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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畫帝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第一部分
解密敦煌往事（2）
張大千對跟隨的兒子心智感歎道：“怪不得古人說：‘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幹。前看戈壁灘，後望鬼門關。’可我們的先輩們竟在這麽荒涼的戈壁荒灘上修建出這麽雄偉壯觀的建築，創造出這麽令人稱奇的壁畫，這裏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獨一無二的藝術瑰寶，這裏簡直是個奇跡！可以想像古人們比我們花費的心血要多得多，他們才是最了不起的無名英雄啊！我們要像唐僧取經一樣，好好在這裏向先人們學習，磨煉意誌，老待在家裏不吃苦是不能成大器的，更何況我們吃的苦比起唐僧師徒來還差得遠哩！比起這些畫壁畫的古人們更差得遠哩！”
由於要完全按原壁畫的尺寸絲毫不差地臨摹下來，所以畫布必須得重新拚接縫製。這種縫製畫布可不是普通的縫法，是青海寺廟裏的高僧們秘不外傳的一種特殊技法。
經馬步青介紹，張大千趕去青海拜會馬步青的兄弟、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因青海省有規定，本地喇嘛是不準許出省的。經馬步芳的特批，張大千從西寧的塔爾寺特聘請五位喇嘛、也是著名的藏族畫師，然後返回敦煌幫助縫製畫布和調配顏料。
這種縫布技藝工序繁瑣精細，要用羊毛、生石膏、鵝卵石等材料熬膠，縫好之後，還要加工打磨，正麵縫六次、反麵磨三次，縫好之後的畫布才能保證永不脫落變形。這種技法據說是從唐朝時流傳下來，但現在隻有這些喇嘛才會，內地早已失傳。
在塔爾寺和其他寺院裏，張大千還購買了數以百斤的石青、石綠、朱砂等礦質顏料。每斤約三十至四十銀元，價格雖昂貴些，但這些礦質顏料的色澤會經年不褪。
所有的工作都準備完畢後，艱苦卓絕地臨摹工作開始了：
首先是要用蠟紙把圖案勾描下來，但又不能粘到壁畫上去描，以免破壞到這些壁畫表麵，於是隻好兩個學生站在架子上懸空提紙，再由張大千去描。稿子描下來後要拓到畫布上，然後再對著壁畫看一筆畫一筆。
一張小畫可以幾天完成，而一張大尺寸的壁畫臨摹下來，就得花一兩個月時間。
隨行的張大千之子心智在回憶那段日子時曾感慨地寫道：“特別是臨摹巨大整幅壁畫的上麵部分時，一手要提著煤油馬燈，一手要拿著畫筆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細觀看著壁畫，看清一點，就在畫布上畫一點。一天上下得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難統計了。我當時膽子小，每當爬到最高處時（距地麵3米左右或更高一點），兩條腿不由得就發抖……而當臨摹到壁畫的底部時，還得鋪著羊毛氈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線、著色，不到一個小時，脖子和手臂就酸得抬不起來，隻得站起來休息片刻再繼續臨摹。”
張大千的學生劉力上也記錄道：“每日侵晨入洞，從事勾摹、藉暮始歸，書有未完，夜以繼泛。工作姿態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上、或臥地下，因地製宜。惟仰勾極苦，隆冬之際，勾不行時，氣喘汗出，頭目暈眩，手足搖顫。力不能支，猶不敢告退，因吾師工作，較吾輩尤為勤苦，尚孜孜探討，不厭不倦，洵足為我輩軌範。”
的確，比起學生和助手們的工作，張大千的工作和勞累強度當然更大，但即使是在如此艱苦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中，大家卻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因為在敦煌奇麗偉大的藝術世界裏，受此“徒刑”是值得的，它會給每個人回贈以巨大的收獲。
樂觀的張大千很善於苦中作樂，有時會把留聲機搬到洞口給大家聽，以解疲乏。他是個戲迷，幾乎什麽戲曲都喜歡，但最愛的是京劇。為此他帶來許多京劇名角的唱片，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譚鑫培、孟小冬等。又因敦煌地處沙漠地帶，缺乏蔬菜，有時他會一邊散步一邊留心哪兒會生有野菜、野蘑菇。後來他在一片楊樹根下居然找到了一種野生蘑菇，並在7月份這一個月中，每天都可采摘到一盤，味道還不錯，給大家在枯燥的日子中增添了一些樂趣。
臨離開敦煌時，張大千還特意畫了一幅野蘑菇生長地點的“秘密地圖”，送給後來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在地圖上，張大千詳細地標明了這些野蘑菇的采摘路線和采摘時間，還注明哪一處的野蘑菇長得最好和最好吃，讓常書鴻非常感動：“這張圖無疑是‘雪中送炭’，可以說是張大千留給敦煌工作人員的另一個‘寶’！”
常書鴻是在1943年夏天張大千已要離開敦煌時前來到任的，這個早年留法的油畫家懷著執著的開拓精神在敦煌一紮根便是幾十年，為敦煌學的發展和研究傾注了畢生的精力和心血。而這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創立又與張大千的呼籲和努力有著直接關聯。
原來張大千來到敦煌後，深感敦煌這樣一座舉世難覓的藝術寶窟被長期埋沒在沙漠中，由於不被政府重視和保護，已導致大量瑰寶被外寇盜走和流失。如再不采取措施妥善管理的話，勢必一座寶窟除了壁畫無法盜走外，其他能拿走的都會因洗劫一空而變成空殼。如果不把這些壁畫好好修複一下，幾千年來凝結成的藝術精華也將被逐漸消退和毀滅。於是趁他的好友、國民黨監察院院長於右任來西北視察、特來敦煌看望他之際，他像一位熟練的“導遊”，一邊領著於右任在各個洞窟裏參觀，一邊用他豐厚的學識向於右任講解著敦煌的曆史與現狀以及應該怎樣著手保護的相關措施。
當於右任看到張大千艱苦的臨摹工作狀況和知道來此工作全是張大千自費時，不禁由衷地被感動和震撼了。一路上他不住地點著頭，不住地重複著幾句話：“做得好，做得好，功德無量啊！大千，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你做的是一件利國利民利子孫萬代的大好事。政府是應該出些錢修繕敦煌的。”
張大千則無奈地搖了搖頭說：“多謝您的美意，我到敦煌是自願的，臨摹這些壁畫和宣傳它們是我作為畫家的責任。現在是抗戰期間，哪有伸手管政府要錢的道理。我二哥善子為了國家命運，出洋去宣傳抗戰;自己省吃儉用卻把籌來的二十多萬美金全捐給國家，最後自己卻積勞成疾過世……”他的眼圈紅了，停了片刻，又接著說：“右老，我個人無所求，隻希望政府能把敦煌好好修繕一下，否則這樣一座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偉大寶窟要是再不被重視，便是愧對子孫萬代了！”
於是就如何維修、保護和研究等工作，張大千向於右任細致地提出自己的建議，而當務之急就是得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使莫高窟先得到妥善的管理。
於右任聽後非常激動，大聲說：“好哇，你的建議太好了，設計得也非常周到。按你說的把管理、保護、研究和教學聯係在一體，我看應該叫‘敦煌藝術學院’，你看如何？而這個院長職務我看也非你莫屬了。”
張大千連忙搖頭推辭，說：“右老您不是不了解我，我是四海漂泊之人，哪裏能坐得住？還是另請高明罷！”
於是在張大千、於右任等一批關注敦煌的有識之士們奮力呼籲下，國民黨政府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並由教育部委派常書鴻出任所長。常書鴻來到敦煌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的工作和生活狀況，不禁深受感動和鼓舞。在如何保護敦煌的許多問題上他都虛心向張大千請教，並都能達成一致，因此也和張結成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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