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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北伐前江西的政治態勢

  北伐戰爭開始前後,國共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在江西逐漸走向高潮,江西曆史進入重要的轉折時期,也呈現出空前的複雜性和尖銳性。期間,既有國民革命氣勢如虹的行進,北洋軍閥政權向國民黨政權轉換的新舊政權交替,為期66年的九江英租界被革命政府一舉收回,有組織的民眾力量走上政治舞台;也有革命陣營內部各派力量由聯合對敵轉為分裂對立,國民黨右派與左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國民黨右派與中共及工農民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相互交織,錯綜複雜,並在共同進行的對北洋軍閥的作戰中,日益激烈、直接地顯露出來,影響和左右著江西政局及其走向。後期出主江西政務的朱培德,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權、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權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依違留連,折衝分合,加劇了政局的波譎雲詭和各派力量的興替消長。國民革命失敗後,幾經反複與周折,江西最終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一個基本政區。

  一、江西軍閥的擴軍、內亂與孫傳芳的染指

  1925年1月16日,方本仁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為江西軍務督辦。

  方本仁掌握省政後,麵臨著嚴峻的內外形勢:因其反複,與廣東革命政府(7月1日正式成立廣東國民政府)方麵形成對立;第二次直奉戰爭直係失敗後,奉係勢力大舉進入長江流域,占據南京、上海、安徽等地,威逼江西;舊直係吳佩孚與新起的孫傳芳日漸形成兩個集團,均有爭奪江西之意。方本仁麵對這一局勢,仍然將加強軍事作為其統治的中心政策。為此,他在對外極力周旋的同時,重點在江西進行整肅與擴軍。他一麵整肅異己,先將蔡成勳舊部張慶昶解決,繼而派楊如軒進攻原隨蔡成勳入贛的豫軍常德盛師,常率殘部逃入安徽後被遣散,江西境內至此無豫軍。一麵加強武力建設,大力擴軍,建立江西陸軍第一、二、四等3個師,升旅長唐福山、蔣鎮臣及賴世璜分任師長,連同中央第一師(兼師長鄧如琢)、中央第二師(師長楊如軒)、陸軍第一師(師長楊池生,該師與楊如軒師均為原滇軍)、第三混成旅(旅長劉寶題)、第九混成旅(旅長張鳳岐)等,1925年時江西境內駐有部隊多達6個師、2個旅(尚未計入被逐走的常德盛師),“軍隊暨各機關薪餉驟增至一千二百餘萬元,而服裝給養及臨時軍費尚不在內”。

  在如此沉重的軍事負擔下,江西省政權的主要精力,被迫放在籌措軍餉上。3月,方本仁以省長胡思義籌款不力,貽誤戎機為名,致電北京政府大加攻訐,要求將其免職。北京政府立即遂其所願,免去胡職,任命方本仁保薦的李定魁暫代江西省長。李是南豐人,為職業軍人,長期在江西軍界任職,此前因曾任贛粵邊防督辦公署參謀長、贛南鎮守使、江西全省警務處長等,與方本仁過從甚密,遂為其所用。李就任後,秉承方本仁之意,先將江西銀行改為官辦(次年與贛省銀行合並為江西地方銀行),借款100萬元;接著又在6月1日以省長公署名義,發行地方公債800萬元,基本上滿足了方本仁對軍費的要求。

  10月,孫傳芳召集浙贛皖蘇閩五省代表會議,利用人民對奉係軍閥的不滿,組成“五省聯盟”,自任五省聯軍總司令,發動第二次江浙戰爭,起兵反奉。戰爭期間,方本仁被任命為聯軍第四路軍總司令,按照孫的意圖,通電反奉,並派出江西軍務幫辦、贛北鎮守使兼中央第一師師長鄧如琢,以贛皖聯軍前敵總指揮名義率部進入安徽作戰。鄧如琢即於24日發出響應孫傳芳聲討張作霖通電,表示要在孫傳芳、方本仁統領下,共匡國難,誓平元凶。對進入蘇皖的奉係作戰勝利後,孫傳芳占據南京,據有南方五省地盤,江西成為其勢力範圍之一。鄧如琢則辭就安徽督辦職務(鄧是安徽阜陽人),率部仍返駐九江。

  1926年2月,北京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為與吳佩孚爭奪湖北,任命方本仁為湖北查辦使,令其派兵馳往湖北,與段所委任的湖北軍政長官裏應外合,逐走吳佩孚。方本仁是湖北人,早有心返鄉稱雄,遂一麵調兵到贛鄂邊境,一麵派密使聯絡廣東,表示願意出兵討吳。廣東方麵亦派蔣作賓到南昌,督促其行動。但方的行為,遭到鄧如琢及孫傳芳、吳佩孚的聯合反對。鄧如琢對方本仁早有不滿,“朝夕不忘驅逐方本仁以攫取全贛地盤”。在方決定出兵攻鄂後,23日,鄧如琢以討論攻鄂為名,電邀方之心腹師長蔣鎮臣、唐福山、楊如軒等到九江,隨即誘迫其參加廬山秘密軍事會議,達成逼方本仁“和平下台”以免江西遭受兵災的協議。孫傳芳不能容忍方的擅自作為,遂派出多艘軍艦到九江示威助鄧;吳佩孚則趁機調兵進駐武穴,防阻贛軍,形成孫、吳聯手對付方本仁之態勢。方本仁在內外夾攻下,不得不自動下台。24日,孫、吳任命鄧如琢為贛軍總司令。4月1日,方本仁通電辭職,旋即投奔廣東革命政府,鄧如琢通電就職(北京政府並未發布鄧的任職令,鄧僅受吳、孫之命,可見當時北京政府已失去對長江流域的控製權),18日由九江進入南昌,掌握了江西軍政大權。

  鄧如琢掌政後,“政局常在飄搖無定之中”。一方麵,廣東國民政府北伐的聲勢日濃,而鄧與省長李定魁之間的“衝突日甚一日”,鄧有去李之意,李則與方本仁的舊部蔣鎮臣、賴世璜等關係密切,亦想倒鄧,鄧為防備不測而將蔣師遠調贛南、贛西布防。另一方麵,此時“江西財政更是稀糟已極”。鄧為籌集經費,既向各銀行“強捐勒借”,又設立財政整理會,主要以銀行家及富商為委員,該會因建議增開稅目和提高稅率,而被斥為鄧如琢“宰割人民之唯一的機關”。鄧如琢的統治,已是風雨飄搖,不可能經受得起北伐戰爭的打擊。

  二、國民革命的動員

  江西國共兩黨組織建立後,立即以南昌、九江、吉安、贛州等地為重點,在全省各地秘密或半公開地從事宣傳和組織活動,動員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其最有聲勢和影響的活動主要有:

  開展反帝反軍閥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主要有:1924年底響應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號召,發動國民會議江西促成會運動;1925年追悼孫中山逝世的盛大活動;五一國際勞動節、五四運動紀念活動;“五九”國恥日紀念(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意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活動;聲援五卅運動和1926年的聲援三一八學生運動等。其中如聲援五卅運動,組織了“帝國主義者慘殺上海同胞江西後援會”(指五卅慘案),南昌在1925年6月5日舉行聲援五卅慘案大會和遊行,3萬多人在公共體育場集會,趙醒儂發表演說,會後遊行時一路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抵製外貨、實行國民革命等口號,聲勢浩大。九江舉行集會遊行時,參加者除學生外,還有許多碼頭、建築、印刷、皮匠等行業工人,太古、怡和、日清三個碼頭的工人更於當日實行罷工。1926年北洋軍閥製造三一八慘案後,江西各界奮起鬥爭,組織了以學生為主的大規模集會、遊行和講演,散發各類傳單和標語,如吉安共青團地委組織的紀念三一八慘案市民大會,參加“人數之多為以前各種群眾運動所未有”,遊行時打倒一切軍閥與帝國主義等口號,喊得多且整齊,傳單也既多又精彩,“市民被感動的不少”。所有這些活動,成為江西反帝反軍閥的愛國運動的重要內容。

  加強進行思想理論宣傳。通過組織進步團體和文化書店,推銷革命刊物和進步書籍,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新三民主義和其他進步思想。當時的組織,主要有國、共兩黨和共青團下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山主義研究團、江西青年學會(各地設有分會)、女青年社、讀書會等,創辦有《紅燈》等機關刊物,發行推銷《向導》、《中國青年》、《新青年》、《馬克思主義淺說》、《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討論集》、《新社會觀》、《新建設》、《新民國》、《上海民國日報》等書籍、報紙和雜誌。

  開展工農運動,組織工會、農會等工農團體。扶助農工是國共兩黨合作推進國民革命的一項基本政策。1924年4月,趙醒儂領導建立了南昌鉛印工人工會和海員工會,這是江西繼安源工人俱樂部後出現的最早的工會。江西最早的農會,是1924年秋成立的南昌市郊揚子洲農民協會。此後,江西工農運動陸續發展,到北伐軍入贛前,全省相繼成立了十多個行業工會,組織了20多次罷工;成立了6個縣農民協會,發展會員有6000多人。這些工會和農會,主要分布在贛江沿岸及南潯路沿線。

  在領導開展國民革命運動中,國共兩黨和共青團組織也同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926年3月,趙醒儂、方誌敏等領導召開了中國國民黨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青年及商民運動、黨務工作等決議案,進一步明確了在江西大力推進國民革命的方針。與此同時,江西的中共組織不斷加強。1926年1月,中共中央從上海調派江西籍黨員羅石冰回贛工作。4月,在特別支部基礎上組建中共江西地方委員會,羅石冰任書記兼宣傳部長,趙醒儂任組織部長。按照中共中央關於積極發展工農運動、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指示,6月,中共江西地委和共青團南昌地委召開黨團聯席會議,決定將黨員、團員派回其原籍各縣,廣泛建立中共、共青團和國民黨組織及民眾團體,就地組織群眾,準備配合與支援北伐戰爭。8月,中共江西地委改組,劉峻山(劉九峰)任書記,羅石冰、趙醒儂分任宣傳、組織主任。到北伐前,國共兩黨和共青團在贛江流域、南潯鐵路沿線各地,普遍建立了基層組織及其領導下的工會、農會,並秘密組建了宣傳、諜報、運輸、向導、慰問等隊伍,準備迎接北伐軍向江西的進軍。此外,江西國共兩黨組織還選派輸送了大批革命青年,相繼進入黃埔軍校、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和留學蘇聯,造就培養了一批政治、軍事人才。

  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引起當政的北洋軍閥的恐慌,方本仁、鄧如琢相繼對革命活動尤其是領導人進行鎮壓。方本仁先後多次封閉國、共兩黨的活動場所、機關報和進步刊物(如《紅燈》、《民治日報》、《九江江聲報》等),1925年12月,又以“過激黨”罪名,逮捕準備前往廣東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江西代表趙醒儂、劉承休、陳灼華。1926年8月10日,鄧如琢在繼上月搜查、封閉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後,再次逮捕時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中共江西地委組織部長的趙醒儂,並以“宣傳赤化,圖謀不軌”的罪名,於9月16日晨將其殺害。趙醒儂“臨刑時,態度從容,並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口號”。趙醒儂是江西青年團和國共兩黨組織的創始人,對江西革命事業的發起和推進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社會和黨組織兩方麵都深得群眾信仰。他犧牲在北伐軍已經進入江西、北洋軍閥統治行將倒台的前夕,既是江西國民革命的一個重大損失,也更加激起人民群眾對北洋軍閥的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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