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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宣武帝失政

  高肇殺了元愉、元勰後不久,被加封為車騎大將軍,繼而又升任司徒,位登三司(也就是所謂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小人如此得勢,足可看出,北魏的衰亡已經不可避免。/

  清河王元懌是個明白人,他曾經在一次宴席上,乘著酒勁,挖苦高肇說:“天子的兄弟能有幾個,按你的殺法,差不多要剪除幹淨了!過去王莽憑著國舅的地位,篡了漢室江山;如今看閣下的樣子,恐怕最終也會製造禍端吧。”

  元懌還勸宣武帝要防微杜漸,不可以放鬆警惕,並提出北魏是“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禍亂的根源,便在於此。宣武帝聽了不以為然,笑笑作罷,依舊袒護高肇。

  宣武帝手中掌握的是個處於大變革時期的帝國。孝文帝時代留下來的一項項製度,都有待於進一步的貫徹與執行。孝文帝處理政事,極認真,也極負責。史載他“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他的治世哲學是:患於不均,不能推誠禦物。胡越之人亦可親“凡為人君,苟能均誠,如兄弟。”身為執政者,如果不能夠平等誠懇地以統一的標準對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又豈能讓天下人平等誠懇地做事,又豈能將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

  宣武帝恰恰不能做到這些。他最擅長的,是佛教的義理。他喜歡在內宮召集天下名僧,親自講經論道(北魏中後期的皇帝,佛學的修養都不低,而以宣武帝為最甚)。大道理誇誇其談地說了一堆,他本人並不能領悟多少。對於傳承自前朝的政策與製度,他非但不能像父親那樣平等誠懇地執行,還大打折扣,很多東西到他手中就變了味。

  比方說“俸祿製”,其本意是杜絕貪腐,改良官吏隊伍。孝文帝處理貪官是絕不手軟的,尤其對於皇親貴族貪財恣縱,不是發配就是處死。宣武帝呢,則純粹隨心所欲,感情好了,根本不予處理。被殺身死的元禧、元詳、元愉,一個比一個貪,倒台的原因,卻不是因為執法嚴格,而完全是政治鬥爭的結果。打壓他們的高肇,一麵舉著打擊貪汙的招牌,一麵下手比誰都狠:元禧被誅後,他家的所有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全部被高家霸占。宣武帝樂得做個順水人情,對舅舅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其他的貴族,像廣平王元懷這樣的,也是一個勁地貪,隻要皇帝信任,就不用擔心任何懲罰。

  姑息違法亂紀行為的結果,北魏的社會再也看不見孝文時代嚴謹的風氣,洛陽城奢靡安逸的生活培養了一批不思進取的社會蛀蟲,甚至出現了賣官鬻爵的現象。《魏書》認為宣武帝的水準相當於西漢的元帝、成帝和東漢的安帝、順帝。以我看來,這是給了麵子。宣武帝統治的十七年,比無所作為更加糟糕。

  宣武帝並非不想有所作為,他曾經對前來求和的柔然使者說:

  “你們蠕蠕先祖社侖乃我大魏的叛臣,之所以暫時不來攻打你們,隻不過現在江南未平,所以讓你們多活幾天。想和我國通和,是不可能的。如若你們稱藩修禮,那麽我國自會優待於你。”

  由此可見,宣武帝的目標是天下,他的抱負是要統一南北,廓清宇內。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樣親臨前線,指揮作戰,也缺乏必要的戰略眼光,白白浪費了孝文帝留給他的大好局勢。

  鍾離之戰前,他兩次拒絕邢巒的正確建議,放棄在西線奪取益州,將大兵集結在東線,損兵折將之餘,還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鍾離之戰後,他並沒有吸取教訓,繼續以東線為攻擊重點,尋機報仇雪恨。沒料想,舊恨未消,又添新仇。

  郢州司馬彭珍於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叛逃,帶領梁兵攻打郢州治所義陽。懸瓠將領白早生也殺了豫州刺史司馬悅,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馬仙琕求援。宣武帝派元英、邢巒南下征討,沒費什麽工夫就奪回了叛降的各城,馬仙琕也被元英擊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緊追馬仙琕,欲報鍾離之恥,聽說韋叡的援軍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趕。

  (看起來元英是患上了“恐韋症”,即便有麵對麵報仇的機會也不敢貿然行動;同時也說明北魏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不像過去那麽讓人放心了。此戰結束後過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著終身的遺憾病故,“戰神”韋虎也從此定格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勢反轉。南梁的朐山(今江蘇連雲港西南)發生內亂,守將劉晰被民眾所殺,首領王萬壽向北魏徐州刺史盧昶求援。盧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將張天惠和傅文驥前往救援,打敗了南梁的守兵,占領了朐山。這時宣武帝又犯了戰略方向的錯誤,他聽從盧昶的上表請求,派出多支軍隊,累計十萬多兵士,力圖守住朐山。

  朐山地處海濱,與青冀兩州的治所鬱洲(今江蘇連雲港)隔海相望(南梁的時候,鬱洲是海中的一個小島,不與大陸相連),是南梁北上進兵的前沿陣地,不容有失。而這個小鎮對於北魏的意義則沒有那麽大,它並不位於北魏南下的主幹線上,離南梁其他的戰略要地也不近,一時花大力氣守住了,也不可能以此為據點,向南推進。守朐山,根本是賠錢的買賣,性價比太低。

  這一觀點,是禦史中尉遊肇等人所認同的,宣武帝卻想不到。統領大軍的盧昶,是北方名門之後,與高允同時代的盧玄之子,讀書好,學問大,指揮作戰一竅不通。他的大軍沒有辦法進入朐山參加防禦,也不能對攻城的馬仙琕構成威脅,甚至連糧草都無法運入城。

  十二月,守朐山的傅文驥彈盡糧絕,向馬仙琕獻城投降。之前沒有一點表示的盧昶見朐山丟了,騎上馬就跑,十萬魏軍跟著潰散。淮北普降大雪,從朐山到郯城的路上,遍地都是凍死的、凍壞手腳的北魏士兵,加上馬仙琕所率梁軍乘勢砍殺和俘虜的,魏軍損失八成以上。

  朐山失利是鍾離之後北魏軍事上最大的慘敗,兩大失敗都發生在宣武帝時期,令他戴上了“外戰外行”的帽子,並不是偶然的(如果說高肇專權是北魏衰敗的內部標誌,那麽鍾離、朐山的慘敗則可以說是北魏衰敗的外部標誌)。

  (南方的梁武帝受到勝利的鼓舞,三年後(梁天監十三年,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在降將王足的慫恿下,開始在淮水下遊的浮山(今安徽五河一帶)修築攔淮大堰,想要水灌壽陽,除掉這個心頭之患。雖說中國古代水利一向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梁武帝還是太異想天開了,完全超出了當時的技術條件。浮山堰工程上馬後,經過近兩年耗人、耗力、耗錢、耗時的“艱苦奮鬥”,終於建成,總長九裏,高二十丈(相當於三十多米,是當時全世界最高的壩,可那年頭也沒有吉尼斯世界紀錄可以申報呀),一時間令壽陽守軍頗為緊張。然而就在建成當年的秋天,洪水泛濫,大堰坍塌,壽陽城沒淹沒,反倒將下遊數百裏的村落衝入海中。梁武帝施計不成,險些自廢武功,隻好暫時放棄北進的計劃)

  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仿佛如夢初醒的宣武帝終於覺得先攻西線更有把握。他命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率領步騎兵十五萬攻打益州。大軍出動兩個月後,延昌四年的正月,宣武帝病故,享年三十三歲,與其父孝文帝壽命相同,作為卻相差甚遠。他生前的最後一次用兵,也就作罷。此後,北魏再沒有力量發動大規模征討南方的戰爭,直至滅亡。南北兩國勉強恢複了短期的和平。

  出征在外的高肇接到征召,聽說皇帝駕崩,如喪考妣(這也難免,沒有宣武帝,又豈能有他高肇的今天?)。

  他不敢怠慢,日夜兼程地趕回洛陽,上殿哭喪。朝中的官員們恨不得剔其骨、食其肉。高陽王元雍與宮中的領軍於忠早就商量好,在西麵側廊設下埋伏,等高肇聲淚俱下地哭完靈,來到側廊休息,武士們一擁而上,把他亂棒打死。

  不得好死的高肇倒台前,宣武帝的太子元詡已經即位,是為北魏肅宗孝明帝。元詡隻有六歲,在他的背後,北魏政壇成為爭奪權力的角鬥場,拓跋珪開創的北魏帝國,隻剩苟延殘喘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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