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從憤青文人餘傑的空想說起

我感覺憤青的願意應該是憤世嫉俗的青年的簡稱，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叫餘傑為憤青文人並不是什麽侮辱的名稱，餘傑的對現實社會的激烈的批評已經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注腳。 餘傑從學校畢業之後很快就投身到批評家的行列中去，他對中國的發展現狀提出了很多的批評，他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並且通過他們進一步反思，有很多地方出發點都是來自他做人的良知，他早期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對人性黑暗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和抨擊雖則有些幼稚不過都還是不為過的，而且，像在那麽一個鬥居中以 貧寒自許仍舊不放棄所謂的文鬥的青年餘傑來說，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餘傑沒有給我們提供批評之後的改進的意見，即使提出來了，也是不切合實際的，這和餘傑本人較少的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有直接的關係。 我看過他的一本文集，這是他自認為不錯的一本書，書的第一篇文章餘傑通過一個夢中的老人的話提出了解決中國高級幹部司機腐敗現象的途經，那就是恢複以往的抬轎子的功能，把汽車改成轎子。傳統知識分子救國拯民思想中無非兩個要素，一個是複古，一個是革新，兩者相互交替，誰也難以戰勝誰。這篇文章中體現的則是複古意識。那麽我們就按著餘傑的想法來看看這個辦法是否可行（在這篇文章中餘傑顯然不是王朔的那樣調侃，而且文中頗為自己的這個設想而自豪）。 原來領導的司機有假設有一個，改成轎子後變成了兩個，原來的那一個不是行政編製也是事業編製，自然不會是領導人給他開工資的，那麽現在的這兩個的工資顯然也不會是領導人自己掏腰包了，於是還要正常多出一筆支出才行。原本下邊找領導辦事的人隻要賄賂一個司機就可以了，現在卻要同時賄賂兩個轎夫，賄賂成本從原來的一份變成了兩份，那麽隨著賄賂成本的增加，某些幹部收刮的成本也要水漲船高起來，老百姓自然也就要被多剝一層皮才對。所以，這種看似利民的措施最終必定以害民收場。 中國的很多事情都要按照中國的環境來加以綜合考量的，比如八十年代初期引進的所謂的激勵機製，仿效國外的經理人給雇用工人的“紅包”借以達到獎勤罰懶的目的。經理人可以隨意增減紅包裏麵的錢數，如果能幹的自然得到多數錢，少幹的自然就要少得，理論前提建立的很好，然而一旦實行起來就麵臨了一個最大的滑稽，那就是經理人首先不是公正客觀的代表，假如他徇私的話，那麽紅包立刻變質。事實證明紅包後來就是變質了。十五大之後提出的優良資產論，剝離不良資產，調整資產結構，理順經營關係，那時候最大的呼聲就是建立科學的現代企業製度，可是，剝離不良資產很快演變為一場現代的“圈地運動”，一部分經營者就內中大肆掠奪國有資產，當時江蘇的一個縣城，縣長公開叫喊：“十五大的精神就是快賣！”賣廠房賣機器賣工人賣股份成了那個時期的時髦和熱點，在這個所謂的優良資產論下，失業者再度增加。此為談論餘傑引出的題外話，不過說明中國的事情遠還沒有書生論道就能解決的那麽簡單，也不是讀了幾本亞當斯密、凱恩斯就能輕鬆了解的，所謂言必稱希臘最終隻能僨事。 我們的國家其實最需要的是幹實事的，而不是經常空口批評的， 所以，做一個批評家很容易，社會的黑暗和以往的專製羅列起來一千條也不止，然而不解決實際問題，你問問老百姓是苞穀重要還是民主重要？何況民主也不是一般意義上那麽簡單的問題。餘傑大罵周一良和餘秋雨時說他們做了人家的槍手，現在，可能又要輪到其他人大罵餘傑做槍手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