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一節 身份的象征：從士到仕的道義性籌劃

　　儒家十分重視士者從仕的政治道德問題，這個問題似乎涵蓋了儒家政治道德的來龍去脈。

　　1.“士”。何謂“士”？古書有多義。但這裏限定為讀書人。《漢書食貨誌上》：“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士為四民之一。《梁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何休注：“士民，學習道藝者。”《荀子致士》：“國家者，士民之居也。”由此看來，在春秋戰國，士已成為一個特殊的階層，在《論語》中，孔子對這個階層給予了強烈的從政關切，由此也找到了儒家官德的整體性探討與係列性研究的源頭之一。

　　2.“儒”與“士到仕”。要檢討這個問題，首先應厘清先秦時代士階層的身份象征：“儒”。

　　在先秦，儒，應該屬於“士”階層。而在春秋戰國，儒又有自身特征。綜合地看，這樣的說法比較符合儒學發展的真實情況：“所謂‘儒’，正是有知識、懂禮儀，並具有獨立人格與高尚品格的知識分子……（他們）把目光由原初的以知識與禮儀服務於社會，進一步擴展到濟世治國，明確以政治與倫理方針幹預社會現實，正是孔子以來之‘儒家學派’的新特點。”在這些儒者的身上，體現出最顯著的時代特征就是“濟世治國”的“入世”精神--“以政治與倫理方針幹預社會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究竟為他們提供什麽樣的“方針”成為他們“幹預社會現實”的規則。這一點，孔子作了始發性規定。而孔子恰恰是從對“士”的原初性規定裏找到了儒家官德理論往後發展的“軸心”。

　　在《論語》中，“士”字出現十餘次，但基本屬於孔子對“士”入仕的從政的原則性規定。《論語子路》記載，子貢向孔子求教何以為“士”的問題，孔子道明了這點：“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規定“士”？“士”的從政能力又究竟如何規定？孔子肯定：士者從政，必須要有為政之德，哪些“德”？孔子有如此官德設計：“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這是最緊要的；還有“孝”和“悌”，還有“言必信，行必果”，這些都是士者為仕的基本道德素質。當然，孔子對於士的德性規定，也是多方麵的。《論語憲問》：“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若留戀安逸，就不是一個好的士了。《論語子路》：“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這裏孔子講出了士有多重德性集於一身的特點，如互相切磋勉勵，互相和睦共處，與朋友切磋勉勵，與兄弟和睦共處。這就是士的標準，也是由士到仕的規則。它與回答子貢所問，有相致的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地方，是孔子對由士到仕提出了道義論的設計，即在“道”的意義裏作了以下規定：《論語裏仁》：“士誌於道”。

　　《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論語衛靈公》：“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士，要立誌於道，要誌向於道；士以實現道義、仁德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這樣的士，是追求道義，為道義而生、為道義而死。孔子希望他的學生能夠對此心領神會，他的弟子中確有領悟到的，如子張感慨：“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見得思義”，就是以道義為基準，出仕，做官，齊家治國平天下，蓋莫如此。對此，孔子從通“達”於道的角度，對“士”作了一個具體的實證性分析，《論語顏淵》：“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矣？’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認為，士在諸侯國辦事必須要有名望，那麽在大夫家辦事也因此一定會有名望。這就是士之所“達”了。孔子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這不是“達”而是“聞”。“聞”是見之表麵，未達到對事物本質的把握，也就是沒有把握住“道”；“達”是通於道的本質把握，具體表現為：品質正直，愛好義理，善於分析觀察，能夠考慮下麵人的意思，這樣的人，在諸侯國辦事一定能通達，在大夫家辦事也能保證通達。而“聞”之者，把握不住道，就不可能做到言行一致，行動上就會背離道義，違背仁義，在諸侯國辦事就會見異思遷，在大夫家辦事也就會見異思遷了。歸根結底，這是說“達”者要誌於道義，“聞”者偏離道義。所以，“達”與“聞”，是在把握和實踐“道義”上的區別。無疑，這是孔子用了道義論立場來徹底規劃由士到仕的從政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