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四節 儒家哲學的政治道德用心

　　儒家官德境界以及需要的集體性意識論證，蘊涵了儒家什麽樣的哲學底蘊呢？也就是說，我們要發現和找到儒家官德和集體性意識的哲學背景和支撐力。

　　長期以來，研究中國哲學，學術上有一種觀點認為，儒家思想主要是政治倫理思想而非哲學。以黑格爾的“陳見”最為普遍。然而我們認為，儒學有以政治倫理思想為核心的基本哲學支撐。儒家思想並不就是等於儒家哲學，也並不就是等於儒家政治倫理思想，但是研究儒家哲學，是把握儒家政治道德思想的基本麵和製高點，也成為我們考察儒家官德和集體性意識的基本出發點。

　　儒家思想綿延兩千多年，也可謂千變萬化，有多少儒者就有多少儒學，但其中有一宗旨是不變之經，從而帶上了自身哲學的顯著特征。這是由儒家哲學的基本問題所規定。儒家哲學，不管說其為是人生哲學，還是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或社會哲學，它總是以“人”為指向，針對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儒家看到這個關係的實質性展開，就是性情與禮法、修身與事功的兩對矛盾。這兩對矛盾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都是個體和主體，所麵向的就是社會，一個是社會規範，一個是社會事業。從孔子開始，儒家一直在努力解決這樣的問題，從而形成了中國人特殊的哲學語言係統，如天人之辨、名實之辨、理氣之辨、道器之辨、心物之辨等。所謂“仁與禮”、“自然與名教”、“人情與天理”、“成人與成己”、“修己與安人”、“內聖與外王”、“心性修養與經世致用”等，都屬於這套語言係統中的文本解讀。

　　根據儒家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解決方向會看到儒家哲學的基本精神。第一，重人生、重倫理。儒家哲學屬於倫理實踐型哲學，其關係重點在人、在人與社會的協調，而這種協調又是基於朝向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最高境界而發展。追問一下原因之一，可能與中國人對待自然態度有關。既要提高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又要與自然相協調，因為人對自然有種依賴而不得不崇敬它。所以要研究人和做人的道理。做官首先要學會做個好人。第二，追求整體價值取向。儒家提倡以社會為本位，個體以社會規範、社會事業為最高義務和最高責任，這裏也就蘊涵了對個體義務和個人權利的消解性質，即個體義務融解於社會義務，個人權利服從於社會本位。當然，如果站在道義論立場思考官德問題，在儒家看來，這種消解性質對於官員來說具有合理性。第三，入世的，經世致用。馮友蘭先生曾說過，儒家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馮先生對此界定為：儒家講理想主義，因而具有出世性質；儒家講現實主義，因而具有入世性質。講官德，儒家具有理想主義，對於官吏提出相應的道德標準和道義設定；講入世，儒家具有現實主義，對於官員提出相應的經世致用和實學要求。但是儒家強調官德，根本上看，還是為了更好地達到經世致用。第四，內聖外王，合內外之道。儒家經典《大學》歸納出一條內聖外王路徑：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哲學設置的最重要的政治道德的理論成就。內聖是“正心修身”的道德實踐，外王是“齊家治國平天下”，是道德實踐在實際生活（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運用和檢驗。對於官員來說，行為就像聖君一樣，就達到了內聖外王的一致，其實，內聖而有外王，是需要作充分的說明。第五，追求形上學境界。這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問題。“道”，獲得了做人做事追求的境界，道義論、義務論、規範論、德性論，歸根結底，都源自於“道”的轉化而來。本體論在中國人的哲學語言裏獲得了深刻性和特殊性。儒家官德的基本麵，就在這樣的基本精神裏獲得了自身發展的邏輯。

　　儒家官德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礎性內容，其實際存在的價值也是儒家哲學的存在價值。儒家道義論的哲學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線索，義務論境界和集體性意識，也正是儒家哲學在政治道德中的用心一麵。希冀的就是君王百官在道義論的控製下，去落實和實現儒家為這個社會體製設計的理想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