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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日軍的暴行與對贛北淪陷區的統治
一、侵贛日軍的暴行
從1937年8月開始對南昌實行飛機轟炸，到次年6月直接侵入贛北，直至1945年8月中旬投降，日本侵略軍在江西境內，燒殺淫掠毒無所不為，其殘酷暴虐令人發指，對江西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郾殘殺無辜，滅絕人性。日軍在江西的直接殘殺無辜，始於首先侵入贛北彭澤、湖口、瑞昌、九江一帶之時。1938年7月20日，日軍將湖口縣周璽村100多村民驅押入一大屋內，用機槍集體掃射殺光。23日，再將周家塢村70多人集體殺害在村前田中。在湖口棠山一地，慘死於日軍刀槍之下的無辜村民多達500多人。10月8日，星子縣朱家港村（今溫泉鄉新塘阪村）躲避在山洞的38人，因曬衣暴露，被日軍押至三祖庵用機槍掃射，其中死得最慘的蘆善敏，竟被日軍將頭、手、足綁在5棵拉彎的山竹竹梢上，在突然將山竹鬆開後被五體分屍而死。據《九江人民革命史》記載，日軍在贛北地區的掃蕩中，見人就殺，而且進行殺人比賽，以殺人取樂。1939年4月的一天，日軍將從星子縣過湖來都昌的4位農民，綁在一張八仙桌的四隻桌腳上，當作炮靶，用迫擊炮轟擊，把人打得血肉橫飛。5月，都昌七角王伯昌村的王升財和王學鎮因缺糧，到左裏買穀，被日軍抓去，強迫他們自己挖坑活埋了自己。左裏蔣家村有兩人被日軍抓去，一人被鐵釘釘在板壁上，日軍用刀剝了他的皮，最後開膛挖心，一個被綁在長凳上肢解分了屍。
1939年3月，日軍進攻南昌，士兵都接到了“把房子裏的中國人都殺掉的命令”，災難隨即降臨到南昌及附近各縣人民頭上。3月22日，安義縣五房周村被日軍殺死97人。24日，蔡村72人遭日軍殺死。日軍第一〇一師團、三十四師團、第七獨立旅團先後屯駐南昌，對南昌地區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慘死在日本憲兵隊（駐中山路原中央銀行大樓）的中國人達300餘人。南昌縣瓜山被日軍殺害的平民達2700餘人，埋人的坑後被稱為“白骨坑”。向塘還有一個“萬人坑”，全是被日軍殺死的無辜者。5月28日，日軍竄入羅家集河埠周村，因大肆奸淫燒殺遭到群眾的反抗，日軍竟架起機槍向手無寸鐵的百姓掃射，並四處放火，全村一片焦土，被燒毀房屋800餘棟，殺死村民1100多人，活埋30多人，52戶被殺絕。日軍在南昌地區所施暴行，“手段之惡毒殘酷，方式之卑鄙，與禽獸無異。其殺害無辜的暴行有活埋、火燒、蒸煮、電擊、馬拖、倒懸、犬咬、暴曬、割肉、斷肢、打活靶等種種滅絕人性的手段”。
在中日軍隊對峙拉鋸的高安地區，被日軍殺得血流成河。與高安毗鄰的西山歐陽村遭到屠村，130多個村民包括30多個小孩，被日軍活活燒死。在高安汪家的團山寺前的一塊大田中，日軍一次用機槍集體射殺600多人。1942年夏浙贛會戰時，由浙江西進和由南昌東進南下的兩路日軍，對贛東進行瘋狂屠殺。事後江西省政府派民政廳長王次甫等實地調查，所見“以上饒、玉山燒殺最慘，貴溪尤烈，景況淒涼，極待善後。敵此次進擾時，口號有曰：‘燒殺以助軍威，奸淫以助軍樂，搶劫以助軍食’。其殺人方法有二十六種，臨川文昌橋下，被害者數千人，崇仁、宜黃一帶，數十裏無人煙”，南城、金溪、崇仁、宜黃、南豐、鄱陽、清江等10餘縣“災民多四散逃亡，十室九空”，“災民在三百萬以上”。1944年夏和次年春夏，日軍侵入蓮花、萍鄉、遂川、贛州等贛西贛南地區，殘殺無辜一仍其舊，僅在蓮花，即殺死民眾747人。日軍在江西犯下的血跡斑斑的暴行，真正是罄竹難書！據1945年底的粗略調查，死於侵贛日軍之手的江西無辜百姓有313249人，其中兒童33900人、婦女84379人，另有被殺傷者191201人。
2？郾燒毀民居，暴虐狠毒。燒光是日軍“三光”暴行中緊接殺光的一項暴行。戰地記者馮英子1939年到高安前線采訪時，記下所見日軍燒殺的現場情景：湘贛公路被日軍占領的地段，沿線南北十裏的房子都被燒光。從西山到贛江一帶的村莊，約被燒毀2/3以上，幾乎一間也沒有了。西山歐陽村全村被日軍一把火燒光，胡家村100多戶全部被燒光，高安龍潭300多戶“房子也統統燒光”。高安“縣城兩個部分，盡成為一片廢墟”，到抗戰勝利後人們所見的是“隻見蘆葦成林，磚瓦塞途，卻找不出一間比較完整的房屋”。1942年夏日軍在贛東地區的大肆燒殺，造成崇仁、宜黃一帶數十裏無人煙，南城城內房屋僅剩下26棟，其他全被燒光。臨川郊外，村落房屋全被燒毀。餘幹縣城“先後被燒了六次，最後一次燒了兩天一晚。當時餘幹縣城一片火海，數十裏外可以看到縣城的火焰。沒有來得及逃走的人畜被關在屋內活活燒死”。二都、五都、二十八都等餘幹農村也遭燒殺，五都100多個大小村莊被燒得片瓦不留，一次沒燒完就再燒一次，二十八都先後被燒了5次。由於農村麵積大，而日軍人數少，於是日軍便2人或3人一組，分組放火，一個組每進一村，日軍往往是肩背槍支，手拿蘸了煤油的火把，“村前村後，村左村右，四處放火，直到火勢升起，蔓延開來，無法救滅，才離開這個村到另一個村莊去放火”。其他各縣日軍所過之處，城鄉房屋無不遭受毀燒。全省戰時被日軍燒毀的房屋，竟占戰前房屋總數的18.1%，即有近五分之一的房屋被燒毀，南昌房屋的被毀尤其嚴重，因遭日軍轟炸或焚燒毀損者高達原有房屋總數的77.9%。
3？郾轟炸城市，摧毀工業。全省各地屢屢遭受日軍的侵擾和狂轟濫炸，所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損失，難以數計。南昌已如上述，其他城市莫不如此。著名文學家許傑1939年秋在吉安見到的情景是：“吉安炸得很厲害，我們住的下永叔路一帶，簡直變成整片的瓦礫場。據旅館裏的茶房說，吉安前後被炸八九次，死傷人數也在四五千以上。”1942年1月15日，日機對贛州市的轟炸“尤為慘重，陽明路、中正路、天後宮、華興街等處，均成一片焦土，市區精華損失過半，而人民所受生命財產以及時間精神上之損失，更難以數計”。
在城市建築和重要設施慘遭日軍炸毀的同時，江西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工業也被日軍摧毀殆盡。如前所述，戰前特別是戰時，國民政府與江西地方為適應戰時需要，創辦了一批工礦企業，基本形成了江西工業經濟的初步基礎和規模。1944年冬到次年初，日軍數個師團分別從湘東、粵北侵入贛西、贛南，江西“工業地區，均遭蹂躪”。在日軍的摧毀下，江西公營工廠毀損大半，“尤以贛縣、泰和兩地之損失為最重”，總計達10餘億元，保全者僅剩6個廠；民營工廠數十家“因倉皇撤退，不及遷移，損失更屬不貲”。經此打擊，江西工業基礎“盡付東流”，多年苦心經營換來的難得經濟建設成果，瞬間被日軍毀滅殆盡。日軍對江西近代工業的這次摧殘，是造成近現代江西經濟落後的一個主要原因。
4？郾強奸婦女，喪盡天良。所到之處瘋狂地奸淫婦女，是日軍獸行最為充分的展露。無論日軍走到哪裏，哪裏的婦女便要遭殃。當時人們用一句話來形容日軍的這種暴行，叫做“九十不嫌老，九歲不嫌小”。日軍占領安義後，立即設立了“慰安所”，強迫全縣每保派出一個婦女，3天一換，結果“去時是好端端的一個女人，出來時便須抬回家去”。1939年敵軍侵占南昌後，在廣潤門外，將躲藏在關帝廟內的600餘名婦女日夜輪奸，然後縱火焚燒。“對逃難婦女，老的已有六十多歲，幼的僅有十一二歲，日本兵將她們全部強行押往潮王洲背後的一個村莊裏，強令自己脫去衣褲，然後強奸輪奸，當場奸死十多人……有二百多名沒有逃脫的婦女，關在萬壽宮內，身上被剝得一絲不掛，日本兵一批一批輪流集中奸淫。等到這群婦女被淫得死未死時，獸兵把她們分批縛綁起來，裝在屋裏，用洋油澆屋澆人，然後放火焚燒。”據國民黨中央新聞社的電訊，侵贛日軍對尼姑也不放過：“敵寇在南昌、新建等地，大施獸行，無惡不作……有敵酋一人，率領敵軍十餘人，在距南昌市六十裏之崗山附近，強奸玉華觀尼姑，並將寺內一切食物劫掠一空，揚長而去。尼姑痛憤清門受玷，複以生活無著，全寺尼姑十四名，舉火自焚。”日本侵略軍喪盡天良，行同禽獸。他們對婦女的摧殘，或先奸後殺，或輪奸致死，或刀剜陰戶，或掛奶鈴取樂，手段殘忍，無惡不作。據不完全統計，江西僅南昌地區，被日軍強奸的婦女就達2萬人以上，受害婦女年幼者僅8歲，年長者70歲。強奸後再遭屠殺者1.7萬餘名。日軍就是這樣一支曠絕中外古今的最為無恥和野蠻的軍隊。
5？郾施放毒氣，傳播細菌。與在中國其他地方一樣，日軍在江西的作戰中，也公然違背國際公約使用了毒氣和細菌。在贛北作戰中，日軍因使用毒氣先是進展順利，後是得以逃脫更大的覆滅。在南昌會戰中，日軍1939年3月17日也曾想利用常規的艦船渡過修水河，無奈遭到中國軍隊的猛烈阻擊，連攻三天無法靠岸。19日起，遂開始對修水河對岸的中國第七十九、四十九軍陣地實施極猛烈的毒彈轟擊，致使中國軍隊傷亡慘重。20日傍晚，日軍複“以200餘門火炮進行了3個小時的火力準備，在19時20-30分的10分鍾裏，以全部炮兵進行化學急襲，共發射毒劑炮彈3000餘發。隨後，由野戰瓦斯隊在12公裏的進攻正麵同時施放中型毒劑筒15000個，毒煙越過約300米寬的修水河，將對岸中國軍隊第一線陣地2公裏的縱深完全覆蓋了。日軍戴著防毒麵具，於23日在虯津強渡成功”。在武寧作戰中，中國軍隊第七十三、第八軍陣地因為遭到日軍飛機、重炮和毒劑彈的猛烈轟擊，將士陣亡及中毒者接近半數，日軍才終於攻占了武寧。進攻南昌中，日軍也是因為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強大的炮兵和化學部隊，使用了大量毒氣武器，才保障其步兵順利攻占陣地，迅速直逼南昌。而中國軍隊向占領南昌的日軍反擊時，日軍又一次依靠使用毒劑，而脫出困境。每當攻擊受阻，或無法進展或陷於困境之時，就大量使用毒氣，使中國軍隊失去抵抗力，是日軍在中國境內能夠迅速攻城掠地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軍在作戰中還卑劣地使用細菌武器。據日軍七三一部隊的古都良維1949年12月28日在伯力軍事法庭上的供詞，在1942年7月浙贛作戰時，他們120名七三一部隊派出參加浙贛作戰的隊伍，南下到達南京、浙贛，這支“到華中去動作的遠征隊所負的最主要任務，是要在玉山城一帶對中國軍隊及和平居民進行細菌軍事破壞工作”，“就是用傷寒菌和副傷寒菌傳染蓄水池、水井、建築物的辦法進行細菌攻擊”。他們連同駐南京的細菌部隊即榮字一四四部隊，在浙西和贛東地區，一麵把盛有細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澤及和平居民住房裏去，一麵把細菌傳播到中國戰俘身上：“當時在該地設立有中國戰俘集中營兩處，其中被囚人數總共約為3000人。預備了3000個特製燒餅；燒餅是由遠征隊隊員參加做成的。做好之後經過一定時間，就用藥針把細菌注射到燒餅裏去。在把燒餅傳染細菌之後，就將其送到集中營去，在那裏由懂得中國話的翻譯官春日把這些燒餅分發給中國戰俘。然後把他們全放走，目的是要引起傷寒和副傷寒流行病”。根據參與其事的日軍交代和後來發現的他們的日記，在8月中旬日軍第十五、二十二師團開始撤退之時，“對廣信、廣豐、玉山用鼠疫菌進行了攻擊”。因此，日軍退走後，立即引起上饒、廣豐、玉山、德興、貴溪、南城、臨川等廣大贛東地區“傳染病極流行，餓斃及因傳染病而死者極多”。據玉山縣1957年的衛生工作報告記載：“日寇撤退後的玉山，傳染病到處流行，天天聞哭聲，村村有死人。”細菌病毒對該地區人民的危害，影響至今。
6？郾搶劫財物，強征勞役。日軍“三光”政策中還有一項是搶光。瘋狂搶奪侵占地區的一切物資，而不論這些地區是長期占領區還是短期侵入區，是侵贛日軍的不變的暴行。日軍1939年秋侵入高安，不但殺害男女4370人，擄去300人，焚毀房屋44200多棟，而且劫去稻米14.6萬擔，豬、牛、馬1700頭。日軍侵入贛東，以掃蕩為名，將所占領各縣城與近郊10裏之內的民間存糧、衣物、五金、牲畜等，搶掠一空，運往杭州。侵入蓮花，“對凡能吃用的東西，如牲畜、糧食等，搶光搶盡，吃不完帶不走的就糟蹋，或丟進廁所，或拉尿於上麵”，蓮花三板橋院背村僅64戶，日軍第一次進村時，搶去耕牛4頭、生豬60頭、母豬和豬仔15頭、雞615隻、鴨292隻、茶油788斤；第二次進村時，搶去稻穀3萬多斤，並燒毀油茶子300多擔、農具60餘件、衣服500多件。日軍侵入贛州，除了針對中美空軍基地，更瞄準著贛州地區所擁有的大量戰略物資--這在日軍的作戰命令中確有明白的指令。
日軍在侵入地大量無償地強征勞役，也達到驚人的程度。僅據峽江縣檔案館所存一份《峽江縣人民被敵征服勞役調查表》記載，1945年8月2-7日，日軍撤退路過峽江時，即強征縣城及附近5個鄉的4620人為其挑運物資，共用工36960個。事後逃回者有4004人，死亡464人，失蹤125人。如此算來，全省被日軍強行征用的勞役，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日軍對被征勞役者的虐待，也是極為殘忍的。蓮花三板橋一位60歲的老人和一位30多歲的患病青年，被日軍抓去強迫當挑夫，因挑不動100多斤的擔子長途跋涉，分別被日軍活活用刀刺死和扁擔打死；洋橋一位50多歲的農民在日軍強迫他擔東西去茶陵時，因腳痛難走，被擊斃在路上，其家人連屍體都找不到。
侵贛日軍的暴行，真正是罄竹難書。正如當年《江西民國日報》所指出：“不但是敵人的飛機大炮，開我國曆史上戰爭未有的先例，就是敵人的奸淫屠殺，也較之曆史上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其殘酷毒害，要超出幾百倍。你看，敵人在占領區域內，對於我們的婦女，奸淫之後，繼以酷刑；對於我們的民眾，奴役之後，繼以屠殺；對於我們的兒童，鞭笞之後，繼以擄掠；對於我們的財產，搶劫之後，繼以焚毀。再者，敵機在我不設防城市，濫肆轟炸，多少無辜生民，死於非命，多少財產房屋，化於灰燼。”這是一種悲憤的控訴。侵贛日軍對江西人民犯下的累累血債，已經永久地為曆史所記錄。
二、江西偽政權的建立
隨著贛北14縣市的淪陷，日軍逐步通過組織偽維持會和偽政府的形式，建立起對該地區的統治。
九江是江西最早淪陷於日軍的地區，也是其後日軍占領下的贛北14縣市偽政權的中心。日軍占領九江後，1938年8月1日成立了偽九江縣政府籌備處，由朱文超任處長，還成立了由吳應墀任會長的維持會。次年，偽縣政府、警察局、法院、保安隊、商會等相繼成立。王國瑞任偽縣長，張世難任警察局局長，鴉片煙商羅錦章任商會會長，當時人稱“三巨頭”。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顧問身份，監視偽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須征得日本官員的同意，才能施行。日軍還搜羅當地一批兵痞流氓，充當漢奸，建立特工情報係統，其名稱有“憲佐”、“密偵”、“稽查”等，為日軍收集情報，鎮壓抗日活動。
1939年3月27日，南昌陷落。4月15日，日軍在南昌成立“治安維持會”，由胡蕙擔任會長。繼而成立南昌市政府籌備處，以萬熙任處長。南昌與九江偽政權一樣，被劃歸偽湖北省政府管轄。1941年7月，偽湖北省政府將南昌市政府籌備處轉升為市政府，以萬熙為市長。次年，偽市長由劉建達繼任（萬、劉均曾留學日本）。偽江西省政府成立後，南昌市由湖北改歸江西管轄。1944年7月，偽江西省政府根據日本人的意圖，撤銷南昌市政府，將南昌並歸南昌縣政府管轄。在南昌淪陷期間，日軍先後成立了許多機構，如南昌日軍最高司令部、大日本南昌特務機關（掛牌於西大街“四友學業社”，機關設省財政廳內）、南昌憲兵司令部（在現中國人民銀行南昌支行內）、南昌市政府指導部、日軍監獄（設民德路現三中對麵市一醫院內）以及南昌市警察局、南昌地方檢察院、南昌地方法院等等。這些機構，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對南昌人民實行嚴密的統治。如南昌市政府指導部，由日軍特務機關的中川大郎兼任部長，分設日軍指導員，分別控製著偽市政府的各個部門。
據1940年10月的一個調查，日軍當時“對贛北偽組織不注重上層組織，著重下層組織之發展”。因此，“贛北各地方偽組織之設立，則甚普遍，凡屬軍事政治要點之處，幾無一處無維持會之設立”，“然各地縣以下雖有維持會之設立，而縣與縣間甚至縣以下各地方偽組織間，亦各不相連，並無統一係統之組織。贛北雖亦有若幹縣份已成立偽縣府，惟均徒托空名，並無統轄縣以下各區各維持會之實權”，各地偽組織，均須“直接依附於當地敵駐軍及特務機關之指揮”。在尚無上層偽組織的情況下，日軍將在九江、南昌及贛北其他淪陷各縣成立的偽政權，暫時分轄於湖北、安徽偽省政權。
另一方麵，盡管贛北占領區地域不大，組建省級偽政權多少有些滑稽，但並不等於日偽沒有這樣的設想。1940年3月汪精衛偽國民政府成立後，即謀在江西設立偽省政權。6月，南京偽政權派王道南任偽國民黨江西省黨員通訊處主任，到九江籌設江西黨政組織。11月，王在日軍占領的各市縣建立通訊處後，即向汪偽中央呈文，要求盡早“頒令成立江西省政府以重地方而謀政權統一”。次年2月15日，汪精衛核準成立偽江西省政府，令偽行政院辦理。其後，汪偽政權對此事百般努力，曾謀設立偽江西省政府籌備委員會，並拉一直與汪精衛關係親密的原改組派骨幹、時在江西吉安的蕭淑宇出任偽省主席，但蕭在由吉安準備潛赴南昌時，被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偵知，因無法逃脫而於1942年4月27日畏罪自殺，成立偽省政權的事情遂被延期。但最後在日軍的支持下，終告辦成。時任偽南京政府參事、偽江西省和平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的劉子池在述及這一過程時說：“去年七月今年一月，曾一再苦心設法，冀其促成。至關係方麵，雖因歐某盲動，微生阻力，旋因蕭淑宇事件，仍允育成。”
1943年5月16日，汪偽國民政府任命偽首都警察總監鄧祖禹為江西省長，正式組設偽江西省政府，同時決定：“所有暫屬湖北省管轄之九江、星子、德安、瑞昌、南昌、永修、新建、安義等八縣及南昌市、廬山特別區，暨暫屬安徽省管轄之彭澤、湖口兩縣，均應歸還江西省政府管轄。”6月19日，偽省政府在九江宣告成立。至此，日偽在江西正式建立起省級偽政權。江西省偽政權雖然所轄區域不大，居民很少，但就其性質而言，它是日軍控製下具有殖民地性質的政權形態，因此，並不為江西人民所認可。
在組織偽政權的同時，日軍還以編組偽軍作為其“以華製華”的另一種手段。日軍在江西的兵力，以1939年為最多，駐有第三十三師團、三十四師團、一〇一師團、一〇六師團及第十四旅團。同年底，因在贛北戰場上受到重創，第一〇一、一〇六師團調回日本。此後贛北常駐日軍約5萬人，其中第三十三師團駐安義、武寧一帶地區，第三十四師團駐南昌地區，獨立第十四旅團（1942年4月10日擴編為第六十八師團）駐九江地區。1944年初，侵華日軍發動所謂“大陸作戰”，第三十四、六十八兩師團被調出參戰，贛北日軍防守兵力剩下兩個旅團（第七旅團駐南昌，第八十四旅團駐九江）。兵力不足，也是日本侵略者驅使偽軍的重要原因。
贛北偽軍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正規偽軍”，具體數目尚未見準確資料，1940年底時有兩個師的番號。這部分偽軍多擔任後方防務，陪伴日軍“赴鄉村搶劫奸淫，無所不為”，日軍還驅使他們參加慘殺戰俘及無辜人民，用以轉移人們對日軍的仇恨。另一部分為“保警隊、自警團、治安保衛團等名目、以地方民間槍支結合所組成之偽軍”，直轄於日軍宣撫班（特務機關），經費來源一半出自日特機關，一半出自地方的籌款和販賣日貨的收入，“此項偽軍平日在鄉裏作威作福，橫行一時，使淪陷區人民均恨之刺骨”。偽政權人員和偽軍的附敵，為日本侵略者維持淪陷區統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他們在日軍指使下，壓製盤剝淪陷區同胞，搜剿抗日情報人員和遊擊隊，犯下嚴重的罪行。
日軍對偽政權和偽軍頤指氣使，是一種絕對的統屬關係。這一點，僅從日軍駐武漢地區最高指揮官佐野忠義與偽駐武漢綏靖主任、湖北省長楊揆一，駐九江綏靖主任、江西省長高冠吾所簽署的《關於武漢地區治安肅正之現地協定》，即可概見：首先，這個協定，完全由日軍提出，第二天即要楊、高兩人正式簽印；楊、高“因時間及環境關係，未能事前請示”，即他們在簽署協定前，竟然不敢或不能向南京偽中央匯報請示，便與佐野會同簽字蓋章，簽署後才致電告訴汪精衛。這就是說，連最高的偽政權，也不被日軍的地區指揮官放在眼裏，地方偽政權頭目，更是隻有乖乖聽命，不敢表示絲毫意見。其次，協定條文再次明確規定了日軍指揮一切的權力。該協定正文全文如下：
一、日本軍各機關與中國關係各機關，須互相保持緊密之聯係，互相協力，以擔當國民政府行政區域內之治安肅正。
為此，日本軍主要擔當關於作戰警備事宜，中國方麵主要擔當關於政治工作事宜。更為使日本軍現地兵團之軍事行動，與中國方麵現地機關之政治工作，符合一致起見，中國方麵關於政治工作之企劃指導，須與關係日本軍現地兵團緊密聯絡之。
二、基於前條之趣旨，武漢方麵日本軍最高指揮官、各兵團長、各地區警備隊長及各地憲兵隊長，以及準此之部隊長，暫時關於中國方麵治安機關之配備，軍事行動等政治肅正上之重要事項，於必要時得有指揮該擔任警備範圍內之中國方麵治安機關長官之權。
前項日本軍指揮官之指揮權，暫時規定對於全般。武漢方麵中國治安機關，則歸日本軍最高指揮官。關於中國方麵正規軍、師、旅長，則歸聯隊長或獨立大隊長以上者。對於省、縣政府保安隊長，省、市、縣警察，則歸當地兵團長、地區警備隊長及憲兵隊長，以及準此之部隊長。
前述日本軍各指揮官，認為必要時，得使其部下為指揮官，指揮認為必要之中國方麵部下指揮官。
但此時委任指揮之日本軍指揮官，須將其意趣明示中國方麵指揮官。
三、前述各條之趣旨，日本軍及中國方麵治安機關，須使與此有關之部下了解。
四、本協定除日本軍及中國方麵治安機關以外，須嚴守秘密。
還須指出的是，日軍在贛北以外的一些短期占領的地區，也組建過日偽臨時權力組織，對當地人民實行殘酷的管製。例如，從1945年2月5日占領贛州，至7月17日退出的5個月期間，日軍利用漢奸戴鳴九、林吉棠等組織偽複興委員會，任溫學良為贛州鎮偽鎮長，並在水東鄉、水西鄉分設複興會。偽複興會實即偽政權。日軍和偽組織“大肆搜劫民財，開煙賭娼禁，強施奴化教育，淫玩婦女，擄掠殺辱，無所不至，並時出四鄉騷擾，民不堪命”。
三、日軍對贛北淪陷區的統治
在日軍的統治下，贛北淪陷地區的社會、經濟，迅速陷入恐慌、蕭條之中。
據《九江人民革命史》記載，日軍占領九江後，劃定大中路西至西門口、東至八角石、南到城內天主堂、花園飯店（原南湖賓館二部）、北至九華門的一塊地區，為中國人居住和經商地帶；西門口以西至鐵橋，為日本商人居住區；八角石以東為軍事區，中國居民不能在此行走。全市居民無論大小，都要領取日本憲兵隊發放的“安居證”，隨時接受日偽的檢查。日軍從九江城到郊外設有三大關卡，即東門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設在現在的國棉三廠附近；南門通往廬山腳下蓮花洞的卡子，設在山川嶺；九華門設有水上卡子。凡經過關卡的中國人，都要核對“安居證”，接受搜查，同時還要向日軍哨兵深深鞠躬行禮，稍不留意即遭毒打。這種情況，在贛北其他地方也大體相同。日偽在占領區基本恢複了保甲組織，人人都必須備辦良民證及通行證，人口變動均須向偽組織及特務機關報告。這些措施，也加劇了抗日遊擊隊和情報人員活動的困難。
嚴密的統治帶來了社會生活的蕭條。據偽中央電訊社記者1940年5月的實地考察，九江昔年十萬燈火，通明燦爛，沿江都是鬧市，此時則麵目都非，路麵崎嶇不平，灰沙飛揚，在戰事時期，幾百輛鐵甲車開來開去，水泥路麵完全壞了，至今隻剩底層的沙石暴露在外麵，至今無法修複原狀。大中路中段早先樹立的一座大自鳴鍾，戰時損壞了，便再也不能自鳴了。有資本的商人都跑掉了，剩下若幹小商人，不過幾十幾百塊本錢，第一個困難是找房子、修房子，第二個困難是各種貨物無來源，米豆、夏布、紙張、木材、瓷器等所有江西著名的土產，都不能運到九江來，故許多店家無貨供應，僅有的一點存貨又都粗糙不堪，索價甚巨。記者因此判斷：“從這兩項事實上，看出九江市容的蕭條，物質的缺乏”，“夜來市上更顯得寂寞淒涼”。廬山也不例外，據偽廬山公署署長華徇安告訴記者，全山居民“而今剩下二十分之一而已”，外僑留下的隻有50人。
日軍占領南昌期間，南昌市人口是民國時期的最低穀。先是因為轉移和疏散，全市1938年人口隻剩126029人，比1937年的298576人減少過半。繼而到日軍占領南昌的1939年，全市人口下降為55908人，此後三年，雖略有增加，每年僅亦7萬餘人，最多一年的1945年，也隻有145346人。這就是說，日軍統治南昌時期，是南昌1926年設市以來人口最少的時期（設市時人口21萬餘人）。這也從一個方麵說明，在日偽統治下的南昌市，是極為蕭條、極無人氣的。
據記者所見，1940年夏的德安，這個南潯鐵路的要衝，縣城的小小城牆上千瘡百孔，破碎支離，蓬蒿長滿了城門，看上去已如廢墟模樣。南昌城外的萬壽宮，觸目就是斷牆頹垣，鳥糞遍地，幾尊小菩薩斷了臂，折了肱，東跌西倒。西山峰頂，軍衣、彈片、水壺、軍用器具，滿地狼藉。
市麵的蕭條，源於日軍為配合“以華製華”方針，以直接掠奪物資和經商貿易等形式，在淪陷區大肆掠奪中國資財，“以戰養戰”，支撐其侵略戰爭。日偽占領贛北期間，成立了專門的物資統製機構，負責各種物資的收集和統製。南潯鐵路及南昌附近的浙贛鐵路，由日軍占領並管理，主要用於軍事運輸，並由日本通運公司經營旅客和貨物運輸。在南昌，日本商人在南昌市開設洋行、公司24家，控製了南昌市的經濟命脈，大肆搜括資財物品以供應軍需。《九江人民革命史》記載，日軍占領九江後，大批日本商人蜂擁而入，整個大中路的城外段全部被日商霸占。一些屬於日本財閥的壟斷商業組織，也在九江設立了分支機構，“統製”棉花的有“東棉洋行”，“統製”皮革的有“岩井洋行”，“統製”其他土產物資的有“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等，這些大洋行的總機構都在日本本土，其經營多采取“物資交換”的方式，即以高價的工業消費品，交換廉價的中國農產品。日軍將贛北的棉花等農副產品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日軍對淪陷區人民直接掠奪的另一主要手段，是以等於廢紙的“軍用票”來勒取物資。1941年，日軍令偽南昌市政府限期讓每保征繳稻穀200石，“每石僅付軍用票4元5角。如在限期內未繳齊者，加倍征繳”。次年，日軍下令贛北淪陷區每縣征繳糧食20萬石，因民眾“痛憤拒絕，敵乃將食鹽統製停止發售，規定須以稻穀一擔易取食鹽一大碗”。手段之惡毒，可見一斑。日軍就是使用如此手段，聚集糧食等大量物資，不僅解決在贛日軍的食用，並且外運支援上海等地日軍，如通過日商洪都公司將大批穀米轉運上海，每月均在1000石以上。對於日軍在贛北地區的掠奪經濟資源，當年國民黨戰地巡視員胡雨林有一個概括：“凡屬農產品均在敵收括之列。其在淪陷區敵勢力可達到之處，有時以低價之軍用手票收買，有時即連軍用手票亦不給予，徑行劫奪，美其名曰軍用征發。其在接近我遊擊區之地區，則不惜重價收買以爭取我方物資。敵對物資掠奪之處理，則由敵若幹企業組織專司其事。其收購地點，在贛北以九江為中心，則由九江裝運赴滬，以換取外匯。其收括方式，則由敵商人協同特務機關人員假手於偽組織人員為其辦理。總之，敵在贛北對我經濟資源之搜括，以至無所不用其極之程度。”
日軍在贛北占領區還大肆推行奴化教育。當時，九江城區多數居民到外地逃難，兒童就學甚少，僅一所小學、一所中學。日軍派人在學校監視授課情況，向教職員和學生灌輸所謂“中日親善”、“共存共榮”、“大東亞新秩序”等內容，企圖毒害和改變人們的心理。此外，強令中小學把日語列為必修課；在史地課本中，則肆意篡改中國的曆史和疆域。
日軍的殖民統治，對贛北地區的經濟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和摧殘，同時給淪陷區的江西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從1937年8月開始對南昌實行飛機轟炸，到次年6月直接侵入贛北，直至1945年8月中旬投降，日本侵略軍在江西境內，燒殺淫掠毒無所不為，其殘酷暴虐令人發指，對江西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郾殘殺無辜，滅絕人性。日軍在江西的直接殘殺無辜，始於首先侵入贛北彭澤、湖口、瑞昌、九江一帶之時。1938年7月20日，日軍將湖口縣周璽村100多村民驅押入一大屋內，用機槍集體掃射殺光。23日，再將周家塢村70多人集體殺害在村前田中。在湖口棠山一地，慘死於日軍刀槍之下的無辜村民多達500多人。10月8日，星子縣朱家港村（今溫泉鄉新塘阪村）躲避在山洞的38人，因曬衣暴露，被日軍押至三祖庵用機槍掃射，其中死得最慘的蘆善敏，竟被日軍將頭、手、足綁在5棵拉彎的山竹竹梢上，在突然將山竹鬆開後被五體分屍而死。據《九江人民革命史》記載，日軍在贛北地區的掃蕩中，見人就殺，而且進行殺人比賽，以殺人取樂。1939年4月的一天，日軍將從星子縣過湖來都昌的4位農民，綁在一張八仙桌的四隻桌腳上，當作炮靶，用迫擊炮轟擊，把人打得血肉橫飛。5月，都昌七角王伯昌村的王升財和王學鎮因缺糧，到左裏買穀，被日軍抓去，強迫他們自己挖坑活埋了自己。左裏蔣家村有兩人被日軍抓去，一人被鐵釘釘在板壁上，日軍用刀剝了他的皮，最後開膛挖心，一個被綁在長凳上肢解分了屍。
1939年3月，日軍進攻南昌，士兵都接到了“把房子裏的中國人都殺掉的命令”，災難隨即降臨到南昌及附近各縣人民頭上。3月22日，安義縣五房周村被日軍殺死97人。24日，蔡村72人遭日軍殺死。日軍第一〇一師團、三十四師團、第七獨立旅團先後屯駐南昌，對南昌地區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慘死在日本憲兵隊（駐中山路原中央銀行大樓）的中國人達300餘人。南昌縣瓜山被日軍殺害的平民達2700餘人，埋人的坑後被稱為“白骨坑”。向塘還有一個“萬人坑”，全是被日軍殺死的無辜者。5月28日，日軍竄入羅家集河埠周村，因大肆奸淫燒殺遭到群眾的反抗，日軍竟架起機槍向手無寸鐵的百姓掃射，並四處放火，全村一片焦土，被燒毀房屋800餘棟，殺死村民1100多人，活埋30多人，52戶被殺絕。日軍在南昌地區所施暴行，“手段之惡毒殘酷，方式之卑鄙，與禽獸無異。其殺害無辜的暴行有活埋、火燒、蒸煮、電擊、馬拖、倒懸、犬咬、暴曬、割肉、斷肢、打活靶等種種滅絕人性的手段”。
在中日軍隊對峙拉鋸的高安地區，被日軍殺得血流成河。與高安毗鄰的西山歐陽村遭到屠村，130多個村民包括30多個小孩，被日軍活活燒死。在高安汪家的團山寺前的一塊大田中，日軍一次用機槍集體射殺600多人。1942年夏浙贛會戰時，由浙江西進和由南昌東進南下的兩路日軍，對贛東進行瘋狂屠殺。事後江西省政府派民政廳長王次甫等實地調查，所見“以上饒、玉山燒殺最慘，貴溪尤烈，景況淒涼，極待善後。敵此次進擾時，口號有曰：‘燒殺以助軍威，奸淫以助軍樂，搶劫以助軍食’。其殺人方法有二十六種，臨川文昌橋下，被害者數千人，崇仁、宜黃一帶，數十裏無人煙”，南城、金溪、崇仁、宜黃、南豐、鄱陽、清江等10餘縣“災民多四散逃亡，十室九空”，“災民在三百萬以上”。1944年夏和次年春夏，日軍侵入蓮花、萍鄉、遂川、贛州等贛西贛南地區，殘殺無辜一仍其舊，僅在蓮花，即殺死民眾747人。日軍在江西犯下的血跡斑斑的暴行，真正是罄竹難書！據1945年底的粗略調查，死於侵贛日軍之手的江西無辜百姓有313249人，其中兒童33900人、婦女84379人，另有被殺傷者191201人。
2？郾燒毀民居，暴虐狠毒。燒光是日軍“三光”暴行中緊接殺光的一項暴行。戰地記者馮英子1939年到高安前線采訪時，記下所見日軍燒殺的現場情景：湘贛公路被日軍占領的地段，沿線南北十裏的房子都被燒光。從西山到贛江一帶的村莊，約被燒毀2/3以上，幾乎一間也沒有了。西山歐陽村全村被日軍一把火燒光，胡家村100多戶全部被燒光，高安龍潭300多戶“房子也統統燒光”。高安“縣城兩個部分，盡成為一片廢墟”，到抗戰勝利後人們所見的是“隻見蘆葦成林，磚瓦塞途，卻找不出一間比較完整的房屋”。1942年夏日軍在贛東地區的大肆燒殺，造成崇仁、宜黃一帶數十裏無人煙，南城城內房屋僅剩下26棟，其他全被燒光。臨川郊外，村落房屋全被燒毀。餘幹縣城“先後被燒了六次，最後一次燒了兩天一晚。當時餘幹縣城一片火海，數十裏外可以看到縣城的火焰。沒有來得及逃走的人畜被關在屋內活活燒死”。二都、五都、二十八都等餘幹農村也遭燒殺，五都100多個大小村莊被燒得片瓦不留，一次沒燒完就再燒一次，二十八都先後被燒了5次。由於農村麵積大，而日軍人數少，於是日軍便2人或3人一組，分組放火，一個組每進一村，日軍往往是肩背槍支，手拿蘸了煤油的火把，“村前村後，村左村右，四處放火，直到火勢升起，蔓延開來，無法救滅，才離開這個村到另一個村莊去放火”。其他各縣日軍所過之處，城鄉房屋無不遭受毀燒。全省戰時被日軍燒毀的房屋，竟占戰前房屋總數的18.1%，即有近五分之一的房屋被燒毀，南昌房屋的被毀尤其嚴重，因遭日軍轟炸或焚燒毀損者高達原有房屋總數的77.9%。
3？郾轟炸城市，摧毀工業。全省各地屢屢遭受日軍的侵擾和狂轟濫炸，所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損失，難以數計。南昌已如上述，其他城市莫不如此。著名文學家許傑1939年秋在吉安見到的情景是：“吉安炸得很厲害，我們住的下永叔路一帶，簡直變成整片的瓦礫場。據旅館裏的茶房說，吉安前後被炸八九次，死傷人數也在四五千以上。”1942年1月15日，日機對贛州市的轟炸“尤為慘重，陽明路、中正路、天後宮、華興街等處，均成一片焦土，市區精華損失過半，而人民所受生命財產以及時間精神上之損失，更難以數計”。
在城市建築和重要設施慘遭日軍炸毀的同時，江西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工業也被日軍摧毀殆盡。如前所述，戰前特別是戰時，國民政府與江西地方為適應戰時需要，創辦了一批工礦企業，基本形成了江西工業經濟的初步基礎和規模。1944年冬到次年初，日軍數個師團分別從湘東、粵北侵入贛西、贛南，江西“工業地區，均遭蹂躪”。在日軍的摧毀下，江西公營工廠毀損大半，“尤以贛縣、泰和兩地之損失為最重”，總計達10餘億元，保全者僅剩6個廠；民營工廠數十家“因倉皇撤退，不及遷移，損失更屬不貲”。經此打擊，江西工業基礎“盡付東流”，多年苦心經營換來的難得經濟建設成果，瞬間被日軍毀滅殆盡。日軍對江西近代工業的這次摧殘，是造成近現代江西經濟落後的一個主要原因。
4？郾強奸婦女，喪盡天良。所到之處瘋狂地奸淫婦女，是日軍獸行最為充分的展露。無論日軍走到哪裏，哪裏的婦女便要遭殃。當時人們用一句話來形容日軍的這種暴行，叫做“九十不嫌老，九歲不嫌小”。日軍占領安義後，立即設立了“慰安所”，強迫全縣每保派出一個婦女，3天一換，結果“去時是好端端的一個女人，出來時便須抬回家去”。1939年敵軍侵占南昌後，在廣潤門外，將躲藏在關帝廟內的600餘名婦女日夜輪奸，然後縱火焚燒。“對逃難婦女，老的已有六十多歲，幼的僅有十一二歲，日本兵將她們全部強行押往潮王洲背後的一個村莊裏，強令自己脫去衣褲，然後強奸輪奸，當場奸死十多人……有二百多名沒有逃脫的婦女，關在萬壽宮內，身上被剝得一絲不掛，日本兵一批一批輪流集中奸淫。等到這群婦女被淫得死未死時，獸兵把她們分批縛綁起來，裝在屋裏，用洋油澆屋澆人，然後放火焚燒。”據國民黨中央新聞社的電訊，侵贛日軍對尼姑也不放過：“敵寇在南昌、新建等地，大施獸行，無惡不作……有敵酋一人，率領敵軍十餘人，在距南昌市六十裏之崗山附近，強奸玉華觀尼姑，並將寺內一切食物劫掠一空，揚長而去。尼姑痛憤清門受玷，複以生活無著，全寺尼姑十四名，舉火自焚。”日本侵略軍喪盡天良，行同禽獸。他們對婦女的摧殘，或先奸後殺，或輪奸致死，或刀剜陰戶，或掛奶鈴取樂，手段殘忍，無惡不作。據不完全統計，江西僅南昌地區，被日軍強奸的婦女就達2萬人以上，受害婦女年幼者僅8歲，年長者70歲。強奸後再遭屠殺者1.7萬餘名。日軍就是這樣一支曠絕中外古今的最為無恥和野蠻的軍隊。
5？郾施放毒氣，傳播細菌。與在中國其他地方一樣，日軍在江西的作戰中，也公然違背國際公約使用了毒氣和細菌。在贛北作戰中，日軍因使用毒氣先是進展順利，後是得以逃脫更大的覆滅。在南昌會戰中，日軍1939年3月17日也曾想利用常規的艦船渡過修水河，無奈遭到中國軍隊的猛烈阻擊，連攻三天無法靠岸。19日起，遂開始對修水河對岸的中國第七十九、四十九軍陣地實施極猛烈的毒彈轟擊，致使中國軍隊傷亡慘重。20日傍晚，日軍複“以200餘門火炮進行了3個小時的火力準備，在19時20-30分的10分鍾裏，以全部炮兵進行化學急襲，共發射毒劑炮彈3000餘發。隨後，由野戰瓦斯隊在12公裏的進攻正麵同時施放中型毒劑筒15000個，毒煙越過約300米寬的修水河，將對岸中國軍隊第一線陣地2公裏的縱深完全覆蓋了。日軍戴著防毒麵具，於23日在虯津強渡成功”。在武寧作戰中，中國軍隊第七十三、第八軍陣地因為遭到日軍飛機、重炮和毒劑彈的猛烈轟擊，將士陣亡及中毒者接近半數，日軍才終於攻占了武寧。進攻南昌中，日軍也是因為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強大的炮兵和化學部隊，使用了大量毒氣武器，才保障其步兵順利攻占陣地，迅速直逼南昌。而中國軍隊向占領南昌的日軍反擊時，日軍又一次依靠使用毒劑，而脫出困境。每當攻擊受阻，或無法進展或陷於困境之時，就大量使用毒氣，使中國軍隊失去抵抗力，是日軍在中國境內能夠迅速攻城掠地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軍在作戰中還卑劣地使用細菌武器。據日軍七三一部隊的古都良維1949年12月28日在伯力軍事法庭上的供詞，在1942年7月浙贛作戰時，他們120名七三一部隊派出參加浙贛作戰的隊伍，南下到達南京、浙贛，這支“到華中去動作的遠征隊所負的最主要任務，是要在玉山城一帶對中國軍隊及和平居民進行細菌軍事破壞工作”，“就是用傷寒菌和副傷寒菌傳染蓄水池、水井、建築物的辦法進行細菌攻擊”。他們連同駐南京的細菌部隊即榮字一四四部隊，在浙西和贛東地區，一麵把盛有細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澤及和平居民住房裏去，一麵把細菌傳播到中國戰俘身上：“當時在該地設立有中國戰俘集中營兩處，其中被囚人數總共約為3000人。預備了3000個特製燒餅；燒餅是由遠征隊隊員參加做成的。做好之後經過一定時間，就用藥針把細菌注射到燒餅裏去。在把燒餅傳染細菌之後，就將其送到集中營去，在那裏由懂得中國話的翻譯官春日把這些燒餅分發給中國戰俘。然後把他們全放走，目的是要引起傷寒和副傷寒流行病”。根據參與其事的日軍交代和後來發現的他們的日記，在8月中旬日軍第十五、二十二師團開始撤退之時，“對廣信、廣豐、玉山用鼠疫菌進行了攻擊”。因此，日軍退走後，立即引起上饒、廣豐、玉山、德興、貴溪、南城、臨川等廣大贛東地區“傳染病極流行，餓斃及因傳染病而死者極多”。據玉山縣1957年的衛生工作報告記載：“日寇撤退後的玉山，傳染病到處流行，天天聞哭聲，村村有死人。”細菌病毒對該地區人民的危害，影響至今。
6？郾搶劫財物，強征勞役。日軍“三光”政策中還有一項是搶光。瘋狂搶奪侵占地區的一切物資，而不論這些地區是長期占領區還是短期侵入區，是侵贛日軍的不變的暴行。日軍1939年秋侵入高安，不但殺害男女4370人，擄去300人，焚毀房屋44200多棟，而且劫去稻米14.6萬擔，豬、牛、馬1700頭。日軍侵入贛東，以掃蕩為名，將所占領各縣城與近郊10裏之內的民間存糧、衣物、五金、牲畜等，搶掠一空，運往杭州。侵入蓮花，“對凡能吃用的東西，如牲畜、糧食等，搶光搶盡，吃不完帶不走的就糟蹋，或丟進廁所，或拉尿於上麵”，蓮花三板橋院背村僅64戶，日軍第一次進村時，搶去耕牛4頭、生豬60頭、母豬和豬仔15頭、雞615隻、鴨292隻、茶油788斤；第二次進村時，搶去稻穀3萬多斤，並燒毀油茶子300多擔、農具60餘件、衣服500多件。日軍侵入贛州，除了針對中美空軍基地，更瞄準著贛州地區所擁有的大量戰略物資--這在日軍的作戰命令中確有明白的指令。
日軍在侵入地大量無償地強征勞役，也達到驚人的程度。僅據峽江縣檔案館所存一份《峽江縣人民被敵征服勞役調查表》記載，1945年8月2-7日，日軍撤退路過峽江時，即強征縣城及附近5個鄉的4620人為其挑運物資，共用工36960個。事後逃回者有4004人，死亡464人，失蹤125人。如此算來，全省被日軍強行征用的勞役，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日軍對被征勞役者的虐待，也是極為殘忍的。蓮花三板橋一位60歲的老人和一位30多歲的患病青年，被日軍抓去強迫當挑夫，因挑不動100多斤的擔子長途跋涉，分別被日軍活活用刀刺死和扁擔打死；洋橋一位50多歲的農民在日軍強迫他擔東西去茶陵時，因腳痛難走，被擊斃在路上，其家人連屍體都找不到。
侵贛日軍的暴行，真正是罄竹難書。正如當年《江西民國日報》所指出：“不但是敵人的飛機大炮，開我國曆史上戰爭未有的先例，就是敵人的奸淫屠殺，也較之曆史上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其殘酷毒害，要超出幾百倍。你看，敵人在占領區域內，對於我們的婦女，奸淫之後，繼以酷刑；對於我們的民眾，奴役之後，繼以屠殺；對於我們的兒童，鞭笞之後，繼以擄掠；對於我們的財產，搶劫之後，繼以焚毀。再者，敵機在我不設防城市，濫肆轟炸，多少無辜生民，死於非命，多少財產房屋，化於灰燼。”這是一種悲憤的控訴。侵贛日軍對江西人民犯下的累累血債，已經永久地為曆史所記錄。
二、江西偽政權的建立
隨著贛北14縣市的淪陷，日軍逐步通過組織偽維持會和偽政府的形式，建立起對該地區的統治。
九江是江西最早淪陷於日軍的地區，也是其後日軍占領下的贛北14縣市偽政權的中心。日軍占領九江後，1938年8月1日成立了偽九江縣政府籌備處，由朱文超任處長，還成立了由吳應墀任會長的維持會。次年，偽縣政府、警察局、法院、保安隊、商會等相繼成立。王國瑞任偽縣長，張世難任警察局局長，鴉片煙商羅錦章任商會會長，當時人稱“三巨頭”。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顧問身份，監視偽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須征得日本官員的同意，才能施行。日軍還搜羅當地一批兵痞流氓，充當漢奸，建立特工情報係統，其名稱有“憲佐”、“密偵”、“稽查”等，為日軍收集情報，鎮壓抗日活動。
1939年3月27日，南昌陷落。4月15日，日軍在南昌成立“治安維持會”，由胡蕙擔任會長。繼而成立南昌市政府籌備處，以萬熙任處長。南昌與九江偽政權一樣，被劃歸偽湖北省政府管轄。1941年7月，偽湖北省政府將南昌市政府籌備處轉升為市政府，以萬熙為市長。次年，偽市長由劉建達繼任（萬、劉均曾留學日本）。偽江西省政府成立後，南昌市由湖北改歸江西管轄。1944年7月，偽江西省政府根據日本人的意圖，撤銷南昌市政府，將南昌並歸南昌縣政府管轄。在南昌淪陷期間，日軍先後成立了許多機構，如南昌日軍最高司令部、大日本南昌特務機關（掛牌於西大街“四友學業社”，機關設省財政廳內）、南昌憲兵司令部（在現中國人民銀行南昌支行內）、南昌市政府指導部、日軍監獄（設民德路現三中對麵市一醫院內）以及南昌市警察局、南昌地方檢察院、南昌地方法院等等。這些機構，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對南昌人民實行嚴密的統治。如南昌市政府指導部，由日軍特務機關的中川大郎兼任部長，分設日軍指導員，分別控製著偽市政府的各個部門。
據1940年10月的一個調查，日軍當時“對贛北偽組織不注重上層組織，著重下層組織之發展”。因此，“贛北各地方偽組織之設立，則甚普遍，凡屬軍事政治要點之處，幾無一處無維持會之設立”，“然各地縣以下雖有維持會之設立，而縣與縣間甚至縣以下各地方偽組織間，亦各不相連，並無統一係統之組織。贛北雖亦有若幹縣份已成立偽縣府，惟均徒托空名，並無統轄縣以下各區各維持會之實權”，各地偽組織，均須“直接依附於當地敵駐軍及特務機關之指揮”。在尚無上層偽組織的情況下，日軍將在九江、南昌及贛北其他淪陷各縣成立的偽政權，暫時分轄於湖北、安徽偽省政權。
另一方麵，盡管贛北占領區地域不大，組建省級偽政權多少有些滑稽，但並不等於日偽沒有這樣的設想。1940年3月汪精衛偽國民政府成立後，即謀在江西設立偽省政權。6月，南京偽政權派王道南任偽國民黨江西省黨員通訊處主任，到九江籌設江西黨政組織。11月，王在日軍占領的各市縣建立通訊處後，即向汪偽中央呈文，要求盡早“頒令成立江西省政府以重地方而謀政權統一”。次年2月15日，汪精衛核準成立偽江西省政府，令偽行政院辦理。其後，汪偽政權對此事百般努力，曾謀設立偽江西省政府籌備委員會，並拉一直與汪精衛關係親密的原改組派骨幹、時在江西吉安的蕭淑宇出任偽省主席，但蕭在由吉安準備潛赴南昌時，被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偵知，因無法逃脫而於1942年4月27日畏罪自殺，成立偽省政權的事情遂被延期。但最後在日軍的支持下，終告辦成。時任偽南京政府參事、偽江西省和平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的劉子池在述及這一過程時說：“去年七月今年一月，曾一再苦心設法，冀其促成。至關係方麵，雖因歐某盲動，微生阻力，旋因蕭淑宇事件，仍允育成。”
1943年5月16日，汪偽國民政府任命偽首都警察總監鄧祖禹為江西省長，正式組設偽江西省政府，同時決定：“所有暫屬湖北省管轄之九江、星子、德安、瑞昌、南昌、永修、新建、安義等八縣及南昌市、廬山特別區，暨暫屬安徽省管轄之彭澤、湖口兩縣，均應歸還江西省政府管轄。”6月19日，偽省政府在九江宣告成立。至此，日偽在江西正式建立起省級偽政權。江西省偽政權雖然所轄區域不大，居民很少，但就其性質而言，它是日軍控製下具有殖民地性質的政權形態，因此，並不為江西人民所認可。
在組織偽政權的同時，日軍還以編組偽軍作為其“以華製華”的另一種手段。日軍在江西的兵力，以1939年為最多，駐有第三十三師團、三十四師團、一〇一師團、一〇六師團及第十四旅團。同年底，因在贛北戰場上受到重創，第一〇一、一〇六師團調回日本。此後贛北常駐日軍約5萬人，其中第三十三師團駐安義、武寧一帶地區，第三十四師團駐南昌地區，獨立第十四旅團（1942年4月10日擴編為第六十八師團）駐九江地區。1944年初，侵華日軍發動所謂“大陸作戰”，第三十四、六十八兩師團被調出參戰，贛北日軍防守兵力剩下兩個旅團（第七旅團駐南昌，第八十四旅團駐九江）。兵力不足，也是日本侵略者驅使偽軍的重要原因。
贛北偽軍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正規偽軍”，具體數目尚未見準確資料，1940年底時有兩個師的番號。這部分偽軍多擔任後方防務，陪伴日軍“赴鄉村搶劫奸淫，無所不為”，日軍還驅使他們參加慘殺戰俘及無辜人民，用以轉移人們對日軍的仇恨。另一部分為“保警隊、自警團、治安保衛團等名目、以地方民間槍支結合所組成之偽軍”，直轄於日軍宣撫班（特務機關），經費來源一半出自日特機關，一半出自地方的籌款和販賣日貨的收入，“此項偽軍平日在鄉裏作威作福，橫行一時，使淪陷區人民均恨之刺骨”。偽政權人員和偽軍的附敵，為日本侵略者維持淪陷區統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他們在日軍指使下，壓製盤剝淪陷區同胞，搜剿抗日情報人員和遊擊隊，犯下嚴重的罪行。
日軍對偽政權和偽軍頤指氣使，是一種絕對的統屬關係。這一點，僅從日軍駐武漢地區最高指揮官佐野忠義與偽駐武漢綏靖主任、湖北省長楊揆一，駐九江綏靖主任、江西省長高冠吾所簽署的《關於武漢地區治安肅正之現地協定》，即可概見：首先，這個協定，完全由日軍提出，第二天即要楊、高兩人正式簽印；楊、高“因時間及環境關係，未能事前請示”，即他們在簽署協定前，竟然不敢或不能向南京偽中央匯報請示，便與佐野會同簽字蓋章，簽署後才致電告訴汪精衛。這就是說，連最高的偽政權，也不被日軍的地區指揮官放在眼裏，地方偽政權頭目，更是隻有乖乖聽命，不敢表示絲毫意見。其次，協定條文再次明確規定了日軍指揮一切的權力。該協定正文全文如下：
一、日本軍各機關與中國關係各機關，須互相保持緊密之聯係，互相協力，以擔當國民政府行政區域內之治安肅正。
為此，日本軍主要擔當關於作戰警備事宜，中國方麵主要擔當關於政治工作事宜。更為使日本軍現地兵團之軍事行動，與中國方麵現地機關之政治工作，符合一致起見，中國方麵關於政治工作之企劃指導，須與關係日本軍現地兵團緊密聯絡之。
二、基於前條之趣旨，武漢方麵日本軍最高指揮官、各兵團長、各地區警備隊長及各地憲兵隊長，以及準此之部隊長，暫時關於中國方麵治安機關之配備，軍事行動等政治肅正上之重要事項，於必要時得有指揮該擔任警備範圍內之中國方麵治安機關長官之權。
前項日本軍指揮官之指揮權，暫時規定對於全般。武漢方麵中國治安機關，則歸日本軍最高指揮官。關於中國方麵正規軍、師、旅長，則歸聯隊長或獨立大隊長以上者。對於省、縣政府保安隊長，省、市、縣警察，則歸當地兵團長、地區警備隊長及憲兵隊長，以及準此之部隊長。
前述日本軍各指揮官，認為必要時，得使其部下為指揮官，指揮認為必要之中國方麵部下指揮官。
但此時委任指揮之日本軍指揮官，須將其意趣明示中國方麵指揮官。
三、前述各條之趣旨，日本軍及中國方麵治安機關，須使與此有關之部下了解。
四、本協定除日本軍及中國方麵治安機關以外，須嚴守秘密。
還須指出的是，日軍在贛北以外的一些短期占領的地區，也組建過日偽臨時權力組織，對當地人民實行殘酷的管製。例如，從1945年2月5日占領贛州，至7月17日退出的5個月期間，日軍利用漢奸戴鳴九、林吉棠等組織偽複興委員會，任溫學良為贛州鎮偽鎮長，並在水東鄉、水西鄉分設複興會。偽複興會實即偽政權。日軍和偽組織“大肆搜劫民財，開煙賭娼禁，強施奴化教育，淫玩婦女，擄掠殺辱，無所不至，並時出四鄉騷擾，民不堪命”。
三、日軍對贛北淪陷區的統治
在日軍的統治下，贛北淪陷地區的社會、經濟，迅速陷入恐慌、蕭條之中。
據《九江人民革命史》記載，日軍占領九江後，劃定大中路西至西門口、東至八角石、南到城內天主堂、花園飯店（原南湖賓館二部）、北至九華門的一塊地區，為中國人居住和經商地帶；西門口以西至鐵橋，為日本商人居住區；八角石以東為軍事區，中國居民不能在此行走。全市居民無論大小，都要領取日本憲兵隊發放的“安居證”，隨時接受日偽的檢查。日軍從九江城到郊外設有三大關卡，即東門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設在現在的國棉三廠附近；南門通往廬山腳下蓮花洞的卡子，設在山川嶺；九華門設有水上卡子。凡經過關卡的中國人，都要核對“安居證”，接受搜查，同時還要向日軍哨兵深深鞠躬行禮，稍不留意即遭毒打。這種情況，在贛北其他地方也大體相同。日偽在占領區基本恢複了保甲組織，人人都必須備辦良民證及通行證，人口變動均須向偽組織及特務機關報告。這些措施，也加劇了抗日遊擊隊和情報人員活動的困難。
嚴密的統治帶來了社會生活的蕭條。據偽中央電訊社記者1940年5月的實地考察，九江昔年十萬燈火，通明燦爛，沿江都是鬧市，此時則麵目都非，路麵崎嶇不平，灰沙飛揚，在戰事時期，幾百輛鐵甲車開來開去，水泥路麵完全壞了，至今隻剩底層的沙石暴露在外麵，至今無法修複原狀。大中路中段早先樹立的一座大自鳴鍾，戰時損壞了，便再也不能自鳴了。有資本的商人都跑掉了，剩下若幹小商人，不過幾十幾百塊本錢，第一個困難是找房子、修房子，第二個困難是各種貨物無來源，米豆、夏布、紙張、木材、瓷器等所有江西著名的土產，都不能運到九江來，故許多店家無貨供應，僅有的一點存貨又都粗糙不堪，索價甚巨。記者因此判斷：“從這兩項事實上，看出九江市容的蕭條，物質的缺乏”，“夜來市上更顯得寂寞淒涼”。廬山也不例外，據偽廬山公署署長華徇安告訴記者，全山居民“而今剩下二十分之一而已”，外僑留下的隻有50人。
日軍占領南昌期間，南昌市人口是民國時期的最低穀。先是因為轉移和疏散，全市1938年人口隻剩126029人，比1937年的298576人減少過半。繼而到日軍占領南昌的1939年，全市人口下降為55908人，此後三年，雖略有增加，每年僅亦7萬餘人，最多一年的1945年，也隻有145346人。這就是說，日軍統治南昌時期，是南昌1926年設市以來人口最少的時期（設市時人口21萬餘人）。這也從一個方麵說明，在日偽統治下的南昌市，是極為蕭條、極無人氣的。
據記者所見，1940年夏的德安，這個南潯鐵路的要衝，縣城的小小城牆上千瘡百孔，破碎支離，蓬蒿長滿了城門，看上去已如廢墟模樣。南昌城外的萬壽宮，觸目就是斷牆頹垣，鳥糞遍地，幾尊小菩薩斷了臂，折了肱，東跌西倒。西山峰頂，軍衣、彈片、水壺、軍用器具，滿地狼藉。
市麵的蕭條，源於日軍為配合“以華製華”方針，以直接掠奪物資和經商貿易等形式，在淪陷區大肆掠奪中國資財，“以戰養戰”，支撐其侵略戰爭。日偽占領贛北期間，成立了專門的物資統製機構，負責各種物資的收集和統製。南潯鐵路及南昌附近的浙贛鐵路，由日軍占領並管理，主要用於軍事運輸，並由日本通運公司經營旅客和貨物運輸。在南昌，日本商人在南昌市開設洋行、公司24家，控製了南昌市的經濟命脈，大肆搜括資財物品以供應軍需。《九江人民革命史》記載，日軍占領九江後，大批日本商人蜂擁而入，整個大中路的城外段全部被日商霸占。一些屬於日本財閥的壟斷商業組織，也在九江設立了分支機構，“統製”棉花的有“東棉洋行”，“統製”皮革的有“岩井洋行”，“統製”其他土產物資的有“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等，這些大洋行的總機構都在日本本土，其經營多采取“物資交換”的方式，即以高價的工業消費品，交換廉價的中國農產品。日軍將贛北的棉花等農副產品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日軍對淪陷區人民直接掠奪的另一主要手段，是以等於廢紙的“軍用票”來勒取物資。1941年，日軍令偽南昌市政府限期讓每保征繳稻穀200石，“每石僅付軍用票4元5角。如在限期內未繳齊者，加倍征繳”。次年，日軍下令贛北淪陷區每縣征繳糧食20萬石，因民眾“痛憤拒絕，敵乃將食鹽統製停止發售，規定須以稻穀一擔易取食鹽一大碗”。手段之惡毒，可見一斑。日軍就是使用如此手段，聚集糧食等大量物資，不僅解決在贛日軍的食用，並且外運支援上海等地日軍，如通過日商洪都公司將大批穀米轉運上海，每月均在1000石以上。對於日軍在贛北地區的掠奪經濟資源，當年國民黨戰地巡視員胡雨林有一個概括：“凡屬農產品均在敵收括之列。其在淪陷區敵勢力可達到之處，有時以低價之軍用手票收買，有時即連軍用手票亦不給予，徑行劫奪，美其名曰軍用征發。其在接近我遊擊區之地區，則不惜重價收買以爭取我方物資。敵對物資掠奪之處理，則由敵若幹企業組織專司其事。其收購地點，在贛北以九江為中心，則由九江裝運赴滬，以換取外匯。其收括方式，則由敵商人協同特務機關人員假手於偽組織人員為其辦理。總之，敵在贛北對我經濟資源之搜括，以至無所不用其極之程度。”
日軍在贛北占領區還大肆推行奴化教育。當時，九江城區多數居民到外地逃難，兒童就學甚少，僅一所小學、一所中學。日軍派人在學校監視授課情況，向教職員和學生灌輸所謂“中日親善”、“共存共榮”、“大東亞新秩序”等內容，企圖毒害和改變人們的心理。此外，強令中小學把日語列為必修課；在史地課本中，則肆意篡改中國的曆史和疆域。
日軍的殖民統治，對贛北地區的經濟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和摧殘，同時給淪陷區的江西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