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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財政狀況的日形惡化
一、田賦折征銀元的改革
江西的財政收入，因關稅直隸中央，鹽稅向歸兩淮鹽運使署收取，故主要來源僅為田賦和統稅兩項。這兩稅征收的無序與混亂，又是封建時代以來曆代行政中最為明顯的特點之一。
民國建立後，即對田賦進行統一征收銀元的改革。按清代舊製，田賦名目不一，銀、錢、物相混，地丁銀以兩、錢、分、厘為單位計算，漕糧、兵米以石、鬥、升、合為單位計算，草以束為單位計算。名為征銀，而折收錢文，或銀錢並征，多少各不等；名為征糧征草，而折收銀錢，或實收糧石草束，多少亦各不等，紛繁錯雜，莫可究詰，為官吏恣意侵吞提供了便利，而國家與人民均“交受其病”。1912年2月，江西省議會議決，實行略低於清末的田賦折征銅錢數，即每地丁一兩，征收銅錢2700文；每米一石，征收銅錢3600文。當年全省實收田賦折合銀元251萬餘元，較財政部核定的448萬餘元相差較遠。
隨後，財政部通令各省整頓稅收，規定完納丁課一概以銀元計算，漕糧等項也相繼改折銀元。江西省1914年照此規定進一步進行改革，其具體情況為：地丁及兵折、湖課、河課、漁課、蘆課、新升課，並屯糧、丁銀，每兩折征銀元2元2角（其中1.8元為國家稅，0.4元為省稅），兵加每兩折征2元，山鈔稅、魚油稅、商稅、賈稅、落地稅、官山租、藕息，每兩折征1元8角，官租、地租、救租每兩折征1元7角，濠租除永修一縣按2元折征外，其餘各縣均按1元7角折征。湖租則南昌縣每兩折征1元7角，德安縣每兩折征1元8角。全省漕米每石折征2元9角（其中2.4元為國家稅，0.5元為省稅）。凡屬田賦範圍內的租課，均以上項標準折納。照此規定，江西在1914年至1918年實收田賦數目為：1914年，全省實收銀元4047481元（占應征額的七成多）；1915年，全省實收銀元5152944元（應征6149691元）；1916年，全省實收銀元4371694元（應征額6226697元）；1917年，全省實收銀元4454906元；1918年，全省實收銀元437432元。田賦折征的改革，簡化了征收手續，統一了折算比例，也有助於堵塞各級征收過程中的漏洞，其作用較為明顯。
二、全省財政收支狀況
江西財政極度困乏始於清末。《辛醜條約》簽訂，江西被攤派的賠款達140萬兩。此後，江西全省歲入僅700餘萬兩，但每年負擔的中央指撥協餉、攤派洋賠款等各項，累計竟達近500萬兩（其中洋賠款295萬餘兩，京調銀99萬餘兩，協餉銀60萬兩，共計450多萬兩），“實較他省所罕有”。這種情況，在民國建立後並未改變，以致都督李烈鈞因財政負債累累，多次向財政部籲請減輕江西負擔。
李烈鈞督贛時期，財政權在地方。當時政治更新，財政上也追求清明，減輕征徭稅捐，故收入亦有所減少，如1912年田賦、統稅兩項收入，折合銀元約為420萬元。但開支則因機關林立，軍費驟增等，較清末為大。由於當局主要采取減交緩交中央款項、建立民國銀行發行紙幣、發行公債400萬元等辦法，這兩年間的江西財政，基本達到了平衡。
在1914至1917財政年度（每年度以當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計），地方財權收歸中央。在袁世凱的集權專製下，中央政府厲行收入主義，先後召開全國財政會議、在各省設立國稅廳等專門機構，確定各省接濟中央專款政策。江西這幾年間“四境乂安，兵戎不興。論贛省財政之佳況，莫不盛稱此時”。為保證開支，江西還從兩個方麵來增大財政收入：相繼實行賦稅改征銀元、屯田給照、增加田賦征收手續費、創辦船捐等辦法，每年增加收入64萬餘元；盡力裁減行政費、軍政費，核減財政、教育、司法、農林等費，每年達212.7萬元。但就這幾年的決算看，僅1915年“收支尚能適合”，其餘各年收支不敷共計310萬元，每年平均負債仍有80萬元。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江西“當局竭財賦以供中央，對於地方建設，反多漠視”。贛督李純“惟偏重國家之收入，而忽視地方發展”，對中央專款不但按數解送，而且每年均有超額，最多的1917年超額達31萬多元；軍費過高，如1917年實際開支軍費416萬元，占實際收入910.8萬元的將近一半，引致地方建設受到減少經費和缺乏投入的製約，稅源不足，並從此種下江西財政“負累日增”、日形惡化的根子。
陳光遠督贛後，軍隊驟增，餉糈浩繁，入不敷出，經費無著，於是開始連續借債。“調查江西債款大別為三：（一）為各銀行借款。（二）為十年公債。（三）為積欠軍政各費。其中如中行幣製借款、長期借款、台灣銀行借款為數約四百萬元，又十年公債六百餘萬元，均係陳督任內之事。”總計1918-1920年的全省財政開支，實際收入各年分別為864.9萬元、899.3萬元、821.7萬元，實際支出各年分別為1038.2萬元、996.1萬、1008.3萬元，各年超支在100萬～150萬元。各年度開支中，最大一項均為軍費，分別為403萬元、403萬元、407萬元，占各年實際收入也都將近一半。到1920年，全省曆年虧欠達1300萬元。有論者指出，江西財政增之者一，耗之者十，取之者盡錙銖，用之者如泥沙。竭閭閻汗血之資，以供軍政不時之需，杼軸雖空，誅求不已。全省自1918年後，財政已失其獨立之精神，重以債券準抵賦稅，收入極少現金，商業不振，金融已竭。
1921年後，軍事迭興，支出愈加增長，財政日顯崩潰狀況。“蔡督繼任，連年對粵用兵，軍事費用日益增多。羅掘既窮，苛征百出，於是複向各銀行錢莊零星息借三百餘萬元。方督到任後，又加借一百餘萬元。大都以統稅丁漕為抵押，而欠發各機關政費不下五百萬元。綜核負債數目，約共二千餘萬元，遂使贛省財政混亂，達於極點，致陷全省於破產之地位。”具體開支，以1924年為例，詳細項目為：
收入（據江西財政廳開報）：
1？郾田賦（地丁、米折、租課等項）共5375460元。
2？郾統稅共2302001元。
3？郾正雜各稅（茶稅、糖稅、屠宰稅、一五加稅、米石特別稅等項）共905636元。
4？郾正雜各捐（船捐、街捐、鋪捐、樂捐、燈捐、公益花捐等）共107192元。
5？郾雜收（統稅、五厘附稅、丁米串費、官契紙價等項）共446669元。
6？郾礦稅、契稅、牙當稅共351498元。
以上6項，收銀元9488456元。
支出：
甲、政費
1？郾各行政機關薪工及行政費共3033528元。
2？郾外交經費21276元。
3？郾教育經費841737元。
4？郾司法經費491612元。
5？郾實業經費138657元。
6？郾債款息金2396280元。
以上政費及債息共6項，1924年度預算列支6933090元。
乙、軍費
1？郾督辦公署，各鎮守使署，各軍事機關及江西第一、二、三師，中央暨滇、贛、魯各師旅餉項，共11760000元（此項據督辦公署函，以1925年2月份薪餉等項98萬元為標準，計算全年為此數。但服裝給養臨時軍費仍不在內）。
2？郾新編江西第四師賴部薪餉960000萬元。
以上軍費兩項，支出為12720000元（1925年支出數）。連同政費，合計支出為19606090元。
從以上收支項目及實數看，即使將全省全年收入全數撥充軍費，尚有差額300餘萬元。再將國稅收入179萬餘元（為中央收入，主要項目有榷運局102萬餘元、印花處7萬餘元、煙酒公賣局67萬餘元、贛關3.4萬餘元，四項歲入銀元179萬餘元）撥抵中央軍隊薪餉，仍有不敷。這些不足之數，多靠拖欠政費、借款和濫發紙幣、發行公債（如1925年發行新公債800萬元）、整頓稅收、追索欠賦、增加雜捐雜稅等來應付。統計表明，1921-1925年度，全省賦稅超過半數被作為借款抵押，由銀行團支配債權，累計財政虧欠共達2700萬元。因此，有人評論此時的江西，四郊有竭澤之歎，司農興仰屋之嗟。贛省財政之危窘，無有過於是時者。地方民眾精枯髓竭，失生存之樂，社會經濟岌岌如累卵，瀕臨崩潰。現在看來，若以財政赤字總額論，數目並不是太大，但若從當時條件看，北洋軍閥主政下的江西財政，也確實陷入了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困境。這種財政困境，反過來又不能不對軍閥政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江西的財政收入，因關稅直隸中央，鹽稅向歸兩淮鹽運使署收取，故主要來源僅為田賦和統稅兩項。這兩稅征收的無序與混亂，又是封建時代以來曆代行政中最為明顯的特點之一。
民國建立後，即對田賦進行統一征收銀元的改革。按清代舊製，田賦名目不一，銀、錢、物相混，地丁銀以兩、錢、分、厘為單位計算，漕糧、兵米以石、鬥、升、合為單位計算，草以束為單位計算。名為征銀，而折收錢文，或銀錢並征，多少各不等；名為征糧征草，而折收銀錢，或實收糧石草束，多少亦各不等，紛繁錯雜，莫可究詰，為官吏恣意侵吞提供了便利，而國家與人民均“交受其病”。1912年2月，江西省議會議決，實行略低於清末的田賦折征銅錢數，即每地丁一兩，征收銅錢2700文；每米一石，征收銅錢3600文。當年全省實收田賦折合銀元251萬餘元，較財政部核定的448萬餘元相差較遠。
隨後，財政部通令各省整頓稅收，規定完納丁課一概以銀元計算，漕糧等項也相繼改折銀元。江西省1914年照此規定進一步進行改革，其具體情況為：地丁及兵折、湖課、河課、漁課、蘆課、新升課，並屯糧、丁銀，每兩折征銀元2元2角（其中1.8元為國家稅，0.4元為省稅），兵加每兩折征2元，山鈔稅、魚油稅、商稅、賈稅、落地稅、官山租、藕息，每兩折征1元8角，官租、地租、救租每兩折征1元7角，濠租除永修一縣按2元折征外，其餘各縣均按1元7角折征。湖租則南昌縣每兩折征1元7角，德安縣每兩折征1元8角。全省漕米每石折征2元9角（其中2.4元為國家稅，0.5元為省稅）。凡屬田賦範圍內的租課，均以上項標準折納。照此規定，江西在1914年至1918年實收田賦數目為：1914年，全省實收銀元4047481元（占應征額的七成多）；1915年，全省實收銀元5152944元（應征6149691元）；1916年，全省實收銀元4371694元（應征額6226697元）；1917年，全省實收銀元4454906元；1918年，全省實收銀元437432元。田賦折征的改革，簡化了征收手續，統一了折算比例，也有助於堵塞各級征收過程中的漏洞，其作用較為明顯。
二、全省財政收支狀況
江西財政極度困乏始於清末。《辛醜條約》簽訂，江西被攤派的賠款達140萬兩。此後，江西全省歲入僅700餘萬兩，但每年負擔的中央指撥協餉、攤派洋賠款等各項，累計竟達近500萬兩（其中洋賠款295萬餘兩，京調銀99萬餘兩，協餉銀60萬兩，共計450多萬兩），“實較他省所罕有”。這種情況，在民國建立後並未改變，以致都督李烈鈞因財政負債累累，多次向財政部籲請減輕江西負擔。
李烈鈞督贛時期，財政權在地方。當時政治更新，財政上也追求清明，減輕征徭稅捐，故收入亦有所減少，如1912年田賦、統稅兩項收入，折合銀元約為420萬元。但開支則因機關林立，軍費驟增等，較清末為大。由於當局主要采取減交緩交中央款項、建立民國銀行發行紙幣、發行公債400萬元等辦法，這兩年間的江西財政，基本達到了平衡。
在1914至1917財政年度（每年度以當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計），地方財權收歸中央。在袁世凱的集權專製下，中央政府厲行收入主義，先後召開全國財政會議、在各省設立國稅廳等專門機構，確定各省接濟中央專款政策。江西這幾年間“四境乂安，兵戎不興。論贛省財政之佳況，莫不盛稱此時”。為保證開支，江西還從兩個方麵來增大財政收入：相繼實行賦稅改征銀元、屯田給照、增加田賦征收手續費、創辦船捐等辦法，每年增加收入64萬餘元；盡力裁減行政費、軍政費，核減財政、教育、司法、農林等費，每年達212.7萬元。但就這幾年的決算看，僅1915年“收支尚能適合”，其餘各年收支不敷共計310萬元，每年平均負債仍有80萬元。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江西“當局竭財賦以供中央，對於地方建設，反多漠視”。贛督李純“惟偏重國家之收入，而忽視地方發展”，對中央專款不但按數解送，而且每年均有超額，最多的1917年超額達31萬多元；軍費過高，如1917年實際開支軍費416萬元，占實際收入910.8萬元的將近一半，引致地方建設受到減少經費和缺乏投入的製約，稅源不足，並從此種下江西財政“負累日增”、日形惡化的根子。
陳光遠督贛後，軍隊驟增，餉糈浩繁，入不敷出，經費無著，於是開始連續借債。“調查江西債款大別為三：（一）為各銀行借款。（二）為十年公債。（三）為積欠軍政各費。其中如中行幣製借款、長期借款、台灣銀行借款為數約四百萬元，又十年公債六百餘萬元，均係陳督任內之事。”總計1918-1920年的全省財政開支，實際收入各年分別為864.9萬元、899.3萬元、821.7萬元，實際支出各年分別為1038.2萬元、996.1萬、1008.3萬元，各年超支在100萬～150萬元。各年度開支中，最大一項均為軍費，分別為403萬元、403萬元、407萬元，占各年實際收入也都將近一半。到1920年，全省曆年虧欠達1300萬元。有論者指出，江西財政增之者一，耗之者十，取之者盡錙銖，用之者如泥沙。竭閭閻汗血之資，以供軍政不時之需，杼軸雖空，誅求不已。全省自1918年後，財政已失其獨立之精神，重以債券準抵賦稅，收入極少現金，商業不振，金融已竭。
1921年後，軍事迭興，支出愈加增長，財政日顯崩潰狀況。“蔡督繼任，連年對粵用兵，軍事費用日益增多。羅掘既窮，苛征百出，於是複向各銀行錢莊零星息借三百餘萬元。方督到任後，又加借一百餘萬元。大都以統稅丁漕為抵押，而欠發各機關政費不下五百萬元。綜核負債數目，約共二千餘萬元，遂使贛省財政混亂，達於極點，致陷全省於破產之地位。”具體開支，以1924年為例，詳細項目為：
收入（據江西財政廳開報）：
1？郾田賦（地丁、米折、租課等項）共5375460元。
2？郾統稅共2302001元。
3？郾正雜各稅（茶稅、糖稅、屠宰稅、一五加稅、米石特別稅等項）共905636元。
4？郾正雜各捐（船捐、街捐、鋪捐、樂捐、燈捐、公益花捐等）共107192元。
5？郾雜收（統稅、五厘附稅、丁米串費、官契紙價等項）共446669元。
6？郾礦稅、契稅、牙當稅共351498元。
以上6項，收銀元9488456元。
支出：
甲、政費
1？郾各行政機關薪工及行政費共3033528元。
2？郾外交經費21276元。
3？郾教育經費841737元。
4？郾司法經費491612元。
5？郾實業經費138657元。
6？郾債款息金2396280元。
以上政費及債息共6項，1924年度預算列支6933090元。
乙、軍費
1？郾督辦公署，各鎮守使署，各軍事機關及江西第一、二、三師，中央暨滇、贛、魯各師旅餉項，共11760000元（此項據督辦公署函，以1925年2月份薪餉等項98萬元為標準，計算全年為此數。但服裝給養臨時軍費仍不在內）。
2？郾新編江西第四師賴部薪餉960000萬元。
以上軍費兩項，支出為12720000元（1925年支出數）。連同政費，合計支出為19606090元。
從以上收支項目及實數看，即使將全省全年收入全數撥充軍費，尚有差額300餘萬元。再將國稅收入179萬餘元（為中央收入，主要項目有榷運局102萬餘元、印花處7萬餘元、煙酒公賣局67萬餘元、贛關3.4萬餘元，四項歲入銀元179萬餘元）撥抵中央軍隊薪餉，仍有不敷。這些不足之數，多靠拖欠政費、借款和濫發紙幣、發行公債（如1925年發行新公債800萬元）、整頓稅收、追索欠賦、增加雜捐雜稅等來應付。統計表明，1921-1925年度，全省賦稅超過半數被作為借款抵押，由銀行團支配債權，累計財政虧欠共達2700萬元。因此，有人評論此時的江西，四郊有竭澤之歎，司農興仰屋之嗟。贛省財政之危窘，無有過於是時者。地方民眾精枯髓竭，失生存之樂，社會經濟岌岌如累卵，瀕臨崩潰。現在看來，若以財政赤字總額論，數目並不是太大，但若從當時條件看，北洋軍閥主政下的江西財政，也確實陷入了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困境。這種財政困境，反過來又不能不對軍閥政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