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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情世界

  日本人的這些民族特質,如近於苛刻地要求履行義務、極端克己,難免會讓人們形成一個觀念:個人欲望是邪惡之物,應該將其從心中拔除。這是正統的佛教觀念。因此,看到日本人對官能的愉悅如此寬容,難免讓人更加吃驚。盡管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國家之一,但在這一點上,它的道德規範同佛陀喬達摩的教喻和佛教經典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日本人並不視自我滿足為罪惡。他們並非清教徒。他們認為肉體愉悅是有益的,並且值得提倡、追求和尊重。但是,它們必須被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不得侵入人生的重大事務中。

  最受日本人喜愛的肉體小享受之一就是熱水浴。貧窮的農夫和低賤的奴仆也和富有的貴族一樣,養成了每天傍晚在熱氣騰騰的水中浸泡的習慣。最常見的浴盆是一種木桶,其下可以用炭火將水溫保持在華氏110度或者更高溫度。人們在進入木桶前先行沐浴,然後盡情享受浸泡的溫暖與舒適。他們以胎兒的姿勢蜷跪在木桶中,隻將頭放在水麵上。像美國人一樣,他們每天洗浴是為了清潔。但是,他們更為重視的是那種慵懶的美好藝術感受。這種洗浴習慣,是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日本人認為,年齡越大就越沉溺於此。

  為了減少洗浴的花費與麻煩,日本人想出了種種辦法,但是洗浴絕對不可或缺。日本的城市與鄉鎮都有如同遊泳池那樣巨大的公共浴室,人們可以前往洗浴,並且可以與身邊偶遇的人攀談。在鄉村,幾個婦女可以在院子裏輪流準備洗浴設施——日本人對在洗浴時被人窺視不以為意——她們的家人也輪流洗浴。即使富有的家庭在使用浴盆時也要遵循嚴格的次序:先是客人,接下來是祖父,父親,長子等等,直到地位最低的用人。洗浴完後,他們如同煮熟了的龍蝦一般紅彤彤的,一家人聚集在一起,享受這晚餐前最放鬆的時刻。

  正因為熱水浴是深受青睞的賞心樂事,因此,傳統的“自我磨礪”中也包括最為極端的每日冷水浴。它要求人在破曉前出門,坐在冰冷的山溪瀑布之下。冬夜在沒有暖氣的日本式房中,將冰水傾盆澆下,也是非同小可的苦修。

  睡覺是一種頗受喜愛的享受,也是日本人最為精湛的藝術之一。他們可以用任何姿勢,甚至在我們認為完全不可能的環境下全身心放鬆地入睡。這讓研究日本的西方學者頗感驚訝。美國人認為失眠幾乎是精神緊張的同義詞,而且,按照我們的標準,日本人的性格中有著高度緊張的因素。但是,他們在孩提時代就養成了良好的睡眠習慣。他們上床很早,而其他的東方民族卻並不如此。日落不久村民們便入睡了,他們也不遵從我們“為明日養精蓄銳”的訓誡。因為他們沒有如此考慮的習慣。一個頗為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寫道:“去日本的人必須不再相信今夜的睡眠和休息是為明日的工作做準備,人們要把睡眠和恢複精力、休息和放鬆等問題分開考慮。”它是“獨立的,與生存或死亡等任何已知的事實都無關的”,類似於工作計劃。美國人習慣於將睡眠看作為保持精力而做的事情,大多數人早晨醒來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計算昨晚睡了幾個小時。睡眠的長度告訴我們當天我們能有多大的精力和效率。而日本人是為了其他的理由才睡覺的。他們喜歡睡覺,隻要天下無事,他們就樂於睡覺。

  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在犧牲睡眠時也毫不手軟。準備考試的學生通宵達旦地學習,不會有睡覺能使他在測試中表現更好的想法。在軍隊的訓練中,睡眠也是應該為了紀律而犧牲的東西。

  如同熱水浴與睡覺一樣,吃飯也既是可以自由享受的樂趣,同時也是為了磨礪自己而進行的訓練。作為一種儀式性的休閑活動,日本人樂於享用無數道美食,這些食物的量很少,人們在品嚐滋味的同時,也欣賞其色。艾克斯坦引用一位日本農夫的話說,“快吃快拉,這是日本人的最高美德之一。”“吃飯並不被看作具有任何重要意義的行為……它隻是維持生命的必須,因此,應該盡可能地少花費時間。孩子們,尤其是男孩子們,並不像歐洲的孩子們一樣被要求細嚼慢咽,而是在成人的鼓勵下盡快進食。”

  按照日本人的觀念,偶爾挨餓是一種特殊且效果良好的自我“磨礪”方式。與前述的熱水浴與睡眠一樣,挨餓也是驗證一個人的“耐受力”、使其能像武士那樣“剔牙”的好機會。如果一個人經受了絕食的考驗,精神上的勝利會使其力量倍增,不會因缺乏卡路裏和維生素而委頓。日本人不認可美國人認定的營養與力量之間的對等關係。因此,戰爭期間,日本電台對掩體中的人們宣稱,運動能使饑餓的人們再次恢複精力,變得強壯起來。

  浪漫的愛情是日本人培養的另一種“人情”。無論它與日本人的婚姻形式與對家庭的義務如何抵觸,它都是徹頭徹尾的日本本土化的東西。他們的小說中充滿這一主題,而且,同法國文學一樣,主角都是已婚者。殉情是日本人最愛閱讀和談論的主題。十世紀的《源氏物語》是一本絕妙的浪漫愛情小說,其品質不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偉大作品之下。封建時代的領主們與武士的愛情故事也屬於這種浪漫類型。這也是他們當代小說的主題。而中國文學與此截然不同。中國人對浪漫的愛情與性享受都相當克製,這為他們免去了很多麻煩,他們的家庭生活也因此而非常平穩。

  當然,就這一點來說,美國人理解日本人比理解中國人更為容易,但這種理解也是相當膚淺的。對於性享受,我們有很多禁忌,而日本人沒有。在這一領域,他們沒有道德說教,而我們有。他們認為,性如同其他的“人情”一樣,值得在生活的小節處全心享用。“人情”毫無邪惡之處,因此,不需要對性享受加以任何說教。歐美人視他們珍藏的某些圖冊為色情書,認為“吉原”——藝伎與妓女的聚集區——是可怕之地,對這一點,日本人頗為不滿。甚至在與西方接觸的早期階段,日本人就對這些來自外界的批評非常敏感,並且通過一些法律以使自己的行為與西方的標準更為契合。但是法律規則並不能溝通文化的差異。

  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完全明白英美人視他們的某些行為為不道德的和淫穢的,但他們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傳統觀念和他們“人情”原則間的巨大鴻溝。對他們來說,“人情”不能侵犯人生大事。然而,這正是我們對日本人的愛情與性享受方麵最難理解的地方。他們劃出一個專屬妻子的領域,又劃出另一個專屬性享受的領域。二者都是公開且正大光明的。而在美國人的生活中,二者是分不開的,事實上,前者是可以公開承認的,後者則是秘密。它們的區別在於,一個屬於男人承擔主要義務的領域,而另一個則是微不足道的休閑領域。這種為每一領域劃定“適當範圍”的方式,使得一個人既可以是家庭理想的父親,也可以是尋花問柳的浪蕩子。日本人不像美國人那樣,將戀愛與婚姻看作一個理想的統一體。我們以戀愛的深淺程度為選擇配偶的基礎,“熱戀”是最被認可的結婚理由。結婚後丈夫受到其他女人的肉體吸引是對妻子的羞辱,因為他將原本屬於妻子的某些東西給了他人。而日本人的看法卻截然不同。在選擇配偶時,年輕人唯父母之命是從,盲目地結婚。與妻子相處時他必須嚴守禮節。即使在和睦的家庭生活中,孩子們也看不到父母間有任何含有性愛意味的親熱舉動。正如一個當代日本人在一本雜誌上說的:“在這個國家,婚姻的真正目的在於生兒育女,使家族的生命延續下去。除此以外的任何目的都隻會歪曲這一使命。”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一個男人安於這種生活才算是維護了道德。如果經濟許可,他就養一位情婦。與中國完全不同,他不能把自己迷戀的這個女子算作家庭成員。如果他這樣做的話,那就是混淆了生活中涇渭分明的兩個領域。這名女子可能是一個藝伎,在音樂、舞蹈、按摩和待客技藝方麵頗有造詣。她也可能是一個妓女。無論情況如何,他都會和這個女子所屬的地方簽訂一份協議,該協議保證她不被拋棄且可獲得經濟回報。他確保她有一個自己的住所。隻有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比如這女子有了孩子,而男人希望將這個孩子與自己的孩子一起撫養時,他才會把她帶回家。而她的身份隻能是一個用人,而非妾。孩子稱男子合法的妻子為“母親”,而真正的母親和孩子間的關係則是不被承認的。那種東方式的一夫多妻製,所謂的中國傳統模式,是不被日本人認可的。日本人甚至在空間上也將家庭責任和“人情”截然分開。

  隻有上層階層才養得起情婦,但大多數男人會不時地去找藝伎和妓女。這種光顧不用鬼鬼祟祟。妻子還可能為其夜間尋歡作樂而將其打扮一番。他光顧的妓院也可能會將賬單送給他的妻子,而她理所應當要支付費用。對此她可能會生氣,但那是她自己的事。光顧藝伎所比去找妓女更昂貴,男人可以花錢在此度過一個夜晚,但不能與藝伎發生性關係。他所得到的是被衣著華美、舉止體貼的女子款待的樂趣。她們都曾受過職業化的精心訓練。要接近某個特定的藝伎,一個男人必須成為她的資助人,簽訂協議,使其成為自己的情婦,或者靠自己的魅力征服她,讓她自願以身相許。然而,與藝伎度過一個夜晚,並非與性全然無關。藝伎的舞蹈、巧妙應答、歌唱及其姿態都帶有傳統的賣弄風情,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上層階層夫人們所不能有的風姿。它們屬於“人情的領域”,給“孝的領域”中的人以撫慰。人們無法不沉溺其間,但這兩個領域各不相同。

  妓女生活在領有執照的妓院裏。與藝伎度過一個夜晚後,如果願意,男人還可以光顧妓院。這樣做費用低廉,囊中羞澀的男人不得不以這種樂趣來滿足自己,放棄上藝伎所的念頭。妓女的照片掛在妓院外,男人通常花很長時間公開地審視這些照片以進行選擇。這些女子地位低下,也不像藝伎那樣受到尊重。她們大多是窮人家的孩子,在家裏急需用錢的時候被賣進妓院,沒有受過藝伎那樣的娛樂表演訓練。早先,在日本人還沒有意識到西方人對他們習慣的反感將其廢止以前,這些女子常常麵無表情地當眾展示自己,讓顧客挑選她們的身體。而現在,則用照片代替。

  某個男人看中了一個女子,他就成為她唯一的主顧,在與妓院簽訂協議後,這個女子就成為他的情婦。這樣的女子受協議條款的保護。但是,一個男人也可以不簽訂協議就讓女傭或女店員成為他的情婦。這種“自願情婦”是最缺乏保護的。她們正是那種最可能與其伴侶墜入情網的女子,但她們處於公認的義務領域之外。當日本人讀到我們關於被戀人拋棄的年青怨婦“懷抱嬰兒”的小說和詩歌時,便將這些私生子的母親看作他們的“自願情婦”。

  同性戀也是傳統的“人情”的一部分。在過去的日本,同性戀在像武士和僧侶這樣高等級的人之間是一種被認可的樂趣。到了明治時代,為了盡力迎合西方人,日本規定他們的許多習俗為非法,這種習俗按照法律也應該受到懲罰,但它仍然屬於“人情”,並不認可道學的態度。隻是它必須被保持在適宜的位置,不能妨礙家庭生活。因此,盡管一個男人可能會成為一個職業男妓,但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會像西方人所說的那樣“墮落成”一個同性戀的危險,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不過,日本人對美國有成年男子充當同性戀的配角而大為震驚。在日本,成年男人隻會尋找男孩充當配角,他們認為充當配角有損他們的尊嚴。日本人對於男人能幹什麽以及怎樣維護自尊是有自己的標準的,但這標準與我們的大為不同。

  日本人對手淫也不做道德說教。其他民族從來不會為此目的製造出如此多的工具。在這一領域,日本人也試圖消除某些過於公開且引人注目的器具,以免受到外國人的譴責,但他們本身並不認為這些東西是邪惡之物。手淫是一種樂趣,對此,他們並無罪惡感,他們認為,置其於正當生活的次要地位,就能充分地控製它。

  喝酒是另一種被允許的“人情”。日本人認為我們美國的絕對禁酒誓約是歐美人的怪癖之一。喝酒是思維正常的人都不會拒絕的樂趣。但酒隻是人生的小小享受,凡思維正常的人都不會沉溺於此。根據他們的思維邏輯,人們不用擔心會“墮落成”一個同性戀,更不用擔心會“墮落成”一個酒鬼。的確,飲酒成癮在日本並未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喝酒是一種令人愉悅的消遣,當一個人醉酒時,其家庭甚至公眾都不會對其產生厭惡之情。他不會變得狂暴,也沒有人會認為他會去打罵孩子。他可能會哭鬧,或者不再拘於嚴格的舉止規範,開始變得隨意而放鬆。在城市的聚會中,男人們喜歡坐在彼此的腿上。

  傳統的日本人把喝酒同吃飯嚴格地區分開來。在提供清酒的鄉村聚會中,一旦一個男人開始吃飯,這就意味著他已經停止喝酒了。他已經跨進另外一個“圈子”了,二者是截然分開的。在自己家裏,他可能會在飯後喝一點酒,但他不會同時又吃飯又喝酒。他讓自己依次享受著每一種樂趣。

  日本人的這種“人情”觀念帶來了幾個後果。西方的哲學觀認為,肉體和精神這兩種力量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進行著持續的爭奪地位的鬥爭,而日本人則從根本上推翻了這一點。在日本人的哲學中,肉體並非邪惡的,盡可能地享受樂趣也是無罪的。精神和肉體不是宇宙間相互對立的力量,日本人將這一原則導向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世界並非善與惡的戰場。喬治·桑塞姆爵士寫道:“縱觀其曆史,日本人似乎缺乏辨別邪惡的能力,或者說,他們並不情願去與惡進行鬥爭。”事實上,他們始終不願將此作為一種人生觀。他們相信人有兩個靈魂,但並非戰鬥著的善的衝動與惡的衝動,而是“溫和”的靈魂和“凶暴”的靈魂,在每個人——還有每個國家——的生命中,都應該有“溫和”和“凶暴”的時刻。並非一個靈魂能上天堂,而另一個隻能下地獄。在不同的場合,它們都是必要並且都是善的。

  日本人總是非常坦率地否認道德在於同惡作鬥爭。正如他們的哲學家和宗教學家幾個世紀來不斷宣稱的,日本完全不認可這種道德觀。他們揚言這證明了日本國民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他們說,中國人不得不製定一種道德戒律作為絕對的標準來強調“仁”——公正和善行,並以之來衡量所有的人及其行為,若不能達到這一標準,就認為它是有所欠缺的。十八世紀著名的神道家本居曾這樣寫道,“中國人需要一種道德戒律,因為他們是劣等種族,需要人為手段加以約束。”近代的佛學家和國家主義領導者也曾寫過或說過同一主題。他們說,日本人的人性天生就是善的,並且值得信任,不需要和自己身上的另一半惡作鬥爭。隻要保持其靈魂之窗的純淨,在不同的情形下采取適當的行動就可以了。就算變“髒”,汙垢也很容易去除,人本質的善又會重現。

  在美國人聽來,這種理論似乎會導致自我放縱的哲學。但是,如同我們看到的,日本人把履行職責看作人生最高的職責。他們也完全接受這一事實:報恩意味著犧牲個人的欲望與樂趣。追求幸福是嚴肅的人生目標,這種想法對他們來說也是不可思議和不道德的理論。幸福就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的放縱與消遣,但將之奉為衡量國家與家庭的標準卻是不可想象的。人們常常備受“忠”“孝”以及“義理”等責任的重壓,這一事實他們早已明了。這會使生活更加艱難,但他們對此早有準備。他們經常放棄他們並不視為邪惡的樂趣。這需要很強的意誌,但這種意誌正是日本人最為推崇的美德。

  與日本人的這些看法一致,在他們的小說和戲劇中,“大團圓結局”非常罕見。美國的普通觀眾渴望見到結局。他們想要相信劇中人從此生活幸福,想知道劇中人因為其美德而獲得了報償。如果在劇終時他必須哭泣,那必定是因為主人公的性格有缺陷,或者他成了邪惡的社會規範的犧牲品。但觀眾更願意看到主人公萬事如意。日本的普通觀眾淚流滿麵地看著主人公步入悲慘的結局,可愛的女主角因為命運之輪的逆轉而遭到屠戮。這樣的情節是夜間娛樂表演的高潮,人們走進劇院也正是想看到這些。甚至日本的現代電影也建立在男女主人公的受難主題之上。相愛卻要放棄愛人。美滿婚姻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為了履行義務而不得不自殺。妻子盡全力拯救丈夫的事業,在他成功前夕藏身於某個大城市中,任由其開始新的生活,且在其取得勝利的當天毫無怨言地在貧困中死去。美滿幸福的結局並無必要。對自我犧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憐憫與同情大行其道。他們的苦難並非來自上帝施加的審判。這些苦難顯示了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履行職責,沒有什麽——即使被拋棄、病痛或死亡——能讓他們偏離正途。

  日本的現代戰爭片也秉承同一傳統。看過這些電影的美國人經常說這是他們看過的最好的和平主義宣傳。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反應,因為這些電影所涉及的都是戰爭的犧牲和苦難。它們不會展示閱兵式、軍樂隊、雄赳赳的艦隊演習或重型槍械。無論是處理日俄戰爭還是中國事變的題材,它們都一成不變地堅持展示泥濘中的行軍、遭遇戰與作戰遷延的痛苦。最後的鏡頭並不展示勝利與歡呼,而是軍人們在某個毫無特色、滿是泥濘的中國小鎮中的夜間休憩,或者是典型的日本家庭的祖孫三代,他們作為三場戰爭的幸存者,分別傷殘、截肢、失明。要麽展現的是士兵陣亡後,其家人在家中哀悼丈夫或父親;失去了頂梁柱,他們如何聚集在一起,繼續生活下去。全然不見英美人“凱旋式”電影中的令人激動的背景。日本的電影甚至不會表現傷殘老兵複原的主題,也不會提及發動戰爭的目的。對日本的觀眾來說,隻要熒幕上的所有人都在盡心盡力地報恩,這就足夠了。因此,在日本,這些電影是徹頭徹尾的戰爭宣傳片。投資方知道,日本的觀眾不會被此激起反戰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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