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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楊傑將軍的國防經濟建設思想

  “戰爭是個揮霍無度的浪子,它自己不事生產,卻要求一切生產部門大量生產來維持它的壽命。如果一定要它生產的話,那麽,它能生產的隻有兩種東西,勝利與失敗。”

現代戰爭是物質的機動戰,也就是工業化和軍事化的資源戰,因此,國防經濟建設的程度,決定著戰爭所發揮的效能及國家的強弱。本文擬對楊傑將軍的國防經濟建設理論作些闡述,以求教於各位軍事理論專家和學者。

一、國防經濟建設的決定因素是物質

經濟是國防組織的決定因素之一,而現代的國防組織,經濟力量更進一步成為主要的決定因素,經濟的中心是物質,因而,國防經濟的建設就必須著眼於物質的生產、分配、消費。

從前的一段時間,“三M主義”支配著世界兵學家的思想。“三M主義”代表著國防建設和軍事建設的三種要素,一般人認為這三種要素第一個是人,第二個是錢,第三個是武器,有了這三種東西就可以從事戰爭。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的經濟封鎖政策奏效很大,德國因為經濟恐慌,引起國內的政治革命,吃了一次敗仗,“經濟”的威力改變了一些軍事家的思想,經濟力量乃成為近代戰爭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三M主義”也跟著起了質的變化,於是過去拿破侖三個錢字的軍事理論又傳誦一時。持經濟力量決定一切觀點的理論家,到處受到了人們的歡迎。

其實,經濟並不就是金錢,經濟的範圍包括兩個部門:一個部門是與以通貨有關的貨幣金融問題有關;一個部門是與和物質有關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問題有關。通貨原是物質交換和流通的媒介,是人類社會生活所需要的種種生活資料的代表,通貨也是一種物質,它本身也有價值,通貨一旦和物質脫離關係,就成為無用之物,金屬製成的貨幣縱使還有用處,它的用途是很有限的。大家知道,一個國家在作戰期間,因為通貨膨脹,物質必定昂貴,商人和資本家便紛紛囤積物質,不肯把大批金錢存在手裏。等到通貨信用破產了,囤積物質的人雖然連一分錢都沒有,他們的生活仍然很舒服,沒有物質的人,雖然鈔票滿箱滿櫃,堆積如山,也不能當衣穿、當飯吃。市場上小至油鹽柴米的買賣,大至國際貿易,在通貨信用不穩固的時候,必然要恢複到古老的時代,采用物物交換,由此可知,經濟的基礎是建立在物質上的,不是建立在金錢上,國防經濟的建設,著眼在物質的生產、分配、消費,不重視貨幣金融問題,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貨幣和金融與國防經濟建設的關係。所以,金錢也並非萬能,錢多就可以戰勝的觀點,現在已經沒有人相信了。雖然“經濟戰爭”這個名詞到今天還很流行,可是經濟戰爭的原則卻和從前大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經濟戰爭,是用經濟封鎖的辦法去窒息敵人,等到敵人的經濟力量在長期的戰爭中枯竭了,軍事力量自然就要崩潰,經濟力量強大的一邊,就可以坐著等待最後的勝利。今天的經濟戰爭,是積極的、主動的爭取勝利,而不是消極、被動地等待勝利。所以,楊傑認為:“全國的經濟力量單單是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而全部動員,使它發揮戰爭的效能,還感覺不夠;還要更進一步以強大的經濟力量造成強大的軍備,用強大的軍備去壓倒敵人,毀滅敵人,勝利是不能坐致的。”

可見,戰爭的決定因素是物質,不是錢,如果金錢是戰爭勝敗的重要因素,那麽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就不應該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美國軍事更不應該失利。因為當時德國並不缺少馬克,而美國有的是錢。

隨著時代的進步,戰爭實踐的演變,戰爭經濟學家在認識上理論上也大大進了一步,承認了“物質是經濟的中心。”然而,楊傑認為:這種認識還是不夠的,應該說:“現代戰爭是物質的機動戰。所謂物質的機動戰,乃是工業化了的和軍事化了的資源戰爭。”楊傑的這種認識就比較全麵了,是理解了問題的實質,因而是深刻的、正確的。大家都知道,美國擁有世界無比的戰爭資源,擁有世界無比的工業生產力,為什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還不能取主動呢?為什麽還不能發動攻勢以有效的手段打擊敵人?因為美國的工業雖然工業化了,還沒有做到軍事化。工業化再加上軍事化的資源,才能成為戰爭的潛力,發揮戰爭的效用。

美國的軍需生產費,1942年4月根據預算局長史密斯的報告:“下年度將由五百九十億增加到七百億美元。”而美國生產委員會製造坦克車十二萬輛,飛機十八萬五千架,輪船三千萬噸的偉大計劃,非到1944年不能完成。可見,錢不是萬能的,並非有錢就有一切,所以,戰爭勝利的憑借,最要緊的就是在質量和數量方麵有均占絕對優勢的戰爭機械。這也就是楊傑能在1942年就能預見到戰勝法西斯德國、打敗日本定在1945年秋夏之交的科學根據。

於是,拿破侖的三個“錢”字的“三M主義”被戰爭的實踐揚棄了,代之而起的是“新三M主義”,它把戰爭的要素重新規定為:人、物質、機械和摩托。這裏指的人,當然是能發生戰爭效用的“國防人”,物質是能夠轉移為戰爭潛力的經濟資源,武器是機械化和摩托化的武器。所以,“新三M主義”就是國防經濟建設的一個目標,而工業現代化,卻是國防經濟建設的基礎。

從上麵分析看出,楊傑的國防經濟建設的理論是科學的、辯證的,是從本質上去分析問題:經濟,要從物質著眼;物質要從工業化、軍事化著眼;武器要從機械化、摩托化著眼。而當時的一些兵學家們卻片麵、孤立地理解這個問題,認為經濟就是錢,物質就是物,因而,往往被戰爭的實踐一次次地否定而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認識。而楊傑的軍事理論之所以能立於不朽的地位,是因為他把問題不僅與戰爭實踐聯係,還與當時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及其特點,以及時代的進步聯係起來,這就是他能夠科學地預見戰爭的未來,而超出他同時代的兵學家之故。

二、國防經濟建設的重心是工業建設

國防的根本建設是工業建設,同時也是國家生產的根本建設,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這也是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求強盛所依托的。尤其是重工業是產生一切“生產工具”的總機關,是促進國防計劃的總樞紐。“它的使命,一方麵是鞭策陸、海、空軍的威力,不斷地向前展開;一方麵是鼓動國民經濟全身的細胞,不停地循環生長。它在國防與經濟二者中間的關係,正如海洋與江河,互相流注一樣的作用。隻要立穩了重工業的基砥,平時僅可就國民生活所需要的條件下,作個別的從容供給。萬一國際間有不幸的戰禍,便可轉換它的任務,在一切軍事的需要上,作迅速的大量的供給。”

這種情況,在世界上是有很多例子的,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美等國,能在一周以內,把全國各工廠的平時的從業人員,以十分之六七,加入重工業的範圍(即當日全國總動員命令內的工業統製之部)。以支持四年之久的惡戰,而卒獲勝利。又如“九一八”事變後,蘇聯為了緩和與日本的衝突,向日本提出“互不侵犯”協商,被日本拒絕後,他能立刻把草創的重工業的力量,完全轉移到國防建設的範圍。不到兩年,居然足以自固。所以,不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不能離開重工業建設這條使國家獨立富強的出路。

現代的戰爭是大規模的,全體國民一致動員參加的戰爭,參加戰爭的人越多,所需要的軍用品的數量越大。同時,因為軍事生產的進步,戰鬥用的武器複雜化、機械化了,戰爭所必需的物質消耗是大得可怕的,沒有大規模的最新式的軍需工業便製造不出足夠的軍用品,軍用品缺乏的國家,根本就無法作戰,因為“戰爭是一個揮霍無度的浪子,它自己不事生產,卻要求一切生產部門大量生產來維持它的壽命,如果,一定要它生產的話,那麽,它能生產的隻有兩種東西,勝利與失敗。”誰能夠經常地滿足它,不使它感到饑餓,勝利就屬於誰。所以,備戰的先決條件,在物質方麵,是生產組織的軍事化。

為什麽在世界上的許多戰史上,有很多例子說明一個人力、物力、生產力各方麵都占優勢而對於戰爭沒有準備或準備不足的強國,往往被一個戰鬥力較為薄弱而在作戰準備上占先著的國家所擊敗,就是這個道理。

例如,英、法在人力、資源上、機械動力上,以及科學的生產技術上,都“可以”作戰爭的準備,聯合的工業潛力比德國要多得多,可是作起戰來還敵不過德國。法國是第一等的空軍國家,反而要向英國購買飛機,英國是第一等的海軍國家,反而向美國租借兵船。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英國首相丘吉爾卻說,到1943年才有反攻的力量。美國的工業潛力比蘇聯和德國要強過一倍而有餘,羅斯福卻大聲疾呼,要求全國的國民一致努力去增加軍需品的生產。這個例子說明,“可以”準備是一回事,“已經”準備又是一回事。雖然,當時的德國軍需品方麵可以準備的數量比不上英、法、美,但已經準備了的東西,實在比英、法、美三個國家還多。德國之所以強,就是它先下手為強,它在生產組織的軍事化上以及軍事動員的準備上下手得早。

德國的梅區將軍說:“一國經常的戰備,特別是後備軍的訓練以及馬上可以應用的軍用品,在戰爭初發的戰役中,有決定的重要性。”蘇聯的軍事理論家斯維新在他所著的《戰略論》中寫道:“現代的兵器,必須馬上大量投到戰爭中去。它們代表著一種力量,是不應該零零碎碎消耗的。”德蘇兩國的軍事家們很正確地理解了現代戰爭的性質,同時,在生產組織方麵又能夠配合著戰爭的要求,在政府嚴格的管理之下。做到徹底的軍事化,平時的準備,到戰時就成為力量。德國的閃電戰略,可以用之於兵力上不成比例的荷蘭、比利時,可以用之於兵力作戰準備上落後的法蘭西,但是,一遇到生產組織上高度軍事化而且在軍需工業動員的時效上又占著優勢的蘇聯,閃電戰術就失掉效用了。英美要不是占了地理環境的便宜,倫敦和華盛頓也會遭遇和巴黎同樣的命運。

法國最高國防會議副議長法布裏將軍在1931年2月14日議會上說過:“戰時的生產能力,已成為第一等重要的問題。在後沒有充分準備了的軍需生產組織的,這種軍隊將很快地失去戰鬥力。”可惜,法國沒有照法布裏將軍的說法去做,結果失敗了。

可見,決不能把軍事生產放在戰爭爆發之後才展開,在二戰時期,戰爭的前線已經轉移到後方工場,工業動員是軍事動員的先決條件,大家都知道,打仗要爭取時間,如果動員令已經下了,士兵領不到服裝,技術工人要重新訓練,這樣能應付得了突如其來的戰爭嗎?所以,軍需工業、軍事生產平時就要有計劃地進行。

軍需工業的範圍,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飛機、大炮、機槍、坦克和兵艦的製造,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以及紡織工業、鋼鐵工業、化學工業、皮革工業等等,都屬軍需工業的範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是因為缺乏麵包;1941年莫斯科外圍總退卻,是因為冬服不全;而香港英軍的投降是因水源斷絕,據說在軍火和食糧的貯備上,應可以支持半年以上。具體戰役最缺乏的東西,就是戰爭最需要的,所以,軍事工業與非軍事工業中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

1916年,英國塔斯納爾給首相路易·喬治一封信說:“我們根本的錯誤,就是以為糧食不是戰爭的軍器,而農村不是兵工廠。”

我國三國時期,周公瑾火燒赤壁,他見到諸葛亮說:“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沒有東風,殲滅百萬曹軍的計劃就不能實現;當備戰的時節,他哪裏會想到東風的重要呢?所以,軍事生產組織應該是一個萬全的有機體,軍需品生產量的大小,必須與戰爭的消耗量密切地配合,隻許有,不許無,隻許多,不許少。戰爭的繼續,要求擴大軍事生產組織。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理論家認為:戰爭開始後的頭一次大殲滅戰,將耗盡一個國家平時所囤積的軍需品,假使不能一舉把敵人擊潰,要繼續作戰就得擴大軍事生產組織,加速機器的運轉,使它製造出比平時更多的東西。

據日本大森太郎的估計,一個國家在戰時每月應該製造一萬架飛機,一千輛戰車,三千六百八十萬發炮彈,七百六十門大炮。四千八百支重機關槍,八千零八十支輕機關槍,不然,戰爭便不能繼續。

1941年10月15日蘇聯方麵發表蘇德開戰三個月中雙方的損失數字:

蘇聯德國

坦克七千輛一萬一千輛,飛機三千三百架九千架,大炮九千門一萬四千門。

照法國勒康將軍的算法,1917年每日製造二十萬五千發七公分半口徑的炮彈,需要九十多萬工人,現代的戰爭,每天一個交戰國可能消耗一百二十二萬發炮彈,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增加了五倍,其他各種軍用品的消耗可想而知,要動員多少人,多少物資,多少機器和工廠來參加這個龐大的生產組織?這個數字算出來,一定駭人聽聞。

戰爭需要軍需用品生產組織的擴大,然而,戰爭的破壞性所造成的大混亂,又直接妨礙了生產組織,限製了它的發展。

第一,由於敵人對於國際路線的封鎖,在平時必須從外國購買的原料、半成品和各種現成的貨物來不到了,或者減少了。

第二,適齡的壯丁,因為要服兵役,原來種田、做工的大批勞動者離開生產組織,造成壯年勞動力缺乏的現象。

第三,工廠是推動戰爭的原動力,也是敵國空軍轟炸的目標,因此,有些被破壞的工廠要經過相當的時間修理,才能開工。

第四,有些工廠因為原料的缺乏,生產工具缺乏,由於人民購買力下降,銷路短缺,自動倒閉。

第五,有些工廠因為適應戰爭需要,自動或被動改業,以致技術不適合要求,生產的效率自然就降低了。

為了支持戰爭,爭取勝利,就要解決軍需工業生產與戰爭破壞性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是采用強製勞動來解決的。如:希特勒為了要準備戰爭,在1935年6月26日,頒布了強迫義務勞動的命令,規定平時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都負有對祖國的勞動服務的義務,戰時,凡滿十六歲的男女青年,一律到勞動營去工作,接受生產訓練,開荒、修鐵路、植樹造林、改良土壤、填海挖河、搭造營房等等,過著有紀律的生活,做著有組織的計劃,這就是勞動生產的軍事化,目的就是培養軍需品生產的幹部,以支持戰爭的勝利。

現代的戰爭,是“工業戰爭”,戰爭的前線就是後方的工廠,大量軍需品的生產,需要大規模的生產組織和巨大的機械動力、原料、技術工人。因此,在戰爭發生的危險性還沒有完全消滅的時代,平時就注意有計劃的軍需工業生產是很必要的。當然,也不可忽視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供應,因為這會影響到人民精神上的振作和心理上的安定。

三、國防經濟建設的基砥是科學技術

“國防的根幹,是深植在工業繁榮的沃土中,工業的基砥,又是放置在科學家的近於神秘的頭腦上。”這是德國宰相俾斯麥說的。可見國防經濟建設與科學技術的關係。

今天的國防經濟建設是在各種各樣的技術專家計劃指導之下,由全體人民有組織有係統地長期工作來完成的。

在農業社會裏,經濟本來是死物,在工業社會裏,人類使用科學技術製造機器摩托,物質便自己運動起來,他們也有生命和精神,它分布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部門,大量代替了人類的筋肉勞力。農業國家和工業國家的區別,就在於農業國家的生產勞動,完全靠人力、牲畜和風水等自然動力;而工業國家的生產勞動,則大部分靠人類的手和腦所造成的機械動力。

一個國家工業化的程度,是由機械動力使用的範圍和機械動力的效率來決定的,也可以說是由人類的勞力與機械動力在社會生產力總和當中所占的比例決定的。因而,在國防建設方麵,越是古老的國防,人力所占的百分數越大,物力所占的百分數越小,而現代的國防,則人力物力所占的百分數與落後的國防恰成反比。

大家都知道,支配現代戰爭的飛機、大炮、坦克、兵艦和海、陸、空交通運輸工具,哪一樣不是機械化、摩托化,哪一樣不是用機械摩托代替了大量的人力,哪一樣用鋼鐵製造的摩托是人類的血肉之軀所能抵擋得了、比賽得過呢?近代少數民族往往征服多數民族,工業國家必然要侵略農業國家,沒有別的原因,就是他們能夠把死的物質變成活的。為什麽非洲、印度、越南這些天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卻是別人的殖民地,中國素稱地大物博,至今仍是農業國,這就是因為沒有用科學技術把這些死物變成活物。科學技術的發達與否,的確關係到一個國家、民族的興衰強弱問題,可見,國防經濟建設中科學技術所起的重大作用。楊傑從而指出:“中國在清末和民國初期,國防所以弄得那樣糟糕,最大的原因不是中國沒有技術專家,而是那般包辦國防的爛官僚和舊軍閥,不知道利用專家,尊重專家,把技術專家看做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仆,使得僅有的幾個技術人才也不能施展其所長,結果,負責的人是包而不辦,有學術的人又不敢過問,偶爾有些成績,片片斷斷地也無濟於事,所以,打起仗來處處捉襟見肘,窘態畢露。”楊傑在這裏提出了不僅要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時要尊重與此有關係的人,也就是說,要尊重技術專家,要提高他們的地位,不要讓他們不得不整天鑽到油鹽柴米裏,拋開或影響了正當的工作。這的確是針對著舊社會的實質而提出問題。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敢大膽地侵略中國,以及中國在抗戰中間之所以被敵人占去了廣大的領土,就是因為我們的國防力量太弱,而我們麵對著的是擁有全副武裝現代化武器和技術裝備的敵人,要把他們打敗,自然也要建設現代的國防,組織足以戰勝敵人的現代化武器裝備和技術裝備的軍隊,這也就要求我們必須注意發展科學技術。

我們再來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迅速崛起的例子,就能進一步幫助我們認識理解科學技術對於國防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受到凡爾賽條約的嚴格限製,不許德國有超過十萬以上的陸軍,一萬噸級以上的戰艦,不許德國有潛水艇,不許建設空軍;外交上英、法領導的國聯包圍德國,要德國遵照和約,安分守己;經濟上,馬克等於廢紙,還要負擔巨額的賠款。可以說已經陷於破產,民不聊生。德國此時,除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機運不走,其他都被拉走了,一個野心勃勃的一等強國,軍事、經濟、文化都被壓製在國防水平之下。可是,凡爾賽條約雖然苛刻,卻沒有禁止德國科學家創造發明的條款,也並未限製德國人的生產勞動。德國人就憑優越的技術,拚命地做工,增加生產,製造出來的機器和商品,自己不用,運到外國去換錢,把目標集中在經濟上,馬克價格低,便將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隔離開。國內貿易用馬克,國外貿易用商品,把賺到的英鎊、法郎、美金存到國家銀行裏做備用金。在外交方麵則低首下身,到處訴窮,以博得國際上之同情,達到緩和賠款的目的,並利用機會得寸進尺,把握住國際的矛盾,離間英、法,分化協約國的陣線,撤退了萊茵的駐兵,又加入了國際聯盟,減輕賠款,經濟上慢慢恢複了獨立自主,露出了國防水麵,再加上意國的聲援,英國的暗助,1933年的洛桑條約把德國賠款又減為十三萬萬馬克,軍備會議便要求軍備平等,經濟力量一充實,外交態度就強硬了。軍備方麵,軍艦雖不超過一萬噸,然而袖珍軍艦反比三萬五千噸的軍艦更加便利。陸軍表麵上雖不過十萬人,實際上卻是全民皆兵,飛機、大炮、坦克都在暗中製造。希特勒利用、迎合民眾的心理,以摧毀壓製德國的凡爾賽和約為口號,被民眾擁上政治舞台,以力爭軍備平等做口實,毅然決然地於1932年宣告退出國際聯盟。在外交上,勾結意大利、拉攏日本,這樣,便以嶄新的姿態活躍於世界政治舞台,進而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見,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它不僅發展生產,而且在複興國防、建設國防中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這在今天它更是重要,已成為無可非議的問題了。

一個實業落後的國家,要想在最短期完成國家工業化,它可以享有人類文明的成果。用最新的技術,最新的方式去經營,不必再走冤枉路。它必須把實業發展的順序顛倒過來,迎頭趕上,從建立重工業開始,重工業基礎打好以後,再逐步發展輕工業。它必須一開始就采取大規模的集中生產方式,使全部生產係統合理化,這叫做“後來居上”,日本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是從建立重工業開始的,蘇聯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也是由重工業開始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從實業革命開始,辛辛苦苦地奮鬥了將近二百年之久,才把工業由蒸氣動力時代推進到電氣動力的大門,才使交通工具由火車、汽船、汽車、電車進化到飛機。一個農業國家工業化的過程,可以從電氣工業開始,從飛機運輸開始,無疑地要占很大的便宜。但是農業國家一來缺少最進步的科學技術,二來缺少最有效的機械動力。而這兩種東西是任何農業國家走上工業化的過程中所必備的。沒有機器,地下蘊藏的物質資源無論怎樣豐富,都是無法大量開發的。有了機器,沒有操縱機器的技術,機器仍然是死的東西,不會發生機器效用。因此,農業國家必須從先進的工業國家購買大批量的基本工礦業所必需的機器,聘用一批最優秀的技術專家和工程師擔任設計指導,然後才能迎頭趕上。當然,這隻是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的一種權宜之計,有了外國專家做師傅,自己就得馬上學習,加緊學習,造就大批本國的技術家和工程師來,使科學技術在最短期間獲得自主獨立。

跟外國專家學習是技術的模仿階段,隻能學到一般的技術,特殊的技術是不容易學到的,而一個國家若要在戰爭中得到勝利,技術水平落後是不行的。所以,自己有了技術以後,就得發揮國民的創造天才,由技術的模仿階段過渡到技術的創造階段,使本國的技術在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進展中保持最高水平,這是很重要的。

關於技術幹部問題,楊傑主張在戰爭期間(抗日戰爭),選派成千上萬的優秀青年到英、美、蘇等工業先進的同盟國家去。參加到他們實業的各部門去學習各種實用的生產技術,不必限定學習時間,什麽時候確確實實地把應當學習到的學好了,就算畢業,這些青年回來後,就成為中國工業化的基本幹部。與此同時,在國內發起一種以提高技術水平為目標的社會運動,使技術優越的農民、工人、軍官、士兵、教職員、學生、科學家、詩人、醫生等等,都能在社會上發生作用。把中國已有的技術知識積極地擴充它的數量,提高它的素質,這種雙管齊下的辦法,一定能夠發生驚人的效力,保證國防軍早日驅逐敵人出境。

在處於抗日戰爭的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當時,楊傑提出了科學技術對國防經濟建設的重要性,使人們充分認識它對一個國家、民族興衰、強弱的重大作用,從而重視和尊重科學技術,發展科學技術,並提出了在當時的特定曆史條件下,怎樣迅速培養提高技術幹部的具體辦法,這些,深深表現了這位軍事家對祖國充滿了信心和希望以及熱切渴望祖國富強獨立的高尚愛國主義情操。

四、中國的國防經濟建設

“中國自古就是以農立國,到現在還戴著‘農業國家’的頭銜,我們的生產方式還是中世紀的落伍的生產方式,我們的文化還停滯在半封建社會的階段,農業經濟製度,在今天就是奴隸的經濟製度,世界上的強國中間,沒有一個把經濟重心放在農業上麵。”這段話中,楊傑談了兩個深刻的問題:一個是正確地認識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一個是指出了必須改變“農業國家”的現狀。這是能真正結合到中國的國情了。他進而指出,希特勒征服了法國之後,要求貝當政府允許把法國的一部分工廠遷往中部,目的就是把法國變成一個農業國家,使她“殖民地化”,使她永遠受納粹德國的統治。日本帝國主義口口聲聲和我們講親善提攜,“七七事變”以後,果然把占領區的豐富資源連同工廠裏麵的機器一批一批地運了過去,再把國內生產的商品攜了過來,可見,經濟提攜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他們“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政策,就是十足的殖民地經濟製度,根本用不著再“化”了,隻要帝國主義者用束縛壓迫的方法摧殘中國的民族工業,使它不能獨立、自由、向上發展,我們就隻好過著奴隸式的生活,永遠不得翻身。楊傑說:“敵人要我們安於現狀,我們偏偏要打破現狀,拚命推進我們的產業,開發它、發展它,把國家的經濟重心很迅速地從農業轉移到工業上,使農業中國,變成工業中國,並完成農業機械化。”

當然,在艱苦的抗戰時期中去做經濟建設工作,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們卻不能因為工作的艱巨而放棄不做,因為後方的經濟建設,不亞於前方數百萬將士的浴血抗戰。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果不和一種有效的經濟製度配合,根本不會產生軍事價值,根本不會發生戰爭的效能。我們雖擁有廣大的人力和未開發的地下蘊藏,因為產業落後的關係,很少能發生國防的效用,成為戰爭的潛力。

英國記者赫德森曾說過:“中國不但人口五倍於日本,即天然礦產與工業原料,也都遠在日本之上,特別是煤、鐵與棉花的生產,如果中國與日本都自1870年同時維新,並且進步的程度相等,那末,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中國無疑是遠東霸主,日本仍不過是小小農業國家,僅居東亞第二軍國而已。”

中國地下埋藏著約二百五十萬噸煤,單是山西省的藏煤量就約占全國的一半,等於日本全國煤量的三十倍。鐵礦的藏量,據專家估計約十一萬萬噸,察哈爾的宣化就藏有九千萬噸,比日本、朝鮮藏的總量還多。煤油可以自給。東北四省地下藏著全國百分之十八以上的煤,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煤油,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鐵,這正是我們中國的生命線,正是國防工業的倉庫,正是中日戰爭的導火線和終結點,必先收複東北失地,中華民族才能獲得真正的獨立自由,才能實現“工業中國”的理想,才能永久適存於世界。

楊傑指出:日本的戰略是十分惡毒的,她第一,要確實占領鞏固並控製中國輕重工業的資源;第二要徹底破壞中國後方各地新興的輕工業;第三,要完全斷絕中國的海外補給線。假使這三項目的都達到了,我們就要活活地被它絞死,它就取得了決定性的永久勝利。所以,中華民族自衛戰爭的策略,就是武裝全國民眾,破壞敵人既得的勝利,粉碎敵人的一切企圖,將敵軍消滅,至少,逐出國境以外。

德國作家漢司蘭博士曾說過:“武力或戰爭,並不能威嚇科學與工業極度發達的國家而使他屈服。因為人人習於工業,便不難把全國民眾,於短時期武裝起來,為國效命。”

因而,我們的武裝基礎,就是建築在我們經濟製度的加速發展上。國防經濟建設的真正目的,一般來說,當然是在滿足平時的軍事需要,並準備把全部工業係統地組織起來,隨時動員去適應戰時激增的軍事需要,同時,還要使一般經濟製度的各個部門,都配合著戰爭工業的迅速發展而向前邁進。楊傑認為,在艱苦抗戰的今天,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經濟建設的重心必須放在工業的發展上,尤其是戰爭工業的發展上。這就迫切要求:

1.盡先挖掘後方各地的煤礦,開采後方油礦,建立大規模的煉油廠,以解決戰爭工業燃料問題。

2.盡先開采後方各地的鐵、銻、錫、鋅、銅、鋁,建立大規模的煉鐵廠、煉鋼廠、冶金廠,以解決戰爭工業的原料問題。

3.盡先建立大規模的發電廠,以解決戰爭工業的動力問題。

4.盡先建立大規模的兵工廠、引擎製造廠、機器製造廠、飛機製造廠、汽車製造廠,使戰爭機械得以自足自給。

5.盡先建立酒精製造廠,迅速發展酸堿工業及其他軍事化學工業,以適應戰爭的需要。

楊傑提出以上這些具體措施,都是結合中國當時處於抗日戰爭時期以及中國實業落後的具體情況,對於我國加強國防經濟建設是很必要的先決條件,我們隻有這樣做了,我們才能獲得自己獨立的戰爭工業,有了大量自製的進攻武器——飛機、坦克、大炮,才可以和敵人獨立作戰;使我們國防軍的裝備上、素質上、數量上都趕上了甚至超過敵人,我們才有把握擊退進攻的敵人而獲得真正的勝利。不然的話,縱使我們得到友邦物質上、軍火上的援助,勝利地結束戰爭,但其結果,把舊的統治者趕跑了,又來了一個或幾個新的統治者,落得一場空歡喜。

所以,楊傑指出:“真正的勝利是建築在大後方重工業巨大的機械動力上的;戰後的和平,也必須依賴自己各種產業的力量來維持。”同時,“國際地位取決於軍事力量所發生的經濟地位,產業和國防工業的地位。”

因而,在抗戰時期,中國的國防經濟建設由於中國經濟製度所不允許,我們隻能在許可的條件下,集中政府、人民的力量,一方麵逐步完成以充實國防為目標的經濟建設;另一方麵鞏固並發展獨立的民族資本。為了加速完成中國的國防經濟建設,政府除了發行國內公債,也可以利用外資或友邦的借款,當然,借款條件決不能有損國家主權和利益;不能以國家和地方稅收為擔保;不能以事業經營管理權作為擔保;不能以國家的資源和權利或用外國人才、采用外國原料為交換條件。隻有這樣,借到的外債才能充實國防經濟建設。我們在後方建立了穩固的戰爭工業據點,在消極方麵,我們用不著畏懼敵人的經濟封鎖,在積極方麵,我們可以運用自己工廠裏武裝起來的軍隊,奪回被敵人占領的工業資源地,更進一步擴大並加速中國產業的發展,實現“工業中國”的理想和計劃。

所以,國防經濟建設的範圍是很廣泛的。交通運輸問題、農田水利問題、財政金融問題、貿易管理問題、漁林畜牧問題,都與國防經濟建設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如果國防工業未建立,民族資本未鞏固之前,它們是不會脫離經濟重心而單獨發展的。

綜觀楊傑的國防經濟建設理論,我認為要注意下麵幾點:

1.楊傑的國防經濟建設理論,是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國的抗日戰爭時期,因此,理解他的國防經濟建設理論,不能離開那個時代。

2.戰爭的進行,需要後方不斷地供給,誰能滿足戰爭的需要,誰才能堅持戰爭,取得勝利。

3.國防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必須是國家工業化,這就與國家民族的獨立富強緊密聯係著,因而,發展重工業,發展科學技術,在平時就要注重。並且要了解它們之間的重要相互關係。

4.從戰爭機械化的完成時間,就可以推測到戰爭的反攻時期以及取得勝利的時間,這就是楊傑能夠科學預見戰爭結局的根據。

5.盡管今天處於原子時代,但誰敢玩火自焚?因而,楊傑的國防經濟建設理論,仍不失其效用,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世界形勢下,我國在進行四化建設,也絕不能忽視軍事後勤的建設、國防經濟的建設,否則萬一戰機一起,就會造成手忙腳亂而處於被動地位。

不妥之處,求教於各位首長、專家及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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