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王文治武功全記錄

第十六章 同父異母的弟弟劉長絕食而死

　　淮南王劉長是漢高祖劉邦的小兒子，不過他的身世比較特殊，他的母親是以前趙王的嬪妃，趙王把他的母親獻給了劉邦，她得到了劉邦的寵幸而懷孕，趙王便為她專門建立宮室，把她供養起來。後來，趙相在柏人縣謀弑高祖，事發後趙王因之而同時獲罪被捕，自然也包括這個趙姬。趙姬在囚禁時說明了自己已經得到高祖的寵幸而有孕，獄吏報告這件事情後，劉邦先是沒有理睬。她的弟弟拜托辟陽侯審食其把這件事情告訴呂後，呂後自然不會向劉邦求情。生下劉長後，劉長的母親便因為怨恨而自殺。獄吏將劉長抱到皇上麵前後，劉邦非常後悔，便下令讓呂後收養。

　　後來，淮南王英布謀反，劉邦便立劉長為淮南王，掌管英布所屬四郡。

　　由於劉長由呂後養大，所以在呂後殺諸皇子的血雨腥風中，他得以逃脫。

　　想來可能因為劉長與呂後比較接近，他也養成了驕橫的性格特點；再是當他長大知道自己的身世後，便對辟陽侯十分怨恨，隻是他畏於呂後而不敢發作。

　　呂後死後，在誅滅了諸呂後，代王劉恒就以高祖在世的長子身份做了皇帝，就是漢文帝。

　　漢文帝繼位後，劉長自恃自己是漢文帝最親近的兄弟，驕橫不守法，打獵的時候甚至和漢文帝同乘一車，直呼“大兄”。最出格的一件事是刺殺辟陽侯審食其。

　　劉長是個大力士，能扛起一座沉重的鼎。這一天，劉長前往審食其府上拜訪，審食其出門迎接，劉長掏出袖子裏藏著的鐵椎椎擊審食其，隨後用匕首刺死了審食其。隨後，劉長進宮求見漢文帝，裸著上身謝罪。漢文帝念劉長是為了母親的緣故，赦免了他。返回自己的封國後，劉長根本不按漢朝禮製行事，自己另搞一套法令，自比於天子。

　　由於漢文帝的姑息縱容，劉長自然有恃無恐，更加驕縱起來。不要說一般人怕劉長，就是文帝的母親薄太後及太子都害怕他。劉長竟然以為自己十分了得，就在公元前174年，組織了70個人、40輛車在穀口縣起事謀反，並聯絡閩越及匈奴。這樣的謀反讓人感到十分滑稽，自然很快便被朝廷發覺，淮南王劉長被抓捕到了長安。

　　到了京城，先是群臣曆數劉長之罪如下：一是廢棄先帝文法，不服天子詔令，不遵守法度，自製天子車駕，擅為法令，不實行漢家王法；二是擅自委任官吏、收羅罪犯，圖謀不軌；三是夥同棘蒲侯柴武的兒子柴奇謀反；四是朝廷發覺後，又殺人滅口；五是劉長濫殺無辜，又任意赦免，任意賜爵；六是劉長有病，皇上賜信函及棗脯，劉長不願意接受，也不接見使臣；七是不接受皇上對窮人的恩賜，下情不向皇上上奏，又大罵國相背叛他而投朝廷。

　　所以群臣以為應該依法製裁。漢文帝心有不忍，又交給列侯和二千石（漢對郡守的通稱）處理，大家仍以為應該依法製裁。

　　漢文帝仍然不忍心治劉長的罪，將劉長發配到蜀郡居住，特批每天供應劉長五斤肉、二鬥酒，準許妃嬪10人隨同前往。

　　劉長上路之後，袁盎向漢文帝進諫說：“陛下素來驕縱淮南王，也不給他安排嚴厲的太傅和國相，所以才會落到今天這種地步。淮南王性格剛強，如今這麽懲罰他，恐怕剛強易折，如果死在路上，陛下就會落下殺弟之名。”

　　漢文帝說：“我隻是特意讓他吃點苦頭，馬上就讓他回來。”

　　劉長虎倒虎威在，沿路各縣的押送者都不敢打開囚車的封門，生怕劉長奮起神威，越獄而逃。看到這種架勢，劉長對隨從說：“誰說我是一位勇士？困在這囚車裏麵，我怎麽還能勇猛得起來？這全是我平素過於驕縱的緣故。人生天地間，怎能如此鬱悶！”於是堅決不吃飯，活活將自己餓死了。

　　漢文帝聽說後，哭著對袁盎說：“悔不聽你的勸諫，淮南王果然死了！”

　　袁盎勸解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請陛下寬懷。”

　　漢文帝終於說出了心裏最大的顧慮：“我要留下殺弟的罪名了，怎麽辦才好？”

　　袁盎說：“殺了丞相和禦史當替罪羊就行了。”

　　漢文帝一聽，覺得有些過分，但又怕留下殺弟的罪名，於是就下令把沿路沒有開封囚車的官員統統殺了。

　　恩威並施，鞏固皇權；安民為本，

　　政治清明；厚德仁孝，躬修節儉；

　　開發邊郡，增進民族融洽

　　恩威並施，鞏固皇權

　　從唯唯諾諾、勢單力薄的邊疆諸侯王到入主未央宮、君臨天下的大漢天子，漢文帝劉恒在登基後首先麵臨的就是如何收拾呂後專權、誅滅諸呂後的政治殘局，鞏固自己的皇帝帝位，為此他采取了一係列緩急得當、有條不紊的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漢文帝清楚地認識到，軍權就是最大的權力。所以，劉恒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控兵權，在他登基的當天晚上，漢文帝就雷厲風行地做出許多重大的安排。劉恒首先控製了京城和皇宮的軍隊，任命自己的親信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二軍；任命張武為郎中令，巡查保衛皇宮，從而確保了皇帝的人身安全不再受到他人的控製和約束。由於掌握了軍權，前朝的老臣，如周勃、陳平等人也不敢恃功放縱，而是乖乖地聽命於皇帝的安排。

　　由於漢文帝即位是在很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隻有少數官位較高的大臣將軍們參與了此事，下層官員和民間根本不知道宮中已經發生了這麽大的變動，他們還以為當政者仍然是呂後所立的小皇帝劉弘呢。於是，漢文帝昭告天下，宣布新帝已經即位，禍害國家的呂氏集團已被徹底鏟除，新帝將賜恩於黎民，大赦天下囚犯，給男子進一級爵位，給女子賞賜大量酒肉，並允許全國百姓可以聚會飲酒歡娛五日，以慶祝新帝的登基之喜。這樣，文帝登基的消息馬上傳遍了全國，文帝是高祖的直係後裔，消滅諸呂、繼承皇統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詔書一發，便得到了各地父老百姓的支持，如此一來，不但漢文帝的地位得到了鞏固，風雨飄搖了多年的劉氏江山也鞏固下來了。

　　漢文帝深知自己在朝廷中勢單力薄，沒有雄厚的政治基礎。麵對不斷壯大和日益驕橫的諸侯王的勢力，他決定采取“恩威並施”的手段來鞏固自己的皇權。

　　漢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對誅滅諸呂的功臣論功封賞。就功勞而論，無論是誅滅諸呂還是擁立新帝，周勃都是首當其衝的，所以，文帝在周勃原先絳侯的基礎上加封一萬戶食邑，賜金5000斤，在所有的封賞中，周勃是最高的，因此他也有些沾沾自喜。但是文帝對周勃心存戒懼，怕他長期指揮軍隊，如今又立有大功，有“功高震主”之勢。而另一位立有大功的陳平，功勞也不在周勃之下，他看到周勃的賞賜如此豐厚，自己就托病不出，意欲與周勃爭個高下。於是文帝解二虎相爭之勢，將丞相職務一分為二，讓周勃擔任右丞相，陳平擔任左丞相，二人相互牽製掣肘，周勃原先擔任的太尉之職由灌嬰擔任，這樣周勃名位雖高卻沒有了兵權，三位宿老互相牽製，皇帝正好從中調和，國家大權分配平衡了，一切也牢牢掌握在文帝的手中了。

　　之後，文帝恢複了劉氏宗族在呂後當政時期被削被奪的封地和其他利益，還給曾隨從劉邦征戰奪取天下的列侯、官吏提高待遇。這些拿了文帝錢財的臣僚國戚，自然就迅速地聚集到劉恒的周圍。這樣，以劉恒為中心的漢王朝統治集團就形成了。

　　接著，劉恒又進行了大規模的人事調整。那些輔佐過高祖開國的元老舊臣權重勢大，雖大都“少文重質”，但長期從政，經驗豐富。文帝很尊重、信任他們，經常向他們征詢治國之道。丞相是皇帝治國的主要助手，漢文帝時的五位丞相全都是曾隨劉邦征戰的老臣，即陳平、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文帝的尊重和信任，也贏得了功臣們真心擁戴和傾力輔佐。

　　但是周勃、陳平等人畢竟不是文帝的心腹，要想坐穩皇位，還必須培植自己的勢力集團。

　　有道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劉恒當然也不會忘記與他在邊遠小國共渡難關的隨從們。於是，文帝陸續安排這些侍從近親擔任朝廷重吏：文帝的舅舅薄昭被封為車騎將軍，封軹侯，位列三公之側；其餘幾名陪同文帝一同進京的代國侍從，除了宋昌、張武擁有領軍大權之外，都官至九卿。一時間，代國臣僚在劉恒的提拔下，逐漸風光起來。劉恒把他們安插到各要害部門，逐漸排擠掉了不滿他登基的大臣，使得自己的周圍結成了一個緊密的心腹團體，從而把來之不易的政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文帝是個頭腦清醒的君王，也是想有所作為的君王。他深知：穩定朝政，保持政治的清明，既是鞏固其統治的需要，也是他發展生產、富國強兵的首要條件。因此文帝始終與元老舊臣們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並注意抑製外戚的權勢，有力地消除了朝中動亂的隱患。

　　當然，文帝對元老舊臣也視其才而用。周勃誅諸呂功居首位，任百官之首的右丞相，竟不清楚丞相的職責，一問三不知。周勃自己也覺得很難堪，便托病辭職。陳平死後，周勃重任丞相。不久，文帝便借凡封侯者必須去封邑的命令，讓周勃離開了朝廷，不讓他繼續空踞高位而貽誤國事。後來，有人上書說周勃要造反，劉恒就把他抓進了監獄。幸虧周勃與薄昭有些交情，通過薄昭向薄太後解釋。薄太後也相信周勃不會造反，她說：“絳侯懷揣皇帝玉璽，統帥長安北軍的時候不造反，如今住在一個小縣裏，反倒會造反？”劉恒聽後，又親自調閱了周勃的案卷，確無造反證據，這才放了他，恢複了他的爵位。事情雖澄清了，但周勃入獄受窘，使文帝非常不安。此後，文帝對犯罪的大臣都注意慎重處理，從不輕易下獄動刑，犯了死罪也總是讓大臣自殺。周勃出獄後，又活了9年。劉恒最終未讓周勃橫死，算是中國曆史上少見的特例了。

　　漢文帝還很注意不讓外戚接近權力中心，仗勢橫行，以免重蹈諸呂作亂的覆轍。他的舅舅薄昭自代地起就輔佐他，在他即位時和即位後又屢有功勞。後來薄昭得意忘形，擅殺朝廷使者，犯了大罪。文帝派人送去毒酒要他自殺，薄昭不肯；文帝又派群臣穿著喪服到薄昭家去哭，薄昭知不可免，終於自殺服罪。竇皇後出身貧微，她當上皇後以後，其弟竇長君、竇廣國自然也顯赫起來。文帝接受周勃、灌嬰的建議，為竇氏兄弟選擇了有德行的師友，竇長君、竇廣國也從不敢驕橫生事。公元前162年，丞相張蒼被免職後，文帝一度想讓以賢能德行聞名於時的竇廣國出任丞相，但思之再三，仍另選他人為相。

　　朝廷之臣調整完畢，文帝就開始了對各地封侯的調遣。高祖在位的時候，曾與大臣們約定“非劉氏者不得為王”，劉氏子弟被分封到各地為王以拱衛中央，後來呂後當政，諸王受盡迫害。因此，漢文帝首先做的就是恢複原先諸王的封地和其他利益，以昭天下乃劉氏之天下，把呂後所剝奪的齊王、楚王等人的土地如數歸還，把被呂後殺害的諸王的子嗣重新立為王，各歸封地。

　　最初，大批諸侯居住在京城而沒有去封地，為此，中央必須發放巨額的俸祿，還必須供應大量的糧食。漢文帝認為長久下去不利於統治，就下令列侯必須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以有助於“教化諸民”，但是各個諸侯貪戀中央的權位官職，久久不願意離去，詔令頒布之後各個諸侯互相觀望推托，拖了半年之久竟然沒有一個離開京城的。漢文帝極為惱火，他決定給諸王一點顏色看看，他采取的措施，就是拿右丞相、絳侯周勃開刀，從而達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漢文帝頒布詔書說：“右丞相是我最器重的人之一，前一段時間我頒布詔令，諸侯都眷顧皇上而不舍得離去，今天就請丞相做個表率吧。”這樣，皇帝發話了，周勃哪敢不從，於是他辭去了丞相之職，去封國絳縣就任去了。其他諸侯一看，也都紛紛離京而去，漢文帝也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如果說文帝分封諸劉姓王有拱衛中央的目的的話，將其他諸侯調去封地則完全是為了鞏固統治的需要。實際上，他是借這一機會將一批不信任的人調離中央，各位諸侯離開之後，大量職務空缺，漢文帝趁機任命、提拔了一批新官吏。

　　在當時來看，漢文帝的分封政策起到了鞏固劉家天下的作用。但從長遠來看，這也埋下了以後諸王叛亂、對抗中央的隱患。所以，在文帝去世三年後，就爆發了“七王之亂”。

　　安民為本，清明政治

　　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漢惠帝、呂後都著力於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社會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然而漢文帝即位之時，不僅國家財力嚴重不足，人民生活還相當困頓。造成這種貧困的狀況，是由於“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農民遭受殘酷剝削，淫侈之風日益嚴重，以及社會背本趨末的結果。這表明漢初一度緩和的社會矛盾，到文帝時期又逐漸趨於表麵化。怎樣才能解決這個矛盾？怎樣才能求得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這時，年輕的政治家賈誼獻上《過秦論》，為文帝提出治國的根本方針為“牧民之道，務在安之”。這股要求安民的社會思潮是惠帝以來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鞏固西漢統治的需要。在“安民”方針指導下，漢文帝繼續廣納良策，身體力行，施行了一係列有力的舉措，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因此，漢文帝時期社會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充實富足，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繁榮局麵。為後來“文景之治”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發展生產，鼓勵農耕，輕徭薄賦 漢文帝之前，漢王朝雖已立國20多年，但秦朝的暴政和秦末長期動亂，對社會經濟和人民的生活破壞極大，“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人相食，死者過半”，故漢初國力困乏。經過20多年的“與民休息”，生產雖逐漸恢複，但國力仍極有限，百姓一遇荒年也仍有賣妻鬻子的。

　　漢文帝即位後，繼續執行漢初輕徭薄賦、獎勵生產、與民休息的政策，促進了西漢社會經濟的迅速上升發展，出現了“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積蓄歲增，戶口增殖”的局麵，為漢朝跨入全盛時期創造了條件。

　　公元前178年，年輕的政治家賈誼上書給漢文帝，闡述了發展生產的重要意義。在回顧了漢初國弱民窮的狀況以後，賈誼引用《管子》的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來論述說：隻有人民豐衣足食，才能安分守己，國家太平；如果人民缺吃少穿，就會起來反抗，封建統治就永遠也鞏固不了。一個男人如果不耕種，就有人挨餓；一個女人如果不紡織，就有人受凍。現在是生產的人少了，消費的人反而多了，天下的財物自然不夠用。如果朝廷能夠動員老百姓好好種莊稼，使天下的人都能自食其力，連好吃懶做的遊民都轉移到農村去，財物富餘了，天下自然太平了。

　　賈誼又說：“如果沒有積蓄，不幸遇上災年，政府用什麽來救濟？如果邊境上出現了緊急情況，幾十萬大軍的軍糧又如何籌措？一旦天災、戰爭接連發生，天下就會大亂。到那時再設法挽救就來不及了。”

　　賈誼指出：“糧食是國家的命根子。糧食多了，國家富了，什麽事情都好辦。攻則能取，守則能固，戰則能勝，遠方的敵人也不敢不服從。因此，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讓全國人民都努力從事農業生產。糧食積儲多了，人民就會安居樂業。這就是以富安天下的策略。”這就是著名的《論積貯疏》。

　　漢文帝很愉快地接受了賈誼的建議。當年正月，劉恒就發布詔書，指出“農業是天下的根本”，要求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他親自下田耕種，體驗種田人的疾苦，做天下的表率。同時要求他的皇後、嬪妃和後宮女眷都要親自種桑養蠶，自己動手紡紗織布，用實際行動為天下人樹立一種“男耕女織”的家庭生產模式。而且還要求各級官吏都要深入生產一線，了解情況，指導種田，發放農貸，解決實際問題。因此，老百姓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當年獲得了大豐收。

　　漢文帝得知後非常高興，馬上下詔予以嘉獎，準予免去天下農民當年田租的一半，即三十稅一。到文帝十二年，又免去一半即六十稅一。甚至12年免收全國田賦，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對當時農業生產的迅速恢複與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此後，漢文帝多次下詔勸課農桑，並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

　　此外，漢文帝時的算賦也由漢初的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漢文帝“偃武行文”，把徭役從漢初規定的每年一次減為三年一次，即“丁男三年而一事”。這樣的減免在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上可謂空前絕後，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

　　然而，農業生產日益發展，糧食日漸豐裕，也導致出現了商人囤積居奇和穀賤傷農的現象。文帝十二年，號稱“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錯向文帝建議：“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文帝采納了晁錯的建議，下令“入粟拜爵”、“使民以粟為賞罰”，即采取公開標價賣爵的辦法來充實邊防軍糧。這樣一來，國家存糧大增，既加強了國家的儲備，又益於減輕租賦；向農民買的糧多了，糧價自然也就提高了。晁錯又建議，入粟拜爵辦法實行後，邊境積粟足以支持5年，可令入粟者輸於郡縣，使郡縣也積粟；邊境和郡縣都已充實，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辦法的實行，使農民的處境暫時有所改善。這就是著名的《論貴粟疏》。

　　為加強戒備，防範匈奴的侵襲，文帝還積極鼓勵養馬，規定百姓家中養馬一匹便可免除三人的徭役。百姓樂於養馬，馬匹增長迅速。

　　“開關梁，弛山澤之禁”，變“抑商”為“惠商”農業生產發展後，工商業日益顯得重要，文帝逐漸將漢初的“抑商”變為“惠商”。漢代在軍事重鎮或邊地要塞都設關卡以控製人口流動，檢查行旅往來。出入關隘時，要持有“傳”，即通過關卡的符信（憑證），方可放行。公元前158年，漢文帝頒布詔令，“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即取消出入關的“傳”，從而有利於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係，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再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任民墾耕，準許私人開采礦產，利用和開發漁鹽資源，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漢文帝還摒除盜鑄錢令，開放金融，實行金融自由政策，結果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無不流通，商業和手工業都有了迅速的發展，這使得文帝時期畜積財增，戶口漸多，國家的糧倉錢庫溢滿，海內殷富，天下家給人足，社會經濟繁榮。

　　減輕刑罰，廢除肉刑，改革刑製 中國古代強調家族倫理，於是就設計出一人犯罪，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者處死，輕者沒入官府為奴的刑罰，以此來警告人們不得輕易觸犯法律。這種“株連”親屬的連帶刑事責任是中國古代刑事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如果全部都處死的叫“族誅”。

　　秦朝對連坐的執行顯得相當殘酷。劉邦入關時曾針對秦律酷繁而“約法三章”，很受民眾擁戴。但漢初二十多年裏，秦律又被恢複使用。

　　作為開“文景之治”的君主，漢文帝劉恒在高祖、呂後改革的基礎上，銳意推進對秦代的苛刑峻法的改革。主張“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說，用法當正，可以禁暴導善。文帝不同意那種一人犯法、株連全家的做法，強調法用得正才能使民誠實，罪定得當才能使民服從。官統治民，本應導之為善，既不能導，又用法不正、定罪不當，這是反而害民為暴，怎能禁民為非？

　　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後，年輕時曾被按律籍沒為奴，因此劉恒對“收拏相坐律”有切膚之痛。於是，劉恒在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詔廢除了這項律令。此舉無疑是古代刑法的一大進步。

　　文帝三年，濟北王劉興居叛亂，漢文帝下詔明確地規定：首惡者定重罪；主動歸順者鼓勵，官可複原職；隨從謀反而不堅決者不問。這是一條區別對待的法令。平亂後，文帝“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秦法還規定，判為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沒有刑期，終身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製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滿，可免為庶人。文帝還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官吏的斷獄，如對廷尉張釋之的幾次斷獄，雖曾有不同意見，但最後還是認為“廷尉當是也”，接受了張釋之的決斷。晁錯為內史時，他“懲惡亡秦之政”，對法令進行更定，“論議務在寬厚”。於是，在文帝時期“禁網疏闊”，“是以刑罰大省”，每年天下斷重罪者僅四百，人民所受壓迫比秦代明顯減輕。

　　為了廣開言路，鼓勵臣民百姓言論朝政，文帝還廢除了謠言誹謗罪；為了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他又陸續廢除了盜鑄錢幣等罪。但是，文帝最重要的一項措施還是廢除了肉刑。

　　刑字的初義，專指傷害人之身體，使其蒙不可恢複的創傷的被稱為“肉刑”。在中國古代刑罰發展史上，肉刑是夏商周以來最為廣泛使用的刑罰，帶有原始、野蠻的色彩，是古代法律中最殘酷的刑罰。

　　漢代的肉刑主要有黥刑、劓刑和刖刑、宮刑四種，總之是使人致殘。而促使漢文帝廢除肉刑的，還要緣於一個具體的案件。

　　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十三年，齊國的太倉令淳於意因罪被判處肉刑，經中央審查之後確認成立，定於秋後施刑，這本是當時很正常的一件事，但由於淳於意的小女兒的一番努力，淳於意不但免於受刑，並最終促成了漢文帝廢除這一殘酷的刑罰。

　　這一天，漢文帝剛剛小睡起來，正要準備去處理政事，旁邊的近侍報告說，宮門外有一個年輕的女子，自稱是從齊地來的，已經在宮外呆了好幾天了，攆也不走，說是有奏章要呈報給皇上。漢文帝就派人取過奏章來，並宣見了那名女子。

　　女子來到文帝麵前就跪在地上，說自己名叫緹縈，是齊太倉令淳於意的女兒，來京城替父申冤，希望皇帝能夠給她一個訴冤的機會。文帝答應了，於是緹縈就把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文帝。

　　原來，齊太倉令淳於意熟習醫學，學會了許多古傳的治病的方法，醫術非常高。而且，他樂善好施、醫德高尚，當地的很多人都找他治病，很快他就成了方圓幾裏有名的大夫。一次，有個上級官員的妻子病了，就請淳於意去醫治，由於那個官員的妻子的病情實在太嚴重了，淳於意也無法將她醫好，結果沒有幾天就死了。那個官員倚仗自己有權勢，就誣告淳於意把自己的妻子醫死了。當地官吏和他相互勾結，淳於意有口難辯，被判處了肉刑，要在臉上刺字並割去鼻子，還要把淳於意押解到長安受刑。

　　淳於意沒有兒子，隻有5個女兒，在臨赴長安受刑前，他望著一個個哭成淚人的女兒們，長歎說：“可惜我沒有兒子，隻有女兒，遇到急難，連個有用的人都沒有。”女兒們聽了父親的話，哭得更厲害了。淳於意最小的女兒緹縈聽了父親的話，心中暗自想：“為什麽女兒就沒有用，難道我就不能助父親一臂之力嗎？”於是，緹縈隨父親上長安，為父親鳴冤。

　　臨淄距京城長安路途遙遠，當時的道路交通又不發達。一路上，緹縈跟著被押往長安的父親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曆經千辛萬苦才終於來到了長安，到了皇宮之外，請求拜見皇帝，可侍衛不讓她進。緹縈沒有辦法，隻得寫好奏章，日夜守候在宮門之外，希望有朝一日皇帝外出，能有見麵申訴的機會。宮廷的侍衛和太監見她可憐，又為她的真心所打動，才替她向皇帝傳達。

　　緹縈對文帝說：“人死了不能複活，截掉了肢體，就再也不能續接起來。人被砍去腳，就成了殘廢；人被割了鼻子，就不能再長出來；在人的臉上刺字，不但疼痛難忍，而且終身都要蒙受這種恥辱，洗也洗不掉。凡是受了肉刑的人，即使以後想改過自新，卻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因此，民女情願入官府為奴婢，為父親贖罪，隻求能使他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漢文帝讀完緹縈的奏章，又聽了她的一番傾訴，深深地被她的孝心和勇氣所感動。文帝認為緹縈的話很有道理，於是召集大臣們開會商議這件事，最後決定廢除肉刑。文帝下詔說：“國家教化百姓，用嚴酷的肉刑懲罰人。可是，奸邪之事仍然不止，這難道不是因為方法不得當嗎？人有了過錯，不加教育就給予嚴厲的懲罰，即使想改行為善，也沒有機會了。我很同情那些受了刑罰的人們。斷絕肢體、割掉皮肉，本來就是不道德的行為，也不符合天下為民父母的本意，現在我正式廢除肉刑，用別的刑罰來代替它，讓各種犯了罪的人都能得到相應程度的不同懲罰。”

　　對漢文帝廢除肉刑，有些人認為是出於對緹縈的“悲憐”，體現了文帝的“德政”。其實，不僅如此，漢文帝還以緹縈上書救父這件事為契機，著手改革刑製。丞相張蒼和禦史大夫馮敬共同議定了修改現行刑製的方案，把肉刑改為打板子。原來判砍去腳的，改為打五百板子；原來判割鼻子的改為打三百板子。隨後，漢文帝正式下令廢除肉刑。

　　總的來說，漢文帝所進行的一係列的刑製改革，在中國法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是刑罰製度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曆史進步，使得殘酷的肉刑方法在觀念上漸漸不為人們所接受，是中國古代刑製由野蠻階段進入較為文明階段的標誌。這一改革，為刑製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過渡奠定了基礎，從而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文帝時期雖減輕刑罰，犯罪卻越來越少。史書稱當時“刑罰大省”而“幾致刑錯”，也就是說刑律因很少人觸犯而近乎虛設。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國力日漸增強，這是文帝時期最為突出的成就。

　　厚德仁孝，躬修節儉

　　漢文帝自公元前180年即位，共做了23年的皇帝，在這23年裏，文帝始終堅持奉行“仁義無為”治國的思想。劉恒非常關心民間百姓的疾苦，廢除了秦代和漢代的許多酷刑，大規模地免除稅賦，鼓勵農耕，勸課農桑，安養百姓；他本人清正廉潔、恭謹簡樸、勤於自省，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嚴於自律的皇帝；他厚德仁義，宣揚孝道，是有名的孝子皇帝。即使是苛刻的曆史學家如司馬遷、班固、司馬光等人，也一致讚揚文帝是“仁君”、“明君”、“賢君”、“厚德之君”。

　　躬修節儉的賢德之君 作為封建帝王，漢文帝劉恒不僅是開創“文景之治”的盛世明君，而且還以躬修節儉而流芳百世。《漢書·食貨誌上》說，“文帝即位，躬修儉節，以安百姓”。

　　漢文帝一生奉行節儉，他即位之初，國家剛剛擺脫兵禍，神州滿目瘡痍，猶如廢墟，庫徒四壁，財力貧弱，皇帝出巡時竟連一輛氣派的馬車都找不到。平民百姓更是生計艱難，一遇災年，赤地千裏，餓殍遍野，鬻妻賣子，顛沛流離。經濟狀況的惡化，迫使漢文帝采取了一係列穩定局勢的措施，諸如減輕賦稅，惠商養農，募民還鄉等，使瀕臨崩潰的國家經濟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與此同時，另有一股不健康風氣在悄然增長，那就是宗室列侯的驕奢淫逸。他們為了滿足自己私欲，不惜以增加封國內百姓的負擔為代價，使稍得喘息的民生，又墜入了水深火熱之中。為解決此弊，漢文帝決然推行節儉之風，以抵製奢靡的侵害，並且身體力行以影響官風乃至民風，終於造就了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節儉社會。

　　自古以來，皇帝給人的印象都是身著錦衣華服，吃著山珍海味，坐擁三千佳麗；一次出遊，車馬儀仗規模宏大，豪華闊氣轟動全國；花錢更如流水一般，收羅天下奇珍異寶，蓋宮殿、築行宮、修園林、修陵墓，耗資巨大、勞民傷財；死後又要大辦喪事，舉國治喪，還要有大批珍寶玉器、珍奇異獸陪葬。而漢文帝卻是“即位23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無所增益”，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宮室就是宮殿建築，苑囿就是皇家園林以及供皇室打獵遊玩的場所，狗馬即供皇帝娛樂使用的動物、設施等，服禦即為皇帝服務的服飾車輛儀仗等。這些都是皇帝們講排場、顯威嚴、享樂遊玩必不可少的，皇帝們大都十分重視。曆史上有幾個皇帝不大修宮殿園林、不大顯威風擺闊氣呢？然而漢文帝當皇帝23年，居然沒有一點“增益”。沒有蓋宮殿，沒有修園林，沒有增添車輛儀仗，甚至連狗馬都沒有增添。作為一位封建帝王，能做到這樣，並且堅持一生，實在令人敬佩。

　　漢文帝劉恒自生下來起就一直不被父親劉邦關心、疼愛，7歲時就被孤零零地送到代地為王，鎮守邊關。因此，劉恒沒有那些貴族皇子的驕奢淫逸之氣、養尊處優之態。代地地處邊疆，經濟落後，氣候苦寒，劉恒在代地一住就是15年，自然是受了不少苦的，這也使他養成了節儉樸素的生活習慣。

　　登基為帝後，劉恒從代王王邸遷入未央宮，生活狀態自然大有改觀，但他沒有因此就驕奢起來，而是始終保持著簡樸的生活習慣。宮殿、皇苑等都是使用以前留下來的，從來不嫌簡陋，也從不擺排場。據說文帝寢宮裏的帳帷數年不曾更換過，有一次，宮中的侍女們見帳帷實在太舊了，就偷偷地換下來，文帝看見了就責備說：“奢華的錦緞會讓人忘記簡樸的本分，舊了的帳帷拆下就失去了它的用途，還是把它繼續掛在原處為好。”侍女們聽後既慚愧又感動。

　　文帝經常穿的衣服是“綈衣”，綈是一種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絲織品。當時貴族女子長衣拖地是很時髦的，而他最寵愛的慎夫人平時都是像勞動婦女那樣“衣不曳地”，連所居住的室內帷帳全無繡龍描鳳的紋飾，以示敦樸。在劉恒的帶領之下，後宮上至皇後、妃嬪，下至普通侍女都養成了樸素節儉的習慣，所用的衣服、器物等沒有任何奢華攀比之風。據說文帝後宮的女眷們單脂粉錢每年就能給國家節省數十萬錢。

　　隨著各項政策的推行，國家的經濟逐漸地恢複發展起來，國庫裏也積攢了很多的銀兩。有大臣上書說：“而今海內殷富，國庫日漸豐盈，皇上生活卻如此簡樸，宮殿也已經相當陳舊了，這與我國的國力不符，皇上應該修建一座新的宮殿，一來昭示皇權國威，二來也為皇上休息娛樂所用。”

　　漢文帝也覺得繼位以來從沒有動過工程，因此接受了這個建議，他打算建造一座供飲宴遊樂的露台，於是命官員核算一下所需的費用，並且一再叮囑要盡量節省，不得鋪張浪費。過了幾天，大臣做出預算，說要用“百金”，漢文帝聽了，感慨地說：“百金就相當於十個中等人家的財產，我本來使用先帝的宮殿就覺得很奢侈了，唯恐對不起他們創業之艱辛，露台就不用建了。”

　　按漢代製度，皇帝總是在身前為自己修廟。文帝也在長安城南為自己修了一座廟，名叫顧成廟。廟宇規模不大而且比較簡樸，就像是轉眼回顧之間便可建成，因而取名“顧成”。

　　有一次，有人給文帝獻了幾匹千裏馬。文帝趕緊推辭說：“皇帝出行前後總有大隊的車馬儀仗，一天不過走三五十裏路，我哪裏用得上千裏馬呢？”於是下令把馬退了回去。他深感這種捧場逢迎之風不可開，又立即下詔說自己不接受任何獻禮，“其令四方毋求來獻”，斷然製止這種浪費錢財、貽害百姓的事。

　　有一次文帝出行，隨從的官員、儀仗隊和護衛甚多，文帝坐在車帳中，聽到四處馬的嘶叫聲，卻沒有任何人的言語，心裏有些不快，他走出龍輦，遠遠望見有幾匹馬跑到了附近的農田裏，馬仆正忙著將馬牽回，隻是不敢大聲言語。文帝問是怎麽回事，近侍回答說是備用的馬走脫了，文帝就責怪說：“一次出行，哪裏用得上這麽多備用之馬，真是太浪費了！”他立即下詔清點皇宮和各中央部門的公用馬匹，除必需之外，多餘的一律送到驛站使用。文帝還嚴令，皇帝出行司儀之官隻需保證安全，不必擺排場，更不準騷擾百姓，並嚴責各地各級官員也要節省，不得擾民。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有所節製和縮減，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搜括、奢侈無度，從而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文帝不僅生前儉樸，死後也令薄葬簡省，以移風易俗。文帝在公元前157年去世。他遺令將自己葬在長安東南的霸陵，隨葬器物一律使用陶器，不許用金銀作裝飾；墳墓也因山而成，不堆封土。劉恒頒布了一道感人至深的遺詔說：“天下萬物都有生死，人們都喜生而惡死，這是不對的。許多人死後追求厚葬以致傾家蕩產；父母死後兒女守孝，以致損害身體，這些事情我都是最不讚成的。我能力有限，沒有給百姓多少實惠，現在我死了，不忍心讓百姓因為給我治喪守孝，經年累月而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其祭祀。現在我詔令天下吏民，我的喪事從簡，三日之後就匍除喪服。不要禁止百姓娶婦嫁女、祭祀和飲酒吃肉；不要擺放車馬兵器；不要發動百姓哭臨宮殿。”文帝還下令將宮中自夫人以下的大量妃嬪，全都遣歸其家，準其改嫁，不願意白白耽誤了這些人的一生。文帝的遺詔，成為後世帝王學習的典範。

　　漢文帝的品行不但得到了曆代統治階級的讚譽和人民的敬仰，也得到了“盜賊”的尊崇，西漢末年赤眉軍攻占長安，他們大肆掠奪王室的財產，西漢皇帝的各個陵墓也被開啟盜竊一空，但是唯有漢文帝的霸陵保存了下來，赤眉軍的首領讀過漢文帝的遺詔，深為他的人品所感動，特令不許破壞。足可見文帝一生純樸愛民，深得天下民心。

　　作為皇帝，特別是在“海內殷富”的“文景盛世”，漢文帝能做到如此儉省，如此克己，如此體恤百姓、心係蒼生，實在是可貴的，絕對稱得上是一位躬修節儉的賢德之君。

　　心係百姓的仁德之君 也許是因為曾經有過一段艱辛坎坷的生活經曆，漢文帝比任何一個帝王都了解百姓的艱難，也比任何一個帝王更為關心百姓的疾苦。剛一即位就接連下了兩道旨在資助贍養鰥寡孤獨、貧窮困窘的人的詔書，撫慰長期遭受戰爭蹂躪和天災人禍之苦的勞動人民，詔令說：“春天到來的時候，花草樹木萬物生靈都有它們的生機和快樂，但是我們的百姓中卻有很多貧困孤獨、年老病衰的人。我為人君，當然要關心他們的疾苦，但是很多的官吏卻體察不到他們的憂愁，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必須對人民進行賑濟。”

　　漢文帝仁慈寬厚，極富同情之心，他知道嚴酷的刑罰常常使受刑者痛不欲生，形同廢人，就陸續廢除了一係列嚴酷的刑罰，使秦朝以來的以嚴法治天下的習慣逐漸轉化為以孝慈治天下，社會風俗歸於篤實厚道、恭讓謙和。文帝時期，刑罰量銳減，據說一年之內全國審判的案件隻有四百多起。而且，對犯了罪的罪犯們的懲罰也以寬大為主，對犯了死罪的王侯大臣，主要以示意犯罪者自殺為主，而不施以淩辱人格的刑殺；對於犯了罪的普通百姓，也不枉加判決，不輕易判處死罪，能寬容之處盡量寬容，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文帝一朝，國家上下齊心簡樸，社會生活純樸醇厚，顯示出了蒸蒸日上的生機和活力。

　　漢文帝主張與匈奴和平共處，聯為婚姻，並盡力不與匈奴開戰，以減少兩國軍民苦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

　　天下如遇有水、旱、蝗蟲等災害，文帝就下詔打開官倉賑濟饑民，免除各地的貢品。像這樣能聽取百姓的意見，一生為民著想，一生儉樸勤政，並不斷改進政策，為強國富民孜孜以求的皇帝，曆史上實不多見。由於漢文帝這種廉潔愛民的精神和勵精圖治的實踐，才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致使漢王朝走向了漢武帝的鼎盛時期。司馬遷高度評價漢文帝說：“德至盛焉”，“豈不仁哉！”

　　自律謙恭的厚德之君 作為皇帝，漢文帝總是謙恭自律，真誠反省自己，凡事身體力行。劉恒在大臣們請求立太子時，感慨地說：“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意思是說，我已然不能像古代賢君那樣禪讓天下，如今又要立太子，天下人會以為我想到的隻是自己的皇權千秋萬代，而心中沒有百姓，朕不能這樣做啊！”

　　有一年，幾次發生了日食，文帝自責說：“我聽說天生萬民，為他們設置君主，來撫育治理他們。如果君主不賢德，施政不公平，那麽上天就顯示出災異現象，告誡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後一天發生日食，上天的譴責在天象上表現出了災異現象，有什麽比這更大的呢！我能夠事奉宗廟，以這微小之軀依托於萬民和諸侯之上，天下的治與亂，責任在我一個人，你們眾位執掌國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對下不能很好地治理撫育眾生，對上又牽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輝，以致發生日蝕，我的無德實在太嚴重了。接到詔令後，你們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以及你們知道的、見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還要推舉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的人，來補正我的疏漏。”

　　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聲明“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因此，在對待臣子上，文帝胸襟寬廣，寬容大度。張武等人接受別人賄賂的金錢，事情被發覺，文帝就從禦府中拿出金錢賞賜他們，讓這些臣子在自愧自責中幡然悔悟。吳王劉濞謊稱有病不來朝見，文帝就賜給他木幾和手杖，以表示關懷他年紀大，可以免去進京朝覲之禮。文帝的以德化民，確實做到了仁至義盡。

　　劉恒十分關心戍邊將士的艱辛，深深自責說：“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皇帝的謙恭與厚德溢於言表。

　　當文帝知道了祭祠官員隻為皇帝個人祈福禱告之時，對群臣說：“隻為我一個人祈福而不為百姓祈福，我感到很慚愧啊！像我這樣的沒有大的德行的人，獨自享有神靈所降下的福蔭，而百姓卻不能分享一點，這是在加重我的罪過啊。以後祠官再進行祭祀禱告的時候，不要隻為我一個人祈禱祝福，也要為天下的蒼生百姓們祈福。”大臣們聽了無不感激涕零，深為皇帝的仁慈愛民之心所感動。

　　寬慈仁厚的孝德之君“孝”是儒家傳統倫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維係家庭關係的道德準則，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以仁德著稱的漢文帝，不僅在治理國家、發展生產、安撫百姓上名垂青史，他還是有名的大孝子，並且名列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中，這在中國曆代帝王中是絕無僅有的。

　　漢文帝劉恒自幼和母親薄太後在偏遠苦寒的代地居住，母慈子孝，在相依為命、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中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文帝即位後，因為帝位還不是很穩固，怕累及母親，沒有立即把她接到皇宮居住。等他鞏固了帝位，精心打理好一切，就馬上派遣舅舅薄昭帶領親軍侍衛將母親護送到長安居住。漢文帝告訴護送母親的侍衛們說，一路照料需盡心盡力，每日行程情況，必須當日匯報到宮中。當薄太後的輦駕尚距長安百裏之時，文帝聽說母親快到了，早早地率領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在郊外等候了很長時間。見薄太後駕到，就立即行跪拜之禮，隨即侍奉於母親車輦之側，奉輦入都。直至長樂宮中，文帝又親手扶母親下車，登禦正殿正坐，與百官北麵叩拜朝賀，禮畢方散。

　　薄太後入住太後宮後，文帝無論政務多麽繁忙，都要早晚前去請安，關心飲食用度、衣著冷暖，禮儀禮節從不偏廢。

　　漢文帝對母親薄太後的孝順，不隻表現在禮儀禮節上，對於母親日常生活的照顧也從不怠慢。

　　有一次，薄太後患了重病，這可急壞了文帝，又是請禦醫，又是請術士，可都不見效，人們常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可是薄太後這一病就是三年，整日臥床不起。劉恒身為皇帝，侍奉母親從不養尊處優，親自為母親煎藥湯，並且日夜守護在母親的床前。文帝勤於政事，常常感覺到很勞累，但並不因此懈怠了照顧母親，每次看到母親睡著了，才趴在母親床邊睡一會兒。劉恒天天為母親煎藥，每次煎完，自己總先嚐一嚐，看看湯藥苦不苦、燙不燙，自己覺得差不多了，才給母親喝。劉恒孝順母親的事，在朝野廣為流傳，人們都稱讚他是一個仁孝之子，為國家能有這樣的皇帝而欣慰。

　　文帝的孝順之心不隻表現在侍奉母親的身上，對於其他長輩也是如此。文帝即位之後還將薄太後的母親、自己的外祖母魏老夫人接入皇宮中居住，老人有文帝和女兒薄太後的照顧，生活當然很滋潤，但老人在江南水鄉自由自在慣了，總覺得皇宮過於拘束和沉悶，常常思念江南家鄉，久而久之就病倒了。文帝聽說外祖母有病，請來很多太醫，但藥吃了不少，總不見效，漢文帝為此也犯起愁來。一天，文帝去探望外祖母，說到了江南水鄉的話題上，老夫人不覺落下了幾滴眼淚，文帝一看，知道老人思鄉，恍然大悟，原來這正是外祖母得病的根源。文帝一向節省，但為了外祖母還是撥了一筆款子，再從自己的日常用度中抽出一部分，在宮外修建了一座園林，置身其中，仿佛真到了江南一般。文帝請外祖母前去遊玩，老夫人果然高興起來，不久病也好了，此後老夫人就住在這個園子裏不願回宮了。

　　文帝的母親薄太後住在宮中，念及母親年老，時常來探望，每次都帶一些宮中佳肴、點心以盡孝心。有一次，薄太後帶來一些烤餅給母親，老夫人一嚐，又酥又香，特別高興，連說喜歡。文帝聽說後，就專門派來禦廚為外祖母做烤餅。後來這種烤餅流傳到民間，人們就稱它為“太後餅”。

　　漢文帝平生恭愛母親，直至臨終時還吩咐妻子竇皇後要善待其母薄太後，願意死後“頂妻背母”報答恩德。後來漢文帝的陵寢和母親薄太後的南陵、皇後的竇陵就是遵照他的“頂妻背母”的遺旨建造的。漢文帝的孝心、孝行為後世讚譽。

　　文帝不但自己是一個有名的孝子，還以身示範，做好天下人的楷模。他特別關心老人，宣揚以孝治天下，他對大臣們說：“父母是我們的生命之源，給我們衣食之需。父母年老了我們哪有不孝順的道理呢？那是天理不容的。”他頒布詔令說：“人年老了之後，沒有足夠的衣服就不能禦寒，沒有足夠的食物就不能充饑，為人子女者，許多都有孝心卻沒有足夠的衣服食物供養老人，現在正好處於歲首的時候，國家應該幫助天下的子女們贍養老人啊！”漢文帝還責令有關的政府部門製定了具體的措施，對於年齡達到80歲以上的老人，要由縣裏的人員每月按時送去肉20斤，米l石；對於90歲以上的老人，要由縣丞親自去送，還要再加送一些布匹帛錦等。在古代中國，這是最早的關於老人的福利贍養製度，它可能在執行的過程有許多出入，卻體現了漢文帝的仁孝之心、愛民之心，也起到了一定的安撫百姓的作用。

　　漢文帝厚德仁孝、勤儉自律，使他統治的時期形成一種比較清明的政治空氣。正因為如此，漢文帝不但在政績上得到了後人的讚譽，他的人格魅力也同樣流芳百世，為後人所敬仰。

　　開發邊郡，增進民族融洽

　　文帝統治時期，北邊有強盛的匈奴為患，南麵的南越王趙佗操戈相向，形成“胡強南勁”的形勢，造成了社會的動蕩不安。文帝充分意識到社會安定才可能發展經濟，戰爭則既耗國力又加重百姓的賦役，隻會適得其反；同時漢王朝的國力有限，尚無解決匈奴為患的物質儲備。因而，文帝在處理這些棘手的問題時總是盡量懷柔安撫，化幹戈為玉帛。但是，匈奴與南越的情況有所不同，所以，在安撫的同時，漢文帝還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策略。

　　對匈奴，亦戰亦和，徙民實邊 漢朝自建立起就一直為匈奴所困擾，以至於高祖被匈奴圍困於白登，呂後受辱於冒頓單於。而經曆了多年戰亂，根基未穩的漢王朝無力與匈奴抗衡，隻能采用和親聯姻政策，把宗室之女作為公主嫁給匈奴並贈送大量禮物的辦法來維係漢朝同匈奴的關係。劉恒登基後，為了鞏固漢王朝根基，恢複社會經濟，減少社會動蕩，讓百姓休養生息，繼續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

　　但匈奴曆來就不受和親的約束，隻要發現邊塞防守薄弱處便憑借遊牧民族的優勢，快速長途奔襲，在邊境郡縣燒殺搶掠，甚至侵襲內地，造成破壞和動蕩不安。因此，漢廷極需行之有效的禦邊之策。

　　當時任太子家令的晁錯上書漢文帝，分析漢朝與匈奴雙方在軍事上各自的短長，建議實行“募民實邊”的策略，被漢文帝所采納。於是，漢文帝下令在邊地建立城邑，招募內地人民遷徙邊地，應募者有罪則免罪，無罪則拜爵，並由官府資助他們安家立業，並把他們按什伍編製組織起來，平時種田、訓練，戰時則可應敵，以此形成防禦力量。此為漢代屯田之先河。

　　文帝又采納“入粟拜爵”的建議，下令要百姓將糧食運到邊塞去繳納，邊塞很快聚存了大量的糧食，使屯戍更加便利。

　　漢文帝吸取了漢初對匈奴作戰時兵力部署方麵的教訓，針對匈奴善用騎兵、來去迅速的特點，注重發展自己的騎兵隊伍。起初，漢朝在對匈奴作戰以步兵為主，步兵行動緩慢，經不起匈奴精銳戰馬的來回衝擊，往往在戰爭一開始便被衝亂陣形，傷亡慘重。漢文帝大力發展養馬事業，他在邊地建立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設立了專門的政府機構，使用官奴三萬餘人，養馬三十餘萬匹，以滿足邊防對馬匹的需求。文帝還在民間鼓勵老百姓養馬，對成績突出者予以獎勵，從而壯大了漢朝的騎兵隊伍和軍事力量。

　　這些措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改變了單一輪換屯戍的製度，既有利於對邊郡的開發，又大大加強了抗擊匈奴的防禦力量，也有利於休養生息，使內地的社會經濟迅速恢複和發展，為後來漢武帝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打下了基礎。

　　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賢王再次破壞和親之約，驅騎入塞，占據河南地，至上郡殺掠吏民、搶掠牲畜。文帝下詔指出匈奴的侵擾行為違背和親之約，派遣丞相灌嬰帶八萬輕騎予以反擊，將匈奴驅逐出塞，初步取得勝利。接著，文帝又加強長安的駐軍，以保衛京師。第二年，匈奴冒頓單於來書要求修複和親之好。文帝考慮到匈奴勢力正盛，乃許和親。於公元前174年，修書冒頓單於，讚許其願意和親的態度，但要求他守信而不可負約。

　　不久，冒頓單於去世，其子稽粥立，號稱老上單於。文帝以宗室女為公主，送與匈奴為單於閼氏，派宦者中行說為使，再次和親。中行說投降了匈奴，得到單於親信，留在匈奴為其出謀劃策。

　　此後匈奴雖屢犯邊地，文帝隻是詔令邊郡嚴加守備，將其逐出塞外即罷，盡可能縮小戰爭的規模，以便始終把力量集中在增強國力上。

　　公元前166年，匈奴單於領十四萬騎兵入蕭關擄掠民眾畜產。文帝乃派三位將軍帶兵分駐於隴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帶騎兵10萬人，駐於長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親自慰勞軍隊，視察演習，申明軍令，賞賜將士。劉恒本想親自帶兵出征，因被大臣勸阻而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統兵征伐，擊退了匈奴。

　　於是，漢匈複言和親之事。公元前162年，文帝下詔，表示歡迎。他在詔書中說：“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單於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此詔表達了文帝厭惡戰爭、希望漢匈兩族和好的熱情與努力。這次和親是要“結兄弟之義”，是一次兩族友好的和約。

　　但此後五年，公元前158年，匈奴數萬騎入上郡與雲中郡侵擾。文帝立即以令免為車騎將軍帶兵駐於飛狐，將軍蘇意帶兵駐於句注，將軍張武帶兵駐於北地，緣邊亦各堅守以備匈奴。又以周亞夫為將軍帶兵駐於細柳，劉禮為將軍帶兵駐於霸上，徐厲為將軍帶兵駐於棘門，防備匈奴。過了幾個月，匈奴退去，文帝才撤退以上駐軍。

　　由於文帝對匈奴采取了亦戰亦和的態度，使得漢朝的邊境得到了相對的安寧。

　　對南越，懷柔安撫，以誠相待 秦朝末年，中原大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群雄逐鹿，在這種局勢下，秦朝的南海郡尉任囂認為分地為王、稱霸一方的機會到了，他和部下趙佗等秘密商量後，封閉了道路交通關口，殺掉秦王朝任命的官吏，換上了自己的心腹，在南越地區實行軍事割據。不久，任囂病逝，趙佗控製了南海郡，他發兵攻戰了桂林郡和象郡，正式建立了南越國，自稱南越武王。

　　這時劉邦與項羽正在進行激烈的楚漢戰爭，無暇顧及南方地區。劉邦打敗項羽後，由於連年的戰爭，社會經濟凋敝不堪，財富極度貧乏，諸侯王手握重兵各霸一方，匈奴騷擾北部邊境，劉邦根本無力舉兵南下翦除南越王，於是采取了懷柔的政策，封趙佗為南越王，使他從此“稱臣奉漢約”，成為西漢王朝下的一個屬國。

　　趙佗本來是中原之人，他異地稱王尚未立足，當地人並不順服，所以他也樂於接受漢朝的冊封，向西漢王朝稱臣。高祖劉邦在位時，兩國互派使者、互通貿易，關係相處得還比較融洽。但南越和中央的關係並不是持久的，南越接受中央冊封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外交環境，引進中原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從而鞏固並不牢固的政權。南越王趙佗深知：國家勢單力薄，根本無法和漢朝對抗。而漢朝冊封南越的目的也不過是穩定這一地區的形勢，國家剛剛建立，南方路途遙遠、溽熱潮濕不易征討，但漢王朝無時無刻不想著剿滅南越政權。漢高祖死後，惠帝、呂後時期，漢朝一改高祖的政策，將南越視作蠻夷之輩，中止了與南越的貿易往來，對南越實行經濟封鎖，不但禁止向南越出售鐵農具等鐵器，連賣給南越的家畜如馬、牛、羊等，也故意隻賣公的，影響了當地的生產和生活。趙佗三次派人出使漢朝，都有去無回，漢朝與南越的關係迅速惡化。

　　由於趙佗的宗族親人等仍然居住在漢地，並沒有完全搬到南方去。漢朝和南越的關係惡化後，呂後便派人到趙佗的老家真定（今河北正定），掘毀了他的家墓，誅殺了他的兄弟宗族，以示對他的侮辱。呂後的行為更激起了趙佗的反漢情緒，於是在公元前183年，趙佗正式稱南越武帝，與西漢皇帝平起平坐，建立了正式對峙的政權，並脅迫閩越、駱越等歸附，並舉兵進攻長沙郡、南郡，南方動蕩不安。雙方經過長期苦戰，南越軍力有限，根本不可能攻入內地；漢軍雖然強大，卻不習慣南方的水土天氣，雙方各有損傷，欲罷兵而不能，一時間僵持不下。

　　文帝即位後便立即著手結束這種敵對的僵局，改變扼殺政策，采取安撫政策，對周邊各族表示友好，不願發生兵戈之擾。劉恒派使者告諭各諸侯國和四方各少數民族說，呂後有病，頭腦不清醒，做了一些錯事，現在國家已經恢複正統，願與各諸侯部族相安往來。

　　這時南越王趙佗主動向文帝表示願意和解，他派人犒勞在南方和南越相持的漢軍，並請求漢軍將領代向漢文帝上書，幫他尋找內地的同門兄弟，還請求文帝撤回駐紮在長沙國監視南越的大量軍隊。漢文帝接到上書後，就與眾臣商議這件事，許多大臣認為趙佗枉加尊號，蔑視朝廷，罪不當赦，現在國家日益強大，南越卻日漸衰弱，趙佗害怕才來求和，其心並非真心來降，應當攻打，而不應與南越和解。漢文帝考慮良久，他說：“國家剛剛恢複，百姓思安定，南越願意歸附乃是天意化萬民歸我，不應以兵戈與天意相違。趙佗僭位，漢朝也有責任。隻需化解矛盾，趙佗自然真心歸附。”

　　於是文帝恢複向南越提供發展生產所需的鐵器、農具、馬牛羊等。派人修整趙佗在河北老家的祖墳，並派人為之看守，定時清掃祭祀，又派人尋訪趙佗的親屬，對他尚存的兄弟家人封官厚賜，加以安撫。為了表示誠意，文帝起用曾經出使過南越的陸賈，任命他為太中大夫，招撫趙佗，並親筆寫了一封信，由陸賈帶上親自交給趙佗。漢文帝言辭懇切，他對趙佗的上書一一作了回答，並且表示隻要趙佗去掉帝號，就“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文帝的誠懇態度和以德服人的做法終於打動了趙佗，他看完漢文帝的信後，表示願意臣服，為漢室守邊。他頒布退位的詔書說：“漢皇帝是賢明的皇帝，從今以後，南越人均為漢臣。”趙佗給文帝去信說：“我在越地已經整整49年了，現在雖兒孫滿堂，卻每天睡不穩、吃不香，漂亮的東西不願看，悅耳的音樂不願聽，這是因為我為漢人卻不能侍奉漢室啊。現在陛下仁厚，恢複了我南越王的封號，我從今以後再也不敢稱帝了。”陸賈回朝複命時，趙佗派使臣一同前往朝拜，並給漢文帝進貢了豐厚的特產，其中有白璧、翠鳥、犀角、紫貝、孔雀等內地沒有的珍禽異物，趙佗謙遜地說：“南越貧瘠，與富庶的中原相去甚遠，願以異物為皇帝做禮。”

　　自此以後，南越和西漢王朝的關係重新和好。趙佗以後，繼任的南越諸王對漢朝以臣相稱，漢朝與南越的友好交往關係持續了數十年。但實際上，南越臣服於漢王朝隻是一種表麵做法，而趙佗也一直對西漢王朝存有戒心，如按當時的製度，諸侯王要定期到長安去朝見天子，但趙佗總是稱病不入朝。漢朝也當然知曉南越的心思，不能容忍它長期分庭抗禮。文帝的招撫，隻是一種暫時的妥協政策。到漢武帝時，西漢王朝勢力強大，正式用兵統一了南越。

　　由此可以看出，漢文帝對周邊少數民族不輕易用兵，盡力維持相安友好的關係，以禮相待、兄弟相稱，這對於加強中原人民與周邊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增進友誼起了很好的作用，進一步促進了漢朝時期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