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國歸隋的統一路

一 佛門天子

　　小個子侯景的性格中肯定含有某種狼的成分。而且，侯景天生右腿短一截，是個跛足，人們常說瘸腿的狼是狼王，最具號召力。……

　　“宇宙”一詞，在英語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語言也大致相仿。現代英語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義，兩個詞的區別在於，前者來源於希臘語，“秩序”“混沌”相對，表示，與（chaos）後者來源於拉丁語的universus，由uni（同一個）和versus（朝向，動詞vertere的過去分詞）組成，表示朝著同一個方向行動的整體，其引申義，就是全部物質現象的總和。

　　在我們中國人的哲學裏，所謂“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間，所謂“宙”，就是古往今來，泛指時間。兩個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間和時間的總體，簡單明了。中國人造詞的智慧，比起西方人來，高明得不止一點兩點。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論，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宇宙。人是狹義上的空間和時間的總體。

　　的確有人以宇宙自居的，這個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當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到必須要用宇宙來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議的，則是另一個不可思議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議”，出自《維摩詰經·不思議品》，是佛教裏的名詞，而梁武帝正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氣地說，是一個有些極端的佛教徒。

　　關於梁武帝對佛教的虔誠，正史上的記載非常詳盡，《梁書》說他“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複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他所主持編譯的佛經就有數百卷之多，境內修建、供養的佛寺近三千所。

　　“寺”本是古代行政機構的名稱，比如光祿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稱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時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於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聯想到的是佛教寺院裏的僧侶，而不是大理寺裏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數字隻有可能保守，絕沒有誇張。南朝的寺院與浮屠（即佛塔），與北朝的石窟與佛像相映生輝，是中國佛教文化古跡上的一對奇葩。

　　為了將佛教演變為教化萬民的一種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則”，於天監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宮中的華林園受菩薩戒，法名冠達。在世俗世界裏，他是國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裏，“皇帝菩薩”他是修行的菩薩，的稱呼，也由此而來。光受戒還不夠，他又在皇宮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詞，取自他的年號“大通”的反語切音），並進寺講經說法，向萬民宣揚佛學思想，即所謂“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發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後，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時間長，到了第四次，前後長達四十七天。這四十七天裏，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薩”，梁國在事實上處於無君的狀態。他在寺內隻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舉行四部無遮大會（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無遮，又稱無礙，範圍更大，是允許任何人自由參加的法會），講《涅槃經》和《三慧經》，聽眾達到數萬。

　　皇帝“舍身”為“寺奴”，國又不可一日無君，大臣們急得團團轉，隻得湊足錢財為他“贖身”，一共花費了三萬億錢（一說四萬億）。

　　所以說，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門天子”。批評家們往往喜歡強調他佞佛，拋開意識形態，他對於佛教學說的貢獻，對於佛教文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他在佛學上最為有名的一套理論，是“三教同源說”：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間的對立與爭執，由來已久。佛教於漢代傳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數百年的爭執，佛教從西域傳入後，宗教間的衝突在所難免，到魏晉南北朝達到一個高峰。比方說儒佛爭論中的禮製問題，僧人覲見皇帝是否應當行士大夫的跪拜禮節，從東晉到劉宋都有過大規模的辯論，跪拜令屢頒屢廢，出世的僧人還是占了上風。

　　又比如道、佛之爭，西晉道士王浮撰寫了一部《老子化胡經》，說老子出關，往生西方後，才有了佛教。這一說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斷攻擊，劉宋末年，又有道士顧歡撰寫《夷夏論》，極力誣佛，兩家的爭論升級。佛教徒說，佛祖派了三個弟子到中國，一個是孔子，一個是顏淵，另一個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爭吵也得不出個結果。

　　梁武帝頒布《舍道詔》，將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為國教，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裁決。但是他不把儒、道兩教一棒子打死，因為他本人在儒、道方麵的修養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認為儒、道也有不少優點，三教不應對抗，而應融合，彼此作為參照與補充。他常常稱釋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為“三聖”，也重視儒、道兩教的作用，大力開辦經學館，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這些舉措，是相當符合他最高統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說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對今天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開僧人必須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風於中國，比較有曆史。道家的養生之道中，就包含了“五穀為養，五果為助”的飲食理論。文人喜歡搞素食齋禁，有甚於現代的女生瘦身行為，是一種風尚。如果幹涉別人的吃素行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險，弄不好還會掉腦袋，更誇張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時候不小心放了一個屁，被人聽到了，那叫“坐齋不謹”，也會被砍頭。（如此看來，古人玩時尚，可要比現代人喜歡玩的“極限大挑戰”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裏頭）

　　相對來說佛教就比較人性化了，它有所謂吃“三淨肉”的說法，即：一謂眼不見殺；二謂耳不聞殺；三謂不為我殺。隻要符合這三個條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還是如此，不說遠的，我有一位泰國的朋友告訴我，泰國的和尚就吃肉。

　　“葷”的本意也不是肉類，通（粵語裏這兩個字就同音），是“葷”“熏”指氣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蔥、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歡吃這些，說起來也是很有修行潛質的）。“葷”字從草而不從肉，便是明證。

　　慢慢地人們的思想又有了“進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輪回，一切眾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遠在裏頭死循環。今生你吃了豬，下輩子你就要做豬被人吃，吃來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憐了。（這邏輯實在荒謬。聽過一個笑話：有個和尚勸一個殺牛的改行，說你殺牛殺多了，來世要變牛的。結果殺牛的說：因為我來世想“既然如此，那我還是殺個和尚吧，當和尚。”）

　　梁武帝想治標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詔令，幹脆規定，僧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範：每天隻吃一餐，內容以豆羹米飯為主，沒有一點油膩葷腥之物，非常簡樸。而且，他還改變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風，絕斷房事，五十歲後再也未臨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鍾的傳統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寶誌請教：“怎樣才能擺脫地獄之苦？”寶誌的回答是：但“人的苦痛不能一時消失，是如果聽到鍾聲敲響，苦痛就會暫時停歇。”（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確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詔寺院撞鍾，的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就是梁武帝敕命賜建。（寶誌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極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歲，據說，他是民間濟公活佛的原型）

　　諷刺的是，這麽一位虔誠事佛的皇帝，其佛學修為其實並不高。這得提一下梁武帝與達摩老祖之間“不得不說的故事”。

　　達摩出師後，遵照老師般若多羅的囑咐，到中國傳教。達摩是天竺南部的人，所以走的是南方海路，來到梁武帝治下的梁國。梁武帝以大禮迎接了達摩，見麵就問：造寺寫經，“朕自即位以來，度化僧眾，不可勝數，請問有什麽功德嗎？”並沒有對梁武帝的事跡有太（達摩初來梁國，多的調查和了解，大家初次謀麵，上來就問自己有什麽功德，梁武帝急功近利之情溢於言表）

　　達摩冷冷地說：“並無功德。梁武帝急了，沒有功德那自己豈不白忙活了，怎麽會沒有功就問：德呢？”達摩說：

　　“這僅僅修的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過像隨身而動的影子一樣虛幻不實。”梁武帝又問：

　　“那什麽是真功德？”達摩回答說：不染煩惱，圓融妙淨，身心當中，空空寂寂。梁武帝感到這個外國和尚是在答非所問，想探個究竟，那什又問：麽是佛家聖諦的第一要義呢？

　　“空空蕩蕩，本來就沒有什麽聖諦！”（這句回答得精妙，其實世間萬有本來就都是按照自然規律運行的，你說哪個是聖諦？就像當時北朝認為自己是中國，稱南朝是島夷；南朝又認自己是中國，稱北朝是索虜。其實彼此都沒有看明白這個世界）

　　可是梁武帝一聽這話不高興了，說：“那現在跟我說話的又是誰呢？”

　　“不認識。”

　　好一個糊塗和尚，連自己都不認識，從何求道？兩人不歡而散。（達摩渡江北上，進入北魏，寓於嵩山少林寺，花了九年時間“麵壁而坐，終日默然”。梁武帝感到莫名其妙的禪法，卻深得北魏孝明帝元詡的欣賞，僧俗信向者甚眾，達摩最終成為禪宗初祖，此乃閑話）

　　在佛家看來，梁武帝的這套修行，是很淺薄的。他仍然有執著，仍然癡迷於他的大好河山。世俗的梁武帝，文章、陰陽、音律、騎射、書法、圍棋，樣樣精通，他不像李後主、宋徽宗那樣隻懂吟詩作畫，而是個十分強有力的君主，否則，他也不可能開創新朝，又利用北朝的內亂，把梁國的北方邊界推進了不少。

　　然而，再強的人也有暮年，這是客觀規律，即便皇帝也不能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