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第五節 論楊傑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

　　一、抗日是理所當然義不容辭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民族解放戰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部分。對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作些探討，對世界戰史及我國抗日戰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楊傑提出的抗日的戰略戰術思想，是從中日兩國的具體情況提出的，因而，有必要對此進行一些研究。

日本侵略中國，是不可避免的事，小國臨大國，不難打敗日本。

日本明治天皇所遺留下來的永久國策：“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到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麵具風靡支那四百餘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與南洋群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洲之用。”這是眾所周知的田中義一上日本天皇奏折中的名句，因此，日本要侵略中國是不可避免的事。

當然，發動戰爭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要有足夠的物質做基礎。當時日本並不是一個富翁，也可以說是個窮鬼，因為當時國防所必需的煤、鐵、棉花、汽油、橡皮、銅六種基本原料，它沒有一種能夠自給自足，要執行永久國策，不打主意就不能實現，所以，日本多年來就以對外貿易來爭取戰爭資源，使它儲備了戰爭買不到而生產又不足的大量原料，之後，它以這些資源為本錢，去進行侵略戰爭，取得資源豐富的殖民地，通過開發、榨取，以保證戰爭資源的獨立，因此，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就並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般的“地方事件”，而是日本帝國主義既定方針、永久國策的第一步實踐。

日本的外交家是配合日本軍閥的侵略行徑的，當日本軍閥宰割弱小民族的一部分領土時，外交家們就把這種驚天動地的大事用“事變”兩個字輕輕地掩蔽起來，說它是“地方事件”，希望用和平的手段就地解決，避免和被侵略的中央政府談判，更不願和第三國打交道，以大事化小事，臠切法配合上就地解決的孤立法，構成了日本外交獨具風格，掩護軍閥的侵略暴行，把侵略他國，使人家亡國滅種，說成是“共存共榮”，把對被侵略者的反抗鎮壓的罪行，美其名為“自衛”，以此又構成了一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第一步是派第五縱隊到敵國內部去製造摩擦和分裂；第二步是出其不意，實行武裝占領；第三步是在占領區樹立傀儡政權；第四步是首先承認傀儡政府；第五步是運用外交手段，要求世界各國承認既成事實，使侵略成為合法行動；第六步宣布兩國自願合並。最後，被侵略國完全被並吞，達到侵略目的。

隻有充分認識日本侵略中國的實質及手段，認識這一問題的嚴重後果，才能理解堅決抵抗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罪行，是理所當然、義不容辭的事情。國民黨國防戰略家楊傑，正是深刻地認識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實質及其嚴重性，因而，從“九一八”開始，他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徑，非常憤怒與重視，主張堅決抵抗，他根本不認為這是“地方事件”，更不對“國聯”抱有幻想，他在幾次國民黨中央會議中以及在廬山座談會上都大聲疾呼堅決抵抗日軍侵略，為獲得同僚們的同情與支持，他分析了日本的國內矛盾，他說：對日本的侵略行動，我們“應該打，打起來日本一定會垮”，因為“日本目前有軍閥與財閥之爭，陸軍與海軍之爭，陸軍中又有少壯派與老成派之爭，全國不是一條心，無論海軍空軍都無實戰經驗；掌握軍權的人，眼光都很短淺，隻能看見近處，不能看見遠處，以小國臨大國，又不可能傾全力來犯；外交上既要以蘇聯為敵，又得罪了英美，四麵樹敵，犯了兵家大忌……因此，我們不難打敗日本。”表現了楊傑堅決抗日的主張及立場，使不少人以為然。

事實上，日本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幾年裏，是以全力生產國防資料為主。日本對於國內一切工業實行管製，它通過企劃院來調整物質資源和勞動力，使全國的精神資源和物質資源成為戰爭的潛力；又通過資金調整委員會，把資本管製起來，使全國的金錢向戰爭最需要的方麵投資。日本的這些做法就是為了擴大侵略戰爭。然而，蔣介石卻不麵對現實，總想大事化小事，希望國聯主持公正，製裁日本；總想以妥協換取日本的諒解，對日本的侵略行為，作為“地方事件”解決，這當然是日本求之不得的。因此，蔣介石對楊傑提出堅決抗日的要求根本不重視，更違背人心的是，蔣介石將國家的財力、物力，不惜一切代價地去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楊傑堅決不參加這種戰爭，認為：“中國內戰，不但日本人覺得開心，就是其他各國，也都得到一些好處。”因為內戰會“破壞國防的健康，抵消國家的作戰力量。國防建設的指導者，必須認清這種事實，致力於國內戰爭的消弭，不論這種戰爭采取那一種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機”。楊傑的這些看法無疑是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的，不僅深遠，而且是非常正確的。

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完成建立滿洲國的侵略計劃，開始向熱河進攻，1月16日，日軍進攻山海關，何柱國部隊奮起抵抗，長城抗戰開始。起初，蔣介石要楊傑主持北平軍分會，處理中日之間的事務，並任楊傑為第九軍團司令官，指揮關麟征、黃傑、徐廷瑤等師，在長城古北口一帶抗擊日軍，阻止了日軍前進。日本天皇知道楊傑指揮軍隊在古北口一帶抗擊，下諭日本侵略軍：“支那名將楊傑指揮中國軍隊抗擊，爾等要格外小心。”楊兆龍回憶。楊傑在古北口抗戰，是他從事“軍事生涯”中第一次指揮大兵團，為了保衛祖國的獨立，對外國侵略的作戰，不似北伐戰爭消滅國內封建軍閥，更不似中原大戰，新軍閥爭權奪利的大混戰，因此，他以熱愛祖國的深情，懷抱一腔熱血，以必勝的信心，馳騁沙場，與侵略者較量。

長城抗戰，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情緒，人民群眾要求抗日的呼聲一時高漲，為此，蔣介石在3月23日、24日秘密來到北平，了解長城戰事的具體情況，他在居仁堂召開了一個軍事會議，要各方的高級將領都出席會議，向他報告長城戰事的情況。古北口方麵總指揮楊傑參加了會議，他向蔣介石作了長城戰事的具體報告後，進而提出了用後退配備的戰略，對付日軍企圖用速戰速決一舉殲滅國民黨軍的戰略。他向蔣介石報告：日軍采用調集各路會師承德，然後分兵進攻長城各口，一舉消滅中國抗日守軍的戰略。因此，我們具體對付的辦法就是用口袋戰術克製敵人。楊傑提出把南天門陣地（即古北口以南的陣地）的軍隊，主動向後撤退到密雲縣以東的地區，引誘敵軍深入，又在兩側配備兩個軍同時出擊，一舉可以殲滅敵人主力，長城戰事就可以轉守為攻，乘勝追擊，殲滅敵人，不致坐著挨打。楊傑向蔣介石報告了這一克製敵人的戰略後，並慷慨激昂地報告了日本不斷增加兵力，前方戰事非常激烈的戰況，要求增援部隊，堅決抗擊日軍。何應欽在旁聽了楊傑的這番話，很不高興，他說：“前方沒有什麽激烈的戰事吧！”楊傑說：“我剛才從前方回來，難道還不清楚嗎？”何應欽就叫王倫打電話去前方問問徐廷瑤，前方的情況怎麽樣？王倫回來說：“前方很平靜”。楊傑聽了非常氣憤：國難當頭，這些達官顯貴，可以不顧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扯其謊，自欺欺人，蔣介石本來就不願堅決抗戰，現在有此回電為根據，不支持楊傑當然就不會受譴責。

蔣介石走後，還是害怕抗日情緒不斷高漲，於是“召請日本留學生出身之蔣作賓、張群、黃郛諸要人，前往南昌，以華北問題作為對象，而加以討論，經各方要人以抗日之徒然不利，向蔣氏獻策之結果，如命中央軍停戰，以確保華北之中央地盤，同時在華北以謀與日本折衝接近，馴致中日關係，漸有複為歸正常趨勢之意見，業有一致之象。”南昌會議後，蔣介石得到親日派的支持，而且又有會議討論結果為依據，蔣介石就“名正言順”地命令長城古北口的國民黨中央軍四個師團後退於密雲懷柔一線。楊傑的後退配備戰略最終不得采用，隻好憤慨地辭職。

蔣介石即任何應欽、黃郛主持北平軍分會，由徐廷瑤代理楊傑總指揮職，結果，長城戰事失敗，何應欽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簽訂了可恥的《塘沽協定》。

楊傑在日本侵略中國初期的第一個戰略計劃終未能得以實現。此後，在整個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再也沒有將軍權交給他去和日本對抗，楊傑反抗侵略者，保衛祖國的獨立自由的夙願不得實現，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二、消耗戰略

針對日本侵略者采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楊傑提出節節抵抗、誘敵深入、一舉殲滅敵人的消耗戰略，以克製敵人。

1934年至1935年，楊傑對歐洲二十個國家進行了考察，特別對德、意考察後，進一步認識到不僅日本要擴大戰爭，世界大戰的爆發，已成不可避免的了，他寫了《歐洲各國軍事考察報告》一文，向蔣介石建議：趕快進行重工業的建設，進行國防工業重心的兵工業的根本建設，克服依賴外國武器的弱點，力求自強，建設獨立自主的兵工業，否則“職預料世界火拚戰禍一開，必蔓延全世界。是時，各國自顧不暇，敵必以海軍封鎖我各口岸，斷我軍火之來源，是時，雖以萬萬金，不能得一禦侮之工具。”蔣介石沒有采納，卻用巨資去修建滬杭公路，給日後日本進攻上海提供了方便。

楊傑認為，要打仗，就必須研究戰略戰術，認識戰略戰術。他指出：“戰術，就是戰場（專指戰鬥區域）以內指揮一軍隊的方法。戰略，就是戰地（可大而至全國）以內，統帥諸軍的方法。”關於戰術、戰略的認識，世界上有兩派，一派認為是科學，稱為軟派，一派認為是藝術，稱為硬派。楊傑認為世界上各次戰爭指導上，雖守有一定不變的法則，但實際應用後，不可能像數學一樣，產生同樣的結果，所以“戰術之為藝術而非科學”，因此，研究戰術的著眼點：1.須明了各兵種之性能，及其使用之方法。2.以精敏之眼光，清醒之頭腦，判斷地形之價值，而有利使用之。3.須有實戰之經驗。4.多讀戰史，以求教訓。5.活用原則。為此，其先決條件：須對原則徹底了解，切實牢記；須有強大的審判能力，以辨別各種原則之運用，是否合乎狀況之要求；須有推理的智能，俾舉一反三，聞一知十；須有冷靜的頭腦。要具備這些條件，才能很好地研究戰術、認識戰術、運用戰術。雖然戰術者，生死之道，存亡之地，但是戰術並非神秘不可測，它也有一定的作業方式。楊傑舉例說明：例一，表示簡單之決心者，如“軍師繼續攻擊當麵之敵”，此“攻擊”二字，即決心之表示。例二，決心而帶處置者，如“師以攻擊敵人之目的，以一部由某道向某處主力攻擊前進”，以一部由某道向某處主力攻擊前進為處置，攻擊二字為“決心”。例三，決心帶處置及理由者，如“師以各個擊破敵人之目的，主力……攻擊……之敵”為處置。例四，決心之中又帶決心者，如“師預期與敵遭遇，向……前進”，預期與敵遭遇是決心，“向某處前進”亦是決心。例五，現在之決心牽動將來之決心者，如“師以於明拂曉攻擊敵人之目的，現在某地宿營。”現在某處宿營為現在之決心，但宿營時並須準備明拂曉攻擊敵人，故牽動將來之決心。所以他認為否定戰術作業有一定之方式是不對的。

楊傑從理論上闡述了一般的戰略戰術之後，進一步研究了世界列強的戰術，他分析：自1927年以及今日，八年之間，世界戰術，又隨時代之進化而變遷，世界各國皆因國家民族之環境，兵器素質，國民性之不同，遂各有獨得之戰略戰術。不肯東施效顰，墨守前人陣法。於是某國，因其當前之敵為二國，而此兩國之土地人口，皆數倍於某國。若以遲緩之戰術，則某國必不能久持，難於取勝，遂倡為速戰速決之戰術。以雷霆萬鈞之勢，克服敵人。所謂運動戰解決戰爭是也。再言俄國，其戰術，名為逐退戰術，其用意在脫離其不利之戰場，與敵決戰，而利用有利之地形，以達成其目的。又如法國，因自度其數年來之準備，其勢力之雄厚，足以滅其敵人（德），遂取攻擊戰術（但法人做事穩慎，在未攻擊之先，務將國境要塞築設堅固，以為萬一攻擊不利時退守之支撐點。使敵人不得越法境一步）。至於英國，則以海軍關係，高唱遊擊戰術，以鞏固其領海權。凡此皆形勢使然，不能強其一致者。這就是1927年以來，世界戰術根據各國不同的具體情況而變遷之趨勢。

楊傑在分析了列強的戰略戰術之後，明白地指出，我們的敵人，就是帝國主義，他們對我們是極其凶殘的，他說：“我國唯一的敵人即為帝國主義，彼之對我，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我國處此趨勢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戰術，必不能自適其生存，吾人既知我國仇（日本）之戰術，以速戰速決為唯一法門，則我之所以應付之者，除應用節節抵抗，誘敵深入，然後一舉殲滅之消耗戰術之外，別無他法。”楊傑是在理論上研究、認識了戰略戰術的基礎上，又研究分析了列強的戰略戰術，進而研究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做到了知己的主觀之觀察，又有了知彼的客觀之觀察，才提出了這一具有持久戰性質的消耗戰術，以克製敵人的速戰速決戰術，這是完全正確的，中國人民八年抗戰的實踐也雄辯地證實了這一點。他的這一戰略戰術思想提出後，他反複對國民黨陸大的學員講解，企圖以此來統一全國全軍的抗日戰略戰術思想，在對敵鬥爭中克服各吹各打貽誤戰機的缺點，給予敵人有效的還擊。

楊傑更可貴者，反對抄襲世界列強的戰略戰術，提倡根據我國的國情及特殊的地形，利用其有利於己的特點，創造出適合我國反侵略戰爭的各種各樣的戰術。他說：“我國溝圩縱橫之地極多，即應創立圩塘戰術，我國長江、黃河、珠江、淮河等之大河，世界鮮有，即應研究大河戰術，村落錯雜之地極多，即應研究村落戰術，水田為我國特色，即應研究稻田戰術。”他強調指出，山地、海岸、遭遇、攻擊、防禦等等戰術，都要對地形勤加偵察，徹底認識，細心研究運用之良法，甚至地形河流如何改造，兵力如何配備，都要胸有成竹，才能掣肘敵人、戰勝敵人。

在論述河川戰術時，他指出，河川戰爭之物質，是人為的短隘路線，隨時隨地皆可構成，其攻防之指導，與其他之固定隘路相比實為困難。河川戰術防禦之種類可分四類：

1.河川後之防禦：即隔岸防禦，如為決戰之目的，則直接配備，並控製機動之部隊。如為持久防禦，則因正麵過廣，以後退配備為宜，並須主力完全控製，但如能確知敵人渡河點之所在，則亦可直接配備。

2.河川前之防禦：即背河防禦，假定敵人自北岸來攻，防者即可架橋，以主力於北岸防禦，因河之依托，不慮敵之包圍，因橋之便利，可以進退自由，可免無背水陣之弊害，況今日戰爭以機關槍為戰鬥核心，且又為縱深配備，故正麵極為堅強，如實施得當，必成金湯之固。

3.河川側麵之防禦：此係判斷敵人渡河之後，欲必經過河川之側麵，並非變換陣地不可，故即就河川之側麵以主力防禦，趁敵人變換陣地之際實行擊破之。

4.夾河川於中央之防禦：即在河之兩岸同時防禦。

關於渡河的方法，楊傑認為可用強行渡河、隱秘渡河、可疑點渡河等方法。

楊傑在論述防禦戰術時認為：防禦之最大要求厥為占領陣地，固如金湯，不為敵人攻擊所動，然後方可以言轉守為攻也，兵家常言，趁敵過失，轉移攻勢，此固至善至美之戰術，然敵人不待我察覺早已彌補，故唯有占領陣地能固如金湯，不為敵人攻擊所動之後，則不必待敵人過失亦可隨時發揮極大之戰鬥威力，毅然轉移攻勢。因此，正確利用地形及正確判斷敵人主攻指向是最要緊的兩個條件。

鑒於戰爭中，遭遇戰的發生是極為普遍的，因此，楊傑特別用心研究。他覺得世界上現有的兩種遭遇戰術：1.認為遭遇戰經過迅速，全為直路直進的正麵，為戒包圍。2.認為遭遇戰正麵堅強，不易突破，而易成持久戰。隨著時代的進步，各個時代有其特點，楊傑認為，這兩種戰術都有不足之處。根據時代的要求，他創立了一種指導今後遭遇戰術的準則：

（1）預先遭遇戰術，於前進發起之先，務有極整備之包圍態勢，即係以強大之兵力，控製一側，與敵衝突，直接取得包圍態勢，此乃展開即包圍之意也。蓋既俱有利之態勢，自應付正麵有餘，全部展開，自然將敵包圍在內。故展開完了，即是包圍成功。但行此法，最注意者，即遭遇線，務須判斷準確，始能盡為所期，完成使命。否則指導線錯誤，在前在後之地形變換，而仍實施原來之企圖，自不免產生意外之障礙，遂致運用不靈。但欲判斷準確，則非有清醒之頭腦，以洞察敵情，通曉地形不為動。

（2）全盤避開過早之展開，並控製適當之兵力，正麵在敵人展開之先，展開完了，取猛烈之攻擊，以控製之兵力，使用於敵軍之一翼。蓋包圍敵人為最有利之舉動，但因其有利，則顧慮不可不周到。例如僅與敵人正麵作戰，而不同時並行包圍，則雖攻擊，亦不能成功。反之僅先行包圍，而正麵不同時猛烈並進，則適暴露我之企圖，及正麵之薄弱，敵人正可乘包圍尚未成功之先，以雷霆萬鈞之勢，直路直進，向我中央突破。故為避免此種弊害，自然不能展開過早，同時在行包圍之際，必先使正麵之部隊，向敵人猛烈攻擊，以掩我之包圍企圖，而靡敵向我先行突破之意誌，及其後方對我包圍之企圖。然後正麵可以支持，而包圍亦能成功。

遭遇戰展開之方式，可分為統一展開，及逐次加入戰鬥兩種，但權衡利害，則以統一展開為有利，因逐次加入戰鬥之方式，為被動地位之行動，且戰場秩序，容易混亂，部下不明企圖，精神更難專一。凡此皆為戰敗之根源，故為情況許可，在可能範圍內總以能避免為最妙。但若在欲確保前衛既得之要地，或減少前衛之痛苦，或擴張戰果等緊急之情況下，因統一展開較為遲緩，則逐次加入戰鬥之方式仍有采用之必要。

楊傑認為，地形可以左右戰爭的勝敗，現地戰術即是以地形為主，所以凡是一個問題出來，總要把地形的價值判斷清楚。戰術之道無他，隻要懂得心理物性，就能發揮好戰術，換言之，隻要能將平常事物的性理，運用到戰爭上去，就能打勝仗。

楊傑的這些戰略戰術思想的論述，絕大部分是對國民黨陸軍大學學員講的。他從1931年至1937年春主持陸軍大學以來，培養出來的陸大學員，正好趕上國共第二次合作，參加了抗日戰爭。楊傑自己既然不能親自去指揮抗日軍隊，因而他希望能夠統一中國軍隊的戰略戰術思想，在實際戰場上不至於因意見不合貽誤戰機，或相互配合不當而使戰役失敗。陸大學員應用楊傑的戰略戰術思想，在抗日戰爭中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但是，在蔣介石集團片麵抗戰方針的指導下，楊傑的戰略戰術思想沒有發揮出應該起的作用，如針對敵人速戰速決的戰略，楊傑主張采取節節抵抗、誘敵深入、一舉殲滅敵人的消耗戰略，這顯然是主動的持久戰略思想，但在實際中國民黨軍隊結果是形成了節節敗退、失地千裏的被動局麵。與此相反，共產黨領導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采取全麵抗戰的方針，由於軍隊得到人民的支持，各種遊擊戰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為抗日戰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麵的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統一戰線正式成立，中國政府決定抗日。蔣介石叫楊傑作出一個對日作戰的抗戰計劃，楊傑根據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侵略本質的了解分析，提出了采用“持久戰的戰略戰術，利用空間爭取時間，逐漸削弱敵人，使我轉弱為強，最後戰勝敵人”的戰略計劃，呈給蔣介石，希望蔣介石能夠采用，並能任他為統帥部的參謀長，讓他全盤運籌指揮對日作戰，打擊侵略者，保衛國家、民族的獨立，以盡軍人的天職，了卻終生的夙願。可是，蔣介石沒有任用他，而是任用親日派何應欽做了參謀長。楊傑在“盧溝橋事變”時，根據敵我力量、我國的國情及各種特殊的地形，再次提出了持久戰思想的抗日戰略戰術是正確的，然而仍然得不到采用而不能實現。但蔣介石利用楊傑的才能為他出力，所以派他到蘇聯爭取抗日軍事物資的援助，楊傑到蘇聯後極力陳述中國抗戰的困難及對世界和蘇聯的影響，得到了蘇聯上下的同情與支持，獲得了蘇聯的提供貸款、軍事物資及軍事人員的全麵援助。

武漢失守後，蔣介石電示楊傑，望他要求蘇聯一次派幾百架飛機，轟炸日本的重要城市及軍事根據地，以使戰局能夠“急轉直下，一舉成功”，事實上，在世界形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蘇聯也在爭取時間，積極擴軍備戰，當然不可能替中國抗戰，為此，楊傑除向蘇聯求援外，他給蔣介石寫了立足於自力更生基礎上的《抗戰建議書》，提出：

甲，西南為政治經濟資源防戰之右輪，故對於廣州視為生命之門戶，不惜犧牲銳意克服之，同時傾全力注重英、法之外交，西北為反攻予敵包圍運動之左輪，故於西北各省，集結強有力之兵團時出威脅（敵之側背），同時在西北著手訓練新軍，指導遊擊隊之大規模之活動（實應積極著手）以分敵勢而期持久。並加深中蘇之大量援助，俾倭蘇仇嫉益深，終於開釁。

乙，征練新兵數百萬，維持戰鬥員之補充。以新法土法並用，盡量開掘礦產品，以資抵換軍需品。

丙，打通滇緬公路及安南之借道，俾軍需接濟應時而到。

楊傑認為，此時“日本的戰略必以最大努力要求在同盟軍的力量未集中之前進行決戰，它所爭取的優勢，不在全麵而在決戰點。”楊傑針對日本的戰略計劃，提出這一簡短的《抗戰建議書》，表明了武漢失守後，楊傑對中國抗日戰爭提出的全麵戰略計劃。這是他立足於自力更生、堅持長期抗戰的認識的基礎上對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的主張，這是符合於當時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的。

楊傑把西南定為抗日政治、經濟、資源防戰之右輪；把西北定為反攻包圍敵人的左輪，這是有策略而有全局思想的。以西南為防戰，可避免作戰物資的被切斷，起到堅持頂住敵人的作用和消耗敵人的作用。以西北為反攻包圍敵人之側麵及背後，可以動搖敵人的後方，分散敵人的勢力，以期持久，達到最後打擊消滅敵人的目的。表現出了戰略家的深遠戰略及智謀的視野。楊傑還提出要注意英、法外交，爭取國際援助。楊傑在任駐蘇大使時，蔣介石曾派楊傑去巴黎和英、法商談，楊傑和法國總理會晤後，得到了軍事物資的援助。楊傑提出在西北著手訓練新軍，指導遊擊隊大規模之活動的建議。蔣介石采納了這項建議，西北新軍在中國共產黨的具體幫助下，組織、訓練成一支思想、軍事技術都有一定素養的抗日軍隊。但是，它的成長，使蔣介石不能容忍，因而，在國民黨反共摩擦中，又攻擊解散了這支軍隊，自己損害了自己的抗日元氣，使新軍沒有能夠發揮出楊傑預想的作用。可是，被解散後的新軍，絕大多數投入了八路軍隊伍，在正確的軍事思想指導下，在抗日戰爭中，仍然起過相當的作用。至於楊傑的征練新兵數十萬，維持戰鬥員之補充的建議蔣介石也采納了，但是，由於蔣介石政權十分腐朽，官員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多數官員反以借征新兵而中飽私囊，因而，征兵不問素質，抓了一些老弱殘病者以充其數，官員又克扣士兵糧餉，虐待新兵，引起士兵和家屬的不滿，當然就不能夠在戰場上發揮戰鬥員的作用。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楊傑在抗日戰爭中的相持階段的戰略戰術思想，雖然是符合國際國內的具體情況，符合敵我雙方的情況，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是正確的，是可以行之有效的，但是，由於政治製度的腐朽，上麵的命令、意圖，下麵不能執行、貫徹，因而不能發揮它應有的積極作用。這說明再好的戰略、戰術計劃，也需要相應的政治製度來配合。

三、毀點戰術

抗日戰爭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針對敵人以點製麵的戰術，我們要采取毀點戰術，迫使對方不得不放棄這些據點。

1940年初，國際上掀起了一股反蘇逆流，英、美為了自身的利益也開始較積極地支持蔣介石，於是蔣介石在國內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在這樣複雜的國際國內條件下，楊傑被免去駐蘇大使的職務回國。

楊傑自始至終主張抗日戰爭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對日軍應該主動積極地展開反攻，他反對不切合實際依靠外國替中國抗戰。為堅定抗日信心，他深刻指出：“日本與德、意軸心的關係，隻想共勝利而不願共失敗。如果德、意兩國在爭奪非洲作戰中取得了勝利，他們自然也要推波助瀾，趁機進攻印度或澳大利亞；如果德、意在非洲失敗，日本仍可轉而進攻我國。切不可認為一旦德國失敗，日本就不能過日子。我看日本即使放棄進攻印度和澳大利亞的企圖甚至退出南洋群島，但他們絕不會輕易放棄滅亡中國的打算……說到底，抗戰主要靠自力，而且應該深信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展開反攻，收複失地。敵軍進攻我國，曆來采取以點製麵的戰術，我們就要針鋒相對，采取毀點戰術，迫使對方不得不放棄這些軍事據點。”

由於日本是小國臨大國，隨著國民黨戰場的潰敗，淪陷區擴大，日本兵力不足占領大片土地，特別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沉重地打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迫使他放棄全麵占領而采取重點占領，因此楊傑主張采取毀點戰術是正確的。事實上，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遊擊隊就是一個一個拔掉日本侵略軍的據點，使敵人在中國的統治逐漸縮小和動遙。

1944年，同盟軍在歐洲接二連三地打勝仗，而我們在豫湘桂卻吃了敗仗，有些人就沒有信心堅持抗戰，認為隻有等待盟軍來打日本了，楊傑不讚成這種看法，他說：“有些人很悲觀，隻是眼巴巴地希望盟軍來打倒日本，自己不肯賣力，以為勝利可期，我個人看來，打倒日本是要我們來當主角，我是相信小可以敵大，弱可以克強的人，認為是有方法可以打倒敵人的，我們應該將敵我強弱的程度切實分析一下，在相差一間之比例下，隻要改變戰爭方式，是絕對的可以獨立的打擊敵人的，在盟軍作戰的配合下可以得到勝利的，因為我們的命運是要靠我們自己去開拓它，不是靠人家可以解決我們的命運的，若是存依賴心，我恐怕盟軍是勝利了，我們仍然是失敗的。”“我們與盟軍隻能講配合協同，不能專靠盟軍的勝利來代替我們的勝利，更不要望盟軍的勝利分給我們，若果自己的命運自己不去開拓它，就如一個窮人自己不努力，專存依賴心，一味望著有錢人來布施他，解決他的生活一樣，如此中國的勝利恐怕要成空喜歡，結果去了一個又來了一個，甚而來了幾個支配的。”楊傑如此深刻透徹的分析，不僅體現了他具有客觀、科學精神的軍事戰略家的卓識遠見，而且表現了他希望國人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愛國熱情。特別是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帝國主義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中國人民的勝利真的成了空喜歡，曆史的進展雄辯地證明楊傑的分析完全正確。

楊傑從軍事觀點出發，認為國民黨軍隊落伍的原因有幾點：

1.中國軍隊從全體上說，患的是時代病（落後於時代），全體既有了病，自然不能叫某一部分能健全了。

2.中國不問時代，不辨環境，不審對象，老是不尚科學、不切事實，專事談仁義道德，反說物質有時而盡不若仁義道德禮讓和平之當。

3.打了好幾次敗仗也不會醒悟……眼看領土都喪失大半了，還是昏昏迷迷的過日子，沒有長進，想是民族已衰老了。

4.更可怪者依靠心更比以前更甚，前幾年還有點朝氣奮發有為，現在隻是一味望敵人垮杆或是盟軍勝利，或是老天眷顧。

5.軍隊的腐敗更是怕人，挨了打不去考察失敗的原因，也不去向敵人學習，也不想辦法打擊敵人，坐望山河破碎。

6.軍隊訓練總是脫離不了舊套練兵，也不實際射擊，這樣的隊伍用它來作護衛或者可以嚇老百姓，若用他來打仗是毫無力量的。

楊傑對國民黨軍隊打敗仗的原因分析，是切合國民黨軍隊的實際的，而且非常尖銳。知道了軍隊落伍的原因，怎麽辦呢？任其自流嗎？當然不行，必須改變這種落伍的現狀，要打敗敵人，就要改造軍隊，可是打仗期間，當然沒有充裕的時間，因此，隻能邊打邊改造。

楊傑認為，要改造軍隊，打敗敵人，第一，要提高戰鬥本領。他說：“我想必先確定戰術思想，在今日對優勢敵人作戰，必須采用陰陽戰術。即用三個手段阻止敵人進攻，以免再失土地，就要用阻塞戰術，阻塞者配以阻塞及破壞材料，用陣地戰方式作戰；處處打擊敵人，使敵人不敢深入，就必須用遊擊戰術，任遊擊者配以輕兵器及破壞器材，分便衣（偽裝）、武裝兩種奇襲方式或潛伏方式作戰；要反擊敵人，就必須用精練的部隊打敵人要害，或其薄弱處襲擊敵人，任反攻者，裝備較優、正規訓練，提高戰鬥水準，專攻敵人弱點。第二，打勝仗唯一的方法是各官兵有專精的技術和不怕死的精神。第三，技術的提高不外教育與各個本身之自動學習。英、美、蘇不惜將原來的舊方法一腳踢開，專門學習敵人，更專鑽製勝之術，故有驚人的表演，中國人如能照辦，英、美、蘇所能做到的，中國人亦能做到。”

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要戰勝敵人，楊傑不僅提出具體的陰陽戰術來克製敵人，更可貴的是把提高專精的戰鬥技術與不怕死的精神，作為戰勝敵人唯一的方法，說明士氣和武器都是重要的，並特別指出：“此兩者關係於戰爭勝敗的成分，比較起來，實以精神力為多，因為物質力永遠不變，毫無伸縮變化之可能，而精神力則不然，真是其大無內，其小無外。”“因為精神力的伸縮偉大，物質又隨之變為利器，也可以隨之變為廢物。”所以，有為的指揮官就是能夠操縱精神。就是能夠立於主動的地位，主宰戰場支配戰局。然而攻擊、防禦、退卻、追擊四者雖都是戰術的方式，都可以主動地實施。

此時的楊傑，已經認識到戰爭與人民的關係、戰爭與社會製度的關係，因為，從“九一八”事變以來，他提出了總的抗日戰略計劃，又提出了適應各個階段實際情況變化的戰略計劃，以及各種戰術方法，但是，都未能在國民黨指揮的抗日戰場上發揮出應有的積極作用，這使他萬分感慨、萬分悲憤，從而認識到：“戰爭是一棵有生命的樹，它必須深入到廣大民眾裏，它的枝葉才會茂盛，才會生生不已。”國民黨片麵抗戰的方針，不要人民，也不敢發動人民參加抗日，戰爭這棵有生命的樹，得不到滋潤灌溉，當然枯萎。

他指出：“意大利政變，墨索裏尼倒台，這說明法西斯政治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孫子所講的‘上下同欲’就是民主，就是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民主國家必能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我們的抗戰要取得勝利也要發揚民主，加強團結，如果政治上還想走獨裁、法西斯的老路，必然自取滅亡。”鐵麵無私的客觀曆史事實鞭策著他，教育著他，使這位真正熱愛祖國的軍事戰略家，最終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第五章 楊傑對改造舊中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