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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國覆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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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線潮湧
我的帝國元首！
因為不知道在我死去之時能否適當地向您告別，所以我用寫信的方式提前告別。
借此機會，我最後一次向您道謝，感謝您給予我的全部友情、活力，以及您對於我來說所代表的一切。不僅對我而言，對全德國而言，您都是一切善、美和男子氣概的化身，也是一切值得為之奮鬥的事物的化身。我們之所以有今天，都應歸功於您和元首。
如果我還能表達最後的願望，我希望，來世您能允許我再次追隨您，為了德國而戰。
向您和德國致以最好的祝願，願我們的理想得以實現。我將和所有善良的靈魂一起，從巍峨的瓦爾哈拉高地忠實地注視著您。
希特勒萬歲！
您忠實的“小狼”
盟國空軍領導人作出了期待已久的決定，對德國人口中心進行蓄意的恐怖轟炸，這是為加速希特勒滅亡而采取的殘忍的應急手段。
這篇報道在英國掀起了一場爭議。兩周之後，當理查德・斯托克斯在下議院譴責對大城市不加選擇地進行轟炸時，這一爭論達到了高峰。他引用了《曼徹斯特衛報》最近的一篇報道：
2月13日晚上發生了什麽？德累斯頓有一百萬人，包括六十萬從受轟炸地區撤下來的以及東部的難民。瘋狂的大火無法控製地在狹窄的街道上蔓延，大批百姓因為缺氧而死亡。
接著，斯托克斯用尖銳的諷刺語氣指出，俄國人奪取城市，但似乎並不徹底毀滅它們。“你們想從那些被炸成碎片，疾病猖獗的城市裏得到什麽？”他問，“即將來臨的疾病、肮髒和貧困是否絕不可能被控製或克服？我非常想知道，在這一階段，人們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當我聽到那位內閣大臣（空軍大臣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談到‘加強破壞’時，我想：在戰爭的這個階段，對於一個英國內閣大臣來說，這句話說得多好啊！”斯托克斯提請大家注意美聯社據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記者招待會上格裏爾森的講話所作的報道。他想知道，是否從現在開始，“恐怖轟炸”將成為政府的政策。
這一講話對給西方世界的良知造成了很深的影響。丘吉爾感到，必須給黑斯廷斯・伊斯梅將軍和空軍參謀長查爾斯・波特爾爵士寫一篇備忘錄：
在我看來，盡管采取了其他借口，但轟炸這些德國城市僅僅是為了增加恐怖氣氛，現在是時候審視一下這個問題了。否則，我們將控製一片已被徹底毀滅的土地。例如，我們將不能從德國獲得我們自己需要的建設物資，因為首先需要為德國人提供一些臨時的物資。摧毀德累斯頓是一個有違盟國轟炸準則的嚴重問題。我認為，與其說是為敵人，不如說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今後應更為嚴格地研究軍事目標。
外交大臣已同我討論過此事。我感覺，需要更準確地集中轟炸軍事目標，比如當前戰區後方的石油和交通樞紐，而不是純粹的恐怖行動和肆意的破壞，盡管後者更有威懾力。
顯然，首相已經忘記了，正是他致辛克萊的一封措辭尖刻而強硬的信件觸發了對德累斯頓的空襲。在波特爾看過丘吉爾的信之後，他提醒首相，不應譴責轟炸機指揮人員，他們忠實地執行了政府的政策。
丘吉爾收回了備忘錄，重寫了另外一篇。這次，他把“恐怖轟炸”改成了“地區轟炸”，並且沒有提及德累斯頓。他相當理性地評述道：“我們必須注意，我們的進攻給我們自己帶來的長期的危害，不能比目前給敵人的打擊更大。”
克萊斯特博士相信，為了個人利益，施倫堡想從裏賓特洛甫、卡爾登勃魯納以及他本人手中奪過所有這類談判；他是“我們通常稱之為下流胚子的那種人”。施托希最近寫道，“考慮到施倫堡所起到的作用……我和貝爾納多特伯爵答應讓他在瑞典政治避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作出這一決定的幾天前，英國那份關於“月食行動”的文件不知如何跑到了凱塞林的司令部。文件被翻譯後送到了希特勒手裏，同時送去的還有兩張地圖，一張將德國分割為各盟國的占領區，另一張則顯示柏林將是位於俄國占領區中央的一座孤島，由英、美、俄三國共同占有。
第二天，德魯・皮爾遜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
4月13日，星期五，即總統逝世的第二天，美國先頭部隊已經到了波茨坦――該城之於柏林相當於布朗克斯之於紐約――雖然官方可能會否認，但這的確是確鑿的事實……但是，第二天，這些部隊卻撤出了柏林郊區，退到了南麵約五十英裏處的易北河。下令進行這一撤退，主要是因為事先已同俄國人達成了讓他們攻占柏林的協議，同時也是由於俄國人堅持應遵守這一協議。
哈裏・霍普金斯憤慨地作了回答：
德魯・皮爾遜的說法並不正確。在雅爾塔會議上，並未達成任何應讓俄國人先進入柏林的協議。事實上，我們甚至都沒提過這件事。英美參謀長們同俄國參謀長們以及斯大林，隻是就總的戰略達成了協議，雙方都將以全力推進。
這是正確的。但霍普金斯接下來的話透露出，他根本不知道易北河真正的情況：
同樣，說布雷德利將軍在易北河停步是應俄國人的要求而為，這樣他們就可以率先進入柏林，這也不正確。布雷德利的確已經派一個師進入了波茨坦，但它離主力部隊很遠，後勤供應不夠充足。任何了解這一情況的人都知道，如果我們能夠攻占柏林的話，就一定會攻占它。那將是我軍的驕傲。但是，德魯・皮爾遜現在說總統曾同意由俄國攻占柏林，這純屬無稽之談。
我們在幾天前已與其中斷了一切聯係的德國使者現在又來到了盧塞恩湖。他們聲稱可以全權率駐意大利軍隊投降。因此，我們已經通知亞曆山大元帥：他可以允許這些使者去駐意大利的盟軍司令部……請您即刻派俄國代表前往亞曆山大元帥的司令部。
亞曆山大元帥有權接受他戰線上的大批敵軍無條件投降，但是所有的政治問題都將留給三國政府解決……
我們在意大利流了很多血，擒獲阿爾卑斯山以南的德軍是對不列顛民族珍貴的獎賞，而在這一事件中，美國曾經和我們患難與共……
肯普卡說，主管保衛希特勒的警察、黨衛隊準將約翰・拉登胡伯告訴他，菲格萊因並沒藏在他的房子裏，而是藏在一個煤箱的上層。當時，他身披一件長皮衣，腳穿拖鞋，頭戴運動帽，頸圍圍巾；在他的公文包裏，發現了希姆萊與貝爾納多特談判的詳細材料。
在莫斯科，杜魯門與達夫維同住一間牢房。有一天，在受到俄國秘密警察多次審問後，他告訴達夫維：“政委剛才告訴我，我與美國總統沒有任何關係，我得向所有人說明這件事。”三個月後，他被帶離了這間牢房，而達夫維再也沒見過他。
達夫維最終在1955年12月回到了西德，而魏德林則於同年11月死在了一所蘇聯監獄中。
我們兩個坦克指揮官率四十輛狀況良好的坦克，要求您親自下令於5月4日早晨向東線發起進攻。我們認為，既然希特勒已經逝世，那麽，打擊俄國人，消滅他們的時刻便到了。因此，我們要求您，期待您，下達明確的命令，對東線發起進攻。我們堅信我們將打敗並驅逐俄國人，同時我們也確信，各處的其他同誌都會立即學習我們的榜樣。
容根費爾德發電報給美軍指揮部，希望得到關於聯合進攻的消息與指示。但是，他沒能與其聯係上，因此拒絕主動下令。
安東諾夫的反應很快，而且也屬預料之中。為了避免“部隊之間可能會造成的混亂”，他請求艾森豪威爾不要越過比爾森。紅軍已經按照艾森豪威爾的要求在德國北部停止了進軍。安東諾夫希望，作為回報，盟軍總司令可以“滿足我們的願望”。
在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和羅斯福曾達成協議，將把他們各自占領區內的蘇聯公民遣送回去。因此，逃到西線的大多數人最終也被交給了俄國人――有時是被英美守衛強行押送回去的。在奧地利的利安茲，一群哥薩克人被塞進了撤離的卡車。他們在自己家人的四周圍成一個保護圈，徒手與英國士兵進行搏鬥。至少有六十人被英國人擊斃，其他人則跳入德拉瓦河，寧願淹死也不回蘇聯。
……紅軍最高統帥部不能確信德國最高統帥部下達的無條件投降的命令會被東線德軍部隊執行。因此，我們擔心，如果蘇聯政府今天便宣布德國投降，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境地，並且誤導了蘇聯輿論。應該記住，德國人在東線的抵抗並未減弱。恰恰相反，根據截獲的電報判斷，有相當多的德軍士兵已直言打算繼續抵抗，而不服從鄧尼茨的投降命令。
由於這一原因，蘇聯最高統帥部希望等到德國投降生效，並將政府對投降一事的宣布推遲到5月9日莫斯科時間晚上七點。
最為了解這一情況的美國人，美國第六集團軍指揮官雅各布・L。德弗斯將軍最近說，整個斯圖加特事件被他的同胞過分地誇大了。“這一紛爭非常荒謬。他們把它變成了一個難題。”德弗斯本人一直理解法國人的渴望。他將這一理解主要歸因於他參謀部的一位上校亨利・卡伯特・洛奇，此人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
1945年1月27日清晨，柏林東南僅一百空英裏遠的薩崗空軍第三戰俘營裏，上萬名盟軍戰俘中彌漫著一股克製的興奮。盡管寒氣徹骨，鵝毛大雪連綿不停，戰俘們仍擠在營房外，議論著剛剛得知的最新消息：俄國人已攻至東距薩崗不足二十英裏之處，並且仍在繼續進軍。
兩周之前，紅軍發動了一次重大進攻，這消息第一次通過焦慮不安的看守們傳進了戰俘營。戰俘們情緒高漲，然而，不久，幾名暴徒――看守們――暗示說，柏林已傳來命令，要使戰俘營成為一座堡壘，一座固守到底的孤堡。幾天之後，另一傳言不脛而走，德國人將以戰俘為人質，一旦俄國人試圖占據此地，便立即槍決他們。更恐怖的傳聞緊隨其後：德國人打算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氣室，直接滅絕戰俘。
戰俘們的士氣迅速低落，令人甚為擔憂，於是，薩崗戰俘營中的盟軍高級軍官，美軍準將阿瑟・瓦納曼，不得不對戰俘營的五個營區發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謠傳，加速做好可能向西部急行軍的準備。
一名戰俘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營房看上去就像婦女慈善縫紉小組在舉辦集會。”男人們盤腿坐在鹿皮鞋子上，有的從大衣下擺裁著手套的形狀，有的在設計風雪帽和護麵罩，還有的在用褲子改製行軍背包。幾個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零散的廢木料和床板打造雪橇。
但是，什麽都阻止不了謠言的蔓延。1月26日，瓦納曼在戰俘營最大的一間禮堂裏召開了會議。他闊步邁上講台，宣布自己剛剛通過秘密無線電偷聽到了BBC的新聞，得知俄國人距此隻有二十二英裏。戰俘們歡呼不已，他舉手示意安靜，然後繼續說道，他們很可能將全體行軍橫跨德國。“我們能夠得以幸存的最佳機會在於，團結一致，萬眾一心，準備好麵對可能到來的一切。上帝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必須對他抱有信心。”
1月27日上午，薩崗的戰俘們已經整裝待發。撤退時需要的裝備大包小裹地堆放在各營房的門前；其他一些用品則擺放在床鋪上，隨時可以迅速打包。雪越積越高，大家懷著一種奇異的平靜感，警惕地等待著。很多人一直在透過高高的鐵絲網向外眺望。在他們的視野裏，隻有那一排排整齊劃一的鬆樹，樹枝上壓滿了厚厚的雪。而鬆樹前麵，則是一片茫茫未知的天地。
希特勒曾經占據了幾乎整個歐洲和北非的領土。他的軍隊深入俄國境內，比神聖羅馬帝國當年所控製的疆域更為廣袤。如今，在將近五年半的戰爭之後，他的遼闊帝國已被壓縮至德國的邊界之內了。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四國聯軍，已沿從荷蘭至瑞士的德國西部邊界做好部署，準備發起最後的進攻。而從溫暖的亞德裏亞海，蜿蜒至冰封的波羅的海，這條曲折的東部前線，也有十幾處被突破。紅軍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一半，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東部的三分之一。至此，這一軍事史上最偉大的進攻已經持續了十五天。
1月12日，近三百萬俄國軍隊――相當於諾曼底登陸日軍隊人數的十二倍還多――在大規模的火炮，以及似乎川流不息的斯大林坦克和T-34坦克的支援下，對從波羅的海到波蘭中部長達四百英裏的戰線上的七十五萬裝備落後的德軍發動了突襲。在最北部，伊萬・達尼洛維奇・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元帥的白俄羅斯第三方麵軍，向波羅的海附近的東普魯士古城柯尼斯堡迅速推進。在他左側，年輕精悍的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率領著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向但澤進軍，正在接近塔能堡。那裏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取得最輝煌勝利的戰場。羅科索夫斯基的左側，是紅軍將領中聲名最盛的G。K。朱可夫元帥。他麾下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在三日內便攻下了華沙，此刻正在包圍波森。他的終級目標是柏林。最後，這一偉大進攻的最南翼，是伊萬・科涅夫元帥統領的烏克蘭第一方麵軍。此刻逼近薩崗戰俘營的，正是他的一支先鋒部隊。
四星上將格奧爾格・漢斯・萊因哈特的北方集團軍，是切爾尼亞霍夫斯基與羅科索夫斯基共同的主要目標。兩周之內，他的部隊便已陷入困境。其中一支，即第四軍，已經開始全線撤退。該軍的司令，弗裏德裏希・霍斯巴赫將軍，不顧希特勒的嚴令禁止，自作主張，開始向西運動。羅科索夫斯基已深刺該軍腹部約二百英裏。霍斯巴赫明白，如果不且戰且退，他的部隊將會全軍覆滅。更重要的是，他覺得，為那些趕著馬車或徒步西去避難的五十萬東普魯士人民開辟一條逃生走廊，是自己的責任。
他的頂頭上司萊因哈特對此表示認可。然而，在得知東普魯士大部分地區在幾乎毫無抵抗――甚至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便被放棄時，陸軍參謀長、東部前線總司令海因茨・古德裏安大發雷霆。古德裏安出生在東普魯士的維斯杜拉河畔，從小便認定俄國是自己最為勢不兩立的敵人。他是個地道的普魯士人，早已下定決心，要將他的國家從布爾什維克的手中解救出來。盡管如此，當希特勒召其到帝國總理府，指責霍斯巴赫和萊因哈特叛國之時，他還是堅決地替兩人辯解。
“他們應該被送上軍事法庭，”元首說，“他們應該立即被解職，還有他們的幕僚。”
“我願意拿我的右臂替萊因哈特將軍擔保。”古德裏安答道，至於霍斯巴赫，他接著說，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能被看成是一個叛徒。
希特勒對古德裏安的說辭毫不理會。他當即免了萊因哈特的職，取而代之的這位非同尋常。不久之前，這個人對自己陷入圍困中的部隊說：“當形勢變得絕望，你們不知所措之時，就以拳擊胸，大喊：‘我是一名國社黨黨員，我能移山倒海。’”這就是洛塔爾・倫杜利克將軍。他是奧地利人，是一位天才的軍事曆史學家。他舉止瀟灑，喜愛舒適的生活。他聰明敏銳，對希特勒應付自如；而對於他的部隊來說，幸運的是，他還很稱職。
此前，洛塔爾・倫杜利克右方的中部集團軍司令剛剛被希特勒剝奪了指揮權。當時古德裏安同樣對此事強烈反對，尤其是因為繼任者是希特勒的愛將之一斐迪南德・舍爾納將軍。
舍爾納是位身強體壯、樂觀開朗的巴伐利亞人。他正需要這些品質來收拾剛剛接手的殘局。他的左翼已被朱可夫摧毀，右翼被科涅夫包圍著。他開始巡視前線和後方，更換了指揮官，改組了後勤係統，普遍震動了他所視察過的所有機構。在後方，他抽出文職人員，發給他們武器，這讓人們對他怨恨不已。而在前線，士兵和年輕軍官們，從未如此近距離地接觸過一位集團軍司令，因此，他贏得了下屬的極大尊敬。他威脅道，如有逃兵，就地槍決；他答應，將最好的糧食和服裝運到前線；他逢人便像朋友一樣，輕拍對方的肩膀，這使那些舊式軍官非常反感；他辱罵那些在他看來活該挨罵的將軍，卻把餅幹和糖果發給士兵吃。
舍爾納忠於希特勒，就像內伊元帥對拿破侖一樣始終不渝。在1月27日之前，舍爾納已經通過他極度非常規的方式，將中部集團軍拚湊成了一條搖搖欲墜的戰線。無論如何，這終究是一條戰線，它一度頂住了俄國人勢如潮湧的可怕進攻。當然，他沒能堵住朱可夫在他和倫杜利克之間打開的危險缺口。朱可夫，是德國人最害怕的俄國人。
這是古德裏安最為擔憂的問題。他對希特勒說，要阻止朱可夫的裝甲部隊那勢不可擋的進攻，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立即組建一支應急集團軍，去堵住舍爾納和倫杜利克之間的缺口。古德裏安希望，這支隊伍可以由陸軍元帥馬克西米利安・馮・魏克斯指揮，這是一位傑出驍勇的長官。希特勒同意組建這樣一支新集團軍，但他認為，魏克斯已經筋疲力盡。“我懷疑他是否還能勝任這項任務。”他說，並且提議，把這項任務交給帝國元首海因裏希・希姆萊――德國擁有至高權力的第二人。
古德裏安甚為憤怒，他抗議道，希姆萊毫無軍事經驗。希特勒反駁說，帝國元首是一位偉大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單憑他的名字就能激勵士兵們誓死戰鬥。古德裏安決心避免“在不幸的東部前線幹出這樣的蠢事”，繼續直率地堅持自己的反對意見。他的固執激怒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首腦，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同僚們總是嘲弄凱特爾，按他名字的德文諧音給他起了一個意為“奴才”的綽號。
希特勒的態度同樣強硬。他說，希姆萊作為補充軍司令，是唯一有能力在一夜之間組建一支大型部隊的人選。言外之意，希姆萊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他仍然可以絕對信任的人之一。
對元首提出的任何倡議，希姆萊都表現出一種盲目的熱情，此時，他又以同樣的熱情接受了這項任務。他宣稱自己要把俄國人堵截在維斯杜拉河。與之相應的，這支新軍被命名為維斯杜拉河集團軍。希姆萊乘坐專列前往東部前線。在距柏林五十英裏處，他渡過了奧得河，然後繼續前進，停在了但澤南邊的一個地方，這裏與維斯杜拉河僅有咫尺之遙。要堵截朱可夫，他隻有寥寥幾個參謀和一張過時的態勢圖。除了幾支分散的部隊外，維斯杜拉河集團軍隻是個空架子。幾個新建師抵達後，希姆萊接受了錯誤的建議，開始設置一道從維斯杜拉河到奧得河的東西防線。這道防線隻能對北麵的波美拉尼亞提供保護。換句話說，希姆萊嚴嚴實實地擋住了側門，卻讓正門四敞大開。
朱可夫可沒打算被轉移視線。他直接繞過希姆萊的側麵防線，繼續西進，一路上隻遭到了一些零散敵軍的騷擾。1月27日，他的先頭部隊距柏林僅有一百英裏。前麵，就是奧得河。這是抵達帝國總理府之前，必須跨越的最後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
薩崗以東那些戰俘營中的戰俘已經開始向西撤退。此刻，他們正與難民隊伍一同在漫天大雪中艱難跋涉。一批美國戰俘一星期之前便上路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阿登戰役中被俘的。自那之後，在持續不斷的營與營之間的轉移中，每人的體重平均減輕了三十磅，因此非常容易成為肺炎和痢疾的獵物。在離開維斯杜拉河附近的斯措賓戰俘營時，全隊共有一千四百人。而到了1月27日，則僅餘九百五十人。
天氣非常寒冷。詹姆斯・洛凱特中校的圍巾剛剛被風從耳邊掀開一角，裸露出來的皮膚立刻像被燒傷一樣脫落了。這天傍晚，戰俘們被帶到一個農莊，在四麵透風的穀倉和豬圈裏歇下了腳。病得無法繼續步行的一百一十八人被送上了一列貨車，其他人則生起了一堆堆的小火，烘烤著他們的鞋襪。但是，讓人驚訝的是，他們全都情緒高漲，下定決心要一路步行抵達目的地――無論那將是哪裏。
吃過熱乎乎的稀薄的大麥土豆粥，戰俘們昏昏欲睡。他們夢想的，不是女人，而是食物。很多人都想起了一位前廣告撰稿人拉裏・費倫中尉所寫的詩。他將這首詩獻給自己的妻子，她是“世上最可愛的女孩――可能她壓根不會喜歡這首詩”。
我如囚徒般夢想，
回味著已逝的人生；
攤雞蛋，油酥鬆餅，
洋蔥湯，法式�龍蝦；
烤牛肉，排骨，炸裏脊，
火雞胸，雞腿，或雞翅；
香腸，楓蜜，蕎麥蛋糕，
烤雞，炒雞肉，或奶油濃湯。
我日複一日地渴望著圓麵包或者麵包卷，
熱乎乎的玉米麵包，餅幹和費城玉米肉餅，
奶油蘆筍或者酸辣蘆筍，
深盤烘製的肉餡餅，或者越橘餡餅，蘋果餡餅。
我渴望著浸著黃油的奶油牡蠣，
並且偶爾，親愛的，我渴望著你。
幾十萬德國百姓逃離他們在波蘭的農場，趕著大車，與戰俘們沿著同一路線並肩前進。孩子、老人和病號騎馬或者坐牛車，身強體壯的則在一旁曳足而行，他們頭上套著裝土豆用的麻袋，眼睛處開了兩個洞。農場的大型貨車、輕便的雙輪馬車，甚至還有雪橇――凡是有輪子和冰刀，可以走動的東西全在這裏。隻有少數的車子有頂篷，其他乘客都在潮濕的稻草上擠作一團，或者鑽進濕透的鴨絨被裏，徒勞地試圖抵禦這刺骨的寒風和紛飛的大雪。
漫長的隊伍在越來越大的風雪中緩慢前行。大多時候，是那些年輕的農場奴工們推進了隊伍的行程。他們中有法國人、波蘭人，還有烏克蘭人。和他們的主人一樣，此時他們也急於遠離身後的俄國人。不僅如此，過去主人們對他們大多數人都不錯，所以，如今他們決心要將“他們的”家人帶往安全之處。
不過，與再往東二百五十英裏那些正試圖逃離東普魯士的人相比，這些逃亡者算是幸運的了。當地納粹黨領袖埃裏希・科赫宣稱，東普魯士永遠不會落入俄國人之手，並嚴禁向西轉移。但是，在切爾尼亞霍夫斯基闖過了邊界之後，幾位勇敢的地方長官便開始公然反對科赫，命令自己的百姓外逃。百姓們即刻動身。此時，他們衣衫襤褸，食不果腹，正與齊膝深的大雪奮力抗爭著。他們唯一的願望，是將來勢洶洶的紅軍拋在身後。
在波蘭西南端奧斯威辛集中營，科涅夫元帥的一支部隊已經到達那裏。這個集中營看上去清白無辜，甚至還有幾分吸引人。幾排整齊堅固的磚房排列在兩邊長著樹的街道上，前門上方掛著一條大字標語：“勞動使人自由。”這裏曾經關押了二十多萬戰俘，但是當紅軍到來時，隻剩下五千人了，而且他們虛弱得甚至無法鼓掌歡呼。其他的幸存者早已被逼步行或乘船去了西部的其他集中營，以防他們被解放。在過去的一周裏，黨衛隊焚燒了幾庫房的鞋子、衣服和頭發，目的是掩藏大屠殺的痕跡。1941年夏天，希姆萊對奧斯威辛的指揮官魯道夫・赫斯說：“元首下令，要徹底解決猶太人的問題，而我們黨衛隊，要執行這一命令。”奧斯威辛是最大的死亡營，因為它遠離公眾的視線，又有極其發達的公路、鐵路網。
赫斯是一名非常認真嚴謹的黨衛隊隊員，在占地四十平方公裏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裏，他親自監督了三個中央集中營和三十九個衛星集中營裏盡可能多的行刑。他想為部下做出優秀的表率，並且“免遭‘己所不欲，卻施於人’的指責”。因此，從猶太人的車隊抵達鐵路調車線，到焚燒他們的屍體，赫斯一直身處第一線，高效地進行工作。在路上，黨衛隊就選出了大約兩千名男人、婦女和兒童，並告訴他們要去淋浴室，然後把赤身裸體的他們趕進了毒氣室。有些人猜出了真相，猶豫卻步，於是便被棒打狗咬。
抹去一切屠殺痕跡的努力持續到了1月27日清晨。那天，所有毒氣室和五座焚屍爐全部被炸毀。然而，盡管如此，也無法消除過去四年來這裏所發生的一切的可怕證據。雖然大火焚燒，炸藥轟炸，但紅軍仍然發現了幾噸重的牙刷、眼鏡、鞋子和假肢，以及埋著數十萬人的大墓穴。
首批難民的車隊到達了柏林郊區，恐慌的巨浪頓時席卷全城。不過，很多市民仍然相信戈培爾的諾言：幾件神奇的武器將在最後時刻拯救德國。值得盟軍慶幸的是，V-2型火箭直到去年秋天仍未能付諸大規模使用，否則，按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說法：盟軍在法國的登陸“很可能被取消”。然而眼下，由三十四歲的維爾納・馮・布勞恩博士領導，在佩內明德火箭實驗中心進行開發的V-2型火箭，正在給倫敦、安特衛普和列日帶來浩劫。最近，布勞恩重新審查了一艘多級火箭的初步設計，用帶翼的V-2型火箭作為上麵的一級。這一級位於助推器的頂端，可以將衛星送入軌道，或是攻打紐約――這是當時更為流行的一種說法。
製造這些神奇武器的負責人之一，瓦爾特・多恩伯格準將，此時正在柏林召開一次會議。他剛剛被委以重任，要負責生產一種導彈。這種導彈可以萬無一失地摧毀任何企圖攻擊德國的飛機，並且終結盟軍的空中優勢。在仔細研究了這一領域中進行過的多次實驗之後――由無製導防空火箭到從地麵或空中發射的遙控導彈，“多恩伯格參謀部”的十名成員得出了結論：他們成功的唯一機會在於，將全部精力集中在少數幾個項目上。他們一致同意僅保留四種製導防空火箭：瓦格納教授的“蝴蝶”；一艘能達到超音速的類似的火箭；克萊默博士的“X-4”，一種由飛機發射的導彈；以及“瀑布”，一艘正在佩內明德開發的由無線電控製的大型火箭。多恩伯格小組達成進一步的一致意見，所有與製造這些武器相關的工廠、技術研究所和研發中心都要遷至德國境內，盡可能地遠離戰區。比如，位於波羅的海沿岸的佩內明德，它很可能將在幾周之內被朱可夫占領。
隔著幾個街區，那些準備去參加下午的元首會議的人，正走進帝國總理府。軍人走一個門，黨員們走另一個門。古德裏安將軍和他的副官貝爾恩德・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男爵――一位少校――登上十二級台階，走到沉重的橡木門前。進門之後，兩人要繞段路才能走到元首辦公室，直通那裏的走廊已被盟軍的炸彈炸毀。他們從貼著紙板的窗前走過，穿過沒有任何壁畫、地毯和掛毯的幾道走廊和幾個房間，最後終於來到了候見廳。警衛們手持衝鋒槍站在那裏。一名黨衛隊軍官禮貌地要求他們交出隨身武器，並且仔細檢查了他們的公文包。自從1944年7月20日，克勞斯・馮・施道芬堡伯爵在元首會議開始之前，在希特勒的座椅旁安放了一枚定時炸彈，這種檢查已經成了常規的。炸彈爆炸時，兩名與會者死於非命。但令人驚訝的是，希特勒卻隻受了一點輕傷。從那天開始，甚至對總參謀長，東部前線司令古德裏安，也采取了嚴格的保安措施。
下午四點，候見廳內已坐滿了軍政兩界的要人，其中包括戈林、凱特爾和他那位能幹的作戰參謀，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上將。幾分鍾之後，元首辦公室的門打開了，裏麵十分寬敞，但裝潢卻很簡單。房間的一端，法式窗戶上掛著灰色窗簾，地毯遮住了大部分地麵。一麵牆壁前的正中央位置，放著希特勒的巨大辦公桌；桌後是一把鋪著軟墊的黑色椅子，正對著花園。高級與會人員坐在厚實的皮椅上，他們的副官和地位較低的與會者或是站著，或是坐在直背椅上。房間裏總共有二十四個人。
四點二十分，阿道夫・希特勒拖著沉重的步子走了進來。他雙肩佝僂，左臂垂懸，跟幾個人無力地握了握手，然後緩慢地走向他的辦公桌。一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座椅，他重重地坐了下去。那些隻是偶爾見過希特勒的人，會認為他那幾乎已經廢掉的左手是施道芬堡的炸彈的結果，但事實上，在那次爆炸中受到輕傷的是他的右臂，並且早已痊愈。希特勒在1942年患過一次嚴重的流感，私人醫生特奧多爾・莫勒爾為他注射的藥劑最終造成了他的左手局部癱瘓。注射之後，流感完全好了，但是左眼卻開始不時地流淚。幾周之後，左腿開始感覺麻木，不久又轉移到左手。希特勒時常對他的私人司機，黨衛隊中校埃裏希・肯普卡說，這隻手隻是略感不適，最近自己養成了把手插進口袋裏的習慣。
那次爆炸之後，希特勒蒼老了許多。這並不是因為身體上的傷害，而是因為他痛苦地得知，這一陰謀中竟然卷入了那麽多高級將領。盡管已有數十名嫌犯在一次殘酷的清洗中被處決，另外還有數十名在等待審判，但希特勒仍然感覺心神不寧，幾乎對所有軍官都不信任。與此同時，他又過度地嘉獎那些在7月20日表現忠誠的人。比如，他把奧托・雷默少校擢升為上將，並且一再用動人的言辭感謝凱特爾，僅僅是因為他把自己從瓦礫堆中解救了出來。對於軍人的懷疑隻是讓他進一步靠近了所謂的核心集團――他的秘書、侍者、軍事副官，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員。他像父親一樣，耐心地傾聽他們的私人問題，提出建議或是訓斥他們。他對他們的衣食安樂關心有加，給予他們尊嚴與禮遇。“我是帝國首屈一指的民主人士。”他常這樣對肯普卡說。
會議開始了。首先，古德裏安對東部每況愈下的慘敗作了一份非常現實的報告。希特勒打斷他，說道，必須在俄國人解放他們之前，采取措施把薩崗的戰俘全部撤離。一位副官離場去傳達這項命令，古德裏安繼續報告。與以往不同的是，希特勒僅提出了幾條建議。然而，當西部前線的問題提上議程時，他馬上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當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用夾雜著很多行話的語言，解釋為什麽庫爾特・斯圖登特上將應該繼續指揮在荷蘭和下萊茵地區的H集團軍時，希特勒耐心地聽著。戈林說，斯圖登特的詆毀者不能理解，他講話時非常慢隻是一種個人習慣。“他們認為他是個傻瓜，但是他們不像我這樣了解他……如果能把他調回來，我將非常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可以給他的空降兵帶來士氣。”然後他模仿斯圖登特那慢吞吞的語氣說道：“他說，‘元首……告訴……我的！’我了解他，而其他人不了解……有一天，某人問我，他是不是個傻瓜。我說，‘不，他不是傻瓜。他一直這樣說話……’”
“他的確做過一些非同尋常的事。”希特勒承認道。
“那麽，如果他能回來，我將非常高興。因為我知道，一旦危機爆發，你就會勃然大怒，並且立即將他召回。我期待著那一天。”
“我不會。”希特勒冷冷地反駁道。
戈林繼續這個話題。“也許以後他講話會更慢，這很有可能。但是同樣，他撤退得也會更慢一些。”
“他讓我想起了費爾斯，我的那個來自荷爾斯泰因的新侍者，”希特勒說，“每次我讓他去做什麽事，他總得過幾分鍾才明白。他簡直像頭牛一樣沉默寡言，但是的確工作很努力，隻是反應慢了些。”
接下來，話題轉移到了西線的另一位司令官，黨衛隊上將保羅・豪賽爾的身上。
“他看上去像隻狐狸……”希特勒思忖著說道。
“像鞭子一樣敏捷。”古德裏安插嘴道。
“扣動扳機迅速。”凱特爾說。
“……有雙狡猾的眼睛，”希特勒繼續說道，他的思緒並未被打斷。“但是，可能剛剛受到的重傷對他會有影響。”（豪賽爾臉上有一塊皮膚被彈片刮掉了。）
“不，他的傷並不是很嚴重。”黨衛隊準將赫爾曼・菲格萊因說。他是希姆萊在總理府的聯絡官，以前是個馬夫，舉止十分粗俗，在武裝黨衛隊裏一步登天之後，整個人卻變得優柔寡斷起來。他之所以受到重用，主要是因為他在東部前線的戰績不俗，同時也與他剛剛娶了格利特・布勞恩分不開。格利特是愛娃的妹妹，而後者則是希特勒多年的情婦。“如果不是對此事非常有把握，帝國元首（希姆萊）是不會建議任命他（豪賽爾）的。否則，他就會受到指責。帝國元首對這種事是很敏感的。”
“難道我們不是都很敏感嗎？”希特勒不無幽默地說。
“但是帝國元首總是受到批評。”菲格萊因堅持道。幾名年輕軍官強忍住沒有笑出聲來。背地裏，他們都叫菲格萊因“土包子”。
“那隻是在把什麽事情辦糟了的時候。”希特勒咕噥道。
菲格萊因沒有意識到元首已經開始不耐煩了，繼續笨拙地辯護說：“不僅如此，豪賽爾認為，一個六十五歲老兵的最佳歸宿，就是在前線英勇地戰死。”
“但是我並不希望這樣，”希特勒說，“這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哲學。”
“並非完全如此，”古德裏安表示反對，“豪賽爾是個熱愛生活的人。”
“無論如何，他甘冒一切風險，”菲格萊因繼續道，“他在槍林彈雨中勇敢前進……”
“要是我，肯定會躲起來。”希特勒說。然後，像往常一樣，他轉移了話題，開始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的手下隻有一位將軍不會躲避――因為他的耳朵不太好使。”過了幾分鍾，又有件事讓他回憶起過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5年和1916年，彈藥限額真是讓人毛骨悚然。”接著，他又回憶起他當年的軍團的炮火，似乎不願意正視眼前軍事上的慘敗。“多數情況下，我們都受到嚴格的限製。但是發動進攻時，我們就可以盡情開炮。我記得5月9日那天，帕賽瓦爾少校的炮兵接連發射了將近五千發炮彈。他們一整天都在全力開火，也就意味著，每門炮打了一百發炮彈。”
約德爾試圖將話題轉向平靜的意大利前線。
“我不知道……”希特勒心不在焉地低聲說。很明顯，他一直在考慮另外一件事，因為他突然開口說道：“難道你們沒有仔細想過，其實英國人對俄國人的勝利並不是那麽高興嗎？”
“他們當然不高興。”約德爾說。他感覺丘吉爾也像他們一樣，意識到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危險。
“如果事態繼續如此發展，過不了幾天，我們就會收到一封電報。”戈林插話道，“他們（英國人）可沒想到，我們會像瘋子一樣在西線奮力抵抗，牽製他們的腳步。而與此同時，俄國人卻日益深入德國境內，幾乎攻占了大部分領土。”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種諷刺的意味。因為，和古德裏安一樣，他也認為，當東線瀕臨崩潰之時，西線卻仍在頑強抵抗，實在是荒謬之至。
希特勒對帝國元帥的挖苦語氣置若罔聞，熱情高漲地談論起了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是怎樣故意讓一份情報落入了英國人手中。該情報透露，俄國人正將一支由二十萬“徹底感染了共產主義”的德國戰俘組成的軍隊派往德國。“這將使他們（英國人）徹夜不眠，心生警惕。”他得出結論道。
“他們向我們宣戰，是為了阻止我們趕赴東線，”戈林說，“可不是想讓東線推進到大西洋岸邊。”
“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事實上，這毫無意義。英國報紙已經刻薄地追問：‘這場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麽？’”
會議繼續進行。大家漫無邊際地談論著。約德爾就南斯拉夫的戰事作了報告。希特勒大談俄國人的一種新型坦克，並且要設計一種新型炮彈去摧毀它。不久，希特勒和戈林突然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在降低級別、重新服役的退休軍官的地位問題上，兩人始終意見相左。戈林，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聲名遠播的裏希特霍芬戰鬥機中隊的最後一任司令，總是像軍官一樣看待事情；而下士出身的希特勒，思考起問題來則像個士兵。此外，自從遭遇謀殺之後，希特勒對整個軍事係統變得更加不信任。“這整個官僚主義的體係，都應該立刻清除幹淨，”他尖銳地說道，“機構過分臃腫，文職機關的官僚機構與之相比，簡直就是螞蟻與大象。”
戈林沒有理會他，繼續激動地爭論說，軍官們應該量才而用，但是要保持他們以前的軍銜。
“但我不能按以前的軍銜來使用他們。如果因為某人以前是個上校，於是就把一個團交給他，那就很可能意味著謀殺這三千人。他現在也許甚至連一個班都領導不了。”
“要是那樣的話，就讓他去當警衛。我已經向我的幾位將軍提供了這個選擇……”戈林不肯鬆口，於是兩人開始像小學生一樣爭吵起來。希特勒再次重複道，軍銜與工作應當相稱。帝國元帥立即駁道，“隻有一個徹底的雜種才會接受降級。如果他不是，肯定寧願自殺。”
希特勒試圖讓他冷靜下來，許諾說，即使將退休軍官作為中士重新征用，也不會降低他們的餉銀。但是戈林大叫道：“我會把錢丟到他們的臉上，對他們說：‘你們讓我丟盡了臉！’你知道，直到如今，這仍被視為對一名軍官最大的侮辱。”
希特勒可沒漏掉“直到如今”這幾個字。“並非完全如此，”他氣衝衝地說道，“這隻是你這種人的看法。”
爭論無休止地繼續著。古德裏安在椅子裏心神不寧地挪來動去，不耐煩地想要返回他在措森的司令部，去處理辦公桌上那堆積如山的來自東部前線的難題。
“今天，我們正處於緊急狀態，”希特勒抑揚頓挫地說道，“我必須為一名連隊指揮官設身處地地著想。這個連隊指揮官是一名中尉，對於領導一個連隊遊刃有餘。而他的上級雖是一名上校，卻根本無法領導一個連隊，因為他已經遠離此行足足二十五年。那麽，讓這麽一個身著上校軍裝的人去領導一個排，甚至也許不止是一個排，這將導致多麽糟糕的後果？該讓那名連隊指揮官向這個上校行禮致敬嗎？”
“這種根本性的改變會顛覆並且摧毀迄今為止存在的一切。”戈林堅持道，“這種想法至今仍令人難以理解。”
“可在世界其他地方，”希特勒回答道，“早就這樣做了。”
凱特爾和陸軍人事部首腦威廉・布格道夫陸續舉出一些相關的事例支持元首。在三百萬心懷報複的俄國人正在東部邊境大舉進攻的情況下，這些論據幾近荒誕。與此同時，古德裏安繼續坐立不安。
最終，希特勒開始逐條列舉他的論據。
“首先，我不能讓這些人回家。我不能偏心地征用一些已經五六十歲的不適合的人，卻遣散那些服役多年的四十多歲的士兵。這不可能。其次，我不能把部隊交給那些沒有能力帶兵的人。”
戈林打斷他的話：“第三，而我，不能告訴那些曾經有能力指揮部隊的人……他們不能再帶兵了……”
爭論兜了一個大圈子，又一次從頭開始。
“如果他們有能力，”希特勒說，“他們就可以再去帶兵。”
“他們曾經有……”
“如果那樣的話，他們將很快再有。他們唯一需要做的，是重新學習。那不算丟臉。畢竟，我不也得學習如何做一個帝國總理嗎？我是政黨的領袖，是我自己的主人，然而，作為帝國總理，我必須服從帝國總統。有段時間，我甚至做過不倫瑞克的政府官員。”
1932年，不倫瑞克的一位納粹部長安排希特勒在政府任職，這樣，希特勒就可以自動獲得德國國籍。不過，希特勒很不願意回憶此事。
“但那不是服現役。”戈林簡短地回道。突然之間，會場出現了一陣令人窘迫的沉默。
“你怎敢這麽說！”希特勒怒道，“我為那個地區做了很多工作。”
盡管流言四起，說因為納粹德國空軍的衰落，希特勒對戈林已經毫無信任可言，但此刻他們這樣的一場談話，讓人不難看出，他們的關係仍舊非常親密，並且凸顯了一個事實，帝國元帥依然是元首的合法繼承人。
此時，一個傳令兵走了進來，把一份報告交給了菲格萊因。這名矮胖的將軍吸引了希特勒的注意。“薩崗的一萬名英美軍官和士官將在兩小時內被押送走。”他說。接著，他又補充道，已經通知薩崗以東的另外一千五百名戰俘，他們可以留在戰俘營，等待俄國人的解放。“他們拒絕了，”他激動地說，“他們願意為我們而戰！”
甚至連約德爾這個老頑固都被菲格萊因的激動情緒感染了。“如果我們能讓英國人和美國人去對付俄國人，”他說，“那真是太棒了！”
但是希特勒仍有所懷疑。“也許是他們中的某個人說了句類似的話，然後被誇大了。我對整件事非常懷疑。”
“非常好，”菲格萊因說，似乎元首方才表現出的不是懷疑而是熱情。“如果這事有可能，也許我們可以做點什麽！”
兩個年輕的軍官互相碰了碰胳膊肘。
“但不能僅僅因為某個戰俘這樣說了一句。”希特勒厭煩地說道。
下午六點五十分，會議結束了。古德裏安和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動身返回柏林正南二十英裏的措森。將軍早已厭煩了。他們喋喋不休了整整兩個半小時，卻沒有就東部前線的危急局勢作出任何重要決策。
東部前線集團軍司令之一，斐迪南德・舍爾納剛剛作出了一項艱難的決定，並試圖和希特勒通電話。他想方設法地堵上了朱可夫渡過奧得河時在自己動蕩不安的北翼打開的缺口，然而另一場危機卻出現了，這次，是在他的南翼。在那裏，科涅夫正向第十七軍發動猛烈的進攻。
舍爾納匆忙視察了告急地段。他深信，如果不立即撤離，整個部隊將會全軍覆沒。然而，撤退就意味著放棄上西裏西亞最關鍵的工業區，那裏是除魯爾區以外，帝國僅存的最大的工業區和產煤區。希特勒已經數次發電報給舍爾納，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嚴禁放棄該區域。但是，無論他如何掙紮，這裏終將失守。舍爾納命令第十七軍司令撤退。他告訴他的參謀長沃爾夫迪特裏希・馮・胥蘭德少將，在自己跟希特勒通話時，讓他在分機上監聽。
“元首，”舍爾納開門見山地說，“我剛剛下達了命令，要求部隊撤離上西裏西亞工業區。”
胥蘭德草草記下他們的對話，等待著元首勃然大怒，要求撤銷命令，但是柏林那頭卻悄然無聲。
“這些部隊已鏖戰兩周，如今已經筋疲力盡了。”舍爾納繼續說道，“如果我們再不讓他們撤退，將會失去整個第十七軍，而通往巴伐利亞的公路也將四敞大開。我們要撤回奧得河地區，並駐紮在那裏。”
話筒那端是長長的沉默，終於，一個疲憊的聲音說道：“好的，舍爾納，如果你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我不得不表示同意。”
在薩崗，幾名戰俘正在閱讀一本懇請他們與布爾什維克戰鬥的小冊子。
英聯邦的士兵們！
美利堅合眾國的士兵們！
當前，布爾什維克的強大攻勢已經越過德國的邊境。莫斯科克裏姆林宮的那些要人們相信，征服西方世界的道路已然打開。無疑，對於我們來說，這將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但是對於英國、美國以及西方文明的維係來說，這同樣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所以，此時此刻，我們向你們提出，作為白人向白人提出……我們確信，你們中間大多數人都了解，歐洲的毀滅――不僅僅是德國，而是整個歐洲的毀滅――將意味著你們自己國家的毀滅……
我們認為，我們的戰鬥已經同樣變成你們的戰鬥……我們邀請你們加入我們的行列，加入來自那些被共產主義者打垮、征服的東歐國家的上萬名誌願者的隊伍。那些東歐國家曾經必須作出抉擇：是屈服於最殘暴的亞洲統治，還是將來在歐洲理念中作為國家而存在。當然，那些理念，大部分是你們自己的理想……
請將你們的決定告知領隊的軍官，那麽你們將享有和我國士兵同樣的特權，因為我們期望你們能夠分擔他們的職責。這遠遠超越了一切國家的界限。今日的世界，正遭遇著東方與西方的戰鬥。我們要求諸位仔細思量。
是支持西方的文化，還是支持東方亞洲式的野蠻？
現在，作出你們的選擇！
薩崗的戰俘們的反應，與更東麵的那些戰俘恰恰一樣――也與希特勒的預期恰恰相同。沒有人主動請纓。那些細心地把小冊子裝進行囊的人，隻不過是想留作紀念，或是當做廁紙。
當晚，五個營區的大多數戰俘都在為行軍做著最後的準備。但是在南營裏，卻有大概五百人正在觀看一場生動的演出：他們的小劇場作品《你不能帶走它》。演出廳是戰俘們自行設計建造的，坐席都是加拿大紅十字會的木箱。票需要預訂，價格是一塊煤磚。腳燈和反射鏡都是用大個的英國餅幹罐做的。舞台兩側的上方甚至還有懸空的窄道，架著可移動的聚光燈。自從2月份的首演之後，南營的戰俘們創作了多出音樂雜耍、獨幕劇，以及一些百老匯劇目，比如《首頁》、《談情說愛》，還有《客房服務》。當然，劇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們自願扮演的。
大廳四角燃著的爐火隻能稍解演出廳內的嚴寒，但是人們沉迷於考夫曼和哈爾特的喜劇之中，忘了身體的不適。七點三十分，前門“砰”的一聲打開了，C。G。“羅戈”・古德裏奇上校，南營裏的高級軍官，穿著他手工刻製的木頭鞋子“梆梆”地從座席間的通道上走到了台前。他身材矮壯，以前是名美國轟炸機駕駛員，後來在非洲上空跳傘時摔壞了脊梁。他剛登上舞台，廳裏立刻一片寂然。
“看守們剛才來了，讓我們在三十分鍾內到前門集合，”他說，“收拾東西，整隊！”
戰俘們連忙趕回營房。他們換上幹淨的內衣、襪子以及最好的軍裝，彼此沒有多說話。那些幸運兒們拿出了替換的鞋子。帶不走的食物被狼吞虎咽地“幹掉”。大家互相幫著穿上外套，背起背包；把毯子捆在肩上。哈羅德・德克爾中校用皮帶把營區秘密電台捆在背上；耳機已經縫在帽子裏了。其他人正在掘著堅硬的地麵，如果凍得太硬，還得生火烘烤，好取出埋在下麵的密碼本、地圖和錢。
各個營區裏的戰俘分別站成一隊。大家互相檢查，係緊背包，然後在寒風中站成一圈，雙腳無意識地踏著拍子，等待著――自從入伍以來，他們早已習慣等待。寒風刺骨，沒有麵罩的那些人感到頭疼。三十分鍾之後――似乎足有幾個小時――大概一百名看守緊緊地扯著十多隻狂吠的警犬，開始將戰俘們趕出南營。當他們列隊走過西營和北營時，他們的戰俘夥伴們向他們大喊“再見”、“好運”。當這支兩千人的長隊終於跨出前門，冒著漫天大雪向西走去時，已經是十點過幾分了。
接下來出發的是西營。走出大門時，本已行囊沉重的人們又依次接過一個重達十一磅的紅十字會的包裹。他們中許多人隻留下了像巧克力和沙丁魚之類的特殊物品。很快，路邊的溝渠裏就丟滿了食物。
中營裏的高級軍官德爾馬・斯皮維上校告訴營裏的戰俘們，瓦納曼將軍將走在他們隊伍的最前方，他希望大家服從德國人的一切命令。“隻要萬眾一心，我們就能安然無恙。”斯皮維說道，並且警告大家不要試圖逃跑。
由於已經上路的人們行進緩慢，所以直到將近1月28日淩晨四點，最後一支隊伍才走出大門。
此時，走在這條八英裏長的隊伍最前端的人們已經精疲力竭了；他們已經跋涉了整整七個小時。一陣狂風揚起，再加上足有兩英尺厚的雪堆，讓邁出的每一步都痛苦不堪。盡管如此，阿爾伯特・克拉克上校，這位1942年被擊落的美國戰鬥機駕駛員，還是不願丟掉他那兩本厚重的德國報紙剪貼簿。他開玩笑說，如果誰能幫他搬書，就送誰一箱蘇格蘭威士忌。威利・蘭福德上校信以為真，臨時打造了一架雪橇，現在正拉著書在雪上走。包括克拉克在內的其他六個人輪流跟他換班，因為精明的蘭福德把雪橇做得很大，上麵放著他們全部的背包。
每隔幾個小時，隊伍就要停下來。人們在路上擠成一團，兩腿伸直，就像坐在一個平底雪橇上。每個人都靠在後麵人的身上。沒人說話，也很少開玩笑。替換用的鞋子、衣服、紀念品――長期細心攢下來的――都丟在了路邊，背包被重新整理了一番。一些人用珍藏已久的信件和日記生起了火。
重新上路後，盡管已經扔掉了很多東西，但背包卻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了。一個人踉蹌了幾步，倒在地上。兩個夥伴怕他會被槍斃，連忙扶起他，扔掉他的背包和毯子，拖著他繼續往前走。不過，筋疲力盡的戰俘們隻是被拉上了車子。因為現在戰俘和看守已經差不多了。看守們也都扔掉了背包。有個上了年紀的德國人素來對戰俘們很和善，現在，幾乎是由兩個美國人在抬著他走，而另一個美國人則背著他的槍。
上午十點左右，先頭部隊在距薩崗十八英裏的一個村子停了下來，在三個穀倉裏紮了營。落在後麵的人們繼續趕路，越來越多的人倒在路上，衣服都被大雪和汗水濕透了。通常，一個同伴會留下來替體力不支的人搓手取暖，直至救援車輛趕到。如果車上已經塞滿了人，某個身體狀況稍好些的就會下車，讓出自己的位置。
下午三點，中營的戰俘們抵達哈爾堡鎮。再不休息，他們就寸步難行了。他們在刺骨的寒冷中等候，一名德國中士去尋找宿營地。最終，一位教士打開了一座可容納五百人的路德教堂，接著又打開了停屍房、幾間地下室和一所小學校。
一千五百人擠進了教堂，占據了從地下室的廁所到陽台的每一英寸空間。他們緊緊地擠在長凳上，誰也動彈不得；而其他人則睡在長凳下麵的地板上。很快，這麽多人身體的熱量就讓教堂裏熱得使人很不舒服。大家開始不斷地擠向門口的浴盆，那裏麵盛著融化的雪水。黑暗中，搶著去廁所的人甚至更多。但是，要穿過這密密麻麻的人群實在太難了，那些病號還沒走到門口就吐在了熟睡的夥伴身上。那些痢疾患者等不及了，拚命地擠進人群。沒過幾個小時，教堂裏的氣味便變得令人作嘔。想睡覺的和推推搡搡要擠出去的爭執起來，幾乎釀成了一場恐慌。
突然，有人大喊一聲：“安靜！”是斯皮維上校。他穿著內衣站在講壇旁，身邊是年輕的丹尼爾牧師。
“如果再讓我發現誰打架，”騷動終於平息之後，斯皮維說道，“就讓他在外麵的雪地裏站一整夜。告訴你們，被推、被擠、被踩，甚至被吐在身上，要遠遠好於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現在，我們待在屋子裏，而三個小時之前，我們還在戶外，凍得要死。”他讓大家幫助病號，謙和對待緊挨著的夥伴。“如果你們睡不著，就坐起來想想家裏。如果你們說不出什麽好聽的話，就閉上該死的嘴。晚安！”
年輕的牧師走上前來，柔聲說道：“你們可曾想過，也許此刻是上帝正在考驗我們的信仰？”然後他開始祈禱，請求上帝保護那些病號和疲憊的人們。“給予我們必需的力量吧，讓我們得以生存，向著自由與解放繼續前進！阿門。”
人們平靜了下來，大多數人都睡著了。
恰好在朱可夫針對柏林的主攻路線上，有另一隊盟軍戰俘正在前進。八天前，他們離開了位於波蘭什科肯的戰俘營，此刻正接近德國邊境以西二十英裏的烏加滕村。這是一支不尋常的隊伍：七十九個美國人，兩百個意大利人，其中有三十位老將軍，他們是在意大利翁貝托國王投降後被俘的。戰俘們的領導者是赫爾利・富勒，美國第二十八師的一名團長。他在阿登戰役中被俘時，他的一位士官曾說過：“德國佬肯定會為抓到赫爾利而感到後悔的。”從一開始，富勒就實踐了這一預言。在東進的第一天，好像是在指揮自己的部隊一樣，他突然命令大家停下來休息，然後率先靠在了雪堆上。不知所措的看守們從富勒的上級們那裏了解到，這個四十九歲的得克薩斯人非常難以對付。他對威脅視而不見，看守們不得不讓他來領導隊伍的前進。在過去的一周裏，富勒一直在想方設法破壞這次向西的艱難撤離；他希望被俄國人解救。因此，現在他們才剛剛到達烏加滕，否則早就應該渡過奧得河了。
德國翻譯保羅・黑格爾中尉在一所學校裏為戰俘們找到了宿營地，並且給他們送來了食物。他曾經在紐約學習銀行業務，度過了將近五年愉快的時光。因此，他很親美。“你跟我們合作吧，”富勒對他說，“我們一定會想辦法讓你再去美國。”
那天晚上，黑格爾在廣播裏聽到戈培爾正在發表一則安撫人心的報道：雖然東部形勢嚴峻，但我們決無理由恐慌；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將臻於完美，俄國人將輕而易舉被擊退。然而，黑格爾剛剛關掉無線電，就清楚地聽見了隆隆的炮火聲。
次日，即1月29日拂曉，看守隊隊長馬茨上尉聽到不遠處傳來機關槍的噠噠聲，他決定，不被俄國人追上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戰俘們丟下。他來到學校，把黑格爾喊醒，然後開始用德文寫一張紙條。大概七點左右，他把紙條交給富勒。上麵寫道：“我們必須把這些美國軍官丟下，因為俄國重型坦克已經突破防線，並且他們也無力再繼續行進。”
“等俄國人趕上我們，你這個雜種，我要跟他們借件武器，追上你，把你殺掉。”富勒厲聲說道，假裝很憤怒，但實際上，他非常高興終於擺脫了馬茨。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名翻譯。他走向正在匆忙著裝的黑格爾，拿走他的瓦爾特槍和賬簿，說道：“你和我們一起留下來。”然後，他讓黑格爾穿上一整套美國軍官製服，包括美軍的內褲和短襪，還分配給他一個軍人身份牌編號。“從現在起，你就是一個美國人――喬治・馬爾鮑爾中尉了。”馬爾鮑爾不久前從隊伍中逃跑了。“別擔心，”富勒對茫然不安的黑格爾說，“你一直對我們不錯。我會讓你平安無事的。”
上校召集了美國人，讓大家待在學校裏，並且警告他們，如果搶劫，將會受到嚴懲。馬茨離開的消息迅速傳開，沒過幾分鍾，烏加滕村的村長便來了。他從富勒那兒得到唯一一個任務，負責食物和其他供給。隨後來了兩個波蘭士兵，說有一百八十五名波蘭人願意為他們效力。富勒接納了他們。幾分鍾之後，他又收留了十七名法國俘虜，其中一人會講俄語。他在村公所為這支不斷擴大的部隊建立了指揮部，並且命令收繳村中全部武器。一經武裝之後，他準備抵禦任何來烏加滕的人――無論是德國人還是俄國人。
富勒的隊伍中已有三個人此刻正在與德國人作戰。一個星期前，多伊爾・亞德利中校和另外兩個美國人逃離了西行的隊伍。隨後，當一支紅軍裝甲部隊追上他們時，紅軍指揮官摟住亞德利的肩膀，輕拍著他的後背喊道：“美國人，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斯蒂倍克，雪佛蘭，棒極了！”他給美國人拿來伏特加、食物和毯子，並且堅持要他們加入自己的軍隊，作為好盟友與德國人作戰。
1月29日，這三名美國人正在烏加滕附近參與一次紅軍裝甲部隊的進攻。突然，三架ME-109飛機向裝甲部隊俯衝下來。美國人本能地跳進了戰壕，這讓俄國人大笑不止。俄國人若無其事地站在路上，用步槍、機槍，甚至手槍向飛機開火。部隊一刻不停地繼續前進，把犧牲的戰友留在路上，徑直開進了克羅依茨村。在那裏，俄國步兵們徹底清除了最後一小撮頑抗的敵人。
到了當天晚上，富勒上校和他的參謀人員已經使烏加滕成了一座堅固的堡壘。除了馬茨和他手下丟棄的二十六支步槍和兩挺機槍外，他們還從村民手裏收繳了所有的獵槍、步槍、手槍和匕首。富勒武裝了美國人和一百八十五個波蘭人，並在村子四周布置了哨兵。他們在村東挖了散兵坑，把那兩挺機槍安置在裏麵。到九點鍾為止，他們已經嚇走了好幾支德國小分隊，並抓獲了三十六名散兵。
一個小時之後，睡在村長家二樓的富勒、克雷格・坎貝爾中尉和黑格爾被炮火驚醒了。富勒望向窗外，隻見十多輛關著燈的坦克正隆隆地開過來。看上去不像德國人的；高高的輪廓應該是美國的“謝爾曼”坦克。三人還沒穿好衣服，前門就傳來了咚咚的敲門聲。有人在門外喊叫。
“他們喊的不是德語。”坎貝爾說。
“我認為是俄語。”富勒說，“把門打開。”
樓梯上已經響起了哢嗒哢嗒的腳步聲。黑格爾連忙喊道：“美國人！美國人！”
門開了，幾個俄國人向三人衝來，猛地將衝鋒槍頂上他們的胸膛。富勒一直用手指著隔壁房間的門，俄國人終於明白了，過去找到了亞曆克斯・貝爾坦，那個會說俄語的法國戰俘，把他帶了過來。當俄國人頭目馬雅丘克上尉得知三人是美國軍官時，不禁挖苦地笑了。“美國人怎麽會在東部前線？而且走到了紅軍的前頭？”說著，他把槍向富勒的胸口頂得更深。
貝爾坦連忙解釋了一番。俄國人緊緊擁抱了富勒，並且親吻了他的臉頰。他說，不管美國人想要什麽，都可以得到。富勒說，他需要德國彈藥和蠟燭；還想擺脫那三十六名俘虜。上尉說，他可以帶走他們，接著試圖再次親吻富勒。然後他說，必須立即對德國百姓實行宵禁，於是富勒叫人找來了村長。村長非常願意合作，說他會立刻讓街頭公告員公布下去，說完便匆匆離開了。
兩位盟友向村中的廣場走去。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給俄國的“謝爾曼”坦克聚集在廣場上的教堂周圍。那三十六名德國俘虜從一個地窖裏被放了出來。其中一個傷得很重，躺在一輛手推車上。正當上尉再次擁抱富勒之時，槍聲響起。富勒連忙轉身，隻見車上的傷兵跌了下來，已經死了。
因為不知道在我死去之時能否適當地向您告別，所以我用寫信的方式提前告別。
借此機會，我最後一次向您道謝，感謝您給予我的全部友情、活力，以及您對於我來說所代表的一切。不僅對我而言，對全德國而言，您都是一切善、美和男子氣概的化身，也是一切值得為之奮鬥的事物的化身。我們之所以有今天，都應歸功於您和元首。
如果我還能表達最後的願望，我希望，來世您能允許我再次追隨您，為了德國而戰。
向您和德國致以最好的祝願，願我們的理想得以實現。我將和所有善良的靈魂一起，從巍峨的瓦爾哈拉高地忠實地注視著您。
希特勒萬歲！
您忠實的“小狼”
盟國空軍領導人作出了期待已久的決定，對德國人口中心進行蓄意的恐怖轟炸，這是為加速希特勒滅亡而采取的殘忍的應急手段。
這篇報道在英國掀起了一場爭議。兩周之後，當理查德・斯托克斯在下議院譴責對大城市不加選擇地進行轟炸時，這一爭論達到了高峰。他引用了《曼徹斯特衛報》最近的一篇報道：
2月13日晚上發生了什麽？德累斯頓有一百萬人，包括六十萬從受轟炸地區撤下來的以及東部的難民。瘋狂的大火無法控製地在狹窄的街道上蔓延，大批百姓因為缺氧而死亡。
接著，斯托克斯用尖銳的諷刺語氣指出，俄國人奪取城市，但似乎並不徹底毀滅它們。“你們想從那些被炸成碎片，疾病猖獗的城市裏得到什麽？”他問，“即將來臨的疾病、肮髒和貧困是否絕不可能被控製或克服？我非常想知道，在這一階段，人們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當我聽到那位內閣大臣（空軍大臣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談到‘加強破壞’時，我想：在戰爭的這個階段，對於一個英國內閣大臣來說，這句話說得多好啊！”斯托克斯提請大家注意美聯社據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記者招待會上格裏爾森的講話所作的報道。他想知道，是否從現在開始，“恐怖轟炸”將成為政府的政策。
這一講話對給西方世界的良知造成了很深的影響。丘吉爾感到，必須給黑斯廷斯・伊斯梅將軍和空軍參謀長查爾斯・波特爾爵士寫一篇備忘錄：
在我看來，盡管采取了其他借口，但轟炸這些德國城市僅僅是為了增加恐怖氣氛，現在是時候審視一下這個問題了。否則，我們將控製一片已被徹底毀滅的土地。例如，我們將不能從德國獲得我們自己需要的建設物資，因為首先需要為德國人提供一些臨時的物資。摧毀德累斯頓是一個有違盟國轟炸準則的嚴重問題。我認為，與其說是為敵人，不如說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今後應更為嚴格地研究軍事目標。
外交大臣已同我討論過此事。我感覺，需要更準確地集中轟炸軍事目標，比如當前戰區後方的石油和交通樞紐，而不是純粹的恐怖行動和肆意的破壞，盡管後者更有威懾力。
顯然，首相已經忘記了，正是他致辛克萊的一封措辭尖刻而強硬的信件觸發了對德累斯頓的空襲。在波特爾看過丘吉爾的信之後，他提醒首相，不應譴責轟炸機指揮人員，他們忠實地執行了政府的政策。
丘吉爾收回了備忘錄，重寫了另外一篇。這次，他把“恐怖轟炸”改成了“地區轟炸”，並且沒有提及德累斯頓。他相當理性地評述道：“我們必須注意，我們的進攻給我們自己帶來的長期的危害，不能比目前給敵人的打擊更大。”
克萊斯特博士相信，為了個人利益，施倫堡想從裏賓特洛甫、卡爾登勃魯納以及他本人手中奪過所有這類談判；他是“我們通常稱之為下流胚子的那種人”。施托希最近寫道，“考慮到施倫堡所起到的作用……我和貝爾納多特伯爵答應讓他在瑞典政治避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作出這一決定的幾天前，英國那份關於“月食行動”的文件不知如何跑到了凱塞林的司令部。文件被翻譯後送到了希特勒手裏，同時送去的還有兩張地圖，一張將德國分割為各盟國的占領區，另一張則顯示柏林將是位於俄國占領區中央的一座孤島，由英、美、俄三國共同占有。
第二天，德魯・皮爾遜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
4月13日，星期五，即總統逝世的第二天，美國先頭部隊已經到了波茨坦――該城之於柏林相當於布朗克斯之於紐約――雖然官方可能會否認，但這的確是確鑿的事實……但是，第二天，這些部隊卻撤出了柏林郊區，退到了南麵約五十英裏處的易北河。下令進行這一撤退，主要是因為事先已同俄國人達成了讓他們攻占柏林的協議，同時也是由於俄國人堅持應遵守這一協議。
哈裏・霍普金斯憤慨地作了回答：
德魯・皮爾遜的說法並不正確。在雅爾塔會議上，並未達成任何應讓俄國人先進入柏林的協議。事實上，我們甚至都沒提過這件事。英美參謀長們同俄國參謀長們以及斯大林，隻是就總的戰略達成了協議，雙方都將以全力推進。
這是正確的。但霍普金斯接下來的話透露出，他根本不知道易北河真正的情況：
同樣，說布雷德利將軍在易北河停步是應俄國人的要求而為，這樣他們就可以率先進入柏林，這也不正確。布雷德利的確已經派一個師進入了波茨坦，但它離主力部隊很遠，後勤供應不夠充足。任何了解這一情況的人都知道，如果我們能夠攻占柏林的話，就一定會攻占它。那將是我軍的驕傲。但是，德魯・皮爾遜現在說總統曾同意由俄國攻占柏林，這純屬無稽之談。
我們在幾天前已與其中斷了一切聯係的德國使者現在又來到了盧塞恩湖。他們聲稱可以全權率駐意大利軍隊投降。因此，我們已經通知亞曆山大元帥：他可以允許這些使者去駐意大利的盟軍司令部……請您即刻派俄國代表前往亞曆山大元帥的司令部。
亞曆山大元帥有權接受他戰線上的大批敵軍無條件投降，但是所有的政治問題都將留給三國政府解決……
我們在意大利流了很多血，擒獲阿爾卑斯山以南的德軍是對不列顛民族珍貴的獎賞，而在這一事件中，美國曾經和我們患難與共……
肯普卡說，主管保衛希特勒的警察、黨衛隊準將約翰・拉登胡伯告訴他，菲格萊因並沒藏在他的房子裏，而是藏在一個煤箱的上層。當時，他身披一件長皮衣，腳穿拖鞋，頭戴運動帽，頸圍圍巾；在他的公文包裏，發現了希姆萊與貝爾納多特談判的詳細材料。
在莫斯科，杜魯門與達夫維同住一間牢房。有一天，在受到俄國秘密警察多次審問後，他告訴達夫維：“政委剛才告訴我，我與美國總統沒有任何關係，我得向所有人說明這件事。”三個月後，他被帶離了這間牢房，而達夫維再也沒見過他。
達夫維最終在1955年12月回到了西德，而魏德林則於同年11月死在了一所蘇聯監獄中。
我們兩個坦克指揮官率四十輛狀況良好的坦克，要求您親自下令於5月4日早晨向東線發起進攻。我們認為，既然希特勒已經逝世，那麽，打擊俄國人，消滅他們的時刻便到了。因此，我們要求您，期待您，下達明確的命令，對東線發起進攻。我們堅信我們將打敗並驅逐俄國人，同時我們也確信，各處的其他同誌都會立即學習我們的榜樣。
容根費爾德發電報給美軍指揮部，希望得到關於聯合進攻的消息與指示。但是，他沒能與其聯係上，因此拒絕主動下令。
安東諾夫的反應很快，而且也屬預料之中。為了避免“部隊之間可能會造成的混亂”，他請求艾森豪威爾不要越過比爾森。紅軍已經按照艾森豪威爾的要求在德國北部停止了進軍。安東諾夫希望，作為回報，盟軍總司令可以“滿足我們的願望”。
在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和羅斯福曾達成協議，將把他們各自占領區內的蘇聯公民遣送回去。因此，逃到西線的大多數人最終也被交給了俄國人――有時是被英美守衛強行押送回去的。在奧地利的利安茲，一群哥薩克人被塞進了撤離的卡車。他們在自己家人的四周圍成一個保護圈，徒手與英國士兵進行搏鬥。至少有六十人被英國人擊斃，其他人則跳入德拉瓦河，寧願淹死也不回蘇聯。
……紅軍最高統帥部不能確信德國最高統帥部下達的無條件投降的命令會被東線德軍部隊執行。因此，我們擔心，如果蘇聯政府今天便宣布德國投降，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境地，並且誤導了蘇聯輿論。應該記住，德國人在東線的抵抗並未減弱。恰恰相反，根據截獲的電報判斷，有相當多的德軍士兵已直言打算繼續抵抗，而不服從鄧尼茨的投降命令。
由於這一原因，蘇聯最高統帥部希望等到德國投降生效，並將政府對投降一事的宣布推遲到5月9日莫斯科時間晚上七點。
最為了解這一情況的美國人，美國第六集團軍指揮官雅各布・L。德弗斯將軍最近說，整個斯圖加特事件被他的同胞過分地誇大了。“這一紛爭非常荒謬。他們把它變成了一個難題。”德弗斯本人一直理解法國人的渴望。他將這一理解主要歸因於他參謀部的一位上校亨利・卡伯特・洛奇，此人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
1945年1月27日清晨，柏林東南僅一百空英裏遠的薩崗空軍第三戰俘營裏，上萬名盟軍戰俘中彌漫著一股克製的興奮。盡管寒氣徹骨，鵝毛大雪連綿不停，戰俘們仍擠在營房外，議論著剛剛得知的最新消息：俄國人已攻至東距薩崗不足二十英裏之處，並且仍在繼續進軍。
兩周之前，紅軍發動了一次重大進攻，這消息第一次通過焦慮不安的看守們傳進了戰俘營。戰俘們情緒高漲，然而，不久，幾名暴徒――看守們――暗示說，柏林已傳來命令，要使戰俘營成為一座堡壘，一座固守到底的孤堡。幾天之後，另一傳言不脛而走，德國人將以戰俘為人質，一旦俄國人試圖占據此地，便立即槍決他們。更恐怖的傳聞緊隨其後：德國人打算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氣室，直接滅絕戰俘。
戰俘們的士氣迅速低落，令人甚為擔憂，於是，薩崗戰俘營中的盟軍高級軍官，美軍準將阿瑟・瓦納曼，不得不對戰俘營的五個營區發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謠傳，加速做好可能向西部急行軍的準備。
一名戰俘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營房看上去就像婦女慈善縫紉小組在舉辦集會。”男人們盤腿坐在鹿皮鞋子上，有的從大衣下擺裁著手套的形狀，有的在設計風雪帽和護麵罩，還有的在用褲子改製行軍背包。幾個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零散的廢木料和床板打造雪橇。
但是，什麽都阻止不了謠言的蔓延。1月26日，瓦納曼在戰俘營最大的一間禮堂裏召開了會議。他闊步邁上講台，宣布自己剛剛通過秘密無線電偷聽到了BBC的新聞，得知俄國人距此隻有二十二英裏。戰俘們歡呼不已，他舉手示意安靜，然後繼續說道，他們很可能將全體行軍橫跨德國。“我們能夠得以幸存的最佳機會在於，團結一致，萬眾一心，準備好麵對可能到來的一切。上帝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必須對他抱有信心。”
1月27日上午，薩崗的戰俘們已經整裝待發。撤退時需要的裝備大包小裹地堆放在各營房的門前；其他一些用品則擺放在床鋪上，隨時可以迅速打包。雪越積越高，大家懷著一種奇異的平靜感，警惕地等待著。很多人一直在透過高高的鐵絲網向外眺望。在他們的視野裏，隻有那一排排整齊劃一的鬆樹，樹枝上壓滿了厚厚的雪。而鬆樹前麵，則是一片茫茫未知的天地。
希特勒曾經占據了幾乎整個歐洲和北非的領土。他的軍隊深入俄國境內，比神聖羅馬帝國當年所控製的疆域更為廣袤。如今，在將近五年半的戰爭之後，他的遼闊帝國已被壓縮至德國的邊界之內了。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四國聯軍，已沿從荷蘭至瑞士的德國西部邊界做好部署，準備發起最後的進攻。而從溫暖的亞德裏亞海，蜿蜒至冰封的波羅的海，這條曲折的東部前線，也有十幾處被突破。紅軍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一半，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東部的三分之一。至此，這一軍事史上最偉大的進攻已經持續了十五天。
1月12日，近三百萬俄國軍隊――相當於諾曼底登陸日軍隊人數的十二倍還多――在大規模的火炮，以及似乎川流不息的斯大林坦克和T-34坦克的支援下，對從波羅的海到波蘭中部長達四百英裏的戰線上的七十五萬裝備落後的德軍發動了突襲。在最北部，伊萬・達尼洛維奇・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元帥的白俄羅斯第三方麵軍，向波羅的海附近的東普魯士古城柯尼斯堡迅速推進。在他左側，年輕精悍的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率領著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向但澤進軍，正在接近塔能堡。那裏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取得最輝煌勝利的戰場。羅科索夫斯基的左側，是紅軍將領中聲名最盛的G。K。朱可夫元帥。他麾下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在三日內便攻下了華沙，此刻正在包圍波森。他的終級目標是柏林。最後，這一偉大進攻的最南翼，是伊萬・科涅夫元帥統領的烏克蘭第一方麵軍。此刻逼近薩崗戰俘營的，正是他的一支先鋒部隊。
四星上將格奧爾格・漢斯・萊因哈特的北方集團軍，是切爾尼亞霍夫斯基與羅科索夫斯基共同的主要目標。兩周之內，他的部隊便已陷入困境。其中一支，即第四軍，已經開始全線撤退。該軍的司令，弗裏德裏希・霍斯巴赫將軍，不顧希特勒的嚴令禁止，自作主張，開始向西運動。羅科索夫斯基已深刺該軍腹部約二百英裏。霍斯巴赫明白，如果不且戰且退，他的部隊將會全軍覆滅。更重要的是，他覺得，為那些趕著馬車或徒步西去避難的五十萬東普魯士人民開辟一條逃生走廊，是自己的責任。
他的頂頭上司萊因哈特對此表示認可。然而，在得知東普魯士大部分地區在幾乎毫無抵抗――甚至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便被放棄時，陸軍參謀長、東部前線總司令海因茨・古德裏安大發雷霆。古德裏安出生在東普魯士的維斯杜拉河畔，從小便認定俄國是自己最為勢不兩立的敵人。他是個地道的普魯士人，早已下定決心，要將他的國家從布爾什維克的手中解救出來。盡管如此，當希特勒召其到帝國總理府，指責霍斯巴赫和萊因哈特叛國之時，他還是堅決地替兩人辯解。
“他們應該被送上軍事法庭，”元首說，“他們應該立即被解職，還有他們的幕僚。”
“我願意拿我的右臂替萊因哈特將軍擔保。”古德裏安答道，至於霍斯巴赫，他接著說，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能被看成是一個叛徒。
希特勒對古德裏安的說辭毫不理會。他當即免了萊因哈特的職，取而代之的這位非同尋常。不久之前，這個人對自己陷入圍困中的部隊說：“當形勢變得絕望，你們不知所措之時，就以拳擊胸，大喊：‘我是一名國社黨黨員，我能移山倒海。’”這就是洛塔爾・倫杜利克將軍。他是奧地利人，是一位天才的軍事曆史學家。他舉止瀟灑，喜愛舒適的生活。他聰明敏銳，對希特勒應付自如；而對於他的部隊來說，幸運的是，他還很稱職。
此前，洛塔爾・倫杜利克右方的中部集團軍司令剛剛被希特勒剝奪了指揮權。當時古德裏安同樣對此事強烈反對，尤其是因為繼任者是希特勒的愛將之一斐迪南德・舍爾納將軍。
舍爾納是位身強體壯、樂觀開朗的巴伐利亞人。他正需要這些品質來收拾剛剛接手的殘局。他的左翼已被朱可夫摧毀，右翼被科涅夫包圍著。他開始巡視前線和後方，更換了指揮官，改組了後勤係統，普遍震動了他所視察過的所有機構。在後方，他抽出文職人員，發給他們武器，這讓人們對他怨恨不已。而在前線，士兵和年輕軍官們，從未如此近距離地接觸過一位集團軍司令，因此，他贏得了下屬的極大尊敬。他威脅道，如有逃兵，就地槍決；他答應，將最好的糧食和服裝運到前線；他逢人便像朋友一樣，輕拍對方的肩膀，這使那些舊式軍官非常反感；他辱罵那些在他看來活該挨罵的將軍，卻把餅幹和糖果發給士兵吃。
舍爾納忠於希特勒，就像內伊元帥對拿破侖一樣始終不渝。在1月27日之前，舍爾納已經通過他極度非常規的方式，將中部集團軍拚湊成了一條搖搖欲墜的戰線。無論如何，這終究是一條戰線，它一度頂住了俄國人勢如潮湧的可怕進攻。當然，他沒能堵住朱可夫在他和倫杜利克之間打開的危險缺口。朱可夫，是德國人最害怕的俄國人。
這是古德裏安最為擔憂的問題。他對希特勒說，要阻止朱可夫的裝甲部隊那勢不可擋的進攻，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立即組建一支應急集團軍，去堵住舍爾納和倫杜利克之間的缺口。古德裏安希望，這支隊伍可以由陸軍元帥馬克西米利安・馮・魏克斯指揮，這是一位傑出驍勇的長官。希特勒同意組建這樣一支新集團軍，但他認為，魏克斯已經筋疲力盡。“我懷疑他是否還能勝任這項任務。”他說，並且提議，把這項任務交給帝國元首海因裏希・希姆萊――德國擁有至高權力的第二人。
古德裏安甚為憤怒，他抗議道，希姆萊毫無軍事經驗。希特勒反駁說，帝國元首是一位偉大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單憑他的名字就能激勵士兵們誓死戰鬥。古德裏安決心避免“在不幸的東部前線幹出這樣的蠢事”，繼續直率地堅持自己的反對意見。他的固執激怒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首腦，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同僚們總是嘲弄凱特爾，按他名字的德文諧音給他起了一個意為“奴才”的綽號。
希特勒的態度同樣強硬。他說，希姆萊作為補充軍司令，是唯一有能力在一夜之間組建一支大型部隊的人選。言外之意，希姆萊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他仍然可以絕對信任的人之一。
對元首提出的任何倡議，希姆萊都表現出一種盲目的熱情，此時，他又以同樣的熱情接受了這項任務。他宣稱自己要把俄國人堵截在維斯杜拉河。與之相應的，這支新軍被命名為維斯杜拉河集團軍。希姆萊乘坐專列前往東部前線。在距柏林五十英裏處，他渡過了奧得河，然後繼續前進，停在了但澤南邊的一個地方，這裏與維斯杜拉河僅有咫尺之遙。要堵截朱可夫，他隻有寥寥幾個參謀和一張過時的態勢圖。除了幾支分散的部隊外，維斯杜拉河集團軍隻是個空架子。幾個新建師抵達後，希姆萊接受了錯誤的建議，開始設置一道從維斯杜拉河到奧得河的東西防線。這道防線隻能對北麵的波美拉尼亞提供保護。換句話說，希姆萊嚴嚴實實地擋住了側門，卻讓正門四敞大開。
朱可夫可沒打算被轉移視線。他直接繞過希姆萊的側麵防線，繼續西進，一路上隻遭到了一些零散敵軍的騷擾。1月27日，他的先頭部隊距柏林僅有一百英裏。前麵，就是奧得河。這是抵達帝國總理府之前，必須跨越的最後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
薩崗以東那些戰俘營中的戰俘已經開始向西撤退。此刻，他們正與難民隊伍一同在漫天大雪中艱難跋涉。一批美國戰俘一星期之前便上路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阿登戰役中被俘的。自那之後，在持續不斷的營與營之間的轉移中，每人的體重平均減輕了三十磅，因此非常容易成為肺炎和痢疾的獵物。在離開維斯杜拉河附近的斯措賓戰俘營時，全隊共有一千四百人。而到了1月27日，則僅餘九百五十人。
天氣非常寒冷。詹姆斯・洛凱特中校的圍巾剛剛被風從耳邊掀開一角，裸露出來的皮膚立刻像被燒傷一樣脫落了。這天傍晚，戰俘們被帶到一個農莊，在四麵透風的穀倉和豬圈裏歇下了腳。病得無法繼續步行的一百一十八人被送上了一列貨車，其他人則生起了一堆堆的小火，烘烤著他們的鞋襪。但是，讓人驚訝的是，他們全都情緒高漲，下定決心要一路步行抵達目的地――無論那將是哪裏。
吃過熱乎乎的稀薄的大麥土豆粥，戰俘們昏昏欲睡。他們夢想的，不是女人，而是食物。很多人都想起了一位前廣告撰稿人拉裏・費倫中尉所寫的詩。他將這首詩獻給自己的妻子，她是“世上最可愛的女孩――可能她壓根不會喜歡這首詩”。
我如囚徒般夢想，
回味著已逝的人生；
攤雞蛋，油酥鬆餅，
洋蔥湯，法式�龍蝦；
烤牛肉，排骨，炸裏脊，
火雞胸，雞腿，或雞翅；
香腸，楓蜜，蕎麥蛋糕，
烤雞，炒雞肉，或奶油濃湯。
我日複一日地渴望著圓麵包或者麵包卷，
熱乎乎的玉米麵包，餅幹和費城玉米肉餅，
奶油蘆筍或者酸辣蘆筍，
深盤烘製的肉餡餅，或者越橘餡餅，蘋果餡餅。
我渴望著浸著黃油的奶油牡蠣，
並且偶爾，親愛的，我渴望著你。
幾十萬德國百姓逃離他們在波蘭的農場，趕著大車，與戰俘們沿著同一路線並肩前進。孩子、老人和病號騎馬或者坐牛車，身強體壯的則在一旁曳足而行，他們頭上套著裝土豆用的麻袋，眼睛處開了兩個洞。農場的大型貨車、輕便的雙輪馬車，甚至還有雪橇――凡是有輪子和冰刀，可以走動的東西全在這裏。隻有少數的車子有頂篷，其他乘客都在潮濕的稻草上擠作一團，或者鑽進濕透的鴨絨被裏，徒勞地試圖抵禦這刺骨的寒風和紛飛的大雪。
漫長的隊伍在越來越大的風雪中緩慢前行。大多時候，是那些年輕的農場奴工們推進了隊伍的行程。他們中有法國人、波蘭人，還有烏克蘭人。和他們的主人一樣，此時他們也急於遠離身後的俄國人。不僅如此，過去主人們對他們大多數人都不錯，所以，如今他們決心要將“他們的”家人帶往安全之處。
不過，與再往東二百五十英裏那些正試圖逃離東普魯士的人相比，這些逃亡者算是幸運的了。當地納粹黨領袖埃裏希・科赫宣稱，東普魯士永遠不會落入俄國人之手，並嚴禁向西轉移。但是，在切爾尼亞霍夫斯基闖過了邊界之後，幾位勇敢的地方長官便開始公然反對科赫，命令自己的百姓外逃。百姓們即刻動身。此時，他們衣衫襤褸，食不果腹，正與齊膝深的大雪奮力抗爭著。他們唯一的願望，是將來勢洶洶的紅軍拋在身後。
在波蘭西南端奧斯威辛集中營，科涅夫元帥的一支部隊已經到達那裏。這個集中營看上去清白無辜，甚至還有幾分吸引人。幾排整齊堅固的磚房排列在兩邊長著樹的街道上，前門上方掛著一條大字標語：“勞動使人自由。”這裏曾經關押了二十多萬戰俘，但是當紅軍到來時，隻剩下五千人了，而且他們虛弱得甚至無法鼓掌歡呼。其他的幸存者早已被逼步行或乘船去了西部的其他集中營，以防他們被解放。在過去的一周裏，黨衛隊焚燒了幾庫房的鞋子、衣服和頭發，目的是掩藏大屠殺的痕跡。1941年夏天，希姆萊對奧斯威辛的指揮官魯道夫・赫斯說：“元首下令，要徹底解決猶太人的問題，而我們黨衛隊，要執行這一命令。”奧斯威辛是最大的死亡營，因為它遠離公眾的視線，又有極其發達的公路、鐵路網。
赫斯是一名非常認真嚴謹的黨衛隊隊員，在占地四十平方公裏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裏，他親自監督了三個中央集中營和三十九個衛星集中營裏盡可能多的行刑。他想為部下做出優秀的表率，並且“免遭‘己所不欲，卻施於人’的指責”。因此，從猶太人的車隊抵達鐵路調車線，到焚燒他們的屍體，赫斯一直身處第一線，高效地進行工作。在路上，黨衛隊就選出了大約兩千名男人、婦女和兒童，並告訴他們要去淋浴室，然後把赤身裸體的他們趕進了毒氣室。有些人猜出了真相，猶豫卻步，於是便被棒打狗咬。
抹去一切屠殺痕跡的努力持續到了1月27日清晨。那天，所有毒氣室和五座焚屍爐全部被炸毀。然而，盡管如此，也無法消除過去四年來這裏所發生的一切的可怕證據。雖然大火焚燒，炸藥轟炸，但紅軍仍然發現了幾噸重的牙刷、眼鏡、鞋子和假肢，以及埋著數十萬人的大墓穴。
首批難民的車隊到達了柏林郊區，恐慌的巨浪頓時席卷全城。不過，很多市民仍然相信戈培爾的諾言：幾件神奇的武器將在最後時刻拯救德國。值得盟軍慶幸的是，V-2型火箭直到去年秋天仍未能付諸大規模使用，否則，按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說法：盟軍在法國的登陸“很可能被取消”。然而眼下，由三十四歲的維爾納・馮・布勞恩博士領導，在佩內明德火箭實驗中心進行開發的V-2型火箭，正在給倫敦、安特衛普和列日帶來浩劫。最近，布勞恩重新審查了一艘多級火箭的初步設計，用帶翼的V-2型火箭作為上麵的一級。這一級位於助推器的頂端，可以將衛星送入軌道，或是攻打紐約――這是當時更為流行的一種說法。
製造這些神奇武器的負責人之一，瓦爾特・多恩伯格準將，此時正在柏林召開一次會議。他剛剛被委以重任，要負責生產一種導彈。這種導彈可以萬無一失地摧毀任何企圖攻擊德國的飛機，並且終結盟軍的空中優勢。在仔細研究了這一領域中進行過的多次實驗之後――由無製導防空火箭到從地麵或空中發射的遙控導彈，“多恩伯格參謀部”的十名成員得出了結論：他們成功的唯一機會在於，將全部精力集中在少數幾個項目上。他們一致同意僅保留四種製導防空火箭：瓦格納教授的“蝴蝶”；一艘能達到超音速的類似的火箭；克萊默博士的“X-4”，一種由飛機發射的導彈；以及“瀑布”，一艘正在佩內明德開發的由無線電控製的大型火箭。多恩伯格小組達成進一步的一致意見，所有與製造這些武器相關的工廠、技術研究所和研發中心都要遷至德國境內，盡可能地遠離戰區。比如，位於波羅的海沿岸的佩內明德，它很可能將在幾周之內被朱可夫占領。
隔著幾個街區，那些準備去參加下午的元首會議的人，正走進帝國總理府。軍人走一個門，黨員們走另一個門。古德裏安將軍和他的副官貝爾恩德・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男爵――一位少校――登上十二級台階，走到沉重的橡木門前。進門之後，兩人要繞段路才能走到元首辦公室，直通那裏的走廊已被盟軍的炸彈炸毀。他們從貼著紙板的窗前走過，穿過沒有任何壁畫、地毯和掛毯的幾道走廊和幾個房間，最後終於來到了候見廳。警衛們手持衝鋒槍站在那裏。一名黨衛隊軍官禮貌地要求他們交出隨身武器，並且仔細檢查了他們的公文包。自從1944年7月20日，克勞斯・馮・施道芬堡伯爵在元首會議開始之前，在希特勒的座椅旁安放了一枚定時炸彈，這種檢查已經成了常規的。炸彈爆炸時，兩名與會者死於非命。但令人驚訝的是，希特勒卻隻受了一點輕傷。從那天開始，甚至對總參謀長，東部前線司令古德裏安，也采取了嚴格的保安措施。
下午四點，候見廳內已坐滿了軍政兩界的要人，其中包括戈林、凱特爾和他那位能幹的作戰參謀，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上將。幾分鍾之後，元首辦公室的門打開了，裏麵十分寬敞，但裝潢卻很簡單。房間的一端，法式窗戶上掛著灰色窗簾，地毯遮住了大部分地麵。一麵牆壁前的正中央位置，放著希特勒的巨大辦公桌；桌後是一把鋪著軟墊的黑色椅子，正對著花園。高級與會人員坐在厚實的皮椅上，他們的副官和地位較低的與會者或是站著，或是坐在直背椅上。房間裏總共有二十四個人。
四點二十分，阿道夫・希特勒拖著沉重的步子走了進來。他雙肩佝僂，左臂垂懸，跟幾個人無力地握了握手，然後緩慢地走向他的辦公桌。一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座椅，他重重地坐了下去。那些隻是偶爾見過希特勒的人，會認為他那幾乎已經廢掉的左手是施道芬堡的炸彈的結果，但事實上，在那次爆炸中受到輕傷的是他的右臂，並且早已痊愈。希特勒在1942年患過一次嚴重的流感，私人醫生特奧多爾・莫勒爾為他注射的藥劑最終造成了他的左手局部癱瘓。注射之後，流感完全好了，但是左眼卻開始不時地流淚。幾周之後，左腿開始感覺麻木，不久又轉移到左手。希特勒時常對他的私人司機，黨衛隊中校埃裏希・肯普卡說，這隻手隻是略感不適，最近自己養成了把手插進口袋裏的習慣。
那次爆炸之後，希特勒蒼老了許多。這並不是因為身體上的傷害，而是因為他痛苦地得知，這一陰謀中竟然卷入了那麽多高級將領。盡管已有數十名嫌犯在一次殘酷的清洗中被處決，另外還有數十名在等待審判，但希特勒仍然感覺心神不寧，幾乎對所有軍官都不信任。與此同時，他又過度地嘉獎那些在7月20日表現忠誠的人。比如，他把奧托・雷默少校擢升為上將，並且一再用動人的言辭感謝凱特爾，僅僅是因為他把自己從瓦礫堆中解救了出來。對於軍人的懷疑隻是讓他進一步靠近了所謂的核心集團――他的秘書、侍者、軍事副官，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員。他像父親一樣，耐心地傾聽他們的私人問題，提出建議或是訓斥他們。他對他們的衣食安樂關心有加，給予他們尊嚴與禮遇。“我是帝國首屈一指的民主人士。”他常這樣對肯普卡說。
會議開始了。首先，古德裏安對東部每況愈下的慘敗作了一份非常現實的報告。希特勒打斷他，說道，必須在俄國人解放他們之前，采取措施把薩崗的戰俘全部撤離。一位副官離場去傳達這項命令，古德裏安繼續報告。與以往不同的是，希特勒僅提出了幾條建議。然而，當西部前線的問題提上議程時，他馬上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當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用夾雜著很多行話的語言，解釋為什麽庫爾特・斯圖登特上將應該繼續指揮在荷蘭和下萊茵地區的H集團軍時，希特勒耐心地聽著。戈林說，斯圖登特的詆毀者不能理解，他講話時非常慢隻是一種個人習慣。“他們認為他是個傻瓜，但是他們不像我這樣了解他……如果能把他調回來，我將非常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可以給他的空降兵帶來士氣。”然後他模仿斯圖登特那慢吞吞的語氣說道：“他說，‘元首……告訴……我的！’我了解他，而其他人不了解……有一天，某人問我，他是不是個傻瓜。我說，‘不，他不是傻瓜。他一直這樣說話……’”
“他的確做過一些非同尋常的事。”希特勒承認道。
“那麽，如果他能回來，我將非常高興。因為我知道，一旦危機爆發，你就會勃然大怒，並且立即將他召回。我期待著那一天。”
“我不會。”希特勒冷冷地反駁道。
戈林繼續這個話題。“也許以後他講話會更慢，這很有可能。但是同樣，他撤退得也會更慢一些。”
“他讓我想起了費爾斯，我的那個來自荷爾斯泰因的新侍者，”希特勒說，“每次我讓他去做什麽事，他總得過幾分鍾才明白。他簡直像頭牛一樣沉默寡言，但是的確工作很努力，隻是反應慢了些。”
接下來，話題轉移到了西線的另一位司令官，黨衛隊上將保羅・豪賽爾的身上。
“他看上去像隻狐狸……”希特勒思忖著說道。
“像鞭子一樣敏捷。”古德裏安插嘴道。
“扣動扳機迅速。”凱特爾說。
“……有雙狡猾的眼睛，”希特勒繼續說道，他的思緒並未被打斷。“但是，可能剛剛受到的重傷對他會有影響。”（豪賽爾臉上有一塊皮膚被彈片刮掉了。）
“不，他的傷並不是很嚴重。”黨衛隊準將赫爾曼・菲格萊因說。他是希姆萊在總理府的聯絡官，以前是個馬夫，舉止十分粗俗，在武裝黨衛隊裏一步登天之後，整個人卻變得優柔寡斷起來。他之所以受到重用，主要是因為他在東部前線的戰績不俗，同時也與他剛剛娶了格利特・布勞恩分不開。格利特是愛娃的妹妹，而後者則是希特勒多年的情婦。“如果不是對此事非常有把握，帝國元首（希姆萊）是不會建議任命他（豪賽爾）的。否則，他就會受到指責。帝國元首對這種事是很敏感的。”
“難道我們不是都很敏感嗎？”希特勒不無幽默地說。
“但是帝國元首總是受到批評。”菲格萊因堅持道。幾名年輕軍官強忍住沒有笑出聲來。背地裏，他們都叫菲格萊因“土包子”。
“那隻是在把什麽事情辦糟了的時候。”希特勒咕噥道。
菲格萊因沒有意識到元首已經開始不耐煩了，繼續笨拙地辯護說：“不僅如此，豪賽爾認為，一個六十五歲老兵的最佳歸宿，就是在前線英勇地戰死。”
“但是我並不希望這樣，”希特勒說，“這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哲學。”
“並非完全如此，”古德裏安表示反對，“豪賽爾是個熱愛生活的人。”
“無論如何，他甘冒一切風險，”菲格萊因繼續道，“他在槍林彈雨中勇敢前進……”
“要是我，肯定會躲起來。”希特勒說。然後，像往常一樣，他轉移了話題，開始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的手下隻有一位將軍不會躲避――因為他的耳朵不太好使。”過了幾分鍾，又有件事讓他回憶起過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5年和1916年，彈藥限額真是讓人毛骨悚然。”接著，他又回憶起他當年的軍團的炮火，似乎不願意正視眼前軍事上的慘敗。“多數情況下，我們都受到嚴格的限製。但是發動進攻時，我們就可以盡情開炮。我記得5月9日那天，帕賽瓦爾少校的炮兵接連發射了將近五千發炮彈。他們一整天都在全力開火，也就意味著，每門炮打了一百發炮彈。”
約德爾試圖將話題轉向平靜的意大利前線。
“我不知道……”希特勒心不在焉地低聲說。很明顯，他一直在考慮另外一件事，因為他突然開口說道：“難道你們沒有仔細想過，其實英國人對俄國人的勝利並不是那麽高興嗎？”
“他們當然不高興。”約德爾說。他感覺丘吉爾也像他們一樣，意識到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危險。
“如果事態繼續如此發展，過不了幾天，我們就會收到一封電報。”戈林插話道，“他們（英國人）可沒想到，我們會像瘋子一樣在西線奮力抵抗，牽製他們的腳步。而與此同時，俄國人卻日益深入德國境內，幾乎攻占了大部分領土。”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種諷刺的意味。因為，和古德裏安一樣，他也認為，當東線瀕臨崩潰之時，西線卻仍在頑強抵抗，實在是荒謬之至。
希特勒對帝國元帥的挖苦語氣置若罔聞，熱情高漲地談論起了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是怎樣故意讓一份情報落入了英國人手中。該情報透露，俄國人正將一支由二十萬“徹底感染了共產主義”的德國戰俘組成的軍隊派往德國。“這將使他們（英國人）徹夜不眠，心生警惕。”他得出結論道。
“他們向我們宣戰，是為了阻止我們趕赴東線，”戈林說，“可不是想讓東線推進到大西洋岸邊。”
“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事實上，這毫無意義。英國報紙已經刻薄地追問：‘這場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麽？’”
會議繼續進行。大家漫無邊際地談論著。約德爾就南斯拉夫的戰事作了報告。希特勒大談俄國人的一種新型坦克，並且要設計一種新型炮彈去摧毀它。不久，希特勒和戈林突然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在降低級別、重新服役的退休軍官的地位問題上，兩人始終意見相左。戈林，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聲名遠播的裏希特霍芬戰鬥機中隊的最後一任司令，總是像軍官一樣看待事情；而下士出身的希特勒，思考起問題來則像個士兵。此外，自從遭遇謀殺之後，希特勒對整個軍事係統變得更加不信任。“這整個官僚主義的體係，都應該立刻清除幹淨，”他尖銳地說道，“機構過分臃腫，文職機關的官僚機構與之相比，簡直就是螞蟻與大象。”
戈林沒有理會他，繼續激動地爭論說，軍官們應該量才而用，但是要保持他們以前的軍銜。
“但我不能按以前的軍銜來使用他們。如果因為某人以前是個上校，於是就把一個團交給他，那就很可能意味著謀殺這三千人。他現在也許甚至連一個班都領導不了。”
“要是那樣的話，就讓他去當警衛。我已經向我的幾位將軍提供了這個選擇……”戈林不肯鬆口，於是兩人開始像小學生一樣爭吵起來。希特勒再次重複道，軍銜與工作應當相稱。帝國元帥立即駁道，“隻有一個徹底的雜種才會接受降級。如果他不是，肯定寧願自殺。”
希特勒試圖讓他冷靜下來，許諾說，即使將退休軍官作為中士重新征用，也不會降低他們的餉銀。但是戈林大叫道：“我會把錢丟到他們的臉上，對他們說：‘你們讓我丟盡了臉！’你知道，直到如今，這仍被視為對一名軍官最大的侮辱。”
希特勒可沒漏掉“直到如今”這幾個字。“並非完全如此，”他氣衝衝地說道，“這隻是你這種人的看法。”
爭論無休止地繼續著。古德裏安在椅子裏心神不寧地挪來動去，不耐煩地想要返回他在措森的司令部，去處理辦公桌上那堆積如山的來自東部前線的難題。
“今天，我們正處於緊急狀態，”希特勒抑揚頓挫地說道，“我必須為一名連隊指揮官設身處地地著想。這個連隊指揮官是一名中尉，對於領導一個連隊遊刃有餘。而他的上級雖是一名上校，卻根本無法領導一個連隊，因為他已經遠離此行足足二十五年。那麽，讓這麽一個身著上校軍裝的人去領導一個排，甚至也許不止是一個排，這將導致多麽糟糕的後果？該讓那名連隊指揮官向這個上校行禮致敬嗎？”
“這種根本性的改變會顛覆並且摧毀迄今為止存在的一切。”戈林堅持道，“這種想法至今仍令人難以理解。”
“可在世界其他地方，”希特勒回答道，“早就這樣做了。”
凱特爾和陸軍人事部首腦威廉・布格道夫陸續舉出一些相關的事例支持元首。在三百萬心懷報複的俄國人正在東部邊境大舉進攻的情況下，這些論據幾近荒誕。與此同時，古德裏安繼續坐立不安。
最終，希特勒開始逐條列舉他的論據。
“首先，我不能讓這些人回家。我不能偏心地征用一些已經五六十歲的不適合的人，卻遣散那些服役多年的四十多歲的士兵。這不可能。其次，我不能把部隊交給那些沒有能力帶兵的人。”
戈林打斷他的話：“第三，而我，不能告訴那些曾經有能力指揮部隊的人……他們不能再帶兵了……”
爭論兜了一個大圈子，又一次從頭開始。
“如果他們有能力，”希特勒說，“他們就可以再去帶兵。”
“他們曾經有……”
“如果那樣的話，他們將很快再有。他們唯一需要做的，是重新學習。那不算丟臉。畢竟，我不也得學習如何做一個帝國總理嗎？我是政黨的領袖，是我自己的主人，然而，作為帝國總理，我必須服從帝國總統。有段時間，我甚至做過不倫瑞克的政府官員。”
1932年，不倫瑞克的一位納粹部長安排希特勒在政府任職，這樣，希特勒就可以自動獲得德國國籍。不過，希特勒很不願意回憶此事。
“但那不是服現役。”戈林簡短地回道。突然之間，會場出現了一陣令人窘迫的沉默。
“你怎敢這麽說！”希特勒怒道，“我為那個地區做了很多工作。”
盡管流言四起，說因為納粹德國空軍的衰落，希特勒對戈林已經毫無信任可言，但此刻他們這樣的一場談話，讓人不難看出，他們的關係仍舊非常親密，並且凸顯了一個事實，帝國元帥依然是元首的合法繼承人。
此時，一個傳令兵走了進來，把一份報告交給了菲格萊因。這名矮胖的將軍吸引了希特勒的注意。“薩崗的一萬名英美軍官和士官將在兩小時內被押送走。”他說。接著，他又補充道，已經通知薩崗以東的另外一千五百名戰俘，他們可以留在戰俘營，等待俄國人的解放。“他們拒絕了，”他激動地說，“他們願意為我們而戰！”
甚至連約德爾這個老頑固都被菲格萊因的激動情緒感染了。“如果我們能讓英國人和美國人去對付俄國人，”他說，“那真是太棒了！”
但是希特勒仍有所懷疑。“也許是他們中的某個人說了句類似的話，然後被誇大了。我對整件事非常懷疑。”
“非常好，”菲格萊因說，似乎元首方才表現出的不是懷疑而是熱情。“如果這事有可能，也許我們可以做點什麽！”
兩個年輕的軍官互相碰了碰胳膊肘。
“但不能僅僅因為某個戰俘這樣說了一句。”希特勒厭煩地說道。
下午六點五十分，會議結束了。古德裏安和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動身返回柏林正南二十英裏的措森。將軍早已厭煩了。他們喋喋不休了整整兩個半小時，卻沒有就東部前線的危急局勢作出任何重要決策。
東部前線集團軍司令之一，斐迪南德・舍爾納剛剛作出了一項艱難的決定，並試圖和希特勒通電話。他想方設法地堵上了朱可夫渡過奧得河時在自己動蕩不安的北翼打開的缺口，然而另一場危機卻出現了，這次，是在他的南翼。在那裏，科涅夫正向第十七軍發動猛烈的進攻。
舍爾納匆忙視察了告急地段。他深信，如果不立即撤離，整個部隊將會全軍覆沒。然而，撤退就意味著放棄上西裏西亞最關鍵的工業區，那裏是除魯爾區以外，帝國僅存的最大的工業區和產煤區。希特勒已經數次發電報給舍爾納，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嚴禁放棄該區域。但是，無論他如何掙紮，這裏終將失守。舍爾納命令第十七軍司令撤退。他告訴他的參謀長沃爾夫迪特裏希・馮・胥蘭德少將，在自己跟希特勒通話時，讓他在分機上監聽。
“元首，”舍爾納開門見山地說，“我剛剛下達了命令，要求部隊撤離上西裏西亞工業區。”
胥蘭德草草記下他們的對話，等待著元首勃然大怒，要求撤銷命令，但是柏林那頭卻悄然無聲。
“這些部隊已鏖戰兩周，如今已經筋疲力盡了。”舍爾納繼續說道，“如果我們再不讓他們撤退，將會失去整個第十七軍，而通往巴伐利亞的公路也將四敞大開。我們要撤回奧得河地區，並駐紮在那裏。”
話筒那端是長長的沉默，終於，一個疲憊的聲音說道：“好的，舍爾納，如果你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我不得不表示同意。”
在薩崗，幾名戰俘正在閱讀一本懇請他們與布爾什維克戰鬥的小冊子。
英聯邦的士兵們！
美利堅合眾國的士兵們！
當前，布爾什維克的強大攻勢已經越過德國的邊境。莫斯科克裏姆林宮的那些要人們相信，征服西方世界的道路已然打開。無疑，對於我們來說，這將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但是對於英國、美國以及西方文明的維係來說，這同樣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所以，此時此刻，我們向你們提出，作為白人向白人提出……我們確信，你們中間大多數人都了解，歐洲的毀滅――不僅僅是德國，而是整個歐洲的毀滅――將意味著你們自己國家的毀滅……
我們認為，我們的戰鬥已經同樣變成你們的戰鬥……我們邀請你們加入我們的行列，加入來自那些被共產主義者打垮、征服的東歐國家的上萬名誌願者的隊伍。那些東歐國家曾經必須作出抉擇：是屈服於最殘暴的亞洲統治，還是將來在歐洲理念中作為國家而存在。當然，那些理念，大部分是你們自己的理想……
請將你們的決定告知領隊的軍官，那麽你們將享有和我國士兵同樣的特權，因為我們期望你們能夠分擔他們的職責。這遠遠超越了一切國家的界限。今日的世界，正遭遇著東方與西方的戰鬥。我們要求諸位仔細思量。
是支持西方的文化，還是支持東方亞洲式的野蠻？
現在，作出你們的選擇！
薩崗的戰俘們的反應，與更東麵的那些戰俘恰恰一樣――也與希特勒的預期恰恰相同。沒有人主動請纓。那些細心地把小冊子裝進行囊的人，隻不過是想留作紀念，或是當做廁紙。
當晚，五個營區的大多數戰俘都在為行軍做著最後的準備。但是在南營裏，卻有大概五百人正在觀看一場生動的演出：他們的小劇場作品《你不能帶走它》。演出廳是戰俘們自行設計建造的，坐席都是加拿大紅十字會的木箱。票需要預訂，價格是一塊煤磚。腳燈和反射鏡都是用大個的英國餅幹罐做的。舞台兩側的上方甚至還有懸空的窄道，架著可移動的聚光燈。自從2月份的首演之後，南營的戰俘們創作了多出音樂雜耍、獨幕劇，以及一些百老匯劇目，比如《首頁》、《談情說愛》，還有《客房服務》。當然，劇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們自願扮演的。
大廳四角燃著的爐火隻能稍解演出廳內的嚴寒，但是人們沉迷於考夫曼和哈爾特的喜劇之中，忘了身體的不適。七點三十分，前門“砰”的一聲打開了，C。G。“羅戈”・古德裏奇上校，南營裏的高級軍官，穿著他手工刻製的木頭鞋子“梆梆”地從座席間的通道上走到了台前。他身材矮壯，以前是名美國轟炸機駕駛員，後來在非洲上空跳傘時摔壞了脊梁。他剛登上舞台，廳裏立刻一片寂然。
“看守們剛才來了，讓我們在三十分鍾內到前門集合，”他說，“收拾東西，整隊！”
戰俘們連忙趕回營房。他們換上幹淨的內衣、襪子以及最好的軍裝，彼此沒有多說話。那些幸運兒們拿出了替換的鞋子。帶不走的食物被狼吞虎咽地“幹掉”。大家互相幫著穿上外套，背起背包；把毯子捆在肩上。哈羅德・德克爾中校用皮帶把營區秘密電台捆在背上；耳機已經縫在帽子裏了。其他人正在掘著堅硬的地麵，如果凍得太硬，還得生火烘烤，好取出埋在下麵的密碼本、地圖和錢。
各個營區裏的戰俘分別站成一隊。大家互相檢查，係緊背包，然後在寒風中站成一圈，雙腳無意識地踏著拍子，等待著――自從入伍以來，他們早已習慣等待。寒風刺骨，沒有麵罩的那些人感到頭疼。三十分鍾之後――似乎足有幾個小時――大概一百名看守緊緊地扯著十多隻狂吠的警犬，開始將戰俘們趕出南營。當他們列隊走過西營和北營時，他們的戰俘夥伴們向他們大喊“再見”、“好運”。當這支兩千人的長隊終於跨出前門，冒著漫天大雪向西走去時，已經是十點過幾分了。
接下來出發的是西營。走出大門時，本已行囊沉重的人們又依次接過一個重達十一磅的紅十字會的包裹。他們中許多人隻留下了像巧克力和沙丁魚之類的特殊物品。很快，路邊的溝渠裏就丟滿了食物。
中營裏的高級軍官德爾馬・斯皮維上校告訴營裏的戰俘們，瓦納曼將軍將走在他們隊伍的最前方，他希望大家服從德國人的一切命令。“隻要萬眾一心，我們就能安然無恙。”斯皮維說道，並且警告大家不要試圖逃跑。
由於已經上路的人們行進緩慢，所以直到將近1月28日淩晨四點，最後一支隊伍才走出大門。
此時，走在這條八英裏長的隊伍最前端的人們已經精疲力竭了；他們已經跋涉了整整七個小時。一陣狂風揚起，再加上足有兩英尺厚的雪堆，讓邁出的每一步都痛苦不堪。盡管如此，阿爾伯特・克拉克上校，這位1942年被擊落的美國戰鬥機駕駛員，還是不願丟掉他那兩本厚重的德國報紙剪貼簿。他開玩笑說，如果誰能幫他搬書，就送誰一箱蘇格蘭威士忌。威利・蘭福德上校信以為真，臨時打造了一架雪橇，現在正拉著書在雪上走。包括克拉克在內的其他六個人輪流跟他換班，因為精明的蘭福德把雪橇做得很大，上麵放著他們全部的背包。
每隔幾個小時，隊伍就要停下來。人們在路上擠成一團，兩腿伸直，就像坐在一個平底雪橇上。每個人都靠在後麵人的身上。沒人說話，也很少開玩笑。替換用的鞋子、衣服、紀念品――長期細心攢下來的――都丟在了路邊，背包被重新整理了一番。一些人用珍藏已久的信件和日記生起了火。
重新上路後，盡管已經扔掉了很多東西，但背包卻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了。一個人踉蹌了幾步，倒在地上。兩個夥伴怕他會被槍斃，連忙扶起他，扔掉他的背包和毯子，拖著他繼續往前走。不過，筋疲力盡的戰俘們隻是被拉上了車子。因為現在戰俘和看守已經差不多了。看守們也都扔掉了背包。有個上了年紀的德國人素來對戰俘們很和善，現在，幾乎是由兩個美國人在抬著他走，而另一個美國人則背著他的槍。
上午十點左右，先頭部隊在距薩崗十八英裏的一個村子停了下來，在三個穀倉裏紮了營。落在後麵的人們繼續趕路，越來越多的人倒在路上，衣服都被大雪和汗水濕透了。通常，一個同伴會留下來替體力不支的人搓手取暖，直至救援車輛趕到。如果車上已經塞滿了人，某個身體狀況稍好些的就會下車，讓出自己的位置。
下午三點，中營的戰俘們抵達哈爾堡鎮。再不休息，他們就寸步難行了。他們在刺骨的寒冷中等候，一名德國中士去尋找宿營地。最終，一位教士打開了一座可容納五百人的路德教堂，接著又打開了停屍房、幾間地下室和一所小學校。
一千五百人擠進了教堂，占據了從地下室的廁所到陽台的每一英寸空間。他們緊緊地擠在長凳上，誰也動彈不得；而其他人則睡在長凳下麵的地板上。很快，這麽多人身體的熱量就讓教堂裏熱得使人很不舒服。大家開始不斷地擠向門口的浴盆，那裏麵盛著融化的雪水。黑暗中，搶著去廁所的人甚至更多。但是，要穿過這密密麻麻的人群實在太難了，那些病號還沒走到門口就吐在了熟睡的夥伴身上。那些痢疾患者等不及了，拚命地擠進人群。沒過幾個小時，教堂裏的氣味便變得令人作嘔。想睡覺的和推推搡搡要擠出去的爭執起來，幾乎釀成了一場恐慌。
突然，有人大喊一聲：“安靜！”是斯皮維上校。他穿著內衣站在講壇旁，身邊是年輕的丹尼爾牧師。
“如果再讓我發現誰打架，”騷動終於平息之後，斯皮維說道，“就讓他在外麵的雪地裏站一整夜。告訴你們，被推、被擠、被踩，甚至被吐在身上，要遠遠好於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現在，我們待在屋子裏，而三個小時之前，我們還在戶外，凍得要死。”他讓大家幫助病號，謙和對待緊挨著的夥伴。“如果你們睡不著，就坐起來想想家裏。如果你們說不出什麽好聽的話，就閉上該死的嘴。晚安！”
年輕的牧師走上前來，柔聲說道：“你們可曾想過，也許此刻是上帝正在考驗我們的信仰？”然後他開始祈禱，請求上帝保護那些病號和疲憊的人們。“給予我們必需的力量吧，讓我們得以生存，向著自由與解放繼續前進！阿門。”
人們平靜了下來，大多數人都睡著了。
恰好在朱可夫針對柏林的主攻路線上，有另一隊盟軍戰俘正在前進。八天前，他們離開了位於波蘭什科肯的戰俘營，此刻正接近德國邊境以西二十英裏的烏加滕村。這是一支不尋常的隊伍：七十九個美國人，兩百個意大利人，其中有三十位老將軍，他們是在意大利翁貝托國王投降後被俘的。戰俘們的領導者是赫爾利・富勒，美國第二十八師的一名團長。他在阿登戰役中被俘時，他的一位士官曾說過：“德國佬肯定會為抓到赫爾利而感到後悔的。”從一開始，富勒就實踐了這一預言。在東進的第一天，好像是在指揮自己的部隊一樣，他突然命令大家停下來休息，然後率先靠在了雪堆上。不知所措的看守們從富勒的上級們那裏了解到，這個四十九歲的得克薩斯人非常難以對付。他對威脅視而不見，看守們不得不讓他來領導隊伍的前進。在過去的一周裏，富勒一直在想方設法破壞這次向西的艱難撤離；他希望被俄國人解救。因此，現在他們才剛剛到達烏加滕，否則早就應該渡過奧得河了。
德國翻譯保羅・黑格爾中尉在一所學校裏為戰俘們找到了宿營地，並且給他們送來了食物。他曾經在紐約學習銀行業務，度過了將近五年愉快的時光。因此，他很親美。“你跟我們合作吧，”富勒對他說，“我們一定會想辦法讓你再去美國。”
那天晚上，黑格爾在廣播裏聽到戈培爾正在發表一則安撫人心的報道：雖然東部形勢嚴峻，但我們決無理由恐慌；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將臻於完美，俄國人將輕而易舉被擊退。然而，黑格爾剛剛關掉無線電，就清楚地聽見了隆隆的炮火聲。
次日，即1月29日拂曉，看守隊隊長馬茨上尉聽到不遠處傳來機關槍的噠噠聲，他決定，不被俄國人追上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戰俘們丟下。他來到學校，把黑格爾喊醒，然後開始用德文寫一張紙條。大概七點左右，他把紙條交給富勒。上麵寫道：“我們必須把這些美國軍官丟下，因為俄國重型坦克已經突破防線，並且他們也無力再繼續行進。”
“等俄國人趕上我們，你這個雜種，我要跟他們借件武器，追上你，把你殺掉。”富勒厲聲說道，假裝很憤怒，但實際上，他非常高興終於擺脫了馬茨。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名翻譯。他走向正在匆忙著裝的黑格爾，拿走他的瓦爾特槍和賬簿，說道：“你和我們一起留下來。”然後，他讓黑格爾穿上一整套美國軍官製服，包括美軍的內褲和短襪，還分配給他一個軍人身份牌編號。“從現在起，你就是一個美國人――喬治・馬爾鮑爾中尉了。”馬爾鮑爾不久前從隊伍中逃跑了。“別擔心，”富勒對茫然不安的黑格爾說，“你一直對我們不錯。我會讓你平安無事的。”
上校召集了美國人，讓大家待在學校裏，並且警告他們，如果搶劫，將會受到嚴懲。馬茨離開的消息迅速傳開，沒過幾分鍾，烏加滕村的村長便來了。他從富勒那兒得到唯一一個任務，負責食物和其他供給。隨後來了兩個波蘭士兵，說有一百八十五名波蘭人願意為他們效力。富勒接納了他們。幾分鍾之後，他又收留了十七名法國俘虜，其中一人會講俄語。他在村公所為這支不斷擴大的部隊建立了指揮部，並且命令收繳村中全部武器。一經武裝之後，他準備抵禦任何來烏加滕的人――無論是德國人還是俄國人。
富勒的隊伍中已有三個人此刻正在與德國人作戰。一個星期前，多伊爾・亞德利中校和另外兩個美國人逃離了西行的隊伍。隨後，當一支紅軍裝甲部隊追上他們時，紅軍指揮官摟住亞德利的肩膀，輕拍著他的後背喊道：“美國人，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斯蒂倍克，雪佛蘭，棒極了！”他給美國人拿來伏特加、食物和毯子，並且堅持要他們加入自己的軍隊，作為好盟友與德國人作戰。
1月29日，這三名美國人正在烏加滕附近參與一次紅軍裝甲部隊的進攻。突然，三架ME-109飛機向裝甲部隊俯衝下來。美國人本能地跳進了戰壕，這讓俄國人大笑不止。俄國人若無其事地站在路上，用步槍、機槍，甚至手槍向飛機開火。部隊一刻不停地繼續前進，把犧牲的戰友留在路上，徑直開進了克羅依茨村。在那裏，俄國步兵們徹底清除了最後一小撮頑抗的敵人。
到了當天晚上，富勒上校和他的參謀人員已經使烏加滕成了一座堅固的堡壘。除了馬茨和他手下丟棄的二十六支步槍和兩挺機槍外，他們還從村民手裏收繳了所有的獵槍、步槍、手槍和匕首。富勒武裝了美國人和一百八十五個波蘭人，並在村子四周布置了哨兵。他們在村東挖了散兵坑，把那兩挺機槍安置在裏麵。到九點鍾為止，他們已經嚇走了好幾支德國小分隊，並抓獲了三十六名散兵。
一個小時之後，睡在村長家二樓的富勒、克雷格・坎貝爾中尉和黑格爾被炮火驚醒了。富勒望向窗外，隻見十多輛關著燈的坦克正隆隆地開過來。看上去不像德國人的；高高的輪廓應該是美國的“謝爾曼”坦克。三人還沒穿好衣服，前門就傳來了咚咚的敲門聲。有人在門外喊叫。
“他們喊的不是德語。”坎貝爾說。
“我認為是俄語。”富勒說，“把門打開。”
樓梯上已經響起了哢嗒哢嗒的腳步聲。黑格爾連忙喊道：“美國人！美國人！”
門開了，幾個俄國人向三人衝來，猛地將衝鋒槍頂上他們的胸膛。富勒一直用手指著隔壁房間的門，俄國人終於明白了，過去找到了亞曆克斯・貝爾坦，那個會說俄語的法國戰俘，把他帶了過來。當俄國人頭目馬雅丘克上尉得知三人是美國軍官時，不禁挖苦地笑了。“美國人怎麽會在東部前線？而且走到了紅軍的前頭？”說著，他把槍向富勒的胸口頂得更深。
貝爾坦連忙解釋了一番。俄國人緊緊擁抱了富勒，並且親吻了他的臉頰。他說，不管美國人想要什麽，都可以得到。富勒說，他需要德國彈藥和蠟燭；還想擺脫那三十六名俘虜。上尉說，他可以帶走他們，接著試圖再次親吻富勒。然後他說，必須立即對德國百姓實行宵禁，於是富勒叫人找來了村長。村長非常願意合作，說他會立刻讓街頭公告員公布下去，說完便匆匆離開了。
兩位盟友向村中的廣場走去。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給俄國的“謝爾曼”坦克聚集在廣場上的教堂周圍。那三十六名德國俘虜從一個地窖裏被放了出來。其中一個傷得很重，躺在一輛手推車上。正當上尉再次擁抱富勒之時，槍聲響起。富勒連忙轉身，隻見車上的傷兵跌了下來，已經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