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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戰爭與和平
2月14日清晨，戈培爾和他的新聞官魯道夫・澤姆勒驅車前往老朋友格布哈特醫生的療養院，去那裏見希姆萊。這個靜居之所位於柏林以北七十五英裏的霍恩利琴，如今已成了希姆萊非正式的司令部。他喜歡這裏寧靜的環境以及獨處的樂趣。在病曆本上，希姆萊治療的是扁桃體炎，而實際上，讓他煩擾的卻是他的神經――他仍舊因昨天局麵火暴的元首會議而激動不已。在會上，古德裏安和希特勒差點因為他打起來。
幾天前，在戈培爾家進晚餐時，戈培爾悄悄告訴澤姆勒，他打算就一項牽強的計劃去尋求希姆萊的支持。這項計劃就是重組內閣，由他自己做帝國總理，而希姆萊做武裝部隊的首腦。正在這時，一個男高音在收音機裏唱起了萊哈爾的“親愛的，不要去摘星星”。戈培爾夫人不禁大笑起來。戈培爾暴躁地說：“把那東西關掉。”
澤姆勒未能獲準出席與希姆萊的會見。當兩人沉默地返回柏林時，新聞官猜測談話不太順利。
中午時分，希姆萊接見了另一個來訪者――溫克將軍，古德裏安剛剛硬塞給他的參謀長。現在，維斯杜拉河集團軍事實上的指揮官溫克將軍急於返回前線，因為針對朱可夫右翼的有限進攻就要開始了。但是希姆萊說，他們應該先吃午餐。“然後我們可以聊一下總體形勢。”
“吃完飯後，”直言不諱的溫克說，“我不能留下來聊天。我要去奧得河的彼岸――我屬於那裏。”
希姆萊明白，他在柏林的政敵正在散播關於他的笑話，說他的指揮部和前線相距過遠。於是，他惱火地說：“你是否在暗示我是個膽小鬼？”
“我什麽都沒有暗示，帝國元首。我隻是想去一個我能身先士卒的地方。”他解釋道，他要在奧得河東岸發動一場戰役，以贏得時間加強奧得河以西的防禦，並且給難民一個逃走的機會。
溫克所麵臨的問題在軍事手冊上沒有先例。維斯杜拉河集團軍實際是在兩條單獨的前線上作戰：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是保衛柏林的一百五十英裏長的奧得河戰線；第二條，是保護波美拉尼亞的戰線――這條戰線不堪一擊，曲折迂回。西起奧得河，然後蜿蜒向東，直達維斯杜拉河。再往東去，則是一些小塊的德國抵抗地區，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一直延伸到拉脫維亞的庫爾蘭，其中最大的一個是但澤。幾支從東普魯士來的難民隊伍正設法逃往這個前途未卜的避難之地。然而，羅科索夫斯基的軍隊也正在開赴但澤，並且已經截斷了難民進入但澤的道路。如今，難民們唯一的希望是，跨過淡水灣維斯杜拉�湖上的冰層，前往涅赫倫格。涅赫倫格是一個狹長的地區，將�湖與波羅的海分開了。一旦抵達此處，難民們就可以繼續西行，踏上陸地，前往但澤。
一場意外的解凍融化了淡水灣的冰層，這條唯一安全的路線每隔五十碼便做了一個標記。前一天晚上，車夫們在濃霧中迷失了方向，數百輛大車都翻倒了。在南岸等待的人群嚇得要死，一步也不敢前進。然而，俄國炮火的轟鳴聲越來越響，這更加恐怖。因此，大霧剛一消散，幾千人便冒險踏上了冰層，向五英裏外的涅赫倫格走去。上午十點左右，打頭的人群看見了前方的沙丘，於是便開始喊叫：“到涅赫倫格了！到涅赫倫格了！”他們瘋狂地向前走去，但卻舉步維艱，因為冰層在升起的太陽底下融化得非常快。突然，四麵八方都落下了俄國人的炮彈，一陣恐慌頓時爆發了。難民們不顧路標，倉皇向岸邊跑去。很多人安全地到達了，但是將近三分之一的人掉到了紙一樣薄的冰層下麵。
溫克針對朱可夫右翼的有限反攻包括兩次出擊：第一次在奧得河以東約五十英裏處，第二次是再往東五十英裏處。第十一軍向南挺進至烏加滕，然後繼續前進幾英裏，直抵奧得河與瓦爾塔河的交匯處。大約一天後，根據第一次出擊的進展情況，第三裝甲軍將發起主攻，迫使朱可夫撤退，或者至少延遲他對柏林的進攻。
當年輕而衝動的第十一軍司令、黨衛隊中將弗萊克斯・斯坦納接到命令時，不禁目瞪口呆：僅靠五萬士兵和三百輛坦克，根本不可能一鼓作氣地向南攻至瓦爾塔河。他決定，向西南方向做更有限的進攻也許更好。這樣可以使他較少地暴露於必然隨之而來的朱可夫的反攻麵前，而且他也可以為保衛波美拉尼亞占據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他越過溫克，直接打電話給古德裏安。一場激烈的爭論爆發了。
最後，斯坦納喊道：“要麽接受我的計劃，要麽撤我的職！”
“隨你的便。”古德裏安答道，然後重重地把電話掛上了。
2月16日早晨，斯坦納離開了他設在火車車廂裏的總部，搬到南麵一座可以俯瞰施塔加德的別墅裏。這裏位於烏加滕西北方向四十英裏處，正是進攻的出發點。黃昏時分，施塔加德周圍的所有道路都擠滿了一隊隊的戰車。大炮、卡車和坦克都已各就各位，準備在黎明發起進攻。斯坦納給大家朗讀了維斯杜拉河集團軍的傀儡司令發來的一份緊急公告。帝國元首希姆萊寫道：“前進！在泥濘中前進！在大雪中前進！白天前進！黑夜前進！為解放德國的土地而前進！”為了掩飾自己的悲觀，斯坦納讓大家舉起標語：“這裏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前線！”並且親自鼓勵了師裏的每一位指揮官。
“今年，我們將重新踏上第聶伯河。”他對比利時誌願師的指揮官萊昂・德格勒爾上校說，並且親切地拍了拍上校的背。他補充說，他們從北側的出擊將與從南側發起的另一次進攻會合，切斷朱可夫的先頭部隊。起初，德格勒爾想道，多麽大膽！多麽戲劇化的策略啊！隨後，在最後時刻的準備工作中，他注意到斯坦納的參謀人員全都表情嚴肅。當年拿破侖在蒙米賴發起最後攻擊時肯定也是這種氣氛。
德格勒爾是比利時雷克斯黨的領袖。他三十八歲，熱情滿懷，是其他一百萬非德裔誌願軍的楷模。這些誌願兵相信，整個歐洲的未來如今正危如累卵。在比利時，敵人叫他法西斯分子、納粹分子，但他自認為兩者皆非。雷克斯主義對他而言，是對當代腐敗的一種回擊，是政治革新和政治公正的運動，是反對混亂、無能、不負責任和不安定的一場戰役。
1941年希特勒入侵俄國時，德格勒爾對他的同伴說，像比利時和法國這種被征服國家的人民，應該誌願加入希特勒的部隊，並且積極參加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戰鬥。隻有通過這樣一種戰鬥的兄弟情誼，才能產生一個正義的新歐洲。他的狂熱越燒越旺：他主張，非德國人隻有加入這場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神聖戰鬥，才能獲得在新歐洲的話語權。否則，德國人將會變得過於強大。隨後，盡管可以獲得更高級別，他卻作為普通士兵入了伍。他對自己的追隨者說：“隻有當希特勒往我胸前掛十字勳章時，我才會見他。到那時，我將有權與他平等對話。我會問他：‘你是打算要一個聯合的歐洲呢，還是隻想要一個大德國？’”
在前線戰鬥的四年中，德格勒爾受過七次傷。當他終於贏得騎士十字勳章時，他真的詢問了元首關於聯合歐洲的問題。希特勒耐心傾聽了衝動的德格勒爾的問題，並預言說，下一代歐洲青年人將會互相了解，親如兄弟。俄國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住滿了歐洲的青年人。他們將在那裏試驗性地和睦相處。
德格勒爾經常在談話中把話題扯遠，而希特勒卻始終寬容地傾聽。一天，他充滿愛意地說道：“如果我有一個兒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樣。”他們的關係變得非常親密，以至於有一天德格勒爾竟然說：“我經常聽到人們叫你瘋子。”希特勒隻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樣，現在我就會坐在咖啡館裏喝啤酒了。”
2月16日黎明，德格勒爾率領他的部下徒步進入戰場。在奪下了作為目標的山脊之後，他爬了上去，來到一個機關槍掩體裏，觀察斯坦納的坦克負責的主攻。當“虎”式、“豹”式坦克滾滾穿過雪地之時，他發現它們當年的銳氣已經喪失殆盡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樹林前進著。他看見幾輛德國坦克在到達樹林之前就著了火，但其他的卻消失在了樹叢之中。幾分鍾後，它們從另一側駛了出來，追擊著前麵的紅軍戰士。這時，德國步兵開始進入樹林。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刻。如果他們鬥誌昂揚地前進，陣地便能得到鞏固。然而，他們卻猶豫不前，沮喪的德格勒爾隻想踢他們幾腳。
夜幕降臨時，斯坦納隻前進了八英裏。盡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軍正在後退，但是他們撤退得非常緩慢，並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後不久，德格勒爾奉命回第十一軍總部報到。當他驅車趕往斯坦納在山上的別墅時，施塔加德已因蘇聯的轟炸而著了火。他站在一個花園裏，俯視著熊熊燃燒的城市，那些樸實的中世紀路德教堂的塔樓陰鬱地挺立在那裏，在火紅的背景中映襯出了清晰的輪廓。可憐的施塔加德，他想道。這些東方樸素的新教塔樓，與比利時馬利納市聖羅博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樓，以及布魯日市的鍾樓堪稱姐妹之作。他感到這裏的悲劇也是自己的悲劇，不禁放聲大哭了起來。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戰鬥進行了一整天。幾架“斯圖卡”式轟炸機一輪又一輪地轟炸著投入戰鬥的俄國坦克群。幾百輛坦克著火了，但還有幾百輛正在破雪前進。斯坦納仍在頑強地向前移動。傍晚，他在朱可夫的側翼打開了一個危險的缺口。俄國人不得不調回了兩個前往柏林的裝甲師，以阻止斯坦納繼續前進。
深夜時分，溫克奉命立即前往柏林，向希特勒簡要報告他的進展。筋疲力盡的溫克離開帝國總理府時，天已破曉。溫克急於回去督戰，第三裝甲師將於兩個半小時後開始行動。他告訴司機赫曼・多恩把車開往什切青。他已有三個晚上沒睡了。當多恩把大寶馬停在路邊時，他正在打瞌睡。“將軍，”多恩說，“我困得不行了。”
“我們必須回前線。”溫克說著接過了方向盤。他們沿著黑暗的山路以每小時六十英裏的速度疾馳著。溫克把一根沒點著的煙放進嘴裏，咀嚼著煙草以保持清醒。然而，一個小時之後，他睡著了。他們撞上了一座鐵路橋的橋墩。多恩和睡在後座上的一位少校被甩出了車外，滾到了鐵軌的路堤上，但溫克卻被卡在方向盤後麵，不省人事。懸在橋上的汽車突然著起了大火。後座上幾挺上了子彈的自動衝鋒槍開始爆炸。槍聲驚醒了昏迷的多恩。盡管身受重傷，他還是奮力爬上了路堤，打碎窗玻璃，把溫克拉了出來。這時，溫克的衣服已經燃起了火苗。多恩扯掉了上司的大衣，推著他在地上滾來滾去，好把火滅掉。
當溫克醒來時，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張手術台上。他的顱骨骨折，五根肋骨斷裂，還有多處挫傷。沒有了溫克，德軍絕望的反攻便毫無成功的可能了。
本應從南部嵌入朱可夫左翼的另半邊鉗子，甚至根本就沒有動起來。負責這一半進攻的德國人竭盡全力地避免了進攻俄國人。紅軍的一支部隊最近占領了德累斯頓以東八十空英裏的本茲勞城。入城的隊伍五彩繽紛，充滿了異國情調。在濺滿油漬的“斯大林”式和T-34坦克頂上，滿身油膩的坦克手坐在色彩濃重的毯子上麵，邊喝邊唱。後麵跟著一隊重炮，炮手們跨在繡花的墊子上，演奏著德國的口琴和手風琴。再後麵是掛著水晶燈的老式四輪馬車，裏麵坐滿了全副武裝的年輕軍官。他們頭戴大禮帽，手拿雨傘，帶著醉漢的威嚴用小型望遠鏡觀望著步兵部隊。另一輛四輪馬車卷起了頂篷，裏麵的士兵一邊大笑一邊痛飲。
俄國上尉米哈伊爾・科裏阿科夫是一名身材矮胖的空軍隨軍記者。因為到一個鄉村天主教堂去參加安魂彌撒，他被降級進了步兵部隊。此刻，他正失望地看著眼前這幅狂熱混亂的場景。維持秩序的監督哨對經過的醉漢們視而不見，而乘坐美國吉普快速駛過的官員們顯然也無暇關注這一切。他隻看見一個高級軍官，一名上校，試圖阻止這種流動的放蕩行為――而其本人也已經喝醉了。
在本茲勞，科裏阿科夫參觀了一個小廣場，想對庫圖佐夫將軍的墓碑致敬。這位俄國英雄是在追擊拿破侖的途中犧牲在這裏的。大理石墓碑上刻著德文的頌詞：
庫圖佐夫・斯摩棱斯克親王率領得勝的俄國軍隊追至此處。他從壓迫中解放了歐洲，並從奴隸製中解放了歐洲人民。在這裏，死亡結束了他光榮的日子。關於他的記憶將會永存。
他悲傷地想著，俄國人的變化多大啊！他想起了最近和一個波蘭鐵匠的對話。“為什麽這個世界上要有戰爭呢？”波蘭人問道，“六年來，戰爭從德國開始，一直打到了這裏，然後打到俄國，打到了俄國的心髒，直到伏爾加河。然後又打回去，又打到這裏。現在，又要打到德國的心髒了，打到柏林和德累斯頓。為什麽？俄國的一半土地都已被焚毀；德國現在又燃起了大火，並將一直燒下去，直到燒得精光。”
科裏阿科夫認為，答案很簡單：德國人焚燒了俄國，以令人不敢置信的殘暴殺戮了幾百萬婦女、兒童和老人。現在俄國人正在響應伊裏亞・愛倫堡的號召：“以兩隻眼還一隻眼”，“以一池血還一滴血”，加倍地報複德國人。
就連斯大林也已經對這種殘暴行為感到不安了。他聲稱：“希特勒們來了又走，但德國人民要繼續生存。”2月9日的《紅星報》社論反映了他的疑慮：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一句老話。但是不能依其字麵意義行事。雖然德國人在我們的國家奸淫劫掠，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也要做出同樣的事情。過去和將來都不能這樣。我們的戰士不會允許任何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是因為可憐我們的敵人，而是出於他們個人的尊嚴――他們明白，每一次破壞軍紀，都隻會削弱獲勝的紅軍……
這一告誡既切實可行又合乎道德。
我們的複仇不能盲目。我們的憤怒不能毫無理性。在盲目的盛怒之下，人會摧毀被征服的敵國領土上的某座工廠――某座對我們有價值的工廠。而這樣一種態度隻會被敵人利用。
在三次空襲德累斯頓的四天後，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還在冒著煙。數千名救援人員，包括英國戰俘，仍在挖著幸存者。
十五歲的約阿希姆・巴爾特正好奇地獨自在城中漫步。他穿著一件女孩的外衣，拖著一雙木鞋，病態般癡迷地看著火焰噴射器焚燒阿爾特馬爾克廣場上堆積如山的屍體。他看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因為從屍體上偷手鐲、戒指和手表而被抓了起來，然後押到牆邊槍斃了。
年輕的博多・鮑曼正在老城區火車站前麵幫忙堆放屍體。屍堆長一百碼，高三碼，寬十碼。數千具屍體被裝上船運往下遊；其餘的則被撒上石灰，搬到布魯勒台地，用火焰噴射器焚燒；還有一些被扔進了壕溝裏，或者堆在邊道上，用稻草、沙土或瓦礫蓋住，這樣就不會被幸存者看見了。
車站地區清理完之後，博多和他的小隊被派往大花園，處理那裏的一萬多具屍體。徒手收拾那些屍體，實在是一項惡心的工作。最讓博多厭惡的是烤焦的人肉味，它和煙霧、腐爛的味道混在一起，令人不禁作嘔。
當天早些時候，漢斯・科勒和他的父親一起回到了德累斯頓。正當他們準備踏上通往老城區的一座橋時，一個人說：“別過去。他們要讓所有人都參加人民衝鋒隊。”
“現在你該往西走了，一直走到美國戰線那裏。”赫爾・科勒對兒子說，“然後一直等到一切都結束。”
他們擁抱在了一起，然後，年輕人冒著寒冷的細雨開始西行。他身上沒錢，也沒有吃的。
戈培爾可以利用德累斯頓大屠殺挑起瑞士、瑞典和其他中立國家的義憤之情。但是，這次轟炸代表的不僅是一個宣傳的機會。2月18日，在與部裏的官員們開會之時，戈培爾慷慨激昂地宣稱：“既然敵人的飛行員在兩個小時內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平民，那麽，《日內瓦公約》就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由於這一公約，德國不能因敵人機組成員的“恐怖主義戰術”而對其進行報複。但是，他爭辯道，如果公約無效了，他們就可以以“屠殺平民罪”處決全部英美空軍戰俘，從而防止德累斯頓事件的重演。
他的大多數聽眾表示反對，尤其是魯道夫・澤姆勒。他告誡大家要注意“這樣一個行動會使我們承受的巨大風險，以及落入敵手的自己人可能遭到的報複”。戈培爾對他們的警告置若罔聞。他讓自己的新聞官去了解一下，有多少盟國飛行員落在德國的手中，又有多少德國飛行員在盟國的手中。澤姆勒再次表示反對，但是戈培爾的副官在桌子下麵踢了他一腳，於是他閉上了嘴。
當晚，戈培爾將這一問題提交元首。元首原則上表示同意，但是決定稍遲再作出最後決定。幸運的是，裏賓特洛甫和其他人勸阻了他。
其他的德國人極力爭取的是和平而非複仇。2月18日，四個歐洲國家的報紙上出現了關於談判的報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報道純屬虛假消息，而瑞典和瑞士的報道則是近日柏林一次會議的成果。會上，希特勒沉默不語，給黨衛隊將軍沃爾夫和裏賓特洛甫的印象是，他希望他們與西方談和。
黨衛隊和外交部都試圖獨力完成這件事情，這並不算奇怪。還在慕尼黑時，希特勒就挑動他的下屬彼此競爭，以促使他們更加努力。多年來，希姆萊和裏賓特洛甫一直是競爭對手，他們有著同一種身體上的怪癖：隻要元首責備一句，他們就要鬧胃病。目前，他們競爭的重點是實現和談。競爭變得如此激烈，以至於兩個部門之間幾乎要開始打仗。
與爭取和平的行動交織在一起的，是兩人為拯救集中營的戰俘而進行的談判。希姆萊特別的努力並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是一種勒索。因為很顯然，幾百萬條生命可以成為和平談判中討價還價的本錢。有兩個人鼓勵他去拯救戰俘。一個是他的按摩師費利克斯・克爾斯滕醫生。克爾斯滕是波羅的海人，1898年出生於愛沙尼亞。他沒有醫學學位，外貌和善，長著一副肉乎乎的嘴唇，身材矮小肥胖，行動笨拙。然而，他非常擅長“推拿療法”，因此歐洲有錢有勢的名人都想找他。二戰開始前夕，希姆萊患了嚴重的胃病――很可能因為他自己內心的戰鬥而更為惡化了。於是，克爾斯滕被召來給帝國元首治病。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於希姆萊完全依賴於他。克爾斯滕早已開始施展他的影響，讓集中營裏的很多戰俘都免於一死。有一次，希姆萊說：“克爾斯滕每次給我按摩，都會向我討取一條生命。”
另一個人是希姆萊的間諜頭子，黨衛隊準將瓦爾特・施倫堡。他讚同克爾斯滕所做的一切，並且正在設法說服希姆萊，對政治犯和戰俘表現出人道主義精神，便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並非妖魔鬼怪。盡管施倫堡的職位居於帝國中央保安總局局長，希姆萊的副手，黨衛隊將軍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之下，但是他處事靈活，如今可以直接和希姆萊打交道。施倫堡時年三十三歲，是在教會學校受的教育。他身材矮小，相貌英俊，有點過於講究。他早就篤信，希特勒正在將德國帶向徹底的毀滅，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督促希姆萊去探索謀取和平的每一個可能的機會。
這個任務並不容易，因為所有的談判都必須在希特勒毫不知情的前提下進行。同時，卡爾登勃魯納是一個忠實的納粹分子，他不喜歡也不信任施倫堡，這一點也是個障礙。卡爾登勃魯納不斷地敦促希姆萊，不要過度卷入可能會讓希特勒不高興或者產生更壞結果的計劃。這些警告因卡爾登勃魯納那令人敬畏的外表而顯得更有分量。卡爾登勃魯納身材魁梧，足有六英尺七英寸高。他的前額寬大而平坦，一雙褐色的小眼睛目光非常銳利。他的下巴又細又長，一道馬刀留下的傷痕橫在他蒼白的臉頰上，劃過他寬厚的肩膀以及類人猿一般晃晃蕩蕩的胳膊。卡爾登勃魯納於1903年出生在希特勒的出生地附近，家裏是生產農具的。他的父親打破傳統，做了一名律師，而兒子也步其後塵。二十九歲那年，他參加了奧地利的納粹黨，通過在自己工作中的刻苦努力和堅持不懈，他給該黨帶來了合法的邏輯與平庸的成就。
他的上司希姆萊起初反對屠殺猶太人，後來又對克爾斯滕承認，“滅絕種族不是德國人的特征。”帝國元首厭惡暴力――雖然他曾下令槍決了一個搞同性戀的侄子――當他第一次親眼目睹處決人的經過時，他惡心地吐了。僅僅是因為他對希特勒的所作所為近乎迷信，再加上他對元首深深的畏懼，他才留了下來，冷酷地看著最後一個受害者倒下去。在對國防軍軍官的一次演講中，他曾在筆記上用他細長的字體寫道：“處決所有潛在的抵抗組織的領導人，這很殘酷，然而非常必要……我們必須冷酷無情，對上帝負責。”
這個偶爾可笑，但始終痛苦的男人天生神經質。他最終接受了將暴力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劊子手。1943年，他對一群黨衛隊將軍說：
在我們自己人中間，可以非常坦白地提及這一點――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公開談論它……我是說消滅猶太人，滅絕猶太種族……你們中的大多數都應該知道，當一百具、五百具，或者是一千具屍體肩並肩地躺在那裏，這意味著什麽。要堅持到底，同時（除了那些由於人類的軟弱所引起的例外），還要繼續做個正派的家夥，這就是使我們如此冷酷的原因。我們曆史上這光榮的一頁從未被載入史冊，也永遠都不會。
一年之後，他在波森坦率地對軍官們談起了滅絕猶太人所麵臨的困難：
我們被迫作出無情的決定，一定要使這個種族在地球上消失。組織這項工作是我們迄今為止最為困難的任務。然而，我們必須去解決它，並且將其進行到底。而且，先生們，我希望我可以這樣說，我們的領袖們和他們的部下不會因此在思想上和靈魂上受到任何損害。這種危險性是非常大的，因為在龍潭和虎穴之間隻有一條狹窄的通路。他們要麽成為無情的暴徒，從今以後再不能珍惜人生；要麽變得心腸軟弱，遭受神經崩潰的痛苦……這就是此刻關於猶太問題我想說的全部。現在你們全都知道了，最好保守這個秘密。也許以後，很久很久以後，我們可以考慮是否可以將這些多告訴德國人民一點。但是我認為最好不要！我們在場的這些人已經擔起了責任，行動上和思想上的責任，我認為我們最好將這個秘密帶進墳墓。
話雖如此，但希姆萊本人還是被自己被迫犯下的殘忍罪行而折磨著。他對克爾斯滕說：“必須踏著死屍才能創造新生活，這是一個大禍根。美國人不也無情地滅絕了印第安人嗎？然而，我們必須創造新生活，我們必須淨化這片土地，否則它永遠都不會結出果實。這將是我必須挑起的重擔。”
事實上，大屠殺的擔子越來越重，他的胃痙攣也越發嚴重了。這讓他更加容易受唯一能為他減輕病痛之人――克爾斯滕――的影響。如今，在施倫堡的幫助下，克爾斯滕正在利用這一權力引誘希姆萊拯救那些還未被他殺害的猶太人。希姆萊是一個天生的追隨者，如今卻被迫自作主張；他是一個真正的信徒，一個忠實的弟子，如今卻被唆使背叛他的領袖；他是一個純粹的膽小鬼，如今卻在別人的鼓勵下滿口豪言壯語。而與此同時，他也一直在考慮這一行動可能會產生的可怕後果，並且在纖弱迷人的施倫堡和身材魁梧的卡爾登勃魯納之間猶豫不決，一直處於一種優柔寡斷的狀態之中。最近，施倫堡在這場鬥爭中占了上風，說服了希姆萊秘密會見瑞士前總統尚・馬裏・姆希。姆希許諾，每釋放一個猶太人，他便會付一筆瑞士法郎作為獎金，並且嚐試著去減弱自由世界對德國的憤慨。希姆萊欣然同意每隔兩周便遣送一千二百名猶太俘虜去瑞士。
彼得・克萊斯特博士，裏賓特洛甫的下屬之一，也開始了和世界猶太人大會之間的試驗性談判。他已經會見過這個組織的重要代表之一，吉勒爾・施托希。在斯德哥爾摩酒店第一次見麵的時候，施托希提議，雙方應協商從不同的集中營共釋放約四千三百名猶太人。
拿人命討價還價，這讓克萊斯特感覺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說，即使是半開化的中歐也不會出麵做這種買賣。他唯一感興趣的是另一個問題，為戰爭尋求一個解決方案，以使德國不致徹底滅亡。
“這不是一筆商業上的交易，”施托希說，“這僅僅是一筆救人的買賣。”
“我不能也不想卷入這筆‘買賣’，因為對我而言，這隻代表著可憎和肮髒。”克萊斯特回答說，“並且，這種個別的操作也不可能解決整個猶太問題。”他主張，隻能通過政治途徑解決。他說，在與反猶太主義的第三帝國的戰鬥中，羅斯福受到了像摩根索那樣有影響的猶太商人的鼓勵。這一點以及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隻會強化德國的反猶太主義。作為其結果，整個猶太民族和全部歐洲人都將被滅絕，而將大陸留給布爾什維克。“如果保留猶太民族可以換取保留歐洲，”克萊斯特繼續說道，“那麽，倒真是值得我冒生命危險去做的一筆‘買賣’。”
“你應該和伊瓦爾・奧爾森談談，”施托希插話說，“他是美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一名外交官，是羅斯福總統派駐西北歐戰爭難民委員會的私人顧問。他和總統有直接的聯係。”
幾天之後，施托希顯然非常興奮地告訴克萊斯特，據奧爾森說，羅斯福總統願意用“政治手段”來贖取集中營裏一百五十萬猶太人的性命。這正是克萊斯特所希望的――為戰爭采取一個政治解決方案。他得意地向瑞典紅十字會副主席福克・貝爾納多特伯爵重複了施托希的話，但伯爵隻流露出一副懷疑的神情。接下來，克萊斯特又把這件事告訴了維納・貝斯特，丹麥政府裏的納粹代表。貝斯特和克萊斯特一樣，都屬於黨衛隊。和貝爾納多特不同，他對此深有感觸，因此建議克萊斯特直接與希姆萊的助手卡爾登勃魯納討論這個敏感的問題。
克萊斯特認識卡爾登勃魯納。回到柏林之後，他通知卡爾登勃魯納，施托希答應“為戰爭采取一個政治解決方案”，以換取一百五十萬猶太人。卡爾登勃魯納知道施托希和猶太人世界大會之間的聯係，開始來回踱步。突然，他停了下了，用濃重的奧地利口音說道：“你們十分清楚自己在幹些什麽！我必須立即將這件事報告帝國元首。我不知道他對於這件事，對於你們，會做出什麽決定。”克萊斯特被軟禁在了自己家中，以防他和裏賓特洛甫談話。“在事情澄清之前，不許邁出你的花園大門。”卡爾登勃魯納警告他。
幾天後，卡爾登勃魯納派人請來了克萊斯特，並且和藹可親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說道：“帝國元首肯定願意抓住瑞典人提供的機會。”然後他又補充說，“我們手裏有的不是一百五十萬猶太人，而是兩百五十萬。”這讓克萊斯特十分意外。接下來，還有第二個意外：要由克萊斯特本人前往斯德哥爾摩去啟動談判。同時，為了表明良好的信用，他將帶大約兩千名猶太人去瑞典。
克萊斯特剛到家，便又被召回了警察總部。但是這一次，卡爾登勃魯納怒視著他說：“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沒你的事了。別問我為什麽。你本來就跟這件事沒什麽關係，將來也不會有關係。這件事和你再也無關了。就這樣吧！”卡爾登勃魯納沒費心去解釋為什麽有此突變：施倫堡剛剛與希姆萊談過，要派克爾斯滕醫生去處理這筆交易。為什麽要和裏賓特洛甫分享榮譽呢？
克爾斯滕前往瑞典，開始與瑞典外交大臣克裏斯蒂安・岡特協商釋放集中營裏的斯堪的納維亞戰俘。希姆萊告訴他，如果第一步進展良好，克爾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談判。同岡特的會談非常順利，雙方一致同意，貝爾納多特可以前往柏林，和希姆萊本人一起做最後的安排。
裏賓特洛甫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直到瑞典駐柏林大使無知地給希姆萊發來正式信函，要求同意正式接見貝爾納多特――當然，信函必須經過外交部的檢查，這時，他才第一次意識到，他的對手已經背著他在瑞典進行了談判。
希姆萊害怕裏賓特洛甫會告訴希特勒。他非常恐慌地打電話給卡爾登勃魯納，懇求他立即告訴元首貝爾納多特要來柏林訪問，看看他的反應。為了更加保險，希姆萊還打電話給黨衛軍軍長，愛娃・布勞恩的妹夫菲格萊因，要他就同一件事“摸摸”希特勒的底。
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萊因打來電話，說元首隻簡單地評論道：“在全麵戰爭中，僅靠這種冒失行為終將一事無成。”
希姆萊十分困惑，不敢繼續下去。然而，他意識到，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的唯一機會。恐懼占了上風。他決定不與貝爾納多特扯上關係。當施倫堡打電話說伯爵剛剛從瑞典到達時，希姆萊說，他“忙於”維斯杜拉河集團軍的反攻，沒時間見任何人。但是施倫堡再次指出了這樣一次會見將帶給帝國元首巨大的個人利益。希姆萊很少能抵擋住施倫堡的勸說，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見伯爵，但堅持要采取一個預防措施：施倫堡應以某種方式勸說裏賓特洛甫先會見貝爾納多特，這將可以阻止外交部長在希特勒麵前搬弄是非。
施倫堡“走漏消息”說，貝爾納多特與希姆萊的談判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帝國元首有可能做成一件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做到的事：把德國從滅頂之災中拯救出來。計謀奏效了。次日，2月18日早上，裏賓特洛甫召見了克萊斯特。“貝爾納多特伯爵正在城裏，準備會見希姆萊。”他語帶責備地宣布，並說希望盡快與伯爵談談。
在瑞典公使館，克萊斯特碰巧在大廳遇到了貝爾納多特，對方答應與裏賓特洛甫見麵。不過，在那之前，伯爵與卡爾登勃魯納和施倫堡有一個約會，是帝國元首定下的約會。希姆萊仍舊在等待著，想看看在自己行動之前，裏賓特洛甫會做些什麽。
貝爾納多特被載往卡爾登勃魯納在柏林郊區奢華的住宅。伯爵既優雅又樸素，既天真又世故。他的父親是國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瀟灑地穿著自己非常有個性的紅十字會製服，手裏拿著一根似乎與生俱來的手杖。不過，在他最喜歡的一張照片上，他卻穿著童子軍短褲，精疲力竭地靠在一棵樹上。一些朋友相信，他的美國夫人，從前的埃斯特爾・曼維爾，教會了他如何自嘲。
對於眼下的使命，他格外稱職。盡管他絕不是個知識分子，卻有一種更為寶貴的品質：傑出的判斷力。在談判中，他從不妥協。他可以連續幾小時進行談判，而仍不失其出眾的幽默感。而如果情勢變得緊張，他便開始講故事。不過，也許他最為可貴的優點是，單純地渴望幫助不幸之人，以及堅定地相信幾乎每一個人從根本上來說都是正直的，可以勸說其去做正確的事。
卡爾登勃魯納禮貌而略帶冷淡地給客人奉上了切斯特菲爾德香煙和杜博尼酒。伯爵態度自若地接了過來，心中暗忖，這肯定是從法國搶來的。卡爾登勃魯納冷冷地用質問的眼神盯著他，問他為什麽想見希姆萊。在眼下這麽關鍵的時刻，要安排這樣一次會麵非常困難。不能由他轉達伯爵的消息嗎？他又點燃了一根煙――他一天要抽四包煙。他那被尼古丁熏黃的相對短粗的手指，讓挑剔的施倫堡想起大猩猩的手指。
“你的行動是否有官方的指示？”卡爾登勃魯納問。
可以理解，貝爾納多特想與希姆萊直接進行談判，因此決定盡量少向他透露內情。“沒有。不過我可以向你保證，不僅瑞典政府，而且全體瑞典人民都讚同我剛剛所簡述的觀點。”
卡爾登勃魯納說，他痛惜當前的形勢，希姆萊也是如此。希姆萊非常急於在兩國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但是，為了防止破壞活動，必須采取一些強有力的措施，比如扣押人質。
“如果瑞典也被拉進反對德國的戰爭，”施倫堡指出，“這對德國來說將是極大的不幸。”伯爵立刻對間諜頭子的紳士風度留下了很深影響，認為他更像一個英國貴族而非德國人。施倫堡同樣也對伯爵印象深刻。他麵前是一位國際舞台上至高無上的人物，他的動機是毋庸置疑的。有了他作為聯係人，也許，對恢複北歐的秩序特別感興趣的瑞典，就可以被說服去調停德國與西方之間的和平。這是一種令人興奮的可能性。
卡爾登勃魯納問貝爾納多特，是否有什麽具體的建議。伯爵建議，應該允許瑞典紅十字會到集中營去工作。讓他意外的是，卡爾登勃魯納不僅點頭同意，並且還說，他“非常讚成”貝爾納多特直接與帝國元首會麵。一個小時之後，公爵在外交部與裏賓特洛甫談起了話。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在聽對方講話：自從他在暖暖的爐火旁坐下，外交部長便滔滔不絕地演講了起來。貝爾納多特很好奇，想知道他能講多久，於是偷偷按下了秒表。
裏賓特洛甫首先論述了國家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區別。他假設，如果德國輸了這場戰爭，不出六個月，俄國轟炸機便會飛臨斯德哥爾摩上空，俄軍將槍殺所有皇族，包括伯爵本人。他從一個話題轉移到另一個話題，鸚鵡學舌般一刻不停地重複著納粹的陳詞濫調――就像一張壞唱片，伯爵想。最後，裏賓特洛甫宣稱，在世之人中，對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毫無疑問是阿道夫・希特勒”。然後，他結束了講話。貝爾納多特按停了秒表，已經六十七分鍾了。
次日，即2月19日，施倫堡驅車將貝爾納多特送到了格布哈特醫生的療養院。盟國持續的空襲使這段行程危險叢生，對身患血友病的伯爵來說尤其如此。一個小傷口就可能致命。途中，施倫堡出乎意料地向伯爵吐露道，不能信任卡爾登勃魯納，而希姆萊則是一個軟弱之人，總是被最後一個與其交談者所影響。
在霍恩利琴，伯爵首先被介紹給了格布哈特醫生。醫生憂鬱地說，他的醫院裏住了八十個從東部來的難民兒童，他們因為凍傷或槍傷而不得不截肢。貝爾納多特猜想，這篇開場白是提前安排好的，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同情心。接著，施倫堡把他介紹給了一個身穿黨衛隊製服卻沒有佩戴勳章的矮個子男人。這個男人有著一雙纖細的小手，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齊――這就是希姆萊。貝爾納多特發現他非常和藹可親，當談話出現冷場時，他甚至還會開個玩笑。在他的外表裏，找不到一點殘忍之處。他看上去很快活，隻是每當提到元首的名字時，便會有些感傷。
其他斯堪的納維亞人早就因希姆萊性格中的矛盾之處而迷惑不解了。奧斯陸大學的校長迪裏克・塞普教授是一名忠實的挪威愛國者。最近，他告訴貝爾納多特，他認為希姆萊“有幾分理想主義，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特別喜愛”。
“既然德國不可能戰勝，難道您不認為繼續戰爭是毫無意義的嗎？”貝爾納多特問道。
“在放棄希望之前，每個德國人都會像獅子一樣戰鬥。”希姆萊回答道。他還說，軍事形勢的確很嚴峻，但是並非毫無希望。“俄國人不會馬上穿越奧得河戰線。”
貝爾納多特說，在瑞典激起人們義憤的是逮捕人質和屠殺無辜百姓；希姆萊對後者予以否認，於是貝爾納多特便列舉了一些具體的事例。希姆萊激動地反駁道，顯然公爵聽到的是錯誤的消息，並且詢問公爵，是否有什麽具體的建議。
“對您來說，提出一些可以改善當前局勢的措施不是更好嗎？”
帝國元首稍稍猶豫了一下，然後說道：“我沒有任何建議。”
貝爾納多特建議希姆萊釋放集中營裏的挪威人和丹麥人，由瑞典人來監管。這個不算過分的請求卻觸發了一連串對瑞典人強烈的指責。這些指責對貝爾納多特來說毫無意義，但很可能是由希姆萊突如其來的一陣恐懼所引起的。“如果我同意你的建議，”希姆萊痙攣般地眨著眼睛說，“瑞典各報將用大字標題報道，戰爭罪犯希姆萊，由於害怕因其罪惡而受到懲罰，企圖贖買他的自由。”但是他又說，如果瑞典和盟國保證停止在挪威的破壞活動，他會照貝爾納多特的要求去做。
“這是無法接受的，”伯爵回答說。接著，他改變了話題。“瑞典紅十字會非常渴望得到您的允許，能夠去集中營裏工作，特別是那些關押著挪威人和丹麥人的集中營。”
“那大概非常有好處，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不允許。”希姆萊回答。
伯爵開始習慣希姆萊那狂想家式的出爾反爾，並要求其再作一些小的讓步，希姆萊馬上同意了。貝爾納多特受到了鼓勵，想知道嫁給德國人的瑞典女人是否可以回到她們的祖國。
“我不想把德國兒童送到瑞典，”希姆萊皺起眉頭答道，“在那裏，他們會被教育得仇恨自己的祖國。他們的玩伴會向他們吐口水，因為他們的父親是德國人。”
伯爵指出，知道他們能夠安然無恙，他們的父親會感到安慰的。
“毫無疑問，他們的父親寧願看到他們在簡陋的茅屋裏長大，也不願意他們在一個像瑞典這樣敵視德國的國家的城堡裏苟且偷生。”希姆萊反駁說，不過表示願意盡力而為。貝爾納多特已經將他逼到了極限，他的語氣變了。“你也許會認為這過於情緒化，甚至有些荒謬，但是我曾宣誓效忠於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名士兵，一名德國人，我不能違背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有違元首的計劃和意願的事。”就在片刻之前，他剛剛同意作出一些可能會惹惱希特勒的讓步，但是此刻，他卻開始詳盡地重述希特勒關於“布爾什維克威脅”的論調，並且預言，如果東線徹底失敗，歐洲便會完蛋。
“但是，在戰爭的某個階段，德國曾經和俄國結過盟，”伯爵說，“這和您剛才所說的怎麽能一致呢？”
“我就知道你會說起這個。”希姆萊答道。他承認，那是一個錯誤。他開始懷舊地談論起自己在德國南部度過的青年時期。當時，他的父親是一個巴伐利亞親王的家庭教師。接著，他又談到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過軍士長，並在國家社會黨誕生初期便加入了其中。“那是一段光榮的歲月！”他說，“我們這些黨員始終麵臨著死亡的危險，但是我們從不害怕。阿道夫・希特勒帶領著我們，將我們凝聚在一起。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華！因此，我可以為我所認為的德國複興而戰。”
貝爾納多特禮貌地問起了猶太人所受的待遇。“您難道不承認，像別的種族一樣，猶太人中也有很多正派人？”他說，“我有很多猶太朋友。”
“你說得對，”希姆萊答道，“但是在你們瑞典，沒有猶太人問題，因此，你不能理解德國人的觀點。”
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會議結束時，希姆萊答應在貝爾納多特返回瑞典前，對他提出的所有要求給以確定的答複。貝爾納多特向希姆萊贈送了禮物。因為希姆萊對斯堪的納維亞民間藝術非常感興趣，所以，禮物是一件17世紀的關於食人妖之鼓的作品。
希姆萊說，他“深受感動”，並問施倫堡，是否為伯爵選了個好司機。施倫堡說，他選的是最好的司機。帝國元首微笑起來。“好。不然瑞典報紙會用大字標題報道：戰爭罪犯希姆萊謀殺貝爾納多特伯爵。”
在柏林，施倫堡向卡爾登勃魯納簡要匯報了會晤的情況。帝國中央保安總局局長指責他“對帝國元首施加了不正當的影響”。蓋世太保的頭子海因裏希・米勒爾少將嘟噥說：“那些自以為是政治家的紳士們想讓希姆萊接受自己的某一想法時，總是辦這種事。”米勒爾說，這種獨特的想法，是“純粹的烏托邦”。
貝爾納多特回到裏賓特洛甫的辦公室。外交部長似乎比之前更渴望幫助伯爵。不過，他那專橫的脾氣隻是讓貝爾納多特心中不快，於是便盡快彬彬有禮地告辭了。
裏賓特洛甫隨即召來了克萊斯特博士，並讓他坐到了壁爐旁貝爾納多特剛剛坐過的那把扶手椅上。“貝爾納多特到底是什麽人？”他問，“誰在背後支持他？除了拯救斯堪的納維亞人之外，他究竟要幹什麽？”
克萊斯特發現扶手椅的襯裏中夾著一個裝滿了文件的皮包。當他拿起來時，一本護照掉了出來。
“那是什麽？”裏賓特洛甫問。
“您上一個來訪者的皮包。”克萊斯特把它遞給裏賓特洛甫，以為他肯定會檢查裏麵的文件。但是裏賓特洛甫隻是把皮包裝進了一個光麵的大信封裏。“請把這個還給貝爾納多特，”他說，“我相信他會發現自己把它丟了。”
克萊斯特很受感動。這似乎是“在一場全麵戰爭惡化的過程中唯一的騎士精神的表現”。
就在希姆萊進行這些他希望能夠帶來對德國有利的和平的談判時，他的集團軍正在土崩瓦解。斯坦納被迫把自己的部隊全部撤到了原來的出發點。而第三裝甲軍發起的主攻――沒有溫克在場監督作戰――毫無進展。東線的徹底潰敗已迫在眉睫，以至於不僅希姆萊和裏賓特洛甫，其他的德國要人也都開始認為，德國唯一的希望取決於外交手段――或者無條件投降。
§§第二部 西線猛攻
幾天前，在戈培爾家進晚餐時，戈培爾悄悄告訴澤姆勒，他打算就一項牽強的計劃去尋求希姆萊的支持。這項計劃就是重組內閣，由他自己做帝國總理，而希姆萊做武裝部隊的首腦。正在這時，一個男高音在收音機裏唱起了萊哈爾的“親愛的，不要去摘星星”。戈培爾夫人不禁大笑起來。戈培爾暴躁地說：“把那東西關掉。”
澤姆勒未能獲準出席與希姆萊的會見。當兩人沉默地返回柏林時，新聞官猜測談話不太順利。
中午時分，希姆萊接見了另一個來訪者――溫克將軍，古德裏安剛剛硬塞給他的參謀長。現在，維斯杜拉河集團軍事實上的指揮官溫克將軍急於返回前線，因為針對朱可夫右翼的有限進攻就要開始了。但是希姆萊說，他們應該先吃午餐。“然後我們可以聊一下總體形勢。”
“吃完飯後，”直言不諱的溫克說，“我不能留下來聊天。我要去奧得河的彼岸――我屬於那裏。”
希姆萊明白，他在柏林的政敵正在散播關於他的笑話，說他的指揮部和前線相距過遠。於是，他惱火地說：“你是否在暗示我是個膽小鬼？”
“我什麽都沒有暗示，帝國元首。我隻是想去一個我能身先士卒的地方。”他解釋道，他要在奧得河東岸發動一場戰役，以贏得時間加強奧得河以西的防禦，並且給難民一個逃走的機會。
溫克所麵臨的問題在軍事手冊上沒有先例。維斯杜拉河集團軍實際是在兩條單獨的前線上作戰：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是保衛柏林的一百五十英裏長的奧得河戰線；第二條，是保護波美拉尼亞的戰線――這條戰線不堪一擊，曲折迂回。西起奧得河，然後蜿蜒向東，直達維斯杜拉河。再往東去，則是一些小塊的德國抵抗地區，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一直延伸到拉脫維亞的庫爾蘭，其中最大的一個是但澤。幾支從東普魯士來的難民隊伍正設法逃往這個前途未卜的避難之地。然而，羅科索夫斯基的軍隊也正在開赴但澤，並且已經截斷了難民進入但澤的道路。如今，難民們唯一的希望是，跨過淡水灣維斯杜拉�湖上的冰層，前往涅赫倫格。涅赫倫格是一個狹長的地區，將�湖與波羅的海分開了。一旦抵達此處，難民們就可以繼續西行，踏上陸地，前往但澤。
一場意外的解凍融化了淡水灣的冰層，這條唯一安全的路線每隔五十碼便做了一個標記。前一天晚上，車夫們在濃霧中迷失了方向，數百輛大車都翻倒了。在南岸等待的人群嚇得要死，一步也不敢前進。然而，俄國炮火的轟鳴聲越來越響，這更加恐怖。因此，大霧剛一消散，幾千人便冒險踏上了冰層，向五英裏外的涅赫倫格走去。上午十點左右，打頭的人群看見了前方的沙丘，於是便開始喊叫：“到涅赫倫格了！到涅赫倫格了！”他們瘋狂地向前走去，但卻舉步維艱，因為冰層在升起的太陽底下融化得非常快。突然，四麵八方都落下了俄國人的炮彈，一陣恐慌頓時爆發了。難民們不顧路標，倉皇向岸邊跑去。很多人安全地到達了，但是將近三分之一的人掉到了紙一樣薄的冰層下麵。
溫克針對朱可夫右翼的有限反攻包括兩次出擊：第一次在奧得河以東約五十英裏處，第二次是再往東五十英裏處。第十一軍向南挺進至烏加滕，然後繼續前進幾英裏，直抵奧得河與瓦爾塔河的交匯處。大約一天後，根據第一次出擊的進展情況，第三裝甲軍將發起主攻，迫使朱可夫撤退，或者至少延遲他對柏林的進攻。
當年輕而衝動的第十一軍司令、黨衛隊中將弗萊克斯・斯坦納接到命令時，不禁目瞪口呆：僅靠五萬士兵和三百輛坦克，根本不可能一鼓作氣地向南攻至瓦爾塔河。他決定，向西南方向做更有限的進攻也許更好。這樣可以使他較少地暴露於必然隨之而來的朱可夫的反攻麵前，而且他也可以為保衛波美拉尼亞占據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他越過溫克，直接打電話給古德裏安。一場激烈的爭論爆發了。
最後，斯坦納喊道：“要麽接受我的計劃，要麽撤我的職！”
“隨你的便。”古德裏安答道，然後重重地把電話掛上了。
2月16日早晨，斯坦納離開了他設在火車車廂裏的總部，搬到南麵一座可以俯瞰施塔加德的別墅裏。這裏位於烏加滕西北方向四十英裏處，正是進攻的出發點。黃昏時分，施塔加德周圍的所有道路都擠滿了一隊隊的戰車。大炮、卡車和坦克都已各就各位，準備在黎明發起進攻。斯坦納給大家朗讀了維斯杜拉河集團軍的傀儡司令發來的一份緊急公告。帝國元首希姆萊寫道：“前進！在泥濘中前進！在大雪中前進！白天前進！黑夜前進！為解放德國的土地而前進！”為了掩飾自己的悲觀，斯坦納讓大家舉起標語：“這裏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前線！”並且親自鼓勵了師裏的每一位指揮官。
“今年，我們將重新踏上第聶伯河。”他對比利時誌願師的指揮官萊昂・德格勒爾上校說，並且親切地拍了拍上校的背。他補充說，他們從北側的出擊將與從南側發起的另一次進攻會合，切斷朱可夫的先頭部隊。起初，德格勒爾想道，多麽大膽！多麽戲劇化的策略啊！隨後，在最後時刻的準備工作中，他注意到斯坦納的參謀人員全都表情嚴肅。當年拿破侖在蒙米賴發起最後攻擊時肯定也是這種氣氛。
德格勒爾是比利時雷克斯黨的領袖。他三十八歲，熱情滿懷，是其他一百萬非德裔誌願軍的楷模。這些誌願兵相信，整個歐洲的未來如今正危如累卵。在比利時，敵人叫他法西斯分子、納粹分子，但他自認為兩者皆非。雷克斯主義對他而言，是對當代腐敗的一種回擊，是政治革新和政治公正的運動，是反對混亂、無能、不負責任和不安定的一場戰役。
1941年希特勒入侵俄國時，德格勒爾對他的同伴說，像比利時和法國這種被征服國家的人民，應該誌願加入希特勒的部隊，並且積極參加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戰鬥。隻有通過這樣一種戰鬥的兄弟情誼，才能產生一個正義的新歐洲。他的狂熱越燒越旺：他主張，非德國人隻有加入這場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神聖戰鬥，才能獲得在新歐洲的話語權。否則，德國人將會變得過於強大。隨後，盡管可以獲得更高級別，他卻作為普通士兵入了伍。他對自己的追隨者說：“隻有當希特勒往我胸前掛十字勳章時，我才會見他。到那時，我將有權與他平等對話。我會問他：‘你是打算要一個聯合的歐洲呢，還是隻想要一個大德國？’”
在前線戰鬥的四年中，德格勒爾受過七次傷。當他終於贏得騎士十字勳章時，他真的詢問了元首關於聯合歐洲的問題。希特勒耐心傾聽了衝動的德格勒爾的問題，並預言說，下一代歐洲青年人將會互相了解，親如兄弟。俄國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住滿了歐洲的青年人。他們將在那裏試驗性地和睦相處。
德格勒爾經常在談話中把話題扯遠，而希特勒卻始終寬容地傾聽。一天，他充滿愛意地說道：“如果我有一個兒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樣。”他們的關係變得非常親密，以至於有一天德格勒爾竟然說：“我經常聽到人們叫你瘋子。”希特勒隻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樣，現在我就會坐在咖啡館裏喝啤酒了。”
2月16日黎明，德格勒爾率領他的部下徒步進入戰場。在奪下了作為目標的山脊之後，他爬了上去，來到一個機關槍掩體裏，觀察斯坦納的坦克負責的主攻。當“虎”式、“豹”式坦克滾滾穿過雪地之時，他發現它們當年的銳氣已經喪失殆盡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樹林前進著。他看見幾輛德國坦克在到達樹林之前就著了火，但其他的卻消失在了樹叢之中。幾分鍾後，它們從另一側駛了出來，追擊著前麵的紅軍戰士。這時，德國步兵開始進入樹林。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刻。如果他們鬥誌昂揚地前進，陣地便能得到鞏固。然而，他們卻猶豫不前，沮喪的德格勒爾隻想踢他們幾腳。
夜幕降臨時，斯坦納隻前進了八英裏。盡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軍正在後退，但是他們撤退得非常緩慢，並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後不久，德格勒爾奉命回第十一軍總部報到。當他驅車趕往斯坦納在山上的別墅時，施塔加德已因蘇聯的轟炸而著了火。他站在一個花園裏，俯視著熊熊燃燒的城市，那些樸實的中世紀路德教堂的塔樓陰鬱地挺立在那裏，在火紅的背景中映襯出了清晰的輪廓。可憐的施塔加德，他想道。這些東方樸素的新教塔樓，與比利時馬利納市聖羅博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樓，以及布魯日市的鍾樓堪稱姐妹之作。他感到這裏的悲劇也是自己的悲劇，不禁放聲大哭了起來。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戰鬥進行了一整天。幾架“斯圖卡”式轟炸機一輪又一輪地轟炸著投入戰鬥的俄國坦克群。幾百輛坦克著火了，但還有幾百輛正在破雪前進。斯坦納仍在頑強地向前移動。傍晚，他在朱可夫的側翼打開了一個危險的缺口。俄國人不得不調回了兩個前往柏林的裝甲師，以阻止斯坦納繼續前進。
深夜時分，溫克奉命立即前往柏林，向希特勒簡要報告他的進展。筋疲力盡的溫克離開帝國總理府時，天已破曉。溫克急於回去督戰，第三裝甲師將於兩個半小時後開始行動。他告訴司機赫曼・多恩把車開往什切青。他已有三個晚上沒睡了。當多恩把大寶馬停在路邊時，他正在打瞌睡。“將軍，”多恩說，“我困得不行了。”
“我們必須回前線。”溫克說著接過了方向盤。他們沿著黑暗的山路以每小時六十英裏的速度疾馳著。溫克把一根沒點著的煙放進嘴裏，咀嚼著煙草以保持清醒。然而，一個小時之後，他睡著了。他們撞上了一座鐵路橋的橋墩。多恩和睡在後座上的一位少校被甩出了車外，滾到了鐵軌的路堤上，但溫克卻被卡在方向盤後麵，不省人事。懸在橋上的汽車突然著起了大火。後座上幾挺上了子彈的自動衝鋒槍開始爆炸。槍聲驚醒了昏迷的多恩。盡管身受重傷，他還是奮力爬上了路堤，打碎窗玻璃，把溫克拉了出來。這時，溫克的衣服已經燃起了火苗。多恩扯掉了上司的大衣，推著他在地上滾來滾去，好把火滅掉。
當溫克醒來時，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張手術台上。他的顱骨骨折，五根肋骨斷裂，還有多處挫傷。沒有了溫克，德軍絕望的反攻便毫無成功的可能了。
本應從南部嵌入朱可夫左翼的另半邊鉗子，甚至根本就沒有動起來。負責這一半進攻的德國人竭盡全力地避免了進攻俄國人。紅軍的一支部隊最近占領了德累斯頓以東八十空英裏的本茲勞城。入城的隊伍五彩繽紛，充滿了異國情調。在濺滿油漬的“斯大林”式和T-34坦克頂上，滿身油膩的坦克手坐在色彩濃重的毯子上麵，邊喝邊唱。後麵跟著一隊重炮，炮手們跨在繡花的墊子上，演奏著德國的口琴和手風琴。再後麵是掛著水晶燈的老式四輪馬車，裏麵坐滿了全副武裝的年輕軍官。他們頭戴大禮帽，手拿雨傘，帶著醉漢的威嚴用小型望遠鏡觀望著步兵部隊。另一輛四輪馬車卷起了頂篷，裏麵的士兵一邊大笑一邊痛飲。
俄國上尉米哈伊爾・科裏阿科夫是一名身材矮胖的空軍隨軍記者。因為到一個鄉村天主教堂去參加安魂彌撒，他被降級進了步兵部隊。此刻，他正失望地看著眼前這幅狂熱混亂的場景。維持秩序的監督哨對經過的醉漢們視而不見，而乘坐美國吉普快速駛過的官員們顯然也無暇關注這一切。他隻看見一個高級軍官，一名上校，試圖阻止這種流動的放蕩行為――而其本人也已經喝醉了。
在本茲勞，科裏阿科夫參觀了一個小廣場，想對庫圖佐夫將軍的墓碑致敬。這位俄國英雄是在追擊拿破侖的途中犧牲在這裏的。大理石墓碑上刻著德文的頌詞：
庫圖佐夫・斯摩棱斯克親王率領得勝的俄國軍隊追至此處。他從壓迫中解放了歐洲，並從奴隸製中解放了歐洲人民。在這裏，死亡結束了他光榮的日子。關於他的記憶將會永存。
他悲傷地想著，俄國人的變化多大啊！他想起了最近和一個波蘭鐵匠的對話。“為什麽這個世界上要有戰爭呢？”波蘭人問道，“六年來，戰爭從德國開始，一直打到了這裏，然後打到俄國，打到了俄國的心髒，直到伏爾加河。然後又打回去，又打到這裏。現在，又要打到德國的心髒了，打到柏林和德累斯頓。為什麽？俄國的一半土地都已被焚毀；德國現在又燃起了大火，並將一直燒下去，直到燒得精光。”
科裏阿科夫認為，答案很簡單：德國人焚燒了俄國，以令人不敢置信的殘暴殺戮了幾百萬婦女、兒童和老人。現在俄國人正在響應伊裏亞・愛倫堡的號召：“以兩隻眼還一隻眼”，“以一池血還一滴血”，加倍地報複德國人。
就連斯大林也已經對這種殘暴行為感到不安了。他聲稱：“希特勒們來了又走，但德國人民要繼續生存。”2月9日的《紅星報》社論反映了他的疑慮：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一句老話。但是不能依其字麵意義行事。雖然德國人在我們的國家奸淫劫掠，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也要做出同樣的事情。過去和將來都不能這樣。我們的戰士不會允許任何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是因為可憐我們的敵人，而是出於他們個人的尊嚴――他們明白，每一次破壞軍紀，都隻會削弱獲勝的紅軍……
這一告誡既切實可行又合乎道德。
我們的複仇不能盲目。我們的憤怒不能毫無理性。在盲目的盛怒之下，人會摧毀被征服的敵國領土上的某座工廠――某座對我們有價值的工廠。而這樣一種態度隻會被敵人利用。
在三次空襲德累斯頓的四天後，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還在冒著煙。數千名救援人員，包括英國戰俘，仍在挖著幸存者。
十五歲的約阿希姆・巴爾特正好奇地獨自在城中漫步。他穿著一件女孩的外衣，拖著一雙木鞋，病態般癡迷地看著火焰噴射器焚燒阿爾特馬爾克廣場上堆積如山的屍體。他看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因為從屍體上偷手鐲、戒指和手表而被抓了起來，然後押到牆邊槍斃了。
年輕的博多・鮑曼正在老城區火車站前麵幫忙堆放屍體。屍堆長一百碼，高三碼，寬十碼。數千具屍體被裝上船運往下遊；其餘的則被撒上石灰，搬到布魯勒台地，用火焰噴射器焚燒；還有一些被扔進了壕溝裏，或者堆在邊道上，用稻草、沙土或瓦礫蓋住，這樣就不會被幸存者看見了。
車站地區清理完之後，博多和他的小隊被派往大花園，處理那裏的一萬多具屍體。徒手收拾那些屍體，實在是一項惡心的工作。最讓博多厭惡的是烤焦的人肉味，它和煙霧、腐爛的味道混在一起，令人不禁作嘔。
當天早些時候，漢斯・科勒和他的父親一起回到了德累斯頓。正當他們準備踏上通往老城區的一座橋時，一個人說：“別過去。他們要讓所有人都參加人民衝鋒隊。”
“現在你該往西走了，一直走到美國戰線那裏。”赫爾・科勒對兒子說，“然後一直等到一切都結束。”
他們擁抱在了一起，然後，年輕人冒著寒冷的細雨開始西行。他身上沒錢，也沒有吃的。
戈培爾可以利用德累斯頓大屠殺挑起瑞士、瑞典和其他中立國家的義憤之情。但是，這次轟炸代表的不僅是一個宣傳的機會。2月18日，在與部裏的官員們開會之時，戈培爾慷慨激昂地宣稱：“既然敵人的飛行員在兩個小時內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平民，那麽，《日內瓦公約》就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由於這一公約，德國不能因敵人機組成員的“恐怖主義戰術”而對其進行報複。但是，他爭辯道，如果公約無效了，他們就可以以“屠殺平民罪”處決全部英美空軍戰俘，從而防止德累斯頓事件的重演。
他的大多數聽眾表示反對，尤其是魯道夫・澤姆勒。他告誡大家要注意“這樣一個行動會使我們承受的巨大風險，以及落入敵手的自己人可能遭到的報複”。戈培爾對他們的警告置若罔聞。他讓自己的新聞官去了解一下，有多少盟國飛行員落在德國的手中，又有多少德國飛行員在盟國的手中。澤姆勒再次表示反對，但是戈培爾的副官在桌子下麵踢了他一腳，於是他閉上了嘴。
當晚，戈培爾將這一問題提交元首。元首原則上表示同意，但是決定稍遲再作出最後決定。幸運的是，裏賓特洛甫和其他人勸阻了他。
其他的德國人極力爭取的是和平而非複仇。2月18日，四個歐洲國家的報紙上出現了關於談判的報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報道純屬虛假消息，而瑞典和瑞士的報道則是近日柏林一次會議的成果。會上，希特勒沉默不語，給黨衛隊將軍沃爾夫和裏賓特洛甫的印象是，他希望他們與西方談和。
黨衛隊和外交部都試圖獨力完成這件事情，這並不算奇怪。還在慕尼黑時，希特勒就挑動他的下屬彼此競爭，以促使他們更加努力。多年來，希姆萊和裏賓特洛甫一直是競爭對手，他們有著同一種身體上的怪癖：隻要元首責備一句，他們就要鬧胃病。目前，他們競爭的重點是實現和談。競爭變得如此激烈，以至於兩個部門之間幾乎要開始打仗。
與爭取和平的行動交織在一起的，是兩人為拯救集中營的戰俘而進行的談判。希姆萊特別的努力並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是一種勒索。因為很顯然，幾百萬條生命可以成為和平談判中討價還價的本錢。有兩個人鼓勵他去拯救戰俘。一個是他的按摩師費利克斯・克爾斯滕醫生。克爾斯滕是波羅的海人，1898年出生於愛沙尼亞。他沒有醫學學位，外貌和善，長著一副肉乎乎的嘴唇，身材矮小肥胖，行動笨拙。然而，他非常擅長“推拿療法”，因此歐洲有錢有勢的名人都想找他。二戰開始前夕，希姆萊患了嚴重的胃病――很可能因為他自己內心的戰鬥而更為惡化了。於是，克爾斯滕被召來給帝國元首治病。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於希姆萊完全依賴於他。克爾斯滕早已開始施展他的影響，讓集中營裏的很多戰俘都免於一死。有一次，希姆萊說：“克爾斯滕每次給我按摩，都會向我討取一條生命。”
另一個人是希姆萊的間諜頭子，黨衛隊準將瓦爾特・施倫堡。他讚同克爾斯滕所做的一切，並且正在設法說服希姆萊，對政治犯和戰俘表現出人道主義精神，便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並非妖魔鬼怪。盡管施倫堡的職位居於帝國中央保安總局局長，希姆萊的副手，黨衛隊將軍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之下，但是他處事靈活，如今可以直接和希姆萊打交道。施倫堡時年三十三歲，是在教會學校受的教育。他身材矮小，相貌英俊，有點過於講究。他早就篤信，希特勒正在將德國帶向徹底的毀滅，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督促希姆萊去探索謀取和平的每一個可能的機會。
這個任務並不容易，因為所有的談判都必須在希特勒毫不知情的前提下進行。同時，卡爾登勃魯納是一個忠實的納粹分子，他不喜歡也不信任施倫堡，這一點也是個障礙。卡爾登勃魯納不斷地敦促希姆萊，不要過度卷入可能會讓希特勒不高興或者產生更壞結果的計劃。這些警告因卡爾登勃魯納那令人敬畏的外表而顯得更有分量。卡爾登勃魯納身材魁梧，足有六英尺七英寸高。他的前額寬大而平坦，一雙褐色的小眼睛目光非常銳利。他的下巴又細又長，一道馬刀留下的傷痕橫在他蒼白的臉頰上，劃過他寬厚的肩膀以及類人猿一般晃晃蕩蕩的胳膊。卡爾登勃魯納於1903年出生在希特勒的出生地附近，家裏是生產農具的。他的父親打破傳統，做了一名律師，而兒子也步其後塵。二十九歲那年，他參加了奧地利的納粹黨，通過在自己工作中的刻苦努力和堅持不懈，他給該黨帶來了合法的邏輯與平庸的成就。
他的上司希姆萊起初反對屠殺猶太人，後來又對克爾斯滕承認，“滅絕種族不是德國人的特征。”帝國元首厭惡暴力――雖然他曾下令槍決了一個搞同性戀的侄子――當他第一次親眼目睹處決人的經過時，他惡心地吐了。僅僅是因為他對希特勒的所作所為近乎迷信，再加上他對元首深深的畏懼，他才留了下來，冷酷地看著最後一個受害者倒下去。在對國防軍軍官的一次演講中，他曾在筆記上用他細長的字體寫道：“處決所有潛在的抵抗組織的領導人，這很殘酷，然而非常必要……我們必須冷酷無情，對上帝負責。”
這個偶爾可笑，但始終痛苦的男人天生神經質。他最終接受了將暴力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劊子手。1943年，他對一群黨衛隊將軍說：
在我們自己人中間，可以非常坦白地提及這一點――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公開談論它……我是說消滅猶太人，滅絕猶太種族……你們中的大多數都應該知道，當一百具、五百具，或者是一千具屍體肩並肩地躺在那裏，這意味著什麽。要堅持到底，同時（除了那些由於人類的軟弱所引起的例外），還要繼續做個正派的家夥，這就是使我們如此冷酷的原因。我們曆史上這光榮的一頁從未被載入史冊，也永遠都不會。
一年之後，他在波森坦率地對軍官們談起了滅絕猶太人所麵臨的困難：
我們被迫作出無情的決定，一定要使這個種族在地球上消失。組織這項工作是我們迄今為止最為困難的任務。然而，我們必須去解決它，並且將其進行到底。而且，先生們，我希望我可以這樣說，我們的領袖們和他們的部下不會因此在思想上和靈魂上受到任何損害。這種危險性是非常大的，因為在龍潭和虎穴之間隻有一條狹窄的通路。他們要麽成為無情的暴徒，從今以後再不能珍惜人生；要麽變得心腸軟弱，遭受神經崩潰的痛苦……這就是此刻關於猶太問題我想說的全部。現在你們全都知道了，最好保守這個秘密。也許以後，很久很久以後，我們可以考慮是否可以將這些多告訴德國人民一點。但是我認為最好不要！我們在場的這些人已經擔起了責任，行動上和思想上的責任，我認為我們最好將這個秘密帶進墳墓。
話雖如此，但希姆萊本人還是被自己被迫犯下的殘忍罪行而折磨著。他對克爾斯滕說：“必須踏著死屍才能創造新生活，這是一個大禍根。美國人不也無情地滅絕了印第安人嗎？然而，我們必須創造新生活，我們必須淨化這片土地，否則它永遠都不會結出果實。這將是我必須挑起的重擔。”
事實上，大屠殺的擔子越來越重，他的胃痙攣也越發嚴重了。這讓他更加容易受唯一能為他減輕病痛之人――克爾斯滕――的影響。如今，在施倫堡的幫助下，克爾斯滕正在利用這一權力引誘希姆萊拯救那些還未被他殺害的猶太人。希姆萊是一個天生的追隨者，如今卻被迫自作主張；他是一個真正的信徒，一個忠實的弟子，如今卻被唆使背叛他的領袖；他是一個純粹的膽小鬼，如今卻在別人的鼓勵下滿口豪言壯語。而與此同時，他也一直在考慮這一行動可能會產生的可怕後果，並且在纖弱迷人的施倫堡和身材魁梧的卡爾登勃魯納之間猶豫不決，一直處於一種優柔寡斷的狀態之中。最近，施倫堡在這場鬥爭中占了上風，說服了希姆萊秘密會見瑞士前總統尚・馬裏・姆希。姆希許諾，每釋放一個猶太人，他便會付一筆瑞士法郎作為獎金，並且嚐試著去減弱自由世界對德國的憤慨。希姆萊欣然同意每隔兩周便遣送一千二百名猶太俘虜去瑞士。
彼得・克萊斯特博士，裏賓特洛甫的下屬之一，也開始了和世界猶太人大會之間的試驗性談判。他已經會見過這個組織的重要代表之一，吉勒爾・施托希。在斯德哥爾摩酒店第一次見麵的時候，施托希提議，雙方應協商從不同的集中營共釋放約四千三百名猶太人。
拿人命討價還價，這讓克萊斯特感覺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說，即使是半開化的中歐也不會出麵做這種買賣。他唯一感興趣的是另一個問題，為戰爭尋求一個解決方案，以使德國不致徹底滅亡。
“這不是一筆商業上的交易，”施托希說，“這僅僅是一筆救人的買賣。”
“我不能也不想卷入這筆‘買賣’，因為對我而言，這隻代表著可憎和肮髒。”克萊斯特回答說，“並且，這種個別的操作也不可能解決整個猶太問題。”他主張，隻能通過政治途徑解決。他說，在與反猶太主義的第三帝國的戰鬥中，羅斯福受到了像摩根索那樣有影響的猶太商人的鼓勵。這一點以及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隻會強化德國的反猶太主義。作為其結果，整個猶太民族和全部歐洲人都將被滅絕，而將大陸留給布爾什維克。“如果保留猶太民族可以換取保留歐洲，”克萊斯特繼續說道，“那麽，倒真是值得我冒生命危險去做的一筆‘買賣’。”
“你應該和伊瓦爾・奧爾森談談，”施托希插話說，“他是美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一名外交官，是羅斯福總統派駐西北歐戰爭難民委員會的私人顧問。他和總統有直接的聯係。”
幾天之後，施托希顯然非常興奮地告訴克萊斯特，據奧爾森說，羅斯福總統願意用“政治手段”來贖取集中營裏一百五十萬猶太人的性命。這正是克萊斯特所希望的――為戰爭采取一個政治解決方案。他得意地向瑞典紅十字會副主席福克・貝爾納多特伯爵重複了施托希的話，但伯爵隻流露出一副懷疑的神情。接下來，克萊斯特又把這件事告訴了維納・貝斯特，丹麥政府裏的納粹代表。貝斯特和克萊斯特一樣，都屬於黨衛隊。和貝爾納多特不同，他對此深有感觸，因此建議克萊斯特直接與希姆萊的助手卡爾登勃魯納討論這個敏感的問題。
克萊斯特認識卡爾登勃魯納。回到柏林之後，他通知卡爾登勃魯納，施托希答應“為戰爭采取一個政治解決方案”，以換取一百五十萬猶太人。卡爾登勃魯納知道施托希和猶太人世界大會之間的聯係，開始來回踱步。突然，他停了下了，用濃重的奧地利口音說道：“你們十分清楚自己在幹些什麽！我必須立即將這件事報告帝國元首。我不知道他對於這件事，對於你們，會做出什麽決定。”克萊斯特被軟禁在了自己家中，以防他和裏賓特洛甫談話。“在事情澄清之前，不許邁出你的花園大門。”卡爾登勃魯納警告他。
幾天後，卡爾登勃魯納派人請來了克萊斯特，並且和藹可親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說道：“帝國元首肯定願意抓住瑞典人提供的機會。”然後他又補充說，“我們手裏有的不是一百五十萬猶太人，而是兩百五十萬。”這讓克萊斯特十分意外。接下來，還有第二個意外：要由克萊斯特本人前往斯德哥爾摩去啟動談判。同時，為了表明良好的信用，他將帶大約兩千名猶太人去瑞典。
克萊斯特剛到家，便又被召回了警察總部。但是這一次，卡爾登勃魯納怒視著他說：“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沒你的事了。別問我為什麽。你本來就跟這件事沒什麽關係，將來也不會有關係。這件事和你再也無關了。就這樣吧！”卡爾登勃魯納沒費心去解釋為什麽有此突變：施倫堡剛剛與希姆萊談過，要派克爾斯滕醫生去處理這筆交易。為什麽要和裏賓特洛甫分享榮譽呢？
克爾斯滕前往瑞典，開始與瑞典外交大臣克裏斯蒂安・岡特協商釋放集中營裏的斯堪的納維亞戰俘。希姆萊告訴他，如果第一步進展良好，克爾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談判。同岡特的會談非常順利，雙方一致同意，貝爾納多特可以前往柏林，和希姆萊本人一起做最後的安排。
裏賓特洛甫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直到瑞典駐柏林大使無知地給希姆萊發來正式信函，要求同意正式接見貝爾納多特――當然，信函必須經過外交部的檢查，這時，他才第一次意識到，他的對手已經背著他在瑞典進行了談判。
希姆萊害怕裏賓特洛甫會告訴希特勒。他非常恐慌地打電話給卡爾登勃魯納，懇求他立即告訴元首貝爾納多特要來柏林訪問，看看他的反應。為了更加保險，希姆萊還打電話給黨衛軍軍長，愛娃・布勞恩的妹夫菲格萊因，要他就同一件事“摸摸”希特勒的底。
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萊因打來電話，說元首隻簡單地評論道：“在全麵戰爭中，僅靠這種冒失行為終將一事無成。”
希姆萊十分困惑，不敢繼續下去。然而，他意識到，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的唯一機會。恐懼占了上風。他決定不與貝爾納多特扯上關係。當施倫堡打電話說伯爵剛剛從瑞典到達時，希姆萊說，他“忙於”維斯杜拉河集團軍的反攻，沒時間見任何人。但是施倫堡再次指出了這樣一次會見將帶給帝國元首巨大的個人利益。希姆萊很少能抵擋住施倫堡的勸說，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見伯爵，但堅持要采取一個預防措施：施倫堡應以某種方式勸說裏賓特洛甫先會見貝爾納多特，這將可以阻止外交部長在希特勒麵前搬弄是非。
施倫堡“走漏消息”說，貝爾納多特與希姆萊的談判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帝國元首有可能做成一件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做到的事：把德國從滅頂之災中拯救出來。計謀奏效了。次日，2月18日早上，裏賓特洛甫召見了克萊斯特。“貝爾納多特伯爵正在城裏，準備會見希姆萊。”他語帶責備地宣布，並說希望盡快與伯爵談談。
在瑞典公使館，克萊斯特碰巧在大廳遇到了貝爾納多特，對方答應與裏賓特洛甫見麵。不過，在那之前，伯爵與卡爾登勃魯納和施倫堡有一個約會，是帝國元首定下的約會。希姆萊仍舊在等待著，想看看在自己行動之前，裏賓特洛甫會做些什麽。
貝爾納多特被載往卡爾登勃魯納在柏林郊區奢華的住宅。伯爵既優雅又樸素，既天真又世故。他的父親是國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瀟灑地穿著自己非常有個性的紅十字會製服，手裏拿著一根似乎與生俱來的手杖。不過，在他最喜歡的一張照片上，他卻穿著童子軍短褲，精疲力竭地靠在一棵樹上。一些朋友相信，他的美國夫人，從前的埃斯特爾・曼維爾，教會了他如何自嘲。
對於眼下的使命，他格外稱職。盡管他絕不是個知識分子，卻有一種更為寶貴的品質：傑出的判斷力。在談判中，他從不妥協。他可以連續幾小時進行談判，而仍不失其出眾的幽默感。而如果情勢變得緊張，他便開始講故事。不過，也許他最為可貴的優點是，單純地渴望幫助不幸之人，以及堅定地相信幾乎每一個人從根本上來說都是正直的，可以勸說其去做正確的事。
卡爾登勃魯納禮貌而略帶冷淡地給客人奉上了切斯特菲爾德香煙和杜博尼酒。伯爵態度自若地接了過來，心中暗忖，這肯定是從法國搶來的。卡爾登勃魯納冷冷地用質問的眼神盯著他，問他為什麽想見希姆萊。在眼下這麽關鍵的時刻，要安排這樣一次會麵非常困難。不能由他轉達伯爵的消息嗎？他又點燃了一根煙――他一天要抽四包煙。他那被尼古丁熏黃的相對短粗的手指，讓挑剔的施倫堡想起大猩猩的手指。
“你的行動是否有官方的指示？”卡爾登勃魯納問。
可以理解，貝爾納多特想與希姆萊直接進行談判，因此決定盡量少向他透露內情。“沒有。不過我可以向你保證，不僅瑞典政府，而且全體瑞典人民都讚同我剛剛所簡述的觀點。”
卡爾登勃魯納說，他痛惜當前的形勢，希姆萊也是如此。希姆萊非常急於在兩國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但是，為了防止破壞活動，必須采取一些強有力的措施，比如扣押人質。
“如果瑞典也被拉進反對德國的戰爭，”施倫堡指出，“這對德國來說將是極大的不幸。”伯爵立刻對間諜頭子的紳士風度留下了很深影響，認為他更像一個英國貴族而非德國人。施倫堡同樣也對伯爵印象深刻。他麵前是一位國際舞台上至高無上的人物，他的動機是毋庸置疑的。有了他作為聯係人，也許，對恢複北歐的秩序特別感興趣的瑞典，就可以被說服去調停德國與西方之間的和平。這是一種令人興奮的可能性。
卡爾登勃魯納問貝爾納多特，是否有什麽具體的建議。伯爵建議，應該允許瑞典紅十字會到集中營去工作。讓他意外的是，卡爾登勃魯納不僅點頭同意，並且還說，他“非常讚成”貝爾納多特直接與帝國元首會麵。一個小時之後，公爵在外交部與裏賓特洛甫談起了話。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在聽對方講話：自從他在暖暖的爐火旁坐下，外交部長便滔滔不絕地演講了起來。貝爾納多特很好奇，想知道他能講多久，於是偷偷按下了秒表。
裏賓特洛甫首先論述了國家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區別。他假設，如果德國輸了這場戰爭，不出六個月，俄國轟炸機便會飛臨斯德哥爾摩上空，俄軍將槍殺所有皇族，包括伯爵本人。他從一個話題轉移到另一個話題，鸚鵡學舌般一刻不停地重複著納粹的陳詞濫調――就像一張壞唱片，伯爵想。最後，裏賓特洛甫宣稱，在世之人中，對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毫無疑問是阿道夫・希特勒”。然後，他結束了講話。貝爾納多特按停了秒表，已經六十七分鍾了。
次日，即2月19日，施倫堡驅車將貝爾納多特送到了格布哈特醫生的療養院。盟國持續的空襲使這段行程危險叢生，對身患血友病的伯爵來說尤其如此。一個小傷口就可能致命。途中，施倫堡出乎意料地向伯爵吐露道，不能信任卡爾登勃魯納，而希姆萊則是一個軟弱之人，總是被最後一個與其交談者所影響。
在霍恩利琴，伯爵首先被介紹給了格布哈特醫生。醫生憂鬱地說，他的醫院裏住了八十個從東部來的難民兒童，他們因為凍傷或槍傷而不得不截肢。貝爾納多特猜想，這篇開場白是提前安排好的，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同情心。接著，施倫堡把他介紹給了一個身穿黨衛隊製服卻沒有佩戴勳章的矮個子男人。這個男人有著一雙纖細的小手，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齊――這就是希姆萊。貝爾納多特發現他非常和藹可親，當談話出現冷場時，他甚至還會開個玩笑。在他的外表裏，找不到一點殘忍之處。他看上去很快活，隻是每當提到元首的名字時，便會有些感傷。
其他斯堪的納維亞人早就因希姆萊性格中的矛盾之處而迷惑不解了。奧斯陸大學的校長迪裏克・塞普教授是一名忠實的挪威愛國者。最近，他告訴貝爾納多特，他認為希姆萊“有幾分理想主義，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特別喜愛”。
“既然德國不可能戰勝，難道您不認為繼續戰爭是毫無意義的嗎？”貝爾納多特問道。
“在放棄希望之前，每個德國人都會像獅子一樣戰鬥。”希姆萊回答道。他還說，軍事形勢的確很嚴峻，但是並非毫無希望。“俄國人不會馬上穿越奧得河戰線。”
貝爾納多特說，在瑞典激起人們義憤的是逮捕人質和屠殺無辜百姓；希姆萊對後者予以否認，於是貝爾納多特便列舉了一些具體的事例。希姆萊激動地反駁道，顯然公爵聽到的是錯誤的消息，並且詢問公爵，是否有什麽具體的建議。
“對您來說，提出一些可以改善當前局勢的措施不是更好嗎？”
帝國元首稍稍猶豫了一下，然後說道：“我沒有任何建議。”
貝爾納多特建議希姆萊釋放集中營裏的挪威人和丹麥人，由瑞典人來監管。這個不算過分的請求卻觸發了一連串對瑞典人強烈的指責。這些指責對貝爾納多特來說毫無意義，但很可能是由希姆萊突如其來的一陣恐懼所引起的。“如果我同意你的建議，”希姆萊痙攣般地眨著眼睛說，“瑞典各報將用大字標題報道，戰爭罪犯希姆萊，由於害怕因其罪惡而受到懲罰，企圖贖買他的自由。”但是他又說，如果瑞典和盟國保證停止在挪威的破壞活動，他會照貝爾納多特的要求去做。
“這是無法接受的，”伯爵回答說。接著，他改變了話題。“瑞典紅十字會非常渴望得到您的允許，能夠去集中營裏工作，特別是那些關押著挪威人和丹麥人的集中營。”
“那大概非常有好處，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不允許。”希姆萊回答。
伯爵開始習慣希姆萊那狂想家式的出爾反爾，並要求其再作一些小的讓步，希姆萊馬上同意了。貝爾納多特受到了鼓勵，想知道嫁給德國人的瑞典女人是否可以回到她們的祖國。
“我不想把德國兒童送到瑞典，”希姆萊皺起眉頭答道，“在那裏，他們會被教育得仇恨自己的祖國。他們的玩伴會向他們吐口水，因為他們的父親是德國人。”
伯爵指出，知道他們能夠安然無恙，他們的父親會感到安慰的。
“毫無疑問，他們的父親寧願看到他們在簡陋的茅屋裏長大，也不願意他們在一個像瑞典這樣敵視德國的國家的城堡裏苟且偷生。”希姆萊反駁說，不過表示願意盡力而為。貝爾納多特已經將他逼到了極限，他的語氣變了。“你也許會認為這過於情緒化，甚至有些荒謬，但是我曾宣誓效忠於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名士兵，一名德國人，我不能違背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有違元首的計劃和意願的事。”就在片刻之前，他剛剛同意作出一些可能會惹惱希特勒的讓步，但是此刻，他卻開始詳盡地重述希特勒關於“布爾什維克威脅”的論調，並且預言，如果東線徹底失敗，歐洲便會完蛋。
“但是，在戰爭的某個階段，德國曾經和俄國結過盟，”伯爵說，“這和您剛才所說的怎麽能一致呢？”
“我就知道你會說起這個。”希姆萊答道。他承認，那是一個錯誤。他開始懷舊地談論起自己在德國南部度過的青年時期。當時，他的父親是一個巴伐利亞親王的家庭教師。接著，他又談到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過軍士長，並在國家社會黨誕生初期便加入了其中。“那是一段光榮的歲月！”他說，“我們這些黨員始終麵臨著死亡的危險，但是我們從不害怕。阿道夫・希特勒帶領著我們，將我們凝聚在一起。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華！因此，我可以為我所認為的德國複興而戰。”
貝爾納多特禮貌地問起了猶太人所受的待遇。“您難道不承認，像別的種族一樣，猶太人中也有很多正派人？”他說，“我有很多猶太朋友。”
“你說得對，”希姆萊答道，“但是在你們瑞典，沒有猶太人問題，因此，你不能理解德國人的觀點。”
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會議結束時，希姆萊答應在貝爾納多特返回瑞典前，對他提出的所有要求給以確定的答複。貝爾納多特向希姆萊贈送了禮物。因為希姆萊對斯堪的納維亞民間藝術非常感興趣，所以，禮物是一件17世紀的關於食人妖之鼓的作品。
希姆萊說，他“深受感動”，並問施倫堡，是否為伯爵選了個好司機。施倫堡說，他選的是最好的司機。帝國元首微笑起來。“好。不然瑞典報紙會用大字標題報道：戰爭罪犯希姆萊謀殺貝爾納多特伯爵。”
在柏林，施倫堡向卡爾登勃魯納簡要匯報了會晤的情況。帝國中央保安總局局長指責他“對帝國元首施加了不正當的影響”。蓋世太保的頭子海因裏希・米勒爾少將嘟噥說：“那些自以為是政治家的紳士們想讓希姆萊接受自己的某一想法時，總是辦這種事。”米勒爾說，這種獨特的想法，是“純粹的烏托邦”。
貝爾納多特回到裏賓特洛甫的辦公室。外交部長似乎比之前更渴望幫助伯爵。不過，他那專橫的脾氣隻是讓貝爾納多特心中不快，於是便盡快彬彬有禮地告辭了。
裏賓特洛甫隨即召來了克萊斯特博士，並讓他坐到了壁爐旁貝爾納多特剛剛坐過的那把扶手椅上。“貝爾納多特到底是什麽人？”他問，“誰在背後支持他？除了拯救斯堪的納維亞人之外，他究竟要幹什麽？”
克萊斯特發現扶手椅的襯裏中夾著一個裝滿了文件的皮包。當他拿起來時，一本護照掉了出來。
“那是什麽？”裏賓特洛甫問。
“您上一個來訪者的皮包。”克萊斯特把它遞給裏賓特洛甫，以為他肯定會檢查裏麵的文件。但是裏賓特洛甫隻是把皮包裝進了一個光麵的大信封裏。“請把這個還給貝爾納多特，”他說，“我相信他會發現自己把它丟了。”
克萊斯特很受感動。這似乎是“在一場全麵戰爭惡化的過程中唯一的騎士精神的表現”。
就在希姆萊進行這些他希望能夠帶來對德國有利的和平的談判時，他的集團軍正在土崩瓦解。斯坦納被迫把自己的部隊全部撤到了原來的出發點。而第三裝甲軍發起的主攻――沒有溫克在場監督作戰――毫無進展。東線的徹底潰敗已迫在眉睫，以至於不僅希姆萊和裏賓特洛甫，其他的德國要人也都開始認為，德國唯一的希望取決於外交手段――或者無條件投降。
§§第二部 西線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