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孔子“仕的”用心

　　至於說到“仕”這個做官問題，儒家原初性的看法就是以義務論和德性論來設定，也就是道義論籌劃。

　　1.用心的兩個方麵。孔子有他自己的仕論，又有自身的做官實踐，並從這兩個方麵開啟了這個方向。他的弟子子路見天底下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老師出仕之心，感慨道：“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船山說子路是在“述夫子之意如此”。君子之仕，依仁義而知，依道義而行，船山發揮了這理：“蓋聖人之必於仕也有三：道之欲行，一也；仁之不忍忘世，二也；義之不可廢大倫，三也。人知仕以行道而已。言及於仁，而聖人之心合天下為一心；言及於義，而聖人之心且通萬世為一理。故聖人仕止久速之時中，一精義之用也，而義極至矣哉！”仕，是道、義、仁的結合，“道”是大路，是方向；“仁”是入世原則；“義”是處理君臣關係的大倫大德。手段與目的、規則與程序，在孔子那裏，經曆了道義論的考驗。

　　值得指出的是，子路此段評議，是對“隱士”的間接批評。當那位隱者批評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時，子路並未直接反駁，隻是說了一句：“不仕無義”。這還是孔子的觀點：不做官是不合義理的，也是違背道義的。這其中暗含了對隱士的批評。孔子有做官的經曆，而每每出仕，總有“道義”理由。《論語陽貨》：“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子經陽貨的一番請仕，表示願“將仕”。理由很簡單：一是懷有安邦治國的才華和道德而不願意見到國家混亂不堪，仕是出於道義；二是積極從政而不喪失機會，這是道義所逼和義務使然；三是歲月不饒人，趁當時年，理應為國家效勞，也是道義使然。其實，鑒於孔子與季氏家族的特別關係，孔子不願意仕於陽貨，因為陽貨“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所以孔子是說“將仕”，而不是“即仕”，這是禮節的謙辭，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孔子對於出仕的基本規定，即原則性的仕道規定。船山說到點子上：“以夫子之至仁大智，必無懷寶失時之心，而其將仕者，未幾而果仕。夫子之言，何一而非誠！而仕自有仕之道，特不因貨而仕，夫子亦未嚐欺貨而背之。”所謂“仕自有仕之道”，恐怕在上述三條理由裏，也可見到孔子的一番良苦用心。

　　說到儒家的“入世”說，在我們同情地肯定子路“不仕無義”是間接地反對“隱士”於世消極的“出世”態度的時候，勢必會想到孔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的出仕評價。裏麵有沒有蘊涵了孔子對“隱士”的間接肯定？這裏首先要弄清楚的是，隱士不仕，和孔子這裏講的“邦無道則可卷而懷”，有根本區別，前者是反對政治、根本和徹底地淡出政治，與政治與人世間相隔絕，不管“邦有道”還是“邦無道”；而孔子講“可卷而懷”，是暫時的、策略性的不仕，一旦條件具備，還是要出仕的，因為出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根本的原則和道義體現，而不出仕隻是“權變”的一種政治策略。上述這段話出自《衛靈公》：“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史魚，衛國大夫。蘧伯玉，衛國賢大夫，受到史魚的多次薦舉。孔子讚賞史魚的剛直：政治清明，他像箭一樣直，政治不清明，也像箭一樣直；也讚美蘧伯玉的政治智慧：政治清明，他就出來做官，政治不清明，他就把誌向和本領收藏起來。這兩位賢者，在孔子看來，都是值得稱道的，隻不過是出仕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可能蘧伯玉比較策略圓滑。由此看出，雖然講“可卷而懷”，但孔子並沒有間接肯定“隱士”對於“仕”的態度。

　　2.孔子的用心，沒有白費。其實，孔子的用心，並沒有白費，它對後世的為官之道無疑起到了積極的導向作用。由士到仕，從讀書人到做官，即古人稱作的“仕途”，古人發出“仕途真畏途”，不是沒有道理的。其中始終牽掛著儒家政治道德的道義論關切。曆代官箴似乎比較集中地反映出這樣的觀念：

　　《初仕要略》：“當仕之必仁以存心，恕以立誌。”（做官必須堅持道義，心存仁義，立誌於道，這是仕途的徹始徹終。）“初仕以勤政為首務，政不勤則百事怠。”（勤政乃仕途之“首務”，屬於道義的應當。）

　　《牧令書》：“仕途為人才爭赴之場，我果先施必能獲益。”（仕途是人才的競爭，這“才”乃包括道德素質與領導本領。積極發揮自己的優勢，就能獲得成功。）

　　《從政遺規》：“世人之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取不義之財”，乃為非道義之舉，為從政者力戒！）

　　《佐雜譜》：“大凡入仕路在慎之於始也。”（“慎始”德性，乃為做官之德，也為仕途之要，與道義善始善終，就有慎始慎終。）

　　《舍人官箴錄》：“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即隨大流）等事為當為之事。”（“小規模”乃非道義之實，為官不可取，仕途不提倡。）

　　《甘氏家訓》：“仕宦者義務也，非權力也。”“既有應盡之義務即當忠其事、勤其職、守其官。”（仕途乃履行義務而非專注權力，“忠其事、勤其政、守其官”，就是仕之道義規定的義務。）

　　《薛文清公要語》：“古人從仕者養人，今人從仕者養己。”（古代聖賢從仕是為了養護人民，這是仕途的榜樣；時下當官的是為了養護自己，那是缺乏道德了。）

　　《廟堂忠告》：“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辱之基也。”（仕途一路走來，麵對周圍的人情是非，要有正確的榮辱觀，以道義所榮，不以人情所榮，反之則是辱。）

　　《州縣事宜操守》：“仕不為貧，何至垂涎民膏，又肥私囊，正當冰操自勵，以圖遠大。”（出仕不是為了改變自家貧窮，而是勵節操守，追求遠大道義誌向，所以仕途路上不能有一絲一毫“垂涎民膏，又肥私囊”的想法和做法。）

　　《官箴》：“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做官不要見錢眼開，更不要存有僥幸心理，往往失敗就是這樣的。言下之意，就是要堅持道義，加強“自克”。）

　　《蜀僚問答圖治之道在恤民貧》：“吾儒身列仕籍，有牧民之責，道在恤民貧而已。”（“恤民貧”，把道義具體化了：儒者出仕，蓋以“牧民之責”為己任。這是道義所至。）

　　《論官》：“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仕者要盡心盡職，先義後利，先苦後甜，先做事後享受。）

　　《蒞蒙平政錄》：“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隻此兩條，具見聖人大本領、大作用，便可括盡古今君相為政之要。筮仕之初，尤不可不知也。”（富民教民，是做官大義，道義所指，為政之要，仕途不可不察。）

　　《學治臆說》：“誌趣之正全在將入仕。”（入仕先要檢驗自家心術是否端正，有沒有追求道義的誌向和趣意。）

　　《從政錄》：“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矣。”（以道義為本，具體化為以三綱五常為本，是符合儒家的政治道德立場，仕途中必須堅持這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居官寡過錄》：“夫人仕不止於為貧，何至舍公圖私，唯利是狥。”（做官心中有道義，就不懼於貧窮困苦，最令人擔心的是喪失做官原則，唯利是圖，損公肥私。）

　　《牧民忠告》：“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責，有其責斯有其憂。任一縣之責者則憂一縣，任一州之責者則憂一州，任一路之責、天下之責者，則以一路與天下為憂也。”（道義論立場油然而生。責任意識、義務意識，令人起敬。憂患意識驅使各級官員要盡道義、義務而承擔起各自職責。）

　　孔子的用心，引領出儒家的政治道德，也深刻地影響了“仕的”理論，他自身的仕生涯雖然並不順利，也沒達到輝煌時刻，但是他的出仕，哪怕做個“委吏”、“乘田”一類的小官，也是在符合儒家道義的權衡裏進行；更重要的是，他的原發性檢討無疑給予儒家官德以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導向。當然，對於古代官德和儒家理論所提倡的道義論或謂義務論的實質內容，我們應該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作曆史和階級的分析，但是孔子和儒家的用心以及曆代官箴的一係列“仕的”，抱有堅定的道義論哲學，並有義務論的倫理支撐，可想這樣的官德理論還是有著一定的邏輯力量，也能在中國人的生活世界裏（當也包括政治生活的空間）通過官箴一類的老百姓耳熟能詳的“做官經”，在小傳統和大傳統的文化交溝中流傳下來，獲得普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