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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帝國主義國家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之前,我們幾乎還不知道有這樣一種與我們迥異的人存在。他們與我們外貌不同,這讓我們產生了種種仇恨的聯想。我們視其為妖魔,用古老相傳抵禦妖魔的手段與之對抗。今日,我們難免會想,在當日的侵略者眼中,我們所采用的是否是一種巫術?以巫術對抗現代文明,難怪我們會一敗塗地,隻是當年,有多少誌士空耗了血淚?

  痛定思痛,有識之士開始思考,使東西方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理性精神。

  西方的理性精神源自古希臘,古希臘哲學中所謂的“愛智慧”,即體現了對理性的推崇。理性精神在西方持續發展,雖有中世紀的低迷,但在文藝複興和啟蒙時代後衝破了種種精神鉗製,使西方爆發了真正意義上的思想革命。自此,人類對自身的理性產生了極大的信賴,人類理性代替上帝的意誌成為“萬物的尺度”。理性意識的高漲使人們重視現世人生價值,造就了自由進行創造的進取精神,使得西方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踏上了健康蓬勃的發展道路。

  與西方重視個人價值與實踐的理性精神相比,中國的傳統思想太過於“內求於心”。我們所強調的個人體驗與涵養缺乏思辨、超越、分析、實證,除了提升個人修養,為社會定製道德規範外,對社會實踐並不具有指導意義。

  這種東方式的精神,使得17、18世紀,當西方世界在理性精神指導下蒸蒸日上時,中國卻陷入了柏楊先生所謂的“文化醬缸”之中,思想界是“一塌糊塗的汙泥”,看不到些微的光芒。而相應的,科學與文化也隻有承襲,難得創新。毋庸諱言,若無外力介入,強迫國人“睜眼看世界”,或許今日的中國,仍然以為自己處於不與外界通人煙的“桃花源”中呢!

  回顧來路,感喟再三。為此,在《文思博要》首批十種獲得良好的反響之後,我們又擇取十種圖書:《理想國》《烏托邦》《人性論》《權利意誌》《菊花與刀》《人口原理》《藝術哲學》《寬容》《人類理解論》《倫理學》,匯為《文思博要》第二批,以饋讀者。這十種圖書為不同時代、不同文化領域的傑作,但都閃耀著西方理性精神的光芒。相信閱讀之後,讀者非但能在語言學習上更進一步,其思維的寬度與廣度也將會得到極大的拓展。

  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與刀》寫作於20世紀40年代,正值盟軍進攻日本本土之前。為了徹底打敗日本,美國人深感自己必須了解日本。為此,美國政府動員了各方麵的專家和學者研究日本。《菊與刀》就是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成果。在本尼迪克特這本書中,美國人關注的主要是“日本政府是否會向盟軍投降”,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關心的是“日本這個民族何以與我們如此不同,他們文化得之於我們,卻為何又如此殘忍並且缺乏仁德之心。”

  關於這類問題的答案,該書記載道:

  中國人講的保家衛國和孝敬父母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而在日本通過無條件化這些“義務”使得這些道德規範成為日本特有的東西。7世紀以來,日本不斷改良中國的倫理體係,使之為自己所用。“忠”、“孝”原來都是漢字。但是,中國人並沒有把遵守這些道德規範看成是一種無條件的“義務”。中國人的“忠”、“孝”之上還有更高的道德規範,那就是“仁”,通常“仁”被譯作“be-nevolence”(仁慈、博愛),但它的含義幾乎囊括了西方人對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父母必須擁有一顆“仁慈”的心。統治者如果沒有“仁德”,人民可以群起揭竿反抗。中國的“仁”是其“忠”的前提條件。作為天子要能施行“仁政”,而文武百官同樣也要如此。中國的倫理學將“仁”當成試金石,檢驗所有的人際關係……

  日本學者朝河貫一在論及中世紀中日兩國的這種差異時寫道:“在日本,中國‘仁’的觀點顯然與天皇製度無法融合,所以,即便作為學術理論,也不為人們所接受”。而事實上,日本人將“仁”擯棄在其倫理體係之外,而“仁”也徹底失去了其在中國倫理體係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被讀成“jin”(字形仍沿用漢字寫法),即使身居高位的人也不必具備“仁”或“行仁義”的品德。被擯棄在外的“仁”由此成了“法律以外”的事情。人們對於諸如提倡為慈善事業捐款、赦免犯人這些事會大加讚賞,然而更強調這隻是額外的工作,並不要求人人必須如此。

  日本的“行仁義”還有另一種“法律之外”的含義,即它是強盜地痞間通行的道德規範。在德川時代,那些搶劫殺人的強盜(武士佩雙刀,十分威武,而強盜則隻佩單刀)之間的榮譽,就是“行仁義”。一個強盜如果向另一素昧平生的強盜請求藏身之地,後者為了防止請願者的同夥前來報複,便協助其藏起來,這就是所謂的“行仁義”。(《菊花與刀》第六章《萬分之一的恩報》)

  由上麵的引述,本尼迪克特已經向我們初步描述了日本的文化特性。這種文化特性講求實際,然卻缺乏中國人所倡導的來自於天的道義和原則。既然我們出生以來,它就客觀存在於我們的身邊,我們最好還是對這個無可選擇的鄰居多一些了解。

  前段時間,有朋友來信,論及中國刀術與日本刀術的區別。我於刀術沒有研究,然若論中國刀與日本刀之區別。我以為區別不在技巧本身,而在“氣度”之不同。

  具體而言,我以為中國刀術的最高境界,講究的是一種精神,即那種“適可而止”(或曰“點到即止”)的精神。它強調的是令對手從精神上屈服,而非進行肉體上的淩辱。日本刀術我不懂,然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殺戮行為來看,日本刀術無疑崇尚的是“進攻,置敵人於死地而後快”。拋開技巧層麵的東西不提,按中國儒家精神衡量,我以為中國刀所提倡的就是“仁者無敵”;而日本刀則缺乏中國“仁者”之精神。

  從儒家精神的字麵解讀,既然說“仁者無敵”,那麽我們隻要保有“仁愛”精神,就可解決世間的所有問題。這也即是說,一旦事情不諧,最壞的結果就是把仁者的身體捐出去即可。然而世界之大,什麽人都有;仁者一一死去,那“無敵”的事業將何以為繼呢?由此看來,“仁者”不能死,“仁愛”的精神更不能死。為了“無敵”的千秋大業,“仁者”首先要掌握某些貫徹身體和魂靈的技能。因此就“仁者無敵”而言,我以為最為關鍵的是如何才能成為“仁者”。一般的理解,“仁者”就是孔夫子那樣的道德學者,就是無縛雞之力、手握經書的儒生。以我的理解,其實不然。我認為,“仁者”當通達天下“仁人”之術。這“仁人”之術絕非幾本經書那般簡單,天文地理、周易占卜之外,於我們處境的險惡而言,時刻提醒自己,武備不懈是成為“仁人”的關鍵。因此,簡單地說,有本事的人才能成為“仁者”,伸脖子讓人殺戮者絕非真正的“仁者”。所以,欲“仁者無敵”,簡單的輿論教化所起的作用實為有限。唯有手握鋼刀,武備不懈,方能教化敵人,感動朋友。

  仁者無敵,這本是儒家千古流傳的名言,然似乎已漸為國人遺忘。這可說是吾國民之不幸矣。如果以上所言尚有可取,當與讀者共勉。改日閑暇,我們或可舞弄太極,手握利刃。不為殺敵,隻為製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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