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六章 關於唐與突厥在渭水便橋議和罷兵的問題——讀《執失善光墓誌銘》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九日，唐太宗即位。八月二十日，突厥就進攻高陵（今陝西高陵）。八月二十八日，突厥頡利可汗統帥大軍直逼渭水便橋（即西渭橋，在今陝西鹹陽東南渭河上）。突厥兵臨京師城外，自然非同小可。據有關文獻記載，唐太宗麵對這種險情，毫無懼色，而是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挺身輕出，“與頡利隔水而語，責其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最後是“頡利來請和，詔許之”《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中華書局標點本，第6019頁。這樣看來，好像唐太宗輕而易舉地便使突厥退兵了。近讀《執失善光墓誌銘》張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受到啟發，突厥退兵的原因並不簡單，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根據《執失善光墓誌銘》的有關內容，結合有關文獻的記載，對這一問題進行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問題的提出

　　執失善光是什麽人呢？據其《墓誌銘》載，執失善光字令暉，突厥人。其“曾祖淹，本蕃頡利發”。按照突厥的官製：“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上》，中華書局標點本，第5153頁。由此看來，執失淹是突厥的中等官員。

　　執失淹對李淵建唐發揮過積極的作用。據《執失善光墓誌銘》載：他於“皇初起太原，領數千騎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仍降特製，以執失永為突厥大姓，新昌縣樹功政碑。爰從締構之初，即應義旗之始。”這就是說，執失淹曾率突厥兵數千騎，參加了李淵從太原起兵，進軍關中，奪取長安的戰爭。根據有關文獻，突厥確曾幫助李淵進軍長安。李淵準備從太原起兵時，為了緩和與突厥的矛盾，遂“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於始畢，引以為援。始畢遣其特勤康鞘利等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3頁。這裏沒有提到執失淹，但執失淹肯定身在其中。

　　康鞘利是可汗的特勤（子弟），可汗子弟率軍出征，其屬下必然還有其他官員。執失淹是中級官吏，隸屬於可汗子弟是正常現象。況且，突厥援助李淵向長安進軍也隻有一次。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八月十五日，當李淵進兵至龍門（今山西河津）時，康鞘利率突厥兵趕到，與李淵大軍會合。李淵“喜其兵少而來遲，藉之以關隴”，遂對劉文靜道：“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愜本懷。”《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頁。由此看來，在此以前根本沒有突厥援助李淵起兵的問題；後來，也沒有這方麵的事實。另外，唐太宗還指責執失思力說：“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7頁。這說明執失淹及其子和孫都是突厥援唐的成員。

　　執失善光的祖父是執失武。執失武，“本蕃頡利發，以元勳之子，皇授上大將軍、右衛大將軍、上柱國、安國公。”由此看來，從執失淹到執失武，他們既是突厥的頡利發，又有唐朝的官爵稱號。這種雙重身份，正好為唐和突厥都可利用。正是這種原因，執失武的長子執失思力被派遣入唐就成了值得注意的問題。

　　關於執失思力奉命入唐的問題，有關文獻早有記載：“癸未（八月二十八日），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與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麵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頁。這就是說，執失思力入唐是為了觀察長安的虛實。因為懾於唐太宗的威力，遂“懼而請命”，結果被囚於門下省。

　　《執失善光墓誌銘》有關此事的記載則大不相同：“於是頡利可汗率百萬之眾寇至渭橋，蟻結蜂飛，雲屯霧合，祖（執失武）即遣長子思力入朝獻策。太宗嘉其誠節，取其謀，遣與李靖計會，內外應接，因擒頡利可汗。賊徒盡獲，太宗與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孫，無相侵擾。”非常明顯，執失思力入唐不是探聽虛實，而是為唐太宗獻策，欲擒頡利可汗。結果，是太宗與執失思力歃血而盟，表示要世世代代，互不侵擾。

　　對同一件事有兩種不同的記載，必然使人產生疑問，筆者欲對這一問題談談自己的意見。

　　二事實真相

　　突厥兵臨京師城郊，沒有強攻長安，而是派遣執失思力進京觀察虛實。這是值得深思的。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突厥並沒有滅亡唐朝、占據中原的意思。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十一月，割據在今陝西北部一帶的梁師都，為了阻止唐對全國的統一，特派其尚書陸季覽去煽動突厥南進說：“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麵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劉武周）既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拓跋）所為，師都請為鄉導。”《資治通鑒》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十一月，第5895頁。梁師都勸突厥像鮮卑建魏那樣，進據中原，雖然處羅可汗也曾蠢蠢欲動，但他很快死去。從此以後，一直到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繼位的頡利可汗始終沒有再提效法北魏占據中原的問題。由此看來，突厥對唐根本沒有攻城掠地、取而代之的意圖。所以，頡利可汗沒有急於攻取長安，建國稱帝。

　　頡利可汗兵臨渭水便橋的目的是什麽呢？簡單說，就是索取物質財富。這是突厥對唐的一貫政策。

　　當李淵從太原起兵時，為了解除後顧之憂，就對突厥實行了物質利誘政策。他向突厥可汗寫信道：“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為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信寫好後，李淵在信封上用了以下對上的“啟”字，有人認為突厥“惟重貨財，願加厚遺”即可，不必從文字上對其過於敬重。李淵表示：“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吝。”《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第8—9頁。這就是說，李淵掌握了突厥“惟重貨財”的貪欲，願將戰爭中所得的“子女玉帛”，送給突厥，使其“坐受寶玩”，不要幹擾其南進關中，奪取長安。事實說明，這種政策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李淵建唐後，這種政策沒有大的改變。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為了製止突厥進攻太原，高祖派“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突厥，至豐州（今內蒙古五原南），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賻，突厥乃還”《資治通鑒》卷一八七，武德二年二月，第5847—5848頁。非常明顯，突厥的動止，決定於唐是否送幣。這年六月，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高祖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梃吊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資治通鑒》卷一八七，武德二年六月，第5858頁。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也承認對突厥“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上》，中華書局標點本，第6033頁。這一切說明，在突厥和唐的關係方麵，突厥是貪得無厭地索要物質財富，並沒有像鮮卑人建魏那樣，要稱雄中原。否則，為什麽他們不乘李淵南進之機奪取太原；也沒有利用劉武周、梁師都完全依賴突厥而割據一方的有利條件，占領唐的北方領土呢！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安元壽墓誌銘》的一段記載：“貞觀元年，突厥頡利可汗擁徒卅萬眾來寇（渭水）便橋，太宗率精兵出討。頡利遣使乞降，請屏左右，太宗獨將公（安元壽）一人於帳中自衛。其所親信，多類此也。”張沛：《昭陵碑石》。首先，應當弄清事實，頡利可汗率眾兵臨渭水便橋不是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而是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李世民剛即帝位不久。《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兩《唐書》的《突厥傳》、《資治通鑒》等文獻的有關部分，都是這樣記載的。同時，李世民分析突厥敢以大舉進兵至渭濱的原因，是突厥“以我國內有難（指玄武門之變），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頁。更有力地說明此事是發生在李世民剛即位以後。《墓誌銘》把此事誤記為貞觀元年，很可能是該《墓誌銘》的撰者誤認為李世民即位就是貞觀元年了。

　　太宗與安元壽在前方的帳中單獨接見頡利可汗的“乞降”使者，顯然是秘密談判。所謂“乞降”，隻能是太宗對外的言詞。如果真的是“乞降”，太宗應該大肆宣揚自己的威力和勝利，何必掩人耳目，秘密談判呢！惟一的解釋，隻能是唐必須對突厥付出相當的代價，是一種屈辱的條件，不便張揚。

　　聯係與此有關的事件，更可以這樣理解。當太宗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親臨渭水之上時，曾“與頡利隔津而語”，後來，“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7頁。太宗為什麽“獨與頡利臨水交言”？當然是竊竊私議，不願他人知道。雙方首領在戰爭前沿單獨會見，竊竊私議，必然與戰爭有關。如果說太宗與頡利竊竊私議的內容是怎樣結束渭水便橋的劍撥弩張局麵，是最符合實際情況的。這正像一家住所失火一樣，主人隻能首先千方百計滅火，不能考慮其他。

　　如果太宗與頡利單獨麵議的是如何結束渭水便橋的緊張局麵，他們也隻能是達成原則協議，不可能商定實施原則協議的具體辦法。這就是說，實施原則協議的具體辦法需要另外商談。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必然停止軍事行動，進行談判。按照這種邏輯，“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頁。無疑就是必然的過程了。所謂“請和”，實際上和《安元壽墓誌銘》所載的“頡利遣使乞降”是一回事。因為安元壽是絕對忠於太宗的得力幹將，死後陪葬昭陵。在其《墓誌銘》中記載“頡利遣使乞降”，自然是對安元壽及其主子的崇敬。所以，“請和”與“乞降”是一個問題的兩種說法。

　　頡利使者“請屏左右”，與太宗單獨會談，被太宗所接受，很可能是太宗與頡利在前線親自“臨水交言”所議定的停戰步驟。如果真的是對方“乞降”或“請和”，太宗為什麽不宣揚自己的勝利呢？再者，雙方談判的結果是“車駕即日還宮”《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7頁。由此看來，原來談判的“帳中”，是前方的統帥部，“還宮”是回到宮城。從前方回到宮城，自然是談判成功了，戰爭的威脅即將解除。

　　八月三十日，太宗又到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戰爭的威脅解除了。

　　概括以上情況，在突厥大軍進逼渭水便橋時，太宗親自出馬，與頡利可汗相會於陣前，雙方同意，議和罷兵。然後，頡利可汗遣使到唐帳中商談具體條件。談判成功，突厥兵退，太宗還宮。在這個過程中，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太宗究竟答應了突厥什麽條件。這個問題，可以從太宗與蕭的對話中找到答案。

　　蕭曾問太宗道：“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太宗答道：“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誌惟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眾，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豳）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誌矣。故卷甲韜戈，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誌意驕惰，不複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20頁。這段記載有四點意思。其一，突厥兵臨渭水便橋的目的是“惟賄是求”；其二，唐已做好了應戰的準備；其三，因太宗剛剛即位，地位尚不鞏固，欲盡量避免戰爭；其四，對突厥送以金帛，使之得其所欲，然後自動退兵。既然突厥自動退兵，說明太宗完全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也可以說，太宗完全掌握了突厥進逼京師的目的，故而采取了有效措施，就是滿足突厥索取物質財富的要求，解除了京師的戰爭危機。簡單說，太宗與突厥的議和條件，是以物質財富換取頡利可汗的撤軍。

　　三執失思力發揮了什麽作用

　　根據太宗與突厥議和的全部過程，來看執失思力入唐的目的就比較容易了。執失思力進入長安，究竟是有關文獻中記載的“以觀虛實”，還是《執失善光墓誌銘》所載的向太宗“獻策”，這個本文開始提出的問題，與太宗和突厥的議和密切相關。不解決這一問題，是不能深刻理解太宗怎樣促使突厥從渭濱退兵的。

　　按照《執失善光墓誌銘》所載，太宗對執失思力的“獻策”非常滿意。所謂“太宗嘉其誠節，取其謀效”，實際上就是太宗讚揚思力的真心誠意，采納了他的“獻策”。既然太宗還“與思力歃血而盟”，同時表示“代代子孫，無相侵擾”，這當然是罷兵議和的意思。按照以上所述雙方議和的過程，正是這種罷兵議和意向的具體實施。由於執失思力“獻策”有功，太宗“即賜金券，因尚九江公主，駙馬都尉，贈武輔國大將軍”。從太宗對執失思力的讚賞，充分顯示了執失思力進入長安發揮了對唐有利的作用。

　　執失思力入唐，既然發揮了對唐有利的作用，為什麽有關文獻還記載太宗嚴厲斥責了他，而且還表示要“先斬汝矣”！最後，又“囚思力於門下省”。同時，還有“思力懼而請命”的情節。這與唐的國力發展以及高祖、太宗對突厥態度的轉變密切相關。

　　早在李淵從太原起兵時，為了防止突厥南進，解除後顧之憂，對突厥實行了以屈求伸的政策，在給突厥可汗的信封上用了“啟”字。啟有以下對上的意思，故而太宗對此深感恥辱。後來，李靖打敗了突厥，太宗非常高興地說：“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李淵）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嚐不痛心疾首，誌滅匈奴（突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貞觀政要》卷二《任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頁。不難看出，太宗對高祖的以屈求伸政策頗為不滿。按照太宗的心理狀態，在對待突厥的政策方麵，必然改弦更張，不再走其父的老路。

　　從客觀形勢的發展看來，唐也必然改變對突厥的政策。隨著唐的建立與統一戰爭的成功，唐的國力日益強大，與突厥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昔日李淵從太原起兵時僅有三萬之眾，不僅對突厥需要以屈求伸，而且對瓦崗軍的首領李密也是“卑辭推獎，以驕其誌”《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第25頁。其目的，都是為了早日奪取長安，取隋而代之，成為名正言順的最高統治者。現在不同了，奪取政權的任務完成了。在統一戰爭中，顯示出唐的軍事力量相當強大。直接受突厥扶植的劉武周，被唐軍打得落花流水，土崩瓦解；擁有十萬之眾的竇建德也全軍覆沒；其他各割據勢力都望風披靡，非敗即降。在這種形勢下，智勇兼備、久經戰爭鍛煉的唐太宗，決不會失去至高無上者的尊嚴，再對突厥卑躬屈膝了。其實，太宗對突厥的政策是高祖對突厥政策的繼續和發展。

　　高祖在打敗了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以後，隨著國力的增強，對突厥的態度也就逐步有所改變了。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四月，突厥扣留了唐的使節鄭元壽，後來又扣留了李、長孫順德。高祖立即采取報複措施，也扣留了突厥的使節。八月，突厥進攻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縣），唐軍據城自守，堅決抵抗。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高祖接受了封德彝的建議，明確了對突厥戰而後和的政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六月，高祖更表明態度說：“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複為書，皆用詔敕。”《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八年六月，第5996頁。顯而易見，高祖對突厥逐步放棄了以屈求伸、以下對上的政策，進而采取以戰求和、以上對下的政策了。這樣一來，繼承高祖帝位的太宗，對待突厥的態度隻能是更為強硬，不可能再走令人“痛心疾首”的老路了。

　　基於以上原因，執失思力進入長安後，雖然如實向太宗報告了突厥兵臨渭水便橋的情況，使其心中有數，便於應敵；但太宗還是擺出了大國皇帝的架勢，在公開場合對其怒加斥責。其實，這是演戲。這和頡利可汗一樣，都是以虛張聲勢的現象掩蓋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頡利可汗的目的是索取物質財富，太宗的目的是迫使突厥退兵，鞏固其剛取得兩個月的政權。既然雙方都無意真正打仗，自然有殊途同歸的可能。於是，太宗根據執失思力所提供的情況，“挺身輕出，軍容甚盛”，單獨與頡利可汗交談。難怪蕭認為他輕敵，為其擔心，“叩馬回諫”。太宗則胸有成竹地說：“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頁。這說明太宗與頡利可汗單獨於前線交談，是執失思力對雙方進行聯絡的結果。如果沒有人於事前溝通，雙方首領直接見麵不可能有共同話題，更不可能有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因此，如果說執失思力為雙方議和罷兵發揮了穿針引線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綜上所述，關於太宗使突厥從渭濱退兵的問題，有關文獻的記載和《執失善光墓誌銘》的記載大不相同，是有其原因的。有關文獻，如兩《唐書》的《突厥傳》、《資治通鑒》等，其史料來源都是“國史”的唐代官方文書。據《貞觀政要》記載，《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是由“國史”刪略而成，太宗曾親自過目《貞觀政要》卷七《文史第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房玄齡等人之所以刪略“國史”而成為《實錄》，主要是為了滿足太宗的要求。因為太宗非常擔心史官在寫玄武門之變時可能有損他的形象。這樣一來，太宗的親信房玄齡等人，必然在《實錄》中大肆讚揚太宗也就不言而喻了。根據《實錄》而成的有關文獻，在這個問題上極力敘述太宗的大智大勇，完全是一個強大國家君主的形象，也決不是無中生有。從表麵現象看，基本屬實，無可非議。但在這些文獻中看不到執失思力的作用，從而難以理解事實真相。

　　《執失善光墓誌銘》所載，肯定了執失思力的作用。故而太宗對其“即賜鐵券，因尚九江公主、駙馬都尉，贈武輔國大將軍”。後來，執失思力又多次來往於唐和突厥之間，充當使節。貞觀四年正月，他“護送隋蕭後入朝，授左領軍將軍。”頡利可汗被唐軍打敗後，“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新唐書》卷一一〇《執失思力傳》，第4116頁。頡利可汗還曾“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資治通鑒》卷一九三，貞觀四年二月，第6072頁。這一切說明，執失思力在唐和突厥之間確實發揮了穿針引線、互相溝通的作用。

　　《執失善光墓誌銘》主要是表彰執失家族有功於唐的事跡，其內容涉及執失善光的曾祖執失淹、祖父執失武、伯父執失思力、父執失莫訶友等四代人，時間範圍上自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下至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前後105年。執失家族四代，都被唐皇帝封官加爵，足證他們對唐的建立與發展確有貢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執失善光陪葬昭陵。太宗死於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70多年後，在經曆了高宗、中宗、睿宗、武則天直到玄宗幾代皇帝以後，陪葬昭陵，必然有其原因。這意味著執失家族與太宗的關係最為密切。其中執失思力的作用最不容忽視。在突厥兵臨渭濱時，執失思力所發揮的互相溝通作用，太宗是念念不忘的。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三月，頡利可汗與唐作戰被俘，太宗既批評又稱讚說：“凡有功於我者，必不能忘，有惡於我者，終亦不記。論爾之罪狀，誠為不小，但自渭水曾麵為盟，從此以來，未有深犯，所以錄此，不相責耳。”《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上》第5159頁。所謂“渭水曾麵為盟”，無疑是執失思力穿針引線的結果。既然太宗對“渭水曾麵為盟”的後果非常滿足，當然意味著執失思力勞苦功高。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將軍執失思力敗吐穀渾於居茹川”《資治通鑒》卷一九四，貞觀九年五月，第6112頁。後來，薛延陀“深入至夏州”，執失思力“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裏”《新唐書》一一〇《執失思力傳》，第4117頁。還曾參與平吐穀渾。由此可見，執失思力對太宗在軍事政治上的成功是有重要貢獻的。同時，執失思力之弟執失莫訶友，也“從破遼還，拜左威衛大將軍、左羽林軍上下、使持節、執失等四州諸軍事、執失州刺史、上柱國、歌禮縣開國子”《執失善光墓誌銘》，見張沛《昭陵碑石》。不難看出，在貞觀年間，執失家族對唐的貢獻頗為顯著。所以，在太宗去世後70多年，執失善光又陪葬昭陵。

　　在《執失善光墓誌銘》中，透露了執失思力對唐的貢獻，特別是透露了執失思力在唐與突厥在渭濱罷兵議和事件中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該《墓誌銘》主要是讚頌執失家族有功於唐的事跡，而且是放在墓中又不公諸於世，故而不提太宗大國君主的英雄氣概，並非有意掩蓋太宗的功績。

　　總而言之，關於太宗與頡利可汗在渭濱罷兵議和的問題，有關文獻記載了表麵現象，《執失善光墓誌銘》和《安元壽墓誌銘》透露了事實真相。隻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正確認識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