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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民主與科學”的口號與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旗幟——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

  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90周年之際,準確地把握五四運動的精神,對於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光榮傳統,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本文重點研究和論辯:五四運動前,新文化運動中“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在五四運動中已經被揚棄;五四運動的鮮明旗幟是愛國主義;五四運動開創的現代中國青年的愛國主義傳統不容逆轉。

  一、五四運動對“民主與科學”口號的揚棄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民族複興的起點。五四運動是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轉折點。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折點,也是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的起點,還是全國性群眾運動的起點,更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的起點。這些提法都是有根據的。這些對五四運動的意義的評價都不過分。因為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今天我們民族振興的曆史和現實。因此,五四運動的推動者,成為世世代代青年所崇拜的人,所敬仰的人,也是曆史的必然。

  “民主和科學”的口號是在五四運動之前,新文化運動中提出來的。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辦的《青年雜誌》(《新青年》雜誌的前身)創刊,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陳獨秀在創刊號上首先提出“科學與人權並重”的口號。當時“人權”的內容基本上就是指政治民主的內容,這個提法後來演化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稱為“德、賽兩先生”。這距離五四運動還有幾年的時間。“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在當時顯然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幟提出來的。“德、賽兩先生”是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兩麵旗幟。這個口號在五四運動期間繼續和發展,但是五四運動的洪流揚棄了“德、賽兩先生”過去的內涵。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夕曾經論證過“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他在1919年1月的《新青年》雜誌上寫道:“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可見這個口號在當時新文化運動中的旗幟地位。當時陳獨秀所說的民主,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明確地指當時法蘭西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青年》雜誌創刊號的封麵上,印著法文的“青年”(LaJe-unesse)字樣。羅金斯基在《中國曆史》中曾認為:“這個副標題的選擇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國文化和法國革命民主思想深遠影響的反映,它不僅影響了陳獨秀本人,而且也影響了許多他的同代人。”確實如此,《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第一篇文章是陳獨秀寫的《敬告青年》,第二篇文章就是陳獨秀寫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在當時世界上還沒有出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情況下,陳獨秀找到的救國救民的出路就是以法蘭西資產階級民主為代表的“德先生”,而絕不會是別的東西。這是毫無疑問的。陳獨秀提出的“賽先生”是指什麽呢?通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來,他主要指自然科學以及當時傳入中國的有限的美國的詹姆斯的實用主義、法國的伯格森的創造進化論以及英國的羅素的新唯實主義這三個東西,而沒有什麽其他的內涵。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陳獨秀提出的“賽先生”並不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

  所以說,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實際上就是以法蘭西資產階級民主為代表的“德先生”和自然科學以及有限的社會學說的“賽先生”。這個旗幟在當時是非常革命的、非常進步的新文化運動的旗幟。當時中國還沒有出現比這些更先進的東西,而當時中國停滯混亂的災難狀態,主要是由於缺少這些東西。這些先進的人們看到中國當時的社會缺少這些東西,從而來提倡這些東西。這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這個口號隨著五四運動的出現和發展,隨著中國人眼界的開闊,很快就被揚棄了。無論這個旗幟在當時的提出多麽革命,迅速變革的世界很快就證明它在中國和世界都顯得陳舊了。

  五四運動之後,為什麽這些口號被揚棄了?這是因為有更新的東西出現,改變了中國人的看法,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極大變化。雖然在“五四”運動期間,民主和科學的口號還在繼續使用,但其內涵和以前大不相同,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到底是什麽因素導致了中國先進的人們改變了對這個口號的看法?是什麽因素促使中國先進的青年們改變了對德賽二先生的看法?這是特別值得研究的。導致人們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因素,大致上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個因素:先進的中國人看到了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帶來的災難後果,從而使得許多醉心追求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人,對西方的民主失望、絕望,揚棄了原來的“德先生”。

  先進的中國人本來要學當時先進的西方、救中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災難後果打破了人們的夢想。當時不止是新文化運動的那些先驅們,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改變了看法,而且一些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人們、非常溫和的人們,也改變了看法。比如梁啟超,他就是一個溫和改良主義者,在政治上一貫排斥革命和暴力的主張。但是,在停戰協定剛剛簽訂一個月以後,1918年12月份,梁啟超到歐洲做了一次考察和旅行,在他的旅行的日記裏,記錄了一個美國記者的話:“西方文明已經破產”。梁啟超很受觸動,他寫道:“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默和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遇到風遇到霧,不知前途怎甚是好”。“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改良主義者的梁啟超的震動不小。連改良主義者都斷言發生革命的新世紀要到來了。孫中山先生反應更強烈一些,他在1919年10月份,在上海青年會上發表了一個演說,批評了“教育立國”、“實業救國”、“地方自治”救國的主張,最後他提出了一個結論:“改造中國之第一步隻有革命”。孫中山斷言離了這個革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幾年前提出“德先生、賽先生”的陳獨秀,在看到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惡果之後,思想上有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他在思想上揚棄了所謂代表西方民主的法蘭西民主。1919年12月1號,《新青年》發表了一篇陳獨秀起草的《“新青年”宣言》。在這篇宣言裏,他說:“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注:當時在中國的詞匯裏麵,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資本主義就是金錢主義,金力主義也就是資本主義。這個用語與今日翻譯的不一樣。作者注。)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陳獨秀的結論是,過去提倡的那種法蘭西式的民主,如今是應該拋棄的時候了。不久,陳獨秀在《告北京勞動界》一文中說: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要想用它來造成多數人的幸福,簡直是妄想,因此必須鏟除少數人的階級特權,改變大多數的無產勞動者的困苦、不自由、不合符democracy的狀況。他認為這種資本主義根本不符合democracy,在他的詞匯裏麵,原來“德先生”的內容已經被揚棄了。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一些先進入們的教育,使他們對西方的民主失望,此後再提倡德先生,或者說再說講民主這個詞匯,就不是1915年陳獨秀原來講的那個含義了。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教育了中國的先進的人民,改變了新文化運動旗幟的內涵。

  第二個因素:先進的中國人看到了中國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使他們丟掉了幻想,激起了責任感,升騰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思想觀念。

  先進的中國人看到,要想靠北洋軍閥政府照搬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模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是沒有希望,行不通的。在這件事情的刺激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由強調一般的科學和民主轉向了實際的救亡,挽救民族的危亡。啟蒙是為了民族的獨立和發展,救亡是更加直接的挽救民族,促進民族的獨立和發展,方向是一致的,目的是一致的。這是一個新的變化。當時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不僅是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移給日本的問題,還有五條涉及國內的許多主權問題。總統徐世昌命令:要排除一切障礙,準備簽字。掛著戰勝國的牌子,繼續任人宰割。中國的老百姓感到莫大的恥辱。中國的知識分子通過這個過程就把北洋政府看透了,從思想上把它拋棄了,否定了。這個現實激發的愛國主義,不同於曆史上在統治階級影響下的愚忠和狹隘民族主義,而一種動員民眾救亡的新的愛國主義精神。

  第三個因素:在“五四”以後,青年們看到了在鄰國俄國發生的革命——1917年的十月(公曆十一月)革命。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得先進的中國人重新思考自己的問題,俄國的革命道路產生了極大的魅力。

  十月革命成功的信息並非立即傳到中國。隨著五四運動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及其對中國人的刺激,這個影響慢慢傳來。其中最大的一次震動,就是1919年7月蘇俄發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這個宣言宣布:“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獨自從中國人民那裏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以後,立即建議中國政府就廢除1896年條約、1901年北京協議、1907年至1916年與日本簽訂的一切協定進行談判,蘇維埃政府廢棄一切特權,廢棄俄國商人在中國境內的一切商站。……永遠結束前俄國政府與日本及協約國共同對中國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義行為。”中國人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鄰國對中國有這樣的舉動,從來沒有見到過曆史上侵略過中國的國家有這樣的態度。這在中國激起了極大的反響。這個宣言是1920年4月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傳播開來的。在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全國學聯”立即給蘇俄回信,“全國學聯”回信電文中有這樣一段話:“你們這一次的大舉動,足為世界革命史開一新紀元。我們實在是佩服得很。”這是中國先進的學生組織對俄國十月革命的反應。五四運動中,“六三”、“六五”以後,上海工人階級首先起來介入,使得五四運動變成一個全國、全民性的運動。在這個運動中也產生了全國工人的工會組織,當時稱作“中華勞動工會”。“中華勞動工會”也給蘇俄回了一封信。當時中國人把蘇聯“紅軍”翻譯成“紅衛兵”。工會對蘇俄的回信說:“全俄底農民工人和紅衛兵,是世界上最可親愛的人類。中華全體底平民都欽佩你們創造底勢力和犧牲底精神。我們勞動界尤其歡欣鼓舞,願與你們全俄底農民工人紅衛兵提攜,立在那人道正義底旗幟下麵,一起努力,除那特殊的階級,實現那世界的大同。”這說明,中國工人階級從登上曆史政治舞台的時候開始,覺悟就是很高的。有人在現時代說,當時中國工人根本沒有覺悟,也沒有形成工人階級。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這些都是中國各界先進的人們對蘇俄的反應。這些反應很強烈,並日益擴散開來,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十月革命的影響傳到中國來,蔡和森和毛澤東在來往的信當中記錄了自己當時的思想變化。1920年的8月,蔡和森在寫給毛澤東的信裏說:“我近來對各種主義做綜合的審定,覺得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代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我認為現世革命唯一製勝的方法。我現認清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製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以政權來改建社會經濟製度。”1920年12月,毛澤東給蔡和森的一封回信中說:“那種以和平手段謀取全體幸福的主張,理論上說得通,而事實上做不到。”“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毛澤東對蘇俄革命的理解是很深刻的。這就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在了解到了俄國發生的情況後的反應。這些反應就很快的過渡到或者滲透到他們從事的運動之中。

  第四個因素:人們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原來“賽先生”的科學概念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進步的人們將科學首先理解為崇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

  在“五四”時期,由於蘇俄在中國的宣言擴大影響,馬列主義科學世界觀開始傳播。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開始揚棄了西方各種膚淺的社會學說,采用馬克思科學世界觀來分析社會問題。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中掌握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對過去的“民主”進行了揚棄。最早提出“德先生”的陳獨秀這時能夠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對待兩種不同的民主:“十八世紀以來的‘德謨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謨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李大釗也以階級分析的眼光看待民主:“今之德謨克拉西有兩種,一為中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一為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亦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德謨克拉西”。他們已經開始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的民主。1919年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文章《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提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麵的構造。他的下麵,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發表在1921年6月的《共產黨》雜誌上的一篇不署名的《短信》論證道:“現代的經濟變動是世界的不是國別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經濟組織及狀況幼稚的國家仍然應采用資本製度;同一起首創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經走過的錯路了,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的使命。”這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取代了過去的“賽先生”的內涵。陳獨秀認為:“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或社會學,都是以這種科學歸納法作根據,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據的。”“所以現代的人都稱馬克思的學說為科學的社會學”,“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李大釗也指出:“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曆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可見先進的人們已經開始接受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這就超越了原來新文化運動的“賽先生”的口號,把原來隻限於自然科學的“科學”這一概念擴展到了社會、曆史研究領域。這足以看出當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在中國傳播的廣度和深度。

  中國先進的人們看到這四個方麵的新因素,就使得對“科學民主”的理解大不一樣了。如果可以把五四運動前思想方麵的進步叫做啟蒙,那麽五四運動前後啟蒙的內容卻發生了質的變化:如果說過去“啟蒙”中的那個民主是指法蘭西民主的話,後來啟蒙的這個民主就是蘇俄式的社會主義民主了;如果說過去啟蒙的科學是自然科學為主以及實用主義的社會學說,那麽後來啟蒙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了。從啟蒙的對象來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說以前啟蒙過的是少數知識分子和上層人物對問題的理解,那麽五四運動以後啟蒙的是社會基本勞動群眾和一部分先進分子對社會基本問題的覺悟。其實,“民主與科學”的舊的內涵經過社會劇變的洗禮退居幕後,而新的內容已經登上舞台、發生了影響。我們不否認曾經在曆史上起到過積極作用的“民主與科學”這個口號,但是五四運動揚棄了過去的東西,提升了新的內容,這更是值得注意的。五四運動的價值在於新的東西,而不在五四運動之前的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民主與科學”的新內涵,其實重點就是追求社會主義民主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有了這個新的轉變和新的內涵,啟蒙就與中國社會的實際進步聯係在一起,中國先進的人們才有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人卻按照五四運動以前的“民主科學”的舊的內涵、舊的“啟蒙”的內涵來概括五四精神,說五四運動的救亡壓抑了啟蒙,這是一種倒退的思想傾向。難道麵對亡國的危機時還要人們專門去研究昔日西方啟蒙思想家的講義嗎?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對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起的革命作用、進步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給予科學的評價;但是同時嚴肅批評了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那些門徒,批評他們死抱著老師的觀點不放,依然堅持那些過時的、空想社會主義的觀點,結果在實踐中走向反麵,被馬克思、恩格斯稱為“反動的宗派”。這是因為,英國的歐文主義的信徒,對工人階級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采取一種汙蔑和敵對的態度;法國的傅立葉主義者,反對法國進行民主主義的改革。一個學說或者口號,如果在發展中由舊的階段達到科學的新境界時,有人卻死守住它過去的某個階段的舊觀點,這隻能使它變成曆史前進的絆腳石。同樣的道理,“民主與科學”這個口號在曆史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已經有了科學的新內涵,如果還有人死守住五四運動之前、新文化運動早期的舊的“民主與科學”的內涵不放,並拿到現代社會中來折騰,這顯然是對五四運動的背叛而絕不是一種進步。

  二、五四運動的旗幟是愛國主義

  五四運動時期,先進青年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選擇了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又形成了90年來青年運動的傳統。五四運動的旗幟、五四運動的精神最基本的是愛國主義。這是五四運動作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運動的本質決定的。這也是曆史事實昭示世人的一個客觀結論。

  第一,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原因就是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把德國原在山東掠奪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列強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和中國的民族危亡激發了人民大眾的愛國熱情。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北洋政府的代表要在一個出賣國家主權的協議“二十一條”上簽字的消息,5月1日由上海一家報紙透露。北京得到這個消息是5月2日,蔡元培、許德珩這樣的先進分子,得知這個消息以後就立即開始行動。5月3日晚上,以北大、清華、高等師範和中國大學四所大學的代表為主體,在北大法科禮堂籌備了5月4日的遊行。在籌備會上,學生們提出,斷送國家主權,就是賣國賊;強烈要求阻止中國代表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當時在場的有一千多人,很多人發言、出主意、提建議,群情激昂。有的學生當場寫下了“還我青島”的血書。還有的學生在會場作了聲淚俱下的講演,表示憤慨之情。為了籌備第二天的遊行,大家紛紛準備物質條件,捐錢捐物,十分踴躍。5月4日下午一點鍾,十幾所大學的學生匯集天安門前,大約3000多人,開始遊行示威。當時遊行散發的傳單上,清楚表明了遊行的目的:“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並吞青島,……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可見,五四運動的爆發,完全是出於愛國主義的動機。

  第二,五四運動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直接要求就是阻止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的條約上麵簽字,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

  五四運動爆發於維護國家主權的契機,這個運動衝擊的重點就是當時主管外交的北洋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5月4日當天的遊行隊伍的口號集中在愛國主義的內容,大致分為“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兩個方麵。前者有“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款”、“拒絕簽字巴黎和約”、“保衛國土”、“反對強權政治”等;後者有“打倒賣國賊”,“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國民應當判決國賊的命運”,“賣國賊宜處死刑”等愛國內容。遊行隊伍還舉著一幅巨大的挽聯,上聯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下聯是:“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橫批是:“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這些口號是遊行示威者心聲的表達,是運動參加者愛國動機的體現。為了內除國賊,5月4日遊行示威的高潮是學生衝進曹汝霖的住宅,要懲罰賣國賊曹汝霖,在場的章宗祥被當作賣國賊曹汝霖遭到痛打。五四運動時期出現的群眾社團,都以“救國”為主旨,有的幹脆以“救國”命名,如“廣西梧州學生聯合救國團”,該團的刊物就叫做《救國旬刊》。五四運動時期,先進的中國人已經開始懂得把中國的命運放在世界格局之中進行觀察,眼界比以往開闊得多;他們還能夠把愛國與民族的發展相聯係、把愛國與反對賣國政府相聯係,完全不帶有曆史上那種“愛國”表現的對統治階級的愚忠或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從五四運動的結果來看,這是一次勝利的運動。經過青年學生的罷課、遊行示威以及後來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等英勇鬥爭,迫使北洋軍閥政府在6月9日夜間舉行內閣會議,罷免了群眾指為賣國賊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6月28日,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青年學生愛國運動的直接目的基本達到。因此,全國學聯於7月22日宣布全國學潮停止。狹義的五四運動的主體事件,緣於愛國而發,達到愛國目的而收,始終圍繞著國家前途與命運而展開。由此可見,五四運動的宗旨始終是鮮明的愛國主義。

  第三,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大都從真誠的愛國主義走向科學社會主義,充分體現了五四運動是現代中國新型的以愛國主義為旗幟的運動。

  1919年10月,李大釗在演說中說:“我們今天應該把國際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痛史,細數從頭,把五四運動的精神,牢牢記住,誓要恢複國家的主權,清洗民族的恥辱。”李大釗表達的這種“恢複國家主權、清洗民族恥辱”的精神,正是愛國主義的精神。李大釗是愛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的典範。“五四”以後,一大批運動的領軍人物大都從愛國主義走向科學社會主義,世界觀轉到馬克思主義方麵來了。這些先進人物,突出的有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惲代英、瞿秋白、周恩來、趙世炎、董必武、陳潭秋、向警予、何夢熊、李達、李漢俊等人。這些人在這個關鍵時刻選擇了接受馬克思主義,這說明,在當時的中國環境裏,真正的愛國者必然走向科學社會主義。這是現代青年運動的規律。

  五四運動開創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傳統,已經被世世代代的中國青年所繼承,形成了光榮的傳統,成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但是,在曆史發展的潮流麵前,總有人在思想上走著與曆史潮流相反的方向。比如有人竟然在五四運動80年後,指責我國的改革“不包括學習和建立西方那樣的製度文明”。殊不知這種所謂的西方的製度文明,法蘭西式的民主,在五四運動的先驅那裏,就已經被揚棄,成為追求俄國社會主義的製度文明了。還有人竟然在五四運動90年後,抬出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作為今日社會主義改革的樣板,認為:“改革對於推動生產力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比如清代的洋務運動。”還有人在2009年1月的《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政論,認為:“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解放戰爭這三次以暴力鬥爭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勝利以後,都出現了專製勢力的複辟。”崇拜清代洋務運動,譴責給中國帶來偉大變革的三次革命戰爭,從某一角度來看,其中的要害就是否定了五四運動的劃時代的意義,否定五四運動對整個中國曆史的推進作用。這種思潮骨子裏就是對五四運動以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曆史潮流持否定態度。五四運動的進步人們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是曆史的必然。但是這樣的曆史進程就打斷了西方殖民主義欺騙中國人民的“啟蒙”模式,使中國人民走上了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的道路。這引起了國內外敵對的思想和勢力的長期敵視和攻擊。他們似乎讚成五四運動前的“啟蒙”,那是因為那時存在把中國“啟蒙”到資本主義附庸國的道路,使中國成為西方列強的俯首帖耳的“孫子”國;他們決不讚成五四運動促成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不讚成這種真正有社會進步意義的啟蒙,是因為這種啟蒙打破了西方殖民主義奴役中國的企圖。在中國,否定五四運動,崇拜“洋務運動”,實質上就是拉中國曆史走向倒退。這樣的思想就倒退到五四運動以前去了。在中國改革發展的時期,念念不忘指責中國的五四運動沒有走上模仿西方製度文明的道路,隻能表明有些人喪失了最起碼的愛國主義精神。一個當代中國人,喪失了愛國主義,不愛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毫無出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凡是排斥愛國主義的人,實質上毫無疑問隻能充當西方敵對勢力的思想俘虜。這就是在新時期關於五四運動存在許多爭論的實質所在。

  (原載於《重慶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第三章 關於當代青年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精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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