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儒家官德規範具有的“契約”性質

　　追究這個的問題，答案或許有好幾個，但是這裏是加強了這樣的基本看法，即規範質底上具有社會契約的品格。

　　1.社會學意義裏的闡釋。這裏，我們先從社會學觀點來作一番澄清。

　　社會學家、美國人詹姆斯科爾曼在其名著《社會理論的基礎》中對規範作了契約論意義上的詮釋。科爾曼指出：規範存在的條件是社會認定對規範涉及的各種行動得以控製的權利，因而規範涉及的權利，不是法定的權利，而是社會認定的權利。由此可見，“規範是契約的一種”，是“根據社會共識，行動的控製權並非由行動的主體所擁有，行動者之外的其他擁有行動的控製權”。因而，對於規範的這些社會認定的權利集合就成為行動中的“新行動者”，“這個新行動者被定義為法人行動者，它是一個擁有權利的法人實體，其成員把權利授予它。科爾曼進一步指出，由此規範實現了二級轉化，即經由”社會共識“轉向”法人行動者“由此帶來兩個直接結果：一個是既可以確立規範的權利有效性，又可以促使現成規範應用於社會行動之中，另一個是既可以認定社會規範的結構建立，也可以構建共享的規範價值導向和公認的交往準則。科爾曼由是推得，從”社會共識“到”法人行動者“的權威授予，規範的權利效應顯然是由社會關係中的社會成員根據某種”契約授予的。

　　契約意味著訂立契約各方的義務與權利的界定和歸屬，因而在科爾曼的觀點裏蘊涵了這樣的語意：“規範蘊涵利益”。一方麵，這種利益指涉的是規範所獲得的相對獨立、客觀存在的控製權利和引導權利。也就是說，在獲得規範的權利效應的語境裏，規範事實上成為了某種超越個人的實體，規範的權利成為限製或鼓勵主體行動的理由。因而相應的，規範確立後，就會出現兩種相反情形：一種是行動主體服從規範獲得利益，即規範的製訂者與承受者在利益上是同一的；另一種是行動主體服從規範卻沒有獲得應得利益、甚至反而失去已有或將要有的利益，即規範的製訂者與承受者在利益上是分離的。另一方麵，這種利益蘊涵著義務意識。對於訂立契約、製定規範、服從規範的主體來說，無論是行動者還是受益者，接受或服從規範，均應負有對規範的義務心的自覺敬重，因為契約內在地包含社會共識和承諾，並由此產生相應的義務和約束，而一方的義務和約束又指示著他方的權利。所以服從和接受規範的任何“法人行動者”，都自然地承受因服從規範而得到或失去某些利益。麵對解決這樣的不同一情況，以義務心為協調性立場就顯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儒家的確是這樣來看待規範所蘊含的利益。

　　2.《五子之歌》中的儒家規範論確認。規範蘊涵利益，儒家看到了規範內蘊著的義務心使然的敬重，它為社會的穩定和做人的標準提供了導向。《尚書五子之歌》從先帝之“訓”，看到了從先王以來的規範傳承，具有特定的社會控製力量和指導行為價值，背離或違背規範，意味著他主動放棄了德性，結果隻能受到相應的懲罰。先王之“訓”，就是一種規範，它具有控製和懲罰的權利。《五子之歌》以“太康屍位，以逸豫滅厥德”為曆史背景，一連講出“大禹之戒”的五大訓，來告誡百官：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先王的“規範”提倡“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官要見之行之，身居官位，治理萬民，必須敬重這樣的規範，它應該成為君王百官駕禦萬民的控製力量。反疑問句“奈何不敬”，包含了一種強烈的義務心自覺，先王的遺訓和教導，可以成為現實的契約，來引導和控製，百官隻有接受和服從。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先王的“規範”提倡戒色戒酒，失去這樣規範的引導和控製，就會身敗名裂。這裏，《五子之歌》的作者似乎看到了規範控製行為的雙重性質，即內在的控製力和外在的控製力，“色荒”是人內在道德控製力的喪失，“禽荒”是人的失去規範控製和引導的外在殘暴行為，由內向外，有內在邏輯。桀之“色荒”又“禽荒”，導致失敗，也驗證了這樣的道理。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先王的“規範”提倡綱常倫理，它是維護安定社會秩序的“道”、“綱”。唐堯、虞舜、夏禹創立的綱常倫理、道德紀綱，至太康喪失，不受此“道”此“綱”控製，導致天下混亂，由此失掉天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先王的“規範”提倡“有典有則”，即留給後人治理國家的準則和原則是來自於先王的“典”和“則”，這些規範已經預先得到人們的確認和遵守，我們隻有遵循和執行的義務，而絕沒有違背和抵抗的權利。否則，就是“荒墜”、“覆宗”、“絕祀”之滅亡結局。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作者感慨太康之失，隻是沒有謹慎對待道德，沒有服從先王規範的製約，此“德”所失，就難有天下可再支撐。後悔也無濟於事。

　　《五子之歌》作者的基本意思顯然強調的是對先王規範的義務性肯定。誰違背了先王的規範（“先王之訓”），誰就會身敗名裂，太康不正是這樣的生動例證嗎？據說，推翻夏王太康的是後羿，而後羿也重蹈了太康的耽於田獵、“不理政事”的覆轍，也被人殺掉，失掉天下。儒家有法先王的傳統，效法先王的規範，並以此作為行動控製者。在儒家看來，先王們確認的規範，對於後人來說，就是一種契約，先王們也遵守，你們也遵守，大家都遵守。這是無須懷疑的信念。而且先王們留下的規範，人們不可能自然學會和執行，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這就像工匠嚴格地用規矩製作器具，規矩可以確認和傳授，但是不可能使人自然地聰明起來，它需要靠人的自覺遵守和執行。而且執行了規範，是有回報的，它益於人們的行動。孟子指出：“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國君執行“仁禮”（在孟子的政治道德觀裏，仁禮也即謂一種規範），有利於治理天下。儒家看到並肯定了規範內蘊著的德性利益。首先在儒家那裏，規範所折射出來的是一種道德法則和義務敬重。理由是，對於製定規範、服從規範的行動主體者來說，內心都應由義務心驅使，或者說，無論是行動者還是受益者，接受或服從規範，均應負有對規範的義務心的敬重。事實上，從曆史積澱的角度看，規範內在地包含著社會的共識和承諾，並由此產生相應的義務約束，同時隻因服從規範而獲得某些利益。基於規範獲得或擁有了這樣的德性價值，儒家似乎看到了規範擁有更寬廣的政治道德意義，並且試圖伸展出它的多重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