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史 11——民國卷

第八章 社會結構與習俗

　　一、人口變化與結構

　　北洋時期的江西人口總數，因缺乏準確的人口統計，大多出於有關機構的調查估計，故而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數字。據這些估計，江西1910年人口總數為23225008人（國務院統計局報告），1916年為25090834人（內務部調查報告），1918年為20000000人（九江海關職員萊德估計，內政部估計，同年另一數據是內政部估計江西62縣人口為13369752人），1921年為24534000人（海關調查估計），1922年為24466800人（郵政總局調查估計）。據當時研究者認為，這些估計比實際人數略高，從文化、經濟、政治、社會各種變遷上與數字比較上研究，從清光緒末年到1930年代的30多年間，江西人口是一個遞減的趨勢，更為多數的估計是，1920年代江西人口在2000萬上下。

　　社會結構的最大變化，是產業工人較之清末有較大的增加。江西近代產業工人最為集中的九江、萍鄉、景德鎮和南昌，情況都差不多。如在誕生了江西最早一批產業工人的九江，清末時有工人數千人，1919年時已增加到10000餘人，約占同期九江城市人口的1/5.萍鄉煤礦的工人，1910年時為3500人，1922年時已達13000餘人（安源路礦工人罷工時，加上株萍鐵路工人，共有17 000人）。景德鎮陶瓷業工人，長期保持在10多萬人的規模，則是工人人數最多的地方。當然，產業工人在全省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一個極低的數目。

　　與近代產業工人相伴而生的，是近代城市的發展。隨著近代工商企業的生長和水電、新式銀行等近代市政設施的創辦，以南昌、九江、萍鄉、景德鎮、贛州等地為代表的近代城市，在這一時期有一個較好的起步性發展，由古老的城市走上了向近代城市轉換的曆程，盡管在這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曾經繁華的古代市鎮的衰落。

　　占江西人口大多數的是農民。全省農戶，尚缺乏精確的統計與分析，據《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的記載，1914年時全省農戶總數為4077000戶。如以每戶人口平均4人計算（實際可能不止4人），則全省農村人口約在1600多萬人。以當時全省人口總數在2000萬左右計，則農村人口當不少於85%。全省農民的階層結構，據1934年中央農業實驗所對23個縣的調查，1912年江西的農民中，佃農占41%，自耕農占29%，半自耕農占30%。這個結構，在整個北洋時期相當穩定，沒有什麽大的變化。

　　在社會的底層，有一個相當龐大的秘密會社群體。他們被稱為幫會、會黨，江西的幫會組織主要有洪江（三點）會、哥老會等，清末革命時，他們曾積極參與，曾是萍（鄉）瀏（陽）醴（陵）起義和辛亥革命的主要參加者。革命黨人掌握政權後，從穩定社會秩序著眼，立即轉向取締和鎮壓會黨，與昔日的同盟者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11年12月，江西軍政府連續兩次發布《解散洪江、三點、哥老會布告》，命令“所有前項各會應克日一律解散，並將票布自行銷毀，不得稍有私藏，否則甘為匪人，決不寬大”。這一做法，其後被延續下來，並被湖南、湖北等省相繼效仿，雖然對穩定當時的社會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善後乏術，也產生了長久的不良社會影響。會黨成為當局的打擊對象後，紛紛轉入地下，不少轉而成為土匪或地方政權的對抗力量，對社會秩序構成更大的危害。

　　土匪則是一個公開與政權對抗的群體。土匪主要是一些失去生產、生活資料的遊民與農民。江西的土匪，總量並不大，但對社會秩序影響較大。1923年江西發生的兩處匪亂，震動一時。這年夏，安福縣城被大股土匪攻破。據1923年8月13日《時報》記載，這批土匪訓練有素，顯然曾經當過兵打過仗。安福縣知事指揮抵抗不敵，被迫出走。居民被殺者47人，當地百姓自行估算損失達百餘萬元。另一例9月11日發生在寧岡縣。這一天，寧岡九伴塘家資富厚的楊性善家遭持槍土匪搶劫，擄走數千金，又綁去肉票6人，敲詐數千元。寧岡本為江西山區小城，卻以匪患頻頻而聞名全省。這裏地處湘贛邊界，時常聚散著兩省的散兵遊勇，以至燒殺擄掠時有所聞，居然被當時國內頗有影響的《時報》稱為“臨城第二”（指民國著名的“臨城劫車案”）。

　　在當時江西的常住民中，還有一群特殊的群體，這就是外國人。他們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散處全省各地的傳教士，這部分人沒有準確的統計，但據《東方雜誌》的有關記載，到1908年止，江西全省“各府、廳、州、縣，天主、耶穌兩教華式、洋式各教堂，共有三百數十處之多”，若以每一教堂有一個洋教士計算，則將近有400人；另一部分是在九江和廬山的外國領事館人員、租界人員、商人以及教會學校、教會醫院的人員等，據九江海關1913年的記載，常住九江包括廬山的以商人為主的各種外國人，有1200多人，而且“每年並沒有什麽變動”。如是估算，江西的居民中，每年最少有外國人約2000人。

　　二、社會生活與習俗

　　進入民國，受歐風美雨和時代風尚的影響，江西民眾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習俗漸顯新潮。占風氣之先者，首為受上海、武漢直接影響的九江、南昌和受廣東直接影響的贛南。

　　民國之始，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剪辮子。自清朝強行推行雉發製度，蓄辮已曆200多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在江西，九江、南昌等革命首應地方，民眾多已剪辮，但中心城市以外則仍有不少留辮者。1912年3月5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布通令，令各省都督令其所屬地方“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經此，蓄辮者在江西已不多見，而各式新鮮發式，則紛紛出現。據尋烏縣的記載，民國元年以前理發器具都是舊式的，頭發裝式一律是辮子。民國元年起，開始用洋剪，裝式一概為和尚頭。次年開始興“東洋裝”，民國六七年在學生和商人中興“平頭裝”、“陸軍裝”，十年到贛州讀書的學生傳來“博士裝”，理發器具用上了大鏡子、靠背椅和輕鐵梳。十五六年時傳來了化學梳，東洋裝、博士裝式樣則不見了，而平頭裝、陸軍裝則在普通民眾中盛行開來，還新添了文裝、花旗裝、圓頭裝三種花樣，鄉村農民中則有一大部分是剃光頭。僅從頭發樣式的變化，也可概見民國時尚的頻繁翻新和人們趨新順勢的心理。

　　時尚趨新還表現在服飾上。以往服飾，一律是舊式的“大襟裝”，清末興新學後，開始出現“破胸新裝”，1918年前後在贛南漸漸多了起來。這時縫紉機進入贛南，因新式裁縫而帶來了上海裝（破胸、圓角、打邊），但到1923年，上海裝不興了，又“行一種破胸、方角、大邊裝”，此後則相繼流行廣州裝（七扣四袋，應即是中山裝）等新式服裝，但就普遍性而言，農村中還是舊裝多。服飾、發式和日常用品（如興洋傘、膠底鞋、運動鞋等）的變化，是民國社會和習俗變化的一個側影，也是社會之“新”的體現。

　　但是，更多的生活習俗不如服飾、發式這樣容易改變。許多傳統民間習俗，具有更深的慣性積澱而遷延難改，從而也更加鮮明地反映出民國新舊交替、新舊並存的時代特征。

　　全省農民的生產方式，仍然是以耕織結合為主。除耕作土地外，以織布補充家用。“南昌之農民，各家皆有織布木機，且所備機數，皆按各家人數之多寡。所有搖管、牽紗、織機等事，悉由本家之男婦老幼同力合作。其開始織布之期，大率在每年農事畢時，至翌年將行栽秧，始行停止。”這種情況，全省皆然，並不獨南昌一地。但多數農民，入不敷出、衣食不能飽暖的情況相當嚴重，據《東方雜誌》1927年1月發起的農民狀況調查征文中，新建作者裘俊夫調查該縣農民生活狀況，發現新建農民的中等戶，“終年碌碌而負債累累，不能飽暖者，迨居十之四五”。

　　不少縣由於沒有一個工廠，也就沒有真正的產業工人。因此，那裏的勞工，主要是為商人做工者。這種勞工，例如在興國，有長工和短工、遠地工和近地工之分。長時勞工男多女少，以年、月計算工作時間，忙的時候還要打夜工，除年節外沒有休息時間，飲食居住多不和主人在一起，工資好的每年30多塊錢，少的隻幾塊錢；短工也叫零工，男女都有，工資和待遇要較好一點。遠地工淨是男人，他們“是做商人的駝馬，到贛州、吉安或廣東、福建去搬運貨，披風戴月，是最苦的勞工”，工資有按日數和按重量計算兩種方式，每天一兩角錢；近地工不出縣界，也是為商人搬運和往鄉挑運米穀雜物，工資每天也不過一兩角錢，但“這種勞工，多屬女人--興國縣的女人，盡是大腳，她的氣力和男人一樣，能挑一百多斤的重物。這是興國縣勞動界的特色”。在一些開辦有工礦業的縣，還有農工。農工的收入同樣較低。例如東鄉、樂平兩縣均無甚差異，常年雇工，每人每月工食約四元左右，臨時雇工，每人每月工食約五元。贛縣常年雇工，每月工資約二元左右，膳食在外。

　　借貸是民間的經常性生活行為。借貸形式多為高利貸，且一般都要實物抵押和訂立借約。以南昌為例，鄉間習慣，如需銀錢應用，向人借貸，往往書立借約之外，另將所有不動產，書立絕賣文契一紙為擔保。其賣契與尋常所立之賣契無異，而所裁價值亦於借貸之數目相符，惟於契尾月日之後，批有此業（資料原件缺一字）押契買，以後如拖欠借項，任憑押主裁契管業字樣，其不動產仍由原業主管有。至債務能依期清償，即將借約及賣契收回；倘有拖欠情形，即由債權人裁去年月日後所批之字，認為完全賣契，實行管業，其間或有借貸數目與契價不符者，仍得由債務者請憑中證人估找價值。

　　民間生活中的另一突出現象，是迷信和賭博盛行。迷信神鬼之風，盛行全省，農村地區尤甚，“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一天不是在迷信鬼神中，名堂太多”，“可說應有盡有”。賭博也是這樣。黃家煌調查興國的情況是：興國的賭風沒有那裏比得他上，什麽花會呀，標呀，就是婦人孺子都會賭。1921年臘月，有一個農民來縣糶薯米，賣了一吊整百錢，隨即去賭，結果賭輸了不敢回家，就在路上上吊死了。次年正月初七，一個姓鍾的人也是賭博輸了一吊錢，就投塘而死，他的兄弟去救他，也溺死了。黃家煌因此大發感慨：因一吊錢去兩條命，賭博，賭博，真是萬惡！

　　史料中也不乏江西“民氣強悍”之類的記載，特別是少數地方宗族之間發生愈演愈烈的械鬥，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這種印象。“中國械鬥以福建之漳泉、江西之樂平、餘幹為最烈”，萍鄉、宜春等地也頗負“盛名”。據記載，僅樂平南東鄉八大姓，在清朝鹹豐年間到民國初年的60多年裏，發生焚屋屠村的激烈械鬥近40次，幾乎每一年半便要廝殺一場。其中1918年張、胡兩姓的第七次械鬥，“焚燒四十餘村，仇殺四五百人，劫商販，斷交通。因仇張姓而波及同音之章姓，焚其室廬。因攔路截殺而斷十三歲張姓童子之首，刳腹去腸，暴屍於道。於是鄉約破壞，全邑震驚”，造成赤地數十裏的後果，人稱“蠻觸之爭”。該縣眾埠楊、葉兩村的械鬥，從1900到1949年間發生7次，死傷人員也頗為駭人。其中1914年的“一次械鬥，楊家敗了，死了一百零四人，房子全部燒光；葉家也死了十四人，屍橫田野，血染台階，到處是慘叫和哭聲”。宗族械鬥是宗法勢力強盛的表現，也是宗族首領以衛護狹隘的宗族利益為借口而驅使族人流血送命的惡俗。

　　民眾生活尤其受到戰爭、災荒和市麵物價的影響，不少人處於饑餓狀態，最嚴重者不得已走上自殺慘路。有研究者統計，從1912年至1926年間，江西先後發生過8次水災、1次旱災，其中7次為大水災，水災成為製約江西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一個主要災害。據記載，1925年受水災和戰爭的影響，在青黃不接之時，贛南各屬，米價騰貴，民眾生活艱難。第三屆省議員王隆驥從其原籍由信豐返南昌，曾詳述贛南大鬧米荒之慘象：其在信豐縣起程時，地方存米已十分枯竭，平民日食，隻有稀粥兩餐；6月初旬即呈荒象，“迨至十一、十二等日，則全縣倉廩業已罄空，穀價每擔（每兩擔半合得熟米一擔）需洋八元，且逐日增漲不已，甚至一日之中亦漲價數次。有青村圩農某甲，因家已絕粒，特攜洋八元至城買穀，時穀價已漲至九元，某甲因洋數不敷付一擔穀之價，即轉往親友處借洋一元，詎俟某甲借洋時，穀價又複漲數角；終日奔馳，卒未購得粒米。某甲因一家數口嗷嗷待哺，購米未得，焦急萬分，竟抱厭世主義：即購米三升，砒霜一包，白糖一斤，回家煮稀飯一鍋，全家食斃。此為王氏在信豐所親見之慘狀。舉此以例其餘，餓斃及自殺者當尚不在少數。又王氏曾親聞尋鄔縣篁鄉、流車各處，遍地絕糧，鄉民餓斃者已多至二千餘人，現幸尚生存者，亦惟采取草根樹皮度日，哀鴻遍野，令人不忍目睹。又雩都縣全境，米穀搜括已盡，因絕糧自殺者，日有所聞。刻下贛南米價，每擔已漲至三十元，青黃不接，為時尚遠，將來慘象，必有更甚於此時者……加之近自陳炯明、林虎所部軍隊，退入贛南後，信豐、尋鄔、雩都、龍南、定南、虔南、會昌各縣大軍雲集，食米消耗額驟增。此際各地既鬧米荒，則地方治安，尤含有無窮之險象”。如此慘景，聞之令人不勝悲憤。次年北伐戰爭在江西境內勢如破竹，與這樣的社會現狀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