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思潮與青年教育研究

第四節 經濟發展與青年生活方式的轉變

　　當代青年生活方式的變革，於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萌動，80年代中期全麵展開，90年代初已基本定型，形成了適應商品經濟和市場機製基礎的、不斷深化的變革趨勢。目前，青年生活方式出現了以下特點。

　　一、多層次消費拉開了明確的檔次

　　由於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多種分配方式的出現，人們的收入拉開較大的差距。在消費方麵，隨之拉開明確的檔次。

　　據統計，1990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支出及構成表明最高收入戶相當於最低收入戶消費的2.8倍。1992年，分別截取20%的最高收入戶與20%的最低收入戶，兩者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4.2倍，擴大為4.8倍。地區差別在繼續擴大。廣東、上海與內蒙古、江西的差距在兩倍以上。（《人民日報》專稿，1993年3月16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已是既成事實。

　　人們的收入不再是平均分配的，消費水平也就拉開了檔次。青年的消費活動，更典型地反映了這一現實。

　　個體戶、私營企業經理人員首居高收入鼇頭，明星、“下海者”緊隨其後。青年明星如今出場費開口12000元，其他一般也在2500元至8000元之間。這個階層人士的消費，處於消費金字塔的頂端。商品住宅、豪華小汽車、大哥大電話是為這些人準備的。這些十幾萬元或幾十萬元的項目，連一般意義上的“最高收入戶”階層也望塵莫及。300元的耐克鞋、600元的老人頭鞋敢穿，幾百元、上千元的宴席敢吃。1992年4月26日至5月2日北京市青年結婚高潮這幾天，44輛大型卡迪拉克豪華車被租用。一家個體戶竟一人包租10輛卡迪拉克車接新娘。另據統計，全國年收入3萬元以上的階層共有430萬戶，擁有個人小轎車的有2萬多戶。清華、北大在校學生有存款超過10萬、20萬的分別有20多人，他們也顯示出被稱作“款爺”的派頭。

　　錢多了就要消費，不同收入層次的青年消費層次相差甚遠。商業也逐漸適應這種形勢，調整了自己的布局，以高檔為龍頭，不斷提高和擴大了中高檔商品範圍。1992年新開業的北京燕莎友誼商城的經理介紹說，櫃台裏5000元以上的皮夾克、2000多元的兒童車、2000多元的皮鞋還真有人買。各大商場為此都開了精品屋。

　　娛樂設置的升級也反映了消費檔次的拉開。1993年1月中日合資的國際俱樂部在天津開業。這是由24個單間卡拉OK歌廳組成，每間整租費500～900元，而其日營業額已逾1萬元。光臨者大都為年輕的獨資、合資企業職員。

　　社會已承認了消費檔次拉開的事實。《北京晚報》經濟新聞評論家指出：“現在市場已經到了不能強求一律的階段，尤其是綜合性大市場，把買賣押在一個檔次上是不成了。”（《北京晚報》，1992年12月22日）消費檔次拉開，有利於形成合理的消費梯度，有利於引導各消費層次漸次演進，便於組織生產，防止出現開發期市場高度緊張，批量生產期又滯銷飽和的狀態。

　　令人擔心的是，民間高檔消費層的出現，立足於一個不太發達的現狀，萬元以上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特困戶的貧富差距達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目前仍在拉大的貧富差距需要人們更大的承受能力。

　　二、追求輕鬆而低格調的業餘文化生活青年麵臨的考驗顯得更嚴峻一些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文化生活方麵的禁欲主義、單調荒漠的狀況為之一變。近年來，文化生活的自由度擴大了，娛樂機會增加了，業餘文化生活豐富多彩，文化設施快速增加，整個文化生活出現了以輕鬆自如、豐富多彩為主調的內容。這一變化可以從文化設施構成的基本狀況得到佐證。

　　由於電視機的社會擁有量每百戶達到40台（在農村）至110台（在城鎮），人們往往轉而在電視屏幕前消遣時光。這是一種不受時間、場合、文化水平限製的娛樂手段。青年人尤先成為電視的朋友。另外，城鎮舞廳的大量開辦，也為青年提供了新的娛樂天地。自娛自樂、體現個人參與的卡拉OK歌廳出現，近幾年來頗受青年歡迎。僅以上海為例，1989—1990年，全市每天至少有1000多青年“歌手”在各區縣卡拉OK廳自娛自樂。天津市、海南省等還出版了指導青年在卡拉OK歌唱的書籍。

　　另外，報刊、雜誌、圖書出版也空前活躍，為青年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內容。按圖書和雜誌種類計算，1978—1990年，圖書出版由1.4萬增加到8萬餘種，雜誌則由930種增長到5700餘種。

　　我們不難看到，十五年來青年業餘文化生活在趨向多樣化。但由於經濟條件仍不富裕，城鄉購買文化娛樂品和書報雜誌的費用支出還隻能占總支出的6%和2%。文化生活總的狀況還屬較低層次。文化生活的作用也是以被動地接受為主，盲目地消磨時光為主，還沒有上升到促進自我發展的高度。

　　由於新時期的文化生活是從批判過去“左”的傾向起步的，社會大幅度調整造成的震蕩，使人們留下了亦真亦幻、困惑不安的情緒，以及對高層次嚴肅文化的厭倦情緒。被十年“文革”強調意識形態是非觀念所傷害，形成無法窮究是非的客觀條件，加上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影響，精神支柱出現真空。這種狀態與出版物的空前繁榮，就生出了一個畸形兒，即輕鬆而低格相的文化潮流占據主導地位。

　　調侃文學大受青年歡迎，“痞子文學”在青年中相當有市場。即使越侃越無聊、越說越醜惡的作品，仍被一些青年文化報刊所吹捧。出版界也借此大撈一把。書名叫做“我不是人”、“千萬別把我當人”、“我是流氓我怕誰”、“我是你爸爸”頗對許多青年的口味。有的青年作者連“操你大爺”也寫得滿書皆是。也許作者、讀者有難言之隱，但這種表現方式卻是低格調的。

　　在大街小巷、車站碼頭，一個個書攤上，大都是花花綠綠的書刊，少不了女性半裸照片、刀槍暴力的圖畫，或者是易經、手相、看風水的“古籍”，三毛、瓊瑤、汪國真的東西要算是其中上乘的了。人們把這些文化食糧，稱為“文化快餐”，其特點是省時、省力、省錢、省心。“活得真累”是青年流行語。不少青年已“累”得不願追求高層文化享受。因此近些年笑星、醜星、怪星十分走紅，通俗歌曲、港台小調備受青睞。與此相對應，文化經典作品受到冷落，京劇吸引不了青年，嚴肅音樂找不到市場，連中央樂團也險些為了生計賣掉自己的名字。

　　在莘莘學子集聚的高等學府，大學生和研究生們也是這種低格調文化生活的積極推動者。自從1985年以後，校園盛行“麻派”（打麻將者）、“托派”（考托福者）、“旋派”（跳交誼舞者）的說法。自然科學的基礎教學更是處境慘淡。北京某學院學生對所學課程的必要性進行評估時，隻肯定外語、計算機和公共關係課，把所有專業課和專業基礎課全部否定。似乎隻有直接換錢的，才是有用的。商品經濟的實踐造成的短期效益觀念衝擊了青年正常文化生活的氛圍，使大學校園文化中充滿了浮躁情緒。

　　文化生活品位下降、價值失範，導致了部分青年理想的迷茫和情趣的庸俗。文化生活的低格調雖然有普及文化生活的一麵和輕鬆自如的一麵，這是積極的，但是它帶來的消極作用也引起世人的憂患。純正而優秀的文化也許還會引起部分青年的動情，但更多的人則是在低格調文化中隨波逐流，麻木不仁。

　　三、注重建立協作互利的社會交往關係

　　80年代以前，青年的人際交往關係受到種種局限，一般隻是在親友和單位內開展交往，而且還會受到政治因素的限製。80年代以來，青年的社會交往不斷拓展範圍，突出著“協作互利”的主題，到90年代，更具有明確性和穩定性。

　　80年代初，青年對社會交往中以血緣關係和人身依附關係為主線的社會不正之風深惡痛絕，對靠這類關係而得到晉升的幹部和獲得肥缺崗位的人嗤之以鼻。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雙軌製”長期起作用，青年逐漸感到了建立適宜人際關係的重要，深感自己在這方麵的缺憾。某次調查表明，對生活狀況分九個方麵的評估中，以100分為滿分，人際交往得分為62.24分，低於工作、家庭生活、時間分配各項。（《中國青少年發展狀況研究報告，1992》，第88—89頁）1988—1990年兩次調査結果表明，青年人對人際關係各項負麵判斷的五級量表評分均值，幾乎全在“3”以下，可見青年人對人際狀況評價不高。（同上書，第110頁）在迫切需要改善的人際關係方麵，第一位被青年選擇的是必須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利用的關係”，第二位的是必須改變“每辦一件事都低三下四求人”的狀況。

　　然而，商品經濟發展趨勢不可逆轉，部分青年采取了與自己思想認識相矛盾的行動。他們從厭惡人際關係轉而利用人際關係。80年代初以來，青年中不斷出現“同鄉會”、“校友會”，就是明證。“認識人，好辦事”，由受人譴責，變為青年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因此，他們也順從了社會傳統中由於地緣關係、血緣關係、人緣關係結成的社會網絡，以為己用。

　　商品經濟的衝擊，傳統倫理道德的人情關係日益淡薄，建立在互相利用、互相協作基礎上的人際交往關係日益為青年所重視。人際交往中的實用主義色彩濃重，金錢利益的杠杆在起作用。

　　十多年來，青年中的“公共關係學”熱潮便說明這一點。各類公共關係學版本層出不窮，北京、遼寧、貴州、上海都有數家出版社有此類書籍出版。與此同時，公共關係協會應運而生。1987年6月，“中國公共關係協會”在北京成立，上海、天津、沈陽、廣州、深圳、浙江、陝西、四川、雲南、湖南、貴州、武漢也紛紛效尤。至1990年11月，全國第三次公共關係組織聯席會召開時，全國已有26個省、市、自治區成立的3117個公共關係組織。無論從事公共關係學研究的人們怎樣將公共關係學與“關係學”、“拉關係”區別和劃清界限，人們還是從實質上把它看作搞好人際關係的學問。而且，實際上積極參與“公關協會”活動的基層骨幹，往往是在本單位被公認為“會搞關係”的典型人物。北京的全國性公關組織中，當初的活躍分子，就有幾個是尚未畢業的大學生，在同學中被稱為“萬能交”的人物。

　　隨著青年交往的實踐和理論的進展，青年人際關係的新模式逐漸顯露。大學生在研究推銷自己的技術，關於卡耐基的講座人滿為患，男女青年交往的自由度日見增大。互相利用，互相協作，契約型、利益型的人際關係，成為今天青年人際交往關係的主流。

　　四、張揚主體個性的自我意識

　　自我意識的迅速形成是青年由“自在”或“半自在”狀態向“自為”狀態發展的標誌，它本來是在認識社會的同時認識自己的一個範疇。由自我意識派生出當代青年時興的“自我設計”、“自我實現”等概念。這是青年發展和生活領域中必要的思想素養。

　　80年代以前，在社會生活中和青年教育方麵，側重強調集體主義、集體利益，青年的自身利益和個性被忽視。個人與集體講服從多，講主觀能動的作用少。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和思想解放，從調動個人物欲和積極性人手的改革把自我意識及其相關的外延意義強調起來。因此，近十多年來，青年生活方式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張揚主體個性的自我意識，進一步掃清遺留在人們腦際的自卑意識。這是青年向社會散發能量的一個前提條件。

　　在選擇職業和社會角色上，青年自我意識空前強烈。改革以來，自薦任職現象從被人嘲笑到被人接受；婦女一改服從及溫和的傳統，出現了許多年輕的女強人；大學生自主擇業；青年知識分子和職工大量“跳槽”；青年農民不可遏止地衝向農田以外的地方。這使主體個性得以實現，自我意識表現強烈。

　　農村也被青年人弄成一塊躁動的土地。1990年江蘇省南通市郊區有農民150萬人，其中50萬人離土離鄉長期在外謀生，50萬人進鄉鎮企業。1992年北京郊區青年農民80%拋棄農業，拂袖而去。（《中國青年研究》，1992年第2期，第2頁）近5年來，每逢春節過後，青年民工便使各地鐵路人滿為患。

　　近兩年時興的“下海”一說，也反映了青年人掙脫原有崗位束縛的趨勢。

　　更開闊地觀察，自1978年以來，青年中出現多次熱潮，文憑熱、從政熱、出國熱、經商熱，都反映了青年的自我意識的增強。

　　在個人生活上，青年更是張揚自我意識。過去“左”的禁欲傾向被拋棄，青年的個性得以伸展。描寫性愛的文藝作品紛紛問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對性愛的描寫達到國際通常允許的最大限度。姑娘們開始穿著顯露出自己女性體形曲線的服裝，塗抹美化自己麵容的化妝品，梳剪表示自己個性的發型。男青年開始以新的理解對待“男子漢”、“陽剛之氣”這些概念，並在服飾、行為風度上著意體現。青年這一特點也在家庭、婚姻關係上反映出來。離婚不光彩的觀念淡漠了，青年對離婚持寬容態度。愛情轉移而離婚，不必發生衝突，好離好散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目前，協議離婚者已占離婚案例的三分之一，離婚率的升高成為一種持久的現象。

　　青年張揚的自我意識也會在社會需求麵前匯聚成民族意識。這種民族意識也是各個活動著的自我意識的又一反映。在第十一屆亞運會召開期間，自9月6日至10月10日，曆時35天，全市有40萬人次的青少年出於愛國和振興中華的民族意識，投入到義務為亞運會服務的交通崗值勤、衛生崗值勤的活動中。全市交通幹線的352個站台、103個路口、38條大街從早到晚都布滿青年義務服務的身影。北京市有關官員認為：“沒想到青年能夠自覺做到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沒想到上崗青年會得到社會的如此信任。”（《亞運先鋒》，第158—173頁）看來，弘揚自我意識的青年並沒有失去匯聚自我意識的能力。

　　同時應該看到，在青年生活方式變革的潮流中，也出現了誤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1.極端個人主義的傾向

　　少數青年在實踐中從片麵否定集體主義出發，走向個人主義的極端。他們以我為核心，在強調自我的口號下，不顧別人和社會的利益，去實現自己的利益，產生了反社會傾向。

　　許多青年職工的集體宿舍已被居住者用木板、家具分割成一個個狹小雜亂的空間。大學生的宿舍往往連值日也沒人做。集體食堂連隊也不排，一個個爭先恐後滿足自我，不顧一切。這種傾向在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反映為一種不擇手段的宣泄，甚至蔑視法律；在得到滿足的時候，則反映為一種人際交往的封閉，甚至形成雙重人格。

　　2.享樂主義的傾向

　　部分青年在當代經濟發展的較優裕條件下，不是進一步艱苦奮鬥，不斷進取，而是滋生享樂主義傾向，甚至揮霍無度，造成極大浪費。這是高消費潮流中出現的負麵作用。

　　享樂主義是社會上成為“大款”、“大腕”的極少數富人領頭的，但它同時也影響了廣大青少年。長城、昆侖、西苑等大飯店的舞廳門票20元，玩兩個小時就得200元，可是人群照樣絡繹不絕。在某飯店歌廳、某“大款”青年竟拿出5萬元，硬是逼著不願出場的歌星出場演出。有的青年為買狗也花上5000到10000元。西安一位17歲的代培生嫌學校的宿舍吵，竟在西安賓館包了單間，每日500元，住了半月，隻因其父是某煤礦的“款爺”。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不僅自己享樂，還讓他們的子女消費高人一頭。

　　一般青少年中也存在享樂主義傾向。據上海團市委調查（1989年），77.11%的青年買衣服無計劃性，67.6%的青年感到“收入跟不上消費”。（《當代青年文化思潮與思考》，第179頁）據抽樣調查，某校學生在校每天吃水果、喝酸奶、吃零食的占90%。大部分在大、中、小學的學生過生日時，相互送禮，少於100元還覺“小氣”。有的領同學下飯館，一頓便是幾百元。據調查估測，全國近幾年每年浪費糧食370億公斤，大學生每年浪費糧食2100萬公斤，中等學校每年浪費糧食1255萬公斤。（《文摘報》，1992年8月20日）。

　　享樂主義被許多青年理解為理所當然，似乎過去一輩人的艱苦奮鬥與今日新一代的盡情享用是互不相幹的兩回事。這引起了全社會的憂慮。《人民日報》曾發表文章批評：“為了撈錢可以不擇手段，為了享樂，可以揮金如土，這種人口袋鼓鼓，腦袋空空，沒有一點社會責任感（《人民日報》1993年4月5日）。”《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堅決反對那種大手大腳、鋪張浪費、講排場、擺闊氣的不良風氣”，“即便是我們的經濟發展了，國家富強了，人民富裕了，也自然要保持和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人民日報》，1993年3月5日）可見，這確實成了一個社會關心的問題，看來，在批評禁欲主義傾向時，有不少人走過了頭，艱苦奮鬥的精神和民族好傳統也被丟掉了。

　　3.拜金主義傾向

　　隨著搞市場經濟的口號出現，這個口號被曲解為賺錢就是搞市場經濟的片麵認識。社會上出現人人談賺錢、處處說下海的風氣，把市場經濟庸俗為鈔票經濟和金錢拜物教。社會上出現“金錢萬能”的潛流，舊社會流行的“有錢能使鬼推磨”在現時期還頗有市場。

　　由於目前的巨富大都靠房地產和證券投機而暴富，他們的近乎瘋狂的社會行為激起了拜金主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揭示：杭州兩巨富在眾人麵前比賽燒人民幣，每人燒2000多元。長春一家卡拉OK廳，一巨富買下當晚的所有點歌費，另一巨富就買光了全市的鮮花以鬥氣。北京一巨富用2萬元一桌宴席招待廣東巨富，廣東巨富則用6萬元回請，而北京巨富又甩出35萬元提高這一桌宴席的檔次。擁有巨額金錢的“大款”、“大亨”、“大腕”被視為人生成功的象征。

　　在拜金主義的衝擊下，工人不再願意守住收入不大的奉獻性國營艱難陣地。不少青年文人不講人格，為嫌錢進行編造、抄襲，甚至用淫穢出版投機。青年文藝明星們更是若醉若癡，出場費要到2000元、3000元、8000元（《中國文化報》，1992年7月26日）。大學生也坐不穩板凳了，有課不上，四處鑽營生意的大有人在。上海大學生1991年流失2249人，其中一半是到外國掙大錢（《組織人事報》，1993年4月1日）。大學生連校徽也不願戴，有的甚至戴在褲子後麵，問之為何，答曰：“知識都不值錢了，校徽還值什麽錢？”（《中國青年報》，1992年12月6日）。一些中學生也整天想賺錢，無心學習，逃學現象嚴重，輟學現象又趨上升。國家教委統計表明，1992年初中在校學生輟學率為5.7%，比1991年上升0.32個百分點。拜金主義對青少年的衝擊是一個重要原因。

　　4.“性解放”與賣淫現象出現

　　20世紀80年代以前“左”的性禁錮、壓抑人體藝術的做法遭到青年們的否定。但自西方弗洛伊德性學研究引入後，有些青年竟走向極端，開始倡導“性解放”，賣淫現象也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現。受害者主要是青年。

　　“性解放”意識主要是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影響。這表現為“性躁動”和“性浪漫”。1985年5月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在對“試婚”問題征答時，竟有眾多青年對試婚表示首肯（《當代青年文化回溯與思考》，140頁）。青年男女中產生的性躁動，後果嚴重。據一項調查表明：某市女青年未婚先孕年齡在逐年下降。1984年20歲，1985年18歲，1986年16歲，青少年未婚流產占全市人工流產總數的27.9%，上海未婚少女流產數1982年為3.9萬例，1983年為5萬例，1984年為6.5萬例。某市郊農村，未婚先孕的女青年占50%以上（同上書，第141頁）。

　　由於對“失貞”觀念的淡薄，性行為的“娛樂性”觀點流行，青年職工中未婚先孕者也是如此。蛇口有臨時工姑娘1萬人，其中1984年未婚先孕者200人，1985年300人，1987年800人。一位當事者做了典型表述：“勞累了一天，誰不想靠著一個男人的胸膛休息一下！即使不同他結婚，我也願意”（同上書，第144頁）。

　　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開放大城市，青年賣淫嫖娼現象近十多年重新出現並日漸嚴重，這是封建主義社會視女子為玩物和資本主義社會中賣淫是正常婚姻補充的舊觀念的複活。在某些地區，賣淫女性有低齡化的發展趨向。以廣東省為例，1989年1—4月查獲的賣淫女性中，25歲以下的占總數的70.65%；至1989年7月止收容的1千多賣淫女性中，未婚者73.8%；廣州市1988年2月統計的781名暗娼中，未婚588人，占74.2%；廣州市還收容過一個11歲就開始賣淫的女孩（《青年研究》，1990年第8期）。這種犯罪現象嚴重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長，腐蝕著社會。社會呼籲隻有對賣淫和嫖娼者同時、嚴厲打擊，方能掃除剝削階級遺風。

　　青年生活方式的轉變是受各方麵因素影響的。健康、文明、科學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個過程。理清其進步主流，及時解決生活方式轉變中產生的不健康甚至有害的支流，才能更好地塑造新一代人類。

　　（原作發表於《青年研究》1994年第7期，該文為作者參加世界青年社會問題研究會瓦爾納年會的發言稿，原稿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