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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時代的發展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

  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深刻分析了鄧小平理論的鮮明的時代精神,指出:“在當代中國,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這就告訴我們,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不僅是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而且也是在總結、吸取時代發展,包括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產生的,是時代發展和世界形勢變化的產物。因此,正確認識和把握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深刻理解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要前提。

  一、時代的發展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正確認識和把握時代基本特征的重要意義

  對時代的正確判斷,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也是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麵臨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毫無疑義,正確認識和把握所處時代的基本特征,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製定基本路線、方針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一個重要依據。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都要依靠製定符合社會曆史發展客觀要求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以保持自己的正確性,從而也才能把千百萬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是把革命和建設事業引向勝利的根本保證。而要製定這樣正確的路線、方針,重要的是要準確地判斷和把握以下兩個基本情況:一是國情,包括一個國家的社會製度、經濟和文化發展程度、人口和自然資源、國土與曆史傳統等等,而其中社會製度的性質及其發展階段是國情的核心問題,是基本國情;一是世界全局的基本情況,包括所處的時代及其不同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特定階段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與國際關係等等,其中對時代及其不同發展階段的正確判斷是一個核心問題。一個國家的革命和建設是不能離開整個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而孤立地進行的,而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對一個國家也必然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如同正確把握國情一樣,正確地認識時代的基本特征,把握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是製定正確的路線、方針的重要出發點和依據。正如列寧所說隻有在這一基礎上,即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曆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製定自己的策略;隻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都表明列寧這一論斷的正確。

  我們黨的曆史經驗證明,凡是比較正確地認識國情並深刻理解所處的時代的特點,就能實事求是地製定出切合客觀需要的戰略方針,把黨的事業推向前進;反之,就會遭受挫折和失敗。毛澤東在領導民主革命過程中創立的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就是這種對國情和新的時代特點的深刻理解的產物,是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典範。正是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輝煌勝利,並順利地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而毛澤東晚年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上陷入“左”的錯誤,究其原因,就是離開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上述兩個基本問題上不能保持清醒的認識。一方麵,在實際上過高估計了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急於求成,急於求純,急於過渡,超越了曆史階段的要求,結果事與願違;另一方麵,又過高估計世界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沒有認清時代的主題已開始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轉變的曆史趨勢,繼續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搞大小“三線”的建設布局。這不僅使我們失去了一次發展的曆史機遇,而且這種對國際形勢不恰當的估計,又反過來影響並加深了在國內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一套做法。這是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對國際形勢作出了新的判斷,並相應地調整了我們的政策。鄧小平說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的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布局,‘山、散、洞’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這幾年我們仔細地觀察了形勢,認為就打世界大戰來說,隻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一個蘇聯,一個美國,而這兩家都還不敢打。世界很大,複雜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戰爭的沒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還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發展,經濟、科技在世界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這種形勢,無論美國、蘇聯、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能不認真對待。由此得出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據對世界大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我們周圍環境的分析,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新的論斷,實際上是敏銳地把握住了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的新的主題。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他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要善於把握時機來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二十年來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蓬勃發展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鄧小平對時代主題正確判斷的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由此可見,對時代及其發展階段的判斷,是直接關係到黨製定的路線和方針正確與否,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前進還是停滯或倒退這樣一個全局性的問題。因此,要像重視對國情的研究一樣,在製定和貫徹黨的路線的過程中,都要加強研究時代發展中所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2.時代與時代的主題

  “時代”一詞,是一個內涵豐富、為古今中外廣泛使用的概念。如我國古籍《宋書·禮誌一》曾載況三國鼎峙,曆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這裏所說的時代猶言時世。一般地說,時代係指特定的曆史時期,即依據某種特征劃分的社會、國家或個人的各個發展階段。如: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電子時代、信息時代;斯大林時代、羅斯福時代;少年時代、青年時代,等等。而我們所說的時代,則不是指這種具體的以經濟的、科學技術的或具體人物為標誌的局部性的概念,它是在社會曆史領域中綜合反映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一個全局性概念。也就是說,它是指在人類社會進程中由某一進步階級所開辟的一個大的曆史時期,即列寧所稱的曆史上的大時代。在一個大的曆史時代裏,又必然包含若幹不同的發展階段,時代就是這種大的曆史時期與階段性發展的統一,也可說是大時代與小時代的統一。

  19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十月革命前夜,列寧在《打著別人的旗幟》一文中,指明了世界曆史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並從理論上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他指出:“我們是生活在兩個時代的交叉點,而且隻有首先分析了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夠了解我們麵前發生的極其重大的曆史事件。”所謂時代是指“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曆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列寧還進一步強調了了解時代與製定正確策略的關係,認為“隻有在這種基礎上,即首先估計到區別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曆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製定自己的策略;隻有認清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在這裏,列寧對大的曆史時代內涵的界定,對我們今天了解時代的基本特征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列寧關於時代的論述中可以了解到,馬克思主義劃分時代的標準,是以哪一個階級占據時代的中心或主導地位來作為判斷一個大的曆史時代的主要根據。而在階級社會裏,任何階級關係和階級地位都是一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都是其所處的時代經濟關係的產物,因而階級關係和階級地位的變化,也就是生產關係發生的變革,是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製度發生的變革與更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了人類社會的曆史進程,得出了落後的社會經濟形態必然被先進的社會經濟形態所取代,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曆史結論。正是以這種生產方式的變更為依據,人類曆史的發展經曆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等幾個不同的曆史時代。馬克思曾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人類曆史的演進證明了馬克思這個論斷的正確,因而這裏所說的時代不是指一般的曆史發展階段,而是指與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相聯係的曆史的大時代,在它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是不會因為世界形勢或世界格局的變化而改變的。

  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在本世紀初,他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和帝國主義階段演變這一曆史性的變化,並從當時發生的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曆史大變動中,敏銳地認識到世界已處在新舊時代交替的大變革時期。對於這個已經來臨的新的偉大時代,列寧曾不止一次地稱之為“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等等。列寧還根據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所麵臨的形勢,對新時代的特征作了深刻論述,他指出:十月革命開辟了“兩個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時代,即資產階級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資本家議會製度時代和無產階級蘇維埃國家製度時代的世界性交替的開始”。他後來還預見到在今後世界曆史的進程中將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存的時期”。列寧關於世界已進入新舊時代交替,無產階級成為新時代的中心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

  1924年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曾將列寧在不同時期所論述的“帝國主義時代”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這兩個提法聯結起來,即把“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一提法,作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的定義。由於當時斯大林的威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度風行的個人迷信的影響,這個定義曾長期被認定是對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表述,影響十分廣泛。雖然從理論上說,斯大林的這個論斷基本上反映了時代的特征,反映了列寧的思想,但由於在文字表述上片麵強調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因而不能完全準確地反映我們所處的新舊時代交替,即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特點。

  那麽,我們應當怎樣全麵理解這種新舊時代交替的基本特征呢?

  一方麵,必須肯定,我們的時代是由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逐步過渡,社會主義逐步取代資本主義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大趨勢。這是我們時代的本質特征。這本來是已為社會主義製度問世以來70多年的曆史所證明了的,但由於它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嚴重的失誤,遭受了種種困難和挫折,甚至發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嚴重情況,這使一些人對時代本質的提法產生困惑,提出種種疑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像對待任何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一樣,是不能以一時勝敗論英雄的,否則就不能準確地把握曆史的真實和本質,更何況我們現在要討論和評價的是一種新的社會製度這樣更為重大嚴肅的曆史性問題呢!就拿蘇聯解體一事來說,這確是一個嚴重的曆史悲劇,但它的解體決不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失敗,而恰恰證明是機會主義的失敗。誠然,蘇聯解體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麵的,但究其根本原因,則是在曆史的和現實的,特別是赫魯曉夫的所謂“解凍”和西方大力滲透的催化下出現的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即蘇共領導層放棄社會主義原則而導致了這一曆史悲劇。所以這隻是一時的曆史現象,不能作為一種社會製度成敗優劣的依據,更不會因此而改變曆史發展的方向。重要的是,要正確總結這一曆史教訓,以利於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促使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走上新的振興之路。正如古賢所雲:一時成敗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判斷和評價一種社會製度是否具有原有製度所沒有的先進性和優越性,主要看能否推動社會曆史的進步,能否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提供更為理想和優越的條件,一句話,是否適應曆史的要求和曆史發展的需要。

  本世紀初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成為震撼世界的開辟人類曆史新紀元的偉大事件。從一定意義上說,20世紀是社會主義的世紀。在短短幾十年間,社會主義製度從一國發展到多國,先後建立了橫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15個社會主義國家,占世界人口的1/3,領土的1/4.到80年代,這些國家工業總產值已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2/5,國民收入則占到世界國民收入總額的1/3.而要指出的是,這些國家大多數都是原來經濟基礎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以前蘇聯為例,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是舉世公認的歐洲落後的國家,十月革命後,蘇聯從1928年開始實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工業生產以年均15%的速度持續發展,到1939年,機器製造業產量增加7.5倍以上,達到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為蘇軍在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而蘇聯在消滅本世紀最野蠻的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則是舉世公認的。就連那位著名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他在1918年就曾揚言要扼死搖籃中的蘇維埃政權,而在1945年雅爾塔宴會上卻不能不表示:“我早晨起來就禱告,祝斯大林健康無恙。隻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戰後,作為戰爭破壞最嚴重的國家,在恢複工作中顯示了社會主義製度所具有的強大的凝聚力,經濟恢複速度之快遠遠超過了英、法等國家。在斯大林逝世六年之後,即1959年斯大林80誕辰之際,還是那位丘吉爾,在英國下院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盛讚斯大林的才能、品格和業績,他意味深長地說他接過俄國時,俄國隻有木犁,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我們並不否認斯大林所犯的嚴重錯誤及其給蘇聯社會帶來的災難,但他作為列寧事業的繼承人,確實通過社會主義製度根本改變了俄國的麵貌。再以我們國家為例,以20世紀的前50年和後50年比較,大體上就是新舊中國的比較。前50年的中國,是一個不能生產一架飛機、一輛汽車、一台拖拉機的國家,中華大地充溢著戰禍、災荒、饑饉和疫病,那時的祖國是以國弱民窮、任人宰割的形象,成為強權世界譏諷和嘲弄的對象。而在後50年,雖然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但依靠社會主義製度,比較迅速地建立起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在一些重大科學技術研究成果方麵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到90年代,綜合國力已居世界的第六位。新中國正是以它的巨大成就贏得了崇高的國際地位,在國際社會恢複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新舊中國的對比,有力地說明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應當指出,這些成就,是在社會主義製度還處在缺乏經驗的幼年階段,工作中也還出現過嚴重失誤的情況下取得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充分發揮。如果社會主義製度通過改革和創新,它的內在潛力將一定會得到更大更好的發揮。

  還要特別指出,戰後社會主義國家的蓬勃興起,有力地支持和促進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已成為本世紀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民族解放風暴的中心,50年代在亞洲,六七十年代擴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至今已有100多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獲得民族獨立,第三世界已成為當今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重要政治力量。毫無疑問,正是在戰後社會主義國家興起的影響和有力支持下,最終摧毀了資本帝國主義的罪惡產物——殖民主義體係,成為20世紀的又一偉大事件。

  總之,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世界曆史發展的總趨勢,它是決不會因為曆史發展的暫時曲折而改變。這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信念所在,因而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是我們一切改革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另一方麵,還應當看到,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將是一個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隨著國際形勢、國際關係和世界格局的演變,時代的發展將出現以不同主題為內涵的發展階段。任何大時代都是一個跨越幾個乃至幾十個世紀的曆史發展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把16世紀作為資本主義的起點,那它至今已有400多年的曆史,因此每個時代都會經曆不同的發展階段。列寧曾經把資產階級開辟的大時代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871年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這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和全盛時代;第二個時期是從1871年巴黎公社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資產階級的絕對統治和開始衰落時代;第三個時期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就是列寧所說的“這是帝國主義時代,是帝國主義發生動蕩和由帝國主義引起動蕩的時代”。這三個時期,也就是三個發展階段,或叫做三個小時代。由此可知,我們說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曆史必然,同時又是一個曆史過程;而且由於這個新舊時代交替的複雜性和深刻性,決定了這個曆史過程將是漫長的,要經過長期的反複的鬥爭,要經過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最終實現。在這個曆史過程中,都將呈現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製並存並進行曆史性競爭的局麵。而且隨著國際形勢、國際關係和世界格局的變化,這種曆史性的競爭還將表現為不同的曆史背景、不同的內涵和方式,也就是主題轉換、特點各異的若幹發展階段。我們的大時代也將是由這樣的若幹個小時代所組成。

  綜觀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後的世紀風雲,我們既要正確地把握時代的本質特征,又要敏銳地認識到世界潮流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大體上從本世紀初到70年代,以戰爭與革命相交織的時代主題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在這個期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充滿了激烈的對抗、爭鬥和危機,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尖銳的矛盾和爭奪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使人類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和慘烈的犧牲。戰爭推動了世界其他矛盾的發展,世界無產階級充分利用這種戰爭造成的革命形勢,實現了社會主義在一國的突破及後來在多國的勝利,形成了與資本主義相抗衡的世界體係,並由此促進了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般的蓬勃發展。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從40年代到60年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製度的對立和衝突突出,隨後又表現為美、蘇兩霸的對抗和爭奪,地區矛盾,局部戰爭,仍持續不斷。而從70年代開始,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發生明顯的變化,東西方矛盾開始趨向緩和。隨著蘇聯的解體,世界朝向多極格局演化,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經濟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共同要求,這對於大國之間的軍事與政治的對抗和軍備競賽起了重要的製約作用,國際間出現了相對和平的趨勢。

  世界形勢的這一重大變化,從根本上說,是反映了戰後世界各國人民空前覺醒,經曆了曲折發展之後,維護世界和平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曆史趨勢。在本世紀前半葉世界經曆了兩次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遍及歐、亞、非三洲,卷入戰爭的有33國15億以上人口,傷亡達3000多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席卷了61個國家20億以上人口,戰爭硝煙遍及亞、歐、非及大洋洲,軍民傷亡總數超過9000萬。這是血與火、災難與犧牲的曆史,人們記憶猶新。戰後維護世界和平、製止戰爭的力量在發展,這對於製約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及其爭奪,防止地區衝突擴大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於各種力量的製約和鬥爭,才使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維護世界和平具有更為現實的可能。同時,戰後世界經濟整體性的不斷加強,各國經濟間的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和互為條件的程度有了提高,這也在一定意義上有利於製約戰爭因素,促進相對和平局麵的到來。正是這種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新特點,各國戰略思想也發生某種變化,不但第三世界各國取得獨立後,麵臨的首要任務是通過發展民族經濟改變自己國家的落後麵貌,而且發達國家經過調整之後,也同樣有繼續發展並為之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的要求。我們應當看到,當今世界既是一個充滿矛盾、競爭激烈的世界,同時又是一個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各種力量對立共存、相互製約的世界。和平與發展緊密相聯,互為條件。和平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而經濟發展特別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才能使世界上的各種矛盾有所緩和和解決,世界和平才能獲得鞏固。正因為世界整體性的加強,各國間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賴關係的加強,在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情勢下,時代的主題開始轉換,和平與發展成為突出的問題。鄧小平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敏銳地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在這裏,他用“東西南北”四個字高度概括了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的特點以及當今世界基本矛盾的表現。鄧小平關於“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主題的判斷,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士所認同。

  和平與發展這一主題的形成,表明當今時代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這還隻是從世界全局的發展趨勢上說,新舊格局的轉換是一個發展過程,因而和平與發展目前還是一種經過努力才能爭取實現的目標。鄧小平在論及國際形勢時指出:“看起來,我們過去對國際問題的許多提法,還是站得住的。現在舊的格局在改變中,但實際上並沒有結束,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這無疑是一個非常清醒而正確的估計,完全符合目前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新舊交替的特點。

  3.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

  隨著時代主題的轉換,在世界和平與發展凸現這一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麵臨著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新的國際環境。正如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所指出的:“綜觀世紀之交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有不可多得的曆史機遇,也麵臨著嚴峻的挑戰。”

  把握和利用曆史提供的機遇,加速自身的發展,是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具有決定意義的一環。戰後逐步興起的科技革命的浪潮,科技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首要因素,深刻地改變了當代社會生活的麵貌。這對於原來經濟文化不發達的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確是爭取奠定在先進的科技基礎上發展的有利時機。遺憾的是,由於曆史的多種因素的影響,未能抓住這次曆史機遇,使社會主義的發展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曆史教訓。7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相對和平局麵的出現,世界政治、經濟多極化趨勢的發展,為各國發展經濟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應當看到,當今世界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全球化趨勢在加快,各國經濟發展相互依存關係大大加強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係和統一市場形成過程時就已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150年後的今天,這種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有了更加飛速的發展。當然,隨著經濟聯係和依賴關係的加強,國家間的利益衝突和摩擦必然增多和加劇,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掠奪和剝削也不會消失,這仍然是世界不安寧的深刻根源。但上述這種國際經濟聯係的增多,又成為製約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又為各國經濟共同發展提供了機遇和必要條件。社會主義國家要善於利用國際間經濟聯係和合作關係,打破來自西方的封鎖和自我封閉,匯入統一的世界市場,這不僅是改變不同製度國家關係、謀求和平的國際環境的需要,同時也是加快經濟發展、借鑒各國先進經驗和引進有益東西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需要。列寧曾預見到:“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的好壞。”這在科技進步和產業革命飛速發展的今天,更顯得十分必要。總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為社會主義再度複興,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曆史機遇。

  同時,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也麵臨著嚴峻的挑戰。首先,這種挑戰主要來自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既希望中國保持穩定發展的勢頭,以便更多更快地進入中國這個巨大市場,獲取巨額利潤,但又不願中國迅速強大起來,散布所謂“中國威脅論”。所謂“中國威脅論”,實際上是美國企圖“分化”、“西化”中國的一個遁詞,特別是蘇聯解體之後,中國就成為西方“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對象,因而總是企圖遏製、孤立和削弱中國。其次,隨著冷戰結束,在國際關係中經濟的因素顯示出更加重要的作用。這種國際間激烈的經濟較量,實質上是各國間綜合國力的較量,特別是隨著新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這種較量往往表現為世界範圍內高科技的競爭。由於曆史的原因,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經濟、軍事和科技等方麵的實力,還處在明顯的優勢地位,而中國則限於當前的國力,在這場競爭中還處在相對的劣勢地位,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的差距。特別是近些年來在西方正在推進的信息革命,信息技術和其他高科技迅速發展,促進了經濟領域的高度信息化,其國際競爭力勢必增強。這當然也構成了對我們的嚴峻挑戰。再者,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明顯快於其他地區,尤其是我國所處的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充滿生機活力,這既為我國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同時這些新興工業國家經濟的高度發展及其潛在能力,對我國無疑也是一種挑戰。

  總之,機遇與挑戰並存,重要的是,要善於把握機遇,發展自己,迎接挑戰。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他特別強調在我們麵臨著種種挑戰的情況下,如果不努力發展自己,後果不堪設想,“現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裏,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由上可知,時代主題的轉換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與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關係密切。事實上,無論是有利機遇的把握,還是嚴峻挑戰的應對,都首先要把中國自身的事情辦好。鄧小平在總結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從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和時代的要求出發,積極探索並科學地回答了“什麽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問題。他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之一,反複強調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他對時代主題的轉換作了準確的判斷,抓住有利時機,堅定不移地把經濟建設作為黨和國家的最根本任務。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從而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奠定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同時,為了充分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也為了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製度,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並通過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製度,使社會主義充滿生機活力,使其優越性得以充分發揮。總之,要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統一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這是中國走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必由之路。所以,時代主題的轉換,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起的一個重要依據,它是適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我們要深刻理解新的時代特點,了解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使我們懂得要堅持一個中心,而不能搞兩個中心;要堅持兩個基本點,而不能隻有一個基本點,這樣才能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各項事業推向前進,實現社會的全麵進步。

  二、社會主義的曆史命運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意義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理想,經曆了由理論到現實的社會製度、由幼年時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曆史進程。回顧社會主義發展的曆史進程及其曆史命運,有助於我們理解20世紀是社會主義的世紀,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仍然是時代即世界曆史發展的大趨勢。

  社會主義在其發展進程中,經曆了如下四個時期。

  一是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和傳播時期。以1516年莫爾發表《烏托邦》一書為標誌,開始了人類的先進分子對高於資本主義的美好社會理想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思考和追求,這就是長達300多年,到19世紀初達到比較完備狀態的空想社會主義階段。當時的進步思想家同情勞動群眾的貧窮和苦難,開始探究造成勞動者悲慘景況的社會原因,探索消除這種社會弊病的途徑。他們的曆史功績在於:對資本主義製度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為啟發工人覺悟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材料;對未來的社會提出了許多積極的主張和天才的預測,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由於他們還沒有能夠從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來揭示未來社會問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的追求也還停留在倫理道德的範疇內,因而還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性質。到了19世紀中期,在繼承人類先進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又同當時的工人運動相結合,並以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誌,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論證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並指明了實現這一社會變革的途徑、手段和社會力量,從而把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傳播,並成為歐美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這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次曆史性飛躍,它為20世紀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二是社會主義從理想變為現實,在世界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時期。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的新情況,創立了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提出了社會主義不一定在許多國家同時勝利,而是有可能在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環節即一國或幾個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思想,開創了經濟文化落後國家率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科學社會主義由一種科學理論發展成為現實的社會主義製度。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預示著人類社會邁進一個新的曆史時代,即社會主義逐步代替資本主義的時代。社會主義製度在蘇聯一國範圍內建立和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俄國的落後麵貌,並使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為拯救人類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一切,使之在國際範圍內出現了社會主義製度同資本主義製度長期並存和競爭的世界總格局。總之,列寧主義的誕生和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史上的又一次曆史性的飛躍。

  三是社會主義從一國實踐發展為多國實踐和社會主義形成為世界體係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巨大發展,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先後有15個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一個和資本主義世界並峙的強大的社會主義體係。這是社會主義高歌猛進的時期。特別是中國革命勝利是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本世紀又一重大事件,極大地改變了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毛澤東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關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整理論,並成功地解決了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一係列問題,隨之又進行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豐富和發展了列寧關於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和實踐。雖然蘇聯和戰後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各國在行進過程有過許多失誤和曲折,但從世界範圍來看,到80年代,約占世界人口1/3的原來經濟基礎大多比較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總產值已占到世界工業總產值的2/5,國民收入已占到世界國民收入總額的1/3,初步顯示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曆史證明,這確是20世紀的偉大創舉。

  四是社會主義通過改革逐步從幼年走向成熟,社會主義製度將獲得逐步完善和鞏固的時期。六七十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建設中出現失誤,而世界資本主義利用科技進步和調整進入相對穩定與發展的時期,形成了對處在不同程度困境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嚴峻挑戰。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暴露了原來以高度集中為特征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先後進行改革,探索符合本國發展情況的新模式。本來,這種改革確是適應了曆史發展的要求,是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製度並使其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的必由之路,但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的改革轉向,適應了西方敵視社會主義勢力推行“和平演變”的需要,加之曆史的和現實的、內部的和外部的諸多因素,終於導致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這一曆史悲劇的發生。如前所述,蘇聯、東歐的變化,決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機會主義的失敗,是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這是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而與蘇聯、東歐的結局相反,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事業,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堅持正確的改革導向,既同否定社會主義的右的思潮劃清了界限,又同超越階段的“左”的思潮劃清了界限,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現欣欣向榮的局麵,開辟了通向成功之路。指導這個偉大實踐的鄧小平理論,無疑是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新時期,它以一係列新的思想、觀點,比較係統地初步回答了“什麽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賦有時代意義的重大課題,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從以上對社會主義曆史發展的簡單回顧中,已充分說明在本世紀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和發展,是新的時代產物,是曆史的必然;同時又告訴我們,作為一種新的社會製度的生長過程,它可能經曆的曲折、局部失敗以至暫時的倒退,都是不足為怪的曆史現象。正如列寧所說在這樣嶄新、艱難和偉大的事業中,缺點、錯誤和失策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我們既不必驚慌失措,悲觀失望,又不能掉以輕心,要避免出現更大的曆史曲折。重要的是,要善於解決社會主義發展中所麵臨的新課題,以使其走上新的振興之路。誠然,社會主義經曆了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到多國幾次曆史性的飛躍,是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巨大勝利。但在一定意義上說,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正在進行的通過改革和創新,使社會主義製度從幼年期向相對成熟期的過渡,是一次更加艱巨、意義更為深遠的新的飛躍。它的成功,無疑將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更為巨大的影響。我們應當充分認識這一事業的艱巨性。列寧在闡述社會主義有可能在一個或幾個國家首先勝利的同時,又反複指出:“西歐的革命是開始困難,繼續比較容易”;而在像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則相反,它是“開始容易,繼續比較困難”。眾所周知,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是在落後國家首先勝利的。因而,如何解決原來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製度的問題,是直接關係到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畋,也是能否比較順利地實現社會主義由幼年期向成熟期過渡的關鍵所在。在這樣的曆史大背景下,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賦有的時代意義。在國際風雲變幻,在關係世界社會主義曆史命運的重要時刻,有著12億人口的中國,通過改革和開放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增強了綜合國力,社會穩定,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這就不僅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旗幟,而且使社會主義充滿生機和活力,其優越性得到比較充分的體現。這種有說服力的合格的社會主義,其影響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還要著重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意義,不隻是因為它確立了一種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模式,更不是為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一種現成的答案,而在於它為社會主義的改革和創新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創造了使社會主義獲得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機製。這就是要依據本國國情和時代發展要求,明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走自己的發展道路,要對長期沿用的蘇聯模式進行根本性變革,建立起能夠適應生產力發展並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新的機製,使之更具有發展潛能和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這是以開拓新的理論認識和新的社會主義實現形式而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確立它的曆史地位,並越來越顯示其時代意義。

  三、自覺地把握時代的特點,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

  如前所述,我們所說的時代,是包括大的曆史發展時代及其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二者的辯證統一,是我們必須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大的時代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會表現為若幹不同特質的發展階段,但這裏首先必須堅持我們的時代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的大時代觀點,這樣既能使我們認清真正的曆史發展趨勢,把握我們事業的正確導向,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同時又使我們能夠根據時代的階段性變化,把握其特殊的質的規定性,及時調整我們的戰略和策略,以適應變化了的外部環境。很顯然,假若隻固守大時代而否認階段性的變化,就會使我們陷入僵化,喪失時機,造成曆史性的失誤;同樣,如因階段性的變化而否定大時代,就有可能被暫時性表麵性的現象所迷惑,被導入歧途,這就會犯下更大的曆史性錯誤。所以,我們要堅持大時代和小時代辯證統一的觀點,而決不能失之偏頗。

  隻有如此,堅持大時代和小時代的統一觀,才符合時代的實際,也才能真正理解我們正在進行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從而把我們從事這一事業的信念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如前所述,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正處於低潮之中,時代的主題也由原來的“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這就容易使一些人隻講小時代,否定大時代,失去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應有信念。這是必須進一步從理論上加以明確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科學預見,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及其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同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深刻揭示之中。時代的基本矛盾決定了時代的性質。時代將經曆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階段會發生時代主題的轉換,但隻要上述經濟根源仍在人類社會生活中起著支配的作用,世界的基本矛盾就不會自行消失,因而時代的性質也就不會改變。當今世界存在的東西、南北以及西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之間的矛盾,雖然它們的內涵和表現形式同過去有很大不同,但歸根結底,仍然是帝國主義固有矛盾的繼續和發展。我們以當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掠奪和剝削為例,也許有助於我們對當代世界基本矛盾的了解。當然,隨著戰後帝國主義殖民體係的瓦解,國際壟斷資本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主要通過軍事占領和殖民統治,對落後國家進行赤裸裸的超經濟剝削,但是,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全麵國際化的擴展,改變了過去超經濟的剝削方式,而采用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對主要以發展中國家為對象進行國際剝削。當今世界南北經濟的巨大差距,就反映了這種不合理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統計數字表明,1993年世界國民生產總值26萬億美元,西方七個發達國家占62.5%,其人口卻隻有世界總數的12%,而發展中國家占世界總人口74%,卻隻擁有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15%。由於不等價交換使發展中國家1993年僅原料出口收入一項就損失12000億美元,對外支付卻增加近1000億美元。第三世界國家外債積欠,從1990年的7509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9000億美元,已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堪重負的鎖鏈。再從貧富的差距來看,1994年發達國家人均收入16610美元,第三世界國家人均為950美元,僅及前者5.7%,最窮國則為最富國的1/500.20多年前聯合國確定的最不發達國家為25個,到90年代卻增加到48個。聯合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曾對114個發展中國家進行過調查,認定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超過10億,比40年前進行同樣調查時增加40%。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的成本隻相當於西方發達國家勞動力的3%,發達國家每小時平均工資為18美元,發展中國家僅0.5美元,成為它們取得廉價勞動力的主要地區。這一切表明,當代資本主義雖然發生了一係列新變化及由此而出現的相對穩定和發展,但這並沒有也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矛盾。南北之間的矛盾是這樣,東西之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以及這些國家內部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同樣是這樣。以號稱最富有的美國為例,其占家庭總數10%的富有家庭,擁有的私人財產總額約為全國財產總額的2/3;而占家庭總數90%的一般家庭中,擁有的私人財產總額僅為全國財產總額的1/3,其中占家庭總數10%以上的家庭,還生活在官方規定的貧困線以下。這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確是反映了這個社會存在著深刻的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總之,從根本上說,當今世界的基本矛盾並沒有因為時代發展階段的不同而發生變化,而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決定了社會主義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的曆史走向。這一時代的性質,是我們在當今世界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最根本前提,是符合人類社會走向進步的曆史發展要求。

  鄧小平深刻分析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在於揭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際環境,使我們敢於並善於迎接挑戰,抓住機遇,加速發展。他在強調和平與發展在當代世界全局中的突出地位的同時,並未忽略世界存在的種種矛盾和鬥爭。1992年2月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正是在蘇聯剛解體不久,西方預言家狂稱“到下個世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曆史上衰亡”之時,他在談話中以一個老革命家特有的氣魄,高瞻遠矚、滿懷信心地指出:“我堅信,世界上讚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曆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曆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曆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複辟?……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這充分體現了在對時代本質深刻認識基礎之上的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

  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回顧了近代中國為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而奮鬥不息的曆程,他指出:“鴉片戰爭後,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麵對著兩大曆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後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這是對近代中國百年奮鬥曆史的高度概括。我們知道,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間,中國的先進分子為挽救國家危亡,振興民族,前赴後繼,尋求救國真理。經過無數次的失敗和崛起,終於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銳利武器,把近代中國的愛國主義理想同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輝煌勝利。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確立,為實現一百多年來強國富民的理想開辟了現實的前景。早在1957年3月間,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就說過:沒有生產就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沒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分幾步走:大概十幾年要稍微好一點;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這裏說的“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大致上同鄧小平提出的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相似,而一百年“就了不起”,就是現在說的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可以說,鄧小平關於“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是對我們國家這種發展藍圖作了更加精確的表述。由此可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21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將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使中華民族再展輝煌的偉大曆史時期。鄧小平理論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證了這一宏偉藍圖的實現。今天的大學生走向社會後,將有幸親身參加這一從根本上改變國家麵貌的偉大事業,為祖國的繁榮強盛和人民共同富裕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這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大有作為的時代。我們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建設富強、民主和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貢獻我們的力量。

  (《鄧小平理論專題講座》,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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