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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愛,如藍色的火焰

  薛慶國

  作為文學家和藝術家的紀伯倫,一生中不但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與畫作,還留下了數量頗豐的書信;其中保留較完整,並具有很高文學價值的,是他致兩位戀人瑪麗·哈斯凱爾和梅伊·齊雅黛的愛情書信。

  瑪麗·哈斯凱爾(1873—1964),美國人,是一個出身中產階層的知識女性,曾長期任一所女子中學的校長。1904年,三十一歲的瑪麗在朋友家結識了正在美國藝壇闖蕩的紀伯倫。經過交往,瑪麗對這位青年藝術家的才華大為賞識。在她主動資助下,紀伯倫於1908年赴巴黎學藝,並開始與瑪麗通信。返美定居紐約後,他繼續和住在波士頓的瑪麗鴻雁來往,兩人還不斷互訪,麵晤。從瑪麗的日記可知,紀伯倫返美後不久曾向她求婚,但她既不想讓婚姻生活束縛他的藝術天賦,更擔心可能的婚姻失敗會影響兩人的純潔友誼,便以自己年長十歲為由而予婉拒。此後兩人的友誼反而得到升華,而成為終身的摯友。

  在與紀伯倫相識的二十多年時間裏,瑪麗一直在生活上慷慨相助,無數次給他寄去錢物,使他“完全擺脫了日常生活的煩惱”。於是,背井離鄉而默默無聞的青年紀伯倫,得以將全部精力用於文學藝術的創作。在事業上,瑪麗良好的文學鑒賞力和英語造詣,也使紀伯倫獲益匪淺。他每寫就一部英文作品,都要請瑪麗過目。作為第一位讀者和評論者,瑪麗常能對作品提出有益的見解,並在語言上給予潤色。在紀伯倫的眼裏,善良、慷慨的瑪麗不啻是為他鋪平成功之路的天使。在致瑪麗的信中,紀伯倫屢屢流露出感激和報恩之情。他還值兩部新作出版時,特意在扉頁印上“致M。E。H”(瑪麗名字的縮寫)的題贈。

  在精神上,瑪麗是紀伯倫的知音和同道。無論在通信中還是麵晤時,她總能理解紀伯倫對生活、社會、藝術的灼見;而她頗有個性的見解,也常給予他啟發。紀伯倫告訴她:“你對我的理解,給我帶來了從未體驗過的最為寧靜的自由。”他甚至發過這樣的感慨:“隻有上帝、瑪麗和我,知道我的內心。”因此,致瑪麗的許多信件記錄了作者對人生和藝術的看法,對人物與事件的評論,對創作過程與生活經曆的描述。讀這些信件,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思想和藝術上不斷追求創新的紀伯倫,他最偏愛的藝術家,是具有自由靈魂和革命精神的卡萊爾、布萊克、羅丹等人(這同樣可以解釋他為什麽那麽喜愛暴風雨和暴風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摯愛祖國和家鄉的紀伯倫,他多次在書信中流露出對夢係魂牽的祖國的思念,並且積極從事愛國義舉。他在擔任敘利亞1救助委員會書記時,“沉浸在比舒適更甜美的感覺裏從未這麽珍惜時間,這麽珍惜分分秒秒”。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清醒的愛國者,一個不帶有“靡麗的東方病態”的紀伯倫,他說:“我是太愛我的祖國了,因而不願等同於她的眾多兒女。”他的書信中,因此也不乏對阿拉伯社會與文壇不良風氣的抨擊。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在創作上極其勤奮的紀伯倫,他“夜以繼日地畫著,寫著”,常常是“一整天不吃任何東西”;正是從創作中,他得到最大的快樂。從他的書信中,我們還可了解許多作品的創作過程,隱約先睹《先知》等作品中的雋言警句,窺見他作為詩人和藝術家的本色:許多短簡看似信手拈來,卻也詞句清麗,意象別致。

  在保留至今的兩人英文書信中,紀伯倫共寫了三百二十五封信(本譯文依據的集子,摘錄了其中一百七十封),瑪麗寫了二百九十封。1919年紀伯倫和遠在埃及的梅伊·齊雅黛恢複通信後,他和瑪麗的信件往來明顯減少。隨著年歲增長,瑪麗開始尋求生活上的歸宿,後來遠嫁他人,生活平靜而閑適。她婚後雖再未與紀伯倫見麵,但兩人一直保持通信聯係。1930年,健康惡化的紀伯倫在遺囑中寫道:“我畫室中的全部繪畫、書籍、藝術品等,我故世後將遺贈瑪麗·哈斯凱爾女士。”次年,紀伯倫病故。瑪麗在得知噩耗的當天就趕赴紐約,她在整理死者遺物時發現:正如她珍藏著紀伯倫的所有信件一樣,紀伯倫也保留著她的1指包括黎巴嫩在內的大敘利亞地區。

  全部來信。她並未依紀伯倫女秘書的建議將這些信焚燒,而是悉數帶回家中。隨後她在致女秘書的信中寫道:“我一直相信紀伯倫的偉大,相信我們的通信及交往經曆將屬於曆史。”

  在1911年的一則日記中,瑪麗記錄了自己婉拒紀伯倫求婚的原因,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對於紀伯倫,另有一份愛在等待他。這愛不同於他對我懷有的愛,這是神啟之愛,並將結成他的婚姻。他最偉大的作品,將由這愛而產生;他最大的幸福,他嶄新、充實的生活,也將由此而生。這一切用不了許多年就會發生。對於那場愛中的女子,我隻是一個階梯。盡管我多情的眼睛在哭泣,我卻是懷著歡欣想起她的。我不想擁有紀伯倫,因為我知道:她正在某個地方為他成長,他也在為她而成長。”心有靈犀的瑪麗所預言的這位女子,不久果然出現在紀伯倫的精神世界裏。如果說紀伯倫與瑪麗的戀情更近乎友情,兩人的關係雖然密切卻也不免平淡,那麽他與這位女子的愛情故事,則更為奇特、淒婉。紀伯倫致她的書信均以阿拉伯文寫成,得以保留的雖然隻有三十多封,卻具有極高的文學欣賞價值,不但在紀伯倫文學遺產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堪稱世界書簡文學的瑰寶。

  這位女子,便是現代阿拉伯文壇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梅伊·齊雅黛(1886—1941)。梅伊祖籍黎巴嫩,早年曾在貝魯特等地求學,後隨父親移居開羅。她天性聰慧,才貌雙全,精通多門外語,除從事文學創作及翻譯外,還定期在自己家中舉辦文學沙龍,為許多作家、詩人尊敬和傾慕。1911年紀伯倫的小說《被折斷的翅膀》發表,梅伊讀後主動致信遠在美國的作者,既對小說的思想和藝術手法表示欽佩,又對其中有關婚姻、愛情的觀點坦言商榷,兩人從此往來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們失去聯係多年。1919年開始,又恢複頻繁通信。

  紀伯倫和梅伊感情的基礎,是兩人對對方思想與才華的相互欽佩與賞識。紀伯倫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與獨特的文風,震動了整個阿拉伯文壇,也自然引起梅伊好感。同時,處於本世紀前期的阿拉伯社會,雖然正在思想、文學等方麵開始複興,但基本上仍是一個封閉、保守的社會,像梅伊這樣具備“神奇的天賦,廣博的學識,良好的審美觀”的才女實屬鳳毛麟角。梅伊發表的文章令紀伯倫十分驚喜,他在去信中寫道:“在你的文章裏,我發現了許多久已盤旋在我的腦際、縈繞在我的夢中的誌趣與傾向。”對於注重精神生活的紀伯倫和梅伊來說,能得到對方這樣的異性知音,乃是各自人生的大幸。

  更讓紀伯倫欣喜的是,梅伊這樣一位傑出的女性,還是他的黎巴嫩同胞。久居他鄉的紀伯倫,無疑把梅伊視為他的東方祖國的象征。因此,他對梅伊的感情,還和他的愛國情、思鄉情融合在一起。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對梅伊的友情迅速向愛情發展。在他們恢複通信的第一年——1919年,紀伯倫就“體驗了一件事”,是“用心靈、理智和感覺體驗的”。而且,他以深沉的筆調給梅伊寫道:“如果我的那些體驗與我過去的體驗有一點相似,我就不會訴說了;但這次是全新的,奇特的,突如其來的。”

  這全新的愛,給紀伯倫帶來了巨大的快樂。有一次他結束長途旅行回家,發現郵件中有三封梅伊的來信,他興奮極了,當天便回信寫道:“梅伊,你的信是多麽漂亮、多麽甜美啊!它猶如一條從高處而下流淌著美酒的小河,歌唱著流進我夢幻的穀地。它又像俄耳甫斯彈奏的豎琴,將天涯變為咫尺,將左近變得悠遠;又以其神奇的顫音,讓頑石化為熊熊的火炬,使枯枝變成鼓蕩的翅翼。如果說在一天之內,我收到你一封來信,就如同登上了山巔,那今天我一下收到你三封來信,這又讓我怎麽形容呢?”

  如此充滿了詩情畫意的段落和句子,在致梅伊的信中俯拾皆是,美不勝收。受到愛情鼓舞的紀伯倫,常常在深夜用自己的生花妙筆同梅伊娓娓而談。自他筆下流露的愛情,盡現出東方式的細膩和含蓄。摯愛而不言愛,是他致梅伊書信的特點。這些信件讀來,猶如一曲曲纏綿蘊藉的歌,令人回味無窮。“噢,已是午夜了。可到現在,我還沒有寫出掛在我唇間的那個字眼呢,那個我時而低語、時而大聲道出的字眼呢。我把這字眼交給靜夜的心中。是靜夜,保存著我們溫婉地、熱切地、虔誠地說出的一切;是靜夜,梅伊,將我們的禱告帶到我們希望的目的地,或將它高高地攜到上帝的麵前。”以這般曲盡其妙的文字,對比他對瑪麗直露的、多少顯得浮泛的愛的表白:“現在,讓我用發自肺腑的全部聲音高呼——我愛你!”我們有理由相信:紀伯倫對梅伊的愛確是全新而真摯的。

  在兩個人的精神世界裏,連使用的一些語匯,也隻有他們才能明白:“峽穀”是指紀伯倫工作的畫室;“霧靄”指的是雙方精神與情感的世界;“透明元素”則代表兩人精神上達成的神奇默契;而如果產生矛盾,就應把分歧扔進“金櫃”裏;雙方身上不那麽坦誠與率真的成分,則被戲稱為替各自幫倒忙的“守密者”然而,生活在東方,個性與思想都較為傳統、矜持的梅伊,與生性羞怯又極為看重事業的紀伯倫之間,也產生了不少矛盾與誤會。兩個文人的自尊心,對婚姻生活的束縛懷有的共同顧慮等等,使得兩人屢屢壓抑自己的感情,在需要采取毅然的愛的舉動時卻步不前。梅伊期待的,是紀伯倫更為率直而主動的愛的表白,她對他信中某些過於精巧的文辭有所不滿,譏之為“抒情歌曲”。對紀伯倫而言,他視創作為生命,重自由如饑渴,他能從反複詠唱愛情的苦樂中得到愉悅和慰藉,卻並無必要的心理準備,將這愛凝結成現實生活中的男女之愛。此外,把與梅伊的戀情限製於尺素傳情,恐怕也有擔心傷害自己的恩人與密友瑪麗的考慮。

  對於梅伊的猜忌和懷疑,紀伯倫多采取主動謙讓的姿態。一次次的誤會後,是一次次的冰釋前嫌。在紀伯倫和梅伊之間,愛總是勝利者。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都漸漸明白,兩人的愛情不可能發展成男女間的婚姻關係。紀伯倫對梅伊的戀情,在後期升華成一種父女般的情感。他開始稱梅伊為“小寶貝”、“小公主”、“我的女兒”,他不再閃爍其詞了。她的信中,多了一份恬靜與平和。然而,他又何曾忘卻過那段令他銘心刻骨的精神之戀呢?就在去世前的十多天,重病纏身且手臂有疾的紀伯倫,仍然給梅伊寄去了最後一封信——一幅被人稱為“藍色的火焰”的素描。還有什麽語言,能更好地表達他那純潔、熾烈而永不熄滅的愛呢?

  紀伯倫的逝世,給梅伊的身心造成巨大打擊。一直掩飾著這段戀情的梅伊,終於撰文公開了她和紀伯倫長期的通信經曆。她對紀伯倫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思,並流露出無限的絕望。

  在紀伯倫去世後的十年中,梅伊的精神與健康先後崩潰,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一度被人送到貝魯特的精神病院治療,後來又在開羅哀度了生命中最後兩年時光。1941年,梅伊十分淒涼地離開了人間。然而,她在晚年的輾轉流落中,仍一直將紀伯倫的來信隨身攜帶。在她的遺物中,有一本評述阿拉伯作家的英文論著,梅伊在書中紀伯倫的畫像旁寫下:“多年前這已注定了我的不幸!”

  一位終身未娶,一位畢生未嫁,而這段生死之戀的兩個主人竟然始終緣慳一麵!紀伯倫與梅伊奇特的愛情故事感人至深,在阿拉伯文壇傳為佳話。如果說瑪麗·哈斯凱爾是紀伯倫無私的幫助者,文學藝術靈感的啟發者,是他心心相應的知音,是“能在寂靜的夜晚和他在花園裏徜徉漫談的朋友”,那麽,梅伊·齊雅黛則是紀伯倫靈魂的知己,是他心旌為之顫栗的戀人,是聯係他和遙遠祖國的紐帶,是這世界上惟一能夠對他說這番話的人:“霧靄啊,我是另一團霧靄!來吧,讓我們去遨遊那些遙遠艱險、不為人知的所在!”紀伯倫致瑪麗和梅伊的書信,記錄了兩段不同的戀情,也呈現出不同的風格。致瑪麗的信明快,平直,簡潔凝練,輕鬆自如,具有更豐富的理性成分和社會內容;致梅伊的信則含蓄,蘊藉,淋漓盡致,情深意濃,更多地揭示了個人的情感世界。翻閱致梅伊原信的手稿可以發現,這些多半在深夜寫就的洋洋灑灑的信件,渾然天成,極少塗改,令人折服於這位文學大師流暢的文思和高超的語言天賦。應該說,致梅伊的書信以其真摯的感情、濃鬱的詩意、婉轉的筆調、精美的詞句,而具有更高的文學價值。兩種書信之所以風格迥異,首先在於作者內心對兩次愛情體驗不同;其次,致梅伊的信中,紀伯倫既要向一位高雅的才女暗示愛情,又想以自己的才華博得對方的戀慕,他便充分發揮了自己對文辭的擅長;此外還可考慮到:致瑪麗的信大多書成時間較早,而當時紀伯倫對英語的駕馭,遠不如母語阿拉伯語那樣得心應手。

  在紀伯倫的作品中,我們常常能見到“孤獨”二字。畢竟,芸芸眾生之中,有多少人能成為一位天才藝術家心靈的知音呢?然而,紀伯倫是幸運的,他在一生中至少得到過兩個知音。他的心在孤獨的時候,總能找到自己“幽居的禪房,可以從中覓得寧靜和慰藉”。他心靈的“禪房”,正是如藍色的火焰一般,在他心中燃燒不息的愛情。

  1999年6月於北京蘇州街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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