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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戰時體製的形成與運作

  一、南昌會戰與省會的遷移

  1?郾南昌會戰

  南昌是江西省的省會和中國東南地區的戰略重地。滬寧杭失陷後,南昌成為東南地區對日軍作戰的前沿城市,被人們視為“支撐江南抗戰的堡壘”,“脫卸了繁榮的外衣,而披上了戰時的戎裝”。抗戰前夕,溝通東南的大動脈--浙贛鐵路已經建成通車,連接南昌與贛北的贛江公路大橋“中正橋”也告建成,南昌市人口增加到30萬人,1932年因“經費支絀”而裁撤的南昌市政府已恢複成立,城防工事經過加緊修築已經完成。這些,既使南昌在抗戰中的國防地位更加凸顯,也為南昌的抗戰作了前期的準備。

  早在武漢會戰時,日軍即曾企圖進占南昌,終因其主力第一〇六師團在贛北萬家嶺受到毀滅性打擊而作罷。1939年2月6日,日軍華中派遣軍重新部署,下達《對南昌的作戰要領》。日軍攻占南昌的目的,在於割斷我方的浙贛鐵路和安徽浙江方麵的主要聯絡線,掩護其長江中下遊交通,鞏固對武漢地區的占領。其後,日軍第十一軍在司令官岡村寧次指揮下,按照“從現在的對峙狀態下,以急襲突破敵陣地,一舉沿南潯一線地區攻占南昌,分割和粉碎浙贛線沿線之敵”的計劃,以兩個師團牽製鄂南、湘北的中國軍隊,集結第一〇一師團和得到補充重新組建的一〇六師團,及第十一軍直轄炮兵、坦克部隊於德安以南地區,作為沿南潯線進攻南昌的主力;以第六師團從修水兩岸向武寧攻擊,阻止中國軍隊增援南昌;第一〇一師團的村井支隊從星子經鄱陽湖南下,進攻吳城,打通贛江修水水道,並切斷浙贛鐵路。華中派遣軍同時派出航空兵主力和海軍艦艇,配合作戰。岡村以贛北作戰中的敗軍第一〇一師團及第一〇六師團為主攻部隊,曾在日軍中引起軒然大波。第一〇六師團剛剛在萬家嶺遭到岡村所說的“全軍覆滅的嚴重打擊”,是全日軍中最弱的一個師團;而第一〇一師團從淞滬打到贛北,折耗甚慘,在萬家嶺也丟了兩個聯隊。這兩個師團因萬家嶺戰敗而成為日軍中公認的最差的部隊。因此,岡村的用兵,連東京大本營都表示強烈反對,但岡村堅持不變,後來據其在回憶錄中所說,他的意圖是要讓這兩個師團在南昌作戰中“挽回名譽”,他同時“命令全軍應采取-切手段予以協助,務必使其成功”。

  2月下旬,中國統帥部已判明日軍有攻占南昌的企圖。為此,蔣介石曾電令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要求九戰區為確保南昌及其後方聯絡線,先發製敵,轉取攻勢,以摧破敵之企圖。但這一意圖因部隊準備不及,未能實現。當時,參加南昌會戰的第九戰區部隊,有10個軍33個師共20萬人,其部署為:第十九集團軍羅卓英部防守南昌地區,該集團軍以第七十、四十九、七十九、三十二軍及第二十九軍預備第五師,在箬溪以東修水南岸到鄱陽湖西岸,正麵並列防禦;第三十集團軍王陵基部第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八軍防守武寧地區,牽製正麵日軍南渡修水河;湘鄂贛邊區挺進軍樊崧甫部第八軍在武寧以北橫路附近防守。此外,九戰區令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部守備鄂南、湘北,第一集團軍盧漢部及第七十四軍控製於長沙、瀏陽、醴陵地區,作為機動部隊。

  3月17日,日軍發起前期作戰。20日下午4時30分,實施全線總攻。敵一〇一、一〇六師團在200餘門重炮、3個戰車隊、4個飛行戰隊狂轟濫炸配合下,強渡修水河,遭到中國守軍第四十九、七十九軍的猛烈抗擊,日軍“在19時20-30分的10分鍾裏,以全部炮兵進行化學急襲,共發射毒劑炮彈3000餘發。隨後,由野戰瓦斯隊在12公裏的進攻正麵同時施放中型毒劑筒15000個,毒煙越過約300米寬的修水河,將對岸國民黨軍隊第一線陣地2公裏的縱深完全覆蓋了”。中國守軍傷亡慘重。22日,日軍戴著防毒麵具,從虯津方麵渡過修水河,在坦克掩護下,第一〇六師團向安義方向攻擊,占領安義,次日占領奉新、高安,並由奉新、高安逼進南昌;一〇一師團一部沿南潯鐵路西側進攻南昌;一〇一師團與一〇六師團各一部於23日攻占吳城,隨後進至南昌西南曾家、生米街地區,切斷浙贛鐵路。隨後,各部日軍對南昌實施猛攻,中國軍隊頑強抵抗,並將昌北通連南昌的贛江中正大橋炸毀,阻止敵軍。27日,遭受嚴重傷亡的中國守軍退向進賢,南昌被日軍占領。配合南昌作戰的日軍第六師團,也在飛機、重炮和毒劑彈猛烈轟擊下,向我第七十三、八軍陣地猛攻,20日在箬溪以東渡過修河,向西突進,27日占領靖安,28日占領武寧。

  南昌的迅速陷落使中國統帥部感到震驚。4月17日,蔣介石製定南昌失守後的攻略計劃,令第九、第三戰區協同,組織對占領南昌日軍的反擊戰。21日,第三、第九兩戰區集中20個師在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統一指揮下,分三路開始對南昌日軍進行反擊作戰。第九戰區第十九集團軍由高安一線向南昌進攻,先後攻占高安、大城、生米街,進抵昌北牛行;第一集團軍向奉新一線反攻;第三戰區第三十二集團軍由蓮塘一線反擊,迫近南昌城,“敵傷亡甚大,恐慌異常,殆有不保形勢”。27日,日軍出動大批飛機,向中國各反擊部隊大量施放毒氣、投擲毒彈,並增調海軍陸戰隊反攻,中國軍隊傷亡嚴重,反擊作戰受到抑製。5月1日,蔣介石向參戰部隊長官下達死命令:“限微日(即5日--作者注)以前攻克南昌,如不能達到任務,旅長以上連帶負責。”同時,下令將“決心不堅,畏縮不前,坐失戰機”的第七十九師師長段朗如“軍前正法,以昭炯戒”。2日,各部遵令向南昌發動猛攻,在城東南、南郊和城北牛行與敵激烈衝殺,中國空軍也投入了作戰,5日,攻克南昌東側的飛機場(今江西師範大學青山湖校區內)及南昌火車站。南昌地區的日軍第一〇一、一〇六師團與增援的第一一六師團,在空軍轟炸和狂施毒劑的配合下,也不斷反擊。6日,第三十二集團軍第二十九軍軍長陳安寶親上前線指揮作戰,在蓮塘中彈犧牲。中國軍隊在嚴重傷亡麵前,攻勢再次受挫。9日,蔣介石以南昌作戰艱難,電令停止進攻。至此,南昌被日軍完全占領。

  中國軍隊的南昌會戰,打得英勇頑強,可歌可泣。最終所以失敗,既有後來總結時所指出的攻擊部隊缺乏一鼓作氣之精神,南昌附近河流縱橫的地形限製,以及“攻擊部隊多係前次南昌戰役後尚未充分整補,戰鬥力尚未恢複”等原因,更是因為日軍裝備優良、調動靈活、炮火猛烈,特別是公然違反國際法連續地、大量地使用毒氣武器。

  南昌會戰後,江西境內形成兩個戰區分駐南北作戰的格局,即以撫河、鄱陽湖一線,作為第九戰區與第三戰區的分界線,贛北由第九戰區駐防,贛東由第三戰區駐防。

  2.省會的遷移

  鑒於日軍攻占南昌的企圖,在1938年7月贛北抗戰之時,江西當局即已開始組織南昌的撤退。當時,戰地記者在南昌所見,街上商店十之八九已關了門,許多房子的大門,被磚頭砌得密不通風,差不多是“十室九封”。萬家嶺大捷後,阻止了日軍對南昌的進攻,南昌形勢有所穩定。

  1939年初日軍發動南昌作戰後,省會的搬遷已勢所難免。一方麵,南昌是日軍作戰的重要目標,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下,這時已是傷痕累累。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8月15日日機第一次空襲到南昌淪陷,日本侵略軍對南昌進行的幾十架機群的大轟炸即達49次,規模小一點的轟炸不計其數,先後炸死1200多人,炸毀房屋35000多棟。另一方麵,由於執行堅壁清野政策,到戰爭開始時,南昌差不多已經成為一座空城。據記者1939年1月所見,南昌已披上戰時戎裝,“那巍峨的建築物,猶如壘壘的碉堡,隻有一些日用品商店和香煙零食擔在照常營業。酒館、戲院、妓寮也有多數關了門……三十萬人口的大都市,現在已減少不到七萬人口了,各機關團體也遷移了一部分到後方去辦公,重要的物資運走了”。南昌與城外的水陸交通,也被完全截斷。因此,熊式輝這時將南昌視為將是敵人手裏的一個死城。3月24日晨,他在重慶呆了兩個月後趕抵南昌後,即與羅卓英商定將留守的機構、人員撤至吉安。省會至此完成遷移。

  南昌的失守,對全省人心多少有所影響。就在南昌失守幾天後的4月5日,熊式輝發表告全省民眾書,指出抗戰的勝利不在於死守一城、硬爭一地,南昌在我們手裏是一個省會,在敵人手裏則已變成一個空城、死城,失去了其政治地位;同時認為,“神聖偉大的戰爭,在江西戰場上,更加白熱化了”,要求全省每一個人,都以最英勇的姿態,出現於抗戰行列中,“掃除逃避忍耐等卑怯的心理,迅速動員起來,現出鐵骨鱗鱗的廬山真麵目,積極奮勇,協力存[同]心,拚著我們的血肉與倭寇周旋,要協同軍隊,把進入江西的敵人,叫他活的進來,死的出去”。這篇告民眾書,對於穩定南昌淪陷後的江西民心,有所作用。

  撤出南昌後,省政府及大部分黨政機關、民眾團體、文化機構,遷到贛西重鎮吉安,一部分機構和工商企業,搬至贛州。吉安人口,一下從原來的3千人增加到10萬人,以致“一切公共的機關都住滿了人,私人的房舍也沒有辦法再出租了”。特別是,聞名全國的“七君子”之一、江西安福人王造時,在吉安創辦發行《前方日報》,宣傳抗戰和民主,影響極大。《江西民國日報》等眾多報刊,也相繼在吉安複刊。因此,吉安一時“形成為江西全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成為“江西的準省會”。

  鑒於吉安也是日軍的重要轟炸目標,省政府一開始確定的戰時省會就是泰和。因此,在吉安停留幾個月後,省黨政機關即轉到泰和。一直到1945年初再遷寧都,省政府在泰和駐留了4年多。泰和是抗日戰爭時期全省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發揮了戰時臨時省會的作用。

  二、戰時行政製度的變化

  贛北作戰特別是南昌淪陷後,江西的政治格局和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全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大背景下,江西戰時施政也進入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江西省政府當時從四個方麵對困難環境進行分析,指出:“軍事上,破壞損害之程度愈大,而增設補充之需要愈迫。政治上,縣城淪陷,而縣府組織更應充實;地區縮小,而難民救濟益形繁重。經濟上,賦稅收入銳減,而各項支出反增;交通建設頻繁,而同時戰區必須徹底破壞;運輸阻滯,而農工產品亟待盡力推銷。文化上,青年失學切盼救濟,而學校遷移再四,難以維持;社會急需精神食糧,而書報流通,形成斷絕。”為適應環境的變化和應對新出現的矛盾,江西戰時行政從製度到運行,都有一個較大的改變。

  1?郾戰時施政綱要的頒布與臨時參議會的成立

  1938年3月,江西省政府為便於戰時施政,設立江西省參議會。參議會以王平秋為議長,王又庸、羅隆基、王造時等為參議員,著手研究省政“革新”計劃。10月,按照國民政府決定在全國各省統一設立臨時參議會的決定和行政院頒發的省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江西省遴選一批參議員候選人名單,呈報行政院選批。1939年4月5日,國民政府公布,選定江西省臨時參議會,議長彭程萬,副議長王有蘭,參議員劉伯倫、王枕心、伍毓瑞、蕭贛、辛安世、劉家樹、歐陽武、王尹西、劉震宇、劉紀雲、薛秋泉、吳益祥、李中安、吳繼曾、許森、汪長桂、任壽祺、徐秉初、詹絜吾、傅慶炎、何人豪、楊慶珊、謝遠涵、劉李柏、張明善、許調履、張申雲、徐蘇中、胡蘭、王明選、劉耀翔、譚之瀾、熊大蕙、賀治寰、戴源清、張裴然、熊在墀、餘守真等38人,候補參議員段柏莪等20人。這些人,大體上包括了江西省各界有影響的一些人物。5月1日,臨時參議會在吉安成立,6月5日召開第一屆第一次常會,開始工作。此後終抗戰時期,臨參會的工作運轉可稱正常,在監督省政、提供建議和轉達民情等方麵,發揮了較積極的作用。

  在江西省臨時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常會上,最重要的議程是通過了《江西省戰時施政綱要》。這個《綱要》,原是1938年3月省政府為“適應戰時需要”而製訂,它與同月在武漢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製定的《抗戰建國綱領》,在精神和內容上是相一致的。因此,比較典型地反映了省主席熊式輝的政治敏感性及與中央的密切聯係。《綱要》共82條(初訂時為76條),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各個方麵,規定了全省抗戰時期的施政方針和主要內容,其基本要求為:“在軍事上務求增加抗戰力量,鞏固地方治安;在經濟上力謀均平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計;在文化方麵,則普及大眾教育,以提高民族的警覺性,並增進健康,以加強民族的活動力。為求上舉各事項之實施,則革新地方行政與建立自治基礎,又為最小限度的要求。”因此,該“綱要”內容也被歸納為八大綱領:加強抗戰力量,維持地方治安,均平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計,普及大眾教育,增進人民健康,革新地方政治,建立自治基礎。這個《綱要》的製定,客觀上適應了戰時環境的變化和抗戰的要求。但也由於戰時環境和施政重點的變化不定,因此它也僅是一個指導性的要求,省政府戰時的具體行政,主要體現在各年度的施政方針和行政計劃中。例如,根據形勢的變化,省政府1943年即將鏟除惡習以革新政治風氣,穩定物價、掌握物資、取締囤積以安定民生,擴充兵源、加強建軍以策應軍事反攻為“三大施政方針”。

  為了順利推行戰時施政,“造就政治幹部人才”,切實解決“縣長及縣行政人員人才均感缺乏”的問題,省政府致力於建立現代幹部甄選和管理製度,在人才培養和人事管理上,都有新的措施。在人才培養上,當時最有影響也是最重要的措施,是在南昌梅嶺開辦“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講習院先是取名為江西地方政治學校,1938年3月改現名,5月1日正式舉辦第一期訓練。1940年8月1日,為配合新縣製的推行,改稱“江西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由熊式輝兼任院長(團長),聘請專家擔任教授。在1938至1941年間,該院(團)先後舉行了16期訓練,其中最多者為縣政人員訓練,內分18個業務組。另有區政人員訓練班、鄉政人員訓練班及兵役人員、婦女幹部、會計人員、國民教育人員、建設技術人員、衛生技術人員等訓練班,共訓練學員9152人。1941年後,各種訓練繼續進行,並曾增設黨務訓練班,將訓練擴大到黨務人員。花大力氣進行從鄉鎮到縣政幹部人員的培訓,有助於提高從政人員的現代政治知識和行政素養,解決知識分子紛紛流出鄉村後縣以下基層社會政治人力資源不足、土劣容易控製政權和民意機關等問題,是在當時條件下推進現代行政建設較為現實的好辦法。江西的做法,當時得到了國民黨中央的肯定。

  在人事管理上,則建立了由甄拔、保障、考核、獎懲四環節構成的管理製度:甄拔,是按照《江西省縣行政人員甄審規程》,從對現有幹部的訓練和向社會的招考中,甄別選錄合格人才。保障,主要是對已任用人員實行相應權利、義務和工作條件的法令性規定,如明確管理權限,要求就任職務與所學(訓)科目相符、保持職務的穩定性等。考核分年度與平時兩種,年度考核,縣長按中央製定的工作成績百分比率標準,經省府並送內政部辦理,縣行政人員與全省公務員由贛浙閩銓敘處辦理;平時考核,依據縣政人員考核表(分學識、操行、工作三項打分,並列考語),由專署專員每半年對轄縣縣長及縣佐治人員考核一次,縣長每半年對縣佐治人員及區鄉鎮人員考核一次,均列表送省府備案。獎懲,即依據考核情況,分別對有關人員實行相應的獎勵和懲處。1943年,還專門成立了由省主席兼任主委的江西省設計考核委員會,辦理行政設計、工作考核及工作競賽等事項。這個委員會,一直存在到1948年。此外,尚有各主管機關主管長官及視察員的隨時巡視考察,視察結果,也是實行獎懲的重要依據。當然,製度與實際並不總是一致的。事實上,吏治腐敗也是抗戰特別是抗戰後期的突出問題。例如於都,“就充滿著貪汙的氣氛……土豪劣紳與地方官勾結,對一切事務均公開貪汙,沒有誰敢向省府或專署告發……地方上所謂‘紳士’,實是一種間接參政的官吏”。這種情況,自然不僅於都一地才有。

  江西抗戰前期4年多的施政,係由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主持進行。1942年2月24日,行政院第552次會議決定,熊式輝免職另用,由軍政部政務次長曹浩森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國民黨中央黨部亦免去熊式輝的江西省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任命梁棟接任。至此,由熊式輝一身兼任黨政兩職的格局,改為黨政分任。

  熊式輝從1931年底出任江西省主席,後又兼任省保安司令、省黨部主任委員,到1942年初離職,是民國時期主持江西省政時間最長的人。在其10年任期中,他既曾動員全省力量投入反共“圍剿”戰爭,推行“三保”政策困扼革命根據地,極力阻止革命力量在江西的發展和存在;也曾積極地想辦法、下力氣致力於江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建設和民族抗戰事業,在民國社會大轉型的背景下,推動江西建立起現代政治、現代社會的初步框架,不少行政措置走在全國的前列,取得不俗的成績。在他離任時,江西省政府專門編著了一本數十萬言的《贛政十年》,分43個專題記述十年間江西的政事,歌頌他的政績。熊式輝是一個在江西民國史上建樹較大而留有深刻影響的人物。

  繼任者曹浩森(1884-1952年),字明巍,號浩笙。江西都昌人。1911年畢業於日本振武學校,返江西後在李烈鈞都督府任職,參加“二次革命”。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南洋。後到雲南、廣東參加護國戰爭、護法戰爭。複留學日本陸軍大學。回國後入馮玉祥部,任國民軍聯軍副總參謀長、第二集團軍總參謀長。後脫離馮玉祥投向蔣介石,曆任軍政部次長兼陸軍署署長、南昌行營黨政委員兼政務設計委員會主任等,參與組織對江西、湖北紅軍的“圍剿”軍事。返贛擔任省主席時,他對治理贛政顯然思想準備不足,麵對的前任又是一個在贛經營10年、已在各方麵建立強大影響且政績確實突出的強人,因此他對熊式輝的治政極為讚揚,認為“贛省在熊主席主持之下已達十年,政績斐然,為各省之冠”,熊式輝“具卓越之政治天才及偉大之創造精神”,他接替其任,殊感能薄。在上任之初回答記者關於其治贛方針及觀感時,他未能提出自己的一套獨立政見和打算,而是表示:“今後一切當本既定方針,繼續努力,無論製度、人事,當一仍舊貫。”同時,他也希望各方多予指導,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唯一反映他自己的見解的,隻是認為“贛省社會風氣,稍嫌奢侈,較之陪都儉樸氣象,殊有遜色。此種缺點,有糾正之必要”。在其後幾年的施政中,他確實是“蕭規曹隨”,對熊式輝時代的製度和人事,基本上是“一仍舊貫”。個人生活亦極簡樸,抗戰勝利時設宴與省府幕僚同歡,被稱為“曹主席破例吃喝第一局”。

  2?郾三種行政區域的劃分

  因為日軍的進占和進擾,全省行政區域被不同程度地分割,這給省政府的施政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為適應這種狀況,省政府遂將全省劃分為遊擊區、鄰戰區和安全區三類區域,依據各類區域的不同情況,實行重點不同的施政。

  遊擊區:遊擊區實際上就是敵占區、淪陷區。贛北淪陷後,南昌、九江、湖口、彭澤、星子、瑞昌、德安、永修、新建、安義、奉新、高安、靖安、武寧等14縣市被日軍占領或駐擾,國民政府的市縣政權均遭破壞,轉移到山區農村。省政府將這些地區劃定為遊擊區,確定其施政方針為:“注重破壞,以破壞敵偽各種設施,打擊敵人,使其加速崩潰。”為便利加強對日偽的鬥爭,省政府在該地區增設行政區的機構:增設第九行政區,轄九江、星子、德安、瑞昌、永修5縣;第十行政區,轄新建、奉新、靖安、安義4縣;第十一行政區,轄南昌、進賢、豐城3縣。這3個區專員公署均與區保安司令部合並編製,各區下屬縣區鄉的政權組織,按照1939年11月訂頒的《江西省遊擊戰區縣份行政調整辦法》、《江西省遊擊戰區縣份區鄉鎮調整辦法》,仍分級設置縣政府、區署、鄉鎮公所、保辦公處。各縣政府,依照其“行使職權範圍大小”,分甲、乙、丙三種組織,甲種為新建、高安、武寧、奉新、靖安、南昌6縣;乙種為永修、彭澤、瑞昌、湖口4縣;丙種為九江、德安、安義、星子4縣。如果全保均為敵占據,則按照《江西省遊擊戰區各縣民眾組訓辦法》,以核心組織或外圍組織作為替代。同時,省政府還派遣保安團隊建立遊擊根據地,並配合活動於湘鄂贛邊境的正規遊擊部隊,堅持遊擊戰爭,騷擾和打擊敵偽的統治。

  鄰戰區:鄰戰區即毗鄰敵占區的贛東、贛東南、贛西北的部分縣區,約20多個縣。這些地區也就是江西抗日的前線,在江西境內與日軍對峙的中國軍隊,主要駐守在這些地區:贛東上饒地區,駐有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及所轄部分部隊;南昌東南地區,駐有第三戰區的第三十二集團軍上官雲相部;高安以西地區,駐有第九戰區主力部隊之一的第十九集團軍羅卓英部;贛西北武寧地區,駐有第九戰區的第一集團軍商震部、第三十集團軍王陵基部等。因此,省政府規定鄰戰區的施政方針,就是“注重協助,以服行戰時各種任務,協助軍事”,支援部隊的對日作戰。此外,由於鄰戰區地域、政權均在國民黨掌握中,所以其施政方式及事務,與安全區並無多大區別。

  安全區:安全區又稱為後方,是離敵占區較遠、由國民政府比較穩定控製的地區,這就是以泰和為中心的贛西南、贛南地區。省政府規定,安全區的施政方針為“注重建設,積極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種建設,以適應抗戰需要”。因此,江西的戰時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主要是在安全區和鄰戰區進行。

  3?郾新縣製的推行與基層政權

  戰時行政製度的另一重大變化,是實行新縣製。

  新縣製是抗戰時期國民黨在總結前十年經驗的基礎上而采行的一項重要行政製度,其基本內容是重新推行地方自治運動,增設縣行政機構和人員,調整區鄉鎮保各級基層組織,以加強縣級行政管理,提高由縣到鄉村的行政統製效能。1939年9月,國民政府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正式實行並要求各地在3年內完成新縣製。江西在“綱要”未頒布前,即依照獲悉的草案,於1939年7月,選擇贛縣等南部10縣首先推行(此前試行改善區鄉鎮組織方案的豐城等9縣也一並實施)。10月《綱要》到省後,省政府製定實施計劃,1940年初,擴大到安遠、上猶、南豐等9縣改行新製。到1941年6月,江西除遊擊區14縣以外的69縣,均按照《江西縣政府組織規程及編製預算》改組完畢,實行新縣製。

  新縣製的主要變化,一是對縣政府性質、事務和編製的重新明確。按照《縣各級組織綱要》的規定,“縣為自治單位”,“縣為法人”,是地方自治的最高執行機關,其事務主要是辦理14項地方自治工作:編查戶口;規定地價;開墾荒地;實行地方造產;整理財政;健全各級行政及自治機構;訓練民眾;開辟省縣鄉交通及電話網;設立學校;推行合作;辦理警衛;推進衛生;實行救恤;厲行新生活,禁絕煙賭,改良風俗,養成良好習慣。為此,縣政府得到較大的擴充,由原南昌行營“裁局改科”後設置的5科一股,增加為民政、教育、建設、軍事、地政、社會等7科3室。此外,還設立作為合議製的縣政會議,作為“全縣人民代表機關”的縣參議會(江西各縣到1944年陸續設立縣參議會),以防止縣長專行獨斷和監督縣政施行、反映民意。一等縣縣政人員由31人增至77人,二等縣由27人增至64人,三等縣由26人增至55人,均增加一倍以上,總計全省已行新縣製的69縣,縣政人員增至4000人,經費增至350萬元。由此,全省編製內的行政人員有一個很大的增長,到1944年,行政院確定的江西省編製人員為6500人,而江西實際在編人員已達8433人,超過將近30%,當年底江西遂有裁員18%之舉。

  基層行政組織的調整是實行新縣製的另一主要變化。抗戰爆發後,省政府感覺過去廢除鄉鎮的做法,不利於戰時動員,遂於1938年2月製定《江西省改善區鄉鎮組織方案》,對基層組織作出兩項變動:一是重新劃分鄉鎮,廢除保聯辦公處,設立鄉(鎮)公所(由原保聯辦公處改組),在鄉鎮內重編保甲;二是將區署改為督導機關(當時先在豐城等9縣實行),充實鄉鎮公所。全省實行新縣製後,安全區和鄰戰區的基層組織,一律先後改行新製。新製規定,區為縣府之輔助機關,隻負督導各鄉鎮辦理行政及自治事務的責任;鄉鎮公所為縣以下的自治單位,“鄉為法人”,辦理本鄉鎮自治事項及執行縣政府委辦事項,內設民政、經濟、文化、警衛4股,並組成鄉(鎮)務會議。因此,這次變動最大的特點,是加強了鄉鎮一級政權組織的建置與權力,建立起了較之以往更為嚴密與健全的基層行政機構。到1941年,全省安全區及鄰戰區69縣共設置區署265個(每區設區長1人,民教、財建、軍事指導員各1人,書記1人,區丁5人,共10人),遊擊區14縣設置區署55個(每區設區長1人,指導員2人,書記1人,區丁5人,共9人);鄉鎮(1940年底)安全區等69縣為1984個,遊擊區14縣為361個,每一鄉鎮公所設正副鄉鎮長各1人,民政(兼戶籍員)、文化、經濟、警衛幹事各1人,書記1人,所丁4人,共11人,月支經費200元。遊擊區的鄉鎮,則僅設鄉鎮長1人,幹事1人,所丁4人,共6人,月支經費90元。

  新縣製“納保甲於自治之中”,作為鄉鎮基層組織細胞的保甲,其地位和職能進一步得到強化。此前,江西每保僅設保長1人、書記1人(保學校長或教師兼),均無薪酬,每月由縣政府發給辦公費1元。省政府認為,這種情況與“管教養衛種種工作,以及各級政府一切法令之推行,均集中於保”的現實,形成頭重腳輕的矛盾,迫切需要充實保甲的組織。因此,在實行新縣製時,省政府重新製定了《江西省保辦公處組織規程》,對保甲製度進行調整。主要內容,一是規定保甲長應選擇國民黨員或“思想純正之青年”擔任,“使每一保甲長均能兼盡政治警察之任務,並能領導所屬人民,一致防製異黨之活動”,實行保甲製度的“黨化”和“警察化”。二是擴大保辦公處組織,增設副保長1人,無給職幹事4人,月支經費增為7元,將保辦公處確立為一級行政機構。江西在1939年底,還明確了鄉鎮保甲長為公務員(但鄉鎮長須為政府任命者而非完全民選者)。這使得當時69縣的19465個保辦公處,在職能和機構上,都得到了加強。三是設立保民大會和甲民大會。據內政部派員考察,江西各縣之保民大會,在1942年度即已達到普遍成立之標準,除九江等3縣因戰區情形特殊進行極感困難外,各保開會6次以上者已達80縣。保民大會的設立,使民國保甲製度與古代有了重要的區別。全省實行保民大會製度最好的地方是贛縣,贛縣在蔣經國督導下,保民大會成為經常性的製度,民國時期編纂的縣誌記載說:

  實施保民大會為訓練民眾運用四權之基本方式。本縣爰遵照省府暨專署頒發保民大會組織規程及辦法細則,並按照實際情形,於民國三十年七月先後普遍舉行。除城東、城南、城西、城北四鎮(即今贛州鎮之一部)由縣府指派科員以上人員分別擔任保指導員,按期出席,其餘各鄉鎮保民大會每屆舉行時,則由各該鄉鎮直接派員督導。茲將辦理情形統計如次:

  江西迅速完成新縣製的推行,較快地建立起了戰時基層行政體製,有推進適應抗戰需要的地方工作的積極作用。同時,由於新縣製的建立,也使國民黨的統治,比較切實地從上層深入到了農村和農民當中,對於強化其對人民和農村社會的控製,起到了此前不可比擬的作用。因此,一直到1949年國民黨統治結束,新縣製成為國民政府的基本的行政製度,未再改變。

  三、國民黨江西組織的改製及黨務活動

  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會議推舉蔣介石為中國國民黨總裁,實行全黨領袖製。7月,省黨部按照改進黨務的中央指令,實行改組改製。這次改組改製的中心,是“建立各級的全黨領袖製”。主要內容有:

  一是改變委員製的製度,在設置執行委員會的基礎上,省黨部實行主任委員製,縣黨部實行書記長製,區黨部、區分部實行書記製。

  二是改組省黨部,中央委員、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被中央黨部任命兼任江西省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持全省黨務,對外代表省執行委員會;範爭波、劉家樹等11人為執行委員,範爭波兼任書記長,執行委員分區督導全省黨務,書記長協助主任委員處理省黨部日常事務。新任省黨部主委、委員和書記長,於8月8日正式開始工作,17日補辦宣誓就職儀式。

  三是取消預備黨員製,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籌備處,1939年7月20在贛縣西津路傳習堂成立,三青團中央團部派委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蔣經國為主任。蔣經國在籌備工作時期,注重進行青年幹部訓練,1939年、1942年先後在贛州赤珠嶺、黎芫背舉辦團務工作人員訓練班兩期,培訓學員272人,派往各縣組建團組織。1943年10月,召開三青團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江西支團部。支團部設在贛州,領導機構為監事會、監察會,蔣經國當選為監事會幹事長,劉已達為監察會常務監察。1944年,支團部遷往泰和孔廟辦公。在此期間,支團部在全省先後建立了25個分團,15個直屬區隊,到1945年7月,全省有三青團員47343名。

  四是按照臨全會通過的中央“以黨統政”、省一級“黨政聯係”、縣一級“黨政融化”的調整黨政關係原則,以及1939年1月五屆五中全會調整黨政關係的指示,調整和確立江西全省的黨政關係。其辦法為省級成立省黨政聯席會議,特別小組會議,縣級成立特別小組會議。即省黨部委員與省政府委員,按黨團辦法合編為一個特別小組,直隸省黨部,定期舉行省特別小組會議,省黨部與省政府定期舉行黨政聯席會議。縣黨部與縣政府照樣辦理,成立並定期舉行縣特別小組會議。據省黨部的報告,到1945年5月,“省特別小組會議,迄今已舉行十三次,舉凡黨政工作之配合,縣黨部經濟基礎之建立以及各項有關實際問題,莫不詳加商討,互換意見,決定後即由出席人員分別就其權責範圍,協同一致,竭力推進。縣級小組會議,自卅年奉令辦理以來,各縣業經成立,多能按期召開。其吸收政府人員參加會議,策動優秀黨員參加公職候選,以利達成融黨於政之目的,各項工作,均能切實奉行。其中偶有人事方麵,不能協調者,則由省級黨政雙方設法糾正”。但實際上,黨政之間尤其是縣一級,不少地方矛盾相當尖銳,黨政融合的形態並未真正形成。

  經過這次改製,省黨部的組織體製和工作製度,比較穩定地確定下來。省縣黨部權力,分別向主任委員和書記長集中,國民黨組織控製力,較之以往有很大的強化。

  抗戰期間的黨務活動,在組織訓練方麵,側重於建立健全黨的橫向組織與縱向係統,“發揮以黨透政、以黨透民之精神”,增進黨政聯係,通過加強組織和活動來掌握民眾團體,特別強調在農民、婦女和技術人員中發展黨員。在宣傳方麵,以“發揚黨義,改造社會風氣,打擊敵偽奸偽宣傳,建立三民主義的思想體係”為重心,建立有抗敵宣傳委員會和鄉村抗敵宣傳隊;在1941年至1945年5月間,曾組織文化和藝術活動6000多次,審查、出版書刊27600多冊,全省設有出版機構269個,新聞機構60個,省黨部直轄通訊社、報社11個。在社會活動方麵,普遍設立社會服務處,展開黨員服務、國民精神動員、青年從軍、獻金獻糧、慰勞傷兵等活動。在抗敵方麵,有防諜鋤偽、收集情報和建立內線等活動,抗戰後期曾在偽江西省黨部和政府內建立高級內線19人、低級內線21人,策動南昌等處小股偽軍、偽警反正,在九江地區先後兩次援救盟軍美國飛行員脫險。在建立經濟基礎、“以黨養黨”方麵,以勸募基金為主要形式,在各縣建立了數量不等的黨產,有現金、儲券、田租、田產、地基、山地、林場、魚池、房屋等。在指導和控製民眾運動方麵,繼頒布《抗日救亡團體總登記辦法》等條令規定,通過重新登記等辦法,取締所謂“無中心思想,不受黨政當局指使者”,1940年重加整理,準許設立人民團體73個。1942年為加強民運,省、縣均分設省民眾運動委員會,形成黨部直接領導民運的體製,完全將救亡團體和民眾運動納入國民黨的軌道。此外,防製和反對共產黨活動甚力。

  在與上屆省代會相隔11年後,1944年5月23日至30日,國民黨江西省第六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出席大會代表154人,代表全省約11萬名黨員。國民黨中央黨部派中央委員方覺慧為監選員出席會議。會議總結了“五大”以來11年的全省黨務工作,認為“曆年來特別重要或為其他各省向未舉辦的事項”,主要有8項:增加黨員人數,健全基層組織與區鄉鎮自治機構的配合,建立黨團及推行各項捐獻慰勞工作,建立各縣黨部經濟基礎,設置中山堂和民運機構,發展社會服務,恢複黨的選舉製度,改進省黨部機關管理。會議以“唯一目的在求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促進地方建設為各級黨部主要任務,審查討論了167件提案,涉及黨務、政治、軍隊、經濟和教育各個方麵。原主任委員梁棟自動退出新一屆執委候選人,大會選舉劉已達、周步光、馮琦、曹浩森、胡運鴻、陳協中、王次甫、陳際唐、蘇村圃、熊在渭、幸華鐵等11人為執行委員,王枕心等5人為候補執行委員,匡正宇、文群、柳藩國,胡德馨、丁砥南等5人為監察委員,莊祖方等3人為候補監察委員。同年8月,國民黨中央派陳肇英為江西省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利峰為書記長,監察委員互推匡正宇為常務監察委員,這一屆執監委員會於9月宣誓就職。

  四、保安團的擴大與役政管理

  1?郾保安團的擴大

  擴大保安團是戰時江西地方軍事建設的基本內容。

  戰前,江西曾經建立有龐大的保安團組織。1937年6月,根據行政院關於團隊分期改警的訓令,江西將12個保安團改為縣保安警察總隊後,省保安處轄下,僅餘6個保安團。抗戰爆發後,兵員需求急迫,軍政部緊急發出“人民動員辦法”,要求各地擴編保安團。江西立即采取多種辦法擴編團隊,將已改編為保安警察的隊伍,複編成10個保安團;下令全省每保征集壯丁一人,編成4個保安團;又從各縣壯丁常備大隊抽調一部分壯丁,同時收編一部分誌願抗敵的民間武裝,編成8個保安團。因此,到1938年上半年,全省已經擁有保安團28個團,及工兵大隊、通訊大隊、高射炮中隊、特務中隊、監護中隊各一個,成為一支數量頗為可觀的地方武裝和後備兵役部隊。

  在1940年5月之前,江西保安部隊主要承擔補充正規軍和支援正麵戰場作戰兩大任務。在補充正規軍方麵,從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江西兵源不斷調補到戰場。到1938年6月,即劃撥了8個保安團補充到正規部隊。1939年1月,因國家需要兵員急迫,江西再調撥8個保安團,改編為陸軍第五、第六預備師,由曾戛初、郭禮伯分任師長,編入第三戰區作戰部隊(預五師隨後在反擊南昌的作戰中表現英勇,也傷亡嚴重)。1940年5月,將保安第十二團撥歸第二十三集團軍改編。幾年間,江西僅保安團即有17個團補充到正規軍,進入抗日前線作戰。到這時,連同1938年8月整編贛南民間武裝成立的4個保安團,全省保安團尚有15個。在支援正麵戰場作戰方麵,如前所述,在贛北會戰、南昌會戰中,江西保安團均有英勇的、上乘的表現,留下了如廬山孤軍長期抗戰等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

  由實行兵役製度解決兵員補充後到抗戰勝利,江西保安團一直保持15個團的規模。其承擔的任務,主要為支援正麵戰場作戰、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和維持後方治安。在1941年3月開始的上高會戰中,省政府按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的要求,調集保安第一、三、七、九團組成江西保安縱隊,開赴上高參加對日作戰,彌補了主力部隊防守兵力的不足。同年9月在阻擊突進錦河日軍的作戰中,該保安縱隊英勇防堵,表現突出。為配合長沙作戰,保安第六團在奉新、靖安間阻擊日軍西進,英勇頑強,因傷亡慘重而被調到宜豐進行休整補充,其遊擊任務由第四團接替。在1942年的浙贛戰役中,駐守贛東南的江西保安團被擴編為預備第九師,也以作戰英勇、首挫敵鋒,受到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嘉獎。1945年上半年保安團在贛西、贛北對日偽的遊擊作戰中,“獲有戰果”,曾斃傷日偽軍500餘名。但抗戰後期,保安團的職責主要轉向地方治安。在1942年全省行政會議上,省保安處處長廖士翹提議“責成各區保安司令,嚴督所屬各保安團長及各縣縣長,遵照頒發各縣剿匪計劃”,把保安團的任務轉為維持地方治安。次年1月,即明確了“保安團工作今後在維持地方治安”。

  2?郾戰時兵役製度的建立與實施

  江西實行兵役製度始於1936年。按照國民政府1936年3月1日施行《兵役法》的規定,江西首先成立了潯饒師管區(下轄九江、武寧、上饒、浮梁4個團管區),依照《兵役法》和《兵役法施行暫行條例》,辦理兵役事務。次年(1937年),續增贛南師管區(轄吉安、贛縣、萬安、寧都4個團管區)和南撫師管區(轄南昌、清江、萍鄉、南城4個團管區),同時在各縣市政府內設立兵役股,在全省普遍實施兵役製度。當時規定,凡20-25歲的男子,均屬常備兵現役適齡,應征集入營服現役,服役3年期滿後退伍。

  抗日戰爭爆發,兵員需求急增,全省立即轉入戰時兵役體製。為保證及時征補兵員,按照國民政府關於各省統一設置兵役機構令,1937年9月,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兵役管區司令部”,由省政府保安處長廖士翹兼任司令。次年2月,將該機構進一步改組為“江西省軍管區司令部”,由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兼任司令,統一指揮各師、團管區和各縣市政府(縣市主管機構由兵役股升為兵役科,複改稱軍事科),緊急辦理戰時征補兵員事務。這時,根據中央和省政府的戰時征兵規定和辦法,凡18-35歲的男子,經身家調查、體格檢查、抽簽後,無免、緩、禁役原因者,均須應征服現役;36-45歲男子,也須參加調檢、抽簽,其無免、緩、禁役原因者,得征集服運輸兵役;退伍歸休一律停辦。同時,在全省進行國民兵組織、訓練,以求增進國民軍事知識、技能及其生活習慣,保證充裕的兵役來源。

  1941年9月,江西實施中央推行的征、補、訓區製度,裁撤團管區,將原有3個師管區、12個團管區,合並為南潯、饒梁、南撫、清萍、吉泰、贛南等6個師管區,每一個師管區配屬給一個軍,由配屬軍負責協助該區的兵員征集、補充和訓練。各師管區司令,則多由配屬軍的副軍長或師長兼任。兵員征補製度,由是更趨嚴密。這一製度的實施,基本適應了戰時前方軍隊大量征補兵員的需要。

  為了保證戰時兵役製度的施行,江西省先後采取多種辦法,集合和訓練壯丁,按照軍政部指令,隨時補充部隊。1937年10月,在各縣市成立義勇壯丁隊222個,每隊收訓隊丁150人,連同9個保安團,作隨時撥補軍隊之用。當時因準備較好,“故國軍缺額,指定由本省補充者,或由保安團送至其駐地撥交,或由部隊派員至保安團駐地整批接收,素質數量均稱滿意”。次年6月,省政府為改進壯丁隊教育及減縮經費,將各縣壯丁隊與9個保安團混編為18個壯丁常備隊訓練團(年底裁減為9個)。1939年2月,又在全省另行組建了28個戰區壯丁大隊(6月複將其與9個壯丁常訓團合編為12個壯丁常備大隊)。1940年1月,裁撤常備大隊,將各縣原設主管壯丁隊的“戰時民眾組訓總隊部”,改組為各縣國民兵團部,鄉鎮保相應組織國民兵隊,全麵推行國民兵征兵製度。國民兵團常年向各師管區撥交壯丁,輸送部隊。至抗戰勝利,各縣國民兵團方告裁撤,並入縣政府軍事科。

  整個抗戰期間,江西為國家輸送了1037880名兵員。各年情況為:

  1937年:43742名;1938年:237404名;1939年:167338名;1940年:133535名;1941年:105839名;1942年:105159名;1943年:88583名;1944年:98085名;1945年:58185名。

  據統計,全國在抗戰期間的征兵總數,為14050521人。江西實際征交的兵員,約占這一總數的7.4%。如以1935年全省人口總數計,約占6.4%;以1945年人口計,則占9.3%。恩格斯認為,按照近代各國國民經濟和人力情況估算,一國投入戰爭的兵力,一般可以達到人口總數的5%,甚至7%,達到7%,便到了極限。由此可見,在全國抗戰中,江西在兵役動員上,大多數年份達到乃至超過了人口承受的極限,江西壯丁源源不斷地補充前方部隊,為民族抗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五、上饒、馬家洲反共集中營的設立

  抗戰初中期,江西國民黨當局與中共的關係,經曆了由表麵融洽到破壞剿滅的過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在江西的中共組織與人員紛紛下山,江西國民黨當局對此非常歡迎,幫助解決給養,在態度上“很客氣”。因此,各地區中共組織由山內轉向山外,在中共東南分局和新四軍駐贛機構建立後,找上門來的人很多,中共組織有一個大的發展,編入新四軍的部隊也有相當的擴大。新四軍軍部開赴前線後,中共東南分局和新成立的江西省委為維護統一戰線和支援前線抗日作戰,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日軍發動贛北進攻後,1938年7月下旬,東南分局在南昌洪都招待所邀請江西黨政軍要人40多人座談,會上散發了由曾山、黃道、塗振農署名的《我們對於保衛江西的意見》。“意見”分析了日軍發動進攻後的形勢和江西的戰略地位,從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人才等方麵,提出了許多適應抗戰需要的正確建議,“當時影響很大”,在社會上,引導形成了一個“保衛大江西”的熱潮。

  江西國民黨當局對中共的活動,很快產生戒備和恐懼心理,“熊式輝及其所屬,遂集中視線到我們方麵”,不但布置特務偵察中共組織和活動,嚴密注意項英、黃道等領導人,而且在紅軍遊擊隊集結地周圍部署保安團進行威脅和監視,脅迫新四軍部隊盡速離開江西開赴前方。同時,先後製造了“瑞金事件”等多起逮捕和殺害中共、新四軍人員的事件,並在全省各地擴大進行“‘隻有一個信仰和主義,隻有一個黨和政府,隻有一個領袖’等宣傳……木牌標語到處樹立”,防共氣氛日益濃烈。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製定限共、防共、反共、溶共方針後,江西當局對中共的態度進一步發生根本性的變化。1940年1月,熊式輝組織成立“江西省特種工作委員會”,親自兼任特委會主任,成員包括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全麵負責指導全省應對中共的工作。在特委會下,由江西三方特務組織,即調查統計室(中統設在省黨部的特務組織)、保四科(軍統設在江西保安處的特務組織--第四科)和情報總站(原江西省特務處,設在省會警察局的特務組織),合組“江西省特種工作辦事處”,由中統特務、省黨部執行委員、中共叛徒馮琦主持,“專負防製共黨的設計、指導和統一秘密行動指揮之責”。特辦處複在各行政區設立“特種督導員”,在各縣設立“特種秘書”或“特種科員”,形成上下縱橫的龐大特務係統。同年,熊式輝按照國民黨中央關於“地方黨政軍每月或一旬開聯席會議一次”,“研討對共黨問題之處置”的密令,設立“江西省黨政軍聯席會報”製度,討論對付江西境內的中共組織及其活動,並將該製度推行到各縣。

  繼1939年接連製造摧毀共產黨人領導的贛北抗日遊擊隊(岷山慘案),和收買醫生毒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黃道之後,1940年5月,由國民黨特務陳宗瑩主持,在贛州一夜間秘密逮捕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40多人,馮琦指揮特辦處在吉安、泰和、贛州製造“吉泰贛慘案”,捕殺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30多人。6月,在泰和馬家洲鬆山村設立秘密監獄“馬家洲集中營”。該營對外名稱為“江西省青年留訓所”,由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代主任施錦任所長。先後關押被捕的中共幹部、黨員和進步人士近500人,其中包括中共南方工委領導人廖承誌、張文彬,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等重要幹部和漆裕元等進步知識分子。他們在獄中堅貞不屈,受到殘酷的折磨,不少人慘遭殺害。該集中營1944年底因日軍進攻移到吉安富田,次年6月遷永豐潭頭,1946年遷南昌潮王洲,直至國民黨統治垮台。

  與馬家洲集中營同為江西境內著名的反共監獄的是上饒集中營。“上饒集中營為華中最大集中營”。它是第三戰區為關押在皖南事變中被捕的部分新四軍將士,於1941年3月設立的戰時監獄,對外稱“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訓練總隊”。負責人為第三戰區政治部少將張超。總隊最初內設2個大隊、1個軍官隊、1個軍士隊,關押新四軍幹部戰士4276名。數月間病死和逃走800餘名、經“訓練”後編補到其他部隊2400多名。其後,將軍官大隊657名新四軍幹部長期關押;同時成立“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特別訓練班”,關押80多名東南各省的中共黨員和愛國人士,及30多名新四軍幹部。1942年4月,將軍官大隊和特訓班合並,改稱“戰時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集中營以周田為中心,包括李村、七峰岩、茅家嶺、石底等處的監所所組成。據親曆者記載:“七峰岩可以說是政治軟化所,周田村是苦工營,茅家嶺是活地獄,李村是高等軟化所。被捕入集中營的大致先經過七峰岩,然後周田村,最後便是茅家嶺;上了茅家嶺,縱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餘生,奄奄一息了。”被關押者,包括葉挺、林植夫、黃誠、李子芳、張正坤等高級將領和馮雪峰等著名人士、著名記者。他們堅貞不屈,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有近200人先後被酷刑殺害和秘密槍決。1942年6月,集中營為避日軍進攻,轉到福建。

  由於國民黨江西當局的大肆鎮壓,江西中共組織遭到毀滅性的破壞。1941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被捕,至年底,中共江西省委工作人員全部被捕,省委組織被徹底破壞,江西境內由此到1949年5月沒有中共省級組織。1942年,江西的國民黨特務機構利用繳獲的電台,完全破壞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所屬的4個特委、44個縣委、200多個區委和絕大多數支部,均遭破壞,2000多名中共黨員被捕。剩餘黨員以各種方式隱蔽下來,堅持鬥爭。

  江西國共關係尖銳對立以至中共組織被當局徹底破壞,具有深刻的原因:一是地方當局執行國民黨中央的防共反共政策極為堅決,省主席熊式輝甚至在公開演說中,也毫不隱諱地表示“我們在江西一天,即一天不容許共產黨存在”,省黨部書記長範爭波如項英所說也“是極端的反共分子”;二是江西原為十年內戰的主要戰場,階級矛盾特別尖銳,成見與仇恨沒有因為抗戰而完全化解,而是“存在於我們的同誌[和]過去革命根據地的群眾、地主、紳士及許多上層分子中”,特別是過去受到中共“打擊的人們,舊的仇恨仍深刻在心上”;三是主持特務和反共工作的主要是中共的叛徒分子,他們熟悉中共的工作方法,具有很大的破壞力。當時還有個說法:“因曆史關係,江西的叛徒特別多”,幾乎在省縣各機關和地方武裝中都有分布 ,抗戰初期不少人曾找到中共組織表示“悔過”,但都遭到嚴厲斥責,因而“拚命反共”;四是也有中共地方組織自身轉變未能跟上形勢變化的問題,如楊尚奎所說:“贛南兩年來的工作,存在著最嚴重的缺點,舊有的工作方式轉變和進步十分遲緩,直到今天還殘留著”,故而“對地方工作特別上層統戰工作失了不少良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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