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史 11——民國卷

第七章 教育與文化的更新

　　一、新式教育的推廣

　　江西向為科舉教育的發達之區。自清末廢科舉、興學校，仿行歐美新式教育製度後，開始實行教育體製和教學形式、內容的轉變，到1911年的10年間，全省辦有新式中學23校，小學80多校（每縣一校）。“民國成立，氣象一新，各縣人士均感興學之重要”，江西新式教育在清末的基礎上，出現一個較大的發展。

　　發展最快的是小學教育。1912年，主持江西教育行政的符鼎升得到李烈鈞的支持，取全省串票附稅的十分之七為辦學之用，各縣小學遂驟然增加，全省計達三千餘校，出現一個辦學高潮。到1914年7月，全省興辦的公立、私立初等、高等小學，共有4262所，學生達148565人。其中，私立學校及學生均超過半數，男校及男生更遠遠超過女校及女生。具體數字為：

　　這些小學，“以省立模範小學校較為優良，他若省立初等小學校八處，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八各校尚為得法，惟校舍均係遷就，設備太不完全，是其缺點耳”。在私立小學中，蔡敬襄獨立創辦女子小學，義務辦學，苦心經營，以至於以典物、募捐及兼職薪水來捐助教學，“形式精神均有可觀，為贛垣私立女學之最優良者”。各地辦學情況也很不平衡，從1916年9月實有學校數目看，全省這時辦有高小437所，國民學校（即初小）3266所，其中省會南昌有高小5所，國民學校13所。全省81個縣中，則以萍鄉縣小學校為最多，有高小20所，國民學校235所。萬載縣次之，有高小17所，國民學校134所。小學校設立最少的是南城（高小1所，國民學校2所）、寧岡（高小1所，國民學校6所）、德興（高小1所，國民學校7所）等縣。宜春、吉安和贛縣的小學興辦，這時也有一個較大的增長。

　　全省小學當時實行壬子癸醜學製的四三製，即初小四年，高小三年。1923年改行壬戌新學製，實行四二製，此後長期未變。按照教育部1915年公布、次年10月修正的《國民學校令》和《高等小學校令》的規定，國民學校即初小設置課目為修身、國文、算術、手工、圖畫、唱歌、體操，女子加縫紉課；高小課目為修身、國文、算術、本國曆史、地理、理科、手工、圖畫、唱歌、體操，男子加農業課，女子加家事課；教科書由教育部編寫或審定。這些課程設置，與清末相比較又有了改進，體現了民國教育的新的要求。改行新學製後，還在小學中附設幼稚園，連帶開辦幼兒教育。在興辦小學的同時，全省對私塾教育也進行了整理和改良。由於處在新舊教育製度的轉換時期，也有一些小學在教學質量上與新製尚有較大距離。1922年，即有新文化人士批評興國的小學教育說：城鄉小學合計有72個，但多數小學還是私塾的變相，也有形式上好一點的，並實行了男女同校。至於小學教職員，簡直不知道教育是什麽一回事，所以社會上一般人多不信任學校，說學校不好的極多，頑固不化的八股先生們，更拚命地摧殘，叫人家的子弟送到私塾裏去讀三字經百家姓，弄得雖有學校卻少人進。

　　中學教育經過清末的草創期後，這時有一個緩慢的進展。1912年，曾統一將清末的中學堂改稱中學校。其教學情況，據教育部視察報告稱，江西“公立中學校在省城者僅有一處，原在高等學校校內辦理，近因該校舍為軍隊借用，遂與師範學校在百花洲陳列所內開辦。視察時已停課溫習，未及實查管教各法，然校址為遊覽之地，改為校舍，殊有未宜。私立中學校以心遠中學、章江中學二校開辦較早，成效頗著。唯私人創立學校，籌劃容有未周，或職員多係義務，管理失之稍鬆，或中學人數太少，教授諸多不便，幸創辦人苦心毅力，得以維持，未至停罷。至洪都中學，校舍太小，積習頗深；吉安中學，學期試驗漫無規則，設備缺乏，管理廢弛，皆亟待整理者也”。這一情況，反映了中學教育初創時的艱難。1914年，省教育廳將原由省及各府主辦的中學校，統一改為省立中學，並按序號排列。1915年，全省有中學16所，學生2342人，畢業學生246人。16所中學辦學經費106347元，所均僅6000餘元。到1926年，公立中學增設9所，其中3所為師範學校、1所為女子中學。私立中學較公立中學發展更快一些，增設20餘所。此外，南昌的葆靈女學、九江的儒勵女學、南偉烈學校等教會學校，仍繼續辦學。中學課程設置，教育部要求為修身、國文、外國語、曆史、地理、數學、博物、化學、法製經濟、圖畫、手工、樂歌、體操，女子中學加家事、園藝、縫紉課；外國語以英語為主。這些課程設置，已比較完全地與傳統教育區別開來，學生接觸到的已經是新的世界、新的科學知識。因此，中學校及學生雖然不多，卻是全省最具活力之所在，各地中學成為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場所，中學生不但是當時出國留學深造的主要來源，而且是當時全省最富有思想活力和組織活力的群體，不少人成為江西五四運動的中堅，江西最早的國、共兩黨黨員和青年團員，也主要出自中學生中。

　　幾所公、私立專門學校的創辦，首開江西高等教育的濫觴。這些學校，據教育部公布的資料，有江西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胡薰，設南昌市德勝門；江西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熊世績，設南昌市進賢門外關口；江西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胡飛，設南昌市書院街；江西公立醫學專門學校，校長何煥奎，設南昌市貢院前；私立心遠大學，校長熊育鍚，設南昌市三道橋；私立江西豫章法政專門學校，校長邱璽，設南昌縣城；私立江西法政專門學校，校長龍欽海，設南昌市高升巷。它們均是在1921年前創辦，其中公立學校在數量上占1921年時全國地方12所省立專科學校總數的1/3，“這種情況表明，江西在依靠本身力量創辦新式高校方麵，走在全國最前列”。此外，在九江尚有美國教會辦的南偉烈學校，也曾稱南偉烈大學，實介於中學與高專之間。

　　以官費為主的留學教育在這個時期成績明顯。1912年，贛督李烈鈞認為造就人才至為要著，一上任即在全省招考並寬籌經費，選拔優秀青年20人，以官費派遣前往日本和歐美求學。江西的留學高潮，出現在1914-1915年。據統計，這兩年間，江西留學美國者有14人，留學歐洲（主要為法國）者7人，而留學日本者為80人。江西留學生大部分東渡日本，與這時出現的繼清末後中國人留日運動的第二次高潮正相同步。在全部留學生中，除12人學習法科、1人學習文科外，其餘88人均選擇了理科、工科、農醫商科和師範。這次高潮之後，江西的留學教育，持續進行，陸續派遣了官費留學生出國留學。留學教育的發展，為江西乃至全國培養了一批傑出的人才，如陳寅恪、饒毓泰、胡先驌、程孝剛、吳有訓、傅烈等（其中有的從清末即已留學，如陳寅恪），後來都為我國的科學、教育和政治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在北洋中央政府、議會和江西省的軍政官員中，有一批江西籍留學生出身者。

　　專門性教育也有所發展，尤以農業職業教育和師範教育為好。在清末開辦有江西農業專科學校和工業專科學校的基礎上，這個時期的職業教育繼續向南昌以外地區延伸。在1912-1926年間，先後開辦了省立陶業學校、省立女子職業學校、省立商業學校以及贛縣、臨川、九江、吉安農業學校等13所職業學校。職業教育因其專門性而顯出較高的辦學質量，如省立陶業學校，“以五年為卒業期限，以養成陶瓷業學生。現有學生六十名，校長及教務長皆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卒業生。校中設備甚為完全，試驗室中設有汽機，多方研究。其製造品，比前所有之生地甚為潔白。其繪畫則以寫生畫為多。又其製造品，在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受獎牌者不少。以前中國無銅版畫，現該校亦能完全製成”。師範教育則呈現分布較為合理的特點。到1919年教育部公布全國師範教育情況時，江西全省開辦的師範學校一共有9所，其中，省立第一至第七師範學校分別設立於南昌、贛縣、臨川、鉛山、清江、九江、吉安，另有省立女師在南昌，萍鄉則創辦了縣立女師。

　　這個時期興辦教育的最大困難，還是經費不足的問題。1912年全省教育經費銀20萬兩，1913年增至銀元40萬元，到1916年也僅45萬元。而“其中留學費已去其半，故甚拮據”。各縣經費主要來源於丁漕附加稅，尤其短缺，最多的吉安縣僅2.9萬元，最少的虔南縣（今龍南縣）竟隻有400元。此後，全省教育經費略有增加，但數量不大，1922年前，每年為60餘萬元；1923年為76.4萬元，1924年81.4萬元，1925年突破了百萬元，為125萬元，1926年為133.2萬元。由於經費的不足，既影響到辦學的規模和質量，也使一大批家境貧苦的學生難以入學。1918年2月，江西教育界人士便曾反映，“贛省人民生計困難異常，故一般青年之誌望入學者，卒以學費難籌，不克入校”，故要求減免職業教育的學費。

　　二、文化領域的新氣象

　　進入民國尤其是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後，江西的文化領域產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這種變化，既表現為許多新的文化形式的出現，更反映在文化內容的改變上。盡管北洋政府對言論的壓製相當嚴厲，這個時期仍不失為文化的新興與活躍期。

　　首先是大量報紙雜誌的創辦。據《南昌市誌》記載，民國成立，南京臨時政府隨即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之自由”，南昌“一時報刊似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大江報》、《豫章日報》、《晨鍾報》、《商務日報》、《新聞迅報》、《天傭報》、《共和公報》、《章貢潮》、《民治日報》、《民權日報》、《社會日報》、《和平日報》、《女界旬報》、《神州日報》、《正義報》、《江聲報》、《新世界》、《學務周報》、《通俗周報》、《匡報》、《中庸報》、《工商報》等20種報紙相繼在南昌創辦（大都已佚）”。“江西的報紙大多為黨派所操縱”，因而其政治傾向不一，但大多致力於新文化知識和時事新聞的傳播。其中，《大江報》“運動新文化，進步一日千裏”，在江西報業中“是很好的”；《新民報》的前身為《江西民報》，民報是吳宗慈等主辦、江西發行最早的報紙，被號稱為“江西之申報”，這時則以其副刊《作新民》而著名，副刊編輯李立侯、孫師毅注重科學知識、新詩等，刊載自由戀愛的小說、新詩以及宣傳文學革命、言論獨立、社會改造、社交公開等主張，傳播新文化新知識，別開生麵，一期比一期進步；《中庸報》在五四運動後一度也很有改革的精神，其“文化運動”專欄在袁玉冰看來“很有精彩”；《正義報》則自稱特聘了“新文化的巨子”為其編輯專欄“到光明之路”。但這時的報紙也存在缺乏新知識和膚淺的問題，有的對社會問題不能有精確的判斷，有的甚至因不懂新知識而鬧出笑話（如《南昌新報》報道1921年江亢虎來南昌演講時，便把“唯心唯物”寫成“維新維舊”）。另外，在上述南昌的報紙中，據袁玉冰當時所言，《新世界》和《章貢潮》開辦時原為南昌花界的報紙，後來才改版，“內容當然是不堪問的”。

　　1914年袁世凱頒布《報紙條例》與《出版法》以控製輿論後，報紙蜂起的勢頭大為抑減，一些報紙還被封閉或被迫停辦（《報紙條例》於1916年7月被廢止）。但在新文化運動中，雜誌蜂起成為新的特殊現象。1922年夏，袁玉冰曾對全省出版的雜誌做過一個粗略的檢視，所提及的即達20多種。最主要的是兩大類：一類是學校、學生及學生社團主辦的雜誌，這類雜誌以政論性、思想啟蒙性和傳播新文化為主，如南昌二中改造社的《新江西》、吉安青年學會的《青年》、吉安旅京學生會的《吉州》、南昌覺社的《時代之花》、女師的《江西女子師範周刊》、北大贛籍學生的《贛治周報》、高安籍學生的《錦江新潮》、《高安曙光》、豐城旅省學生的《豐城周刊》、萬安學生的《周刊》、武寧的《武寧平民》、少年江西學會的《贛聲》，以及江西《第二師範月刊》、第三師範的《教育鏡》（原名《學生周刊》）、《第四師範雜誌》、省立《二中周刊》、私立心遠中學的《心遠周刊》、《清江旅省學友會期刊》，等等。它們大多及時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變化、思想潮流、社會主張、文化新潮等，給江西文化領域帶來一種蓬勃的生氣。另一類為專業性的社會團體刊物，如江西小學教育研究會主辦的《新鐸》月刊，教育界人士主辦的《學殖》、《萬安社會教育促進會會刊》，江西通俗教育會主辦的《通俗周報》，江西學術研究會主辦的《學潮》，江西文藝通信社主辦的《消夏》周刊，等等。這類刊物除個別為娛樂性質外，大多也比較注意反映各自領域內的新主張、新形式，如《通俗周報》刊發風俗談、諺語、歌謠、中外要訊、本省記事等欄目，而且“攻擊一切壞風俗”，“能供給讀者新知識”。客觀地說，大量報紙雜誌的創辦發行，本身就是文化事業的新內容新現象，而通過它們的傳播，在更大的程度上推動了江西的新文化運動，促進了思想的啟蒙和文化的更新。因此，在北洋時期的江西，報刊可以說是文化事業和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

　　隨著報刊的創辦，現代文學創作相伴而生。在報紙的副刊及雜誌上，不時有新式的短篇小說、詩歌、散文發表；有的江西籍作者還在上海、長沙等地出版作品。如徐先兆1921在《新江西》上發表小說《這也應該承認她做母親嗎》，白采先後在中華書局自費出版小說集《白采的小說》和長詩《羸疾者的愛》，羅黑芷1926年在長沙出版散文集《牽牛花》等。但從數量上說，這時的現代文學作品尚不多，有影響的作家更少，且多在省外生活、創作，他們的作品在省內反倒流傳有限。

　　繼1898年九江首先放映電影之後，南昌1914年在洗馬池的福音堂放映無聲電影（隸屬省教育司的宣導所，在1913年夏秋也曾擬更名為江西模範講演團，添置活動電影，往外縣巡行講演社會知識。但此事因二次革命失敗而未辦成）。此後，電影放映逐步向萍鄉、修水、贛州、撫州、吉安、泰和等全省其他地方傳開。這時的電影，主要是衛生科教片和風光紀錄片，其放映活動，均為非營業性質。比較而言，最為活躍的仍為傳統戲劇。久負盛名的弋陽腔（1950年定名為贛劇）在民國初年吸收傳入江西的安徽梆子後，進一步豐富了其三大聲腔之一的亂彈腔，成為一個具有地方特色的多聲腔的劇種。弋陽腔、采茶劇、宜黃戲、京劇等多劇種、多支派、多形式的戲劇藝術，在社會文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江西近代文化中的另一新事物，是圖書館的設立。1912年，著名藏書家、宜豐人胡思敬捐書10萬餘卷，在南昌百花洲旁設立私立“江西全省圖書館”。此為江西創辦圖書館之始。“惟藏書均係經史子集各部圖書，無科學及通俗書籍”。次年，開始籌辦通俗圖書館，以為中小學生及一般國民閱覽。到1916年，全省已設立通俗圖書館5個，全部為公立性質。1918年，江西省立通俗圖書館開辦，內設藏書、公眾閱覽、兒童閱覽、新聞閱覽、巡回閱覽及辦公、招待各室，是江西省“曆史上第一所初具綜合性圖書館規模的省級公共圖書館”。1922年，又成立了江西省公立圖書館，該館藏書近9000冊，設有漢文、日文、英文和日報雜誌等四個部。到1926年底，江西省立圖書館藏書增至1.35萬冊；全省公、私立圖書館這時已有15所（一說民國初期全省縣以上圖書館有20餘座），其中大多數為私立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