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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畫帝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說，張大千敦煌之行的創舉，是為“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因此，從張大千的臨摹作品中，也讓更多的中國人充分領略到，中國文化有著多麽豐富博大的瑰寶。
第一部分
人生自古傷離別（1）
作者：文歡
1949年4月的成都更像一座危城，此時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都已相繼解放，西南這片山水雖仍屬國民黨的勢力範圍，但形勢已十分明了，共產黨解放這座城市已近在咫尺；這裏不過是國民黨退兵的一個中轉站，國民黨大批的敗軍正從這裏向台灣撤退。
張大千接到徐悲鴻從北平來的信，得知徐悲鴻繼續擔任北平藝專的校長，並將與郭沫若、翦伯讚、鄭振鐸等人一起，去布拉格參加第一屆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同時還將參加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信中還邀請張大千最好也能去北平，一起參與籌備工作。
張大千雖很被老友的一番誠意所打動，但眼下卻又實在走不開。
他在成都西郊的金牛壩買下的一座宅院剛剛建好，起名為“稅牛庵”。在庭院裏種了很多奇花異草，還養了幾隻白猿。一大家人此時分為兩處居住，他和徐雯波及男弟子們住在“稅牛庵”，大夫人曾正蓉和三夫人楊宛君則領女弟子們住在南部的沙河堡。
這是張大千第一次置辦產業，由於常年在外奔波遊曆，他一直是以旅居、借居或合居的形式四處棲身。剛在畫壇嶄露頭角的1929-1931年間，他住在浙江嘉善陳氏的“來青堂”，這裏交通便利，既離上海很近，又能避開大城市裏的喧囂；1932-1937年間住在蘇州的“網師園”；抗戰期間則來往於北京頤和園中的“聽鸝館”、青城山上的著名道觀“上清宮”；接著是近三年的敦煌莫高窟等。
張大千是個異常講究生活環境的藝術家，所選擇的住處無不清幽雅麗，精致不凡。當然也所貲不菲。
房子總算安置下來，但最要緊的仍是得考慮繼續掙錢以維持家用。這也是古往今來職業畫家們的生活方式：鬻畫為生嘛！
恰在此時又有兩個邀請辦畫展的請帖寄來，分別是印度和中國台灣。
這兩個地方都是他一直想去的地方，尤其是印度，他在敦煌時，便一直對史學家們所持的一種觀點不能認同：他們認為敦煌壁畫應該屬於佛教藝術，而佛教是從印度傳到中國的，因此敦煌藝術應算做印度藝術的傳入，敦煌壁畫是模仿的印度壁畫。
但張大千通過對敦煌壁畫的分析研究，則認為佛教雖然是從印度傳來，但這些壁畫則是中國人自己的藝術，絕不是模仿而來。為此他常常和那些專家學者爭論，那時他便暗下決心，一定要親自去印度看一看。他堅信如此偉大的敦煌藝術，就是中國曆代的藝術家們的心血之作。
此次畫展的邀請函是以印度國家美術學會名義發來的，但最主要的籌劃者卻是張大千的好友、國民黨駐印度大使羅家倫。
雖然此時的成都局勢不穩，秩序一派混亂，但張大千還是關起門來，竭力避開喧擾，集中精力開始作畫，為兩個畫展籌備新作品。
與此同時，北京及其他解放地區已開始有條不紊地進行籌建工作。
1949年7月，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同時成立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在會上，徐悲鴻當選為美協主席，江豐、葉淺予當選為美協副主席。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也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與會各方代表六百餘位。
徐悲鴻再次來信邀請張大千去北平藝專當教授，並許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北平藝專即為現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是中國美術界的最高學府，這個月薪也是當時北平藝專教授的最高供給。但即使已是這樣的高月薪，對張大千來說，也根本是杯水車薪罷了，遠不夠養活一大家人的。初建時新中國的貧瘠和困難可見一斑。對共產黨平均主義分配原則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政策，他覺得無法適應。此時的張大千已另有打算，隻要有一線希望，他也會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1949年11月，“張大千畫展”如期在台北隆重舉行，除少數敦煌摹畫外，展品多為近期力作。這是張大千第一次來到台灣，寶島絢麗的熱帶風光讓他非常喜歡，並流連忘返。一邊開畫展，一邊和同去的香港畫商高嶺梅等人遊覽台灣名勝。
此時二百多萬從大陸撤退下來的國民黨軍隊及家屬使島上人口劇增，幾乎人滿為患，給生活方麵造成了極大的危機與困難。台灣的廣播、報紙等各種傳媒被國民黨迅速壟斷，開始大造反共、防共、恐共的輿論。這讓張大千的心不禁懸了起來，他擔心著家人的情況，同時也在反複權衡和考慮自己的去向。可以說現在是已到了抉擇時候了。畢竟是從舊時代走過來，與國民黨許多高層政要還算有些交情並可以依靠，而對共產黨可說是毫無了解。但真要委身於國民黨統轄下的地盤，張大千也不情願。如果能遊離開兩個政權之外，另辟一處相對自由些的“世外桃源”就好了。
11月29日，國民黨元老、監察院院長於右任撤回到台北，他是張大千的老朋友，在上海時和張善子、張大千同是“寒之友會”的社友，關係非同一般。此次從重慶飛回台灣，因離開得匆忙，連家人都沒能帶出來，局勢緊張到何種地步已顯而易見。隨即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日，重慶即宣告“撤守”。
張大千聞訊急忙前去拜見，於右任見張大千此時在台北，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告訴張大千四川馬上就要被共產黨占領，趕快回去接家人吧。
張大千頓時心急如焚起來。12月1日，台灣省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陳誠邀請張大千吃飯。心事重重的張大千哪裏有心情赴宴，加上他並不認識陳誠，於是便想回絕。但同去的香港畫商高嶺梅卻極力勸說他去赴宴，以了解些時局消息。
張大千隻好憂心忡忡地前去赴宴，誰知竟在宴席上看見了老友溥心，這不禁讓他喜出望外。原來陳誠正是因為仰慕這兩位在中國被稱為“南張北溥”的兩大畫壇巨擘，才趁兩位大師都在台灣之際，想結識一下他們。在座相陪的是台灣書畫界的著名人士。這種藝術家們在一起的聚會是張大千所喜歡的。沒想到陳誠還是個十分熱心的人，當他在席間聽說張大千隻身一人在台，想回成都接家眷時，便馬上答應給張大千負責來往的機票，並說：“虧得你現在說，不然過幾天就來不及了。”
溥心也替老友擔憂著，此時他已決定定居台灣了。
事不宜遲，張大千第二天便搭乘軍機飛回了成都。
回到家後，便馬上抓緊收拾東西，讓他犯愁的是他這些畫怎樣才能多帶走一些。因為印度的畫展已定於1950年的年初，而現在已經12月份了。
印度的畫展是老友羅家倫為他籌劃的，原計劃是定在1951年舉辦;但羅家倫想到此時國內的局勢不穩，並且印度政府已在考慮承認中共政府，而他此時的身份是國民黨的駐印度大使，所以便力主把畫展提前一年舉辦。張大千也覺提前為好。果然一年後印度便與新中國建交，印度政府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政權，國民黨駐印度使館隻得降旗撤回中國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