台灣短暫停留後又來到氣氛相對寬鬆自由些的香港，然後轉而來到印度。
香港雖然比台灣相對自由些，可由於大批內地難民的湧入，也使這個小小海島擁擠不堪，加上語言上流通的是粵語和英語，給張大千的生活和交往帶來諸多不便。除了喜歡吃粵菜，張大千對這裏並不滿意，因此香港也不是他考慮的定居之地。
張大千一生行事，向以藝術為中心，以藝術為方向，並不做預先周密的安排和設計，而是興致所到，信手拈來。完全是天馬行空、惟逐藝術而居的大藝術家個性。
畫展在印度舉辦了一個多月，取得巨大成功後，張大千偕徐雯波信心十足地去了向往已久的印度著名佛教石窟阿旃陀石窟。他相信自己對敦煌壁畫的起源是來自於中國人自己的判斷一定是正確的。如果把這個謎團解開，那麽自己對敦煌的曆史和藝術又有了新的貢獻。他願意做這樣的貢獻，甚至不惜代價。
阿旃陀石窟據傳開鑿於公元前2世紀，前後曆時約一千年的時間，現存有29窟。石窟藝術分為建築、雕刻和壁畫三部分，其中以壁畫最為世界所矚目，也是印度古代壁畫的重要標誌。尤其是晚期的壁畫比前期更臻完美，無論是構圖、線條還是色調都達到了印度古繪畫藝術的極致。
阿旃陀石窟裏的壁畫內容都是宗教題材，但也有一些現實生活題材，有各種生活場景的描繪，從中可反映出印度社會當時的經濟狀況。壁畫上的人物均刻畫生動，有著印度深厚的美學傳統和思想，不僅對印度本國的美術發展產生巨大作用，也對東方佛教所傳播的各個國家和地區，有著深遠影響。
應該說，它也像中國的敦煌藝術一樣，是國之精華與瑰寶，同樣震撼著每一個對藝術頂禮膜拜的虔誠藝徒。
張大千在石窟中流連忘返，一連待了三個多月。他認真地考察研究著，並臨摹了一些重要作品。經過反複比較和推敲，他終於得出了有力的論證，來說服那些史學家的觀點：
“自己原先的見解是正確的，敦煌的藝術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我所持的最大理由，是六朝時代在敦煌留下的繪畫透視法，是從四麵八方下筆的，而印度的畫法甚至包括西洋的畫法，他們的透視法僅是單方麵的;何況敦煌顯示的人物、風格和習慣，都是我國傳統的表現；再說印度與敦煌壁畫的工具，也有不同。舉例來說，敦煌壁畫之佛經故事，所繪佛降生傳中的印度帝王與後妃等，亦著中國衣冠，畫中的寶塔，也是重樓式的中國塔。這是我赴印度印證的一大收獲。”
這個收獲的確是巨大的，可以說是為敦煌學揭曉了一個重大的藝術起源的謎團。
從阿旃陀石窟考察出來後，張大千和徐雯波又去了印度的菩提伽耶等佛教聖地旅遊。此時已是5月，天氣熱得出奇，他們行到了印度北境與尼泊爾交界的一個山城——大吉嶺。
誰知一進入大吉嶺，張大千頓感燥熱退去，清爽宜人，渾身舒暢起來。於是他對徐雯波說：“暫時住在這裏好了，就當避暑吧。”徐雯波此時已有孕在身，正感辛苦奔波不適，也覺此地風光秀麗，正好歇下養身。
這個大吉嶺因海拔很高，約2250米，所以氣候適中，成為印度著名的避暑勝地。它位於喜馬拉雅山的南麓，原是英國人種植茶葉的地區，夏季時常因多雨而涼快。能來此地避暑的人多為英國和印度的貴族們。
張大千感慨此地謂：“為東亞避暑名區，與我之廬山並雄於世，雪山在其東南，皚皚照人眉宇，償登虎峰，所稱世界之第一高山喜馬拉雅之挨弗勒斯峰，可以平揖，真偉觀也。”
喜愛之情，油然可見。於是租房住下，還養了幾隻印度猿猴。
張大千在這裏每日登山賞景，回來便畫畫作詩，倒很有幾分隱居世外桃源的味道。
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寂寞和思鄉之情加重，煩惱也就接踵而至了。當地隻有幾十戶華僑，並都沒什麽來往。最重要的是經濟拮據，讓張大千開始憂心忡忡。有一天在山上散步時還不慎摔了一跤，把一條腿給摔骨折了。養傷期間，更令他煩躁。
他總問徐雯波：“家裏有信來嗎？”
徐雯波嗔道：“來了信能不告訴你嗎？”
張大千躺在床上歎氣說：“是呀，隔得太遠了。”
沉默了片刻，張大千有感而發作出了一首詩：
萬重山隔衡陽遠，
望斷遙天雁字難。
總說平安是家信，
信來從未說平安。
哪知剛一念完，徐雯波那邊就已嚶嚶哭了起來。
張大千不由又歎道：“看來此地也非久留之處啊……”
11月份的時候，因為徐雯波馬上要臨產，張大千便偕其來到香港待產，12月，徐雯波在香港生下一個兒子，取名心印。為紀念這段印度生活之意。
1951年年初，他們又返回大吉嶺，張大千把滿腹的思鄉之情都傾注在繪畫上，又做出了好多滿懷濃鬱思念的好詩來。如：
窮年兀兀有霜髭，
癡畫淫書老複癡。
一事自嗤還自喜，
斷炊未廢苦吟詩。
再如：
故山猿鶴苦相猜，
甘作江湖一廢材。
亭上黃茅吹已盡，
飽風飽雨未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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