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畫帝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第一部分
解密敦煌往事(3)
那麽,既然張大千在敦煌的工作和為其所做的貢獻如此之巨大,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感召了一大批因看過張大千的臨摹壁畫而被敦煌藝術所吸引並投奔而來的藝術人才,使敦煌藝術被廣泛地認知和了解;為什麽幾十年來他還會被很多世人誤解,反倒擔負了“破壞敦煌”的惡名呢?
原來古人建窟目的本是為了表達自己對宗教的信仰和虔誠,因此在洞窟內作畫以傳達供養許願者之心聲。但建窟非幾日可成,而是要花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才能修建完成。因此就有人投機取巧,幹脆把先人建好的洞窟據為己有,把原有壁畫毀掉後,在表麵塗抹上一層新的泥壁,再在其新壁上重新繪畫,題上自己的名字和心願,以達到向佛祖許願的目的。
這樣幾百年、上千年過去,就形成了往往一個洞窟裏的壁畫竟有好幾層。張大千在一次無意中發現了這個秘密,因為外層的壞泥皮早已脫落得斑駁不堪,要想看見裏麵的精美壁畫,必得先把外層剝落。於是,在陪於右任參觀時,一行人一起把外層表皮給清除掉了。對於發現畫內有畫和清除外層露出內裏,張大千是欣喜萬分,他覺得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重大發現,是對敦煌藝術的研究又做了一個貢獻。
當時被張大千召去也在敦煌參與臨摹工作的畫家謝稚柳後來也說:“要是你當時也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是已經剝落得無貌可辨,又肯定內層還有壁畫,為什麽不把外層打掉了,來揭出內層的精華呢?!”甚至當時剛剛成立的敦煌研究所也曾采用此法,在幾個壁畫殘損的石窟內,剝出了數幅唐代壁畫精品。
但意想不到的是,“適有外來之遊客,欲求大千畫未得,遂向蘭州某通訊,指稱大千先生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畫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引自時任敦煌藝術研究所副所長的竇景椿在《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一文)
公正地說,這種做法如果發生在現在,應該說的確是毀壞了一些外層的壁畫。但在當時還不具備相應的科學技術來保存和整理的情況下,隻能留下這些遺憾了。
著名學者餘秋雨很客觀地闡釋說:“張大千剝損壁畫的行為,恐怕和當時缺乏文物保護意識有關。因此,對一個人的評價不能脫離具體的時代環境。”
但讓張大千惹出是非的真正原因卻是因得罪小人而起,真是應了中國的那句古話: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人。原來張大千在敦煌的幾年間,蒙當地各方照顧,出於感謝,白天辛苦工作一天後,晚上為給求畫者作畫隻有犧牲休息時間挑燈夜戰,對所有的求畫者都是盡力有求必應。有一次路過酒泉時,一位曹姓專員因嫌張大千的贈畫篇幅太小,第二天竟又拿給張大千讓再“多添幾筆”。畫上原是好好的一隻小鳥佇立在一塊秀麗的石頭上,本是很有情致的,曹某的要求分明是不懂藝術的外行,索畫不是附風雅,就是出於其他目的,因此張大千沒加理會。哪知曹某繼續糾纏,氣得張大千索性一把將畫撕毀。這下可得罪了這個曹大專員,他依仗自己是時任甘肅省主席穀正倫的門生,叫囂著一定把張大千“這個畫畫的”趕出敦煌。
果然好幾個罪名便在以後的日子中接踵而至,什麽“敦煌盜寶、破壞壁畫”等等。真可謂“盛名所至,謗亦隨之”。張大千一腔苦心卻受到如此傷害。起初他並不在乎,想著清者自清,豈能因小人讒言耽誤大事,沒想到很快甘肅省主席穀正倫就親自發來了驅逐電報,雖未直接限定張離開敦煌的日期,但口氣已很不客氣了:
“張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頗有煩言。敕告張君大千,對於壁畫,勿稍汙損,免滋誤會。”
此事一傳出,全國輿論嘩然,一時間各種說法甚囂塵上。張大千的好友、著名書法家和詩人沈尹默作了一首詩替張大千辯白:“三年麵壁信堂堂,萬裏歸來須帶霜;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筆硯寫敦煌。”“薏苡明珠”是古人專用來比喻蒙冤受屈之人的典故。
雖然1949年的3月,甘肅省參政會上已經對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案作出最後結論:“……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可穀正倫等人出於私怨,竟把這個如此重要的定論嚴加“保密,不予公開”,使之沉入浩瀚的曆史檔案中,並隨著1949年8月蘭州的解放和甘肅省國民黨參政會的解體而徹底石沉大海(後經四川學者、張大千研究專家李永翹先生耗費幾年精力,辛苦查找出當年裁決書的原件,使張大千“敦煌破壞壁畫”之謎在幾十年後終於大白天下)。
遠在海外的徐雯波女士老淚縱流:“這張紙(指裁決書)我和大千都沒見過,隻是聽說。他(張大千)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最終沒能回大陸,除了擔心生活不適外,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惜他人已永遠地走了……”
也許我們不能太多地責怪曆史在某一時刻的如此不公正,因為還原真相需要時間,需要追求真理的人去尋覓。即使是在當代,出於當事人的卑鄙和私心讓好人蒙冤的事還少嗎?
別了,故土和親人,“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此時的張大千,隨著乘坐的飛機在雲層中穿過,覺得自己真如同那隻戈壁灘上的孤雁。
長別離、長別離——他也在輕輕喃著,但隻有他自己聽得見心底的低吟。
【連載】行走的畫帝張大千:為毛澤東畫《荷花圖》(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