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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德國不僅受到東西兩線的地麵夾擊，還不斷遭到來自空中的轟炸。盡管東線災難的全部嚴重程度仍然對公眾和希特勒隱瞞著，但是幾乎所有德國人，包括希特勒在內，都身處空戰的第一線。2月4日，納粹黨總部主任馬丁・鮑曼寫信給他的妻子格爾達，描述了元首總部的慘狀。
我親愛的女孩：
我剛剛躲進了秘書的辦公室。這是這裏唯一一間裝有臨時窗戶，還算暖和的房間。帝國總理府的花園裏是一幅讓人驚訝的景象――彈坑遍地，樹木傾倒，小路全被碎石和垃圾掩埋了。元首的官邸多次遭到重擊；冬花園和宴會廳隻剩下了一些殘垣斷壁；過去國防軍衛兵站崗的那個臨著威廉大街的門廳，已被夷為平地……
盡管如此，我們仍必須繼續勤勉工作，因為戰爭仍在各條前線上繼續著。電話通訊仍舊癱瘓，元首官邸和黨部仍未與外界恢複聯係……
更慘的是，在這個號稱政府區的地方，照明、電力和用水的供應仍然短缺！總統府前麵停著一輛水車，這是我們僅有的飲用和洗漱用水。而米勒告訴我，最要命的是廁所。突擊隊的那些髒鬼一直在用，卻沒一個人想著打桶水衝洗衝洗……
當天晚些時候，他又給“親愛的小媽咪”寫了一封關於東線潰敗的信，裏麵談到了正在日益增長的危險，這比他向元首本人透露的要嚴重得多。
……局勢迄今仍沒有徹底穩定下來。確實，我們已經投入了一些預備隊，然而蘇聯人的坦克、大炮以及其他各種重武器要比我們多數倍。麵對它們，即使人民衝鋒隊再拚命、再堅決地反抗，也無能為力……
如果我不把你看成勇敢而通情達理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同誌，就不會給你寫這些了。對你，我可以直言不諱，告訴你局勢有多麽不容樂觀――事實上，如果我非常誠實的話，應該說，有多麽絕望。因為我知道，你和我一樣，永遠不會對最終的勝利失去信心。
在這個問題上，親愛的，我知道自己並沒有要求你做力所不逮的事。正因如此，我才體會到，在這樣令人焦慮不安的日子裏，你對於我來說是多麽的珍貴！
時至今日，我才明白，有這樣一位忠實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做我的妻子、生活的伴侶、我的愛人、我的孩子的母親，是多麽了不起的事！時至今日，我才真正感激自己的幸運，能擁有你和你的孩子們……你，我親愛的，我最美麗的，你是我一生的寶貝！
對納粹的虔誠狂熱使他們的愛情變得古怪。例如，在引誘了女演員“M”後，鮑曼在給格爾達的一封長信中描述了所有的細節，並聲稱自己是個走運的家夥，如今“難以置信地快樂地又結了次婚”。格爾達在回信中寫道，這個消息讓她非常高興，但“這麽漂亮的姑娘不能生孩子，真是太可惜了”。接著她又寫道，對於不能和“M”交換意見，不能並肩作戰，為元首持續提供黨員，她深表遺憾。顯然，她和馬丁已有的十個孩子並不夠。
富勒上校目睹了鮑曼描述的暴亂場麵。他給附近的弗利德貝格紅軍司令部的指揮官寫了封信。
我熱切盼望您能得知我們正在此地，並將此事告知負責遣送我們歸隊的俄國參謀。
目前，我們還不缺食物。但是做麵包用的麵粉很快就要不夠了。因為村子裏斷電了，而這裏的磨坊用的是電磨。
借此機會，我希望能表揚一下阿哈莫夫上尉。2月3日，他在本村迅速、果敢地製止了一起暴力事件……
阿哈莫夫是一名和藹可親的蘇聯聯絡官。一天前，他到了烏加滕村。就在他離開這裏，動身去弗利德貝格的幾個小時後，北邊傳來了炮火聲。一位俄國上校告訴富勒，德國坦克正在反攻。上校命令在村子北邊挖些散兵坑，以擊退敵人的進攻。
黃昏時分，隆隆的炮聲越來越近。富勒帶上貝爾坦做翻譯，離開村子去找要他們挖坑的那個上校。剛走出一英裏，他們就被一個多疑的哨兵攔住了。哨兵押著他們，穿過厚厚的積雪，來到了數輛在大雪中圍成一圈的坦克旁。兩個更加多疑的哨兵和一個高聲威嚇的軍官又把他們攔在了這裏。
貝爾坦緊抓住富勒的肩膀。“上校，他們要槍斃我們！”他說，“他們肯定以為我們是遊擊隊。”
爭辯了好久之後，那名軍官終於允許他們繼續上路去司令部。“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有哪個俄國士兵出了事，他”――他指著富勒，“必死無疑！”
司令部就設在鄰近的一個農莊裏。所有人都在喝酒。參謀部的一些人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指揮官是個上尉，他也以為他們是遊擊隊。不過，當他終於相信富勒確實是美國人時，便開始為斯大林和紅軍祝酒。
但是，由於德國坦克即將橫穿這一地區，上尉認為自己應該護送他們回去。他們朝烏加滕走去。突然，一個哨兵騎在馬上疾馳而來，狂亂地揮舞著衝鋒槍。當哨兵將槍對準富勒時，上尉連忙喊道：“他是美國人！”但那哨兵已經酩酊大醉，根本不明白他在說什麽，反而將槍指向了上尉。再次高聲爭辯了許久之後，哨兵騎馬而去了，兩個夥伴終於平安地回到了烏加滕村。
次日清晨，一架小型俄國雙翼機降落在附近的一塊空地上。兩個軍官走了出來，索取村裏所有等待遣送歸隊的盟軍戰俘的名單。他們還透露說，與他們同一部隊的十名美國軍官已經前往敖德薩準備遣返。其中一人名叫喬治・馬爾鮑爾，正是他們過去的看守兼翻譯黑格爾冒名頂替的那個人。富勒趕忙給這個德國人改了個新名字：喬治・F。霍夫曼，下士，軍人編號，0-1293395.富勒讓他記熟自己的新簡曆：曾在佐治亞的本寧堡受訓；之後就讀於弗吉尼亞軍官學校；後在富勒的第一零九團參謀部工作；在阿登戰役中被俘。從這天起，富勒不停地提問黑格爾，經常把他從沉睡中叫醒，然後嚴格盤問。但是不管他糾正多少次，這個德國人總是說自己曾在本尼堡受訓。
在阿登戰役中被俘的另外三千名美國人近日抵達了IIA戰俘營。這座戰俘營建在新勃蘭登堡的高地上，位於柏林以北約一百英裏。除了美國人，那裏還有七萬五千多名塞爾維亞人、荷蘭人、波蘭人、法國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英國人和俄國人，分別關押在不同的營區裏。這是一座專門關押士兵的戰俘營，裏麵隻有兩名美國軍官：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天主教牧師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神父在巴斯托涅附近被俘，當時正試圖在德軍戰線的後方撿一些藥品。他本來結實強壯，樂觀開朗；如今卻瘦骨嶙峋，麵容憔悴，病魔纏身――不過仍然樂觀開朗。德國人之所以允許他和士兵們待在一起，是因為一個態度合作的塞爾維亞醫生使戰俘營的長官相信，桑普森神父的兩片肺葉都感染了肺炎，不能移動。
2月初的一個早晨，桑普森神父領著一隊美國人去倉庫領取美國紅十字會送來的第一批包裹。骨瘦如柴的戰俘們擠在大紙箱周圍，滿心想的都是食物。桑普森神父想起了他來戰俘營後吃的第一頓飯：卷心菜湯，裏麵漂著幾片蘿卜，還有無數的青蟲。一名戰俘大口喝掉盛在皮鞋裏的自己那份湯，然後抬頭看看神父，說道：“我唯一不滿意的是――這些蟲子不夠肥。”
大家急切地撕開了紅十字會的紙箱。一陣緊張的寂靜之後，響起了連珠炮般的咒罵聲。桑普森神父和傘兵們在一起待了十八個月，還從未聽過如此不堪入耳的謾罵。擺在他們眼前的是羽毛球拍、籃球短褲、乒乓球和拍子，還有幾百套體育器材和一打足球墊肩。
下午，桑普森神父第一次參觀了戰地醫院。醫院坐落在美國戰俘營區附近，裏麵有幾個塞爾維亞醫生和波蘭醫生。他看見一個波蘭醫生截掉了一個年輕美國人的雙腿，然後敷上衛生紙，再用報紙包紮。病人在穿越德國的長途行軍和搭乘火車中凍壞了腳，以致生了壞疽。醫生滿麵淚痕，對神父說，這是第五個失去雙腿的美國人；還有十八個人被截去了一條腿。
正當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美國病人――其中大多數患的是痢疾和肺炎――談話時，一個留著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德國看守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他是營裏最可恨的人，大家都叫他小阿道夫。盡管他隻是一名下士，卻在黨內任職――就連戰俘營的指揮官也得對他畢恭畢敬。在IIA戰俘營裏，小阿道夫的話就是命令。其他看守大體來說對囚犯還算不錯。他們聲稱，所有的暴行都是小阿道夫指使的。
小阿道夫總是讓桑普森神父想起一名打著領結的小辦事員。他喜歡討論“文化”和“文明”。此刻，他轉向神父問道：“你怎麽看布爾什維克？你怎能為你們與不信上帝的俄國人結盟而辯護？”
神父回答說：“目前，納粹才最為危險。因此我們要接受一切幫助，好把納粹擺脫。”
“你肯定是瘋了！”小阿道夫喊道，“如果你不肯相信事實，我就讓你看看這些俄國人有多髒！”他伸手指向俄國人的營區。那裏汙穢遍地，臭氣彌漫了整個戰俘營。
“他們住在豬圈裏。”桑普森神父承認，“那他們怎麽能幹淨得了呢？”
“你沒抓住重點。其他國家的人都能保持幹淨。俄國人的營區裏還有教授。我跟他們談過。他們是俄國人中頭腦最聰明的，卻分不出文明和文化有什麽區別。”
“這隻是個語義學的問題。”
“不，不，你還是沒明白。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二者的區別。那些俄國人極其沒有人性。你知道嗎？上次死了一個人，他們竟把死屍留了好幾天。”
“那隻是為了拿到他那份口糧。”神父指出。共有兩萬一千名俄國人被關進了戰俘營，而目前隻剩四千人還活著；大部分人都是餓死的。
“你們自己的醫生霍斯驗過屍，證實有人吃了同伴的屍體。”小阿道夫說。塞西爾・霍斯上尉的確證實過這件事。即便如此，桑普森神父仍然認為，這種行為的責任不在俄國人。他自己餓過七個星期的肚子，認識到對於一個快要餓死的人來說，沒有什麽事做不出來。
小阿道夫把桑普森神父帶到醫院裏專為俄國人預備的地方。房間裏的景象極為恐怖。垂死的病人們躺在肮髒的地上，一個緊挨著一個，連腿都伸不開。他們咳嗽著，把痰吐在彼此的身上，虛弱地互相推擠著，抓撓著。他們抬頭看向桑普森神父，眼神一片空洞，甚至都沒有祈求；每個人都很清楚，自己很快即將死去。在這裏照顧他們的唯一一人是位法國牧師。他的皮膚很嫩，一條皺紋都沒有，看上去也就二十出頭。整個戰俘營都知道，他把自己的口糧全給了這些垂死的俄國人，而且幾乎每一秒鍾都和他們待在一起。桑普森神父看向他。雖然病人們全無感激之情，他卻仍然在細心地照顧著他們。
“看，他們隻不過是畜生！”小阿道夫臨走時評論道。他剛一消失，那個“年輕”牧師――實際上，他都快五十歲了――就走過來對神父說，有一車屍體馬上要被拉走。“神父，車上有幾個人還活著――他們想盡快擺脫這些病人！”德國人不讓他跟車，所以他請求這個美國人做點什麽――什麽都可以。桑普森神父匆匆趕去，卻隻來得及看見一輛裝滿屍體的大車向墓地滾滾而去。他看見一些胳膊和腿無力地晃動著。那些人要被活埋――而他隻能眼睜睜地看著。
神父心生懼意，轉身便往回走。來到正門附近時，他看見一個看守正在搜查一個俄國人。他讓他解開褲子，一塊酸腐的德國麵包掉了出來。看守撿起麵包，俄國人立刻搶了回去。看守將刺刀架到俄國人的脖子上，但他仍不肯交出麵包。看守一槍托打在俄國人的腦袋上，俄國人倒下了。看守連打帶踢，然而，俄國人仍舊頑強地抓著麵包。桑普森神父隻能自問，究竟誰是畜生？
為了阻止這一暴行，他開始懇求那名看守。“我是神父。”他指著自己的十字架，一遍又一遍地對看守說。然而毒打仍在繼續。於是桑普森神父跪在俄國人身邊，開始禱告。看守猶豫了。或許是神父的十字架使他羞愧，或許是上尉的肩章使他敬畏，他叫另外兩個看守把俄國人抬到看守室。俄國人被拖走了，他的手裏還緊攥著那塊麵包。
在法蘭克福和奧得河以東幾英裏的地方，紅軍剛剛截獲了另一支難民隊伍。一名紅軍軍官用俄語高聲吼了起來。十六歲的德國男孩埃爾文・施耐德知道，他喊的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俄國人之所以如此激憤，是因為有很多宣傳員在鼓動他們，一定要複仇。
2月6日這一天，在柏林，元首對他的心腹們說，三巨頭打算“摧毀”德國。“我們已到了生死關頭，”他憂心忡忡地說道，“形勢很嚴峻，非常嚴峻，甚至可以說毫無希望。”不過他堅持說，隻要逐步地保住祖國的領土，就仍然有勝利的機會。“隻要我們堅持戰鬥，就總會有希望。而這必定將足以使我們不再認為一切已成敗局。終場哨聲響起之前，沒有勝負可言。”他回憶起俄國女皇的暴亡使腓特烈大帝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我們和腓特烈大帝一樣，也是在和一個聯盟作戰。記住，一個聯盟不是一個穩定的整體。它僅僅是因為少數幾個人的意願而存在。如果丘吉爾突然不複存活，那麽一切都會在刹那間改變！”
他激動地提高了嗓門。“我們仍然可以在最後的衝刺關頭奪取勝利！希望我們還有時間這樣做。我們目前必須做的，就是拒絕認輸！對於德國人民來說，隻要能夠繼續獨立自主地生存下去，就是勝利。僅此一條就足以證明，這場戰爭決非無益之舉。”
駐意大利的黨衛隊地區總隊長，希姆萊的“小狼”卡爾・沃爾夫將軍來到帝國總理府，希望就他提出的關於神奇武器和德國前途的問題得到滿意的答複。他的上司帝國元首無法給出答案，因此，他便親自前來詢問元首。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也在場。三人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元首，”沃爾夫說道，“如果您不能給我一個製成神奇武器的確切日期，那麽，我們德國人就必須著手接近英美，謀求和平。”沃爾夫的語速很快。他接著透露說，出於這一目的，自己已經建立了兩個聯係人：一個是米蘭的舒斯特樞機主教，他是教皇的密友；另一個是英國情報局的特工人員。在他講話的期間，希特勒一直像戴了麵具般沒有表情。
沃爾夫停住了。希特勒沒有發表意見，隻是將指關節按得咯咯作響。沃爾夫認為這是允許他繼續說下去，於是便建議說，該從這兩個調解人當中選擇一個了。“元首，”他繼續道，“我通過自己的特殊渠道收集到了一些證據，很顯然，在這些非天然的盟國（三巨頭）中，存在著很多天然的分歧。不過，請您不要見怪，我想說，如果沒有我們主動的介入，我相信這個聯盟不會自己解體。”
希特勒抬起頭，似乎是對此表示同意，同時還繼續按著指關節。然後，他微微笑了一笑，這意味著二十分鍾的會見結束了。沃爾夫和裏賓特洛甫起身告辭了。出門之後，兩人興奮地談論著，元首對這一大膽建議似乎持接受的態度。不錯，他始終一言未發，也沒有給出任何明確的指示，但是，他也沒說不行。隨後，二人各奔東西。沃爾夫去意大利探索某些可能性，裏賓特洛甫則前去瑞典。
一個街區開外，鮑曼正在他的辦公室裏給格爾達寫另外一封信。這一次，他描述的是前一天為愛娃・布勞恩舉辦的生日宴會。當然，希特勒也出席了。
愛娃情緒不錯，不過抱怨說沒有好舞伴，還用一種完全不屬於她的刻薄批評了許多人。
她之所以心煩意亂，是因為元首剛剛告訴她，她和其他幾位夫人近幾天就得離開柏林。在收到這封輕鬆的信之前，格爾達給鮑曼寫了一封激情洋溢的信件，裏麵充斥著她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讚美：
……元首給我們灌輸了帝國這一思想。該思想已經，並且正在秘密地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人民做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犧牲――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出這些犧牲，僅僅是因為這一思想已經浸透並占有了他們的身心。這些犧牲證明了帝國思想的力量，也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們的鬥爭是何等正義和必要。
終有一日，我們夢寐以求的帝國將會誕生。我在想，我們，或是我們的孩子，能夠活著看到這一天嗎？你知道，在某些方麵，這讓我想起了《埃達》中的《諸神的黃昏》。巨人和侏儒，芬裏爾狼，米德加德巨蛇，以及一切邪惡的勢力，都聯合起來反對眾神。大多數神�都倒下了，而魔鬼們已踏斷了通往眾神之所的橋。死去的英雄們組成大軍，打響了一場無形的戰鬥。女神們趕來支援，眾神的宮殿倒塌了，失敗似乎已成定局。可是，突然之間，一座新的宮殿拔地而起，並且比從前更為宏美。巴爾德爾也複活了。
爹地，神話故事中，尤其是《埃達》中的祖先們竟與當今的時代如此相似，這總是讓我非常驚訝……
親愛的，我完全徹底地屬於你，我們會活下去繼續戰鬥，哪怕在這場可怕的戰火中，我們的孩子們隻有一個能夠幸存。
你的
媽咪
對於民主國家的人民來說，納粹哲學很難理解，隻是一種扭曲的幻想；可對於德國人民來說卻並非如此。因為他們親眼見到希特勒把他們的國家從即將爆發共產黨革命的狀態中拯救了出來，從失業和饑餓中拯救了出來。盡管納粹黨員人數相對來說並不多，但是，有史以來世界上還從未有過這樣一個人，能夠如此徹底地催眠數百萬人。從一介無名小卒，到完全統治一個偉大的民族，希特勒憑借的不單單是強權和恐怖，還有思想。他為德國人勾勒了一幅美妙的前景，讓他們認為自己值得擁有陽光下的驕傲地位。而與此同時，他又不斷地提醒他們，隻有摧毀猶太人，並粉碎其妄想由布爾什維主義來統治世界的險惡陰謀，這一地位才能得以實現。
最重要的是，十多年來，他一直不停地向德國人灌輸對布爾什維主義的仇恨。正是這一仇恨促使東部前線的戰士們如此拚命地抵抗。希特勒反反複複地告訴他們，紅軍將會如何對待他們的妻兒，他們的家，他們的祖國。因此，如今他們在無望地戰鬥著――在仇恨、恐懼和愛國心的驅使下。他們拚的不是機器和武器，而更多的是決心、絕望和純粹的勇氣。雖然紅軍來勢洶洶，在坦克、槍炮和飛機方麵占絕對優勢，但是東部前線卻逐漸開始穩定了下來。而在一周之前，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漢斯-烏爾裏希・魯德爾上校就是東部這種戰鬥精神的化身。他是一個“斯圖卡”式轟炸機大隊的指揮官，身材中等，卻極富活力，這給人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他不是走路，而是跳躍；不是說話，而是滔滔不絕地高聲往外噴詞。他長著一頭淺棕色的鬈發，一雙淺橄欖綠的眼睛，麵部輪廓非常清晰，簡直像是用石頭雕刻而成的。他毫無保留地信任希特勒，卻比任何人都更加坦率地批評黨員們及軍事首腦們的錯誤。六年間，他執行戰鬥任務近兩千五百次，戰功顯赫，已成傳奇。他擊沉過一艘蘇聯戰艦，並摧毀了約五百輛坦克。
2月8日，魯德爾的部下在屈斯特林和法蘭克福之間，沿著奧得河同已經穿過希姆萊集團軍防線的朱可夫先頭部隊作戰。事實上，除了奧得河這道天然障礙，分散在河岸上的幾支分隊，以及魯德爾的“斯圖卡”式轟炸機――每架飛機都相應地裝飾著一個六百年前東征的條頓騎士團的徽章――希姆萊並無其他手段去阻止俄國人。“斯圖卡”已不再是空中的威脅，它速度緩慢，行動笨拙，俯衝投彈時很容易被擊中。魯德爾本人就被擊落過十多次，左腿被機槍子彈打傷了，現在還打著石膏。在過去的兩周裏，他的部下沿著奧得河飛來飛去，像緊急消防隊一樣，試圖阻止勢如破竹的紅軍坦克隊伍。他們炸毀了數百輛坦克，但是又有幾千輛不屈不撓地向奧得河兩岸衝來。
在阿登戰役中，魯德爾被召到元首在西線的司令部，接受一枚特別勳章。
“你已經飛得夠多了，”希特勒緊抓住他的手，盯著他的眼睛說道，“我們德國的青年人可以從你的經曆中獲益匪淺，你應該為此而珍惜生命。”
對於魯德爾來說，沒有比讓他停飛更糟糕的事了。他說：“元首，如果不允許我繼續率領我的大隊飛行，我就不能接受這枚勳章。”
希特勒仍然緊握著魯德爾的右手，凝視著他的眼睛。他用左手拿出一個天鵝絨襯裏的黑色盒子。盒子裏麵，鑽石的光芒熠熠生輝。那是他親自為魯德爾特別設計的一枚勳章。希特勒嚴肅的表情緩和了一下，他微笑著說道：“好吧，你可以繼續飛行。”不過幾周之後，他改變了主意，命令魯德爾停飛。魯德爾非常生氣，打電話給帝國元帥戈林，但戈林出去了。他又想找凱特爾，但凱特爾在開會。沒辦法，隻好直接打給希特勒本人。當他要求接通元首的電話時，一個懷疑的聲音詢問他的軍銜。
“下士。”他開玩笑說，接著聽到了一陣讚賞的笑聲。過了一會兒，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斯・馮・貝羅上校接過了電話。貝羅說道：“我知道你想幹什麽，但是我請求你不要激怒元首。”
魯德爾決定親自去找戈林求助。此時，戈林正在卡林霍爾鄉下的家裏。帝國元帥身穿一件鮮豔的長袍，寬鬆的袖子像大蝴蝶的翅膀一樣扇動著。“一周前，我特意為你的事去見了元首，”戈林告訴他，“元首這麽說：‘當著魯德爾的麵，我不忍心告訴他必須停飛；我確實不能這麽做。不過你這個空軍的頭兒是幹什麽用的？你可以告訴他，我不能。像我這麽一個喜歡看見魯德爾的人，在他服從我的意願之前，我不想再見到他。’這是元首的原話，我不想再對這個問題多加討論了。我很清楚你的意見，很清楚你會反對。”
於是，魯德爾沒再爭辯，而是返回了前線。他決心像從前一樣繼續飛行。他的確繼續飛行了，不過是偷偷地進行，直到一份戰報中稱讚他在一天之內炸毀了十一輛坦克。命令隨之傳來，讓他立刻去卡林霍爾報到。
戈林怒不可遏。“元首知道了你還在飛，”他說，“他讓我警告你，必須馬上放棄飛行。你不要逼他對你做出違抗軍令的懲處。另外，他也不願對一個因英勇戰鬥而獲得德國最高勳章的人采取這種行動。我就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麽了。”
兩周後的2月8日，魯德爾仍舊在飛。當晚，阿爾伯特・施佩爾到訪。他是希特勒最為聰明能幹的一位部長，掌管著軍備和軍工生產部。“元首計劃襲擊烏拉爾軍火工業使用的水壩。”施佩爾開口說道，“他希望能夠中斷敵人的武器生產，尤其是坦克生產，至少要中斷一年。”這次行動將由魯德爾來組織。“但是你不能親自去飛；元首特意強調了這一點。”
魯德爾提出了抗議。沒有人比他更適合這項任務；他的俯衝轟炸經驗非常豐富。他逐條列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可施佩爾隻是回答道：“這是元首的意思。”然後他說，他將送來烏拉爾計劃的詳細方案。臨別時，他對魯德爾吐露道，德國工業所遭受的巨大破壞讓他對未來很是悲觀，然而，他希望西方能夠看清形勢，不要讓歐洲落入俄國人的手中。接著，他歎了口氣，說道：“不過，我相信，元首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合適人選。”
2月9日，元首每天召開的例會之前，陸軍參謀長、東線總司令海因茨・古德裏安帶著一種徹底的挫敗感，正在研究形勢報告。他不擅防守，也沒有能力指揮這種層麵上的戰鬥。基本上來說，他隻是一個童子軍領袖，一個直率坦誠、熱血沸騰、生性開朗的戰士。正因他一直憑著這些能力與熱忱投身戰鬥，他的部下――從軍官到士兵――才都虔誠地追隨他。在普魯士軍事學院學習了四年之後，他參加了他父親指揮的步兵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曆任信號官、第四步兵師參謀，最後任總參謀部參謀。
他對坦克的興趣日益濃厚。英國人和法國人認為，坦克的優勢在於它的超強火力和防護能力。而古德裏安則聲稱，這兩點使坦克不得不限製它的行軍速度，以使步兵跟上其步伐。在他看來，裝甲戰的精髓在於速度和靈活性，其次是火力，最後才是防護能力。對於他來說，一個裝甲師不是簡單的一群坦克，而是一支完全獨立的特遣隊，它包括高射炮、反坦克炮、摩托化步兵和工兵。應該將幾個這樣的師組編為協同作戰的裝甲部隊，那才是一支行動神速、威力無比的力量。
然而德國總參謀部與英法專家意見一致。直到希特勒上台後，古德裏安的夢想才得以實現，因為發動閃電戰的可能性讓希特勒激動不已。古德裏安的理論最終在波蘭付諸實踐。如果在坦克部隊橫穿比利時境內時，希特勒沒有突然下令停止進攻，他很有可能及時趕到英吉利海峽，阻止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發生。
1941年夏對俄國發動進攻後取得的最初戰績，同樣主要歸功於古德裏安的方針。然而，開始下雪之後，他懇求希特勒讓他破釜沉舟地打到莫斯科去，元首卻拒絕了，命令他包圍並占領基輔。他照辦了，但這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於是，他要求元首允許他等到春天再占領莫斯科。希特勒再次拒絕。對俄國首都的進攻立即發動了，隨之而來的是無盡的災難。其後，希特勒剝奪了古德裏安的指揮權；直到兩年後的斯大林格勒大潰敗，才將他重新起用。盡管將軍被晉升為最高統帥部首腦，但他與元首之間的裂痕似乎隻是從表麵上得到了彌補。而每次會議之後，這一裂痕都有重新裂開之勢，以至於古德裏安的副官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男爵很為他上司的性命擔心。
為了參加2月9日的元首會議，古德裏安離開了措森，前往北麵的柏林。在這二十英裏的路上，他一直煩躁不安，怒氣衝衝。有些事情必須要做了，他說。往北很遠的地方，庫爾蘭集團軍的十二個師被阻斷在了拉脫維亞海岸，遠離了戰爭，因為希特勒不願讓他們從海路撤退。沿海岸往南一百二十五英裏，北方集團軍也被困在了柯尼斯堡地區。和北麵的戰友一樣，他們全靠空運和海運提供給養。這兩個集團軍都沒有對德國的這場戰爭作出任何貢獻。還有希姆萊的維斯杜拉河集團軍，和從前一樣，隻不過是個空架子。在阻止朱可夫向柏林進攻的問題上，幾乎無所作為。盡管首都正受到朱可夫的直接威脅，希特勒卻仍向南部的匈牙利發動了大規模進攻。這真是太可笑了，古德裏安喃喃自語。然後，他又說道，今天就要和元首最後攤牌。
和往常一樣，在允許他們進入希特勒的辦公室之前，黨衛隊的衛兵仔細搜查了他們合體的製服，徹底得簡直讓人覺得飽受侮辱。會議剛一開始，古德裏安就突然要求希特勒推遲進攻匈牙利，立即對朱可夫逼近柏林的先頭部隊進行大反攻。朱可夫已經斷了給養，對他先頭部隊的兩翼同時發起進攻，就可將其攔腰截斷。
希特勒耐心地聽著。接著，古德裏安提出了進行這一反攻的必要條件：立即撤出庫爾蘭、巴爾幹、意大利和挪威的所有駐軍。希特勒粗魯地拒絕了。古德裏安隻能繼續爭辯說：“你必須相信我，我並不是出於固執才堅持從庫爾蘭撤軍。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什麽其他方式可以保衛首都。我向你保證，我所做的一切都隻是為了德國的利益。”
希特勒站起來，左半身顫抖著，高聲喊道：“你怎敢這樣對我說話！你難道認為我不是在為德國而戰嗎？我的一生都在為德國而奮鬥！”戈林走到古德裏安身邊，拽過他的胳膊，把他拉進了隔壁房間。兩人喝著咖啡，古德裏安極力抑製自己的憤怒。可剛一回到會議室，他便再次要求從庫爾蘭撤軍，這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希特勒怒火衝天地掙紮著站了起來，拖著腳走到古德裏安麵前，而古德裏安也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兩人相對而立，死死地盯著對方。希特勒甚至都揮舞起了拳頭，但古德裏安還是拒絕退讓。最後，古德裏安手下的一個參謀，沃爾夫岡・托馬勒將軍抓住古德裏安的衣角，把他拽了回來。
這時，希特勒已經控製住了自己。讓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平靜地同意了讓古德裏安發動反攻。他補充說，當然，反攻的規模不能像將軍希望的那麽大，因為不可能從庫爾蘭撤軍。然後，他簡單描述了自己的想法：動用目前希姆萊用於保衛波美拉尼亞的軍隊，從北部發動一次極為有限的進攻。
古德裏安打算反駁，不過，他最終決定，小規模的進攻總比壓根不進攻強。至少，他可以挽救波美拉尼亞，並打開一條通向東普魯士的道路。
朱可夫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反攻的可能性，繼續將他的先頭部隊向德國內陸推進。在屈斯特林和法蘭克福之間的奧得河西岸，他已經建起了一座橋頭堡，現在正準備以此為跳板攻向柏林。
2月9日早晨，德國空軍司令部通知魯德爾，俄國坦克剛剛從橋頭堡過了河。最高統帥部無法及時調來重炮部隊，阻止不了這些坦克向柏林全速推進。隻有“斯圖卡”能阻止它們。幾分鍾後，魯德爾和能召集到的所有飛行員飛上了天空，向冰封的奧得河飛去。他命令一個中隊去攻擊法蘭克福附近的一座浮橋，然後親自率領反坦克小隊突襲西岸。
他看見雪地上有很多車轍。是坦克還是防空拖車的？他冒著密集的高射炮火，降低高度，向雷布斯村飛去。這時，他發現了十幾輛精心偽裝的坦克。接著，高射炮火砰的一聲擊中了他的機翼，他連忙將飛機急速向上拉升。他看到下麵至少有八門防空炮，意識到在這樣一片既沒有高大樹木也沒有建築物的平原上，追逐坦克就等於自殺。若是平時，他自然會選擇一個更好的轟炸目標，但今天，柏林正處於危險之中。於是，他用無線電通知大家，由他和他的機槍手恩斯特・加德曼上尉單獨前去轟炸坦克。其他人原地守候，待看到高射炮的火光後，再設法將其炸毀。
魯德爾觀察了一番地形，終於看見一隊T-34坦克正從樹林中潛出。“這一次，我就全靠運氣了。”他對自己說。然後，他掉轉機頭，向下俯衝。炮火在機身兩側呼嘯而過，但他仍繼續俯衝。在離地麵大約五百英尺處，他微微將飛機向上拉升，然後突然翻轉機身，向一輛正在隆隆前進的坦克衝去。他不想從一個過陡的角度進攻，那樣有可能會脫靶。他的兩門炮同時開了火，坦克頓時濃煙滾滾。隨即，第二輛T-34進入了他的瞄準器。他對準坦克尾部開了火，一朵蘑菇雲騰空而起。在接下來的幾分鍾裏，他又炸掉了兩輛坦克。然後，他飛回基地補充彈藥，之後再次返回發動第二次攻擊。又幹掉幾輛坦克之後，他勉強飛回了基地。他所駕駛的“斯圖卡”兩翼和機身都被炮火炸出了裂痕，不得不換架飛機繼續戰鬥。
到第四次出擊時，他已經擊毀了十二輛坦克，隻剩下了一輛體形巨大的“斯大林”式。他拉升飛機，一直飛到高射炮的射程以外，然後突然翻轉機身，從斜刺裏呼嘯著向下疾衝，同時不斷地左右劇烈搖擺，以避開迎頭的炮火。靠近坦克時，他將“斯圖卡”拉平，開火，然後呈之字形迅速飛離，直到飛出炮火的射程，這時就可以安全地再次向上拉升了。他向下望去，隻見“斯大林”已冒起了濃煙，卻仍在前進。他太陽穴處的血管砰砰地跳動著。他知道，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每飛過去一次，被擊中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但是，那最後一輛坦克上的某種東西激怒了他。他必須摧毀它。這時，他注意到飛機上一門炮的紅色指示燈開始閃爍不停――後膛被堵住了！而另一門炮隻剩下一發炮彈。他又飛到兩千五百英尺的高度，心裏激烈地鬥爭著。為什麽要拿一發炮彈冒險呢？但回答是：也許正需要這一發炮彈，就可以阻止那輛坦克碾過德國的土地。“太誇張了吧！”他對自己說，“即使你炸掉這輛坦克，還會有更多的坦克碾過德國的土地――但你還是會炸掉它，一切均取決於此。”
他呼嘯著俯衝下去。在操縱飛機翻滾扭動的同時，他看見地麵的數門大炮噴出了火舌。他猛然拉平機身，開了火。“斯大林”頓時火光衝天。魯德爾歡喜地一掠而過，然後開始盤旋上升。突然，哢嚓一聲，像是有把火紅滾燙的鐵器刺進了他的右腿。他的眼前頓時一片黑暗，什麽也看不見了。他急促地呼吸著，努力控製住了飛機。
“恩斯特，”他氣喘籲籲地通過對講機對他的機槍手說，“我的右腿斷了。”
“不會的。”加德曼平靜地說，“如果真斷了，你就講不了話了。”他的職業是名醫生，而副業則是名天生的戰士。在醫學院上學時，他就進行過數場決鬥。他是如此酷愛戰鬥，所以才當上了機槍手。“左翼著火了。”他鎮靜地說，“你必須馬上降落。我們被高射炮打中了兩次。”
“告訴我在哪兒緊急著陸！”魯德爾仍舊什麽也看不見，“然後快點把我拉出去，不然我就會被活活燒死。”
加德曼指揮著失去視覺的飛行員。“降落！”他喊道。
有樹或者電話線嗎？魯德爾心想。還有，機翼什麽時候會折斷？此刻，腿部的疼痛蓋過了一切，他隻能機械地應著喊聲操作。
“降落！”加德曼又一次吼道。
這話像是一盆冷水潑在他的臉上。“地形怎麽樣？”他問道。
“很差……是一片小丘。”
他隨時都有可能昏倒。此時，他隻知道，自己必須降落。他感覺到飛機歪了一下，連忙踢向左方向舵。左腳頓時一陣灼痛，他不禁尖叫了起來。不是右腿受了傷嗎？他心想。他忘了，自己的左腿本來就打著石膏。
魯德爾輕輕拉起機頭，好讓飛機平墜著陸。這時，飛機已經著了火。他感覺到飛機震動著撞上地麵，然後歪向一側，接著聽到了刺耳的滑行聲。隨後是突如其來的寂靜。他如釋重負，昏了過去；一波疼痛的巨浪襲來，他蘇醒過來，隨即又昏了過去。當他再次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奧得河西岸幾英裏處的一個急救站的手術台上。“腿沒有了？”他虛弱地問道。
身旁的外科醫生低頭看看他，點了點頭。魯德爾想，再不能滑雪，跳水，再不能撐竿跳高了；然而，有那麽多戰友傷得更為嚴重，這又有什麽區別呢？隻要能夠為拯救祖國略盡綿力，丟掉一條腿又算什麽呢？
外科醫生正在道歉：“……隻剩下了少量肌肉碎片和一些纖維組織，別的什麽都沒有了，所以……”過了一會兒，戈林的私人醫生來了。他說，帝國元帥希望將魯德爾送往位於柏林動物園的地下醫院。他還告訴魯德爾，戈林已將此事報告了希特勒。在對這位德國最偉大的英雄能夠幸免於難表示慶幸之後，希特勒說，“當然，初生牛犢不怕虎。”
如果說魯德爾是希特勒理想的武士，那麽，四十七歲的約瑟夫・戈培爾博士就是他理想的知識分子。七歲時的一次手術，使戈培爾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三英寸。上學之後，他更執著於智力方麵的追求。二十多歲時，他曾在業餘先後寫過小說、戲劇、電影――而每一次都最終落敗。他在很多方麵都有點小天賦，卻飽受挫折。最後，他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熱鼓吹者。
馬丁・鮑曼和戈培爾一樣，都是狂熱的納粹分子。他們二人可能是希特勒最忠實的追隨者。兩人都願意為元首肝腦塗地；兩人都不信任希姆萊，也不被後者所信任。雖然有這麽多相似之處，兩人的區別卻更為鮮明。鮑曼身材矮胖，脖子粗得像個摔跤手。他的圓臉寬鼻使他更顯得粗壯，讓他看上去很殘忍，簡直像頭牲口。他這人乏味無趣，不愛說話，因此更喜歡躲在幕後。而戈培爾則相對瘦小，愛衝動，像個男明星一樣喜歡炫耀。在聚光燈下拋頭露麵，是他最快樂的事情。他稟性幽默，不論是麵對很多聽眾，還是僅有一個傾聽者，都能憑借他的魅力和睿智深深影響對方。鮑曼總是單調乏味、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確的細節，而戈培爾則富有想象力。用施佩爾的話說，他擁有一個拉丁人的思想，而不是德國人的。這對於他成為一位大演說家、一位宣傳大師不無裨益。
可能是因為國家社會主義對教會的譴責，其民族主義思想，以及為個人發展提供的機遇，鮑曼才對它如此篤信。過去，作為魯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一直隻是個小卒；即便現在，他已經是帝國總理府的首腦，卻仍然在德國默默無聞。他成了希特勒忠實的影子，隨時待命，準備去做最瑣細或最艱難的工作――元首隻是隨口一說，他便立即行動。有一次，在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貝格霍夫別墅，希特勒從巨大的觀景窗望出去，發現附近的一棟村舍實在刺眼，便說，在那所房子的老主人去世之後，他希望將它拆掉。幾天之後，希特勒發現他的眼中釘不見了。言聽計從的鮑曼簡單地拆掉了那棟房子，讓主人搬到了一座雖然更好，但他們並不喜歡的房子裏去。
他是國家社會主義領袖中最為神秘的人物。他拒絕勳章和公開的榮譽。事實上，他避免一切拋頭露麵的機會。他的照片很少見，所以沒有幾個德國人能認出他。他最為希望的是，能成為一個希特勒離不開的人。
1943年4月，鮑曼被正式任命為元首秘書。這個身份，讓他掌握了驚人的權力。希特勒該見誰，該讀哪份文件，全都由他來決定。不僅如此，幾乎每次會見，鮑曼都要出席。
“七・二�”謀殺事件之後，希特勒變得越來越依賴少數幾個他認為可以絕對信任的人。而在這些人之中，隻有鮑曼能夠將各種意見和計劃簡化為清晰、簡單的建議。有一次，希特勒說：“鮑曼的建議總是言簡意賅，我隻需要說‘行’或‘不行’。有了他，我十分鍾就可以處理好一堆文件，換了其他人，就得花上幾個小時。如果我告訴他，六個月後提醒我這件事或那件事，我可以確信他一定不會忘記。”有時別人會抱怨說，鮑曼處理事情時非常無情。希特勒回答道：“我知道他冷酷無情。但是他言出必行，我可以完全依賴於此。”
這兩位“高級牧師”，有著如此之多的相似之處，也有著如此之多的不同。他們一直在為元首的青睞與信任而激烈競爭，不過，這是一場秘密的、無聲的決鬥。戈培爾深知元首有多依賴鮑曼。聰明的他，不讓一切流於言表。而鮑曼也明白，戈培爾仍然是元首親密的私人朋友。因此他本能地不讓爭鬥公開化。
除了宣傳部長的職務外，戈培爾博士還是柏林的防衛者。2月初，他以這一身份，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向幾個人發表了講話。當時出席的有柏林軍事長官布魯諾・馮・豪恩希爾德少將，柏林市長，柏林警察局長，戈培爾的助手、國務秘書維爾納・瑙曼，以及豪恩希爾德派駐戈培爾身邊做聯絡官的卡爾・漢斯・赫爾曼上尉。在過去的九天裏，年輕的赫爾曼一直待在戈培爾家裏，住在其夫人和前夫之子的臥室裏。赫爾曼曾聽說過戈培爾的風流韻事，此時卻驚訝地發現，他是個體貼細心的好丈夫。在赫爾曼看來，雖然有些小插曲，夫妻倆的關係卻非常親密和諧。一天夜裏，一家人因空襲躲進了防空洞，赫爾曼注意到，戈培爾夫人握起了丈夫的手，深情地貼在自己的臉頰上。
在2月份的這次會議上，戈培爾宣布，他將要透露一個國家機密，要求在場的所有人發誓不往外泄露。“我剛剛見過元首，”他說道，然後戲劇性地停頓了一下，“無論發生什麽，元首此刻已經明確地下定決心，他不會離開柏林！”大家紛紛告辭了。所有人都充分地認識到了保衛首都的緊迫性。不過，對於戈培爾而言，這同時還證明了他對鮑曼的首次偉大勝利。戈培爾一直主張，希特勒的死亡，如果終將到來的話，應該是在柏林，他所有的主要夥伴都要在場。而講求實際的鮑曼則希望希特勒逃往貝希特斯加登。事實上，這根本不是什麽勝利。盡管戈培爾和鮑曼各執己見，希特勒決定留在柏林，卻是出於自己的理由――如果狀況改變，他第二天就可能出爾反爾。
在歐洲所有的國家元首中，隻有希特勒，因為他對德國人民的控製非常特殊，才是不可缺少的一個。他是一個能夠掌握命運的人。他自己知道這一點。他認為，自己奇跡般地躲過炸彈的謀殺，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同時，他一直相信1924年他在蘭茨貝格監獄寫下的這段話：
在人類曆史上，每隔一段很長的時間，就偶爾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一個講求實際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位政治哲學家。這種結合越是親密，他的政治困難就越大。這樣一個人並不致力於滿足對於凡夫俗子來說顯而易見的需要；他想要達到的目標隻有少數人可以理解。因此，他的一生在愛恨之間飽受折磨。當前的一代人不理解他，對他提出抗議；而他同樣為之奮鬥的子孫後代卻對他大加讚賞。
這一次，他的目標“隻有少數人可以理解”，但數百萬人卻仍然懷著盲目的忠誠追隨著他。
我親愛的女孩：
我剛剛躲進了秘書的辦公室。這是這裏唯一一間裝有臨時窗戶，還算暖和的房間。帝國總理府的花園裏是一幅讓人驚訝的景象――彈坑遍地，樹木傾倒，小路全被碎石和垃圾掩埋了。元首的官邸多次遭到重擊；冬花園和宴會廳隻剩下了一些殘垣斷壁；過去國防軍衛兵站崗的那個臨著威廉大街的門廳，已被夷為平地……
盡管如此，我們仍必須繼續勤勉工作，因為戰爭仍在各條前線上繼續著。電話通訊仍舊癱瘓，元首官邸和黨部仍未與外界恢複聯係……
更慘的是，在這個號稱政府區的地方，照明、電力和用水的供應仍然短缺！總統府前麵停著一輛水車，這是我們僅有的飲用和洗漱用水。而米勒告訴我，最要命的是廁所。突擊隊的那些髒鬼一直在用，卻沒一個人想著打桶水衝洗衝洗……
當天晚些時候，他又給“親愛的小媽咪”寫了一封關於東線潰敗的信，裏麵談到了正在日益增長的危險，這比他向元首本人透露的要嚴重得多。
……局勢迄今仍沒有徹底穩定下來。確實，我們已經投入了一些預備隊，然而蘇聯人的坦克、大炮以及其他各種重武器要比我們多數倍。麵對它們，即使人民衝鋒隊再拚命、再堅決地反抗，也無能為力……
如果我不把你看成勇敢而通情達理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同誌，就不會給你寫這些了。對你，我可以直言不諱，告訴你局勢有多麽不容樂觀――事實上，如果我非常誠實的話，應該說，有多麽絕望。因為我知道，你和我一樣，永遠不會對最終的勝利失去信心。
在這個問題上，親愛的，我知道自己並沒有要求你做力所不逮的事。正因如此，我才體會到，在這樣令人焦慮不安的日子裏，你對於我來說是多麽的珍貴！
時至今日，我才明白，有這樣一位忠實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做我的妻子、生活的伴侶、我的愛人、我的孩子的母親，是多麽了不起的事！時至今日，我才真正感激自己的幸運，能擁有你和你的孩子們……你，我親愛的，我最美麗的，你是我一生的寶貝！
對納粹的虔誠狂熱使他們的愛情變得古怪。例如，在引誘了女演員“M”後，鮑曼在給格爾達的一封長信中描述了所有的細節，並聲稱自己是個走運的家夥，如今“難以置信地快樂地又結了次婚”。格爾達在回信中寫道，這個消息讓她非常高興，但“這麽漂亮的姑娘不能生孩子，真是太可惜了”。接著她又寫道，對於不能和“M”交換意見，不能並肩作戰，為元首持續提供黨員，她深表遺憾。顯然，她和馬丁已有的十個孩子並不夠。
富勒上校目睹了鮑曼描述的暴亂場麵。他給附近的弗利德貝格紅軍司令部的指揮官寫了封信。
我熱切盼望您能得知我們正在此地，並將此事告知負責遣送我們歸隊的俄國參謀。
目前，我們還不缺食物。但是做麵包用的麵粉很快就要不夠了。因為村子裏斷電了，而這裏的磨坊用的是電磨。
借此機會，我希望能表揚一下阿哈莫夫上尉。2月3日，他在本村迅速、果敢地製止了一起暴力事件……
阿哈莫夫是一名和藹可親的蘇聯聯絡官。一天前，他到了烏加滕村。就在他離開這裏，動身去弗利德貝格的幾個小時後，北邊傳來了炮火聲。一位俄國上校告訴富勒，德國坦克正在反攻。上校命令在村子北邊挖些散兵坑，以擊退敵人的進攻。
黃昏時分，隆隆的炮聲越來越近。富勒帶上貝爾坦做翻譯，離開村子去找要他們挖坑的那個上校。剛走出一英裏，他們就被一個多疑的哨兵攔住了。哨兵押著他們，穿過厚厚的積雪，來到了數輛在大雪中圍成一圈的坦克旁。兩個更加多疑的哨兵和一個高聲威嚇的軍官又把他們攔在了這裏。
貝爾坦緊抓住富勒的肩膀。“上校，他們要槍斃我們！”他說，“他們肯定以為我們是遊擊隊。”
爭辯了好久之後，那名軍官終於允許他們繼續上路去司令部。“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有哪個俄國士兵出了事，他”――他指著富勒，“必死無疑！”
司令部就設在鄰近的一個農莊裏。所有人都在喝酒。參謀部的一些人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指揮官是個上尉，他也以為他們是遊擊隊。不過，當他終於相信富勒確實是美國人時，便開始為斯大林和紅軍祝酒。
但是，由於德國坦克即將橫穿這一地區，上尉認為自己應該護送他們回去。他們朝烏加滕走去。突然，一個哨兵騎在馬上疾馳而來，狂亂地揮舞著衝鋒槍。當哨兵將槍對準富勒時，上尉連忙喊道：“他是美國人！”但那哨兵已經酩酊大醉，根本不明白他在說什麽，反而將槍指向了上尉。再次高聲爭辯了許久之後，哨兵騎馬而去了，兩個夥伴終於平安地回到了烏加滕村。
次日清晨，一架小型俄國雙翼機降落在附近的一塊空地上。兩個軍官走了出來，索取村裏所有等待遣送歸隊的盟軍戰俘的名單。他們還透露說，與他們同一部隊的十名美國軍官已經前往敖德薩準備遣返。其中一人名叫喬治・馬爾鮑爾，正是他們過去的看守兼翻譯黑格爾冒名頂替的那個人。富勒趕忙給這個德國人改了個新名字：喬治・F。霍夫曼，下士，軍人編號，0-1293395.富勒讓他記熟自己的新簡曆：曾在佐治亞的本寧堡受訓；之後就讀於弗吉尼亞軍官學校；後在富勒的第一零九團參謀部工作；在阿登戰役中被俘。從這天起，富勒不停地提問黑格爾，經常把他從沉睡中叫醒，然後嚴格盤問。但是不管他糾正多少次，這個德國人總是說自己曾在本尼堡受訓。
在阿登戰役中被俘的另外三千名美國人近日抵達了IIA戰俘營。這座戰俘營建在新勃蘭登堡的高地上，位於柏林以北約一百英裏。除了美國人，那裏還有七萬五千多名塞爾維亞人、荷蘭人、波蘭人、法國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英國人和俄國人，分別關押在不同的營區裏。這是一座專門關押士兵的戰俘營，裏麵隻有兩名美國軍官：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天主教牧師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神父在巴斯托涅附近被俘，當時正試圖在德軍戰線的後方撿一些藥品。他本來結實強壯，樂觀開朗；如今卻瘦骨嶙峋，麵容憔悴，病魔纏身――不過仍然樂觀開朗。德國人之所以允許他和士兵們待在一起，是因為一個態度合作的塞爾維亞醫生使戰俘營的長官相信，桑普森神父的兩片肺葉都感染了肺炎，不能移動。
2月初的一個早晨，桑普森神父領著一隊美國人去倉庫領取美國紅十字會送來的第一批包裹。骨瘦如柴的戰俘們擠在大紙箱周圍，滿心想的都是食物。桑普森神父想起了他來戰俘營後吃的第一頓飯：卷心菜湯，裏麵漂著幾片蘿卜，還有無數的青蟲。一名戰俘大口喝掉盛在皮鞋裏的自己那份湯，然後抬頭看看神父，說道：“我唯一不滿意的是――這些蟲子不夠肥。”
大家急切地撕開了紅十字會的紙箱。一陣緊張的寂靜之後，響起了連珠炮般的咒罵聲。桑普森神父和傘兵們在一起待了十八個月，還從未聽過如此不堪入耳的謾罵。擺在他們眼前的是羽毛球拍、籃球短褲、乒乓球和拍子，還有幾百套體育器材和一打足球墊肩。
下午，桑普森神父第一次參觀了戰地醫院。醫院坐落在美國戰俘營區附近，裏麵有幾個塞爾維亞醫生和波蘭醫生。他看見一個波蘭醫生截掉了一個年輕美國人的雙腿，然後敷上衛生紙，再用報紙包紮。病人在穿越德國的長途行軍和搭乘火車中凍壞了腳，以致生了壞疽。醫生滿麵淚痕，對神父說，這是第五個失去雙腿的美國人；還有十八個人被截去了一條腿。
正當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美國病人――其中大多數患的是痢疾和肺炎――談話時，一個留著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德國看守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他是營裏最可恨的人，大家都叫他小阿道夫。盡管他隻是一名下士，卻在黨內任職――就連戰俘營的指揮官也得對他畢恭畢敬。在IIA戰俘營裏，小阿道夫的話就是命令。其他看守大體來說對囚犯還算不錯。他們聲稱，所有的暴行都是小阿道夫指使的。
小阿道夫總是讓桑普森神父想起一名打著領結的小辦事員。他喜歡討論“文化”和“文明”。此刻，他轉向神父問道：“你怎麽看布爾什維克？你怎能為你們與不信上帝的俄國人結盟而辯護？”
神父回答說：“目前，納粹才最為危險。因此我們要接受一切幫助，好把納粹擺脫。”
“你肯定是瘋了！”小阿道夫喊道，“如果你不肯相信事實，我就讓你看看這些俄國人有多髒！”他伸手指向俄國人的營區。那裏汙穢遍地，臭氣彌漫了整個戰俘營。
“他們住在豬圈裏。”桑普森神父承認，“那他們怎麽能幹淨得了呢？”
“你沒抓住重點。其他國家的人都能保持幹淨。俄國人的營區裏還有教授。我跟他們談過。他們是俄國人中頭腦最聰明的，卻分不出文明和文化有什麽區別。”
“這隻是個語義學的問題。”
“不，不，你還是沒明白。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二者的區別。那些俄國人極其沒有人性。你知道嗎？上次死了一個人，他們竟把死屍留了好幾天。”
“那隻是為了拿到他那份口糧。”神父指出。共有兩萬一千名俄國人被關進了戰俘營，而目前隻剩四千人還活著；大部分人都是餓死的。
“你們自己的醫生霍斯驗過屍，證實有人吃了同伴的屍體。”小阿道夫說。塞西爾・霍斯上尉的確證實過這件事。即便如此，桑普森神父仍然認為，這種行為的責任不在俄國人。他自己餓過七個星期的肚子，認識到對於一個快要餓死的人來說，沒有什麽事做不出來。
小阿道夫把桑普森神父帶到醫院裏專為俄國人預備的地方。房間裏的景象極為恐怖。垂死的病人們躺在肮髒的地上，一個緊挨著一個，連腿都伸不開。他們咳嗽著，把痰吐在彼此的身上，虛弱地互相推擠著，抓撓著。他們抬頭看向桑普森神父，眼神一片空洞，甚至都沒有祈求；每個人都很清楚，自己很快即將死去。在這裏照顧他們的唯一一人是位法國牧師。他的皮膚很嫩，一條皺紋都沒有，看上去也就二十出頭。整個戰俘營都知道，他把自己的口糧全給了這些垂死的俄國人，而且幾乎每一秒鍾都和他們待在一起。桑普森神父看向他。雖然病人們全無感激之情，他卻仍然在細心地照顧著他們。
“看，他們隻不過是畜生！”小阿道夫臨走時評論道。他剛一消失，那個“年輕”牧師――實際上，他都快五十歲了――就走過來對神父說，有一車屍體馬上要被拉走。“神父，車上有幾個人還活著――他們想盡快擺脫這些病人！”德國人不讓他跟車，所以他請求這個美國人做點什麽――什麽都可以。桑普森神父匆匆趕去，卻隻來得及看見一輛裝滿屍體的大車向墓地滾滾而去。他看見一些胳膊和腿無力地晃動著。那些人要被活埋――而他隻能眼睜睜地看著。
神父心生懼意，轉身便往回走。來到正門附近時，他看見一個看守正在搜查一個俄國人。他讓他解開褲子，一塊酸腐的德國麵包掉了出來。看守撿起麵包，俄國人立刻搶了回去。看守將刺刀架到俄國人的脖子上，但他仍不肯交出麵包。看守一槍托打在俄國人的腦袋上，俄國人倒下了。看守連打帶踢，然而，俄國人仍舊頑強地抓著麵包。桑普森神父隻能自問，究竟誰是畜生？
為了阻止這一暴行，他開始懇求那名看守。“我是神父。”他指著自己的十字架，一遍又一遍地對看守說。然而毒打仍在繼續。於是桑普森神父跪在俄國人身邊，開始禱告。看守猶豫了。或許是神父的十字架使他羞愧，或許是上尉的肩章使他敬畏，他叫另外兩個看守把俄國人抬到看守室。俄國人被拖走了，他的手裏還緊攥著那塊麵包。
在法蘭克福和奧得河以東幾英裏的地方，紅軍剛剛截獲了另一支難民隊伍。一名紅軍軍官用俄語高聲吼了起來。十六歲的德國男孩埃爾文・施耐德知道，他喊的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俄國人之所以如此激憤，是因為有很多宣傳員在鼓動他們，一定要複仇。
2月6日這一天，在柏林，元首對他的心腹們說，三巨頭打算“摧毀”德國。“我們已到了生死關頭，”他憂心忡忡地說道，“形勢很嚴峻，非常嚴峻，甚至可以說毫無希望。”不過他堅持說，隻要逐步地保住祖國的領土，就仍然有勝利的機會。“隻要我們堅持戰鬥，就總會有希望。而這必定將足以使我們不再認為一切已成敗局。終場哨聲響起之前，沒有勝負可言。”他回憶起俄國女皇的暴亡使腓特烈大帝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我們和腓特烈大帝一樣，也是在和一個聯盟作戰。記住，一個聯盟不是一個穩定的整體。它僅僅是因為少數幾個人的意願而存在。如果丘吉爾突然不複存活，那麽一切都會在刹那間改變！”
他激動地提高了嗓門。“我們仍然可以在最後的衝刺關頭奪取勝利！希望我們還有時間這樣做。我們目前必須做的，就是拒絕認輸！對於德國人民來說，隻要能夠繼續獨立自主地生存下去，就是勝利。僅此一條就足以證明，這場戰爭決非無益之舉。”
駐意大利的黨衛隊地區總隊長，希姆萊的“小狼”卡爾・沃爾夫將軍來到帝國總理府，希望就他提出的關於神奇武器和德國前途的問題得到滿意的答複。他的上司帝國元首無法給出答案，因此，他便親自前來詢問元首。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也在場。三人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元首，”沃爾夫說道，“如果您不能給我一個製成神奇武器的確切日期，那麽，我們德國人就必須著手接近英美，謀求和平。”沃爾夫的語速很快。他接著透露說，出於這一目的，自己已經建立了兩個聯係人：一個是米蘭的舒斯特樞機主教，他是教皇的密友；另一個是英國情報局的特工人員。在他講話的期間，希特勒一直像戴了麵具般沒有表情。
沃爾夫停住了。希特勒沒有發表意見，隻是將指關節按得咯咯作響。沃爾夫認為這是允許他繼續說下去，於是便建議說，該從這兩個調解人當中選擇一個了。“元首，”他繼續道，“我通過自己的特殊渠道收集到了一些證據，很顯然，在這些非天然的盟國（三巨頭）中，存在著很多天然的分歧。不過，請您不要見怪，我想說，如果沒有我們主動的介入，我相信這個聯盟不會自己解體。”
希特勒抬起頭，似乎是對此表示同意，同時還繼續按著指關節。然後，他微微笑了一笑，這意味著二十分鍾的會見結束了。沃爾夫和裏賓特洛甫起身告辭了。出門之後，兩人興奮地談論著，元首對這一大膽建議似乎持接受的態度。不錯，他始終一言未發，也沒有給出任何明確的指示，但是，他也沒說不行。隨後，二人各奔東西。沃爾夫去意大利探索某些可能性，裏賓特洛甫則前去瑞典。
一個街區開外，鮑曼正在他的辦公室裏給格爾達寫另外一封信。這一次，他描述的是前一天為愛娃・布勞恩舉辦的生日宴會。當然，希特勒也出席了。
愛娃情緒不錯，不過抱怨說沒有好舞伴，還用一種完全不屬於她的刻薄批評了許多人。
她之所以心煩意亂，是因為元首剛剛告訴她，她和其他幾位夫人近幾天就得離開柏林。在收到這封輕鬆的信之前，格爾達給鮑曼寫了一封激情洋溢的信件，裏麵充斥著她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讚美：
……元首給我們灌輸了帝國這一思想。該思想已經，並且正在秘密地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人民做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犧牲――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出這些犧牲，僅僅是因為這一思想已經浸透並占有了他們的身心。這些犧牲證明了帝國思想的力量，也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們的鬥爭是何等正義和必要。
終有一日，我們夢寐以求的帝國將會誕生。我在想，我們，或是我們的孩子，能夠活著看到這一天嗎？你知道，在某些方麵，這讓我想起了《埃達》中的《諸神的黃昏》。巨人和侏儒，芬裏爾狼，米德加德巨蛇，以及一切邪惡的勢力，都聯合起來反對眾神。大多數神�都倒下了，而魔鬼們已踏斷了通往眾神之所的橋。死去的英雄們組成大軍，打響了一場無形的戰鬥。女神們趕來支援，眾神的宮殿倒塌了，失敗似乎已成定局。可是，突然之間，一座新的宮殿拔地而起，並且比從前更為宏美。巴爾德爾也複活了。
爹地，神話故事中，尤其是《埃達》中的祖先們竟與當今的時代如此相似，這總是讓我非常驚訝……
親愛的，我完全徹底地屬於你，我們會活下去繼續戰鬥，哪怕在這場可怕的戰火中，我們的孩子們隻有一個能夠幸存。
你的
媽咪
對於民主國家的人民來說，納粹哲學很難理解，隻是一種扭曲的幻想；可對於德國人民來說卻並非如此。因為他們親眼見到希特勒把他們的國家從即將爆發共產黨革命的狀態中拯救了出來，從失業和饑餓中拯救了出來。盡管納粹黨員人數相對來說並不多，但是，有史以來世界上還從未有過這樣一個人，能夠如此徹底地催眠數百萬人。從一介無名小卒，到完全統治一個偉大的民族，希特勒憑借的不單單是強權和恐怖，還有思想。他為德國人勾勒了一幅美妙的前景，讓他們認為自己值得擁有陽光下的驕傲地位。而與此同時，他又不斷地提醒他們，隻有摧毀猶太人，並粉碎其妄想由布爾什維主義來統治世界的險惡陰謀，這一地位才能得以實現。
最重要的是，十多年來，他一直不停地向德國人灌輸對布爾什維主義的仇恨。正是這一仇恨促使東部前線的戰士們如此拚命地抵抗。希特勒反反複複地告訴他們，紅軍將會如何對待他們的妻兒，他們的家，他們的祖國。因此，如今他們在無望地戰鬥著――在仇恨、恐懼和愛國心的驅使下。他們拚的不是機器和武器，而更多的是決心、絕望和純粹的勇氣。雖然紅軍來勢洶洶，在坦克、槍炮和飛機方麵占絕對優勢，但是東部前線卻逐漸開始穩定了下來。而在一周之前，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漢斯-烏爾裏希・魯德爾上校就是東部這種戰鬥精神的化身。他是一個“斯圖卡”式轟炸機大隊的指揮官，身材中等，卻極富活力，這給人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他不是走路，而是跳躍；不是說話，而是滔滔不絕地高聲往外噴詞。他長著一頭淺棕色的鬈發，一雙淺橄欖綠的眼睛，麵部輪廓非常清晰，簡直像是用石頭雕刻而成的。他毫無保留地信任希特勒，卻比任何人都更加坦率地批評黨員們及軍事首腦們的錯誤。六年間，他執行戰鬥任務近兩千五百次，戰功顯赫，已成傳奇。他擊沉過一艘蘇聯戰艦，並摧毀了約五百輛坦克。
2月8日，魯德爾的部下在屈斯特林和法蘭克福之間，沿著奧得河同已經穿過希姆萊集團軍防線的朱可夫先頭部隊作戰。事實上，除了奧得河這道天然障礙，分散在河岸上的幾支分隊，以及魯德爾的“斯圖卡”式轟炸機――每架飛機都相應地裝飾著一個六百年前東征的條頓騎士團的徽章――希姆萊並無其他手段去阻止俄國人。“斯圖卡”已不再是空中的威脅，它速度緩慢，行動笨拙，俯衝投彈時很容易被擊中。魯德爾本人就被擊落過十多次，左腿被機槍子彈打傷了，現在還打著石膏。在過去的兩周裏，他的部下沿著奧得河飛來飛去，像緊急消防隊一樣，試圖阻止勢如破竹的紅軍坦克隊伍。他們炸毀了數百輛坦克，但是又有幾千輛不屈不撓地向奧得河兩岸衝來。
在阿登戰役中，魯德爾被召到元首在西線的司令部，接受一枚特別勳章。
“你已經飛得夠多了，”希特勒緊抓住他的手，盯著他的眼睛說道，“我們德國的青年人可以從你的經曆中獲益匪淺，你應該為此而珍惜生命。”
對於魯德爾來說，沒有比讓他停飛更糟糕的事了。他說：“元首，如果不允許我繼續率領我的大隊飛行，我就不能接受這枚勳章。”
希特勒仍然緊握著魯德爾的右手，凝視著他的眼睛。他用左手拿出一個天鵝絨襯裏的黑色盒子。盒子裏麵，鑽石的光芒熠熠生輝。那是他親自為魯德爾特別設計的一枚勳章。希特勒嚴肅的表情緩和了一下，他微笑著說道：“好吧，你可以繼續飛行。”不過幾周之後，他改變了主意，命令魯德爾停飛。魯德爾非常生氣，打電話給帝國元帥戈林，但戈林出去了。他又想找凱特爾，但凱特爾在開會。沒辦法，隻好直接打給希特勒本人。當他要求接通元首的電話時，一個懷疑的聲音詢問他的軍銜。
“下士。”他開玩笑說，接著聽到了一陣讚賞的笑聲。過了一會兒，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斯・馮・貝羅上校接過了電話。貝羅說道：“我知道你想幹什麽，但是我請求你不要激怒元首。”
魯德爾決定親自去找戈林求助。此時，戈林正在卡林霍爾鄉下的家裏。帝國元帥身穿一件鮮豔的長袍，寬鬆的袖子像大蝴蝶的翅膀一樣扇動著。“一周前，我特意為你的事去見了元首，”戈林告訴他，“元首這麽說：‘當著魯德爾的麵，我不忍心告訴他必須停飛；我確實不能這麽做。不過你這個空軍的頭兒是幹什麽用的？你可以告訴他，我不能。像我這麽一個喜歡看見魯德爾的人，在他服從我的意願之前，我不想再見到他。’這是元首的原話，我不想再對這個問題多加討論了。我很清楚你的意見，很清楚你會反對。”
於是，魯德爾沒再爭辯，而是返回了前線。他決心像從前一樣繼續飛行。他的確繼續飛行了，不過是偷偷地進行，直到一份戰報中稱讚他在一天之內炸毀了十一輛坦克。命令隨之傳來，讓他立刻去卡林霍爾報到。
戈林怒不可遏。“元首知道了你還在飛，”他說，“他讓我警告你，必須馬上放棄飛行。你不要逼他對你做出違抗軍令的懲處。另外，他也不願對一個因英勇戰鬥而獲得德國最高勳章的人采取這種行動。我就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麽了。”
兩周後的2月8日，魯德爾仍舊在飛。當晚，阿爾伯特・施佩爾到訪。他是希特勒最為聰明能幹的一位部長，掌管著軍備和軍工生產部。“元首計劃襲擊烏拉爾軍火工業使用的水壩。”施佩爾開口說道，“他希望能夠中斷敵人的武器生產，尤其是坦克生產，至少要中斷一年。”這次行動將由魯德爾來組織。“但是你不能親自去飛；元首特意強調了這一點。”
魯德爾提出了抗議。沒有人比他更適合這項任務；他的俯衝轟炸經驗非常豐富。他逐條列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可施佩爾隻是回答道：“這是元首的意思。”然後他說，他將送來烏拉爾計劃的詳細方案。臨別時，他對魯德爾吐露道，德國工業所遭受的巨大破壞讓他對未來很是悲觀，然而，他希望西方能夠看清形勢，不要讓歐洲落入俄國人的手中。接著，他歎了口氣，說道：“不過，我相信，元首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合適人選。”
2月9日，元首每天召開的例會之前，陸軍參謀長、東線總司令海因茨・古德裏安帶著一種徹底的挫敗感，正在研究形勢報告。他不擅防守，也沒有能力指揮這種層麵上的戰鬥。基本上來說，他隻是一個童子軍領袖，一個直率坦誠、熱血沸騰、生性開朗的戰士。正因他一直憑著這些能力與熱忱投身戰鬥，他的部下――從軍官到士兵――才都虔誠地追隨他。在普魯士軍事學院學習了四年之後，他參加了他父親指揮的步兵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曆任信號官、第四步兵師參謀，最後任總參謀部參謀。
他對坦克的興趣日益濃厚。英國人和法國人認為，坦克的優勢在於它的超強火力和防護能力。而古德裏安則聲稱，這兩點使坦克不得不限製它的行軍速度，以使步兵跟上其步伐。在他看來，裝甲戰的精髓在於速度和靈活性，其次是火力，最後才是防護能力。對於他來說，一個裝甲師不是簡單的一群坦克，而是一支完全獨立的特遣隊，它包括高射炮、反坦克炮、摩托化步兵和工兵。應該將幾個這樣的師組編為協同作戰的裝甲部隊，那才是一支行動神速、威力無比的力量。
然而德國總參謀部與英法專家意見一致。直到希特勒上台後，古德裏安的夢想才得以實現，因為發動閃電戰的可能性讓希特勒激動不已。古德裏安的理論最終在波蘭付諸實踐。如果在坦克部隊橫穿比利時境內時，希特勒沒有突然下令停止進攻，他很有可能及時趕到英吉利海峽，阻止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發生。
1941年夏對俄國發動進攻後取得的最初戰績，同樣主要歸功於古德裏安的方針。然而，開始下雪之後，他懇求希特勒讓他破釜沉舟地打到莫斯科去，元首卻拒絕了，命令他包圍並占領基輔。他照辦了，但這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於是，他要求元首允許他等到春天再占領莫斯科。希特勒再次拒絕。對俄國首都的進攻立即發動了，隨之而來的是無盡的災難。其後，希特勒剝奪了古德裏安的指揮權；直到兩年後的斯大林格勒大潰敗，才將他重新起用。盡管將軍被晉升為最高統帥部首腦，但他與元首之間的裂痕似乎隻是從表麵上得到了彌補。而每次會議之後，這一裂痕都有重新裂開之勢，以至於古德裏安的副官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男爵很為他上司的性命擔心。
為了參加2月9日的元首會議，古德裏安離開了措森，前往北麵的柏林。在這二十英裏的路上，他一直煩躁不安，怒氣衝衝。有些事情必須要做了，他說。往北很遠的地方，庫爾蘭集團軍的十二個師被阻斷在了拉脫維亞海岸，遠離了戰爭，因為希特勒不願讓他們從海路撤退。沿海岸往南一百二十五英裏，北方集團軍也被困在了柯尼斯堡地區。和北麵的戰友一樣，他們全靠空運和海運提供給養。這兩個集團軍都沒有對德國的這場戰爭作出任何貢獻。還有希姆萊的維斯杜拉河集團軍，和從前一樣，隻不過是個空架子。在阻止朱可夫向柏林進攻的問題上，幾乎無所作為。盡管首都正受到朱可夫的直接威脅，希特勒卻仍向南部的匈牙利發動了大規模進攻。這真是太可笑了，古德裏安喃喃自語。然後，他又說道，今天就要和元首最後攤牌。
和往常一樣，在允許他們進入希特勒的辦公室之前，黨衛隊的衛兵仔細搜查了他們合體的製服，徹底得簡直讓人覺得飽受侮辱。會議剛一開始，古德裏安就突然要求希特勒推遲進攻匈牙利，立即對朱可夫逼近柏林的先頭部隊進行大反攻。朱可夫已經斷了給養，對他先頭部隊的兩翼同時發起進攻，就可將其攔腰截斷。
希特勒耐心地聽著。接著，古德裏安提出了進行這一反攻的必要條件：立即撤出庫爾蘭、巴爾幹、意大利和挪威的所有駐軍。希特勒粗魯地拒絕了。古德裏安隻能繼續爭辯說：“你必須相信我，我並不是出於固執才堅持從庫爾蘭撤軍。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什麽其他方式可以保衛首都。我向你保證，我所做的一切都隻是為了德國的利益。”
希特勒站起來，左半身顫抖著，高聲喊道：“你怎敢這樣對我說話！你難道認為我不是在為德國而戰嗎？我的一生都在為德國而奮鬥！”戈林走到古德裏安身邊，拽過他的胳膊，把他拉進了隔壁房間。兩人喝著咖啡，古德裏安極力抑製自己的憤怒。可剛一回到會議室，他便再次要求從庫爾蘭撤軍，這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希特勒怒火衝天地掙紮著站了起來，拖著腳走到古德裏安麵前，而古德裏安也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兩人相對而立，死死地盯著對方。希特勒甚至都揮舞起了拳頭，但古德裏安還是拒絕退讓。最後，古德裏安手下的一個參謀，沃爾夫岡・托馬勒將軍抓住古德裏安的衣角，把他拽了回來。
這時，希特勒已經控製住了自己。讓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平靜地同意了讓古德裏安發動反攻。他補充說，當然，反攻的規模不能像將軍希望的那麽大，因為不可能從庫爾蘭撤軍。然後，他簡單描述了自己的想法：動用目前希姆萊用於保衛波美拉尼亞的軍隊，從北部發動一次極為有限的進攻。
古德裏安打算反駁，不過，他最終決定，小規模的進攻總比壓根不進攻強。至少，他可以挽救波美拉尼亞，並打開一條通向東普魯士的道路。
朱可夫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反攻的可能性，繼續將他的先頭部隊向德國內陸推進。在屈斯特林和法蘭克福之間的奧得河西岸，他已經建起了一座橋頭堡，現在正準備以此為跳板攻向柏林。
2月9日早晨，德國空軍司令部通知魯德爾，俄國坦克剛剛從橋頭堡過了河。最高統帥部無法及時調來重炮部隊，阻止不了這些坦克向柏林全速推進。隻有“斯圖卡”能阻止它們。幾分鍾後，魯德爾和能召集到的所有飛行員飛上了天空，向冰封的奧得河飛去。他命令一個中隊去攻擊法蘭克福附近的一座浮橋，然後親自率領反坦克小隊突襲西岸。
他看見雪地上有很多車轍。是坦克還是防空拖車的？他冒著密集的高射炮火，降低高度，向雷布斯村飛去。這時，他發現了十幾輛精心偽裝的坦克。接著，高射炮火砰的一聲擊中了他的機翼，他連忙將飛機急速向上拉升。他看到下麵至少有八門防空炮，意識到在這樣一片既沒有高大樹木也沒有建築物的平原上，追逐坦克就等於自殺。若是平時，他自然會選擇一個更好的轟炸目標，但今天，柏林正處於危險之中。於是，他用無線電通知大家，由他和他的機槍手恩斯特・加德曼上尉單獨前去轟炸坦克。其他人原地守候，待看到高射炮的火光後，再設法將其炸毀。
魯德爾觀察了一番地形，終於看見一隊T-34坦克正從樹林中潛出。“這一次，我就全靠運氣了。”他對自己說。然後，他掉轉機頭，向下俯衝。炮火在機身兩側呼嘯而過，但他仍繼續俯衝。在離地麵大約五百英尺處，他微微將飛機向上拉升，然後突然翻轉機身，向一輛正在隆隆前進的坦克衝去。他不想從一個過陡的角度進攻，那樣有可能會脫靶。他的兩門炮同時開了火，坦克頓時濃煙滾滾。隨即，第二輛T-34進入了他的瞄準器。他對準坦克尾部開了火，一朵蘑菇雲騰空而起。在接下來的幾分鍾裏，他又炸掉了兩輛坦克。然後，他飛回基地補充彈藥，之後再次返回發動第二次攻擊。又幹掉幾輛坦克之後，他勉強飛回了基地。他所駕駛的“斯圖卡”兩翼和機身都被炮火炸出了裂痕，不得不換架飛機繼續戰鬥。
到第四次出擊時，他已經擊毀了十二輛坦克，隻剩下了一輛體形巨大的“斯大林”式。他拉升飛機，一直飛到高射炮的射程以外，然後突然翻轉機身，從斜刺裏呼嘯著向下疾衝，同時不斷地左右劇烈搖擺，以避開迎頭的炮火。靠近坦克時，他將“斯圖卡”拉平，開火，然後呈之字形迅速飛離，直到飛出炮火的射程，這時就可以安全地再次向上拉升了。他向下望去，隻見“斯大林”已冒起了濃煙，卻仍在前進。他太陽穴處的血管砰砰地跳動著。他知道，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每飛過去一次，被擊中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但是，那最後一輛坦克上的某種東西激怒了他。他必須摧毀它。這時，他注意到飛機上一門炮的紅色指示燈開始閃爍不停――後膛被堵住了！而另一門炮隻剩下一發炮彈。他又飛到兩千五百英尺的高度，心裏激烈地鬥爭著。為什麽要拿一發炮彈冒險呢？但回答是：也許正需要這一發炮彈，就可以阻止那輛坦克碾過德國的土地。“太誇張了吧！”他對自己說，“即使你炸掉這輛坦克，還會有更多的坦克碾過德國的土地――但你還是會炸掉它，一切均取決於此。”
他呼嘯著俯衝下去。在操縱飛機翻滾扭動的同時，他看見地麵的數門大炮噴出了火舌。他猛然拉平機身，開了火。“斯大林”頓時火光衝天。魯德爾歡喜地一掠而過，然後開始盤旋上升。突然，哢嚓一聲，像是有把火紅滾燙的鐵器刺進了他的右腿。他的眼前頓時一片黑暗，什麽也看不見了。他急促地呼吸著，努力控製住了飛機。
“恩斯特，”他氣喘籲籲地通過對講機對他的機槍手說，“我的右腿斷了。”
“不會的。”加德曼平靜地說，“如果真斷了，你就講不了話了。”他的職業是名醫生，而副業則是名天生的戰士。在醫學院上學時，他就進行過數場決鬥。他是如此酷愛戰鬥，所以才當上了機槍手。“左翼著火了。”他鎮靜地說，“你必須馬上降落。我們被高射炮打中了兩次。”
“告訴我在哪兒緊急著陸！”魯德爾仍舊什麽也看不見，“然後快點把我拉出去，不然我就會被活活燒死。”
加德曼指揮著失去視覺的飛行員。“降落！”他喊道。
有樹或者電話線嗎？魯德爾心想。還有，機翼什麽時候會折斷？此刻，腿部的疼痛蓋過了一切，他隻能機械地應著喊聲操作。
“降落！”加德曼又一次吼道。
這話像是一盆冷水潑在他的臉上。“地形怎麽樣？”他問道。
“很差……是一片小丘。”
他隨時都有可能昏倒。此時，他隻知道，自己必須降落。他感覺到飛機歪了一下，連忙踢向左方向舵。左腳頓時一陣灼痛，他不禁尖叫了起來。不是右腿受了傷嗎？他心想。他忘了，自己的左腿本來就打著石膏。
魯德爾輕輕拉起機頭，好讓飛機平墜著陸。這時，飛機已經著了火。他感覺到飛機震動著撞上地麵，然後歪向一側，接著聽到了刺耳的滑行聲。隨後是突如其來的寂靜。他如釋重負，昏了過去；一波疼痛的巨浪襲來，他蘇醒過來，隨即又昏了過去。當他再次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奧得河西岸幾英裏處的一個急救站的手術台上。“腿沒有了？”他虛弱地問道。
身旁的外科醫生低頭看看他，點了點頭。魯德爾想，再不能滑雪，跳水，再不能撐竿跳高了；然而，有那麽多戰友傷得更為嚴重，這又有什麽區別呢？隻要能夠為拯救祖國略盡綿力，丟掉一條腿又算什麽呢？
外科醫生正在道歉：“……隻剩下了少量肌肉碎片和一些纖維組織，別的什麽都沒有了，所以……”過了一會兒，戈林的私人醫生來了。他說，帝國元帥希望將魯德爾送往位於柏林動物園的地下醫院。他還告訴魯德爾，戈林已將此事報告了希特勒。在對這位德國最偉大的英雄能夠幸免於難表示慶幸之後，希特勒說，“當然，初生牛犢不怕虎。”
如果說魯德爾是希特勒理想的武士，那麽，四十七歲的約瑟夫・戈培爾博士就是他理想的知識分子。七歲時的一次手術，使戈培爾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三英寸。上學之後，他更執著於智力方麵的追求。二十多歲時，他曾在業餘先後寫過小說、戲劇、電影――而每一次都最終落敗。他在很多方麵都有點小天賦，卻飽受挫折。最後，他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熱鼓吹者。
馬丁・鮑曼和戈培爾一樣，都是狂熱的納粹分子。他們二人可能是希特勒最忠實的追隨者。兩人都願意為元首肝腦塗地；兩人都不信任希姆萊，也不被後者所信任。雖然有這麽多相似之處，兩人的區別卻更為鮮明。鮑曼身材矮胖，脖子粗得像個摔跤手。他的圓臉寬鼻使他更顯得粗壯，讓他看上去很殘忍，簡直像頭牲口。他這人乏味無趣，不愛說話，因此更喜歡躲在幕後。而戈培爾則相對瘦小，愛衝動，像個男明星一樣喜歡炫耀。在聚光燈下拋頭露麵，是他最快樂的事情。他稟性幽默，不論是麵對很多聽眾，還是僅有一個傾聽者，都能憑借他的魅力和睿智深深影響對方。鮑曼總是單調乏味、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確的細節，而戈培爾則富有想象力。用施佩爾的話說，他擁有一個拉丁人的思想，而不是德國人的。這對於他成為一位大演說家、一位宣傳大師不無裨益。
可能是因為國家社會主義對教會的譴責，其民族主義思想，以及為個人發展提供的機遇，鮑曼才對它如此篤信。過去，作為魯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一直隻是個小卒；即便現在，他已經是帝國總理府的首腦，卻仍然在德國默默無聞。他成了希特勒忠實的影子，隨時待命，準備去做最瑣細或最艱難的工作――元首隻是隨口一說，他便立即行動。有一次，在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貝格霍夫別墅，希特勒從巨大的觀景窗望出去，發現附近的一棟村舍實在刺眼，便說，在那所房子的老主人去世之後，他希望將它拆掉。幾天之後，希特勒發現他的眼中釘不見了。言聽計從的鮑曼簡單地拆掉了那棟房子，讓主人搬到了一座雖然更好，但他們並不喜歡的房子裏去。
他是國家社會主義領袖中最為神秘的人物。他拒絕勳章和公開的榮譽。事實上，他避免一切拋頭露麵的機會。他的照片很少見，所以沒有幾個德國人能認出他。他最為希望的是，能成為一個希特勒離不開的人。
1943年4月，鮑曼被正式任命為元首秘書。這個身份，讓他掌握了驚人的權力。希特勒該見誰，該讀哪份文件，全都由他來決定。不僅如此，幾乎每次會見，鮑曼都要出席。
“七・二�”謀殺事件之後，希特勒變得越來越依賴少數幾個他認為可以絕對信任的人。而在這些人之中，隻有鮑曼能夠將各種意見和計劃簡化為清晰、簡單的建議。有一次，希特勒說：“鮑曼的建議總是言簡意賅，我隻需要說‘行’或‘不行’。有了他，我十分鍾就可以處理好一堆文件，換了其他人，就得花上幾個小時。如果我告訴他，六個月後提醒我這件事或那件事，我可以確信他一定不會忘記。”有時別人會抱怨說，鮑曼處理事情時非常無情。希特勒回答道：“我知道他冷酷無情。但是他言出必行，我可以完全依賴於此。”
這兩位“高級牧師”，有著如此之多的相似之處，也有著如此之多的不同。他們一直在為元首的青睞與信任而激烈競爭，不過，這是一場秘密的、無聲的決鬥。戈培爾深知元首有多依賴鮑曼。聰明的他，不讓一切流於言表。而鮑曼也明白，戈培爾仍然是元首親密的私人朋友。因此他本能地不讓爭鬥公開化。
除了宣傳部長的職務外，戈培爾博士還是柏林的防衛者。2月初，他以這一身份，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向幾個人發表了講話。當時出席的有柏林軍事長官布魯諾・馮・豪恩希爾德少將，柏林市長，柏林警察局長，戈培爾的助手、國務秘書維爾納・瑙曼，以及豪恩希爾德派駐戈培爾身邊做聯絡官的卡爾・漢斯・赫爾曼上尉。在過去的九天裏，年輕的赫爾曼一直待在戈培爾家裏，住在其夫人和前夫之子的臥室裏。赫爾曼曾聽說過戈培爾的風流韻事，此時卻驚訝地發現，他是個體貼細心的好丈夫。在赫爾曼看來，雖然有些小插曲，夫妻倆的關係卻非常親密和諧。一天夜裏，一家人因空襲躲進了防空洞，赫爾曼注意到，戈培爾夫人握起了丈夫的手，深情地貼在自己的臉頰上。
在2月份的這次會議上，戈培爾宣布，他將要透露一個國家機密，要求在場的所有人發誓不往外泄露。“我剛剛見過元首，”他說道，然後戲劇性地停頓了一下，“無論發生什麽，元首此刻已經明確地下定決心，他不會離開柏林！”大家紛紛告辭了。所有人都充分地認識到了保衛首都的緊迫性。不過，對於戈培爾而言，這同時還證明了他對鮑曼的首次偉大勝利。戈培爾一直主張，希特勒的死亡，如果終將到來的話，應該是在柏林，他所有的主要夥伴都要在場。而講求實際的鮑曼則希望希特勒逃往貝希特斯加登。事實上，這根本不是什麽勝利。盡管戈培爾和鮑曼各執己見，希特勒決定留在柏林，卻是出於自己的理由――如果狀況改變，他第二天就可能出爾反爾。
在歐洲所有的國家元首中，隻有希特勒，因為他對德國人民的控製非常特殊，才是不可缺少的一個。他是一個能夠掌握命運的人。他自己知道這一點。他認為，自己奇跡般地躲過炸彈的謀殺，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同時，他一直相信1924年他在蘭茨貝格監獄寫下的這段話：
在人類曆史上，每隔一段很長的時間，就偶爾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一個講求實際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位政治哲學家。這種結合越是親密，他的政治困難就越大。這樣一個人並不致力於滿足對於凡夫俗子來說顯而易見的需要；他想要達到的目標隻有少數人可以理解。因此，他的一生在愛恨之間飽受折磨。當前的一代人不理解他，對他提出抗議；而他同樣為之奮鬥的子孫後代卻對他大加讚賞。
這一次，他的目標“隻有少數人可以理解”，但數百萬人卻仍然懷著盲目的忠誠追隨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