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二十章 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經驗

　　鄧小平同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曾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麵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新中國成立三十五年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曾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經受過嚴重的挫折；有著十分豐富的成功經驗，也有過令人痛心的嚴重教訓。所有這一切，究其本源，都是和是否“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相聯係的，也就是說，是否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因而總結這方麵的曆史經驗教訓，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特點所要求的，是一條普遍的思想原則。馬克思就曾指出：“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並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恩格斯也無情地嘲笑過那種把理論當作教條，到處生搬硬套的人，他說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書呆子和教條主義者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隻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應付一切。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列寧曾科學地闡述了馬克思的理論特點，指出它所提供的隻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意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麵把這門科學向前推進。他說：對於俄國社會主義者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隻是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列寧認為必須承認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將長久存在，因而在運用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方麵不能要求消除多樣性。列寧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類型上，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點。所有這些都說明，理論要與實際相結合，要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獨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問題，就是六十多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

　　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主要就是指要同中國的基本國情結合起來。毛澤東同誌曾說過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外國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堅持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係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從而把中國革命引向了勝利之途。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時期內，毛澤東同誌保持了實事求是的作風，認真研究我國的實際情況，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毛澤東同誌在《論十大關係》的著名講話中就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問題。講話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並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等一係列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方針。在一個時期內，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道路方麵，取得了許多重要成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是，由於勝利，毛澤東同誌不夠謹慎了，逐漸違背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違背了中國的國情，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急於求成的“左”傾錯誤越來越發展，給經濟建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使已經開始的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進程被打亂了。

　　現在，我們黨已經實現了偉大的曆史性轉變，在全國造成了一個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這就為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也為在經濟建設中按中國的具體實際辦事提供了可能。鄧小平同誌在1979年3月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中就強調指出：“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對於什麽是中國的基本國情這樣一個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出發點問題，黨中央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作出了十分透徹的分析。鄧小平同誌在上述講話中就曾深刻地分析了中國國情的特點，他認為：“一個是底子薄”。雖然解放後工農業生產有較大發展，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但是由於底子太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力量很不足，科學技術水平從總體上看要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後二三十年”。“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現在全國人口有九億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他特別指出：我國“土地麵積廣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別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在領導我國經濟建設工作中，陳雲同誌一向注重從實際出發，他對中國基本情況的研究，也作出了與鄧小平同誌相一致的概括。1979年，陳雲同誌就深刻指出：“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麽事情也搞不好。”講的就是要吃透基本國情。他認為，“我們國家是一個九億多人口的大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沒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這是一個大問題。……農民是大頭”。“一方麵我們還很窮，另一方麵要經過二十年，即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個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我們隻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化。這是現實的情況，是製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陳雲同誌十分強調對“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而“計劃機關和工業、商業部門的同誌對此沒有深刻的認識。如果不糾正這種認識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上述這些精辟論述，準確地抓住了我國的基本情況，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

　　底子薄，人口多，幾億人口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有真正過關，這種狀況說明了什麽呢？應該說，這是典型地說明了我們還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我們有80%的人口搞農業，而農業的商品率卻是很低的，在整個農產品中，商品經濟部分還不到50%，糧食則隻有15%；這同一些發達國家僅有百分之幾的人口直接從事農業，而且主要是商品生產的情況相比，差距是很大的。我們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新興工業以及科學技術等方麵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也都存在一個相當大的距離。如我國鋼鐵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隻有日本、美國的1/30.總之，在勞動生產率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收入（1979年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計算僅253美元，在世界上排列一百位以後）方麵看，我國至今仍然是世界上科學技術較落後的國家之一。當然，必須看到，我們今天的貧窮落後，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長時期的破壞遺留下來的。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間，正當歐美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轉化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卻在承受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這不但扼殺了我國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曆史進程，而且是造成了近代中國仍然滯留在落後的農業社會的主要原因。以中國革命勝利的1949年這一年，我國的經濟能力同當時的美國相比，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僅466億元，而美國的國民總產值則達2953億美元；我國年產鋼僅15.8萬噸，美國是7000餘萬噸；我國石油年產12萬噸，美國則近2.5億噸；我國糧食產量約為2200億斤，美國為3200億斤。如果把這一年我國的鋼、鐵、煤產量和發電量與英國相比，也分別落後了89年、139年、109年和36年。這種曆史造成的巨大差距，是我們所接受的舊中國留下來的“遺產”，也是新中國所麵臨的現實。毫無疑問，解放後我國的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要完全消除曆史造成的長達一、兩個世紀的差距，顯然不是短時期所能實現的；況且，由於我們工作上的失誤，在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年代耽誤了時間，致使已經縮小的距離又被拉開了。所以，底子薄，人口多，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仍然是我們當前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和出發點。這就決定了，我們經濟建設的速度、規模和進程都必須和這種國力相適應，在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上必須考慮我國的具體情況，在國民經濟的安排上要妥善解決改善人民生活和發展生產的關係，在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的同時必須充分開發勞動力資源，等等，諸如此類帶有戰略性的問題。

　　誠然，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是如實地反映了我們國家的現狀，但這和舊中國的狀況畢竟不是同一個概念，是不能同日而言的。近代中國的社會曆史特點和近代中國革命的曆史，說明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解放後，我們正是依靠社會主義製度，醫治了舊中國留下的創傷，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據統計，1978年（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工作重點轉移這一戰略決策的一年），我國農業總產值達到1454億元，為1949年的3.4倍，為1952年的2.3倍；輕工業總產值達到1806億元，為1949年的20.8倍，為1952年的9.8倍；重工業總產值達到2425億元，為1949年的91.6倍，為1952年的27.8倍。建國三十年來，雖然我們在農輕重發展的比例關係上還不協調，但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已由30%提高到70%以上；雖然我們的經濟建設遭受過嚴重挫折，但我國工農業總產值每年的增長率平均仍達到7%左右，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這裏，應該承認，我們的經濟效益還比較差，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也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但我們畢竟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培養了一批技術人才，這就為今天的現代化建設準備了物質技術基礎。這些情況說明，我們現在提出努力趕上國外先進水平，改變我國的貧窮落後狀態，是有條件的，也是有信心的。可以相信，隻要我們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經過一個長時期的奮鬥，我們的目標是一定能夠達到的。

　　二

　　新中國建立後，我們黨在解決改造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製的曆史性任務中，緊密地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同時在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績，積累了經驗。但是，1957年以後，以急躁冒進、急於求成為主要特征的“左”的指導思想，愈來愈顯現出來，嚴重幹擾了國民經濟建設，以致造成了經濟上的巨大損失。這種長時期存在的“左”傾錯誤，歸根結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脫離了中國國情，因而在指導思想上陷入了主觀主義的盲目性。建國三十多年來，圍繞著是不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這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在經濟建設中是有過深刻的經驗教訓的。

　　第一，在經濟建設的速度和規模上，是量力而行，穩步前進，還是貪多圖快，急於求成，是直接關係到建設事業是前進還是受挫折的關鍵問題。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決非短時期所能完成的。因此，“我們要經常記住，我們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隻有長期奮鬥才能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於黨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以經濟建設的速度來說，到1956年提前完成了“一五”計劃，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計劃平均年遞增14.7%）；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計劃平均年遞增4.3%）。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的生活也得到進一步改善和提高。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比1952年增加36.8%，農民收入增加24.3%。這個時期，我們由於缺乏經驗，在工業建設方麵基本上是仿照蘇聯模式，但由於在指導思想上比較謹慎，注意從中國的國情、國力出發，因而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比較協調。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些都為我們的經濟建設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黨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方麵，經曆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黨的八大前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開始初步總結我國的經驗，在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方麵取得了一些重大進展。八大及時地分析了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這就在實際上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新時期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在這期間，黨為經濟建設製定了一係列正確的方針。例如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提出了建設規模必須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製定計劃必須作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原則。由於上述正確方針的貫徹，1957年的經濟工作，“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由於當時黨對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許多正確主張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1957年以後，隨著我們黨越來越陷入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在經濟建設中也遭受了嚴重挫折。這時，不但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衝擊並實際取代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而且進一步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引伸到經濟建設領域中來。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同誌一再把1956年正確開展的反冒進，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進行尖銳批判，這樣就在反右傾中間加緊了“大躍進”的醞釀和準備。由於一再批判反冒進，使黨內的急躁冒進、急於求成的情緒迅速膨脹起來，在這種情勢下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同誌的倡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雖然反映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但從其基本方麵看，是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過分誇大主觀能動作用，片麵強調高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這反映了這條建設總路線在指導思想上是“左”傾冒進的，是忽視和違背客觀規律的。隨之，又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所謂“超英趕美”的口號下，經濟建設上開始了更大的冒進，貪多圖快，急於求成，認為糧食產量能夠幾倍、幾十倍地增長，並貿然訂出鋼產量一年翻一番的指標；原來提十五年趕上英國，這時認為兩年就可以超過。同時，在生產關係方麵也急於實現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的過渡，甚至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這就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特征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高指標必然帶來高積累。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兼顧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一五”期間，積累率平均每年為24.2%，而又以其中的40%用於同群眾生活直接有關的消費性建設。這五年間，不但工農業總產值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長，而且人民生活也有明顯改善。從我國的國力和經濟建設的經驗看，積累率一般保持在25%左右比較適宜。但是，提出“大躍進”的1958年至1960年積累率則達到40%上下，1959年竟高達43%；在錯誤開展反右傾鬥爭後的1960年達到39%。同時又由於還提出了“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打亂了國民經濟各部門應有的比例關係，嚴重地破壞了經濟平衡。這種違背國情的盲目“躍進”，實際是躍而不進，摔了下來。事實證明，高指標必然帶來高積累，而高積累並不就能帶來高速度。1958年至1962年五年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隻增長0.6%，而“大躍進”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則高達1200億元。

　　這二十年來，我們的經濟建設是在“左”的幹擾中艱難地前進。經驗證明，什麽時候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穩步前進，我們的經濟建設就發展；反之，則停滯甚至倒退。1961年以後，為了戰勝嚴重的困難，黨實事求是地采取了調整的方針，使國民經濟很快得到了恢複和發展。1963年到1965年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5.7%，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4.5%；到1965年國民經濟又開始向前發展了。這些成績是在力排“左”傾思想幹擾中取得的。但由於這時還不可能徹底糾正“大躍進”以來指導方針上的錯誤，因而後來又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更為嚴重的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左”傾錯誤登峰造極，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使國民經濟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頭兩年，由於我們沒有充分估計十年動亂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也沒有從根本上對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加以清理，而在經濟建設中繼續那種不考慮國力的大幹快上，急於求成的冒進思想又發展起來，提出了一些過高的不切實際的口號和指標。1978年的積累率又高達36.5%。這種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重複出現的錯誤，加劇了比例關係的失調，給國民經濟帶來新的困難。

　　教訓是深刻的。曆史經驗反複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鬥，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這就是既要反對急於求成，盲目冒進，也要反對徘徊觀望，退縮不前。早在1980年1月，鄧小平同誌深入研究了我國國情，總結了曆史經驗，提出到本世紀末工農業年產值增加三倍、即翻兩番的戰略設想到本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達到一千美元，算個小康水平。黨的十二大在提出到本世紀末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戰略目標的同時，還確定了分兩步走的戰略步驟，第一步，80年代是打好基礎的十年，第二步，本世紀最後十年是新的經濟振興的十年。顯然，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速度，既是量力而行，穩妥可靠，又體現了是經過積極奮鬥能夠實現的宏偉目標。

　　第二，要切實重視發展農業，充分調動八億農民的積極性。農業是一切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馬克思早就指出，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條件。農業的這種作用在我國表現得更為突出。八億農業人口的狀況如何，對於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同誌曾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和經濟建設的經驗，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的戰略思想。鄧小平同誌同樣把要重視發展農業作為我國經濟建設的一條重要經驗提了出來，他說不管天下發生什麽事，隻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但是，長期以來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農業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前麵提到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的情況，而農業和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失調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這就不能不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別是“左”的思想像緊箍咒一樣束縛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堵死了一切“生財之道”，使農村的經濟工作陷入了嚴重的被動局麵。

　　農業集體化的方向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們在生產關係變革中，是搞得急了一些，工作粗糙一些。正如鄧小平同誌所指出的：“一兩年一個高潮，一種組織形式還沒有來得及鞏固，很快又變了。從初級合作化到普遍辦高級社就是如此。如果穩步前進，鞏固一段時間再發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躍進時，高級社還不鞏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結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這種要求過急，改變過快，形式過於簡單劃一，不可避免地要遺留一些問題，其中特別突出的是農業生產中經營管理問題。“左”的思想把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看作一成不變的固定模式，認為農業集體化後在經營管理上就應該是大集體、大出工、大協作。他們不了解我國經濟落後，農業生產一般還是以手工操作為主，分工很不發達，地區差別很大，這就要求根據不同地區的生產力水平，在集體所有製的基礎上，采取適合本地區情況的經營管理製度。而我們在一個長時期裏，農村社隊的經營管理是簡單劃一，一成不變，在生產勞動上搞“大呼隆”，瞎指揮；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幹多幹少、幹好幹壞一個樣，吃“大鍋飯”；在管理上過分集中，缺乏層層責任製，勞動和財務管理混亂。這些弊端使勞動者不關心集體經濟效益，“勞動聽鍾響，吃飯找隊長”的說法，就反映了這樣一種不正常的情況。加之又片麵曲解“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方針，單一化生產的傾向越來越嚴重。我國八億農業人口，僅有十六億畝耕地，在世界上是耕地與人口的比例很不協調的國家。但在我國廣袤國土上，卻有五十多億畝草原，幾十億畝宜林宜牧的荒山荒地，成億畝海塗和兩億五千萬畝淡水水麵，有漫長的海岸線，具有多種經營、全麵發展的優越條件。而“左”傾思想卻把多種經營視作資本主義的畏途，甚至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也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冒尖。他們根本歪曲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鼓吹所謂“富則修，窮則革命”的謬論。本來，農業集體化為生產力發展開辟了廣闊前景，而“左”的思想和政策卻把它引進了死胡同。八億農民圍著十六億畝耕地轉，搞單一化經營，顯然是沒有出路的。結果是農民生活很窮革命勝利三十年了還有要飯的，這無疑是扔掉了金娃娃，去揀起叫化子棍。同樣，農業上不去，也影響了城鎮人民生活的改善，長期市場供應緊張，一些物資匱乏。

　　實行農業生產責任製是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所要求的，是廣大社員群眾的心願。合作化初期，在合作社的經營管理上，一些地區出現了短期包工、季節包工以至常年包工等責任製形式。群眾的這些創造，引起了黨中央的重視。從1953年至1957年，黨中央關於農業合作化的一些文件中，強調了“實行生產當中的責任製。”當時，農業生產責任製有相當程度的推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從1957年冬開始，在批判包產到戶的名義下，各種行之有效的生產責任製被衝垮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公社化中的瞎指揮、“共產風”一套“左”的做法。1958年底，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開始覺察到人民公社存在的混亂現象和嚴重問題，並著手解決。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中，又提出在生產中繼續執行和鞏固分層包幹的責任製。這樣，層層負責的生產責任製，又逐步在各地推廣。但是，為時甚短，廬山會議後期，在反右傾的風浪下，責任製又被當作一種倒退被否定了。到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為了克服困難，責任製之風又迅猛吹起，全國約有五分之一以上農田實行了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製。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卻錯誤地把責任製當作“單幹風”加以批判，毛澤東同誌斷言，“搞包產到戶，……兩年都不要，農村就會出現階級大分化”。挑起了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爭論。由上述可知，在我國合作化三十年的曆史中，生產責任製幾起幾落，這反映了“左”傾錯誤的嚴重幹擾，同時也說明它確是客觀所要求的，是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的。

　　直到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全麵肯定了農業生產責任製，改革了農業經營管理體製。隨著各種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逐步推行，把勞動者的責、權、利有機地結合起來，正確處理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關係，既發揮了集體所有製的優越性，又充分調動了社員個人的積極性，這就從根本上扭轉了長期存在的生產瞎指揮，幹活“大呼隆”和分配上“吃大鍋飯”等弊端。雖然生產責任製還有待今後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但這幾年的實踐已經有力地證明了，由於政策符合國情民心，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農村的麵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今天，我國農村正經曆著由自給半自給經濟向較大規模商品生產轉化，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由低水平的集體化向高水平的集體化轉化。可以預見，八億農民開始逐步富裕起來，國家的更加強盛是指日可待的。

　　第三，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占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經濟形式同時並存。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曾明確指出：“國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礎的經濟形式，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補充。”規定了允許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基礎的多種經濟形式長期並存，這是適合我國基本國情的一項重要政策，也是對在所有製問題上的曆史經驗的總結。

　　新中國成立不久，開始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基本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取得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社會主義改造的輝煌勝利。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方針，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贖買學說，具有深遠的意義。但是，在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偏差。其中之一，就是忽視了我國的具體情況，過分強調建立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對公有製占絕對優勢下多種經濟形式長期並存的必要性認識不足。1952年底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正確地規定了“一化三改”的任務，但當時確定這條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惟一的經濟基礎。”這裏，“惟一”的提法顯然是絕對化了。作為非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營和集體經濟占支配地位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附屬和必要的補充。因而允許少量個體經濟存在和適當發展，對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利的。1955年，個體商販曾達208萬戶，占私營商業96%，銷售額占商品流轉總額的65%，從業人員330多萬。他們在國家管理下，對促進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不適當地把一些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小業主等勞動者錯劃為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已糾正），使個體商業銳減。後來，由於“左”的錯誤思想的愈益發展，害了一種“恐資病”，不但個體工商業，就連農民的集市貿易，長途販運，甚至家庭副業，都視同資本主義，一概反對。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個體經濟隻剩下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了。這樣就堵塞了一個重要的流通渠道，限製了商品生產，給人民生活帶來了很大不便。

　　在社會主義經濟占絕對優勢下實行多種經濟形式長期並存的政策，是中國的國情決定的。根據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原理，應該看到，我國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各地區、各部門之間的發展極不平衡，社會產品還很不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的多方麵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還遠遠沒有得到滿足。這種狀況決定了，不分地區和部門，隻允許建立單一的或一種模式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是滿足不了這種需要的，而要建立以社會主義公有製占統治地位的多種經濟形式，包括勞動者的個體經濟為主的非社會主義經濟同時並存的經濟製度。這就是說，在發展生產力方麵，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堅持大中小並舉，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和手工勞動同時並舉的方針，因此在生產關係方麵，也要和這種多層次的生產力相適應，不要一刀切。同時還要看到，由於人口多，底子薄，我國的勞動就業問題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據統計，我國每年約有一千萬青年達到就業年齡，勞動力的增加已經超過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單一的所有製形式所無法容納的。60年代，曾發動過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這作為引導知識青年接受工農群眾的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作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則是值得考慮的。因為我國農村是集體所有製，生產力低，並且已有了一個過於龐大的農業大軍，這樣每年再湧入數以百萬計的城鎮人口，是不現實的，也勢必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采取了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促進了生產發展，經濟繁榮，同時采取多種經濟形式也為解決就業問題找到了一條有效的辦法。截至1983年底止，我國城鎮集體經濟的從業人員已達2744萬人，個體勞動者達到755萬人。此外，中外合資經營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外國獨資經營的企業，不但起了吸收外國資金、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的作用，而且有利於安排就業。當然，外國投資者必須遵守我國的法律，服從我國的管理和監督。至於個體經濟中個別出現的比較嚴重的雇工現象，則要根據國家憲法的精神加以必要的限製，並引導它們向合作經濟發展。總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製占據絕對優勢基礎上的多種經濟形式，是適合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同樣，它也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進一步完善起來。

　　當然，圍繞著我國國情問題，在經濟建設中還有許多曆史經驗教訓值得總結。但僅從上舉的數端來看，確實反映了我們黨在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新道路上，是經曆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同時也說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策的正確性。曆史經驗表明，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探索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如同民主革命時期尋找中國革命道路一樣，都經曆了一個痛苦摸索和反複實踐的過程，才逐步獲得符合中國國情的規律性的認識。

　　三

　　曆史經驗表明，在經濟建設中是否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是和黨能否堅持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緊密相聯的。圍繞著國情問題，黨內關於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上的意見分歧，成為1958年以來頻繁的黨內鬥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1952年底黨中央在向全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曾強調“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正確地規定了既反右又反“左”的任務。建國後的頭七年，在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以及隨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中，黨所采取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因而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從50年代的後期開始，由於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出現和經濟建設中急躁冒進、急於求成的情緒增長，黨內出現了一味反右而不許反“左”的偏向，結果造成了使越來越嚴重的“左”傾錯誤實際上無法抵製和糾正的局麵。

　　1956年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有很大成績的，但也出現了一些急躁冒進的偏差，如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多動用了20億資金；職工增加過多，比原計劃多增了120萬人，等等。1956年5月，周恩來、陳雲同誌根據當時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建議，當時黨中央接受了這一意見，確定了經濟建設的正確方針。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陳雲同誌在報告和重要講話中，總結了1956年由於冒進使國民經濟失去平衡，財政出現赤字的教訓，決定壓縮1957年的基本建設規模和生產指標。這些反冒進的措施對1957年的經濟工作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八屆三中全會開始，黨內急躁冒進的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毛澤東同誌多次嚴厲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把反冒進當作右傾保守思想，是方針性錯誤，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提出以後經濟生活如果發生問題，調整一下就行了，再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就實際上定下了隻能反右不許反“左”的調子。反對反冒進是為了更大的冒進，1958年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生的嚴重曲折，深刻地說明了這個教訓。

　　社會主義時期我們黨的嚴重失誤，是從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開始的；隨後又把這種錯誤上升為理論，否定了黨的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重新肯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後來又把它進一步誇大成為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主要矛盾。這種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不能不反映到經濟建設領域中來，從而把1958年前後黨內在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上出現的意見分歧，看作是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反映，看成了是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誠然，1958年經濟工作中的嚴重混亂和嚴重錯誤問題，毛澤東同誌很快就覺察到，並采取一係列措施著手糾正“左”的錯誤。但是，毛澤東同誌（也是黨中央）當時並沒有認識到實際中出現的錯誤是屬於指導思想上的、全局性的錯誤，而糾正錯誤又是在充分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謂“三麵紅旗”完全正確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還隻能糾正當時已經認識和覺察到的錯誤，是不徹底的。當然，當時糾正“左”的錯誤是有成績的，初步扭轉了“共產風”、高指標等經濟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如果循此前進，情況當有更大的改變。但由於上述原因，到1959年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誌又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誌的批判，從而使糾“左”的曆史進程被中斷了。彭德懷同誌根據大量社會調查的材料，以“意見書”的方式，實事求是地向黨陳述了對1958年經濟工作的看法。無論是從意見的內容還是從陳述意見的方式來看，彭德懷同誌都是正確的。而毛澤東同誌卻把黨內對經濟工作的不同意見，提到對“三麵紅旗”態度的高度上，斷定彭德懷同誌的正確意見是向黨的進攻，指責彭德懷同誌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因而開展了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毛澤東同誌進而認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這種把黨內正常的意見分歧和社會上的階級鬥爭相提並論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它不但嚴重損害和破壞了黨內的民主生活，為人為的、頻繁的黨內鬥爭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給陰謀家、野心家的活動造成可乘之機，給爾後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危害。廬山會議後，又完全錯誤地在全黨開展了“反右傾”鬥爭，這就進一步助長了“左”傾錯誤的發展，並最終導致國民經濟三年暫時困難的到來。

　　事物的發展總是曲折的。從1960年下半年開始，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為了糾正經濟工作中再度出現的盲目冒進，在認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采取了一係列正確的政策；毛澤東同誌並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強調在總結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由於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在一個較短時間內基本扭轉了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的混亂局麵，經濟工作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但這時黨在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依然沒有被認識和被糾正。因此，對經濟困難時期個別地區出現的階級鬥爭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某些激化情況，毛澤東同誌又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並用這種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否定這一階段的經濟調整工作。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誌對1962年上半年劉少奇同誌主持的中央工作表示了不滿，他認為當時農村以責任田和包產到戶等形式的責任製崛起是否定社會主義公有製，是向資本主義複辟倒退，而熱情倡導農業生產責任製的鄧子恢同誌被當作鼓吹“單幹風”受到嚴厲批判；認為甄別平反搞過了頭，招來了右傾機會主義勢力向黨的進攻，把上書中央申訴的彭德懷同誌和因小說《劉誌丹》受牽連的習仲勳同誌，也當作“翻案風”的代表加以嚴厲打擊；對中央常委二月會議（即劉少奇等同誌主持的西樓會議，會議充分估計了當前的困難形勢，果斷地決定大幅度地調整國民經濟）很不滿意，批評中央一些領導同誌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風”，“下馬”下過頭了，等等。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誌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產生的根源。他從對當時形勢的錯誤判斷中，感到黨內有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十中全會後不久，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了四清運動。接著，毛澤東同誌又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黨內在經濟工作方針上（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麵）的不同意見，又進一步被提到了是所謂修正主義、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嚇人高度，成為爾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動因。

　　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曆史劇《海瑞罷官》為開場鑼鼓的。

　　在康生的蠱惑下，硬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這就從一個方麵說明，這場“革命”實際上是1958年以來黨內意見分歧的繼續，是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又一次惡性發展成為全局性的問題。這場混淆敵我，顛倒是非的“文化大革命”，是以被稱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指導的，這個“理論”在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上，完全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基本任務的理論。在被概括成六條的“繼續革命理論”中，隻字不提經濟建設的任務，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論斷。在這場浩劫中，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被當作修正主義批判了，社會主義必須實行的經濟製度、分配原則被當作產生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被當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了；把正常的生產建設當作“唯生產力論”一再批判，甚至提出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荒謬透頂的口號。危害之烈，莫此為甚。正常的生產秩序被打亂了，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被嚴重摧殘，社會生產力遭到空前破壞。事實證明，違背科學社會主義原理，違背客觀經濟規律，不僅在經濟上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而且也歪曲了社會主義的形象，動搖了一部分人對社會主義製度的信念。

　　當然，“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並延續十年之久，是有多方麵原因的，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和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互為因果，互相影響，不能不是造成這一曆史性悲劇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見，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堅持從中國的國情、國力出發，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是保持黨內的團結一致，堅持一條馬克思主義路線的重要保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的禁錮，明確而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堅定不移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經濟工作中總結了曆史上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清理了“左”的指導思想，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問題，強調要注意經濟建設中的綜合平衡問題，並提出全黨必須集中主要精力盡快把農業搞上去，作為爭取經濟工作轉機的基礎一環。三中全會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礎上，製定了緊密依據中國國情的、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任務的政治路線，實現了具有偉大意義的曆史性轉變。這就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開辟了道路，也保證了全黨同心同德、充滿信心地去實現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

　　（《紀念新中國成立35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19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