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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抗戰初期的江西形勢
抗日戰爭時期，江西既是前線，又是後方，前線與後方並重，是我國東南地區抗戰的重要省區。我國第三戰區在贛東，第九戰區在贛中、贛西北，分別與入侵的日軍形成對峙，江西處在東南戰場對日作戰的前線，在江西境內先後發生了贛北作戰、南昌會戰、浙贛會戰、上高會戰等正麵戰場的大規模抗日戰役，特別是贛北作戰和上高會戰均曾給入侵日軍以沉重打擊。以南昌、九江為中心的贛北14縣市，被日軍占領，日軍在九江建立了偽省政權，對這塊地區實行殖民統治。全省有60多個縣先後遭到日軍的侵擾，日軍在江西境內犯下燒殺搶掠的累累罪行，給江西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嚴重的損失。抗戰爆發時北方和東南沿海大量知識名流和流亡學生進入江西，給江西帶來勃勃生氣，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聲震東南。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在南昌失守後退居贛西泰和，行使戰時後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職能。戰時江西經濟和文化教育在特殊環境和條件下，出現一個很不平常的勃興之態。江西人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犧牲，堅持抗戰，以大量的兵役和糧食支持軍需民食，並以不少工業品支援西南大後方，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廬山談話會與國共兩次談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陰謀製造盧溝橋事變，悍然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在此之前的6月間，蔣介石為應對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以及諸多內政問題，決定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名義，在廬山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談話會，征詢各界對內政外交的意見，在7月15日起的一個月內，分三期邀請200餘人參加談話。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政府采取什麽樣的對策成為頭等大事，故廬山談話會尤其為中外所矚目。
廬山談話會實際舉辦了兩期。第一期在7月16日至20日舉行，出席人員157人；第二期在7月26日至30日舉行，出席人員40餘人。出席人員包括國民黨、青年黨、國社黨、農民黨、村治派、職業教育派、救國會等政黨社團的領導人，以及教育、學術、金融、經濟等各界名流（廬山談話會沒有邀請中共人士參加）。談話會采取大會發言和分組討論（分政治、經濟、外交、教育4個組）兩種形式進行。各黨派和各界代表在發言中，相繼提出了民族生存重於一切，在民族存亡關頭全國上下應一致服從政府，政府應於言論自由、特種刑法和新聞檢查等速予改善，政府施政與國民黨政綱應根據時勢變化而有變更，加強國防教育、青年訓練和充實學校內容，實行教育獨立、淨化教育等意見，表示要全國一致共赴國難。
談話會的最大成果是蔣介石發表的對日方針。17日，蔣介石在第一期廬山談話會第二次大會上，報告盧溝橋事變情況，發表關於對日方針的談話。他嚴正地表示：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他要求全國國民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他表示和平未絕望之前，仍希望和平解決，並提出了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項最低限度立場，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蔣介石的這個談話，宣示了中國政府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確方針，值得讚許。毛澤東高度評價說，蔣的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認為它與中共中央7月8日關於盧溝橋事變的宣言，“是國共兩黨對盧溝橋事變的兩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政治宣言”。
廬山談話會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對於向世界宣示中國的抗戰決心和動員全國人民全麵抵抗日本侵略，產生了良好作用。蔣介石舉行廬山談話會後，其夫人宋美齡也以個人名義，於1938年5月20日，邀請13省的婦女界領袖在廬山舉行談話會，中共代表鄧穎超、孟慶樹，江西婦女代表勞君展（許德珩夫人）、程希孟夫人、熊芷、雷潔瓊，以及史良、曹孟君、沈滋九、李德全、吳貽芳、劉清揚等各黨派和無黨派婦女代表共50多人出席會議。會議曆時5天，主要討論戰時婦女動員和改善婦女生活、加強婦女團結等議題，製定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正確切實的認定了動員婦女的先決條件是提高婦女文化水準，改善婦女生活，確立婦女經濟獨立基礎，組訓婦女發動啟蒙運動。工作方法與內容又完備詳細的提出配合全麵抗戰的一切工作，並決定以新生活運動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為全國婦女工作最高指導機關”，仍由宋美齡任指導長，委員則由原來的7名擴大為36名，中共的鄧穎超、孟慶樹、康克清當選為委員。這次會議，結成了全國婦女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婦女運動史上是有絕大意義的”，對動員和團結全國婦女投入抗日戰爭，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蔣介石舉行公開的廬山談話會時，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繼續在山上秘密進行，這就是繼在西安、杭州的國共談判之後，蔣介石和周恩來在廬山舉行的兩次國共談判。
第一次廬山談判是在6月間。周恩來6月4日上廬山，代表中共與國民黨繼續談判。從8日到15日，周恩來與蔣介石進行了多次會談，宋美齡、宋子文、張衝等也參加了與周恩來的會談。在談判中，周恩來提交中共中央《關於禦侮救亡、複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蔣介石則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國共兩黨同等數量幹部組成，蔣介石任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紅軍編製為3個師，3師之上設政治訓練處為指揮機關；請毛澤東、朱德出洋；陝甘寧邊區政府由國民政府派正的官長，邊區推舉副的官長，等等。蔣介石的意圖，是要取消中共的獨立性，將其完全融化在國民黨中。對此，周恩來表示，有關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問題，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後定；有關紅軍指揮機關和邊區人事安排等問題，不能同意；他特別嚴詞駁斥要毛、朱出洋的安排。雙方爭執很久，又經與宋子文、宋美齡、張衝往返磋商，問題仍無法解決。周恩來遂下山返回延安。
6月26日，南京政府電催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周恩來在7月初起草好《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草案後，離延安南下，到達上海時正逢日本侵略者發動盧溝橋事變；13日（或14日），周恩來與博古、林伯渠到廬山，又逢蔣介石正邀請各方人士在廬山舉行談話會。這時，政治、軍事形勢都有了重大的變化，但蔣介石的態度仍無大的變化。這次談判，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和蔣介石、邵力子、張衝之間進行。蔣在接過《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後，還不想立即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不允許周等出席廬山談話會，實即不允許中共公開活動。 在紅軍改編後的指揮和人事問題上，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蔣改變第一次廬山談判時的說法，表示紅軍改編後“各師須直屬行營，政治機關隻管聯絡”。17日，周恩來等在會談中，向蔣介石建議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盡速發動全國抗戰。同日，收到洛甫、毛澤東來電，指示周恩來等“為大局計，可承認平時指揮人事等之政治處製度，請要求設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率”。18日，周恩來將急需確定的具體問題寫成12條，通過宋美齡交給蔣介石，主要內容包括允許各報刊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民黨中央發表書麵談話表示讚同；洛、毛上述關於紅軍指揮機關的意見；邊區政府正職從張繼、宋子文、於右任三人中擇任一人，副職由林伯渠擔任；國共雙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等地聯絡與傳達國共合作方針，對南方紅軍遊擊隊實行改編；允許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國發行。“但蔣介石仍堅持紅軍在改編後不設統一的軍事機關，三個師的管理直屬行營；三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隻能轉達人事、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周恩來當即嚴正表示：蔣對紅軍改編後指揮與人事的意見，我黨決不能接受。”由於“力爭無效”，談判陷入僵局，周恩來等19日下山，經南京返回延安。第二次廬山談判仍以無決議而結束。
廬山談判雖未達成協議，但充分表達了中共的抗日要求和意見，因而有其重要的影響。8月10日，周恩來等到南京出席國防會議並繼續與國民黨進行談判。13日，日本侵略軍在上海首先開槍，淞滬抗戰爆發。由於戰火燃燒到國民黨的心髒地區，蔣介石急需紅軍開往前線對日軍作戰，國共談判久拖不決的狀況於是發生急劇改變。18日，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22日正式公布）。9月22日，南京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23日發表談話，在事實上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國共合作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至此正式形成。
二、大餘、南昌談判與新四軍的成立
在改編正規紅軍為抗日部隊的同時，中共中央對南方紅軍遊擊隊也作出了新的指示。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依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和全麵抗戰展開的新形勢，作出《關於南方各遊擊區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紅軍遊擊部隊，在“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與國民黨的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在未確實談判好以前，部隊可自動改變番號，用抗日義勇軍、抗日遊擊隊名義進行獨立的活動，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談判好以後，即“改變番號與編製以取得合法地位”，“在新的條件下為執行黨的路線而奮鬥”。中共中央的指示，為南方紅軍遊擊部隊順利進行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重大轉變，指明了方向和辦法。
堅持南方遊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在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時局的變化和中共中央的政策後，積極地開始進行思想和政策策略的轉變。8月8日，項英、陳毅等以中共粵贛邊特委名義，發表《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宣言》，決定遊擊區遵照中共中央關於紅軍與政府合作一致抗日的精神，在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停止進剿，準許抗日自由”的同時，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實行合作抗日。 隨後，他們將紅軍遊擊隊改名為贛南人民抗日義勇軍，並於20日分別致函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贛州第四行署專員馬葆珩、駐軍第四十六師師長戴嗣夏及大庾（今大餘）等縣政府，表示洽談合作抗日事宜。與此同時，國民黨江西省、區、縣當局也通過寫信、派人等方式與紅軍遊擊隊聯係，表達停止武裝衝突和進行合作抗日談判的態度。
大餘縣長彭育英首先與項英、陳毅等取得聯係。9月8日，陳毅下山，先與彭育英在大餘池江會談，繼於11日在彭陪同下赴贛州，與江西省政府代表、省保安處參謀長熊濱和馬葆珩等談判。贛州談判達成了抗戰合作意見書和紅軍遊擊隊改編的9條辦法，商定部隊先改編為江西抗日義勇軍遊擊支隊，待編竣後再“編為正式國軍”。21日，項英由彭育英陪同到贛州，繼續與馬葆珩、戴嗣夏等談判，就紅軍遊擊隊集中問題達成協議。上述各次談判，基本解決了贛粵邊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武裝的問題。
9月24日，項英應國民黨江西當局邀請，來到南昌（陳毅隨後也到南昌）與江西省政府代表談判，統一解決南方其他紅軍遊擊隊伍改編的問題。南昌談判，解決了國民黨軍隊撤離紅軍遊擊地區、國民黨當局釋放政治犯、南方各地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義勇軍等重要問題。27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省政府聯合舉行總理紀念周，項英應邀講演，指出中國有了曆史上前所未有之精誠團結，必將發揮任何飛機大炮均不能克服的最大力量，堅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談判結果報到南京後，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也於27日致電項英、陳毅，稱“頃接贛省政府電告，兩兄敵愾同仇，情殷抗日，殊為欽佩……嗣後，借重之處必多。目前改編貴部一切手續，請就贛省府接洽辦理”。熊式輝按照達成的協議，下令釋放了關在監獄中的所有政治犯，被關押3年之久的方誌敏夫人繆敏，由此隨項英回歸隊伍。在南昌恢複與中共中央中斷了3年的聯係後，項、陳先後以項英和中共中央分局名義，致信南方各紅軍遊擊隊和發表《告南方遊擊隊的公開信》，指出“中國在近年來，由於日本軍閥積極侵略，使民族危機到最後存亡的關頭。我們因民族危機的緊迫，為挽救國家的危亡，為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於是取消過去蘇維埃運動和暴力奪取土地等政策，以求得全國團結一致、共赴國難。餘遵照最近黨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遊擊戰爭，放棄過去一切活動，把全部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救國的武裝，統一於政府之下，效命殺敵。望接信後，立即集中聽候點編，以便追隨全國友軍和第八路軍之後，為挽救國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戰鬥”。並在南昌月宮飯店二樓設立“南方紅軍遊擊隊總接洽處”，以陳毅為主任，負責與各地遊擊隊取得聯係。29日，項英離開南昌返回大餘池江。南昌談判的成功，打開了江西抗日戰爭的新局麵，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江西和南方開始實行的重要成果。
10月中旬，項英由大餘出發，經南昌赴南京會見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軍代表葉劍英。行前確定，他離開後，南方各遊擊區紅軍和遊擊隊的集中、改編工作，由陳毅總負責；贛粵邊紅軍遊擊隊的下山和集中改編等工作，由新任中共贛粵邊特委書記楊尚奎和特委領導成員陳丕顯負責。在南京，項英向博古、葉劍英詳細介紹了堅持三年遊擊戰爭和同國民黨江西當局進行談判的情況。博古、葉劍英在10月26日致洛甫、毛澤東的電報中，報告項英即將離寧赴延安，並認為項英、陳毅進行的談判“總的方向是對的”。隨後，項英轉赴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陳毅等在南昌、贛南等地負責聯絡各遊擊隊下山集中改編事宜。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與國民黨中央就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部隊問題，已經達成協議，決定將南方遊擊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以北伐名將葉挺任軍長。10月6日，國民黨中央電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告稱贛粵邊、閩贛邊、湘鄂贛邊、湘贛邊、皖浙贛邊、閩西、鄂豫皖邊等地紅軍遊擊隊，均編入新四軍，由葉挺編遣調用。12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頒布新四軍番號。12月，由延安返回的葉挺在武漢著手籌組軍部。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和副參謀長周子昆隨後也分兩批從延安帶領調來新四軍工作的100多名幹部，到武漢與葉挺會合。延安調來的幹部中，有不少人是江西籍紅軍幹部。
1938年1月4日，遵照中共中央軍委關於新四軍“軍部第一步設南昌”的指示，項英和張雲逸、曾山、周子昆等率新四軍軍部機關人員，由武漢乘船經九江赴南昌。6日，項英等進駐南昌市高升巷1號（原張勳公館），宣布新四軍軍部正式成立（葉挺不久後也到達南昌）。同時，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南昌成立了以項英為書記、曾山為副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項英、陳毅分任正副書記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黃道為主任的新四軍駐南昌辦事處。新四軍轄4個支隊，長江以南的各紅軍遊擊隊編入第一、二、三支隊，長江以北的紅軍遊擊隊編為第四支隊，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分任4個支隊司令員，傅秋濤、粟裕、譚震林、戴季英分任副司令員。支隊下轄團。全軍兵員10300人，槍支6200餘支。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士氣高昂、富有戰鬥力的抗日部隊，它的成立，壯大了東南地區的抗日聲勢。
新四軍組建完畢後，立即開赴抗日前線。1938年2月，各支隊相繼由集中地向皖中、皖南開進。4月4日，葉挺、項英率軍部離開南昌進駐皖南岩寺。此後，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縱橫馳騁，展開了英勇卓絕的抗日作戰，在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史冊上留下了光輝的記錄。
三、江西抗日救亡浪潮的興起
隨著廬山談話會的召開和紅軍遊擊隊的改編，江西抗日救亡形勢日益發生新的變化。
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引起江西人民的極大憤慨。7月13日，江西省以國民黨省黨部和全省各界民眾的名義，向盧溝橋抗日將士發出慰問電。同日，宣告成立“江西省各界民眾抗敵後援會”。後援會的前身是為聲援綏遠抗日而成立的“江西各界綏戰後援會”。它“由省會各法定民眾團體及文化機關代表暨社會碩望紳耆組織而成”，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常委劉家樹任總幹事。後援會規模龐大，內設宣傳、交通、運輸、救護、看護、偵察、慰勞、捐募等8個工作團，到1938年初先後成立了全省83縣分會（縣以下還成立了區、鄉鎮分會）和工商、教育、婦女、新聞記者、文化、青年等各界分會，出版會刊《抗日評論》（旬刊），組織宣傳隊1.8萬個，進行了大量的抗日宣傳、征集款物和慰勞前方將士的工作。這是在全麵抗戰爆發後，以省黨部為主主辦的江西最大和最早成立的民眾抗日救亡團體，其成立適應了抗日宣傳動員的迫切需要。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江西隨即成為東南抗日的大後方。8月15日，日軍飛機第一次轟炸南昌。此後日軍戰機對南昌及江西其他重要城市的轟炸，連番不斷，江西的戰爭氣氛日趨濃烈。日機轟炸給人們帶來了心理的不適和緊張，當局的戰爭動員工作也未能跟上，因此南昌等地一時出現慌亂。9月間從上海來到南昌的羅瓊談到當時情況時說，在南昌，支配著一般人心理的不是怎樣抗敵，而是怎樣避難。為躲避敵機轟炸，政府機關的委員們正忙著到鄉下看地蓋房子，中下級公務人員則跑在鄉下租房子住，救亡氣氛比較沉寂。出現這種情況，羅瓊認為“一半由於領導者的對於民眾運動提倡不力，一半由於青年幹部過於缺乏”。
隨著上海、南京、杭州、廣州等地的失陷，京津滬蘇浙等地流亡學生和部分文化名流的進入江西，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當時從北平、上海等地，或由政府邀請，或由中共組織派遣，或遷校（如同濟大學、浙江大學等），或流亡，在南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人士和青年學生。僅從上海、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鎮江和南京等城市流亡來到南昌的大、中學校的學生，就成千上萬。大部分青年學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轉往長沙、武漢後，留在南昌的仍有兩千多人。許德珩、王造時、雷潔瓊、薛暮橋、朱克靖、羅瓊、夏征農等一大批文化界名流也聚集到南昌，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首先來到南昌出版《中國農村》戰時特刊和《抗戰言論集》，頗受各地讀者歡迎。他們的陸續來贛，為江西輸入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麵，南京、杭州相繼失陷後，江西在東南地區抗戰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贛東與皖南同時成為擔負蘇浙地區抗日作戰的第三戰區的依托基地，南昌則由內地省會城市一變而為抗日作戰的前沿城市，江西抗戰的氣氛益形緊張，也促使當局對片麵的動員政策和江西的戰時地位產生反省。江西城市的抗日救亡運動，在1937年冬進入新的高潮。
一是省政府在積極支持的同時，自身也開始介入戰爭動員。1937年11月5日，江西發起抗戰宣傳周活動，公布了44條抗戰標語。6、7兩日，省政府召開有各界500多人參加的全省抗敵總動員會議，通過了全省精神、人力、物資三個總動員方案。三個動員方案包涵廣泛，被認為是“抗戰初期本省一切工作的準則”。隨後，省黨政當局訂定以喚起國民自覺、補充抗戰將士、保衛地方治安、供給抗戰需要為全省總動員的4項目標，務使“由都市城鎮推及各地鄉村，而達每保每甲，使家喻戶曉”。12月23日，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動員委員會，負責籌劃指導全省抗敵動員工作，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兼任主任委員。熊式輝號召全省實行抗戰總動員，要求民眾踴躍為抗日貢獻人力、物力和財力，黨政機關樹立必勝、犧牲、協同、創造等8條信條。動員委員會是一個常設的專司全省抗日動員總責的政府機構，在各縣也成立了相應組織（1938年6月還將各縣抗敵後援會合並於各縣動員委員會），統管戰時組訓、征調、救濟、宣傳等工作，對全省的抗日動員發揮了較大的作用。江西當局對於全民抗戰的態度和行動，是積極的、認真的。
二是各種抗日救亡團體紛紛成立，抗日宣傳活動熱烈活躍。當時成立的以青年為主體的民眾抗日救亡團體主要有：“江西省鄉村抗戰巡回宣傳工作團”，1937年10月由平津流亡學生中的中共黨員周平非、鄒文宣、李肇令等和上海大夏大學流亡學生團體中的中共黨員餘昕、郭敏、劉開基、陳訓濤等發起組織，隸屬於省教育廳，省民眾教育館館長程宗宣兼任團長，下設8個分隊和1個演劇隊，有近80人。“江西省婦女戰時服務團”，1937年12月成立，下設6個大隊。“江西省戰地青年服務團”，1938年1月10日，由王枕心與熊式輝出麵、新四軍駐昌辦事處參與合作，集中外地流亡青年學生400多人和本省失學失業青年學生七八千人而組成，熊式輝兼任團長，王枕心為總幹事，夏征農、陳洪時分主宣傳和組織，下設10個大隊，是“江西一個最大的青年救亡團體”。“新四軍戰地服務團”，1938年2月成立，朱克靖為團長。“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東南總隊”，1938年5月成立，領導人為陳丕顯、楊斌、於光遠等。“江西青年戰時工作團”，1938年5月成立，負責人有楊洪、鄒文宣、程一惠等。“贛江木船工人救國會”，1938年7月成立，負責人李昭賢、李祺德等，參加者為贛江上的船民，會員發展到1000餘人，並在吉安、萬安、樟樹、贛州、於都、九江等重要碼頭設立了分會，進行宣傳抗日、支援前線、交通聯絡等工作。
在江西本省組織抗日救亡團體擴大抗戰動員的同時，滬浙等地的抗日救亡團體也不斷進入贛東城鄉。他們熱情高漲，吃苦耐勞，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奉獻精神。如1938年春，十多位從上海到浙贛農村工作的知識青年，每天在鄉村流動工作，最初的4個多月中，經過了12個縣城，60多個鄉鎮，“上海的經費接濟早已斷絕，每天和饑餓寒風做朋友，衣履褸襤，一般人把我們看作難民”，“可是由於四個月的鍛煉學習，我們已經漸漸地熟習如何運用工作方式，認識和適應內地的環境，十幾個工作員便結成了一架靈活可用的機體”。他們在貴溪、廣豐的一個半月中完成了九項工作：各學校、部隊的歌詠、戲劇、漫畫兩周訓練；婦女戰時常識訓練；成立婦女戰時服務團；小學教師座談會；成立小學生聯合宣傳隊；小學生集中訓練；出版宣傳文件9種；發行畫刊一種；平均每周舉行宣傳會一次。同時，他們還做了農家訪問、籌備一個半月下鄉巡回宣傳及其他訓練工作。
當時的中共江西省委總結江西抗日救亡活動的情景時說：“青年知識分子（從平津、上海、浙江各地流亡進來的，與本地失學青年）成為這一區域民眾救亡運動（這時民運的主要方麵）的動力，由青年的救亡運動發軔乃至推動工運、婦運的開展，由抗日聯係到民主（改革政治機構等），建立新的群眾組織，改造舊的（如婦改會），運動由城市卷到鄉村，一路奔騰澎湃，激蕩著整個區域。” 各救亡團體共同譜寫了江西抗日救亡的畫麵。
遺憾的是，當局對蓬勃興起的各界民眾抗日動員，很快采取了收束而不是放手支持的政策。雖然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在江西也合作開展了動員工作，但國民黨省政當局總是企圖限製中共組織及民眾團體的活動，並“多方設法”爭奪對民眾的領導權。1938年10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頒布《抗日救亡團體總登記辦法》，限製抗日救亡團體的活動和發展，當時最有聲勢和成績的江西戰地青年服務團，1938年12月5日被熊式輝宣布解散。其他抗日救亡團體也相繼被當局解散或改組。民眾自發和自覺的抗日救亡活動，被強製性地納入國民黨的操控軌道。
四、贛北抗日作戰與萬家嶺大捷
1937年底，日軍攻陷南京。1938年7月，日軍以重兵分為兩路，沿長江兩岸合擊武漢。國民政府集中百萬兵力，展開規模浩大的武漢會戰。贛北成為保衛武漢的外圍作戰的激烈戰場，江西由此投入直接對日作戰中。
武漢會戰的外圍作戰，分長江北岸和南岸兩條戰線進行。北岸作戰由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的第五戰區擔任，南岸作戰以贛北為重心，由6月間專門組建的以陳誠為司令長官的第九戰區擔任。按照統帥部南岸作戰“決在德安、瑞昌一帶與敵決戰”、在武漢外圍圍殲敵軍的部署，陳誠以利用贛北山川湖泊天然屏障、殲滅日軍於鄱陽湖東岸及田家鎮要塞以東為作戰目的，集中兩個兵團的兵力，令薛嶽第一兵團防守南潯鐵路，並在鄱陽湖沿岸縱深部署，阻止日軍進攻南昌，該兵團即以王敬久軍守星子以南湖岸及其西側隘口，俞濟時軍守德安及馬回嶺，商震軍駐德安、永修間為預備隊，葉肇軍守南昌；令張發奎第二兵團沿長江南岸構築陣地，確保九江及田家鎮，阻止日軍由瑞昌西進，該兵團即以王陵基集團軍守馬回嶺、西嶺、東嶺、項家嶺、高嶺一線，蕭之楚軍守高嶺、赤山童、茨花山一線，孫桐萱軍守天子山、牯牛地區並以一師控製瑞昌，霍揆章、李延年兩軍守田家鎮要塞並固守馬頭鎮，關麟征軍位置楊坊、笠溪間為預備隊。另令李玉堂、吳奇偉、李漢魂等軍擔任掩護並為總預備隊。九江以下的長江南岸地區，則由以顧祝同為司令長官的第三戰區擔任防守，策應贛北作戰。
數十萬軍隊的進入和部署，在使江西的戰爭形勢頓呈嚴峻的同時，也使江西在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凸顯出來。時論將江西與山西並列，指出：“從戰略的地位和地形條件來說，山西和江西都是不可失的。失掉山西，一個華北和西北便沒有了反攻和作戰的據點；失掉江西，便沒有法子來撐江南的戰局。”江西在東南抗戰的格局中，是一個重要的前沿陣地，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
贛北作戰曆時3個多月。6月，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指揮第十一軍岡村寧次等部，溯江西上發動進攻。波田支隊於26日攻占長江天塹馬當要塞。駐彭澤的第十六軍第一六七師師長薛蔚英因增援緩慢、貽誤戰機，被蔣介石下令槍決。29日，彭澤失陷。日軍繼續進攻湖口，7月4日，湖口失守，鄱陽湖貫通長江的咽喉重地被敵切斷，九江也失去了東麵的屏障。波田支隊隨後潛入鄱陽湖，經激戰於23日突破我姑塘陣地，登陸成功，向九江突進。在此期間，我集結重兵防守九江，第二兵團司令張發奎15日由武漢經瑞昌到達九江，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也於20日由南昌抵達九江，召集師長以上軍官部署九江作戰。24日，日軍挾飛機大炮毒氣猛攻九江，守軍李玉堂等部頑強抵抗，經兩天多的激戰，26日，贛北重鎮九江落入敵手。張發奎隨即被調離贛北前線。
九江的快速失陷，有多方麵的原因。張發奎在致蔣介石的報告中列舉了6點，其中有九江附近公路如九星、九瑞、瑞昌至陽新、瑞昌至德安、永修至箬溪以及南潯鐵路北段交通線，早經徹底破壞，而軍隊雖勉強集中，九江附近野戰工事僅完成1/3，因之不能長期固守；運輸不良，兵站設施欠缺，九江附近近10萬部隊，僅恃九江至馬回嶺小徑為後方聯絡線，無法及時運送糧彈補給和傷兵，以致土兵枵腹應戰，傷兵呻吟道左，作戰精神，頓形頹喪；各部聯絡不確，未能協同；警戒疏忽；高級將領間缺乏自信心，中下級幹部多無力掌握部下。而最嚴重的是部隊軍紀不良，民眾逃亡。張發奎說：“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時，因運輸困難，戰時增設部隊又驟難足額，沿途鳴槍拉夫、搜尋給養，不肖者且因而強奸擄掠，軍行所至，村舍為墟。職由陽新徒步經瑞昌至九江時，滿目荒涼，殆絕人跡。民眾既失同情之心，軍隊自無敵愾之誌。如此而欲其奮勇殺敵，自不可能。”這一點引起蔣介石的特別注意，蔣為此立即電令陳誠和軍法執行總監部何成浚總監，指出：“軍紀不良，民眾逃亡，影響抗戰前途綦大。特電知照，迅速設法糾正，喚發民眾抗戰情緒為要。”
攻占九江後，日軍以第九、第二十七師團和波田支隊為右路，進攻瑞昌，意圖穿越幕阜山，切斷粵漢路；以第一〇一、一〇六師團為左路，沿南潯路及其東側向南昌方向進攻，掩護右路行動。國民革命軍第九戰區令第一、二兵團分別阻擊敵左、右兩路進攻，部隊在日軍飛機轟炸、施放毒氣和重兵猛攻中，以與敵決死的精神，英勇作戰，每一地的進退，敵我雙方都付出了嚴重傷亡。右路日軍8月24日攻占瑞昌，9月14日攻占長江要塞馬頭鎮，第二兵團隨後在鄂東南地區步步阻擊日軍。
第一兵團在薛嶽指揮下從8月3日展開南潯會戰，與日軍在廬山南北激戰。進入廬山地區的敵一〇六師團傷亡慘重，幾乎失去進攻能力。日軍因之大為震撼。一名日兵的日記記載說：“幾次進攻中，廬山上的迫擊炮彈如雨點般從天而降，皇軍大受威脅，死傷可怕。”沒幾日，這名日兵也命喪炮火，他的日記卻成了這場戰鬥的真實記錄。戰至8月中旬，第一〇六師團僅大佐銜的聯隊長就1死2傷，其他佐、尉級軍官死傷上百，士兵死傷達數千人。山上山下及稻田中，日軍遺屍遍地。日軍即以第一〇一、二十七師團增援，久攻之後於20日攻占星子，但其後又在馬回嶺、廬山南麓東、西孤嶺分別遭到中國守軍的沉重打擊。一個日兵記述當時戰場情況說：“我軍現正使用毒氣。敵人有學生軍，也有女學生參加，主要是赤化抗日分子和正規軍，是相當有力的部隊。敵人的陣地是天然要塞。我方炮擊則避入岩中，我方停止，又出而射擊。一五七聯隊二個中隊行敵前登陸（星子縣附近），進至半山腰時，遇到數倍於我的敵人的襲擊，大隊長中隊長統統戰死，受到全滅的打擊……現在攻擊中的敵人力量很強，一星期內連一個山頭都不退出。而且有懂日本話的人。到處書寫愚弄日軍的文句。無論到哪裏，都找不到一個中國人民”。9月3日下午，我守軍各部組織反擊，首先全殲第一〇一師團的第一〇一聯隊，擊斃聯隊長飯塚國五郎大佐（後被日本大本營追晉為陸軍少將）。27日，一〇一師團師團長伊東政喜中將中炮彈負傷，被送回九江日軍野戰醫院救治。二十七師團損傷同樣慘重，差一點遭到被圍殲的厄運，因一〇六師團的冒進頂替而得以僥幸逃脫。
得到兵員補充的敵一〇六師團繼續投入作戰後，求功心切，竟然孤軍向中央突進，意圖一舉改變戰場態勢，卻在德安萬家嶺地區陷入薛嶽兵團10萬兵力的包圍。激戰竟旬，10月6日，薛嶽所部對其實施決死攻擊。敵第十一軍派出大量飛機空投彈藥物資和200餘名中下級軍官，企圖救援陷入絕境的第一〇六師團第一三六旅團。9日，薛嶽下令各師選派敢死隊數百名，突擊敵軍，“因敵頑抗，不願繳械投降，致盡遭格斃，陳屍滿穀，棄械遍野，僅數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狀至為狼狽”。激戰到10日淩晨，除敵師團長率少數官兵逃脫外，徹底結束戰鬥。整個萬家嶺包圍作戰，殲敵1萬多人，基本消滅了日軍第一〇六師團，取得震驚中外的“萬家嶺大捷”。蔣介石得到“各軍大舉反攻，殲敵逾萬”的喜訊，為全體將士的忠勇奮鬥“曷勝嘉慰”，當即下令陳誠賞5萬元、他自己另賞5萬元犒賞作戰部隊。時任新四軍軍長的葉挺聞訊，致電讚稱“萬家嶺大捷，挽洪都於垂危，作江漢之保障，並與平型關、台兒莊鼎足而三，盛名當垂不朽”。全國各地各黨派各界祝捷電文，紛至遝來。
萬家嶺作戰的慘烈，在戰場上留下深深的痕跡。據時任第一兵團第三十二軍一四一師師長唐永良的記載：“我在戰後一年所見的情況是：萬家嶺戰場周圍約l0平方公裏，都是矮山叢林，隻有幾個小村。在這10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布滿了日軍和我軍的墓葬。日軍的輜重兵挽馬馱馬屍骨、鋼盔、馬鞍、彈藥箱、毒氣筒、防毒麵具等等雜物，俯拾可得……萬家嶺西北一村，叫雷鳴鼓劉村，周圍日軍墳墓最多。村東稻田中，日軍輜重兵馬骨不下五六百具，鐵刺馱鞍亦多。1939年12月，日軍第一〇六師團（後又組建）將要回國的300多人，在該村停頓3天，向陣亡日軍祭吊。這3天，砍樹、砌台、立碑，300人足足忙了3天……張古山僅是30多公尺高的小山，山上灌木叢生，山頂上軍用物品、日製彈藥箱、防毒麵具、毒氣筒、刺刀、皮帶極多。山坡上有日軍屍骨，也有中國士兵屍骨。張古山是一個製高點，雙方在此爭奪肉搏，從屍骨可見當時戰鬥激烈程度。”
其後，薛嶽兵團繼續在贛北阻擊日軍。10月28日，日軍攻占德安。30日，蔣介石抵南昌，批準撤守修水河南岸的作戰計劃後，以吳奇偉第九集團軍沿修水河布防。11月1日，日軍攻占修水，敵我在修水河形成對峙。贛北作戰至此結束。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放棄武漢，戰時首都遷至重慶，全國抗戰從1939年起進入第二時期，亦即戰略相持階段。
曆時數月的贛北作戰是一次取得重大戰果的抗戰。在作戰中，中國軍隊以英勇頑強的戰鬥，極大地挫傷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打破了日軍直趨南昌、長沙包抄武漢的企圖，為武漢的撤退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中國軍隊的決死抗日精神，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讚揚。
江西省對贛北作戰給予了積極的配合和支援。戰前，江西完成了境內全部國防工事的修築，除在50餘縣構築陸上工事外，1937年秋冬起，先後搶築了馬當阻塞工程和鄱陽湖沿岸以及贛江、撫河阻塞工程。僅馬當一處，“在征集材料時，即經動員四十餘縣之人力以從事”，並有49萬民工日夜不停地在陣地上勞作，其工程之巨可以概見。作戰期間，據戰地記者目擊，“本省的保安團隊參加抗戰，英勇壯烈的功績，並不亞於一般的正規軍。最近九江抗戰，保安團×團士兵孤軍奮戰，犧牲精神之壯烈，至可感歎。直至現在，江西仍不斷的補充作戰部隊”。這裏所說的是江西保安團廬山孤軍奮戰之事：參加九江江防的江西省保安第三團（團長鄧子超，湖南人，黃埔軍校畢業）、第十一團（團長胡家位，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在九江不守後分路退守廬山。約8月中旬，組建“廬山孤軍作戰指揮部”，總指揮為楊遇春，指揮部設在廬山河東路朱培德的私宅。“廬山孤軍”在廬山上下周圍300裏的崇山峻嶺之中，與日軍周旋了8個月23天。在瀕臨彈盡糧絕境地後，於1939年3月16日子夜，奉命撤退下山，轉抵修水整補。廬山孤軍9個月的抗日作戰，當時曾享譽全國。
贛北作戰中，軍隊與江西當局在軍風紀和民眾動員方麵也還存在嚴重問題。就地方而言，在戰事初起時，贛北民眾大量逃亡，甚至遠離戰場的省會南昌，8月間民眾“竟已逃亡了三分之二以上，整個的市麵，形成了極其冷落的景象”，致使軍事上“受到嚴重的影響，給養運輸、傷兵救護都成了問題，作戰部隊常有吃不到飯，喝不到水的事……駐在星子的某某軍，挨過四天餓，吳總部也曾斷炊兩整天”。這既有民眾初次麵對日本侵略軍時的慌亂，更是江西地方當局執行片麵抗戰路線，未能放手全麵動員人民的直接後果。到9月初，這種情況得到改變，江西戰地青年服務團一大隊趕赴德安前線，並被分派到各區鄉充實行政機構，“協助區鄉動員民眾”，省政府組織的鐵肩隊1千多人和2個保安團新兵訓練團，也相繼來到前線，加上部隊風紀的良好，過去“壞的影響”被轉變過來，部隊征用民夫“都能普遍的征到”，記者感到與上月不同，地方上已經武裝了起來。
一、廬山談話會與國共兩次談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陰謀製造盧溝橋事變，悍然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在此之前的6月間，蔣介石為應對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以及諸多內政問題，決定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名義，在廬山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談話會，征詢各界對內政外交的意見，在7月15日起的一個月內，分三期邀請200餘人參加談話。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政府采取什麽樣的對策成為頭等大事，故廬山談話會尤其為中外所矚目。
廬山談話會實際舉辦了兩期。第一期在7月16日至20日舉行，出席人員157人；第二期在7月26日至30日舉行，出席人員40餘人。出席人員包括國民黨、青年黨、國社黨、農民黨、村治派、職業教育派、救國會等政黨社團的領導人，以及教育、學術、金融、經濟等各界名流（廬山談話會沒有邀請中共人士參加）。談話會采取大會發言和分組討論（分政治、經濟、外交、教育4個組）兩種形式進行。各黨派和各界代表在發言中，相繼提出了民族生存重於一切，在民族存亡關頭全國上下應一致服從政府，政府應於言論自由、特種刑法和新聞檢查等速予改善，政府施政與國民黨政綱應根據時勢變化而有變更，加強國防教育、青年訓練和充實學校內容，實行教育獨立、淨化教育等意見，表示要全國一致共赴國難。
談話會的最大成果是蔣介石發表的對日方針。17日，蔣介石在第一期廬山談話會第二次大會上，報告盧溝橋事變情況，發表關於對日方針的談話。他嚴正地表示：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他要求全國國民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他表示和平未絕望之前，仍希望和平解決，並提出了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項最低限度立場，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蔣介石的這個談話，宣示了中國政府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確方針，值得讚許。毛澤東高度評價說，蔣的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認為它與中共中央7月8日關於盧溝橋事變的宣言，“是國共兩黨對盧溝橋事變的兩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政治宣言”。
廬山談話會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對於向世界宣示中國的抗戰決心和動員全國人民全麵抵抗日本侵略，產生了良好作用。蔣介石舉行廬山談話會後，其夫人宋美齡也以個人名義，於1938年5月20日，邀請13省的婦女界領袖在廬山舉行談話會，中共代表鄧穎超、孟慶樹，江西婦女代表勞君展（許德珩夫人）、程希孟夫人、熊芷、雷潔瓊，以及史良、曹孟君、沈滋九、李德全、吳貽芳、劉清揚等各黨派和無黨派婦女代表共50多人出席會議。會議曆時5天，主要討論戰時婦女動員和改善婦女生活、加強婦女團結等議題，製定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正確切實的認定了動員婦女的先決條件是提高婦女文化水準，改善婦女生活，確立婦女經濟獨立基礎，組訓婦女發動啟蒙運動。工作方法與內容又完備詳細的提出配合全麵抗戰的一切工作，並決定以新生活運動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為全國婦女工作最高指導機關”，仍由宋美齡任指導長，委員則由原來的7名擴大為36名，中共的鄧穎超、孟慶樹、康克清當選為委員。這次會議，結成了全國婦女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婦女運動史上是有絕大意義的”，對動員和團結全國婦女投入抗日戰爭，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蔣介石舉行公開的廬山談話會時，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繼續在山上秘密進行，這就是繼在西安、杭州的國共談判之後，蔣介石和周恩來在廬山舉行的兩次國共談判。
第一次廬山談判是在6月間。周恩來6月4日上廬山，代表中共與國民黨繼續談判。從8日到15日，周恩來與蔣介石進行了多次會談，宋美齡、宋子文、張衝等也參加了與周恩來的會談。在談判中，周恩來提交中共中央《關於禦侮救亡、複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蔣介石則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國共兩黨同等數量幹部組成，蔣介石任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紅軍編製為3個師，3師之上設政治訓練處為指揮機關；請毛澤東、朱德出洋；陝甘寧邊區政府由國民政府派正的官長，邊區推舉副的官長，等等。蔣介石的意圖，是要取消中共的獨立性，將其完全融化在國民黨中。對此，周恩來表示，有關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問題，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後定；有關紅軍指揮機關和邊區人事安排等問題，不能同意；他特別嚴詞駁斥要毛、朱出洋的安排。雙方爭執很久，又經與宋子文、宋美齡、張衝往返磋商，問題仍無法解決。周恩來遂下山返回延安。
6月26日，南京政府電催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周恩來在7月初起草好《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草案後，離延安南下，到達上海時正逢日本侵略者發動盧溝橋事變；13日（或14日），周恩來與博古、林伯渠到廬山，又逢蔣介石正邀請各方人士在廬山舉行談話會。這時，政治、軍事形勢都有了重大的變化，但蔣介石的態度仍無大的變化。這次談判，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和蔣介石、邵力子、張衝之間進行。蔣在接過《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後，還不想立即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不允許周等出席廬山談話會，實即不允許中共公開活動。 在紅軍改編後的指揮和人事問題上，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蔣改變第一次廬山談判時的說法，表示紅軍改編後“各師須直屬行營，政治機關隻管聯絡”。17日，周恩來等在會談中，向蔣介石建議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盡速發動全國抗戰。同日，收到洛甫、毛澤東來電，指示周恩來等“為大局計，可承認平時指揮人事等之政治處製度，請要求設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率”。18日，周恩來將急需確定的具體問題寫成12條，通過宋美齡交給蔣介石，主要內容包括允許各報刊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民黨中央發表書麵談話表示讚同；洛、毛上述關於紅軍指揮機關的意見；邊區政府正職從張繼、宋子文、於右任三人中擇任一人，副職由林伯渠擔任；國共雙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等地聯絡與傳達國共合作方針，對南方紅軍遊擊隊實行改編；允許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國發行。“但蔣介石仍堅持紅軍在改編後不設統一的軍事機關，三個師的管理直屬行營；三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隻能轉達人事、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周恩來當即嚴正表示：蔣對紅軍改編後指揮與人事的意見，我黨決不能接受。”由於“力爭無效”，談判陷入僵局，周恩來等19日下山，經南京返回延安。第二次廬山談判仍以無決議而結束。
廬山談判雖未達成協議，但充分表達了中共的抗日要求和意見，因而有其重要的影響。8月10日，周恩來等到南京出席國防會議並繼續與國民黨進行談判。13日，日本侵略軍在上海首先開槍，淞滬抗戰爆發。由於戰火燃燒到國民黨的心髒地區，蔣介石急需紅軍開往前線對日軍作戰，國共談判久拖不決的狀況於是發生急劇改變。18日，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22日正式公布）。9月22日，南京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23日發表談話，在事實上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國共合作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至此正式形成。
二、大餘、南昌談判與新四軍的成立
在改編正規紅軍為抗日部隊的同時，中共中央對南方紅軍遊擊隊也作出了新的指示。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依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和全麵抗戰展開的新形勢，作出《關於南方各遊擊區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紅軍遊擊部隊，在“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與國民黨的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在未確實談判好以前，部隊可自動改變番號，用抗日義勇軍、抗日遊擊隊名義進行獨立的活動，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談判好以後，即“改變番號與編製以取得合法地位”，“在新的條件下為執行黨的路線而奮鬥”。中共中央的指示，為南方紅軍遊擊部隊順利進行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重大轉變，指明了方向和辦法。
堅持南方遊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在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時局的變化和中共中央的政策後，積極地開始進行思想和政策策略的轉變。8月8日，項英、陳毅等以中共粵贛邊特委名義，發表《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宣言》，決定遊擊區遵照中共中央關於紅軍與政府合作一致抗日的精神，在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停止進剿，準許抗日自由”的同時，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實行合作抗日。 隨後，他們將紅軍遊擊隊改名為贛南人民抗日義勇軍，並於20日分別致函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贛州第四行署專員馬葆珩、駐軍第四十六師師長戴嗣夏及大庾（今大餘）等縣政府，表示洽談合作抗日事宜。與此同時，國民黨江西省、區、縣當局也通過寫信、派人等方式與紅軍遊擊隊聯係，表達停止武裝衝突和進行合作抗日談判的態度。
大餘縣長彭育英首先與項英、陳毅等取得聯係。9月8日，陳毅下山，先與彭育英在大餘池江會談，繼於11日在彭陪同下赴贛州，與江西省政府代表、省保安處參謀長熊濱和馬葆珩等談判。贛州談判達成了抗戰合作意見書和紅軍遊擊隊改編的9條辦法，商定部隊先改編為江西抗日義勇軍遊擊支隊，待編竣後再“編為正式國軍”。21日，項英由彭育英陪同到贛州，繼續與馬葆珩、戴嗣夏等談判，就紅軍遊擊隊集中問題達成協議。上述各次談判，基本解決了贛粵邊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武裝的問題。
9月24日，項英應國民黨江西當局邀請，來到南昌（陳毅隨後也到南昌）與江西省政府代表談判，統一解決南方其他紅軍遊擊隊伍改編的問題。南昌談判，解決了國民黨軍隊撤離紅軍遊擊地區、國民黨當局釋放政治犯、南方各地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義勇軍等重要問題。27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省政府聯合舉行總理紀念周，項英應邀講演，指出中國有了曆史上前所未有之精誠團結，必將發揮任何飛機大炮均不能克服的最大力量，堅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談判結果報到南京後，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也於27日致電項英、陳毅，稱“頃接贛省政府電告，兩兄敵愾同仇，情殷抗日，殊為欽佩……嗣後，借重之處必多。目前改編貴部一切手續，請就贛省府接洽辦理”。熊式輝按照達成的協議，下令釋放了關在監獄中的所有政治犯，被關押3年之久的方誌敏夫人繆敏，由此隨項英回歸隊伍。在南昌恢複與中共中央中斷了3年的聯係後，項、陳先後以項英和中共中央分局名義，致信南方各紅軍遊擊隊和發表《告南方遊擊隊的公開信》，指出“中國在近年來，由於日本軍閥積極侵略，使民族危機到最後存亡的關頭。我們因民族危機的緊迫，為挽救國家的危亡，為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於是取消過去蘇維埃運動和暴力奪取土地等政策，以求得全國團結一致、共赴國難。餘遵照最近黨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遊擊戰爭，放棄過去一切活動，把全部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救國的武裝，統一於政府之下，效命殺敵。望接信後，立即集中聽候點編，以便追隨全國友軍和第八路軍之後，為挽救國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戰鬥”。並在南昌月宮飯店二樓設立“南方紅軍遊擊隊總接洽處”，以陳毅為主任，負責與各地遊擊隊取得聯係。29日，項英離開南昌返回大餘池江。南昌談判的成功，打開了江西抗日戰爭的新局麵，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江西和南方開始實行的重要成果。
10月中旬，項英由大餘出發，經南昌赴南京會見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軍代表葉劍英。行前確定，他離開後，南方各遊擊區紅軍和遊擊隊的集中、改編工作，由陳毅總負責；贛粵邊紅軍遊擊隊的下山和集中改編等工作，由新任中共贛粵邊特委書記楊尚奎和特委領導成員陳丕顯負責。在南京，項英向博古、葉劍英詳細介紹了堅持三年遊擊戰爭和同國民黨江西當局進行談判的情況。博古、葉劍英在10月26日致洛甫、毛澤東的電報中，報告項英即將離寧赴延安，並認為項英、陳毅進行的談判“總的方向是對的”。隨後，項英轉赴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陳毅等在南昌、贛南等地負責聯絡各遊擊隊下山集中改編事宜。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與國民黨中央就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部隊問題，已經達成協議，決定將南方遊擊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以北伐名將葉挺任軍長。10月6日，國民黨中央電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告稱贛粵邊、閩贛邊、湘鄂贛邊、湘贛邊、皖浙贛邊、閩西、鄂豫皖邊等地紅軍遊擊隊，均編入新四軍，由葉挺編遣調用。12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頒布新四軍番號。12月，由延安返回的葉挺在武漢著手籌組軍部。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和副參謀長周子昆隨後也分兩批從延安帶領調來新四軍工作的100多名幹部，到武漢與葉挺會合。延安調來的幹部中，有不少人是江西籍紅軍幹部。
1938年1月4日，遵照中共中央軍委關於新四軍“軍部第一步設南昌”的指示，項英和張雲逸、曾山、周子昆等率新四軍軍部機關人員，由武漢乘船經九江赴南昌。6日，項英等進駐南昌市高升巷1號（原張勳公館），宣布新四軍軍部正式成立（葉挺不久後也到達南昌）。同時，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南昌成立了以項英為書記、曾山為副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項英、陳毅分任正副書記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黃道為主任的新四軍駐南昌辦事處。新四軍轄4個支隊，長江以南的各紅軍遊擊隊編入第一、二、三支隊，長江以北的紅軍遊擊隊編為第四支隊，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分任4個支隊司令員，傅秋濤、粟裕、譚震林、戴季英分任副司令員。支隊下轄團。全軍兵員10300人，槍支6200餘支。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士氣高昂、富有戰鬥力的抗日部隊，它的成立，壯大了東南地區的抗日聲勢。
新四軍組建完畢後，立即開赴抗日前線。1938年2月，各支隊相繼由集中地向皖中、皖南開進。4月4日，葉挺、項英率軍部離開南昌進駐皖南岩寺。此後，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縱橫馳騁，展開了英勇卓絕的抗日作戰，在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史冊上留下了光輝的記錄。
三、江西抗日救亡浪潮的興起
隨著廬山談話會的召開和紅軍遊擊隊的改編，江西抗日救亡形勢日益發生新的變化。
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引起江西人民的極大憤慨。7月13日，江西省以國民黨省黨部和全省各界民眾的名義，向盧溝橋抗日將士發出慰問電。同日，宣告成立“江西省各界民眾抗敵後援會”。後援會的前身是為聲援綏遠抗日而成立的“江西各界綏戰後援會”。它“由省會各法定民眾團體及文化機關代表暨社會碩望紳耆組織而成”，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常委劉家樹任總幹事。後援會規模龐大，內設宣傳、交通、運輸、救護、看護、偵察、慰勞、捐募等8個工作團，到1938年初先後成立了全省83縣分會（縣以下還成立了區、鄉鎮分會）和工商、教育、婦女、新聞記者、文化、青年等各界分會，出版會刊《抗日評論》（旬刊），組織宣傳隊1.8萬個，進行了大量的抗日宣傳、征集款物和慰勞前方將士的工作。這是在全麵抗戰爆發後，以省黨部為主主辦的江西最大和最早成立的民眾抗日救亡團體，其成立適應了抗日宣傳動員的迫切需要。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江西隨即成為東南抗日的大後方。8月15日，日軍飛機第一次轟炸南昌。此後日軍戰機對南昌及江西其他重要城市的轟炸，連番不斷，江西的戰爭氣氛日趨濃烈。日機轟炸給人們帶來了心理的不適和緊張，當局的戰爭動員工作也未能跟上，因此南昌等地一時出現慌亂。9月間從上海來到南昌的羅瓊談到當時情況時說，在南昌，支配著一般人心理的不是怎樣抗敵，而是怎樣避難。為躲避敵機轟炸，政府機關的委員們正忙著到鄉下看地蓋房子，中下級公務人員則跑在鄉下租房子住，救亡氣氛比較沉寂。出現這種情況，羅瓊認為“一半由於領導者的對於民眾運動提倡不力，一半由於青年幹部過於缺乏”。
隨著上海、南京、杭州、廣州等地的失陷，京津滬蘇浙等地流亡學生和部分文化名流的進入江西，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當時從北平、上海等地，或由政府邀請，或由中共組織派遣，或遷校（如同濟大學、浙江大學等），或流亡，在南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人士和青年學生。僅從上海、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鎮江和南京等城市流亡來到南昌的大、中學校的學生，就成千上萬。大部分青年學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轉往長沙、武漢後，留在南昌的仍有兩千多人。許德珩、王造時、雷潔瓊、薛暮橋、朱克靖、羅瓊、夏征農等一大批文化界名流也聚集到南昌，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首先來到南昌出版《中國農村》戰時特刊和《抗戰言論集》，頗受各地讀者歡迎。他們的陸續來贛，為江西輸入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麵，南京、杭州相繼失陷後，江西在東南地區抗戰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贛東與皖南同時成為擔負蘇浙地區抗日作戰的第三戰區的依托基地，南昌則由內地省會城市一變而為抗日作戰的前沿城市，江西抗戰的氣氛益形緊張，也促使當局對片麵的動員政策和江西的戰時地位產生反省。江西城市的抗日救亡運動，在1937年冬進入新的高潮。
一是省政府在積極支持的同時，自身也開始介入戰爭動員。1937年11月5日，江西發起抗戰宣傳周活動，公布了44條抗戰標語。6、7兩日，省政府召開有各界500多人參加的全省抗敵總動員會議，通過了全省精神、人力、物資三個總動員方案。三個動員方案包涵廣泛，被認為是“抗戰初期本省一切工作的準則”。隨後，省黨政當局訂定以喚起國民自覺、補充抗戰將士、保衛地方治安、供給抗戰需要為全省總動員的4項目標，務使“由都市城鎮推及各地鄉村，而達每保每甲，使家喻戶曉”。12月23日，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動員委員會，負責籌劃指導全省抗敵動員工作，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兼任主任委員。熊式輝號召全省實行抗戰總動員，要求民眾踴躍為抗日貢獻人力、物力和財力，黨政機關樹立必勝、犧牲、協同、創造等8條信條。動員委員會是一個常設的專司全省抗日動員總責的政府機構，在各縣也成立了相應組織（1938年6月還將各縣抗敵後援會合並於各縣動員委員會），統管戰時組訓、征調、救濟、宣傳等工作，對全省的抗日動員發揮了較大的作用。江西當局對於全民抗戰的態度和行動，是積極的、認真的。
二是各種抗日救亡團體紛紛成立，抗日宣傳活動熱烈活躍。當時成立的以青年為主體的民眾抗日救亡團體主要有：“江西省鄉村抗戰巡回宣傳工作團”，1937年10月由平津流亡學生中的中共黨員周平非、鄒文宣、李肇令等和上海大夏大學流亡學生團體中的中共黨員餘昕、郭敏、劉開基、陳訓濤等發起組織，隸屬於省教育廳，省民眾教育館館長程宗宣兼任團長，下設8個分隊和1個演劇隊，有近80人。“江西省婦女戰時服務團”，1937年12月成立，下設6個大隊。“江西省戰地青年服務團”，1938年1月10日，由王枕心與熊式輝出麵、新四軍駐昌辦事處參與合作，集中外地流亡青年學生400多人和本省失學失業青年學生七八千人而組成，熊式輝兼任團長，王枕心為總幹事，夏征農、陳洪時分主宣傳和組織，下設10個大隊，是“江西一個最大的青年救亡團體”。“新四軍戰地服務團”，1938年2月成立，朱克靖為團長。“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東南總隊”，1938年5月成立，領導人為陳丕顯、楊斌、於光遠等。“江西青年戰時工作團”，1938年5月成立，負責人有楊洪、鄒文宣、程一惠等。“贛江木船工人救國會”，1938年7月成立，負責人李昭賢、李祺德等，參加者為贛江上的船民，會員發展到1000餘人，並在吉安、萬安、樟樹、贛州、於都、九江等重要碼頭設立了分會，進行宣傳抗日、支援前線、交通聯絡等工作。
在江西本省組織抗日救亡團體擴大抗戰動員的同時，滬浙等地的抗日救亡團體也不斷進入贛東城鄉。他們熱情高漲，吃苦耐勞，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奉獻精神。如1938年春，十多位從上海到浙贛農村工作的知識青年，每天在鄉村流動工作，最初的4個多月中，經過了12個縣城，60多個鄉鎮，“上海的經費接濟早已斷絕，每天和饑餓寒風做朋友，衣履褸襤，一般人把我們看作難民”，“可是由於四個月的鍛煉學習，我們已經漸漸地熟習如何運用工作方式，認識和適應內地的環境，十幾個工作員便結成了一架靈活可用的機體”。他們在貴溪、廣豐的一個半月中完成了九項工作：各學校、部隊的歌詠、戲劇、漫畫兩周訓練；婦女戰時常識訓練；成立婦女戰時服務團；小學教師座談會；成立小學生聯合宣傳隊；小學生集中訓練；出版宣傳文件9種；發行畫刊一種；平均每周舉行宣傳會一次。同時，他們還做了農家訪問、籌備一個半月下鄉巡回宣傳及其他訓練工作。
當時的中共江西省委總結江西抗日救亡活動的情景時說：“青年知識分子（從平津、上海、浙江各地流亡進來的，與本地失學青年）成為這一區域民眾救亡運動（這時民運的主要方麵）的動力，由青年的救亡運動發軔乃至推動工運、婦運的開展，由抗日聯係到民主（改革政治機構等），建立新的群眾組織，改造舊的（如婦改會），運動由城市卷到鄉村，一路奔騰澎湃，激蕩著整個區域。” 各救亡團體共同譜寫了江西抗日救亡的畫麵。
遺憾的是，當局對蓬勃興起的各界民眾抗日動員，很快采取了收束而不是放手支持的政策。雖然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在江西也合作開展了動員工作，但國民黨省政當局總是企圖限製中共組織及民眾團體的活動，並“多方設法”爭奪對民眾的領導權。1938年10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頒布《抗日救亡團體總登記辦法》，限製抗日救亡團體的活動和發展，當時最有聲勢和成績的江西戰地青年服務團，1938年12月5日被熊式輝宣布解散。其他抗日救亡團體也相繼被當局解散或改組。民眾自發和自覺的抗日救亡活動，被強製性地納入國民黨的操控軌道。
四、贛北抗日作戰與萬家嶺大捷
1937年底，日軍攻陷南京。1938年7月，日軍以重兵分為兩路，沿長江兩岸合擊武漢。國民政府集中百萬兵力，展開規模浩大的武漢會戰。贛北成為保衛武漢的外圍作戰的激烈戰場，江西由此投入直接對日作戰中。
武漢會戰的外圍作戰，分長江北岸和南岸兩條戰線進行。北岸作戰由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的第五戰區擔任，南岸作戰以贛北為重心，由6月間專門組建的以陳誠為司令長官的第九戰區擔任。按照統帥部南岸作戰“決在德安、瑞昌一帶與敵決戰”、在武漢外圍圍殲敵軍的部署，陳誠以利用贛北山川湖泊天然屏障、殲滅日軍於鄱陽湖東岸及田家鎮要塞以東為作戰目的，集中兩個兵團的兵力，令薛嶽第一兵團防守南潯鐵路，並在鄱陽湖沿岸縱深部署，阻止日軍進攻南昌，該兵團即以王敬久軍守星子以南湖岸及其西側隘口，俞濟時軍守德安及馬回嶺，商震軍駐德安、永修間為預備隊，葉肇軍守南昌；令張發奎第二兵團沿長江南岸構築陣地，確保九江及田家鎮，阻止日軍由瑞昌西進，該兵團即以王陵基集團軍守馬回嶺、西嶺、東嶺、項家嶺、高嶺一線，蕭之楚軍守高嶺、赤山童、茨花山一線，孫桐萱軍守天子山、牯牛地區並以一師控製瑞昌，霍揆章、李延年兩軍守田家鎮要塞並固守馬頭鎮，關麟征軍位置楊坊、笠溪間為預備隊。另令李玉堂、吳奇偉、李漢魂等軍擔任掩護並為總預備隊。九江以下的長江南岸地區，則由以顧祝同為司令長官的第三戰區擔任防守，策應贛北作戰。
數十萬軍隊的進入和部署，在使江西的戰爭形勢頓呈嚴峻的同時，也使江西在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凸顯出來。時論將江西與山西並列，指出：“從戰略的地位和地形條件來說，山西和江西都是不可失的。失掉山西，一個華北和西北便沒有了反攻和作戰的據點；失掉江西，便沒有法子來撐江南的戰局。”江西在東南抗戰的格局中，是一個重要的前沿陣地，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
贛北作戰曆時3個多月。6月，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指揮第十一軍岡村寧次等部，溯江西上發動進攻。波田支隊於26日攻占長江天塹馬當要塞。駐彭澤的第十六軍第一六七師師長薛蔚英因增援緩慢、貽誤戰機，被蔣介石下令槍決。29日，彭澤失陷。日軍繼續進攻湖口，7月4日，湖口失守，鄱陽湖貫通長江的咽喉重地被敵切斷，九江也失去了東麵的屏障。波田支隊隨後潛入鄱陽湖，經激戰於23日突破我姑塘陣地，登陸成功，向九江突進。在此期間，我集結重兵防守九江，第二兵團司令張發奎15日由武漢經瑞昌到達九江，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也於20日由南昌抵達九江，召集師長以上軍官部署九江作戰。24日，日軍挾飛機大炮毒氣猛攻九江，守軍李玉堂等部頑強抵抗，經兩天多的激戰，26日，贛北重鎮九江落入敵手。張發奎隨即被調離贛北前線。
九江的快速失陷，有多方麵的原因。張發奎在致蔣介石的報告中列舉了6點，其中有九江附近公路如九星、九瑞、瑞昌至陽新、瑞昌至德安、永修至箬溪以及南潯鐵路北段交通線，早經徹底破壞，而軍隊雖勉強集中，九江附近野戰工事僅完成1/3，因之不能長期固守；運輸不良，兵站設施欠缺，九江附近近10萬部隊，僅恃九江至馬回嶺小徑為後方聯絡線，無法及時運送糧彈補給和傷兵，以致土兵枵腹應戰，傷兵呻吟道左，作戰精神，頓形頹喪；各部聯絡不確，未能協同；警戒疏忽；高級將領間缺乏自信心，中下級幹部多無力掌握部下。而最嚴重的是部隊軍紀不良，民眾逃亡。張發奎說：“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時，因運輸困難，戰時增設部隊又驟難足額，沿途鳴槍拉夫、搜尋給養，不肖者且因而強奸擄掠，軍行所至，村舍為墟。職由陽新徒步經瑞昌至九江時，滿目荒涼，殆絕人跡。民眾既失同情之心，軍隊自無敵愾之誌。如此而欲其奮勇殺敵，自不可能。”這一點引起蔣介石的特別注意，蔣為此立即電令陳誠和軍法執行總監部何成浚總監，指出：“軍紀不良，民眾逃亡，影響抗戰前途綦大。特電知照，迅速設法糾正，喚發民眾抗戰情緒為要。”
攻占九江後，日軍以第九、第二十七師團和波田支隊為右路，進攻瑞昌，意圖穿越幕阜山，切斷粵漢路；以第一〇一、一〇六師團為左路，沿南潯路及其東側向南昌方向進攻，掩護右路行動。國民革命軍第九戰區令第一、二兵團分別阻擊敵左、右兩路進攻，部隊在日軍飛機轟炸、施放毒氣和重兵猛攻中，以與敵決死的精神，英勇作戰，每一地的進退，敵我雙方都付出了嚴重傷亡。右路日軍8月24日攻占瑞昌，9月14日攻占長江要塞馬頭鎮，第二兵團隨後在鄂東南地區步步阻擊日軍。
第一兵團在薛嶽指揮下從8月3日展開南潯會戰，與日軍在廬山南北激戰。進入廬山地區的敵一〇六師團傷亡慘重，幾乎失去進攻能力。日軍因之大為震撼。一名日兵的日記記載說：“幾次進攻中，廬山上的迫擊炮彈如雨點般從天而降，皇軍大受威脅，死傷可怕。”沒幾日，這名日兵也命喪炮火，他的日記卻成了這場戰鬥的真實記錄。戰至8月中旬，第一〇六師團僅大佐銜的聯隊長就1死2傷，其他佐、尉級軍官死傷上百，士兵死傷達數千人。山上山下及稻田中，日軍遺屍遍地。日軍即以第一〇一、二十七師團增援，久攻之後於20日攻占星子，但其後又在馬回嶺、廬山南麓東、西孤嶺分別遭到中國守軍的沉重打擊。一個日兵記述當時戰場情況說：“我軍現正使用毒氣。敵人有學生軍，也有女學生參加，主要是赤化抗日分子和正規軍，是相當有力的部隊。敵人的陣地是天然要塞。我方炮擊則避入岩中，我方停止，又出而射擊。一五七聯隊二個中隊行敵前登陸（星子縣附近），進至半山腰時，遇到數倍於我的敵人的襲擊，大隊長中隊長統統戰死，受到全滅的打擊……現在攻擊中的敵人力量很強，一星期內連一個山頭都不退出。而且有懂日本話的人。到處書寫愚弄日軍的文句。無論到哪裏，都找不到一個中國人民”。9月3日下午，我守軍各部組織反擊，首先全殲第一〇一師團的第一〇一聯隊，擊斃聯隊長飯塚國五郎大佐（後被日本大本營追晉為陸軍少將）。27日，一〇一師團師團長伊東政喜中將中炮彈負傷，被送回九江日軍野戰醫院救治。二十七師團損傷同樣慘重，差一點遭到被圍殲的厄運，因一〇六師團的冒進頂替而得以僥幸逃脫。
得到兵員補充的敵一〇六師團繼續投入作戰後，求功心切，竟然孤軍向中央突進，意圖一舉改變戰場態勢，卻在德安萬家嶺地區陷入薛嶽兵團10萬兵力的包圍。激戰竟旬，10月6日，薛嶽所部對其實施決死攻擊。敵第十一軍派出大量飛機空投彈藥物資和200餘名中下級軍官，企圖救援陷入絕境的第一〇六師團第一三六旅團。9日，薛嶽下令各師選派敢死隊數百名，突擊敵軍，“因敵頑抗，不願繳械投降，致盡遭格斃，陳屍滿穀，棄械遍野，僅數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狀至為狼狽”。激戰到10日淩晨，除敵師團長率少數官兵逃脫外，徹底結束戰鬥。整個萬家嶺包圍作戰，殲敵1萬多人，基本消滅了日軍第一〇六師團，取得震驚中外的“萬家嶺大捷”。蔣介石得到“各軍大舉反攻，殲敵逾萬”的喜訊，為全體將士的忠勇奮鬥“曷勝嘉慰”，當即下令陳誠賞5萬元、他自己另賞5萬元犒賞作戰部隊。時任新四軍軍長的葉挺聞訊，致電讚稱“萬家嶺大捷，挽洪都於垂危，作江漢之保障，並與平型關、台兒莊鼎足而三，盛名當垂不朽”。全國各地各黨派各界祝捷電文，紛至遝來。
萬家嶺作戰的慘烈，在戰場上留下深深的痕跡。據時任第一兵團第三十二軍一四一師師長唐永良的記載：“我在戰後一年所見的情況是：萬家嶺戰場周圍約l0平方公裏，都是矮山叢林，隻有幾個小村。在這10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布滿了日軍和我軍的墓葬。日軍的輜重兵挽馬馱馬屍骨、鋼盔、馬鞍、彈藥箱、毒氣筒、防毒麵具等等雜物，俯拾可得……萬家嶺西北一村，叫雷鳴鼓劉村，周圍日軍墳墓最多。村東稻田中，日軍輜重兵馬骨不下五六百具，鐵刺馱鞍亦多。1939年12月，日軍第一〇六師團（後又組建）將要回國的300多人，在該村停頓3天，向陣亡日軍祭吊。這3天，砍樹、砌台、立碑，300人足足忙了3天……張古山僅是30多公尺高的小山，山上灌木叢生，山頂上軍用物品、日製彈藥箱、防毒麵具、毒氣筒、刺刀、皮帶極多。山坡上有日軍屍骨，也有中國士兵屍骨。張古山是一個製高點，雙方在此爭奪肉搏，從屍骨可見當時戰鬥激烈程度。”
其後，薛嶽兵團繼續在贛北阻擊日軍。10月28日，日軍攻占德安。30日，蔣介石抵南昌，批準撤守修水河南岸的作戰計劃後，以吳奇偉第九集團軍沿修水河布防。11月1日，日軍攻占修水，敵我在修水河形成對峙。贛北作戰至此結束。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放棄武漢，戰時首都遷至重慶，全國抗戰從1939年起進入第二時期，亦即戰略相持階段。
曆時數月的贛北作戰是一次取得重大戰果的抗戰。在作戰中，中國軍隊以英勇頑強的戰鬥，極大地挫傷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打破了日軍直趨南昌、長沙包抄武漢的企圖，為武漢的撤退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中國軍隊的決死抗日精神，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讚揚。
江西省對贛北作戰給予了積極的配合和支援。戰前，江西完成了境內全部國防工事的修築，除在50餘縣構築陸上工事外，1937年秋冬起，先後搶築了馬當阻塞工程和鄱陽湖沿岸以及贛江、撫河阻塞工程。僅馬當一處，“在征集材料時，即經動員四十餘縣之人力以從事”，並有49萬民工日夜不停地在陣地上勞作，其工程之巨可以概見。作戰期間，據戰地記者目擊，“本省的保安團隊參加抗戰，英勇壯烈的功績，並不亞於一般的正規軍。最近九江抗戰，保安團×團士兵孤軍奮戰，犧牲精神之壯烈，至可感歎。直至現在，江西仍不斷的補充作戰部隊”。這裏所說的是江西保安團廬山孤軍奮戰之事：參加九江江防的江西省保安第三團（團長鄧子超，湖南人，黃埔軍校畢業）、第十一團（團長胡家位，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在九江不守後分路退守廬山。約8月中旬，組建“廬山孤軍作戰指揮部”，總指揮為楊遇春，指揮部設在廬山河東路朱培德的私宅。“廬山孤軍”在廬山上下周圍300裏的崇山峻嶺之中，與日軍周旋了8個月23天。在瀕臨彈盡糧絕境地後，於1939年3月16日子夜，奉命撤退下山，轉抵修水整補。廬山孤軍9個月的抗日作戰，當時曾享譽全國。
贛北作戰中，軍隊與江西當局在軍風紀和民眾動員方麵也還存在嚴重問題。就地方而言，在戰事初起時，贛北民眾大量逃亡，甚至遠離戰場的省會南昌，8月間民眾“竟已逃亡了三分之二以上，整個的市麵，形成了極其冷落的景象”，致使軍事上“受到嚴重的影響，給養運輸、傷兵救護都成了問題，作戰部隊常有吃不到飯，喝不到水的事……駐在星子的某某軍，挨過四天餓，吳總部也曾斷炊兩整天”。這既有民眾初次麵對日本侵略軍時的慌亂，更是江西地方當局執行片麵抗戰路線，未能放手全麵動員人民的直接後果。到9月初，這種情況得到改變，江西戰地青年服務團一大隊趕赴德安前線，並被分派到各區鄉充實行政機構，“協助區鄉動員民眾”，省政府組織的鐵肩隊1千多人和2個保安團新兵訓練團，也相繼來到前線，加上部隊風紀的良好，過去“壞的影響”被轉變過來，部隊征用民夫“都能普遍的征到”，記者感到與上月不同，地方上已經武裝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