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東北邊患與移民實邊問題研究

第一節 清末東北移民實邊政策的意義

　　清末東北移民實邊政策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東北地區人口總量增長迅速，改變了邊疆地區地廣人稀的不利局麵；第二，東北地區豐富的土地資源得到開發，耕地數量有了比較大的增長；第三，在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通過廣泛設官建製，完善了各地尤其是沿邊地帶的行政管理係統，逐漸使東北地區擺脫了中國邊緣化的地位。

　　一、人口與耕地的增長

　　移民實邊政策實施的一個顯著成果，表現在東北地區人口的不斷增長上。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在東北地區進行過一次人口情況調查。茲將截止調查年份，奉天、吉林與黑龍江各地方行政轄區（注：關於奉天、吉林與黑龍江各地方行政轄區之詳細情況，可參見表4—7、4—8及4—9.）之人口資料詳列如下：

　　西路驛站（注：據吉林省檔案館編：《吉林驛站》，1987年內部發行，第26—32頁：吉林省所屬之驛站分為西路驛站與北路驛站。西路驛站為：烏拉站，烏拉水手營，搜登站，伊勒門站，蘇瓦延站，伊巴丹站，阿勒談額墨勒站，赫爾蘇站，葉赫站，蒙古和羅站，額赫穆站，拉法站，退搏站，意氣鬆站，通溝鎮站，鄂摩和站，塔拉站，必爾罕站，沙蘭站，寧古台兼新官地正分二站，瑪勒瑚哩兼老鬆嶺正分二站，薩奇庫兼瑚珠嶺正分二站，哈順兼大坎子正分二站，穆克德和兼密占正分二站，琿春城站。北路驛站為：金珠鄂佛羅站，舒蘭河站，法特哈站，登伊勒哲庫站，盟溫站，陶賴昭站，遜劄保站，浩色站，社裏站，伯德訥站，蒙古喀掄站，拉林多歡站，薩庫裏站，色勒佛特庫站，佛斯亨站，富拉琿站，鄂勒國木索站，妙噶山站，五常站，雙城站，蜚克圖站，葦子溝站，崇古爾庫站。其中西路驛站共292戶，男16245，女10455，共26700名，與表4—2A之數據相同，北路驛站總戶數為3190戶，總人口為18784，與表4—2A之戶口數據稍有不同。）

　　從以上表4—4可知，“至清朝末年，奉天、吉林兩省人口可達1850萬，比之14年前移民潮初起的光緒二十三年，增加人口1277萬（黑龍江省清末以前無人口統計，沒有計算在內）。東北地區的人口，所以能達到清末這樣的高度，除了原有人口的少量增殖外，基本是這個階段的移民增長。”（注：路遇、藤澤之著：《中國人口通史》下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頁。）事實的確如此，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人口之統計數據不可能十分準確，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奉天、吉林與黑龍江之人口統計數字，表4—1、表4—2、表4—3與表4—5不同，宣統三年（1911年）奉天與吉林兩省的人口數目，表4—4與表4—5及表4—6所列統計數字也有所不同，該年度之東北地區人口總數，表4—4與表4—5及表4—6亦有出入。但東北地區人口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移民之大量湧入，則是公認的事實。（注：據楊餘練等編著：《清代東北史》，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50頁：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後，東北人口總數約為270萬；光緒十三年（1887年），東北人口總計約520萬；宣統三年（1911年），東北三省的人口達到1841萬餘，為1840年東北人口數的6.8倍。）

　　移民實邊政策實施的另一個成果，是東北地區耕地數目的增長。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至宣統三年（1911年），東北地區丈放荒地的情況是：“奉天省3000萬餘畝，吉林省1593萬餘畝，黑龍江省6917萬餘畝，總計為11510萬餘畝。”（注：楊餘練等編著：《清代東北史》，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頁。）在這一億一千五百多萬畝的丈放荒地中，到宣統三年（1911年），已經開墾升科的耕地數目為：“奉天3916萬餘畝，（注：此數字為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的數字。見楊餘練等編著：《清代東北史》，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頁。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前，奉天與吉林之升科耕地已有一定之規模，因此到宣統三年（1911年），奉天與吉林之耕地數字比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到宣統三年（1911年）之放荒數字要多。）吉林為3312萬餘畝，黑龍江為2938萬餘畝，（注：據金梁《黑龍江通誌綱要》之記載：宣統三年（1911年），黑龍江“已墾地二千九百三十八萬零七百九十六畝”，數字與《清代東北史》所列相同。見李興盛等主編：《黑水郭氏世係錄》（外十四種）下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5頁。）總計為10266萬餘畝。”（注：楊餘練等編著：《清代東北史》，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頁。）這個耕地數字是“1840年東北耕地總數2864萬畝的3.58倍。同時，還有大量荒地已經丈放，正在開墾之中”。可見，由於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東北地區由從前的荒涼邊地逐漸變成全國的糧倉。

　　二、地方行政設施的完善

　　清代前期，清政府在東北地區實行不同於關內的特殊行政管理製度，即軍府製。這種地方管理製度注重軍政管理，而民政設施薄弱。盛京將軍轄區奉天因地靠關內，府廳州縣的設置相對要多一些；而吉林將軍轄區除所謂“老三廳”的設置之外，再無專門用於治理民戶的地方機構；黑龍江將軍轄區則根本沒有民政設施。從鹹豐末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前，隨著移民實邊政策的初步實施，清政府開始在放荒招民的基礎上初步完善地方行政管理，奉天設置了更多的府廳州縣；吉林民政機關也增加不少，但沿邊地帶還相對薄弱；黑龍江在這方麵則相對滯後，僅在呼蘭平原地區開始設置理民機構。（注：關於鹹豐末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東北地區地方建製的發展情況，詳見第二章之第三節。）光緒二十年（1894年）之後，隨著移民實邊政策的逐步深化，特別是改建行省製度之後，東北地區的行政設施進一步完善起來。

　　（一）奉天地區行政管理機構的完善

　　清末奉天地區之“沿邊各處，地勢險要，戶口寥寥，強鄰迫處，日圖拓殖，苟不設官以治，則地方無由於發達，即閭閻無望於藩滋，而於疆土上尤有關係”，（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官製·奉天省），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3465頁。）其長白山一帶與朝鮮為鄰，日本控製朝鮮之後，在鴨綠江對岸“銳意經營”，結果“地辟民聚，成都成邑”，（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官製·奉天省），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3473頁。）相比之下，中國境內則相形見絀。為了加強對邊境的管理，清政府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鴨綠江中朝接壤地帶設置了臨江縣與輯安縣；（注：臨江縣縣治所在地土名帽兒山，在鴨綠江北岸；輯安縣縣治所在地土名通溝口，在鴨綠江之西北。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50頁。臨江縣今為吉林省臨江市，輯安縣今為吉林省集安市。）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設置長白府；（注：府治當十八道溝與十九道溝間之塔甸。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51頁。今為吉林省長白朝鮮族自治縣。）宣統元年（1909年）又設立了安圖縣與撫鬆縣。（注：係由長白府析置而設，安圖縣在圖們江江源一帶，撫鬆縣在鬆花江上遊。見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51頁。今均屬於吉林省。）此外，在開發蒙地及官荒招民放墾的過程中，清政府也相繼設置了一些地方行政設施。截止清政府終結，奉天地區的地方行政區劃詳細情況如下。

　　由上表可知，清末奉天共有四道、八府及五直隸廳，而以上地方行政單位所轄之廳、州及縣共計四十個。在八個府中，移民實邊政策實施後設立或改置的占六個，而其中光緒二十年（1894年）移民實邊政策深化後所設立或改置的又占了五個。五個直隸廳則全部設置於移民實邊政策實施之後。在四十個廳、州及縣中，有二十九個設置於移民實邊政策實施之後，而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之後設置的又占二十二個。這說明隨著移民實邊政策的不斷深化，奉天的地方行政管理係統，在原有基礎之上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

　　（二）吉林地區行政管理機構的完善

　　從鹹豐末年清政府開始實行移民實邊政策以來，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前，吉林除原“老三廳”之外，增設了一些府廳州縣，但多設於腹地，沿邊地帶雖有設官建製建議的提出，但並未被清政府所采納。甲午戰爭之後，除俄國繼續在沿邊地帶進行侵略騷擾之外，又增加了日本開始利用朝鮮與吉林相鄰而圖謀進行侵略的新的危險因素，於是除在腹地繼續設治之外，許多官員不斷呼籲在沿邊廣泛設治，成為清末吉林地方行政係統建設的主要特點。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吉林將軍長順指出，“琿春城界連俄、韓”，為吉林“東南緊要門戶，前當辦理邊防伊始，曾在琿春城設立招墾總局，又於琿春東之五道溝、西之煙吉岡各設分局，招致沿邊各處佃民開墾，以實邊地。迄今十餘年，各處阡陌相望，早經成邑成聚，自應建官以資教養。況距煙吉岡九十裏之和龍峪，為韓民越墾地方，現雖設局撫墾，終非經久之要”，而“三岔口地處寧古塔東南，其界緊連雙城子俄卡，設有招墾總局，該口西北相距三百餘裏為穆棱河，曾設招墾分局。其地招墾有年，民皆常住，且穆棱河為火車入境門戶，交涉繁劇，均宜設官經理”。（注：吉林省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編：《清代吉林檔案史料選編·上諭奏折》，1981年內部發行，第22頁。）琿春與三岔口為邊境要地，吉林將軍銘安於光緒初年曾奏請在此設治，但卻未能實行。而“目下時閱二十年，情形迥非昔比，若非稍事變通，實無以安養民，慎固疆圉”，因此，長順建議在煙吉岡設延吉廳、三岔口設綏芬廳，並各設屬官，以鞏固邊陲。（注：吉林省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編：《清代吉林檔案史料選編·上諭奏折》，1981年內部發行，第22—23頁。）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吉林將軍達桂以“三姓一城為吉、江門戶”，奏請在此設依蘭府，而“富克錦東北之拉哈蘇蘇，瀕臨鬆花江（注：指黑龍江下遊。）南岸，北即黑河口，實為扼要咽喉，擬於此處添設知州一員，名曰臨江州”。（注：吉林省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編：《清代吉林檔案史料選編·上諭奏折》，1981年內部發行，第24頁。）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徐世昌也認為吉林“邊地空虛，尤易啟人窺伺”，以往地方“設治惟以衛民，今則兼為保土之計，有刻不容緩者也”，吉林東北蜂蜜山一帶，“東臨興凱湖，一無屏蔽，西距寧古塔城七百餘裏，兼顧難周，擬請添設知府一員，名曰密山府”；省城西南之濛江，“開辦墾務曆有年所，東南與韓為鄰”，建議於此設濛江州；（注：今吉林省靖宇縣。）濛江東南之樺皮甸子，“依附長白山脈，地勢遼闊”，亦為臨接朝鮮之要地，建議設樺甸縣。（注：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5輯，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127頁；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官製·吉林省），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3555—3556頁。樺甸縣今為吉林省樺甸市。）宣統元年（1909年）閏二月，錫良再次強調沿邊設治的重要性，指出吉林“地界俄韓，土曠人少，強鄰逼處”，邊務重要，“從前旗民兼治，綱紀未周，往往一二千裏設一民官，隻以草萊未辟、政治簡略，故得相安無事，自鐵路通行，外交日亟，於是邊塞重要之地、鐵軌附近之區、商民聚集之處，管理空疏，自棄權利”，而強鄰“乃得乘我官力之所不及，侵略騷擾殆無己時”。他指出邊疆設治“與內地情形不同，內省重在治民，固以民戶之繁庶為準，邊地重在守土，應以地方之衝要為衡”。基於這種考慮，建議在吉林東南設“琿春兵備道一缺，駐琿城，辦理琿春、延吉、綏芬一帶邊務及東南沿邊兵備事宜”；在東北設“依蘭兵備道一缺，駐三姓，辦理依蘭、密山、臨江一帶邊務及東北沿邊兵備事宜”；此外，宜增設其他一些府廳州縣，以便更加有效地治理邊疆。錫良最後指出，“邊疆重要，列強注目，安危係之，若聽其空虛，鞭長莫及，一旦有事，何以保存？”因此為“統籌全局，實不能不為一勞永逸之謀”。（注：吉林省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編：《清代吉林檔案史料選編·上諭奏折》，1981年內部發行，第38—41頁。）鑒於吉林邊疆地區設治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以上官員的建議大多得到清政府的認同而得以實行。另外，吉林在沿邊設治的同時，於腹地也繼續增設民官。茲將截止清末，吉林地方行政區劃的情況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清末吉林共有地方行政區劃單位三十七個。在移民實邊政策實施之前，僅設有三個直隸廳。在移民實邊政策實施之後，除以上三廳相繼升為府治之外，地方行政區劃單位增加了三十四個，而其中二十六個設置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之後，並且很大一部分設置於沿邊地帶，這對於邊疆之安全與鞏固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三）黑龍江地區行政管理機構的完善

　　在移民實邊政策實施以前，黑龍江因人口極為稀少，沒有任何治理民戶的地方行政機關。在移民實邊政策實行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由於反對者的百般阻撓，清政府在黑龍江僅實行局部開禁的政策，隻開放了呼蘭平原的一部分，允許漢族墾民領地耕種；與之相適應，民政機構的建設不僅無法與奉天相比較，就是與吉林相比，也難望其項背。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前，黑龍江僅設有呼蘭理事廳同知與綏化理事廳通判，以管理民戶。隨著變局部開禁為全麵開放，人口與耕地也不斷增加，又因其緊鄰俄國，加強地方行政建設不僅成為必需，也成為必要之事。在地方官員的不斷建議下，黑龍江地方設治十分落後之局麵終於得到很大的改變。

　　光緒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請在黑龍江添設地方官，指出黑龍江“三麵鄰俄，僅南隔一江毗連吉省，當茲門戶洞開，舍招民實邊實無固圉之計。就目前而論，呼蘭、通肯村鎮相望，事多官少，已覺照顧難周，若再加以三蒙之新墾、陳墾一律開齊，犬牙相錯、商民駢集，更有鞭長莫及之勢”，因此“為今日計，為將來計”，設治成為必不可少之事。（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下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年版，第737頁。）徐世昌對黑龍江設治也極為重視，指出黑龍江與內地相比較，雖然人口仍然稀少，但邊疆與內地不同，“不患有冗曠之官，而苦無民可治”，（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54號，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折奏類：《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奏請設司缺派員試署並陳變通辦法折》，第9頁；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官製·黑龍江省），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3573頁。）因為“沿邊行省不可無治民之官，官以聚民者也，以民養官者，官患其多，以官保民者，官患其少，故覽今日之全局，他省之官議減，而江省之官獨議增者，必有官，始有民也”。（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官製·黑龍江省），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3599頁。）基於這種考慮，徐世昌與周樹模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的奏折中強調黑龍江設治的重要性，“黑龍江沿岸數千裏皆與俄鄰，彼則屯守相望，我則草萊未辟，以無官故無民，無民則形勢隔絕，土地荒蕪，外啟他族侵越之謀，內為匪徒逋逃之藪，是非增設郡縣，充實內力，別無控製之方”，指出“邊衛過於空虛，非增設民官不足以言拓殖”。（注：北京政治官報局印行：《政治官報》第236號，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折奏類：《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署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奏酌擬增改江省道府廳州縣辦法折》，第4—5頁；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官製·黑龍江省），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3625—3626頁。）這些建議的不斷提出，促使清末黑龍江之地方設治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迅速發展。其具體情況見下。

　　由上表可知，清末黑龍江共有地方行政區劃單位二十一個，其中十九個設置於全麵開禁之後。地方設治開始分布於黑龍江全境，而與俄國接壤地帶之設治，對於捍衛邊疆安全，意義極為重大。

　　總之，在嚴重的邊患威脅麵前，東北三省改建行省及地方廣泛設治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誠如徐世昌所指出的那樣：“強國以實邊為要，實邊以設治為先。”（注：徐世昌撰：《東三省政略》（民政·黑龍江省），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第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總4399頁。）清末東北地區的地方設治，基本上奠定了現在的地方行政區劃格局。（注：僅黑龍江與吉林兩省地方行政區劃變動較大，在清末原屬吉林省的很多地方行政機構現在屬於黑龍江省，具體情況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