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黨錮之禍

　　後漢黨錮之禍，原本起於勢利小人依附權勢，互相攻訐抨擊而致。東漢桓帝、靈帝年間，皇帝荒淫奢侈，不理朝政，而把朝廷大權委以宦官，宦官肆虐，士子羞與為伍，因此天下匹夫激憤，處士橫議，遂就激揚名聲，互相譏評，品評公卿，裁量執政，狠直之風，自是而始。但矯正枉曲，卻不能得中，反致太過，比如範滂、張儉之輩，本清心疾惡如仇，最終卻陷於黨禍，也正是這個道理。

　　開始，漢桓帝為蠡吾侯時，曾受學於甘陵（今河北清河縣）的周福，漢桓帝即位後，即任周福為尚書。這時同郡河南尹房植當朝臨政非常有名，於是鄉人就編出歌謠說：“天下製定大改方針的是房伯武（房植），而因做過皇帝老師而獲尚書印的是周仲進（周福）。”二家賓客，遂互相譏諷揣測，各樹朋徒，嫌隙漸生，因此甘陵就有南部北部之分，而黨人之議也就從此開始。不過這時大多為好事之徒為之，對於大局沒有多大的幹擾。後來汝南太守宗資任範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也委任岑晊為功曹，問以政事，於是二郡又流傳著：“汝南太守範孟博（範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孝（岑晊）弘農成瑨但坐嘯。”（這二句話的意思是宗資、成瑨任用賢人而自己為官清閑，沒事可幹。）這些流言傳入太學，太學諸生三萬多人，以郭林宗、賈偉節為首，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太學中有傳語說：“天下楷模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法（蕃），天下俊秀王叔茂（暢）。”還有渤海的公族進階，抉風魏齊卿，都不怕危難而直言深論，不避強暴、豪紳。因此自公卿以下，沒有不怕他們貶論的，於是爭相與其結交。這種意氣之爭與權力之爭相混雜，居首善之區，而承之以好結交之貴遊，務虛名清淡之遊士，致牽一而至百，影響擴大。

　　這時河內有個張成，善於看風水、卜卦，他算出會有大赦，遂教兒子殺人。李膺為河內尹，督促把凶犯逮捕，果然逢宥赦而獲免。這使李膺更加義憤填膺，竟置赦令而不顧殺了凶手。張成報複李膺，先使用占卜伎倆溝通宦官，漢桓帝對其占卜行為也頗為斥責。宦官讓張成的弟子牢修上書，告李膺等豢養太學遊士，與諸郡生徒結交，相互驅馳，共為朋黨，誹謗、譏諷朝廷，惑亂人心，風俗。為此天子震怒，頒布詔令到各郡縣，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天下人對黨人共同疾憤，李膺遂被逮捕，並牽連到陳寔等二百多人，有的逃跑在外，都被懸賞捉拿。逮捕黨人的捕吏四出，相望於道。到第二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連名上書為請，桓帝才稍解其意，把這些黨人全部赦免回歸田裏，但禁錮終身。朝廷仍然留有黨人的姓名。

　　從此以後正直之氣被貶斥，奸邪之枉熾結，海內望風之流，遂互相標旁吹捧，指天下之名士作為自己的稱號。最上為“三君”，次為“八俊”，依次為“八顧”、“八及”、“八廚”，就像古時的“八元”、“八凱”之類的一樣。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為世人所宗仰。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即有才能有名望的人，並敢於反對宦官。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範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即德行較高的人且能以德教人。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即能引導人又受人敬仰的人。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即能用財救人的人。

　　開始，山陽太守翟超，請張儉為東產督郵，這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今山東金鄉縣西南），殘暴百姓，為非作歹。張儉舉劾侯覽及其母親的罪惡，請求把他們處以死刑，於是張儉與侯覽結下了怨仇。侯覽有個同鄉叫朱並，此人平素邪佞奸詐，張儉對他非常鄙視，因而也對張儉懷恨在心，遂承侯覽之意上書告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各自有自己的稱號，共為朋黨，圖謀推翻朝廷政權。張儉、檀彬、褚風、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鬱、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盤、疏耽、薛敦、宋希、唐龍、贏谘、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壇盟誓，結為朋黨，以張儉為魁首。漢靈帝下詔直接逮捕張儉等人。大長秋曹節因此譏諷有司奏捕前黨。所以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大尉範滂等百餘人，皆死於獄中。其他的已經死的則不論，逃跑沒被抓獲的就得以幸免。自此各個之間更加相為嫌隙，相互陷害、打擊、報複而濫入黨中。州郡又承禦旨，甚至有的人與此事毫無瓜葛，也遭到禍害。牽連致死，徙（犯者妻子徙邊）、廢、禁者達六七百人。這一年是建寧二年（169年）。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辯解，言激意切。靈帝閱奏後大怒，即刻詔司隸、益州、逮捕曹鸞，用檻車押送槐裏（今陝西興平縣東南）斬首。隨又詔各州郡，更加嚴密地監查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官職的免官禁錮，株連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光和二年（179年），上祿（今甘肅成縣西南）長和海，上書靈帝，對株連五服提出異議，他說：“依禮，從祖兄弟，既不同居，又不同財，恩義已輕，五服中已屬於最遠的服親。而現在黨人之禍，連及五服，這既悖於典訓，也不符合常法。”靈帝閱覽上書而頓然醒悟，於是下詔凡因黨錮自從祖以下都可以不受牽連，牽連的範圍縮小。

　　中平元年（184年），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爆發。中常侍呂強又上書靈帝說：“黨錮之禍時積已久，人情多有怨憤。如果久不赦宥，輕者與張角（黃巾軍的領袖）合謀，為害之大，悔之無救。”靈帝對有如此惡果也深感恐懼，就大赦黨人，當事人有被殺而牽連家屬判徙者，全部讓歸原籍。案牽及被拘押的黨人，品類並不完全相同，有通經之士（如劉淑）；有遊俠之徒，（如何甬）；有挺身徇節者（如李膺、巴肅、範滂）；亦有逃跑躲避而牽連他人的（張儉，又如成瑨、張牧、殺張泛及其宗族賓客二百多人，成瑨被懲下獄致死，岑瑨張牧自顧逃奔他鄉，隱姓埋名）；也有本來無意和所謂的黨人交結，但卻因偶爾邂逅相遇仍不能幸免的（如夏馥平素不與時宦結交，卻特以聲名為中官新憚，遂與範滂、張儉等同等被誣陷，實屬無辜）；也有本來是黨人魁首，但因為處世圓滑，巧言善辯反而得以脫然無累者（如郭林宗，傳言其雖善人倫，但不去說危言而致陷困境，所以宦官擅政卻不能傷及。及黨事起，知名人士，大多被害，惟有郭林宗及汝南袁閎得以幸免）；更有與黨事毫無關係的人，隻是想依附名貴以為榮者卻依在牽連在案的（如皇甫規，傳說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很多被牽逮捕。皇甫規雖為名將，但素來名聲不高。雖自己以西州豪傑自居，依然很不得誌。於是就上書皇帝：“臣曾推薦前大司農張奐，是附黨。還有過去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為臣辯護，所以臣也是附黨之一，臣請願被治罪”）。諸如此類，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這些人激於意氣，所做所為難免過當，任之以官亦不足以為治。況且又互相標榜、吹捧，本屬惡習。而當時之士，之所以趨之若騖，一是為了立名揚聲；再者因為漢代選舉，崇尚聲華，而合黨連群，實可終南之捷徑。但黨錮之禍主要是因為桓、靈帝信任宦官，殺戮士子，累及無辜，前後經曆了二十多年，也更是桓、靈自為虐政的惡果。之後，黃巾起義迅及蔓延、勃蓬發展，而東漢朝廷綱紀敗壞，法製廢弛，瀕臨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