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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爭中的日本人

  任何一種文化傳統都包含關於戰爭的正統觀念。西方國家無論有著怎樣明確的差異,仍然共同分享某些正統的戰爭觀念。因為它們同屬於一種偉大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甚至包括戰爭,所以在西方國家戰爭中的某些情況是可以預測的,如號召國民傾全力進行戰爭以及遭到局部失敗時安撫國民,使其恢複信心的某些方式;又如協調陣亡人數和投降人數的比例以及對待戰俘的某些行為準則等等。

  日本人背離西方戰爭常規的所有做法都源於他們的人生觀,源於他們對人類全部職責的信念等這些資料。我們的目的是要對日本人的文化和行為進行係統的研究,至於他們的行為是否背離我們的正統觀念,從軍事角度上看是無足輕重的;他們任何一種行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提出了我們必須回答的與日本人性格有關的問題。

  日本為其戰爭所進行的辯護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與美國人截然相反的前提。她對國際形勢下了完全不同的定義。美國把戰爭責任歸咎於軸心國的侵略,而日本、意大利以及德國的征服舉動是非正義的,它破壞了國際和平。無論是在“滿洲國”,還是在埃塞俄比亞或者波蘭,軸心國都攫取了當地的權力,這說明他們已經開始了自己壓迫弱小民族的邪惡過程。他們違反了“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國際準則,至少違反了“門戶開放”的自由企業準則。然而日本對這場戰爭的原因卻有另一套說法。他們認為,隻要每個國家都擁有絕對的主權,世界就會陷於無政府狀態。因此,日本必須為此戰鬥,以建立一套等級體係——當然是在日本領導下的體係。因為唯有日本代表的是真正徹頭徹尾的等級國家,因而可以理解“各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國內實現了統一和穩定,鎮壓了盜賊行為,修築了公路,興辦了電廠和鋼鐵企業。根據日本官方統計,日本已使99.5%的青少年進入公立學校。因此,根據日本人等級體係的前提,日本應該扶助落後的中國弟弟。因為與“大東亞”各國屬於同一人種,因此在趕走英國人和俄國人之後,日本還應該把美國從這一地區趕出去並“取而代之”。各國屬於同一世界,應統一於同一國際等級秩序之中。在下一章裏,我們將探究這種受高度評價的等級製度在日本文化中意味著什麽。這是日本創造出來的最符合其喜好的幻想。不幸的是,日本占領下的東亞各國並不以同樣的眼光看待這種理想。然而即便如此,甚至戰敗也未能使日本從道義上放棄其“大東亞”理想,就連那些最不好戰的戰俘,也很少有人去指責日本對中國內地和西南太平洋的野心。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日本必定還會保持其某些天生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態度之一就是對等級體係的信仰。這與熱愛平等的美國人截然不同,但我們仍有必要了解日本人所謂的等級體係意味著什麽以及有哪些好處。

  同樣,日本將其勝利的希望建立在一個與美國所推崇的不同的基礎之上。日本叫喊著精神必將戰勝物質。美國是大國,其軍備優良,但這有什麽關係呢?日本人說,所有這些情況他們從一開始就預見到了並進行了考慮。日本人從他們的一份重要報紙《每日新聞》上讀到了以下這段話:“如果我們害怕這些數字的話,戰爭就不會爆發了,敵人的豐富資源並非這場戰爭所創造的。”

  甚至是在日本打勝仗的時候,其國內的政治家、大本營,乃至士兵都反複強調說:“這不是軍備的較量,而是日本人的精神信仰與美國人的物質依賴之間的較量。”即使是在我們美國取得勝利的時候,日本人仍在重複說:“在這樣一場較量中,物質力量必將失敗。”這一信條,毫無疑問也成了日本在塞班島和琉球島潰敗後的一種不是專為失敗準備的,然而更為方便的辯解托詞。在日軍誇耀勝利的幾個月中,這一信條正是他們用來召喚民眾的號角,而且早在偷襲珍珠港之前,它已成為日本人所接受的口號。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前陸軍大臣、軍國主義狂熱分子荒木大將就在一本名為《告日本國民書》的小冊子中寫道:日本民族的“真正天職”在於“弘揚皇道播於四海,實力懸殊既不足憂慮,何物足以令吾等憂懼?”

  當然,像其他備戰的國家一樣,日本人事實上也擔心。在整個三十年代中,日本國民總收入用於軍備開支的比例驚人地竄升。到偷襲珍珠港那年為止,日本幾乎將國民總收入的一半用於陸海軍軍備,而行政總支出僅占其政府支出的17%。

  日本與西方國家的差異並不是他們毫不在意物質軍備。艦船與槍炮隻是其永世長存的“日本精神”的外部展示,如同武士佩刀是其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一樣。

  與美國一貫追求“大”一樣,日本一貫追求的是非物質的精神資源。日本人也像美國一樣全力以赴地開展增產運動,但是他們的運動有其獨特的前提條件。日本人說精神就是可以永存的一切。當然,物質是必需的,但是它們是次要的、暫時的。日本人的廣播叫嚷道:“物質資源是有限度的,沒有維持千年不滅的物質。”而此種精神依賴亦被一字不差地運用在戰爭中的例行公事之中。在日本人的戰爭問答手冊中,有這樣一句並非專為此次戰爭製訂的傳統口號:“以我們的訓練對付敵軍的數量優勢;以我們的血肉之軀對抗敵軍的鋼鐵。”在他們的戰術手冊中,起首就以粗體大字印著“勝利必讀”。他們的飛行員駕駛小型飛機以自殺攻擊的方式撞向我們的軍艦,就是那種以精神戰勝物質的不勝枚舉的教材之一。日本人將這些飛行員稱為“神風特攻隊”。所謂“神風”,指的是在公元十三世紀曾經拯救日本,阻止成吉思汗入侵的天賜海風,那股海風曾經掀翻了成吉思汗東征艦隊的船隻,並使之潰不成軍。

  甚至在平民之中,日本當局同樣推行精神統治物質環境的信條。例如,國民在工廠裏幹了十二小時,其後又被徹夜的轟炸搞得筋疲力盡,他們就說:“我們的身體越疲憊,意誌、精神就越昂揚”,“我們越是疲憊,訓練就越是有效。”國民冬天在防空洞感到寒冷時,大日本體育文化協會就在廣播中要求大家做禦寒的柔軟體操,說這一體操不僅能取代取暖設備和被褥,甚至可以取代國民維持正常體力所需的食物。他們還說:“當然,有人可能會說,在現在食物缺乏的時候我們不該談什麽做體操。不!食物越是缺乏,我們就越要依賴其他方法來增強我們的體力。”這就是說,日本人必須要用更多的消耗來增強他們的體力。按美國人關於體力的觀點,體力消耗的多少總是有賴於昨天是否有了八小時或五小時的睡眠、飲食是否正常、天氣是否寒冷。而日本人的計算方法則根本不考慮什麽體力貯備的問題,他們認為那是物質主義。

  在此次戰爭期間,日本的廣播則更為極端。甚至說在戰鬥中,精神戰勝了肉體死亡的現實。一家廣播電台曾描述過一位英雄飛行員戰勝死亡的奇跡:

  空戰結束了,日本的飛機按三四架一隊的小編隊返回基地。一位空軍上尉是最先返回的人員之一。從自己的飛機上下來後,他就站在地麵上,舉起雙筒望遠鏡注視著天空。當部下返航時,他一架一架地清點著。他的臉色看起來有些蒼白,但卻相當鎮定。在最後一架飛機返航後,他寫了報告,並向司令部走去。在司令部,他向司令官作了匯報。剛匯報完,他就倒下了。在場的軍官們急忙上前幫忙,然而他已經死了。經過檢查,發現上尉的軀體已經冰涼,在他的胸口有一處彈傷,這是一個致命的彈傷。一個剛死之人,其身體不可能是冰涼的。然而逝去的上尉的身體卻涼得像冰塊一樣。上尉一定是早就死了,隻是他的精神魂魄支撐著他完成了此次匯報。這樣的奇跡想必是由已逝上尉所具有的強烈責任感創造出來的。

  當然,對於美國人來說,這肯定是一段編造的荒誕奇談。但是,日本學者對這個廣播卻不會付之一笑。他們可以肯定日本的聽眾絕不會認為這是無稽之談。他們首先指出這個廣播如實地說明了這位空軍上尉的事跡是“一個奇跡般的事實”。為什麽不相信呢?靈魂是有可能被訓練的。這位空軍上尉顯然是一位自我修煉的超級大師。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懂得“泰然自若的精神可以千年不滅”,這樣的精神怎麽就不能在一位以“責任”為其生命的中心法則的空軍上尉身上多維持幾個小時呢?日本人深信,通過特殊的修行,可以使人的精神達到至高無上的境界。這位上尉正是精於此道並且收到了效果。

  作為美國人,我們完全可以對日本人的這些極端行為半信半疑,將之視為貧窮國家的托詞,或者是受蠱惑者的幼稚想法。然而如果這樣看待問題,我們就難以在戰時或平時與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的信條是用某種禁忌、排斥和一定的訓練方法根深蒂固地植根於日本人的內心。這些信條不隻是孤立的怪癖。隻有理解了這些,美國人才能明白日本人在戰敗時說出“光有精神是不夠的”;“企圖用‘竹槍’來守住陣地是一個幻想”這些話的真實含義。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才有可能理解,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工廠中,在與美國人進行精神較量後,日本人承認自己的精神力量是不夠的這意味著什麽。正像他們在戰敗後所說,在戰爭期間,他們一直“憑主觀意識行事”。

  日本人對於等級製度和精神至上的必要性,以及他們在戰爭期間對各種事情的說法,對一位比較文化學者來說都是有啟發的。日本人經常說安全感與士氣僅僅是一個精神預先準備的問題。無論麵臨怎樣的悲慘結局,不管是城市被轟炸,還是塞班島戰敗,或者菲律賓失守,日本官方總是對其國民說這是早已預知的,所以沒有什麽可擔心的。日本廣播竭盡全力粉飾太平,顯然是指望以此給日本國民營造一種安全感,並試圖告訴國民,他們仍然生活在一個被徹底了解的世界裏。日本廣播裏說:“隨著基什加島被美軍占領,日本已在美國飛機轟炸半徑之內。但是,我們清晰地意識到了這種可能的意外,並且早已做好了必要的準備。”“敵人無疑會對我們發起陸海空三軍的聯合攻擊,但這一切也早被我們考慮進了計劃之中。”戰俘,甚至是那些希望日本在這場毫無希望的戰爭中盡早失敗的戰俘也都確信轟炸無法使國內防線的日本人喪失士氣,“因為他們預先就有精神準備”。當美國空軍開始轟炸日本城市的時候,日本飛機製造業者協會的副會長就在電台廣播中說過“敵機終於飛臨我們頭上。然而,對於我們這些從事飛機製造的人來說,早就預料到了這種情況的發生,並且早已準備好了完整的對策。因此,沒有任何值得擔憂的。”唯有假定一切都在預料之中,一切早有完整的計劃,日本人才能繼續做出對他們來說是如此必要的判斷,即每件事都是他們積極期望的,而不是別人強加的。“我們不應認為這是被動地受到攻擊,而應認為這是我們主動把敵人吸引過來了”;“敵寇!你們想來就來吧!與其說‘要來的終於來了’,不如說‘這正是我們等待的良機,我們為它的到來而倍感興奮’。”日本海軍大臣在議會的演說中引用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偉大的武士西鄉隆盛的訓示說:“有兩種機會,一種是我們偶然遇見的,另一種是我們創造的。在非常艱難的時候,一定要為自己創造機會。”電台廣播說,在美軍突入馬尼拉市中心時,駐守馬尼拉的山下奉文將軍“平靜地笑著說,現在敵人正在我們的腹中……”“敵人在仁牙因灣登陸後不久,馬尼拉就迅速陷落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山下將軍戰術運用的結果,事態發展與將軍的部署一致。山下將軍的軍事部署目前正在進一步展開。”換句話說,失敗即是最大的成功。

  美國人則走向了與日本人相反的極端。美國人全力投入戰爭是因為這場戰爭是日本人強加給我們的。因為我們遭到了攻擊,所以要給日本人一點教訓。凡是考慮安定普通民眾情緒的美國發言人,在談及美國在珍珠港、巴丹半島的潰敗時,絕不會說:“這些在我們的計劃中已充分考慮到了。”與此相反,我們的官員會說:“這是敵人自找的,我們將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美國人為一個不斷受到挑戰的世界調整他們的全部生活,並且隨時準備接受挑戰。日本人則是在預先即有計劃安排的生活方式中才會感到安心,在日本人心裏,最大的威脅源於未曾料到。

  在日本人的戰爭過程中,時常宣傳的另一個主題也透露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們經常談道:“世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關注著我們”,所以,他們必須充分展示出所謂的日本精神。當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時,日軍下達給部隊的命令是,現在他們已在“世界”的直接注目之下,所以應該表現出日本軍人的本色。日本海軍官兵被告誡,在遭到敵方魚雷攻擊而被迫棄艦時,他們要盡可能以最體麵的姿態轉移到救生艇,否則“會遭到世人恥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醜態拍成電影,並且拿到紐約放映。”日本人認為他們在全世界麵前的形象至關重要,對這一點的重視,深深地植根於日本文化之中。

  在日本人的態度之中,最令人關注的是他們對天皇陛下的態度。天皇對其臣民究竟有什麽樣的統治力呢?一些美國權威專家指出,在日本七百餘年的封建時代中,天皇一直是傀儡元首。每個人直接的盡忠對象是各自的諸侯主公——“大名”,以及在此之上的軍事大元帥——將軍。對天皇的忠誠幾乎沒人關心。天皇被幽禁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宮廷之中,宮中的活動和儀式都要受到將軍嚴苛製度的限製。即使是一個大封建諸侯對天皇表示敬意也會被視為謀逆。對於日本的普通民眾來說,天皇幾乎是不存在的。這些美國分析學者還堅持認為,我們隻能從日本的曆史來理解日本。在國民記憶中,卑微的天皇是如何被擁戴,重新成為真正集聚日本這個保守國家力量的核心的呢?他們說:那些一再強調天皇對其臣民有永恒統治權的日本評論家,是誇大其詞,他們的固執己見隻是證明了他們論據的軟弱無力。因而,美國的戰時政策沒有必要對天皇網開一麵。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日本近來編造的邪惡元首觀念施以最猛烈的打擊。天皇是日本這個現代神道國家的宗教核心,如果我們動搖並挑戰天皇的神聖性,那麽,日本敵國的整體結構就會土崩瓦解。

  許多熟悉日本、讀過來自前線或日本方麵信息報道,且富有才幹的美國人對此則持相反的見解。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相當清楚,沒有任何東西比直接打擊天皇並用言辭侮辱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並激起他們士氣的了。他們不相信,日本人會將我們對天皇的打擊視作是打擊軍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些在日本生活過的人親眼看到,人們對天皇還是同樣尊奉,當時“德謨克勒西”的口號非常流行,而軍國主義名譽掃地,以致軍人外出到東京街頭時都要謹慎地換上便服。這些旅日人士堅持認為,日本人對於天皇的崇敬,與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崇拜是不一樣的。德國人的崇拜隻是納粹黨興衰的晴雨表,它與法西斯的所有罪惡計劃緊密聯係在一起。

  的確,日本戰俘的證詞印證了以上觀點。日本戰俘與西方的士兵不一樣,他們沒有受過相關的訓練,被俘後不知道什麽該說、什麽不該說。因此,他們對各種問題的回答,明顯沒有任何約束。這種訓練的失敗當然應歸咎於日本的不投降政策。此種狀況一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才有所改變。然而即使如此,那也隻限於一部分師團和地方部隊。日本戰俘的證詞值得重視,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典型的日本軍隊橫截麵的意見。他們不是那些因士氣低落而投降的士兵,也不是未定形的士兵。他們中除了極少數以外,幾乎都是在因受傷而失去知覺,因而無力抵抗的情況之下被俘的。

  頑抗到底的日軍戰俘,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歸咎於天皇。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執行聖意”,是為了讓“聖上寬心”,“為天皇獻身”。“天皇領導國民進行戰爭,服從是自己的天職。”與之相對應,那些反對這場戰爭及日本未來征服計劃的人,同樣也把自己的和平信念歸功於天皇。對所有的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厭戰者稱天皇為“熱愛和平的陛下”;他們始終堅持天皇“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天皇是被東條(英機)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期間,天皇陛下表明他是反對軍部的。”“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未得到他許可的情況下發生的。天皇討厭戰爭,而且不允許他的國民被卷入戰爭。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遭受了怎樣的虐待。”這些日俘的證詞和德國戰俘截然不同。盡管德國戰俘對希特勒手下的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元首的行為表示不滿,但他們仍然認為,戰爭和蓄謀備戰的責任必須要由最高的戰爭策動者——希特勒來承擔。日本戰俘則明確表示,對於皇室的忠誠必須與軍國主義以及戰爭侵略政策相區別。

  無論如何,對於這些日本人來說,天皇和日本是無法分開的。“沒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沒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像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征,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越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日本在戰爭中失敗,天皇也不會因戰敗而受譴責。“國民不認為天皇應對戰爭負責。”“如果戰敗,內閣和軍部領導應該負責,而不是天皇。”“即使是日本戰敗,十個日本人中仍有十個會繼續尊崇天皇。”

  所有這些認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統一論調,在美國人看來是自欺欺人。因為美國人習慣於認為隻要是人,就難免要受懷疑和批判。然而直到戰敗,這些論調無疑仍在日本輿論中存在。那些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筆錄上寫下“拒絕誹謗天皇”的字樣。因為所有的戰俘都拒絕誹謗天皇,甚至包括那些和盟軍合作、為盟軍在日軍中作廣播宣傳的人。在所有收集到的戰俘供詞中,隻有三份供詞溫和委婉地表示反對天皇。一份比較極端的供詞談道:“繼續保留天皇將是一個錯誤。”第二份供詞則說天皇“是一位意誌薄弱的人,他不過是個傀儡。”而第三份則隻是揣測說,天皇或許會讓位於皇太子;假若廢除君主製,日本的年輕婦女或許就可獲得她們羨慕已久的、美國婦女那樣的自由。

  因此,日本指揮官利用全體日本人對天皇一致的崇敬心理,把“天皇欽賜”的香煙分賞給部下;在天長節(天皇誕辰日)那天,日本指揮官要率領部下向東方三鞠躬,高呼“萬歲”。甚至在“部隊晝夜受到炮轟時”,他們仍與部隊一起早晚共誦天皇在《軍人敕諭》中向軍隊頒賜的“語錄”,“讓奉誦之聲在森林中回蕩。”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國民對天皇的忠誠。他們號召部下官兵要“達成聖意”,“驅散聖慮”,要“以崇敬之心回報陛下的仁慈”,要“為天皇獻身!”然而,遵從天皇意誌本身又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許多戰俘說的那樣,日本人“隻要天皇有令,即使隻有一杆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進行戰鬥”;同樣,“隻要天皇下詔,明天日本人就會放下武器,立即停止戰鬥。”“即使是最強硬好戰的滿洲關東軍也會放下他們的武器。”“唯有天皇的聖諭,才能使日本國民接受戰敗的事實,並樂於為重建家園而生存下去。”

  這種對天皇無條件的無限忠誠,與對天皇以外的團體和其他個人的批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無論在日本的報刊還是在日本戰俘的供詞中,都可見到對於政府和軍隊領導人的批判。戰俘們毫不顧忌地公開抨擊他們的戰地軍官,尤其是那些不能與他們同危難、共甘苦的軍官;他們對於那些自己坐上飛機逃跑,卻命令士兵頑抗到底的軍官更是倍加譴責。通常情況下,他們常常讚揚一些軍官,而對另一些軍官則嚴厲譴責。沒有跡象說明他們對日本的事物缺乏識別善惡的意願。甚至日本島內的報紙和雜誌也在批評自己的“政府”,他們呼籲更多的指揮權和更大的軍事協同努力,並指責政府沒能提供這些必須的東西。他們甚至批評限製言論自由。1944年7月,一家東京報紙刊登了一篇由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日本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讚會領導人物參加的座談會所形成的會議記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會議中,有位發言者說:“我認為振奮日本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給予民眾言論自由。近年來,國民不敢坦率地說出心裏想說的話。人們害怕一旦說了些什麽就會受到懲罰。人們躊躇不決,隻求表麵敷衍了事,以至於內心變得越來越膽怯。在此種情況之下,所謂的激發國民的總體力量隻是奢談。”另一位發言者表達了同樣的主題,他說:“我幾乎每天晚上都舉辦座談會,和選區的選民座談,就各項事情征詢意見。但大家都不敢開口說話。言論自由被否定了。這的確不是一種激發國民戰鬥意誌的正確方法。在所謂戰時特別刑法和國家治安維持法的約束下,國民受到嚴格限製,行為更加謹小慎微,如同封建時代的平民一樣。因此,原本能夠發揮的戰鬥力,至今仍然沒有發揮出來。”

  所以,即使在戰爭期間,日本人也批評自己的政府、大本營,以及自己的頂頭上司。他們並非盲目地承認整個等級體製的“優點”。然而,天皇得以豁免。如果天皇至高無上的地位是近代才確立的,那麽他何以會受到如此特殊的禮遇?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麽怪癖使得天皇獲此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戰俘宣稱,隻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國民就會“拿起竹槍”戰鬥至死。同樣,如果天皇頒下敕令,日本國民也會平靜地接受戰敗和占領。日本戰俘所說的這些話都是真的嗎?是否在故意誤導我們?或許,這些是真的?

  所有這些有關日本人戰爭行為的重要問題,從他們的反物質主義偏見到他們對天皇的態度,都與本土和前線的日本人有關。此外,還有一些與日本軍隊關係更密切的態度。其中之一就是對日軍兵員及戰力損耗的態度。在美國將海軍勳章授予台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S·麥肯因上將的時候,日本的無線電廣播以一種難以置信的震驚態度作了報道,這與美國人的態度截然相反。

  此次授勳的官方理由不是喬治·S·麥肯因司令官擊退了日軍。盡管我們不了解他們為什麽不以此為理由授勳,由於那是尼米茲公報所宣稱的……麥肯因上將獲此勳章的原因是他成功地指揮搜救了兩艘負傷的美國軍艦,並將它們安全地護送回基地。這則消息的重要性就在於它不是虛構的,而是確實發生的事……我們並不懷疑麥肯因將軍搜救兩艘軍艦的真實性,但是我們期望你們了解的,是這樣一個稀奇的事實:在美國,救了兩艘受損軍艦就能獲得勳章。”

  美國人對於所有救援行動,所有給予陷入困境者的幫助都非常感動。如果一種勇敢的行為是為了拯救“受害者”,那麽此種行為就更被視作英雄行為。然而日本式的勇敢則摒棄了這類救援。甚至我們在B-29轟炸機和戰鬥機上配備救生器具,都會被日本人斥為“膽怯”。日本的報紙和廣播反複談論這個話題。隻有視死如歸才是美德,而小心謹慎則是卑鄙的。此種觀點同樣體現在他們對待傷病員或瘧疾患者的態度上。在日本人看來,此類士兵隻是受損的廢物,況且軍中的醫療服務甚至不足以維持有效的戰鬥力。隨著時間的延續,各種補給的缺乏使醫療救護上的不足更加惡化,但這仍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對物質主義的輕視與此有很大關係。日軍士兵受到教導,認為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而我們美國人對患病者的照顧,就如同在轟炸機上配置救生設備一樣,是對英雄主義的幹擾。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國人那樣習慣於依賴內外科醫生。在美國,人們對傷病患者的憐憫遠遠超過了對其他福利措施的關注,這一點就連那些和平時期來美國旅遊的歐洲人也時常談起。這些對於日本人來說的確是完全陌生的。無論如何,在戰爭期間,日本軍隊中沒有一支受過訓練、能夠從炮火中搬運傷員並實施急救的救護隊;他們也沒有一個由前線救護所、後方野戰醫院,以及遠離戰地的康複醫院構成的醫療係統。而他們對於醫療用品補給的關注就更少了。在某些危急情況下,住院傷病員甚至簡單地被殺掉了事。特別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日本人經常被迫從有醫院的地點撤離。即使條件允許,他們也根本沒有轉移傷病員的常規程序。隻有在部隊正在進行所謂的“有計劃的撤退”,或是敵人占領陣地時,他們才做出一些處置。此時,負責的軍醫官經常會在撤離之前,先將住院傷員槍殺,或是讓傷病員用手榴彈自殺。

  如果日本人對自己同胞進行治療的基本態度與處理受損貨物一致,那麽,他們處置美軍戰俘也會采取同樣的態度。用我們的標準來衡量,日本人對戰俘以及對自己的同胞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賓首席軍醫哈羅德·W·格拉特裏上校在作為戰俘被監禁在台灣三年之後說:“美國戰俘所得到的醫療救治要好於日軍士兵。俘虜營中的盟軍軍醫可以看護盟軍傷員,而日本人自己卻沒有一個軍醫。曾有一段時間,日軍能給自己人治病的唯一一個醫務人員是一個下士,以後是一個中士。”這位上校每年隻能看到日本軍醫一兩次。

  日本人所推行的此種兵員消耗理論的最極端表現,就是他們的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軍隊在盡了最大的努力而麵臨毫無希望的境況時,便會向敵人投降。他們依然認為自己是值得尊重的軍人。按照國際協議,必須將其名字告知其國家,以使家屬知道他們仍然活著。無論是作為一個軍人還是平民,抑或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們都不會因此而感到恥辱。然而,日本人對此種情形則看法不同,在日本人看來,戰鬥至死才能保全名譽。在絕望的情形下,一個日本士兵應當用最後一顆手榴彈結束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手無寸鐵地衝入敵陣,采取集體自殺式的攻擊方式,但絕不投降。即使隻是因為受傷或喪失知覺而當了俘虜,他同樣也會感到“在日本再也抬不起頭了”。一旦顏麵盡失,他就無法繼續從前的生活,相當於“死人”。

  當然,日本軍隊有禁止投降的軍規,但是很顯然在前線沒有必要對此專門進行正式的訓示。日軍如此忠實地遵守這條軍紀,以至於在緬北會戰中,被俘者與戰死者的比例為142比17166.這是1:120的比例。在戰俘營中的142名日俘中,除了少數幾個外,大部分人在被俘時就已負傷或者昏迷。很少有單個人或兩三個人的集體投降。在西方軍隊中有一條通行的公理,陣亡人數一旦達到部隊總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時,部隊就要放棄抵抗。投降者與陣亡者的比例大約是4:1.然而在霍蘭迪亞,第一次出現了日軍大批投降的事情。當時投降者與陣亡者的比例是1:5.此種比例與緬北會戰1:120的比例,已是大大地進步了。

  因此,在日本人看來,那些成了戰俘的美國人,光是投降行為本身就已夠可恥的了。這些人已經是“廢物”,即便是沒有受傷,感染瘧疾、赤痢等疾病,他們也已被排除在“完好的人”的範疇之外了。許多美國戰俘描述在戰俘營裏笑一笑是多麽危險的事,因為這會刺痛他們的日本看守。在日本人眼中,當俘虜就夠可恥的了,他們簡直無法容忍眼前的美國人居然沒有意識到這種恥辱。日本軍官要求美國戰俘必須遵守許多命令,同時要求日軍看守也必須遵守這些命令。強行軍和被擠壓在運輸船裏成了戰俘們的家常便飯。有些美國戰俘還提到,日本哨兵嚴厲要求他們違反監規的行為要做得隱蔽些,而公開違反規定則被視作彌天大罪。在戰俘營裏,戰俘們在白天外出修路或構築工事期間,禁止從鄉下帶回食物,但這條監規有時會變成一紙空文——因為隻要把水果和蔬菜裹起來就可以了。然而一旦被人發現,這就成了蔑視哨兵權威的重大罪過。公然挑戰權威,哪怕僅是“頂頂嘴”,也會遭到可怕的懲罰。甚至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部隊訓練中,其規定也是嚴禁“頂嘴”的,“頂嘴”將招致嚴懲。我們說明這樣或那樣的行為是文化習俗的必然結果,並不是要對在戰俘營裏發生的暴行和恣意暴虐行為開釋。

  尤其是在戰爭初期,日本人真的相信敵人會虐待並殺死所有的戰俘,這更加強了他們認定被俘即是恥辱的想法。一個關於瓜達爾卡納爾日軍戰俘被坦克碾壓至死的謠言幾乎傳遍了所有地區。的確有一些試圖投降的日本士兵因遭到懷疑,為防止不測而被我方槍殺了。但是這種懷疑經常是正確的。一個日本士兵在瀕臨死亡時,常為能與一個敵人同歸於盡而自豪,他甚至可以在被俘以後做同樣的事。正如他們中的一人所說的那樣:“既然已下決心獻身給勝利的祭壇,未能成就英雄般的偉業才是一種恥辱。”這種可能性使我方倍加警覺,由此也導致了日軍投降人數的減少。

  投降的恥辱被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意識之中。他們接受了一套與我們的戰爭慣例截然不同的行為準則。我們的行為同樣令他們陌生。他們帶著輕蔑的語氣談起美軍戰俘要求將自己的名字報告給美國政府,以便他們的家庭知道自己依然活著。日本普通士兵對於美軍在巴丹半島的投降完全沒有準備,他們原本認為美軍士兵會像他們一樣戰鬥到底。他們不能接受美國人不以成為戰俘為恥的事實。

  盟軍士兵與日本士兵在行為上最戲劇性的差別,無疑就是作為戰俘的後者與盟軍的合作。日本士兵不了解在新環境中如何運用生活規則,他們喪失了名譽,而且作為日本人的生活也結束了。隻有在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個月,他們中的少數人才敢設想,無論戰爭結果如何,他們或許能夠回到日本。有些人在請求處死自己的同時,又表示:“可是,如果你們的習俗不允許你們這樣幹的話,那麽就讓我做個模範戰俘吧。”他們後來做的比模範戰俘更好。一些老兵油子和長期的極端國家主義者給美軍指出了彈藥庫的位置,仔細地解釋了日軍的兵力配置,並且為我們撰寫宣傳手冊,與我們的轟炸機飛行員一道出航,為其指示軍事目標。這就好像他們展開了新的一頁,上邊書寫的內容與過去舊的截然相反,唯一相同的是他們表現出了與過去同樣的忠誠。

  當然,並非所有的戰俘都是這樣的。有少數人冥頑不化,隻有在提供某些好處的情況之下,他們才可能有所轉變。因此,美軍指揮官在確定是否接受日本人的幫助時很是躊躇,有些戰俘營壓根兒就從不考慮戰俘所能提供的任何幫助。無論如何,在某些這麽做過的戰俘營中,起初的疑慮被打消了,盟軍對於日本戰俘的誠意也越發信賴。

  美國人沒料到日本戰俘會有如此大的轉變,這與我們的信條並不一致。然而日本人的行為,則似乎是將每件事情都納入一條行動路線。一旦這條道路失敗了,他們自然就會選擇轉入另一條路線。他們的這種行為方式,我們是否到戰後也可加以考慮?或許這隻是某些日本戰俘的特異行為?如同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強加給我們的其他怪異行為一樣,它也提出了有關日本人所習慣的生活方式、他們各種製度的功能以及他們所學會的思考和行動的習慣等諸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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