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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畫帝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說，張大千敦煌之行的創舉，是為“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因此，從張大千的臨摹作品中，也讓更多的中國人充分領略到，中國文化有著多麽豐富博大的瑰寶。
第一部分
解密敦煌往事（1）
【連載】行走的畫帝張大千：為毛澤東畫《荷花圖》（5） |
【連載】行走的畫帝張大千：求助張群飛離大陸（2）
莫高窟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曆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至唐時已有一千多個窟龕，內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約492個，其中彩塑有2455身，壁畫有四萬五千多平方米，還有唐宋所建的木構窟簷五座。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集繪畫、雕塑、建築等為一體的宏偉的藝術寶窟。每個洞窟裏的壁畫都從天花板到牆角，從北魏時期一直到元朝，一代一代的畫法嬗變，清晰可辨，可以說簡直是一部生動、詳盡的中國美術史課本和一座最大的繪畫博物館。敦煌藝術水平之高可想而知。
張大千自己評價敦煌時曾這樣說過：“在藝術方麵的價值，我們可以這樣說，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之大成，敦煌壁畫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來我們中國美術的發展史。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們的敦煌壁畫早於歐洲的文藝複興約有一千年，而現代發現尚屬相當的完整，這也可說是人類文化的奇跡……我認為其曆史考證之價值，重過藝術之欣賞！蓋敦煌文化，不令為中國文化，且為世界文化！”
張大千最早是從曾農髯、李瑞清兩位老師那裏知道敦煌的，說那裏有難得一見的佛經和唐像等，並告訴張大千有機會一定去那裏見識一下。那時大家還不知道敦煌有那麽多更有價值、更加炫目的壁畫。所以張大千向往敦煌已久。在蘇州網師園居住期間，他與著名美術教育家葉恭綽住前後院，幾年間與葉交往成為摯友，葉也常常對張提起敦煌。他的理論是：“一個治學的人必須知道中國的文化，是發源於黃河兩岸，一個人如不沿河靜觀，不到西北那邊去走走，胸襟就不會擴大，學問也不得成功。總呆在江南是不行的。”
他神色鄭重地對張大千說：“從明朝到清朝這五百年間，我國的人物畫在衰退。我國人物畫的頂峰是在唐朝，宋朝時還有李龍眠，到了元朝有趙子昂，明朝有唐伯虎、仇十州等人，明朝末年還出了一個陳老蓮，而到了清朝就後繼無人了。所以你應該好好研究一下唐宋六朝人的畫。”
張大千就問：“我也曾聽曾、李兩位恩師說過這個道理，隻是這唐宋六朝人的畫，該去哪裏找呢？”
葉恭綽沉吟半刻說：“所以我剛才勸你應把黃河走完，看看中原的偉大，那些地方一定會有許多建築、雕塑等，會對你有益。不管你是坐車、騎馬還是走路，都一定要沿著黃河走一趟，有困難我們這些朋友會幫你。你不要以為在繪畫上古人是英雄，我們就不是。隻要你肯用功，你就是英雄。並不是隻有天生的異人才能當英雄，你也可以做。並且我相信以你的才華將來必有不可限量甚至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張大千聽後深受鼓舞，應該說曾農髯、李瑞清、葉恭綽這三位前輩的話對他下決心去敦煌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對葉恭綽的為人尤其敬重，因為他們之間還發生過一個感人的故事，讓張大千深感葉恭綽的真誠和重義，並也在畫壇上傳為佳話。
張大千二十多歲初來上海時，曾喜歡玩一種在文人間很盛行的賭博遊戲，即“詩鍾博戲”，也就是打詩謎、打詩條。年輕的大千深深地迷陷其中，不僅賭輸了很多錢，甚至還把家裏祖傳的一件碑帖——《王右軍曹娥碑》給輸掉了。這可是件極其珍貴的碑帖啊，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的民國時期碑帖非常走俏，因此也索價頗高。這件祖傳的珍品輸掉後，張大千難過極了，也就突然頓悟並從此戒賭了。這件令他傷心和萬分後悔的往事隨著他的戒賭而漸漸被淡忘，轉眼過去了十年光景。這一年張太夫人曾友貞病危，張大千日夜守候在母親的身旁。
偏巧有一天老人家忽然向張大千問起曹娥碑來，並說要看一看。張大千登時驚起一身冷汗，謊稱把碑放在網師園裏了。於是曾老太叮囑他一定回蘇州取回來讓她看一眼，否則她心裏惦念，會走得不安心的。
回到網師園後，他一籌莫展，二哥張善子早就為賭博輸碑之事責備過他多次，此時也無計可施，隻有相對歎氣。正在這時葉恭綽來訪。
葉恭綽以前曾先後任過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和孫中山的大本營財政部長，但由於為人清正，不喜歡政務活動，所以40歲之後幹脆棄政從文，專心從事文化藝術教育工作，閑來喜歡畫畫，尤其畫竹很拿手。張氏昆仲能搬來網師園居住，還得益於他的幫忙哩。
葉恭綽進得門來，看見兄弟倆愁眉苦臉，似有非常苦惱的心事，不禁問其究竟。誰知聽後他竟指指自己的鼻尖說：“這件事嘛，好辦！因為這件寶貝就在區區這裏。”
張大千一聽驚喜得眼淚當即流了出來，趕緊說：“我知道譽虎（葉的字號）先生一向視文物為珍藏，是不會再賣的，小弟我隻想借來讓病榻上的老母看一眼就行，然後即刻歸還，不知可否？”
誰知葉恭綽聽後朗聲說：“這是什麽話，我雖一生愛好珍藏，卻從不巧取豪奪，玩物而喪誌。既是你祖傳之物，太夫人又病危之中想看一眼，我理當完璧歸趙，哪有要錢之理！”隨後取來曹娥碑交給張大千，把兄弟倆感動得雙雙跪下，叩頭致謝。拿回去給太夫人看過之後，太夫人這才安然逝去。
話說回來，如果不是抗戰的爆發，張大千可能會更早些時間去敦煌。但去敦煌又談何容易，交通不便且又物資奇缺，除了成都到蘭州這一小段路途可以搭乘飛機外，再往西行，就得全靠貨運卡車之類交通工具來行走漫漫長路，路過沙漠地帶就隻能騎馬或駱駝風餐露宿了。沿途的治安也很危險，常有土匪強盜出沒。並且河西走廊這一帶屬馬家軍馬步青部隊管轄，不經他的許可，誰都休想踏入敦煌一步。
最後又是得助於張群的關照。張群出麵命其部下魯大昌、蔡孟堅等人幫忙，蔡孟堅時任蘭州市市長，而蘭州當時是國民黨第八戰區東陸總指揮魯大昌的轄區。
“準備赴敦煌的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從成都飛到蘭州，蘭州再進去，自永登起就是馬家軍的防區了，地方情況特殊，由魯大昌先生代我致電馬步青旅長，說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薩克流寇出沒劫殺行旅，請求馬旅長保護。馬旅長回電歡迎我去涼州住，由魯大昌派車護送過去，再由馬步青派騎兵一連護送我入敦煌。”（引自張大千的《我與敦煌》一文）
有趣的是，當風塵仆仆的張大千出現在前來迎接的馬步青麵前時，讓馬步青大為驚訝與愕然。大名鼎鼎的張大千原來就是這樣一位身材矮小、胡子邋遢、穿著一件土裏土氣的駝毛大袍的小老頭。馬步青當時就不禁樂了，甚至很粗魯地和張大千開起玩笑，戲稱張就像是他老家合州東鄉賣雞蛋的農夫。馬步青的傲慢氣勢登時把張大千的自尊心刺傷了，張大千二話不說，當即叫馬步青的副官取出紙墨，在地上飛快寫出一首詩來送給了馬步青。馬步青先一見紙上的字便立刻肅然起敬起來，再一看寫的那首詩：“野服裁成駝褐新，闊袍大袖成閑身，無端更被將軍笑，喚做東鄉賣蛋人。”
馬步青立刻慚愧地拱手道歉。當時在旁的還有蔡孟堅，這一幕給蔡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從此也對大千的才華和為人終生仰慕和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