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思潮與青年教育研究

第二節 家庭與青年文化的重塑

　　近期為紀念聯合國建立50周年和世界青年十周年，聯合國和韓國政府主辦了“1995世界青年指導者會議”（The1995WorldYouthLeadersConference），專題討論了全球性的青年道德滑坡、人性喪失、片麵注重物質文明建設而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筆者有幸出席此次會議，並在會上作了主題發言。

　　一、當代青年文化的家庭背景

　　青年文化是社會的產物。青年文化的家庭背景製約和規範了青年文化的特點和趨向。這個背景的變化值得注意。

　　1.家庭小型化趨勢和獨生子女的增多

　　家庭小型化是一個世界性的傾向，在中國變化尤為突出。核心家庭近40年中一直保持增長勢頭，近十多年更趨快速增長。從全國來看，1949—1982年，核心家庭的比例由55.42%上升到69.28%。1953—1990年，中國家庭的戶規模由戶均4.30人降為3.96人；其中城市戶均人口更少，1982—1990年北京戶均人口由3.69降為3.2人，上海則由3.6降為3.1人。自從1979年提倡“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後，15歲以下的獨生子女目前已達5000萬。

　　這種現實帶來了兩個方麵的影響。一是家庭對子女企望值過高，進而產生過多的關心和過多的幹預，破壞家庭與子女正常交流的氛圍。二是子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升高導致子女自我意識的強化，易與閱曆不同的家長產生離心情緒。

　　2.家庭片麵強調子女智力教育

　　由於雙親知識化水平的提高和婦女平等就業的廣泛，一般家庭將財力和精力集中於子女的智力投資上，忽視了心理健康和道德素質的培養。

　　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在“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思想的驅動下，送子女進彈琴、繪畫、體操、外語、唱歌、舞蹈等專業班，甚至不惜重金送子女進“貴族學校”。這實際上剝奪了青少年全麵接觸社會的機會，造成畸形心理發育的環境。

　　3.家庭電氣化取代家庭內部情感交流

　　近十多年來，家庭電器設備激增並達到普及。1988年城鎮每百人擁有電視機38.7部，戶均1.48部。電視傳媒的普及適應了人們對精神消費的追求。城市青少年把許多難得的閑暇時間用於看電視。據統計，青少年在1993年每天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為1至2小時，這種青年占90%。在這種環境中家長會覺察到，子女與家人的情感、語言交流機會越來越少。

　　4.對傳統文化的過激批評削弱了家庭教育的實效

　　在社會轉型、變革劇烈的社會環境中，對往日經驗教訓的批評和檢討，對私人利益的尊重和鼓勵，金錢作用的擴大，使一些青少年產生了全麵否定傳統文化的過激思潮。又由於改革中長期存在著精神文明建設“一手軟”等“教育失誤”，青少年中出現“價值失範”、民族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這種由於過分否定傳統文化而產生的“失範狀態”，不僅直接造成了“道德滑坡”，而且加深了家庭內部的“代溝”。

　　二、青年文化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青年文化中存在的問題，原因很多，但無不與家庭教育不當有關。擇其要者，作一分析。

　　1.價值觀向自我傾斜，對社會公德冷漠

　　鄧小平同誌早在1975年批評的“雷鋒叔叔不見了”，“公共汽車上沒有人給老人讓座”的現象現在仍然存在。見死不救，不敢見義勇為，屢見不鮮。不遵守公共秩序的現象司空見慣。

　　這種現象也與家庭影響相關。一個家庭越是以孩子為中心，把他（她）當成“小太陽”、“小皇帝”，青少年以個人價值至上的偏向便越是嚴重。這與獨生子女的地位有關。但國際友人也指出，韓國一個家庭有幾個孩子就有幾個“小太陽”、“小皇帝”。看來關鍵是家庭實施什麽樣的教育。自我價值很偏激的青少年，對社會人群沒有熱情，對社會公德不尊重，對父母也不會有親情。個別青少年甚至不知社會公德為何物。

　　2.拜金主義傾向及其根源

　　金錢作為杠杆在經濟領域作用增大，是一種社會進步現象。但是，金錢作用在非經濟領域中擴大卻是社會和青少年的災難。家庭在青少年子女身上盲目用錢是培植拜金主義的起點。

　　據北京市統計局調查，1990年底，小學生每月人均消費支出173.10元；

　　1992年幼兒園孩子每月人均消費240元，占雙職工戶均月收入的50%；一名中學生月消費支出占戶均月支出的66.3%。家長在孩子身上講攀比穿戴、派頭、享受，甚至為此一擲千金。學費每年20萬元的“貴族學校”並沒有擋住某些家長，如今這種學校在中國已有40多所。當家長把金銀項鏈、戒指、耳環、BP機、掛在子女身上的時候，當家長在子女麵前顯示自己擁有的金錢可以使一切規章製度“迎刃而解”時，拜金主義就深深埋在子女心靈中，教育的失敗由此開始，悲劇實際上已拉開了序幕。如果培養子女把金錢作為人生價值的標準，那麽他就塑造了道德缺乏、人性喪失的後代。

　　3.感情缺乏症與家庭狹隘關懷

　　自私、冷漠、“代溝”，對家長的逆反心理，是當代青少年感情缺乏症在家庭內的表現，它也同樣表現為社會行為。這種現象不是由於家長不關心子女，而是關心得太過分而導致的。

　　80年代初的調查表明，京、津兩市的家長95%的人不願讓孩子到外地工作。

　　1992年中、日、美三國中學生在回答“你最尊敬的人是誰”這個問題時，日本、美國中學生列在前三位的是父親、母親、英雄人物；而中國的中學生卻把父親、母親擺在了第10、11位。湖南廣播電台在討論“對待自己父母的態度”時，收到500封信，其中90%的青少年對父母表示不滿。1993年的一項全國青年調查表明，當你有知心話或重要的事時，最喜歡找誰說一題，30歲以下未婚青年選擇向父母說的，僅占11.5%；30歲以下已婚青年則僅有6.9%。

　　4.“溫室式教育”與青年心理疾病

　　父母溺愛子女的風氣隨獨生子女增多而日盛。這種溺愛表現在，父母舍不得讓子女經受應有的勞動鍛煉、挫折鍛煉，艱苦磨煉。

　　據1993年北京對2294名小學生的調查，他們幹家務活的時間人均0.2小時，遠遠低於同齡的美國小學生的1.2小時、泰國小學生的1.1小時、韓國小學生的0.7小時。上海某小學校的一次調查，發現90%的小學生把午餐用過的碗帶回家由父母洗。連自理小事的勞作都由家長代勞，更談不上挫折和艱苦的鍛煉了。這種“溫室式的教育”顯然帶來了副作用。

　　舍不得讓子女經受任何一點風雨，造成大麵積青少年心理脆弱、心理疾病的發生。據北京市一項調查，10所重點中學的學生中，60%的人認為自己缺乏毅力和恒心，不能控製個人感情，經不起挫折；對1700名青少年的另一調查也表明，大學生有42.5%的表示遇到失敗打擊時頂不住。天津市對1332名綜合性大學學生的調查，24.92%的人有程度不同的神經官能症；上海6所中學的心理測試表明，心理不健康者占22.8%；京、滬、川三省市的調查一致表明，獨生子女心理變態率均在50%以上。

　　這些心理脆弱的、有心理疾病的青少年往往不能與同伴相處，不能經受挫折和打擊，思想封閉，異常行為不斷，有的則不能堅持正常的學習生活。1993年，沈陽先後出現6名女生、10名男生離家出走的現象；南寧也出現4名男生集體出走；大連11名中學生出走；上海63名中學生出走。僅1992年1—3月，廣州火車站就截下了900多名出走的青少年學生。

　　三、家庭教育的新觀念

　　麵對以上現實，家庭隻有樹立子女教育的新觀念，才能重塑青年文化，使其適應變革的社會發展趨勢。

　　1.父母與子女建立平等互動的教育關係

　　在真正平等關係下父母與子女的交流，是教育有效的前提。在城市家庭中，要防止的主要傾向是家庭中尊子女為“小太陽”、“小皇帝”。應從對父母平等體諒的關係中，培養青少年平等待人、尊重別人、做普通公民的意識。在農村家庭中，主要防止父母不尊重子女發展權利的傾向。由於經濟條件差，封建家長製影響較大，有些父母專製主義地擺弄子女的命運，侵害了青少年的權利。據調查，1980—1988年全國至少4000萬中小學生被迫棄學；1989年中小學生仍流失725萬人。輟學的青少年成為童工、小商販、賣花女，流落社會，中斷了受教育和發展的權利。

　　平等關係在教育上的體現便是父母與子女的互動的教育。這是彌合代溝，改善青年文化的有效途徑。青少年的長處應得到尊重，如他們博聞廣識，求實求新精神強烈，參與意識強，銳意改革進取，應得到父母尊重。在尊重子女人格的基礎上，以參謀的身份，分析肯定其正確的、糾正其迷誤的東西，才能真正完成傳統文化的接續。

　　2.解放子女，注重磨難教育

　　磨難教育是中國曆代教育家所倡導的。為了防止和糾正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麵出現的問題，家長應當丟棄那種老母雞保護雛雞式的教育方式，把孩子解放出來，放他們去經風雨，見世麵，經受磨難教育。這樣，才能有較強的心理適應能力。

　　古人曾論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毛澤東、魯迅、陶行知也曾倡導放手讓孩子們去到大風大浪中鍛煉。這個教育思想今天更顯得有現實意義。

　　3.重視子女的非智力因素教育

　　青少年成才的關鍵絕不在於先期智力教育投入的多少，相反，卻在於非智力因素的教育。完成學業或創造，關鍵在於永恒的學習動力是否存在。這種動力來自非智力因素。這方麵突出的教育內容有：

　　正確的人生觀教育。引導子女認識到，自我價值、個人利益，隻有在不損害他人和社會時，才是合理的。

　　正確對待金錢的作用。這是走向市場經濟過程尤其應解決的一個問題。把金錢當成人生價值的標準，那麽，金錢越多，其人性越少。這是屢證不爽的事實。父母的榜樣作用是至關重要的。

　　樹立正視現實，不屈不撓的奮爭精神。教育子女麵對現實，正視困難，知難而上。在子女前進道路上遇有挫折、失敗，應給予理解、溫暖、支持，把家庭變成支持子女進步的大後方和加油站。

　　青少年屬於社會，屬於未來。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學性，才能重塑良好的青少年文化，推動全民族素質的提高。

　　（原作發表於《青年研究》1995年第9期；該文為作者作為中國代表出席“1995年世界青年指導者會議”的大會發言；原文為英文，曾在韓國英文報紙《大學生活》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