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王文治武功全記錄

第二十九章 政策，複興經濟；昏聵迷信，輪台罪己

　　變革製度，移風易俗

　　漢武帝即位後，便大刀闊斧地推行了製度變革，這是一個事功顯赫的時代，也是一個垂範立製的時代。在協調地方與中央的關係、解決皇權與相權矛盾、強化對官僚隊伍的管理、確立新的經濟政策等重大領域，這些治國舉措，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麵，也有非常務實和理性的一麵。在涉及變革的許多領域，漢武帝往往是標本兼治——不僅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權宜性手段，更重視製度的變革與創新，以達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目的。分析這些措施，將有助於我們解讀古代盛世的合理內核，從中獲得曆史的啟迪。

　　強化皇權，削弱相權 漢初的丞相，位尊權重，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實。這就難免與皇權形成矛盾。對權力欲望極大的漢武帝來說，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決意要改變相製、削弱相權。

　　首先，不再任用列侯為丞相，而是任用出身低微的人為丞相，然後再封為列侯。在漢武帝以前實行的丞相製，專任丞相的人全是列侯。這些列侯都是軍功大臣及其後裔，在朝廷位高勢尊，權力很大。公元前124年，漢武帝任用公孫弘為丞相，封為平津侯。公孫弘出身低微，曾牧過豬，擔任過小吏。後來上書朝廷，得到漢武帝重用。由於公孫弘出身貧賤，因此對皇帝的拔擢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對皇上畢恭畢敬，不僅處處按漢武帝的意誌辦事，而且還用儒家思想對漢武帝的一切措施進行文飾。

　　其次，貶損丞相。漢武帝改變了過去對丞相禮貌甚恭的態度。公孫弘到內廷去見漢武帝時，漢武帝有時連帽子也不戴。此後，漢武帝對丞相稍不滿意，便當麵斥責、免官或處死。

　　再次，漢武帝經常更換丞相。他在位時共有10位丞相，其中就有5人因罪自殺或被下獄腰斬。這種情況在漢武帝以前從未發生過。這說明在漢武帝時期，丞相的地位已經大大地降低了。

　　此外，漢武帝又提高了禦史大夫的地位，與丞相平起平坐，以分奪丞相之權。到後來，丞相改名為司徒，禦史大夫改為司空，太尉改為司馬，統稱為三公，三公都是宰相。這樣，就把西漢前期以丞相為宰相的製度改為以三公為宰相的製度。相權一分為三，相互製約、互不統屬，隻向皇帝負責，這樣宰相的權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最後，漢武帝還設立了內朝（亦稱為中朝），利用內朝與外朝對峙，分奪外朝權力，這是漢武帝削弱相權的又一重要權術。所謂外朝是指以丞相為首的行政中樞，它在中朝出現之前，是輔佐皇帝治理國家的唯一官僚係統。專製主義中央集權政治製度的發展有一個規律，那就是皇帝為了加強集權專製統治，往往提拔心腹近臣，在自己身邊建立一套秘書班子，用他們去分奪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的職權，這一套秘書班子就叫內朝。內朝是漢武帝新創設的機構。比如，漢武帝常常從民間拔擢地位低微的儒學之士作為侍從，同他們商量朝中大事，征詢他們的意見。這些人來自民間，了解民情，對社會的弊端也認識得比較清楚；同時，他們學識淵博，思想開明，積極進取，支持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因此，漢武帝對這一批人非常信任，讓他們預聞政事，托為心腹之臣，成為漢武帝改革的智囊團。這些人中比較著名的有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等。但是，他們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也沒有固定的官職，隻能算作天子的賓客，但他們經常代表皇帝在朝廷發表意見。有時，他們根據漢武帝的旨意在朝廷上與大臣辯論，詰責朝臣，駁得朝廷大臣啞口無言。實際上這是漢武帝巧妙地誘導外朝官員淡出決策圈，退居執行者。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與朝廷正式職官係統不同的內朝官係統。這一內朝官係統，當時稱為“加官”，有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等名稱。除了天子的心腹、親信和賓客，外朝大臣中為皇帝所信任者，也可以加戴“侍中”等名號在內朝預聞政事，成為內朝官。東漢的尚書台，魏晉六朝時的中書省、門下省就是由內朝官發展而來的，清雍正時創建的軍機處也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完善官吏與人才的選拔 為了維護西漢王朝龐大的官僚體係，必須有一大批官吏不斷地充實到各個機構中去，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選擇官吏的辦法。然而，西漢前期的任官製度較為粗疏，而且存在著武將功臣壟斷要津、仕途狹窄、“任子製”與“貲選製”產生流弊等諸多問題。董仲舒就在對策中提醒漢武帝：“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因此，完善人事製度，也是漢武帝必須直麵的問題。

　　察舉製與考試相結合的選官製度是漢武帝時期主要的管理選拔形式。所謂察舉，即先行考察，再舉為官之意。它源於高祖，而明文規定則始於武帝。察舉孝廉是察舉製度的核心，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奠定了漢代察舉製的基本格局。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舉的兩個科目，後來混為一科。察舉的對象是通曉儒學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舉的科目除孝廉外，還有茂才、賢良方正、賢良文學、明經、明法等。

　　選官的另一種途徑是以博士弟子員入補官吏。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孫弘奏請，讓博士弟子員受業一年，經過“射策課試”，能通一經者就可以補文學掌故之缺，課試高第者可以任郎中。由此出仕者的人數雖然遠少於察舉，但同樣是士人所看重的“正途”。這些新的用人製度的確立，使得漢武帝時期的政權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這樣的選官製度，保證了獨尊儒術的推行，進一步擴大了選拔官吏的範圍，為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除了形成製度的官吏選拔外，為了襄讚大業，漢武帝也頗有破格用人的雅量。元光年間，司馬相如為西南夷事上書武帝，其中有句話，意味深長：“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武帝對這話非常欣賞，以至二十多年後他在命令州郡舉薦賢才的詔書中還說“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武帝本人的頭腦其實是一個異常複雜的混合體，其中有儒家的政治理想、法家的權謀治術，也有方術神仙家的迷信，處處折射出那個時代特有的混亂和生機。劉徹崇尚文學，也醉心於武功，追求長生不老更是他一生的夢想。他身上既體現了那個時代最為“精英”的文化，也集中了那個時代最為“底層”的愚昧。作為天下至尊，劉徹從不缺乏勃勃雄心，豐富的想像力和堅強的意誌；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握有空前強大的皇權，可以把任何想法付諸實踐。他鼓勵“毛遂自薦”式的人才選拔方式，一時之間“上書拜官”成為士人步入官場的捷徑。主父偃等人上書論政，當日就得到武帝召見，並說：“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求賢若渴之情溢於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思想和實踐，自有其值得發掘的價值。

　　因此，在他身邊很快便聚集起一批形形色色的“非常之人”。當時的熱鬧景象，用班固的話來說，那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這些人最初多是在皇帝身邊做侍從顧問，以後逐漸因才施用，委以各種要職。其中有滿腹經綸的儒生，比如董仲舒、公孫弘，前者用《公羊春秋》的大一統理念影響了武帝，後者做了丞相；有學習“縱橫之術”的權術家，如主父偃，為武帝設計“推恩令”，削弱諸侯，立下大功；也有商賈出身的“興利之臣”，像桑弘羊，武帝一朝的重大經濟決策幾乎都出自其手，最後還成了“托孤”重臣。更多的恐怕是舞文弄墨、插科打諢、逗主子開心的近臣，其中官運好的像吾丘壽王、司馬相如，能混個地方官，不過運氣不佳如東方朔、枚皋者就隻好一輩子被“倡優畜之”。武帝的“求賢”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戰國時代的“養士”之風，實際上在西漢早期，地方諸侯的宮廷中往往蓄養著大批門客，有名的如梁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武帝實際上是在諸侯被削弱之後將“養士”的權力收歸了中央。

　　漢武帝始終將自己定位為一位“常人所異”的帝王，他一生中所用的也確實多是“非常之人”，做的是“非常之事”，成的是“非常之功”，讓當世和後世之人都大為驚歎，也為他贏得了一個“雄才大略”的評價。不過在這一連串“非常”的背後，有一個更大的背景，那就是“非常之世”。

　　強化對百官的監察 漢武帝要想統治好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就必須駕馭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使他們盡心效力、忠於職守。然而由於漢景帝以來，職官、司法製度日益廢弛，奢侈成風、吏治敗壞，結果征斂不止、民不聊生，加劇了社會危機。為了扭轉這種情況，漢武帝除了運用儒家學說進行思想控製以外，還對漢初以來的監察製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就是建立刺史巡視製度。公元前106年，漢廷正式頒行刺史巡視製度，以朔方、交趾及冀、幽、並、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十三州各為一個監察區（部），共十三部，每部置刺史一人。

　　“刺”的含義是刺探、鏟除，“史”指官吏，“刺史”就是奉命到地方明察暗訪、檢舉清除不法分子的官吏。刺史由朝廷直接派遣，受中央監察機構禦史府（禦史台）統管，具體由最高監察官禦史大夫的副手禦史中丞直接領導，在人事上是獨立的。刺史屬於低級官員，秩僅六百石，但是職權很重，有權監察兩千石的郡守和王國相，還有地方的強宗豪族，後來甚至可督察諸侯王。

　　刺史一般於每年秋分開始“行部”，即到自己負責監察的部（州）內各郡、國巡視，屆時郡、國須“各遣一吏迎界上”。刺史在例行的巡察之後，要依照製度向中央報告各地官吏的政績、政聲，中央據此對相關官吏加以獎懲。

　　刺史的職責是“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意為貶降無能者、提升有能者），斷理冤獄，以六條（監察的六大方麵）問事”。漢代郡守、國相年俸二千石穀物，所以常稱他們為“二千石”，二千石是刺史巡視監察的重點對象。在“六條問事”中，除了第一條是針對地方豪強的監察外，以下的五條全都是針對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監察、審核，包括其行政、司法、用人及管教子弟、官德官風等各個方麵，核心問題是監察糾舉其貪盜枉法行為以肅清吏治。

　　如果查明地方官吏的不法事實後，刺史不能擅自處理，必須上報禦史中丞，請求上級處理。

　　同時，為了防範刺史濫用權力，幹涉地方官員履行正常的行政職責，又明確規定刺史不得越過“六條”之外問事。這樣，就可以使得行政機構和監察機構各自按照其規則運作。

　　其次是設置司隸校尉。公元前89年，武帝又設置司隸校尉，持節，稱使者，主要監察京畿地區百官和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及弘農七郡的官員，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監察的範圍之內。

　　第三是設置丞相司直。丞相司直是丞相的屬官，說起來是協助丞相監察不法官員的，實際上也起著監察丞相的作用。

　　禦史中丞、司隸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時期建立起來的三大監察係統。這三大監察係統互相監督，大大加強了皇帝對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製，從而保證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和皇帝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創立年號 漢武帝是中國曆史上創立年號，同時也是第一個使用年號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當年為元鼎四年，並將此前之年追改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號均為6年。

　　太初改曆 董仲舒對漢武帝提出的“改正朔”就是要改變曆法。

　　漢武帝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在統一的國家製度下頒布曆法的皇帝。漢初時繼續沿用了秦朝的《顓頊曆》，以建亥之月（十月）為歲首，年終置閏。但到漢武帝時，《顓頊曆》漸漸與實際天象不符，把閏月總是放在閏九月，也不能適應農業生產對掌握季節的需要。於是，司馬遷等人再次向漢武武帝提議改曆。

　　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宣布廢除《顓頊曆》，改訂禮製和曆法。改用由司馬遷、落下閎、唐都、鄧平等人創製的新曆——太初曆。“太初”的意義是宇宙的開端，武帝以此命名這部曆法，象征太初年間的“改元更化”。

　　《太初曆》不僅是中國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記載的曆法，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它規定一年等於365.2502日，一月等於29.53086日；將原來以十月為歲首，改為以正月為歲首；開始采用有利於農時的二十四節氣，並規定無中氣（每月兩個節氣，月初為節氣，後半月的為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太初曆》還根據天象實測和多年來史官的記錄，得出了135個月的日食周期，調整了太陽周天與陰曆紀月不相合的矛盾。這是中國曆法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從漢武帝太初元年問世以後，這部曆法一共行用了189年。

　　尊經興學，教化萬民

　　秦漢之際，儒家多難。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對儒生溺冠辱罵，這個學派遭到各種貶黜。儒學的複興，始於文景時期，完成於武帝時代，其間有兩大舉措：

　　置“五經博士”在文景時期，儒學共立了《詩》、《書》、《春秋》三經博士。公元前136年，漢武帝趁竇太皇太後病重之機，在中央政府設立了一項新的官職，總稱為“五經博士”。

　　所謂“五經”，是經典儒學六藝中的《詩》、《書》、《禮》、《易》和《春秋》五種學術。博士，本是秦官的一種，為太常治下屬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實際職責是在國事決策過程裏充當顧問的角色。顧名思義，五經博士就是專門整理五經的博士官。這個官職的設立，曆來被學者們看做儒學發展史的一座裏程碑，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重要標誌之一。

　　五經博士的設立應該與當時文化的繁榮有直接的關係。經濟的發達必然促進文化的昌明，這是人類社會演進的客觀規律。

　　興辦太學，推廣郡學 由政府麵向廣大國民辦教育，始於漢武帝。公元前130年，董仲舒建議改革太學的教學內容，專用儒經，“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非儒經不得立為博士。

　　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公元前124年6月，漢武帝根據禦史大夫公孫弘的奏議，向天下郡國頒布《勸學興禮詔》，為五經博士招收弟子，興辦了太學。太學是中國古代的最高學府，完全用儒家五經為課程，教師聘請儒學博士擔任，辦學事宜全由丞相公孫弘主持。

　　此事是導致公孫弘由太常封侯而躋身相位的直接原因。從此，西漢確立了從全國察選博士弟子的製度。最初，太學中選博士弟子員額共50名，五經每經平均有弟子10人。這樣，博士弟子終於有了吃皇糧的編製定額，並且特許免其賦役。由天下郡國察選年齡在18歲以上，儀表端正者，送太常，得以從博士受業如弟子。補博士弟子者，從師讀經一年後參加考試，凡能通一經以上，補文學掌故之缺，其高第者，可以直接至郎中。如有“秀才異等”，才能超群者，上報。凡不能通過考試，無才能者，罷遣歸鄉。凡是才質優異的博士弟子者，按考試成績的等次補官。

　　太學的設置首開了中國曆史上“學而優則仕”的正規途徑，適應了國家培養官吏的需要，所以發展很快，到了西漢末年，博士弟子就已經達到一萬人。

　　武帝還推廣文翁的經驗，“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漢武帝大力推行儒學教育，他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典教育官僚、地主子弟，同時，還命令各郡國建立學校，講習儒家經書。

　　太學和郡國學主要是培養封建官僚的，但在傳播文化方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古代帝王中，辦教育熱情之高、成績之大，漢武帝當數第一人。他的一係列興教舉措，在中國和世界教育發展史上，皆屬劃時代的大事，具有深遠的影響。

　　抑製豪強，穩定編戶

　　漢武帝初期，土地兼並加劇，豪強地主巧取豪奪的手段也變本加厲，他們雖然不像諸侯王那樣舉兵反叛，但也嚴重地削弱了君主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統治。對此，武帝自然也不能容忍。因此，抑製豪強地主的發展，扶持小農的經濟地位，穩定在籍編戶之民的人口數，無論是對保證漢廷賦役來源，還是對鞏固統治秩序，都有重要意義。為此，漢武帝在不改變賦役製度的條件下，利用專製皇權的政治力量，對豪強地主經濟的發展加以打擊和抑製。

　　遷徙豪強，強幹弱枝 公元前127年，漢武帝下令將郡國豪傑及資產在300萬以上者，通通遷徙茂陵。在遷徙豪族問題上，武帝與高祖不同：高祖是為了從政治上打擊六國舊貴族；武帝則主要是以皇室之兼並對付豪強之兼並，從經濟上打擊大搞土地兼並的新興暴發戶，達到“強幹弱枝”的目的。公元前139年，武帝開始為自己修建茂陵，翌年便有一批人徙居茂陵陵邑，武帝下令，賜他們每戶錢二十萬，田二頃。

　　元朔二年這次僅是第一次的行動，此後又有兩次頗具規模的行動。一次是在公元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地。“奸猾吏民”的概念很寬泛，像貪官汙吏、巨富、遊俠之類，都可以列入“奸猾”之列。

　　另一次是在公元前96年，又徙郡國“吏民豪傑”一萬六千戶於茂陵、雲陽（今陝西淳化西北）。被徙者的田宅是帶不走的，但是否可以變賣掉，還是像秦朝那樣被充公，史書上沒有明文記載。不過，對於這些遷入茂陵邑的，武帝還是會大施“天子之恩德”，每戶賜錢二十萬、田二頃，似是一種補償，如此說來，他們原先的田宅也應被收歸國有。

　　嚴刑峻法，任用酷吏 漢武帝非常重視以刑法手段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對於那些橫行郡國、作奸犯科的豪強，漢武帝當然要拿出鐵腕的手段，於是他選任了一些酷吏，對前者予以嚴厲鎮壓。這些酷吏以酷刑峻法為統治工具，以不畏強權、凶狠殘暴著稱。漢武帝時代的著名酷吏有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等。他們在漢武帝的支持下，打壓豪強、抑製商賈、懲治貴戚奸吏，沉重打擊了這些人的囂張氣焰，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封建秩序，維護了封建國家的根本利益。但是酷吏們的嚴刑峻法和殘酷殺戮，也使各階層的人們特別是普通百姓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災難，無辜被殺，冤獄橫生，社會不寧，甚至會出現“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的局麵。

　　關都尉寧成是當時頗負盛名的酷吏之一，但他家境殷實富有，有糧田千餘頃，盡數租佃給貧民，共有雇農數千家。他被罷官居家時，“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因此，寧成是一個本質上實屬豪強的酷吏。即使這樣，他也為義縱擔任南陽太守而感到膽寒，當義縱出關赴任時，寧成極為驚恐，對義縱畢恭畢敬，親迎親送。義縱洞悉寧成用意，卻不為所動，決心對他予以打擊。義縱抵達南陽上任後，馬上著手查辦寧成家族劣跡，不僅“破碎其家”，而且追根究底，將寧成治罪。南陽還有孔氏、暴氏等豪強，見義縱對寧成都不留情麵，嚇得舉家逃匿他郡。南陽郡吏民皆畏服義縱。

　　那時漢朝已對匈奴展開大規模反擊，大軍遠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而定襄郡吏治敗壞，境內秩序混亂，直接影響到反擊匈奴的軍事行動。為保證對匈奴戰爭的勝利，漢武帝特調義縱任定襄郡太守。義縱一到任，便以殺立威，先把獄中重罪者兩百餘人定為死罪，又把私自探獄的囚犯親屬兩百餘人抓起，逼迫他們供認為死罪囚犯解脫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後把這四百餘人在同一天全部斬殺。全郡人聞訊莫不膽戰心驚、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

　　漢武帝變更幣值，將鑄幣權由私人手中收歸中央後，各地盜鑄錢者甚多，京師地區，盜鑄者尤其猖獗。為刹住盜鑄之風，保護漢政府財政收入，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又把義縱與另一個酷吏王溫舒調回京師，義縱任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督察京畿地區。由於這時社會階級矛盾激化，盜鑄者成分複雜，盡管義縱到任後大加捕殺，卻不能徹底遏止盜鑄之風，盜鑄之事仍時有發生。

　　公元前117年，漢武帝由鼎湖至甘泉宮，見沿途馳道久未修整，有所損壞，開始對義縱不滿。這年冬季，大臣楊可奉旨主持告緡事務，義縱認為這會擾亂民生民心，未請示漢武帝，便派人把楊可的部下抓了一大批。此事傳到漢武帝那裏，漢武帝大怒，命令逮捕義縱，並遣大臣杜式嚴查，最終定義縱為破壞執行詔令之罪，將其誅殺。

　　義縱為官多年，在漢武帝的支持下，曾枉殺了不少無辜百姓，但他卓有成效地打擊了豪強地主的囂張氣焰，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封建秩序，維護了封建國家的根本利益。所以，司馬遷也充分肯定了他和郅都等“酷吏”的政績，並譽他們為“雖慘酷，斯稱其位”者。

　　調整政策，複興經濟

　　漢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業，但也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由於軍政費用開支浩大，再加上漢武帝個人好大喜功和窮奢極欲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如何解決這一危機呢？漢武帝調整了經濟政策，一方麵堅持以農為本的既定國策；一方麵又加強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節和控製，發展國有工商礦業以繁榮經濟。

　　農業上，代田輪耕，興修水利 尚本重農是戰國以來各國君主富國強兵的施政方針，但大都隻是通過政策法令推行。而漢武帝劉徹更關注改進生產技術和生產條件，他通過鐵官把先進的冶鐵、鑄鐵技術向全國推廣，促使先進的鐵製農具廣泛地應用到農業生產中，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他特別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設，注意農作物優良品種選育，也非常注重畜牧業的發展。總之，漢武帝時代的綜合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一，推廣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尺度，是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質標誌，它的發展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舊的工具被淘汰、新的工具誕生，實質上是古代生產力進步的具體表現。

　　在西漢前期，牛耕已在黃河流域逐漸盛行起來，主要是用二牛抬杠的形式。也存在用馬耕地的現象，自漢文帝實行“馬複令”以後，養馬的人很多，馬的數量迅速增加。到漢武帝即位時，“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可見，以馬耕田是一個普遍現象。

　　西漢時期，鐵製農具的製作與使用比較廣泛。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農業生產是和鐵農具連在一起的。《鹽鐵論·水旱》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到漢武帝時代，鐵農具的使用已相當普及，冶鐵業歸國家壟斷，鐵器的推廣更為迅速，不但中原地區普遍使用鐵器，而且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鐵製農具的種類也增多了。僅鐵犁中，就有鐵口犁鏵、尖鋒雙翼犁鏵、舌狀梯形犁鏵，還有大型的犁鏵。特別是鐵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發展，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鬆土、起壟作畝的作用。

　　另外，漢武帝還特別注重農業生產技術與生產工具的發明和改進。公元前89年，漢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主管農業生產，推行“代田法”，並進行農具革新，促進了當時旱作地區的農業生產。

　　第二，興修水利，大力發展灌溉事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利工程是發展農業的一個重要基礎。漢武帝對水利和農業都非常重視，這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治理水患；二是興修水利。他特別強調說：“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意思就是說，農業是國家的根本。有水源灌溉才能保證各種農作物的生長。關中平原地區，名山河川很多，應當充分加以利用。老百姓沒有充分認識其巨大效益，因此，就要組織他們開挖溝渠，修建陂塘蓄水，可以備水防旱。

　　漢武帝統治期間是中國曆史上水利事業得到較快發展的時期之一。水利建設對這一時期經濟的繁榮、政治的穩定以及農業生產的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當時國家政治、經濟重心在關中和西北地區，舉辦的水利工程也主要集中在這裏。關中號稱“八百裏秦川”，位於黃河中遊，涇、渭、洛諸水縱橫其間。為發展農業生產和航運交通，漢武帝統治時期先後修建了漕渠、龍首渠、六輔渠、白渠等工程。

　　水利建設促進了關中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當時關中“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水利使這裏迅速發展成為當時全國著名的基本經濟區。

　　漢武帝還親自指揮了一次工程艱巨的黃河堵口工程。公元前132年，黃河在南岸濮陽瓠子決口，河水洶湧南流，奪淮河、泗水入海，使梁、楚之地16個郡（今豫東、魯西南、皖北和蘇北一帶）受災。漢武帝接到災情報告之後，即命大臣汲黯和鄭當時主持堵口。由於水勢洶湧，勢不可擋，決口剛剛堵好就被衝毀了。當時漢武帝的舅父田中分做丞相，他的封地在黃河北岸，黃河決口南流，使北岸避免了水患的威脅，因此他竭力反對堵口，主張聽天由命，順其自然。漢武帝不了解真情，並為迷信所惑，就此作罷，致使黃河泛濫長達20多年。

　　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登泰山封禪，親臨黃河，見洪水滔滔，老百姓流離失所、慘不忍睹，他幡然醒悟。於是，決定派汲仁、郭昌征發數萬軍民堵塞決口。漢武帝自己親臨堵口現場指揮，並“沉白馬玉璧於河”，表示治河的決心。命令隨行官員自將軍以下都要參加施工勞動。經過艱苦奮戰，二十餘年的黃河大決口，終於被堵塞了。梁、楚之地被從水患中解脫出來。為紀念這次規模浩大的堵口行動，漢武帝命人在新修的黃河大堤上修建一座宣防宮，並親自創作了著名的《瓠子歌》二首，記述這次堵口的經過，既發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的慨歎，又表達了“宣防塞兮萬福來”的心願，希望防範洪水，祈求幸福平安。一時間，這兩首歌被廣為傳頌。司馬遷曾親身經曆過瓠子堵口，並身背柴草參加堵口勞動。他“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深深地為瓠子堵口的壯觀場麵和漢武帝《瓠子歌》的悲壯詩句所感動，慨歎道：“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感到水利和水害對於人類發展的影響的確是太大了，於是把水利納入他的不朽巨著《史記》之中，成為中國第一部水利通史。

　　漢武帝對這次由他親自指揮的堵口工程頗為得意，從此更加注重水利建設。這次堵口成功也給全國樹立了興水利、除水害的典範。生動的事實說明水利對於治國安邦的極端重要性。水利受到各級政府官員的普遍重視，因此很快在全國掀起了興修水利的熱潮。漢武帝大規模治水，對中國北部廣大地區的農業生產具有重大的進步作用。漢武帝統治期間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水利大發展時期。

　　第三，移民屯墾，發展屯田製度。民以食為天。重視農業，增加糧食生產無疑是解決財政危機的一個有效途徑。而興修水利，增加灌溉麵積則又是提高糧食產量的根本方法之一。於是，一些水利工程紛紛開工。但是，此法收效太慢。而且為修這些水利，還需先投入巨額的人物、物力、財力，僅漕渠、河東渠、龍首渠幾項便投入錢物十個億。有的水利工程失敗，大量錢物白白流失，有的於農業生產收效也不如預期的大。

　　所以在興修水利的同時，漢武帝又采納主父偃“移民塞下”的建議，在邊地設置了“屯田官”，並大規模地實行移民屯墾。

　　公元前127年春，匈奴入上穀、漁陽，殺掠吏民千餘人。武帝派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朔方以北的高闕，又向西至符離，斬獲數千，凱旋而歸，收複了今河套一帶的河南地。漢武帝置朔方、五原兩郡。為鞏固對這一地區的統治，漢武帝下詔，招募農民十萬戶，屯衛朔方、五原郡。

　　公元前119年，山東遭遇洪水災害，民多饑乏，武帝派遣使者調撥郡國倉庫中的糧食救濟災民，仍不夠用，又“募豪富”把錢糧“假貸”給窮人，還是不能相救。於是，漢武帝再次詔令，“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

　　元狩四年是衛青、霍去病分道襲擊、大敗匈奴的一年，此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於是，這一年軍屯也有大發展，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此年“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桑弘羊掌管財政後，又在西北地區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屯田。

　　公元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及河西一帶都設立了田官，共征發戍田兵士60萬人。

　　移民屯墾原是文帝時晁錯倡導的一項抵禦匈奴、保衛邊防的戰備措施，那時漢文帝為了充實邊防力量，招募了大量的移民到邊疆屯田。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反擊匈奴戰爭的勝利，通過徙民屯田和軍隊屯田，開發西北地區。東漢應劭說，“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就是說漢代開發西北等邊地是從武帝時開始的。如果說文帝“募民實邊”為民屯之始，那麽，武帝的軍隊屯田就應為軍屯之祖。此後，曆代都有不同規模的屯田，都被統治者認為是加強邊防、綏靖一方的良策。

　　財政上，“輕重”理論指導下的國家幹預 漢武帝時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轉型的完成期，其政治上的標誌就是中央集權大帝國的確立。西漢財政困難大致在元鼎年間已露端倪，此後日趨嚴重，形成危機。要解決財政經濟的嚴重困難，就必須采取堅決措施，包括從製度上進行必要的改革。漢武帝劉徹先是起用酷吏張湯，采取酷法手段，結果因違背了貨幣經濟的規律，濫改幣製而遭到了嚴重的失敗。公元前119年，漢武帝開始啟用孔僅、東郭鹹陽、桑弘羊等，設計新經濟政策，以強化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加強宏觀調節和控製，增加財政收入，確保“大一統”政治目標的全部實現。

　　號稱“理財三傑”的孔僅、東郭鹹陽、桑弘羊為漢武帝製定的新經濟政策的基本思想來源於《管子·輕重篇》，其基本思想主要是強化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積極幹預和調控，以便更高效率地聚斂財富。這種幹預一方麵是國家對主要工商業直接組織的壟斷性生產和經營，另一方麵則是在對市場經濟、商品交換規律了解的前提下，運用貨幣工具和金融、政治等手段，對社會經濟進行政策性和行政性的宏觀調節和控製，通過“張公室，抑私門”，達到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目的。

　　這種宏觀調控思想是以“輕重論”作為理論核心的。“輕重”是中國古代所特有的一個經濟範疇，最初是指貨幣購買力，小為輕，大為重。後來人們逐漸擴大了“輕重”概念的使用範圍，不僅貨幣有輕重，其他物品特別是商品也有輕重，價格低者為輕，高者為重。研究貨幣和商品的輕重關係，以服務於國家的一整套經濟理論，就是輕重論。

　　在輕重論中，管子特別強調輕重論體係要建立在對貨幣和糧食的認識及利用上，並把這兩者作為控製經濟的兩個基本工具。管子提出“幣重則萬物輕，幣輕則萬物重”，意思是說，貨幣購買力高則商品價格低，貨幣購買力低則商品價格高。在古代農業社會，穀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處於“民之司命”的地位，也就是百姓生存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因此，管子認為穀物與其他商品存在著同樣的相互關係，“穀重則萬物輕，穀輕則萬物重”。管子還分析了供求與價格的關係，“有餘則輕，不足則重”，或者“多則賤，少則貴”，即商品供過於求則價格低，供不應求則價格高漲。這些理論構成了管子的輕重論的基本內容。

　　在具體的宏觀調控手段上，管子注重對穀物和貨幣的控製，並通過對這兩者的控製來達到調控國家經濟的目的。在穀物調控上，管子通過糧食的收放控製糧食的市場流通量，同時建立糧食儲備製度。管子還主張實行輕稅率並控製貨幣鑄造權，嚴格限製貨幣的發行量，疏通貨幣流通渠道，利用貨幣信貸扶植農業生產。這樣，國家控製了貨幣、糧食及其他自然資源，有了雄厚的物質條件，就可以直接參與市場活動，充分利用“以重射輕，以賤瀉平”的原理，即在市場和物價管理中，國家采取人為手段，造成商品供求變化，引起市場物價的波動，使國家取得對商品、貨幣流通的支配權。在行政管理上，管子特別重視國家的權威，運用行政命令、強製性規定和下達指令性任務等行政手段、行政方法來管理經濟，主張對事關全局的經濟活動，必須通過行政管理加以直接控製。

　　以輕重論為內容的宏觀調控理論，使中國古代宏觀調控的經濟管理思想發展成一個包括國民經濟管理的戰略目標、理論原理和管理方法手段在內的龐大的學說體係。應該說，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內容極為豐富的主張國家積極幹預社會經濟的理論。

　　依據“輕重”的這些理論，漢武帝以“強本弱末”、“強幹弱枝”、“利出一孔”為基本原則，用“輕重之術”為經濟杠杆，將“興利之臣”作為政治杠杆，一係列新經濟政策相繼出台，對西漢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產生了重大影響。

　　改革貨幣製度，統一鑄幣權 西漢前期，幣製很不穩定。高祖劉邦在位和呂後掌政時期，錢幣多次改製。文帝時用四銖錢，而且允許私人鑄錢，並下令“除盜鑄錢令”，致使“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武帝即位之初，盜鑄金錢罪當死者數十萬人，自首免罪者百餘萬人。可見私人鑄錢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的嚴重影響。而且由於允許郡國私自鑄錢，為封國割據勢力的膨脹創造了條件，非常不利於加強中央集權。

　　鑒於幣製混亂和鑄幣失控後引起的吳楚叛亂等嚴重後果，漢武帝在統治期間先後進行了六次幣製改革，才使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貨幣問題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解決。

　　第一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40年。“行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恢複銅鑄幣名義價值與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個措施。所謂三銖錢即半兩十二銖的三分之一重，故稱三銖錢，實際是重四銖。

　　第二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36年。“廢三銖錢，行用半兩錢。”文帝時所發行的四銖錢，其文“半兩”。所以，這次武帝的“行用半兩錢”（一兩為二十四銖），實際是恢複文帝時四銖錢。這次改革由於盜鑄的緣故又未成功，盜鑄的辦法是鑄重量輕的錢或磨取四銖錢的銅屑再用而鑄新錢，這樣就發生了“錢益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所以，不得不再進行新的幣製改革。

　　第三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9年。發行新幣“白金三品”。所謂“白金三品”是以銀與錫白色合金鑄造的三種貨幣：一種是龍文幣，重八兩，圓形，名“白選”，值三千錢；第二種是馬文幣，重六兩，方形，值五百錢；第三種是龜文幣，重四兩，狹長形，值三百錢。此時銀一兩值三銖錢四十二文。而政府規定的都大大超過了它的實際價值。在這種情況下，盜鑄白金幣，自然會獲厚利。所以發生了“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當時“民為奸，京師尤甚”。發行“白金三品”的目的本來是為“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並兼之徒”，在“吏民”如此“盜鑄”的情況下，這一目的自然無法達到。後來政府稍為降低了白金幣的作價，民眾並不重視、使用，政府以法令強製無用。

　　第四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8年。詔令各郡國鑄行五銖錢，稱為郡國五銖，又叫元狩五銖。錢文為“五銖”，小篆書，光背，正麵有輪無廓，背麵則輪廓俱備。其特點是鑄錢技術有了顯著改進，以往鑄錢隻一麵有文，背麵無文，可磨取無文的背麵銅屑鑄錢。這次規定背麵再加鑄一道邊，使人無法磨取銅屑。這是防止盜鑄的一個重要的技術措施。但各地技術水平不同，銅礦的成分有差別，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與奉行的態度很難一致，所以鑄出的錢差別很大。有的與舊漢半兩一樣，背平無輪廓，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說，都具有偷工減料不夠五銖重的現象，而且越鑄越輕，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兩、三銖錢覆轍的現象。政府改鑄五銖錢，主要目的是樹立信譽、穩定金融，使私鑄者無利可圖，自行放棄犯法的勾當，以徹底解決私鑄問題。各郡國官吏，因舊的習慣難改，依舊上下聯手，以謀中飽私囊。

　　第五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6年。“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在這種情況下，公卿請下令：京城鑄造鍾官所鑄的“赤側（邊）錢”，一個“赤側錢”等於五個舊銅錢，交納賦稅和官用的非用‘赤側錢’不行。赤側錢發行後，白金幣價格減賤，過了一年多，白金幣廢不行。過了兩年，赤側錢貶值，想了種種辦法使用，還是不便，就被廢除了。

　　第六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3年。為徹底解決幣製問題，漢武帝下令將鑄幣權收歸中央，禁止郡國鑄錢，把全國所有私幣運到京師銷毀。指定由“上林三宮”，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屬均輸、鍾官、辨銅三官統一鑄造，鑄造五銖錢，作為國家統一法定貨幣，稱為“三官錢”或“上林錢”，因重量為五銖，故又稱為五銖錢。新鑄的錢外圓內方，邊有周廓，錢上有“五銖”二字，重如其文，盜鑄不易。這是繼秦統一六國貨幣後，漢朝著名的“銅本位”第二次貨幣統一政策。幣製的穩定和鞏固，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五銖錢成為曆代封建王朝使用的標準貨幣，一直使用到隋朝，是中國曆史上鑄造最多、使用最久的貨幣。漢武帝統一貨幣，把鑄錢權收歸朝廷，有利於中央集權和統一國家的鞏固。

　　近現代各國都是國家壟斷著製造、發行貨幣的權力。武帝在當時實行了這一點是個了不起的成就，它有利於解決政府的財政危機和穩定國家的經濟生活。因此，不難看出，武帝時期的幣製改革最後是成功的，在中國貨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置均輸，行平準 西漢前期，各郡國都要向朝廷定期上交貢物（即進貢），貢物種類和數量是根據朝廷需要決定的。由於朝廷所需常常與各地的特產、物產不一致，所以各地為滿足朝廷需要往往要到外地采買。這樣，不但給商人造成了哄抬物價的機會，而且增加了長途運輸的運費與損耗，甚至出現了運價高於貨價若幹倍的不正常現象。各地官員又常把這些費用攤派到百姓身上，百姓負擔加重，常叫苦不迭。

　　因此，為了增加漢廷的財政收入，打擊商賈隨意哄抬物價，公元前115年，任大農丞的桑弘羊試行均輸法。所謂均輸，是國家通過稅收、征購，調集糧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資料，根據市場需求變化組織商品流通的體製。原來漢法規定，各郡國每年要向漢廷進奉一定的貢物，稱之為貢獻。這些貢物往來運輸煩雜，因此在郡國設置均輸官，負責將所需貢物及時運往京師，儲於大司農供官需；將不需要的物品運到價格較貴的地區出售，所得錢財上繳大司農，既減省郡國運輸貢物的負擔，又可以增加漢廷財政收入，還調節了各地區之間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還奏請在京師設置平準官，實行“平準”製度。所謂平準，就是在京師設立物資倉庫，儲存貨物。平準是與均輸配套並行的製度，它是國家控製各種商品的銷售，平抑物價的製度。平準製度是國家實行全麵的商業壟斷，在國家不受損失的前提下，既解決了多餘貨物的出售問題，又滿足了國家與百姓對一些物資貨品的需求，防止了大商人牟利。

　　征收算緡，鼓勵告緡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緡錢，這是對工商業者征收的資產稅。緡，指用繩子串起來的銅錢，1000錢1串，稱為1緡。算緡令的頒行，對商人的打擊和限製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負擔。許多商人、豪富匿財不報。公元前117年，武帝又下達告緡令，以告發隱瞞資產不報，或者呈報不實者。漢武帝使楊可主持告緡，被告發者一經查實即沒收其財物。公元前114年，漢廷加緊推行告緡令，規定凡能告發隱匿資產及呈報資產不實的，將分給所沒收資產的半數以資獎勵，一時“楊可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大多數都被告發。於是，漢廷分派官員到各郡國收繳緡錢，沒收數以億計的財物、成千上萬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緡令到公元前110年才停止。這是自漢初實行“抑商”政策以來，在經濟領域對商人打擊最重的一次，使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壓抑。

　　昏聵迷信，輪台罪己

　　漢武帝劉徹，一生在位54年，他內攬大權、外征四夷，征戰數十載，徹底解除了中國北方的外患，是一個雄才大略的鐵血帝王；他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勞民傷財，致使帝國人口減半，建漢六十餘年積蓄幾乎全都用於戰爭和土木建築上，幾乎到了亡國的地步，是一個專橫獨裁的專製帝王；到了晚年，他更是赴泰山封禪、東海尋仙，迷信鬼神、方士，已不複往昔之英明，成了一個迷信昏聵的凡夫俗子。但劉徹能夠及時地幡然悔悟，遂下千古聞名的《輪台罪己詔》，以示其錯，開皇帝之先河，能夠公開改過、改變政策，使西漢盛世持續發展。因此，有亡秦之失而無亡秦之禍。這種氣魄和功績就連秦皇、唐宗、宋祖也難以比擬。

　　泰山封禪 封禪是中國古代帝王為祭拜天地而舉行的儀式。在中國古代政治製度中，可說是最盛大，但也是爭議最多的一項典禮。所謂“封”就是天子登上泰山築壇祭天；而“禪”則是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向天地宣告人間太平。

　　中國古代帝王為加強自己的統治，不約而同地宣傳“神權天授”的理論，封禪是帝王表示自己與天溝通的方式。古代封禪泰山需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天下太平、國家興盛；二是天降“祥瑞”。國家興盛說明帝王功高德顯，天降“祥瑞”說明上天對帝王的表彰，帝王要用一種方式回告上天，這就是封禪大典。

　　泰山封禪是泰山最重要的曆史文化特色。可以這樣說，正是由於曆史上曆朝皇帝對泰山的頂禮膜拜，才使得泰山在中國曆史上起到了一種舉足輕重的政治象征作用，泰山才逐漸演化成為中國的“國山”，從而在名氣上淩駕於其他名山之上。

　　漢武帝劉徹，是中國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16歲登基，在位54年，開創了西漢自高祖以來的鼎盛局麵。曆代史家評價漢武帝最多的有三件事：一是平定邊患，擴大疆土；二是獨尊儒術，治國安邦；三是“尤敬鬼神之祀”。他在21年間8次東臨泰山封禪。這位盛世明君在成就空前偉業的同時，也把泰山封禪大典演繹得超乎尋常。

　　漢武帝第一次封禪泰山是在公元前110年，這一年，他已經即位30年了。在這30年中，他集中精力處理邊患和修治內政。邊境既定，內政已修，劉徹便開始了頻繁而盛大的祭祀封禪，大概他覺得至此才有資格和時間行報天告地之大禮。這一年三月，他啟程東巡，先到嵩山祭中嶽，而後興致勃勃地東往泰山。此時泰山花草未生，登山未免掃興，武帝便命人立石於泰山頂，自己則轉而往海邊巡遊去了。四月，泰山草木已生，武帝返至泰山，自定封禪禮儀：至梁父山禮祠“地主”神；其後舉行封祀禮，在山下東方建封壇，高九尺，其下埋藏玉牒書；行封祀禮之後，武帝獨與已故將領霍去病的兒子登泰山，行登封禮；第二天自岱陰下，按祭後土的禮儀，禪泰山東北麓的肅然山。

　　漢武帝為泰山封禪令群臣考證古製、演練儀式、建造官邸、修築明堂，可謂興師動眾，但他意猶未盡，第二年再次來泰山封禪。此後，他又六次駕臨泰山封禪，分別是公元前106年、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2年、公元前98年、公元前93年、公元前89年。從記載來看，漢武帝封禪泰山平均不到三年即有一次，頻繁程度大大超出“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用事泰山”的古製，他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東海求仙 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有封禪泰山、東海求仙的“壯舉”，表露出一種特殊的海戀情結。秦皇漢武滿懷熱望頻繁奔赴東方海濱的主要動機，其實是向往神仙，追求不死。

　　劉徹第一次東巡前往海濱，是在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當時齊人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而沒有一個得到驗證。於是竟然“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大舉組織出航，派出數千名宣揚蓬萊神山的方士海上求仙。這一年，漢武帝在於泰山行封禪之禮之後，又再次東行海上。因為封泰山時沒有遭遇風雨之災，方士們再次宣稱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漢武帝再次東至海上遠望，希望得見蓬萊神仙。第二年春天，公孫卿自稱在東萊山看到神人，神人竟然還說希望見到天子。漢武帝於是拜公孫卿為中大夫，又來到東萊，宿留數日，然而一無所見。漢武帝再次派遣數以千計的方士求神怪采芝藥。公元前106年，漢武帝又出行來到海濱。漢武帝再一次東巡海上，是在公元前104年。他東至海上，考察入海及方士求神者，沒有得見神仙的實證，然而依然派遣更多的方士繼續尋求。他又親自行臨渤海，要望祀蓬萊神山。公元前102年，漢武帝又有海上之行：“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這句話，可以看做漢武帝東至海濱的出巡實踐的總結。他一次次來到海邊，期望找到求仙之路，然而方士們傳播的神話，始終沒有得到應驗。

　　迷信方士，輪台罪己 漢朝初年的皇帝信奉無為的黃老之學，高祖、惠帝、文景二帝，對生死的態度都非常淡然，例如漢高祖劉邦達觀知命、生死由之，臨死之時不迷信他物；漢文帝則更加通徹明悟，順其自然，他直接下詔指出生死同草木枯榮一樣，是自然之理。這四位皇帝都不怎麽相信神仙鬼怪。而漢武帝卻一生信仰鬼神，相信有長生不老之術。他每次都能發現方士的欺詐，馬上毫不留情將他們置於死地，但他一直認為神仙是有的，隻不過這些方士的本領太差。因此，劉徹殺了一個，又相信另一個，他陷在求神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

　　漢武帝早在即位之初，就一直在不停地尋找，希望能找到一條升仙之路，擺脫死神的糾纏。他掌上握有最尊貴的權力，可以滿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但對於死亡，他卻束手無策。他並不隻想為了自己獨尊至上的權力而生存，為了成仙長生，他願意拋棄一切。

　　漢武帝崇信鬼神，是有家族淵源的，他出身卑微的母親王夫人本來已經嫁給了一個姓金的人，後來因為漢武帝的外祖母通過卜卦得知自己的女兒貴不可比，竟然將女兒硬生生地搶了回來，送入皇太子的宮中，隨後就生下了劉徹。在封建社會裏，自然是母以子貴，隨後，劉徹由膠東王而被立為太子，王夫人就一躍成為母儀天下的皇後。一人得道，仙及雞犬，王氏家族遂拜相封侯，顯赫一時。這更加驗證了卜卦之靈驗。漢武帝小的時候母親常常對他講這些應驗符兆之事，這樣一來，劉徹長期受母親的影響，也崇信起鬼神來。

　　漢武帝相信鬼神，追尋神仙夢，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即位後，他的陳阿嬌皇後多年無子，導致漢武帝膝下空虛，帝嗣無人。於是，漢武帝祈禱神靈保佑。後來，在他29歲時，衛子夫生下了太子劉據，漢武帝這才遂了心願。可是，陳皇後嫉恨衛子夫，在宮中興起了巫盎之禍。漢武帝感到巫蠱之事直接威脅到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於是開始向神祈福，向往神仙的願望更加強烈了。再加上漢武帝喜歡榮華富貴，於是，他追求神仙的興趣日益增加了。

　　漢武帝的神仙夢是從敬祠神君開始的。神君原本是長陵地區的一位婦女，她生下一個男孩，幾歲時就夭折了。神君悲痛過度，結果精神失常，經常胡言亂語，裝神弄鬼。起先是她的妯娌們把她供奉起來，招致了鄉鄰來求神問藥，結果神君的話往往靈驗。漢武帝的外祖母也曾拜過神君，結果後來自己的子孫們都發達起來，尊貴無比。

　　於是，漢武帝即位後，王太後就把神君請到宮中，供養起來。每當祭祀的時候，神君隻現其聲，不現其人。而且她經常在夜間說話，說的盡是世俗常識，武帝依舊把她奉若神明。據說，大將軍霍去病未成名時，也曾去向神君祈福。神君當時雖是喪子之婦，但風韻猶存，她見霍去病相貌堂堂，就心旌搖蕩，刻意修飾了自己，想去勾引霍去病，可遭到了霍去病的嚴辭拒絕，並且從此再也不和她見麵了。神君覺得羞愧難當，向漢武帝要求離開皇宮。可漢武帝不知其中內情，堅持不讓她離開，還以為是自己慢待了神君，反而更加善待供奉。

　　如果說漢武帝相信神君還隻是對鬼神的迷信和崇拜，那麽他接受方士的學說，就是為了實現長生不老、得道成仙的夢想了。

　　漢武帝相信的第一個方士叫李少君。公元前134年，有個自稱活了幾百歲、有返老還童仙方的李少君方士到了長安。有一次在別人家裏喝酒，李少君看到酒席上坐著一個90歲的老者，就一本正經地說他曾經和老者的祖父在某個地方打過獵。那個暈暈乎乎的老者不知道這其實是李少君早就打聽好了的，隻是好像記得80年前的確和祖父一起在那個地方打過獵，就連忙稱是。這一下，滿堂的客人都十分驚異，把李少君當成了“活神仙”。

　　漢武帝聽說這件事後，連忙把李少君請到宮中，問他有什麽長生不老的方法。李少君就開始胡亂吹起來。他說，要先虔誠地祭祀灶神，把鬼神請來，然後就可以將丹砂煉成黃金。用這種黃金製作的器物飲酒吃飯，就可以延年益壽、長生不老。他還吹噓自己曾經在東海上見過仙人安期生，仙人送了他一個和瓜一樣大的仙棗。漢武帝想去蓬萊見神仙，他就說要先找到脾氣古怪的安期生，這樣就能見到神仙。對於這些胡說八道的謊言，一心想成仙的漢武帝竟然深信不疑。他一麵親自祭祀灶神，派李少君給他在皇宮裏煉製丹砂，一麵派人去東海找那個根本不存在的安期生。可是李少君並沒有能長生不老，不久就死了。漢武帝以為他是個仙人，絕不可能死亡，隻是拋去肉身、羽化成仙了，反而愈加相信修道成仙。

　　漢武帝相信的第二個方士是齊人少翁。當時，漢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剛死，武帝常常思念她。於是少翁聲稱自己可讓漢武帝見到李夫人，通過一番裝神弄鬼，加上燈和影的運用，還真讓漢武帝依稀見到了日夜思念的李夫人的影子。漢武帝一高興，就大大賞賜了少翁，並拜他為文成將軍。

　　後來，又有人給漢武帝推薦了方士欒大。欒大和少翁是舊識，他善於甜言蜜語，又好吹牛。他向漢武帝誇口說，自己也曾遊於海上，見到過煉製仙丹的神仙，隻是自己人微言輕，怕仙人們不肯傳授自己神仙之術。漢武帝遂賜給欒大尊貴的地位，後又拜為五利將軍。不久，又賞賜給他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和天道將軍四道金印，甚至賜列侯甲第，還把長公主嫁給了欒大。欒大經常在夜間祭祀，說是能迎神送鬼，後又稱自己可以入海訪仙，離開了長安。漢武帝後來終於發現自己上當受騙，遂把欒大殺掉了。

　　漢武帝盡管連連上當，但他對於求神仙的信念一直沒有動搖，他認為東海中的確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萊、方丈和瀛洲。他聽齊燕兩地來的人都說，仙山上的萬物都是白的；仙人居住的宮闕都是用黃金和白銀築造而成的，許多神仙住在三座神山上，長生不死之藥也藏在那裏。漢武帝對此深信不疑，隻是認為方士的法術太低，所以才屢次求仙不成。

　　漢武帝牽腸掛肚地求了50年的神仙，用了數以萬計的方士接連不斷地入海求仙、入山覓藥，不惜揮霍無數的財力、人力、物力，他終究沒有見到神仙，更沒有成為神仙。尤其是“巫蠱之禍”，造成了太子劉據冤死，從而禍亂了國家正常的皇位承嗣。他終於對求仙由懷疑到擯斥，並且幡然悔悟。

　　公元前89年3月，漢武帝聽從大鴻臚田千秋的勸告，把方士們一律排斥不用，終於停止了祀神求仙的活動。任命田千秋為丞相，並封為“富民侯”，以表自己“思富養民”之意。這一年，漢武帝公然在群臣麵前承認自己即位以來做了許多“狂悖”之事，使天下愁苦，誠懇地表示追悔莫及，並明確宣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表示從今以後，凡傷害百姓之舉、浪費人才之事，一律停止。晚年漢武帝把治國重點由戰爭轉為發展生產，實行富民政策，禁止各級官吏的殘暴行為，禁止官府擅自征收賦稅。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輪台罪己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