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王文治武功全記錄

第九章 嗣君未立，禍起宮中

　　是流言詛咒，還是天意

　　秦始皇想讓自己的王朝千秋萬代，最簡便的方法就是他自己長生不老。所以自從秦始皇登上帝位以來，就很寵信方士，讓他們到處給自己尋找長生不老藥。其中有一個叫盧生的前往蓬萊三島去尋找，結果長生藥沒有找到，卻找到了一塊石碑，上麵刻著四個大字“亡秦者胡”。

　　蓬萊島一向被認為是神仙出沒的地方，所以，雖然沒找到長生藥，但這石碑上的字想必就是神仙的意思，說的還是有關大秦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秦始皇自然不敢怠慢。而且，神仙說得很明確，“亡秦者胡”，也就是說，秦朝會滅亡在這個“胡”上頭。現在，問題的關鍵就是，這個“胡”究竟指的是什麽？

　　如今六國已滅，全國一統。能在戰場上與秦國軍隊為敵的，就隻剩下北方的匈奴了。匈奴又被稱為胡人。這個“胡”一定指的是匈奴。想到這裏，秦始皇立即把大將軍蒙恬宣上大殿，令他率領30萬大軍，即刻北上，征伐匈奴。驍勇善戰的蒙恬大軍一路征討，收複了大片失地，把匈奴人趕得遠遠的。接著，秦始皇又修建了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作為邊境的屏障，阻擋匈奴南侵。做完這一切，秦始皇心中的一塊大石頭總算放下了，他覺得有了這樣的雙重保險，匈奴人一定不敢再侵犯邊境了。“亡秦”的巨大威脅已經解除，日後大可以高枕無憂。

　　然而，就在公元前211年，一件奇怪的事發生在了東郡。據說有隕石墜於東郡，上麵竟赫然刻著：“始皇帝死而地分”，消息傳來，自然是朝野大震，秦始皇當即派禦史私下查訪，而始作俑者早已逃之夭夭，於是住在隕石隕落附近百姓統統被殺，隕石也被擲到火中燒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一年的秋天，又有人裝神弄鬼，送給秦始皇一塊玉璧，稱：“今年祖龍死。”對於這無可逆轉的自然規律，始皇帝也默然良久，才緩緩道：“山鬼也不過隻洞曉一年的事情。”然而，當秦始皇把玉璧交由禦府官保管時，忽然驚異地發現，這塊玉璧竟然是他八年前乘船渡江，為祭奠水神而投入江中的那塊，他不由得慌了神。

　　屏退左右後，秦始皇陷入了沉思，他默默地念叨著：“祖為人之先，龍為人之君。”這塊玉璧是他的，莫非祖龍指的就是自己？忽然，一股寒氣從他的腳底一直衝上頭頂。難道這並非是什麽流言和詛咒，而是上天的預示，驪山的大墓正一天天地拔地而起，那麽雄偉，那麽輝煌，那麽壯觀，難道自己真的就要和那些陶製的千軍萬馬一起長眠地下了？想到這裏，嬴政不由得打了個寒噤，一種死亡的恐懼向他襲來，他緊緊抓住龍袍的領口，大口大口地喘息著。

　　不，秦始皇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他立即宣來了太卜官為他求神禱告，推演龜甲，最終得出了“遊徙吉”的解決辦法，也就是說他隻有遠行才可避免此劫。

　　或許，這真的是天意？

　　巡行天下，命喪沙丘

　　秦始皇從他稱帝的第二年起就開始了巡行天下，一直到去世的十年間，他曾五次巡行天下，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這樣做既可以觀察各地風俗，考察民情，加強統治，還可以使天下萬民都親睹皇帝之威容，以此展示自己的權威，也順便求仙訪道。當然，秦始皇並不是個庸碌昏聵的皇帝，在巡遊的時候他還沒有停止治理國事，所以他的重臣，如左丞相李斯等都一路伴駕，跟隨他左右。

　　公元前211年十月，年近50歲的秦始皇嬴政開始了他第五次的巡行天下，他讓右丞相馮去疾留守鹹陽，自己則帶上左丞相李斯、中車府令（宦官）趙高以及他最疼愛的小兒子胡亥等人浩浩蕩蕩地從鹹陽出發了。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竟是自己生命中最後一次巡遊了。

　　秦始皇一行人離開鹹陽後，首先來到了雲夢（今洪湖、洞庭湖一帶），在九嶷山祭拜了五帝之一的虞舜。然後順江東下登上廬山，過丹陽（今安徽當塗東北），在利用水路與運河至錢塘（今浙江杭州）時，秦始皇本打算從這裏渡江至會稽（今浙江紹興南），因為“水波惡”，而不得不西行，從狹中（今浙江富陽縣附近）渡江，登會稽山，在這裏祭拜了大禹，並在此刻石留念。下山後，經吳中（今江蘇吳縣）北上，從江乘（今江蘇句容市北）渡江，一直沿著海邊向北，希望能在海上遇到仙人或者求得仙藥，但是一無所獲。秦始皇一行人來到了琅琊，這已經是他第三次來到琅琊了。秦始皇之所以對琅琊情有獨鍾，這也與他追尋仙人的目的有關，因為傳說中的仙人就住在東海蓬萊山上。這時，曾經為他求藥訪仙的方士徐福回來了，秦始皇便傳問徐福是否求得仙藥，這些年來，徐福借求仙藥為名，每年從朝廷支取的費用已經不計其數，這無疑就是個巨大的騙局，仙藥也自然是沒有求得了。徐福怕皇帝治自己的罪，便又開始編瞎話，欺騙秦始皇說：“蓬萊仙島上確實有仙藥，隻是海中有大鮫魚作怪，興風作浪，阻止海船行進，故終不得仙藥。請陛下派神射手隨我們一同出海，將其射殺，便可以登上仙島，求得仙藥了。”

　　徐福的話使秦始皇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近來做的一個怪夢，夢中的他與一個人形的海神搏鬥，醒來後便問占夢博士，占夢博士說：“真正的海神是不可見的，這分明是大魚蛟龍在作祟。隻有將這樣的惡神除去，善神才能到來。”徐福的這番話，恰與他的夢境印合，這讓他深信不疑。

　　而此時的徐福，內心卻是矛盾的，一方麵，他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唯恐對這位暴戾皇帝的性情把握不準，而招致殺身之禍；而他又是得意的，這來源於他對秦始皇心態的準確探測。從皇帝的氣色上，徐福看出了他的虛弱和迫不及待。或許徐福是有福氣的，他編出的話，居然得到了秦始皇的親自驗證。

　　秦始皇決定親自動手射殺鮫魚，同時護送徐福再次入海。於是，秦始皇和徐福一起，率數千名童男童女、百工，帶著五穀和捕巨魚的工具，從琅琊台出發北上。一路上，秦始皇帶領善射者張開連弩，等候大魚的出現。船隊行至榮成山，未見到蛟龍和大魚，又由此折向西。當行至芝罘（今山東煙台）時，果然見到了一條大魚，將其射殺，秦始皇便認為此後當可無虞了。

　　於是，秦始皇再次命令徐福帶領童男、童女三千人，以及各類工匠及穀種入海為自己尋求仙藥。

　　目送著徐福的龐大船隊消失在海天連接處後，秦始皇一行往海西而去。據傳說，徐福率領船隊橫渡渤海至遼東半島，然後沿遼東半島東南近海至朝鮮半島，再由朝鮮半島西部近海折南而行，橫渡朝鮮海峽，最終到達了日本，從此一去不回！

　　然而此時的秦始皇臨近天命之年，為國事勞心了近30年，平日裏，他每天都要處理重達120斤的文件奏折，又常常縱酒後宮，身體實際早已經被拖垮。這一次，長時間的巡遊跋涉，異地起居和季節變化更加重了身體上的不適，再加上迎著海風巨浪獵殺大魚，羸弱的身體再也支撐不住，倒了下來。

　　嬴政抱病繼續巡遊，一路上還念念不忘琅琊台，苦盼著入海求仙的徐福為他帶回不老之藥。秦始皇的希望與苦盼注定是要落空的，他的“做得皇帝欲登仙”的美夢，他的建立千秋霸業的雄心，終於破滅在回程的路上。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一行到達沙丘平台，此時的嬴政已經病入膏肓，不得不在沙丘宮暫時住下。

　　大帝駕崩，禍起宮中

　　秦始皇終於病倒了，一路上越病越重，於是隻好下令中止巡遊，返回國都鹹陽。秦始皇此時還沒有立太子，而他又一心想要長生不老，十分忌諱這個“死”字，所以群臣也不敢在他麵前提立儲這個問題。隨著病情日漸加重，秦始皇本人也意識到自己大限已到，來日無多，便讓趙高代筆給長子扶蘇留下遺詔。這封詔書隻有十二個字：“以兵屬蒙恬，與喪會鹹陽而葬。”意思就是說，讓統兵駐守在北方邊境的扶蘇見到詔書後，立即將統兵一事全權交與蒙恬將軍，馬上回都城鹹陽主持皇帝的喪葬之禮。

　　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是有意培養扶蘇的。秦始皇雖然有二十來個孩子，但大多數他都看不上眼。而對扶蘇，秦始皇是有所期待的。上郡（今陝西榆林市東南）監軍一職，手中掌握30萬軍隊，能得到如此大的權力，可見秦始皇是有意而為，想讓他繼承大統。這樣的安排，對扶蘇日後繼承帝位是一個很好的鋪墊，一方麵可以鍛煉扶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樹立他的威信。秦始皇這樣安排是正確的，隻是後來出現了始料未及的變故，他也就回天無力了。

　　趙高將這封詔書寫完後，加蓋上了皇帝的璽印。然後，封緘待發。而秦始皇在這時，也閉上雙眼，與世長辭了。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在沙丘宮的病榻上咽下了最後一口氣，他那充滿著傳奇色彩的人生之旅也走到了盡頭。這一年，嬴政50歲。

　　秦始皇崩逝，死訊隻有公子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及貼身侍宦等五六個人知道。丞相李斯看到皇帝死在巡遊的路上，離都城鹹陽太遠，太子還沒有冊立，認為應該先保守秘密，封鎖消息，以免引起天下大亂。於是他們把秦始皇屍首放置在車中，所有儀式照常進行，巡行車隊繼續前進，一切安排都像皇帝在世的時候一樣。

　　但由於當時天氣炎熱，時間一長，秦始皇的屍體便開始腐爛並散發出臭味。於是，為了掩人耳目，李斯又下令在車上放了很多鮑魚，屍體的臭味和鮑魚的臭味混合在一起，就讓人分辨不出來了。就這樣，秦始皇去世的消息一直被隱瞞了下去，直到抵達鹹陽，李斯才向天下宣布。

　　秦始皇，這位一生叱吒風雲、號令天下的曠世之君，哪裏會料到，自己死後居然會和一車臭氣熏天的鮑魚做伴。然而，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在屍骨未寒之時，自己一手提拔重用的臣子居然密謀篡改了他的遺詔，葬送了大秦帝國的萬世基業。

　　沙丘之變

　　秦始皇突然離世，遺詔和皇帝印璽就一起留在了中書府令趙高手中。趙高本是位宦臣，卻也是秦始皇小兒子胡亥的老師，此次出行，就是由他掌管著秦始皇的大印和文書，權力炙手可熱，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然而，就是他，這個中國曆史上的跳梁小醜，一個猥瑣卑賤的閹人，卻決定了大秦帝國的命運，成為大秦王朝的掘墓人。也在史書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遺臭萬年的昭彰罵名和指鹿為馬的千古笑談。

　　趙高得知秦始皇想要傳位給公子扶蘇，而扶蘇此時正和大將軍蒙恬駐守在北方邊境上。扶蘇和蒙恬的關係一向不錯，而蒙恬卻十分討厭趙高，有一次趙高犯罪，還差一點讓他弟弟蒙毅給殺了。趙高心想，扶蘇一旦即位為帝，蒙恬就會受到重用，到那時候，自己就沒什麽好果子吃了。而趙高本人是胡亥的老師，胡亥又是現在唯一跟隨在秦始皇身邊的公子。於是，一場奪嫡陰謀開始在他的心中醞釀，史稱“沙丘之變”。

　　趙高先是扣下遺詔不發，鼓動胡亥奪權，他說：“聖上辭世，既未冊立太子，又沒有遺命封諸子為王，隻是給扶蘇留下遺詔。一旦扶蘇坐上皇帝之位，而您又不曾分封到王號和土地，將如何是好？”

　　胡亥無奈地說道：“既然一切都是命運使然，這也是無法改變的。”

　　趙高說：“話不要說死了！眼下朝廷的權力掌握在您、我與丞相手裏，我們可以決定任何人的生死命運。您要考慮清楚，是向人家稱臣還是讓人家向您稱臣，是別人統治您還是您統治別人，這是有天壤之別的。”

　　胡亥聽了，心裏產生了一絲波動，但又猶豫地說：“廢兄而立弟，這是不義；因為怕自己被害而不遵從父皇的遺詔，這就是不孝；才能淺薄，勉強依靠別人的幫助而成事，這是無能。照此去做，有違道德，天下的臣民都不會服從的，說不定會招禍上身，危及國家啊！”

　　趙高說：“我聽說過這樣的名言，有大作為的人不必計較瑣事，具備盛德的人不會拘於小節。遇事若隻顧微細之處而將大局拋到腦後，必生憂患；猶豫不決斷，必招災禍。而果斷決策，敢作敢為，會讓鬼神都畏避三分，何愁大事不成？”胡亥終於聽從了趙高的計謀。

　　趙高接著又去勸李斯和他一道擁立胡亥。李斯位居丞相，握有實權，如果他反對篡改遺詔，自己的計謀便很難得逞。所以，一定要把李斯一起拖下水。

　　李斯聞聽趙高之謀，當即斥責為“亡國之言”、“非人臣所當議”，並一再表示，不能有負當年皇帝的知遇之恩，違背臣子之道而參與逆謀。

　　趙高見李斯不肯合作，便幫他分析利害關係：“皇上賜給長子的詔書和符璽都在胡亥那裏。現在定誰為太子，全在你我二人之言。長子信任蒙恬，如果長子繼位，必用蒙恬為相，那時你想衣錦還鄉恐怕都不可能了。而胡亥仁慈篤厚，立他為君，你可長保富貴。”

　　見李斯猶豫不決，趙高又說：“眼下朝廷的權力掌握在胡亥手中，我也知道他的打算。何況扶蘇在外，胡亥在內，由朝廷控製地方比較方便。假如錯過當前的大好時機，扶蘇和胡亥的內外位置發生改變，我們再想反對扶蘇，就不免成為亂臣賊子。您還是快作決定吧。”

　　趙高的一番話，猶如在李斯的心湖中投入了一塊石頭。李斯仔細一想，這件事關係重大，想必趙高和胡亥早已串通一氣，自己如若不順從他們，必會有大禍臨頭。如若從了他們的計謀，又覺得違背自己的良心，此時的李斯內心充滿了痛苦與矛盾。最終，在趙高的利誘和威逼下，李斯決定與趙高、胡亥合謀。

　　在趙高的策動下，以胡亥為首、以趙高為中心、以李斯為幫凶的政變集團正式形成。秦國經過數百年打下的一統江山，眼看即將易主了。

　　三人結成聯盟後，遂決定繼續利用秦始皇，這個已經死了的“活人”去完成陰謀，他們要幹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把秦始皇臨終之際十分艱難地留下的關於公子扶蘇到鹹陽奔喪即位的遺詔毀掉。

　　第二件事，他們要偽造一份遺詔，謊稱丞相李斯在沙丘宮單獨接受秦始皇遺詔，立胡亥為太子。讓胡亥回到鹹陽立即以太子的身份主持秦始皇的葬禮，即二世皇帝之位。

　　第三件事，就是他們要偽造第二份詔書。這份詔書就是令扶蘇和蒙恬自盡，扳倒大秦帝國的中流砥柱，為胡亥繼承大統掃清障礙。

　　其實，趙高的計謀能否最終得逞，還要取決於長公子扶蘇的態度和作為。扶蘇身為長子，手握重兵，隻要應對合理，完全有條件粉碎趙高等人的陰謀。可是，扶蘇偏偏是個心慈手軟、誠信寬厚、至仁至孝的人。扶蘇經常為日理萬機、事必躬親的父皇感到擔憂，也曾經替父皇巡行天下，以現始皇威儀。他也曾為父皇“焚書坑儒”及其種種暴行感到無奈和惋惜。扶蘇很清楚，年屆天命之年的父皇已經老了，可沒想到父皇駕崩得這麽早。讓扶蘇更想不到的是，趙高、胡亥、李斯等人竟然把矛頭指向了自己。

　　他靜靜地跪聽“詔書”，誰知最後竟聽到“不忍麵誅，賜劍自裁”，麵對加蓋著父皇璽印的“詔書”和閃著寒光的寶劍，扶蘇不禁淚流滿麵，他不明白父皇為何強加罪名賜自己一死。隻可惜自己未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隨侍父皇左右，沒能盡到人臣之忠、人子之孝。

　　扶蘇搖搖晃晃地走進內室，正欲拔劍自盡，卻被蒙恬拉住了。“公子請慢動手，臣覺得這件事情有些蹊蹺。”

　　“詔書上加蓋著父皇的璽印，這是假不了的，何來蹊蹺？”扶蘇痛苦地閉上眼睛，淚水再一次湧了出來。

　　“公子你好好想一想，皇上親自下令，命臣率領30萬大軍戍邊防胡，又專派公子來此監軍，這可是天下第一重任，不是皇上深信不疑的人，不是皇上重視的繼承人，豈能擔當如此重任呢？況且皇上正在巡行之中，太子尚未確立，公子怎能隻憑一介使臣，一封尚未辨真假的詔書，就輕易自盡呢？公子您並無過錯，這說不定是某些奸佞之徒要謀害公子。您還是複請於陛下，待證實這確是皇上的旨意，再自盡也不遲，您要三思而行啊！”

　　此時，一旁的使者也在不斷地催促扶蘇趕快自盡，扶蘇含淚看著跪在一旁的蒙恬，無奈地搖搖頭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我扶蘇問心無愧，何必再去複命，今唯有一死，以謝君恩。蒙將軍，請不要再多說了，扶蘇先走一步了。”說完，便拔劍自刎了。可憐的扶蘇根本沒有想到，自己一生都十分尊敬的父皇早已先自己而去，也沒想到，這份詔書竟然是趙高等人的“詐書”。

　　蒙恬始終懷疑詔書的真偽，不肯當麵自盡，便被使者拘捕，囚禁在周陽（今陝西綏德西南）的大牢中，等候發落。

　　消息傳到趙高等人的耳中，他們不禁大喜，認為大局已定。

　　不久，皇帝車駕回到鹹陽，隨即向天下宣布了皇帝駕崩的消息和胡亥被立為太子繼承江山大統的消息。胡亥立即以太子的身份主持了秦始皇的葬禮，並繼承了皇位，就是“秦二世”。

　　同年九月，秦始皇被葬在驪山陵園中。

　　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貨幣；

　　法繁役重，焚書坑儒，窮奢極欲

　　如果從西周初年的分封諸侯算起，在秦王嬴政滅掉六國一統天下之前，華夏土地已經經曆了八百餘年混戰與殺戮，經濟、文化等都受到了重創。諸侯國林立，它們相互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各不相同，因而在貨幣、度量衡、文字乃至於車軌等諸多製度上差異甚大。秦帝國在統一天下後要恢複生產、安定百姓、發展經濟、繁榮文化，就必須建立起一套整齊劃一的規章製度。

　　因此，秦始皇在掃滅六國，統一中國之初，就在政治上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度和郡縣製度。接下來，秦始皇就要考慮如何建立與之相配套、相適應、相融合的經濟體製和文化形態了。

　　同軌車輿，條條大路通鹹陽

　　秦始皇對道路的重要性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他認為若想有效地統治這樣一個大帝國，僅僅靠比較完整而嚴密的中央集權製度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在中央與各地之間，建立一個高效的聯係網絡，能夠迅速下達旨意、上報民情，以供君王決策。同時也加強邊防、安定邊疆。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當年，就頒發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的有關整齊製度的各項法令，除統一了文字、貨幣、度量衡以及法律外，“車同軌”、“輿六尺”，也是其中重要的法令。

　　“軌”是指車兩輪之間的距離。戰國時代的車軌距離並不統一，秦帝國以法令來規定車輛兩輪之間的距離以6尺為度，這就使通行在秦帝國各條道路上的車輛在車寬上有了統一的規定。這種統一規定，對於馳道上車輛的行駛，無疑會比車軌不一要方便得多。

　　“車同軌”、“輿六尺”法令，其直接目的是為了便利交通事業。因此，秦始皇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修築了以都城鹹陽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絡。

　　戰國時代，各國為了區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在國家邊境地區設堡壘、築關塞、修塹堤。如楚國為了防韓而修建方城，魏國為了防秦而沿洛水修築魏長城，趙國為了防魏齊而沿漳水築趙長城。由於這些城牆在秦統一中國後成為嚴重影響交通的障礙，始皇嬴政遂下令“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拆除這些阻礙交通的關塞、堡壘和城牆，並決通那些以鄰為壑的不合理的堡壘和城防，消除了人為製造的關隘和屏障。秦始皇的這一做法，打破了六國原有的地域界線，為六國民眾的自由往來掃清了障礙，這自然是利國利民的舉措。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下令以鹹陽為中心，在國中修築寬廣的“馳道”，分別向燕齊地區和吳楚地區輻射。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遣蒙恬率領30萬大軍北擊匈奴，將匈奴驅逐到陰山山脈以北，在匈奴舊境設置了九原郡。為了防止匈奴的再度南侵，秦始皇下令修築一條由鹹陽經過上郡、雲陽直達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全長一千八百餘裏的直道，被稱為“九原直道”。

　　為了進一步密切巴蜀和西南地區的聯係，秦始皇派常在原來從今四川宜賓通往雲南、貴州的棧道的基礎上修築道路。由於山路崎嶇險阻，路麵隻有五尺寬，遠比馳道路麵窄得多，故稱“五尺道”。

　　秦軍進軍嶺南時，又在現今湖南、江西、廣東、廣西之間修築從中原通往嶺南、南越的道路，被稱為“新道”。

　　修路必然要架橋，秦始皇還曾親率百官築橋。一次東巡，一條河水擋住了他的去路，秦始皇便命百官各提一石以填之，很快就填滿，“言始皇嬴政東巡所造”，故稱“秦梁”。由於皇帝的帶頭示範作用，於是在秦代，修路架橋也格外被人們所重視。

　　秦帝國建立後所修建的這些交通幹線，構成一個以鹹陽為中心，遍及原山東六國的諸多條“馳道”以及聯係邊境地區的“直道”、“五尺道”、“新道”的四通八達的道路交通網絡。

　　除了道路交通網絡，秦始皇還命人修築許多人工渠道，以溝通黃河、長江、淮河、珠江、渭水、涇水等自然江河，從而形成了一個水上的交通網絡。

　　交通是政治經濟的命脈，水陸交通網絡的形成，使得秦王朝的交通能東窮齊、燕，南極吳、楚，西抵雲、貴，北達長城，大大地超出了軍事上的意義。不僅能夠有效地抵禦匈奴，方便皇帝巡行全國各地，還可以使秦王朝的政令暢達全國各地。而且，有了這樣的交通網絡，可以將全國各地區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對促進當時以及秦以後的中國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諸方麵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不僅功在當時，而且澤被後世、利在千秋。

　　統一貨幣，為經濟發展開辟道路

　　金屬鑄造貨幣在春秋後期已廣泛流通於中原地區。戰國時期，鑄造的銅幣已成為當時流通領域裏的主要貨幣。直到戰國末年，由於各諸侯國長時期的並立，各國銅幣的形製在形狀、大小、輕重以及計算單位上很不一致。每個諸侯國都有很多鑄造貨幣的城市與工場，這就使得幣製更加不統一。既不利於商品的交換，也不利於賦稅的征收，歸根到底就是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因此，秦始皇決定統一全國的貨幣。這不僅是統一國家的經濟上的需要，同時也是維護國家統一的政治上的重大舉措。

　　為了統一各國貨幣，嬴政就必須先廢除舊有的種類複雜的貨幣。如齊、燕等國主要使用刀形的刀幣，魏、韓、趙等國則使用流通鏟形的鐔幣，楚國使用郢爰和形若海貝的蟻鼻錢，秦和魏、趙的黃河兩岸地區都使用圓錢。這些錢幣形狀不一、大小各異、輕重不同，就是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貨幣也不完全一致，比如趙國使用刀幣，而布幣和圓錢也同時流通，這就使得貨幣流通混亂，換算複雜。

　　因此，在推行新幣之前，必先廢除這些形形色色的舊幣，若舊幣不去而推行新幣，則新幣與舊幣同時流通，就必然會使市場更加混亂。於是，秦始皇宣布廢除舊幣，就是為推行新幣而作準備。

　　廢除了舊幣之後，秦始皇便以法令的形式劃一幣製並加強貨幣管理，製定了中國現存最早的貨幣金融法規——《金布律》及一係列有關法規。秦朝在貨幣管理方麵主要有以下幾個重要的規定。

　　第一，貨幣本位製的統一，也就是統一貨幣的材質。在秦以前的中國，曾有黃金、布匹、玉、龜殼、貝殼、銅等多種材質用於行使貨幣的職能，這是社會的商品經濟不發達，還停留在物物交換階段中的反映。我們不僅能在《詩經》中讀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的詩句，即使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的《秦律·金布律》中，我們也仍可以看到“布袤八尺，福（幅）廣二尺五寸，布惡，其廣袤不如式者，不行”和“錢十一當一布，其出入錢以當金、布，以律”的法律條文，這說明秦國在商鞅變法後盡管已經在使用銅錢，但布匹仍作為法定的貨幣在流通。

　　統一全國後，秦始皇將法定貨幣的黃金、銅錢、布帛三本位製，改為黃金、銅錢二本位，並規定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二者都是通行全國的法定金屬貨幣。其餘曾經作為貨幣使用的物品，如珠玉、龜貝、銀錫不再屬於貨幣範疇。這就進一步提升金屬貨幣的地位，在製度上取消以實物作為等價物。而作為改革以後的“上幣”黃金，仍然是一種以重量為單位的貨幣，隻是將單位改作“鎰”，且不是鑄幣。

　　貨幣本位製的統一，不僅在中國的貨幣發展史上是一次偉大的創舉，而且在全世界的貨幣發展史上也占有絕對領先的地位。

　　第二，貨幣外形與內容的統一。秦在統一之前就使用的是方孔圓錢。統一後，秦始皇仍以這種錢為基礎向全國頒發。秦王朝的這一種法定貨幣銅錢被稱為“半兩錢”，其形製為：直徑1寸2分，重12銖，鐫有“半兩”字樣。“半兩錢”為原形，中間有方孔，便於以繩貫之，所以後來銅錢的單位又有了“貫”和“吊”。由於作為鑄幣的銅錢有比較固定的形狀、重量和成色，方便攜帶，故為曆代王朝所承襲，一直沿用到近代方退出流通領域。

　　第三，貨幣鑄造權的統一。統一貨幣鑄造是秦始皇強化財政金融管理的重要措施。為了保證貨幣的統一，秦律規定：貨幣鑄造權由國家掌握，隻有中央政府才能鑄造貨幣，私人鑄幣屬於違法行為。

　　在秦朝，鑄造權雖然收歸國有，但並不是說地方政府就不能鑄造。秦始皇考慮到地方之大，交通不便，也允許郡縣地方政府按國家的標準設計進行製造，並印上鑄造地方的名字。而在各郡縣鑄造的貨幣上鑄造地名，實際上也是為了加強統一管理，一旦發現有不符合規格的，可及時查處。可以說，統一貨幣鑄造權，是秦始皇強化財政金融管理的重要舉措。

　　第四，依法保證貨幣的流通和管理。為了保證貨幣流通，《金布律》規定：凡國家鑄造發行的貨幣，無論質量好壞，均可正常流通。官府征收上來的貨幣，“錢善不善，雜實之”；在日常流通中，“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禁止挑挑揀揀。《金布律》還嚴格禁止官吏、商賈拒絕接受符合流通條件的貨幣。如果有人“擇行錢、布”，將觸犯刑律。不予告發的伍長和檢察不嚴的官吏“皆有罪”。

　　秦始皇統一貨幣後，克服了過去商品流通中使用和換算貨幣的困難，這給當時各地商業活動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大大促進了全國經濟的交流和發展。

　　統一度量衡，規範經濟製度

　　春秋後期，社會生產方式產生了巨大變革，生產力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工商業有了極大的進步和繁榮，規範經濟製度成了時代的必然要求。

　　由於戰國時期，諸侯長期割據，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各國的度量衡大不相同，各諸侯國的度量衡都是為自己本國的經濟生活的運行和發展服務。

　　以量製來看，秦國以升、鬥、桶為單位，齊國以升、豆、區、釜、鍾為單位，趙國以升、鬥為單位，魏國以半斤、鬥、鍾為單位。同樣名稱的鬥量值也完全不同，秦國一鬥約合2010毫升，趙國一鬥約合2114毫升，魏國一鬥約合7140毫升。

　　以衡製來看也是相當不一致的。斤以下的單位，秦國有兩和銖，楚、魏則有鋝（鍰）。斤以上的單位，秦國有鈞、石，楚、魏則有鎰。進位也不一樣，齊國以升、豆、區、釜為五進位，釜和鍾卻又是十進位。

　　隨著秦始皇統一全國，舊的區域經濟被打破，政治上的統一和度量衡製度不統一之間就存在著矛盾，嚴重製約著秦王朝經濟的交流與發展。

　　早在秦孝公統治時期，秦國大改革家商鞅就已經重視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的改革。他為了使國家賦稅製度化，製定和頒布了統一的度量衡標準。在他“平鬥桶權衡丈尺”的五年之後，秦國逐漸富強起來。

　　秦國的名相呂不韋也是這樣一個銳意進取的政治家。作為商人出身，呂不韋自然更清楚度量衡標準統一意味著什麽。他在《呂氏春秋·仲春記》中說：“是日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鬥桶，正權概。”這一認識，體現了呂不韋這個頗富經濟頭腦的政治家卓爾不群的風格。

　　秦始皇固然沒有從商的經曆，但他卻是在呂不韋的精心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後來又深信法家學說，思想上自然深受商鞅的影響。他深刻地意識到，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中，使用統一標準的度量衡，是社會經濟生活的要求，特別是朝廷向全國人民征收租稅，不能沒有統一的度量衡。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使用兼並戰爭的手段來消滅其他六國而新生的秦王朝，統一度量衡是秦王朝頒布的一係列鞏固統一措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在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會超過對經濟的影響力。於是，在統一六國之後，嬴政便開始著手於度量衡的統一。

　　商鞅變法以後，秦國的度量衡標準已較為整齊化了。所以，嬴政統一全國後，繼承秦國原有的製度，並向全國推廣，以秦國的標準統一了各國有所不同的標準。於公元前221年，發布詔令——“一法度衡石丈尺”。

　　秦始皇所統一的度、量、衡的主要內容有：

　　第一，以秦國原來的度量衡為基礎，製定了新的度量衡製度，廢除六國的舊度量衡。

　　第二，新的度和量都以十進位。度的單位有寸、尺、丈、引，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量的單位有合、升、鬥、桶（斛），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鬥，十鬥為一桶。衡製規定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

　　第三，為了保證這項法令的貫徹落實，由中央政府向各級地方政府頒發統一製作的標準量器。凡製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皇帝詔書全文。不宜刻字的陶器也用刻字木戳印上字樣。

　　為了保障度量衡的統一，秦始皇規定了定期檢查製度，即在下令鑄造大量各種量值的標準量器的同時，推行度量定期檢查，規定“仲春之月，一度量，平權衡，齊鬥桶”。也就是說，每年二月，要對全國度量衡器進行定期檢定，保證計量器具的準確和統一。這種定期檢查製度是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製度保障。

　　秦始皇還命人在全國範圍內大做宣傳，使“歉疑者，皆明壹之”，主要是指通過宣傳教育，讓天下人都知道並掌握統一的度量衡製度，使人們明白統一度量衡的好處。

　　除此之外，秦始皇還注重用法律來保證統一度量衡製度的準確推行，規定度量衡不正者要處罰。以法令的形式強化對不按統一的度量衡製度辦事的人的懲處，對全體國民都是一種有力的約束，從而有力地保證了度量衡製度的廣泛推行。

　　由此我們也能夠看到，秦始皇不僅統一了度量衡，而且非常重視度量衡統一製度的宣傳普及。

　　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製度的措施是合理而且有力的。而且，秦朝的製度一如既往地簡單易施，適合於推廣。因此，在秦以後的兩千多年中，各種度、量、衡單位的數值，雖然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各種基本單位及其相互的比值都繼承了下來，而且基本上保持了全國範圍內的統一，這也是秦始皇對後世的又一大貢獻。

　　書同文，促進東方文明的發展

　　統一文字、簡化漢字是秦始皇在統一文化製度方麵最重要的舉措。漢字的曆史非常悠久，早在六千年前就被人們創造出來並被廣泛使用。隨著曆史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日益豐富，生活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人們，使用著不同的語言和文字。同時，為了書寫的便利，又總是不斷簡化原有的文字。這樣，文字的混亂和歧義就不可避免。

　　在春秋戰國以後，由於長期處於割據分裂的狀態，各地的文字有很大區別。文字的混亂與分歧，表現為“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這是當時政治上分裂割據的一個充分表現，這極不利於國家統一，妨礙了人們的思想交流，阻礙了日趨統一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有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傳播交流。因此，秦始皇要順利推行他的各種政策法令，就必須完成文字的統一和規範化這件大事。

　　兼並戰爭的結束為秦始皇統一文字創造了條件。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庚辰，即秦統一六國的當年，秦始皇做出具有重大意義的決策——下令“書同文字”，就是說要用同一種文字書寫。

　　秦在統一六國之前所使用的文字是“小篆”（又稱秦篆），是一種以秦國文字為基礎，以西周以來通行於周地、秦國的《史籀篇》大篆（又稱“籀文”）為藍本，又汲取齊魯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筆畫簡省的優點修改演化而成的文字。它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確定了各種偏旁符號的形體。戰國古文的偏旁形體紊亂，沒有固定的形式。小篆把各種符號都規定為一定的形體，這就為漢字字形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第二，確定了每個偏旁符號在字體中的位置。先秦時期的古文不僅偏旁形體不固定，位置也不固定，左右上下可以隨意顛倒。例如金偏旁符號，可以寫在字體的左側，也可以寫在右側，可以寫在字體的上部，也可以寫在字體的下部，還可以寫在字體的中間，帶有極大的隨意性。秦篆則一律確定在左側，個別寫在下部。

　　第三，每個字所采用的偏旁固定為一種，不能用其他符號代替。秦篆在定形的基礎上，又把每個字書寫的筆數確定下來。這樣，由於固定了每個字的筆畫數目和筆序，使得文字使用更簡單。人們更容易記牢，書寫的速度更快了。

　　不難看出，同大篆相比，小篆在形體上更加整齊和定形化，線條簡單而均勻，在寫法上不像大篆那樣繁複，同時又減少了許多異體字。總之，大篆比小篆難寫、難認，而六國文字比大篆還難認，缺乏規律。因此，戰國末年秦國的小篆算得上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字了。

　　總之，小篆所規定的這些原則，也是現行漢字遵守的原則。今天，小篆雖已不再使用，但它所創立的一些形體結構原則，一直沿襲下來，使漢字形體走向定形。

　　秦統一全國後，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分別用小篆體編寫了《倉頡篇》、《爰曆篇》、《博學篇》，既作為兒童初學的識字課本，又是推行小篆標準的文字範本。小篆因此成為秦帝國的官方規範文字，被頒行全國。

　　在統一文字的過程中，秦始皇不僅僅以小篆取代了六國之文，而且還推行了一種迥異於前的嶄新書體——隸書。隸書是流行於秦國國內的一種比小篆更加簡便的字體，是秦小篆簡化與發展的結果。在文字結構上，初期的隸書與小篆的寫法沒有大的區別，隻是在用筆上有所不同，是一種比較草率和不夠規範的小篆。

　　秦始皇統一文字後，隸書也形成了一種固定的、規範化的字體。隸書的特點是變小篆之圓筆為方筆，變小篆之長體為方體，使文字結構明潔，書寫簡便，漢字象形意味減少，表意色彩加濃，立體感增強，筆畫方圓皆有，肥瘦相宜，藏露有度，抑揚頓挫，在書法的藝術性方麵實現了一次空前的飛躍。由於這一字體書寫方便，藝術性強，為民間所樂用。整理後的隸書，從此成為廣泛流行的字體，是我國文字由古體轉化為今體的裏程碑。

　　隸書書寫簡便，不僅在民間流行，而且秦王朝頒發的文件也大量使用隸書。隸書的誕生是中國文字史和書法史上的一件大事，代表著漢字字形的合理發展方向。它打破了古體漢字的傳統，提高了書寫效率，到了西漢初年，隸書已在全國通用。而我們現代人所使用的楷體，就是在隸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秦始皇“書同文字”的舉措，對中華民族的團結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方言、鄉音差別很大，而漢字的表意性很強，有了統一的文字，基本上克服了各地經濟文化交流中的方言障礙、鄉音隔閡。

　　秦始皇簡化漢字、統一文字，使小篆和隸書成為全國通用的字體，這完全適應於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不僅對促進政治統一、經濟交流有積極的意義，對我國兩千多年來漢語書麵語言的統一，對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對中國古典史籍的保存和流傳，對於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以及鞏固封建國家的統一，對促進中華文化共同體的迅速發展和漢族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說，秦始皇“書同文字”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規模宏大、成效卓越的文字規範化工作，這也是秦始皇對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又一大功績。

　　行同倫，奠定中國法製製度的基礎

　　秦國在商鞅變法後，一直實施依法治國的方針。因此，在秦國，已經形成了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良好的社會風氣。以前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早已被拋至九霄雲外，而代之以“事皆決於法”的法治理念。秦國之所以能在兼並戰爭中越戰越強並最終能統一全國，堅決貫徹執行商鞅變法以來依法治國的精神，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是中國古代首屈一指的“法治”皇帝，在他統治下的大秦王朝則是世界古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法治”王朝。他繼承了秦國諸先王的政治傳統，堅持“法令出一”的政治製度，奉行“事皆決於法”的治國方略。秦朝的主要行政活動“皆有法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依法行政。秦始皇“專任獄吏”，重視司法官吏的培養、使用和提拔，並強化對司法活動的控製、監督和檢查，以嚴刑酷罰防範、懲處司法腐敗。“法令由一統”的政治製度、詳盡具體的法律條文、通曉法律的法吏隊伍和嚴厲的司法監督，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公正斷案。

　　秦始皇將規範化、製度化、法製化的行政管理推行到廣泛的領域。他以武力征服天下，摧毀了政治疆域的樊籬，建立了統一的政治製度。但他沒有就此停步，而是又一次把目光對準了斑駁陸離的文化領域，致力於構建“大一統”的思想文化形態。秦朝建立不久，秦始皇就雷厲風行地掃蕩各種文化差異，推行書同文、車同軌、度同製、行同倫的政策，還健全博士製度，廣召飽學之士，講究學術，整理文獻，頒布了一批強製性乃至製度化、法律化的法令。

　　秦始皇試圖建立君與法的單一權威支配原則，他在治國方略、基本製度和法律實踐上都致力於貫徹“法治”原則，從而使君主專製條件下的“法治”模式登峰造極。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史上，秦朝的“法治”程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秦始皇明確宣布學術以國家法令為本。秦朝各級政府還以行政手段強化法製教育，力圖“令吏民皆明智（知），毋巨（炬，至）於罪”。由於秦始皇比較全麵地貫徹了法家的法治學說，“法”在秦朝政治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秦朝是一個統一國家，法令的統一也成為一種必然。總的來說，秦朝的法製，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完備，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嚴酷。

　　秦始皇還以政令、法律等形式，統一道德規範和法律規範，諸如“依法為教”、“禁止淫浹”等，以“行同倫”來統一人們的文化心理。

　　秦始皇不僅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地推行並保護被後世稱之為“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而且在祭祀神明方麵也作了整齊劃一的規範，使之與大一統局麵相適應。秦朝法令對祭祀什麽神，什麽時間祭祀，用什麽儀式祭祀等都有法律規定，以政令的形式規定了各種應當祭祀的神明。除國家廣設廟宇，並指派官吏主管祭祀以天帝為首的諸神外，“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對宗教信仰和各種民間的祭祀放任而不加管理，而是對此進行嚴格的行政管理。

　　總的說來，秦始皇推行書同文、車同軌、度同製、行同倫等統一文化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它有利於在一些基本層麵形成統一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書同文、行同倫標誌著中華文化共同體的重大發展和漢族的基本形成，這在中華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政治的統一為文化的統一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而文化的統一又勢必促進政治的統一。作為這些政策、製度和法令的製定者、推行者，秦始皇的曆史功績不可磨滅。

　　修築萬裏長城，樹立華夏豐碑

　　“長城首築，萬裏安邊”。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是一項被譽為世界奇跡的特大型工程，其工程之浩大、氣勢之雄偉，在世界軍事工程史上可謂首屈一指。一提到長城，人們就會想到秦始皇；一提到秦始皇的功與過，人們也總要論及長城。萬裏長城是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修築的最重大的軍事工程。

　　秦滅六國後，秦始皇為消除北部邊境上的禍患，同時也是為了開拓帝國的疆土，想要攻伐匈奴。匈奴族是我國古代居住在今蒙古高原地區的一個以遊牧為主要經濟形態的民族，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前，匈奴族在頭領單於的領導下，開始強大起來。他們常常將以農業生產為主的中原地區作為其侵略的對象。由於當時的中原地區正處在緊張的兼並戰爭中，各國均無暇顧及反擊匈奴人，以致匈奴的勢力越發強大，對中原地區的威脅也越來越嚴重。匈奴人甚至還占領了黃河的河套地區，這一地區被秦國人稱為“河南地”，這等於在秦國的背後插了一把刀，對秦國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因此，秦始皇在統一全國後，就將反擊匈奴、收複“河南地”，作為鞏固國家統一的重大戰略並加以實施。但是，他並沒有在統一國家後立即對匈奴動手，直到公元前215年，“從天而降”的那塊刻著“亡秦者胡”字樣的石碑，促成秦始皇最終下定攻伐匈奴的決心。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蒙恬統率秦軍向西北追擊匈奴，在今陝西省東北角依傍黃河向東直達陰山，在河套以北陰山一帶地區設置三十四個縣，重新設置九原郡。接著，秦始皇又令蒙恬渡過黃河攻取高闕、陽山、北假一帶，修築亭障以驅逐胡人，令有罪之人來這裏謫戍，以充實新設置的諸縣人口。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又下令從內地遷三萬戶到北河、榆中（今內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這是其中一說，故地所在曆來說法不一）屯墾。這次大規模的移民屯墾，其意義遠遠超出了防止匈奴入侵的初衷，它大大有利於秦帝國邊疆地區的開發和邊境地區的民族融合，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文化交流上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蒙恬率大軍攻擊匈奴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震動。最終使匈奴“不敢南麵而望十餘年”。但是，這次勝利的取得也使秦王朝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而守衛攻占的領土和鞏固邊防，又給秦王朝帶來許多新的問題。像對匈奴作戰中的後勤糧草供給，不能不是秦軍的一個沉重負擔，作戰中的“死者不可勝數”也是在所難免。“發丁男以守河北”以及從內地遷徙三萬戶居民充實邊境，對加強和鞏固北部邊防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這一切畢竟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秦始皇從長遠的觀點全麵地思考這一問題，並意識到必須尋求一項從根本上為鞏固北部邊防提供保障的措施。於是，秦始皇決定修築一條橫亙於匈奴南進中原道路上的人工軍事屏障。至此，在秦、趙、燕北部邊地長城的基礎上重修長城的方案，被秦始皇確定並付諸實施了。主持並負責實施這一浩大工程的，理所當然的是大將軍蒙恬和他所統帥的數十萬軍民。

　　公元前214年，在北伐匈奴的戰爭中屢建奇功的大將軍蒙恬應秦始皇詔令負責修築長城，一時間，軍民奮戰，轟轟烈烈，從齊國臨淄開始，綿延萬裏，到燕國的遼東為止，一場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偉大運動開始了。新的長城在各國舊的長城的基礎上修葺、擴建而成。這條長城貫通東西，屹立在秦朝北部邊疆，是名副其實的“萬裏長城”。

　　作為軍事防禦工程體係，長城由關隘、邊城、城牆、城台、烽火台等構成。關隘、邊城居高臨險，扼守要衝，一般設在江河渡口之濱、險峰峻嶺之側或交通要道旁，憑山壑之險，構成邊防線上最重要的軍事要塞。對來犯之敵形成“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作戰態勢。城牆依山傍水，阻隔交通，可以有效地防止匈奴剽悍騎兵的長驅直入和大規模運動。城牆上在每隔大約500米的距離設有城台、敵樓可供屯兵、據守。其外沿修築有用於作戰的垛口。當敵人攻到牆身之下，利用高大的牆身所形成的死角掩護自己的時候，守軍就可利用牆台射殺敵人。牆台之外還有戰台，它是供守軍住宿和警戒的軍事設施。戰台一般都修築在高處，頂部是一個平坦的空間，便於瞭望。同時秦長城的修築也繼承了古老的消息傳替方式，在城牆之外，每隔若幹距離，便設置一烽火台。若遇緊急軍情，白晝燃煙，夜間舉火，依次傳遞，能在很短時間內將消息傳遍防線。並在長城沿線設有重兵駐守，還有大量移民實邊，軍民可以利用長城的各種軍事設施及時抵禦匈奴的侵擾。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而言，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的軍事防禦體係，長城的設計和構造，都已經達到了古代軍事建築工程水平的巔峰。

　　然而，如此浩大工程，卻僅用數年即告完成。這不僅有賴於設計者、建築者的聰明才智，還必須集中大量人力、財力、物力。長城工程多建於偏僻險要之地，在工具簡陋、交通不便、勞動條件惡劣的條件下，完成如此艱巨的工程，民眾負擔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就這樣，數十萬將士兵卒、楚鄉童男、齊魯壯漢、三秦囚徒用血肉之軀，背扛肩擔，綿延萬裏，將一塊塊巨石壘起在高山之巔、峭壁之上、峻嶺之間，汗水伴著血水一路流灑。有多少曾經健壯結實的身軀最終變得形若槁骸，又有多少風華正茂的青春被埋葬在這一塊塊厚重的磚石之內。可以說，長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著血淚，每一塊磚石都承載著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的悲歌。秦人曾留下一首《長城歌》，歌中唱道：“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廣為流傳的孟薑女哭長城、吊亡夫的故事雖為民間傳說，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姓的哀怨與憤怒。

　　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在修築長城上所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是難以用數字來計算的，如此靡費資財、濫用民力，對於大局甫定、亟須休養生息的大秦王朝來說，的確是個不小的傷害，這也是秦始皇所夢想的萬世相傳的大秦帝國在十幾年就灰飛煙滅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萬裏長城也確實起到了抗擊匈奴、鞏固邊防的軍事防禦功用。如果從戰爭角度來講，秦始皇修築長城在當時是符合客觀需要的。當然，修築長城在秦始皇眼裏，不僅僅在於防禦，同他巡行天下、封禪泰山、觀兵耀武一樣，這也是在炫耀他那不可一世的豐功偉業。

　　法繁役重，人民苦不堪言

　　強大一時的大秦帝國之所以在秦始皇死去的三年多後便短命而亡，法繁役重不能不說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大澤鄉的星星之火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勢，足以說明暴政之下的貧苦大眾確實是忍無可忍了。

　　早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秦國就已經有了嚴苛的律法製度，秦律對刑事犯罪的懲罰相當嚴厲，在秦國，被罰做苦役“刑徒”的人數，一直居高不下。

　　大秦帝國建立後，暴秦統治下的律法更是十分嚴苛，酷律多如牛毛，刑徒的人數之多，竟然達到了“赭衣者半”的程度。除了戮刑（先活著刑辱示眾，然後斬首）、磔刑（車裂）、棄市（在鬧市執行死刑）、定殺（對患有傳染病的重刑犯用水淹死）、生埋（活埋）、賜死等名目繁多的死刑，還有許多叫人觸目驚心的各種肉刑。如黥刑，就是在犯人的麵部和別處刺上字，然後用黑墨顯現出來；髕刑，就是去掉犯人的膝蓋骨；左趾，就是去掉犯人的腳趾；刖刑，就是砍斷犯人的雙腳；宮刑，這是一種毫無人道僅次於死刑的刑罰，這不僅僅在於它使人致殘，更由於它野蠻地剝奪了受刑者作為人的全部尊嚴，橫暴地摧毀了他們的意誌，無情地踐踏了他們的情感。因此，宮刑實際上是最能反映封建法律、刑罰野蠻凶殘本質的一種酷刑。還有劓刑，就是割去犯人鼻子的刑罰；笞刑，就是鞭刑，這是秦代最常用的刑罰。

　　除了死刑、肉刑外，還有各種徒刑。秦帝國的徒刑沒有刑期，除特例外，不管罪行輕重都是無期徒刑，而且要終身服刑。除此以外，還有形形色色的別的刑法。這些法律既完備又殘忍，它雖嚴懲了不少凶狠刁蠻、殺人越貨之徒，但更多的卻是對勞動人民的殘酷鎮壓。它雖有效地維護了秦始皇的統治，卻也製造了一次次的黑色恐怖，以至於“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在秦始皇的黑色恐怖的統治之下，人人皆有“罪”，因為黑色恐怖使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變成了人人在懲罰麵前平等，而且由於有法典可依，許多含冤人是有苦說不出。黑色恐怖把秦帝國境內的大多數人推向了絕境。

　　除此之外，繁重的徭役、賦稅也成了壓在人民頭上的大山。秦統一六國後，在原有賦稅製度的基礎上，對賦稅製度進行了改進。秦始皇時期，征收的賦稅十分沉重。秦帝國人民的賦稅負擔，有田稅、口賦二種，這是大秦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田稅是指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在內按耕地麵積向國家交納的土地稅；口賦就是論戶取賦，即按人口數向國家交納賦稅，也就是所謂的人頭稅。因此，農民戶數的多少直接影響戶賦收入。當時的人們把秦王朝這種橫征暴斂形容為“頭會箕斂”，所謂“頭會”，即按人頭數出賦，也就是人頭稅，而用畚箕裝取所征的穀物，說明其征收數量之多。秦時的賦稅究竟有多少，實在無法計算。但早在商鞅變法時期就明文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秦《倉律》還規定了莊稼成熟後，國家收取多少地租，史稱“收泰半之賦”，意即收取三分之二的租賦，這實際上承襲了六國的舊製。

　　秦時的賦稅除上述兩項外，還有徭役製度，這是秦賦役製度的重要部分。秦朝的徭役更是十分繁重，按當時的規定，一般人民從15歲開始服役，直至60歲，一生中須正卒一年、屯戍一年，每年還要更卒一個月。據資料顯示，秦時可統計的人口大約有兩千萬，而每年所征發的徭役起碼不下三百萬人，服徭役的人數竟占全國總人口的10%以上。

　　秦帝國的繁重徭役和賦稅負擔，在土地兼並現象嚴重、“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下，“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這樣，5/10的地租，國家的賦稅和徭役，一齊加在破產的“貧民”頭上，貧民在生活上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因而“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並非誇張，確實是貧民生活狀況的寫照。《漢書·主父偃傳》說秦民“男子疾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帷帳，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漢書·晁錯傳》亦言“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可見因對外用兵以及大興土木而大量征集勞役民夫，給人民帶來多麽嚴重的災害，秦國百姓確實是無法生活下去了。

　　秦皇把橫征暴斂來的財富，都供個人揮霍享用，這也是肯定的。據考證，漢代的財政收入、支出，國家和帝室是分開的：稅賦的收入歸大司農，供“量吏祿、度官用”，這就是所謂國家財政；而皇室的所需，則來自“山海池澤之稅”，由“少府”掌管。“漢承秦製”，秦代也當如此。如上述人頭稅，本應屬於國家財政，由大司農掌管，但秦始皇的時代卻“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也就是所有的賦稅，都歸於少府，供皇帝享用。這樣無度地浪費社會財富，再加上濫發徭役，給生產帶來災難性的破壞，這也正是秦王朝迅速滅亡的重要原因。

　　窮奢極欲，大興土木

　　在建立了統一的大秦帝國之後，好大喜功、窮奢極欲的秦始皇，又開始大興土木工程，除修建了大量以鹹陽為中心的道路交通和水陸交通線，還重修鹹陽宮，修築萬裏長城、阿房宮、驪山陵等規模浩大的工程，耗費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征集了無數的勞役苦工。

　　早在統一六國之時，秦始皇就下令把各國宮殿的圖樣摹繪下來，在鹹陽照樣修建。消滅六國統一全國以後，秦始皇自以為德過三皇，功高五帝。他為鞏固皇權、體現皇帝的尊嚴以及供自己享用，在首都鹹陽大興土木，建宮築殿，其中所建宮殿中規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宮。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認為都城鹹陽人太多，而先王的皇宮又小，下令在故周都城豐、鎬之間渭南的皇家園林上林苑中，仿集天下的建築之精英靈秀，營造一座新朝宮。這座朝宮便是後來被稱為阿房宮的著名古代宮殿。

　　阿房宮集中了當時全國各地宮殿建築的優點，規模空前，氣勢宏偉，它“離宮別館，彌山跨穀，輦道相屬”，景色蔚為大觀。阿房宮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秦始皇生前還隻建了一個前殿。這前殿東西寬700米，南北長115米，占地麵積8萬平方米，容納萬人也綽綽有餘。殿下可以樹起五丈高的大旗。四周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在南山的峰頂建門闕，又修複道，自阿房宮渡過渭水直達鹹陽。秦始皇還把天下兵器熔成的12個銅人，立於殿前。修建如此規模宏大的建築，勞民傷財之巨，可以想見。

　　秦始皇死後，秦二世胡亥繼續修建阿房宮。相傳阿房宮大小殿堂七百餘所，一天之中，各殿的氣候都不盡相同。宮中珍寶堆積如山，美女成千上萬。可見，阿房宮宮殿之多、建築麵積之廣、規模之宏大，是世界建築史上無與倫比的宮殿建築。唐代詩人杜牧的《阿房宮賦》寫道：“覆壓三百餘裏，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鹹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

　　實際上，阿房原來隻是朝宮前殿的名字，秦始皇本打算在整座朝宮建成之後“更擇令名名之”。由於宮殿規模實在太大，雖然每天都有十幾萬苦役參加營建工作，但一直到秦朝滅亡時，此宮仍然沒有竣工。後來，秦末起義軍項羽率部進入鹹陽，項羽的部下“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朝宮化為一片焦土。這樣，人們就它稱為阿房宮了。除了阿房宮，秦始皇修造的宮殿，關中300所，關外400有餘，離宮別館，遍於天下。

　　焚書坑儒，留下千古罵名

　　秦始皇在後世人們心中成為一代暴君的原因，除了勞役人民從事大規模的營造工程之外，還有“焚書坑儒”這一思想鉗製事件。

　　公元前213年，為慶賀擊敗匈奴、收服百越的戰績，秦始皇在鹹陽宮大擺宴席，與70位博士、文武百官共同暢飲。席間，眾臣無不向秦始皇歌功頌德。其中博士仆射周青臣對秦始皇稱頌道：“陛下削平六國、統一天下，如今又北敗匈奴、南服百越，凡日月照得到的地方，全都為陛下統轄。陛下又廢除分封舊製，遍設郡縣，消除了戰爭之患，百姓安居樂業，自上古以來，無人能及陛下威德。”秦始皇聽後自然喜上眉梢。

　　座下的另一位博士淳於越是反對郡縣製的，聽到周青臣的諂媚之詞，心中很是反感，就站起來說：“殷商和周朝穩坐天下千餘年，就是因為分封子弟功臣，依靠這些人輔佐公室。而今陛下坐擁有天下，居九五之尊，而子弟功臣隻能做個普通臣民。如果突然之間發生齊國那樣的田氏篡權、晉國那樣的六卿專政，沒有輔佐諸侯，哪一個來拯救那種危險局麵呢？治理天下不效法古人而企圖長治久安，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如今周青臣當麵諂媚陛下，為陛下的過錯推波助瀾，這樣的人絕不是忠臣，應該嚴懲，以示天下！”

　　淳於越的一番話，使宴會上原本歡樂熱烈的氣氛一掃而空。燈火通明的鹹陽宮陷入一片寂靜。眾臣都低頭不語，秦始皇聽罷，也是臉色鐵青、怒發衝冠，因為淳於越直接否定了他的基本國策。但秦始皇忍住了，便想借此機會統一天下思想。所以，他當下請眾臣各抒己見。因為是丞相李斯反對分封製、提出郡縣製並為秦始皇所采納的，偏偏淳於越引借史籍、以古非今，因此，李斯就抓住“師古”大做文章。他說，古來治理天下並無常法，三皇五帝，各自的製度都不相同，但是他們都讓天下得到大治，可見，“效法古人”實屬“謬論”。

　　李斯接著將矛頭對準“諸生”，他進一步向秦王獻言說：“古時候天下混亂，沒有人能夠統一，因此諸侯作亂，歸根結底就是以古非今，惑亂人心。如今陛下一統天下，位極人尊。而士人善其所學，對抗政令，在朝廷不滿，在百姓中間借古諷今。如果不嚴禁這種情況，則國家威信必然受損……”李斯由一人推到一類人，由一類人推到一類人所幹的事，由事情推到《詩》、《書》，然後又開列一張清單奏請秦始皇發布焚禁令。這一建議正中秦始皇下懷，於是便下令焚書，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場空前的浩劫開始了。

　　根據李斯的建議，秦始皇向全國頒布“焚書令”：凡秦國以外的史書，除了博士館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等書之外，其他都一律燒掉，醫藥、卜筮、種植一類的書籍，不在焚燒之列；若有再談論《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知情而不揭發的一樣治罪；焚書令下達30天內拒絕焚燒書籍者處以黥刑；若有學法令者，以吏為師。

　　鹹陽城內的一把火揭開了秦始皇焚毀文明的大幕。接著，這把火在全國各地熊熊燃燒。首先燒毀了除《秦記》以外的國家曆史檔案，不到30天，民間大部分的“違禁”書籍化為了灰燼，隻有皇家圖書館保留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藏書。這是一筆無法彌補的損失。然而，焚書的大火、嚴酷的法令並沒有完全嚇住當時所有的儒生。他們千方百計把書珍藏起來……

　　秦始皇焚書，是為了消除不同意見，統一人們的思想，是一種愚民政策，而究其實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皇權統治，使自己的統治長久下去，這是文化專製主義的重要表現。這一場大火焚燒了大量古代文化典籍，使古代文化受到了嚴重的摧殘，也結束了一個時代，即春秋以來“百家爭鳴”的時代，這個時代是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絕無僅有的時代，是中華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這場大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