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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近代經濟的繼續發展
民國成立後，江西政權最初為革命黨人所掌握。1913年秋“二次革命”失敗，北洋軍閥入主江西，開始了對江西長達14年的統治。在這一時期，江西被裹入激烈的社會大轉型潮流，主動而更多的是被動地走上近代化的路途：一方麵，北洋軍閥的暴戾恣肆和多年戰亂，給江西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麵，因為時代的變化，全省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出現了許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鮮事物。江西曾長期處於南北戰爭的前線，境內多次發生過局部戰爭和客軍過境，時局動蕩在不少年份成為基本特征，而新的政治學說、思想觀念、政黨組織和文化運動，通過上海、北京和廣東，也相繼傳入江西並在社會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響。軍閥始終主導著全省政權，但在民主共和的大背景下，行政體製也有較大的改變和創新；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均在江西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並引導國民革命和工農運動蓬勃發展。農業優勢的主體地位仍然保持，但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有所發展，繼清末之後，再次出現一個創辦新式實業的小高潮。近代教育體製逐漸建立，中小學教育和留學教育出現新的氣象。所有這一切，構成這一時期社會變動和社會轉型的基本內容和重要特點，也折射出曆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一、新式實業的艱難生長
近代經濟與古代經濟的根本區別，是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生長和發展。江西新式實業，產生於19世紀末。新式實業，實質上就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1895-1911年，江西在晚於周邊省份一二十年後，出現一個興辦新式實業的高潮，產生了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在近代經濟史的劃分上，人們通常將繼其後的1912年至1927年，視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期。經過此前的產生期以後，江西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個時期有較大的發展。下表可以概見這個時期江西新式實業生長的全貌。
表中所列，難言完全。但從中也可看出，在清末江西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式實業產生的基礎上（當時興辦資本萬元以上的新式實業約30家），北洋時期繼續興辦江西新式實業，在規模和數量上均有所擴大，資本萬元以上的實業已增加了55家。一些清末開辦的企業，在北洋時期有了更大的發展（也有的倒閉歇業），最顯著的如萍鄉安源煤礦，這是江西最早的近代企業之一，進入民國後生產的近代化程度日高，在20年代已具備較強的生產能力，全礦“煤槽鐵軌，六通四達；煤窿電車，往來不絕。外而洗煤機、煤磚機、煉焦爐，附設之機器廠、火磚廠；餘如醫院、學堂、米倉、料庫之屬，因地製宜，規模完備……日出煤二千噸，月可煉焦一萬二千噸，年可造磚六七萬噸，造火磚數萬噸……而轉運分銷，如湘之株洲、湘潭、長沙、嶽州；贛之九江、南昌；皖之安慶、蕪湖、大通；蘇之南京、鎮江、常州、上海，各有分局。而於漢口設運銷總局，以匯上下遊各分[局]之總。輪艘囤儲之廠棧，逐年加增，鹹足備用。額定銷數，除專供漢陽鐵廠焦煤外，如長江各項商輪，京漢鐵路火車，長江各埠各局廠，及其他西洋之兵輪，東洋之製鐵所，鹹取給焉。而美屬舊金山各廠商，亦以貨高價廉，遠來議訂。蓬勃之勢，聲振遐邇，此誠我國第一之實業也”。而新開辦的企業，則不但相繼填補著近代江西產業的空白，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嶄新的內容，而且有的企業、產業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特別是豐富的地下礦藏相繼采掘，1915年在大餘西華山首先發現鎢礦，立即震動一時。因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需求旺盛，高價收買，西華山遂極一時之盛。到1918年前後，贛南地區已發現鎢礦30餘處，且“營業發達，公司林立”，其產量居世界產鎢國家的首位，占據中國總產量的70%。1918年高達1.3萬噸，1919年到1926年間，年產量也常在9000噸上下。
這一時期開辦的新式實業，在江西近代曆史發展中具有進步性，值得肯定。當然，如果放在全國格局中看，不足也很明顯。這主要是：第一，江西興辦的實業總量仍然不多，該時期全國興辦資本萬元以上的企業2000多家，江西實際上達不到各省的平均數，較之周邊省份，差得更多。第二，分布局促，規模不大，在當時47類開辦有新式企業的行業中，江西僅在十六七個行業辦有企業，企業較多的行業僅為銀行業和航運業，以銀行為例，僅南昌一地“所有各銀錢行號，計官商合辦者則有江西銀行、贛省銀行、公共銀行。商辦者則有振商銀行、惠通銀行、振華銀行、同益銀行、華泰銀行。其他銀號、錢莊，城廂內外亦不下四五十處”。其他行業的新式企業則屬寥寥，“更不足以語重工業”，還談不上結構和覆蓋的問題。除少數幾個大企業外，其餘大多數資本較少，規模較小，設備簡陋，包括更多的上表未列出的小企業，“實遠未達新式工廠標準”。第三，工商業經濟在整體上發展程度不高，因而對全省財政的貢獻不大。由於缺乏近代工商經濟的有力支撐，江西財政除少數年份外大多相當拮據，以至於眾多銀行漫無限製，任意發行紙幣，造成經濟秩序混亂和赤字嚴重。因此，江西新興經濟的發展，與曆史比有很大的進步，但在全國的格局中，則處於較為落後的位置。
造成新式實業不能有更大發展的原因，不一而足。既有封建製度的壓製，戰爭的影響，也有觀念滯後、資金投入不足、商品產出不暢等問題。這些原因的集中表現，便是沉重的厘金製度。江西這時的厘金稅捐仍在一個較高的位置。據北洋政府財政部的統計，江西1916年至1922年的厘稅實收情況為：1916年2651936元；1917年2651684元；1920年3233019元；1921年2655156元；1922年2492031元。在全國有統計數字的27個省區中，以江西的征收稅率最高，為值百抽十，即經過稅關時，商品貨物價值100元者要完納10元的稅金。而其他省區與江西有很大的不同，如浙江、陝西等八省區值百抽五，福建、湖北等四省區值百抽三，四川、河南、直隸等四省區值百抽二點五，山東、安徽、湖南、廣東等六省區值百抽二，江蘇抽一點五至二。江西近代工商企業不能有更大發展，厘稅過重是一個致命性的原因。因此，江西新式實業在北洋時期，經曆的是一個相當艱難的生長過程。
二、農業經濟的起伏
江西向來為糧食主產區，是農業發達的省份。但在19世紀中後期，因為江西是太平軍與清軍戰爭的主要地區之一，造成人口嚴重傷亡，“實際上結束了江西在十九世紀後期的糧食輸出者地位”。這個下降的曲線，進入20世紀後開始抬升，在1916年前後江西農業達到一個新的高點，但後來又有反複和下降。
從19世紀80年代起，江西農業中出現零星的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民國後，這一新經濟繼續發展。最有代表性的，如1915年廣東商人唐吉軒等集資13萬兩，在修水創辦寧茶振植有限公司。該公司“購備製茶機器，自辟茶園，其目的在求由栽培、製造以至販賣，相提並進，謀整個的發展。其目標既甚高遠，規模亦頗宏大，在寧茶占有重要地位”。其後，該公司複加入新人，增加資本，對扶植修水茶葉生產尤其是銷售，起了良好作用。隻是，當時江西農業中這種產銷合一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實體，為數極少。
占農業主導地位的，還是傳統的自然經濟。當時調查全省農田麵積，1914年為3426.1萬畝，1916年為3595.7萬畝，1918年為3631.5萬畝，整個北洋時期，未能超過4000萬畝，較此前清同治時期的4600萬畝和此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4000多萬畝，相差數百甚至上千萬畝。北洋政府對農業發展，也有一些扶持政策，如倡修水利、提倡良種、改良茶業、減少茶葉出口稅等。全省農林產品的生產，主要有糧食、茶葉、大豆、棉花、麥子、煙草、靛青、花生、菜油、茶油、柏油、桐油、樟腦油、木料、木柴等。糧食生產以1918年前的數年間最好，1914-1918年江西的稻穀平均年產量，據計算約為124億斤。
農林產品除自用外，基本保持著一個較高的出口態勢。據九江海關關於1916和1917年出口情況的記載：“就出口貨表觀之，豆子暨米麥、棉花，均極暢旺，水靛尤形發達……米一項，自五年一月九日弛禁後，是年出口之數，已達三十六萬六千四百餘擔，本年竟增至六十三萬五百餘擔，此為本關冊紀以來所未有者。”但這個數據仍不能完全反映江西糧食的生產及剩餘狀況，一是出口處不止九江一地；二是江西時常發生禁止米穀出口的情況，往往在開禁後的一年會出現出口的劇增，如1919年禁止米穀出口，1920年出口即達到250萬擔。因此，有研究者認為，江西在1915年後又成為一個大的糧食輸出者了。 大量農產品出口的情況說明，江西農產品的商品率程度，在北洋時期繼續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因此，有人分析這個時期農林產品生產量及輸出概況後認為，江西同時也“為農商業最發達之區”。
農業中的另一個新情況，是九江開埠以來外資收購農產品的情形，趨於加強。江西煙葉生產，以鄱陽、廣豐兩縣為最著。鄱陽所產者，多製本國煙絲，外人鮮有販運。廣豐所產者，自1917年來，幾全為外人販去。1919年煙葉收成頗好，英、美、日本各煙商群聚購買，而尤以美商所收為最多。美商美星行先後分三批購運6000餘擔，日商伊藤行也購買了1500餘擔，英商裕通行分兩批購買了3500餘擔，三國總計購買12000餘擔，平均每擔價格以25元計算，總共合洋30餘萬元。“以故近年來所有田地，多變為種煙之用，蓋以利之所在故也。又聞瑞金所產之煙葉，亦多為外人所購去。”
這個時期的全省農業生產，也遇到新的困難。這主要是：第一，九江開埠通商後，國外以棉紗、棉布、紙張等為主的商品大量進入內地，對江西的自然經濟和農民的生產生活形成較大的衝擊。第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對農產品的國內、國際市場形成衝擊，影響到江西農產品的生產與輸出。例如江西茶葉一向在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英國禁止華茶入口，俄國因國內發生革命而使交易大減，江西茶葉“以致大遭打擊”，1917年比上年出口的295200擔減少61800擔，此後亦逐年降低，致使1915年起出現種茶高潮衰退。當然，江西農產品也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得到厚利的，如著名的江西靛青產銷，因歐戰發生、需求旺盛而出現盛況。樂平等為江西最大之靛青產區，所產者頗著名。“當歐戰初起時，種植藍樹，成為該地之主要農業。”靛青在清末時每200斤隻值二三元，歐戰時則漲至20元；1920年時每畝產值降為10元，而在1917-1918年則為60元。第三，戰亂、災害和厘金製度的嚴重影響。江西在1912-1915年、1918年、1924-1925年，均發生嚴重的水災，破壞極大。厘金製度對農業的影響也極明顯，如贛南地區所產之糖，遠銷湖口及安慶、漢口等處，“近因厘金較繁，成本太重，銷路阻滯，製糖種蔗之戶，均漸次減少”。第四，稅捐和地租較高，對農民的再生產影響極大，致使農業的內部生產環境較為惡劣。例如田賦，江西1915-1918年間，實收在440萬至520萬元之間；地租，北洋時期全省68縣中，除萍鄉、梓山、銅鼓、分宜、宜春、尋烏6縣未詳外，其他62縣中地租占收獲量的比率，在50%以下的僅12縣，占50%的有22縣，55%的有4縣，60%的有26縣，65%的1縣，70%的4縣，還有2縣占75%。大多數縣地租的比率，超過了土地收獲量的一半，最高的竟然占到了三分之二。因此，江西農戶“終年碌碌而負債累累，不能飽暖者，迨居十之四五”。
三、南潯鐵路的通車
江西修建鐵路，始於清末。境內最早建成的一條鐵路，是1899年12月動工、1906年竣工通車的株（洲）萍（鄉）鐵路，全長101公裏。這是全國鐵路總公司修築、為運輸萍鄉煤炭的一條官辦鐵路。
江西自己修築的第一條鐵路是南潯鐵路。1904年秋，江西京官李盛鐸等百餘人受全國收回鐵路自辦形勢的影響，呈請商部創辦江西通省鐵路總公司，將全省鐵路統歸本省紳商自行承辦，得到允準。當時計劃，擬以南昌為中樞，修築一條幹線（九江經南昌至廣東南雄）、三條支線（南昌至福建、南昌至浙江、南昌經萍鄉接株萍鐵路）。後因經費無著，先修南昌至九江鐵路，1908年開工，因九江簡稱為“潯”，這條鐵路遂稱南潯鐵路。鐵路因借日款修築，全部工程遂由日本大倉洋行承辦。到1911年，僅修成九江至德安段即因款絀而停工。1912年5月，九德段通車。
1912年，南潯鐵路改為官商合辦，成立南潯鐵路有限公司，以吳鈁為總理（繼任者有孫多森、李盛鐸、蔡儒楷），趙世宣、羅兆棟（繼任者有劉廷琦、劉世珍、張肇達）為協理，繼續開工修築。由於資金短缺，7月向日本東亞興業會社借日元500萬元，年息6.5厘，限15年還清本息，以全路財產及進款抵押，規定到期本利未還，即由日方代行營業。1914年5月，續借日元250萬元，一切條件仍舊。1915年11月，德安至南昌（牛行）段建成通車。全路總長138公裏（含10公裏延長線），總建設費截至1921年，為9067001元。
南潯鐵路建成通車後，改善了贛北的交通條件，特別是結束了江西最主要的兩個城市南昌和九江之間靠航運聯係的曆史，也極大地方便了江西人員與物產的進出。據記載，南潯鐵路的載客人數和貨物運輸，以1916年剛通車的一年為最低，在1917-1921年間，載客量每年在28萬人左右，運貨量在11萬噸左右。雖然由於初期營業“所入固微，即應付息款，亦不能以時給”，但這種狀況很快有了改變。這條鐵路對江西政治、經濟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與大張旗鼓修建鐵路不同，這期間江西公路的修築要落後得多。清末修築九江到廬山腳下蓮花洞的公路，為江西公路建築之嚆矢。當時修成路長為13公裏。進入民國後，江西修築公路“雖屢有倡議，未見實施”。1925年，當局感到省境內交通不便，曾規劃興修省道，以利運輸，為此設立江西省道局。江西有路政機關，即由此始。省道局著手興修南昌到蓮塘的南蓮公路，尚未竣工，因北伐戰爭而中止。
四、進出口貿易的小幅增長
進出口貿易是一地經濟發展狀況的一個反映。在1912-1926年間全省的進出口貿易，在整體上，15年中有9年處於出超，6年處於入超的狀況，基本上保持了自1904年起扭轉過來的出超趨勢，是一個相對較好的經濟貿易時期。從進口看，進口商品主要為棉紗、布料、襯衣、藥品、麵粉、煤油、火柴等日用工業品和鋼鐵及鋼鐵製品等，每年進口的總值，較之1865-1894年間每年經九江海關進口在2600萬～4500多萬兩之間情況，是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較1904-1911年（最高的1910年為17677840兩，最低的1906年為9219728兩，年平均為12725395兩），則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從出口看，江西的出口商品，除瓷器外，主要是農副產品和一兩種礦產，有茶葉、米穀、棉麻、瓷器、紙張、花生、大豆、煤炭、鎢砂等。這期間每年出口的總值，較之1865-1894年間每年經九江海關出口值的400萬～900多萬兩之間情況，增長均在1～3倍左右；較清末最好的1904-1911年（最高的1911年為19071686兩，最低的1905年為12154563兩，年平均為15372650兩），除個別年份，增加數也十分明顯。
一、新式實業的艱難生長
近代經濟與古代經濟的根本區別，是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生長和發展。江西新式實業，產生於19世紀末。新式實業，實質上就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1895-1911年，江西在晚於周邊省份一二十年後，出現一個興辦新式實業的高潮，產生了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在近代經濟史的劃分上，人們通常將繼其後的1912年至1927年，視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期。經過此前的產生期以後，江西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個時期有較大的發展。下表可以概見這個時期江西新式實業生長的全貌。
表中所列，難言完全。但從中也可看出，在清末江西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式實業產生的基礎上（當時興辦資本萬元以上的新式實業約30家），北洋時期繼續興辦江西新式實業，在規模和數量上均有所擴大，資本萬元以上的實業已增加了55家。一些清末開辦的企業，在北洋時期有了更大的發展（也有的倒閉歇業），最顯著的如萍鄉安源煤礦，這是江西最早的近代企業之一，進入民國後生產的近代化程度日高，在20年代已具備較強的生產能力，全礦“煤槽鐵軌，六通四達；煤窿電車，往來不絕。外而洗煤機、煤磚機、煉焦爐，附設之機器廠、火磚廠；餘如醫院、學堂、米倉、料庫之屬，因地製宜，規模完備……日出煤二千噸，月可煉焦一萬二千噸，年可造磚六七萬噸，造火磚數萬噸……而轉運分銷，如湘之株洲、湘潭、長沙、嶽州；贛之九江、南昌；皖之安慶、蕪湖、大通；蘇之南京、鎮江、常州、上海，各有分局。而於漢口設運銷總局，以匯上下遊各分[局]之總。輪艘囤儲之廠棧，逐年加增，鹹足備用。額定銷數，除專供漢陽鐵廠焦煤外，如長江各項商輪，京漢鐵路火車，長江各埠各局廠，及其他西洋之兵輪，東洋之製鐵所，鹹取給焉。而美屬舊金山各廠商，亦以貨高價廉，遠來議訂。蓬勃之勢，聲振遐邇，此誠我國第一之實業也”。而新開辦的企業，則不但相繼填補著近代江西產業的空白，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嶄新的內容，而且有的企業、產業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特別是豐富的地下礦藏相繼采掘，1915年在大餘西華山首先發現鎢礦，立即震動一時。因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需求旺盛，高價收買，西華山遂極一時之盛。到1918年前後，贛南地區已發現鎢礦30餘處，且“營業發達，公司林立”，其產量居世界產鎢國家的首位，占據中國總產量的70%。1918年高達1.3萬噸，1919年到1926年間，年產量也常在9000噸上下。
這一時期開辦的新式實業，在江西近代曆史發展中具有進步性，值得肯定。當然，如果放在全國格局中看，不足也很明顯。這主要是：第一，江西興辦的實業總量仍然不多，該時期全國興辦資本萬元以上的企業2000多家，江西實際上達不到各省的平均數，較之周邊省份，差得更多。第二，分布局促，規模不大，在當時47類開辦有新式企業的行業中，江西僅在十六七個行業辦有企業，企業較多的行業僅為銀行業和航運業，以銀行為例，僅南昌一地“所有各銀錢行號，計官商合辦者則有江西銀行、贛省銀行、公共銀行。商辦者則有振商銀行、惠通銀行、振華銀行、同益銀行、華泰銀行。其他銀號、錢莊，城廂內外亦不下四五十處”。其他行業的新式企業則屬寥寥，“更不足以語重工業”，還談不上結構和覆蓋的問題。除少數幾個大企業外，其餘大多數資本較少，規模較小，設備簡陋，包括更多的上表未列出的小企業，“實遠未達新式工廠標準”。第三，工商業經濟在整體上發展程度不高，因而對全省財政的貢獻不大。由於缺乏近代工商經濟的有力支撐，江西財政除少數年份外大多相當拮據，以至於眾多銀行漫無限製，任意發行紙幣，造成經濟秩序混亂和赤字嚴重。因此，江西新興經濟的發展，與曆史比有很大的進步，但在全國的格局中，則處於較為落後的位置。
造成新式實業不能有更大發展的原因，不一而足。既有封建製度的壓製，戰爭的影響，也有觀念滯後、資金投入不足、商品產出不暢等問題。這些原因的集中表現，便是沉重的厘金製度。江西這時的厘金稅捐仍在一個較高的位置。據北洋政府財政部的統計，江西1916年至1922年的厘稅實收情況為：1916年2651936元；1917年2651684元；1920年3233019元；1921年2655156元；1922年2492031元。在全國有統計數字的27個省區中，以江西的征收稅率最高，為值百抽十，即經過稅關時，商品貨物價值100元者要完納10元的稅金。而其他省區與江西有很大的不同，如浙江、陝西等八省區值百抽五，福建、湖北等四省區值百抽三，四川、河南、直隸等四省區值百抽二點五，山東、安徽、湖南、廣東等六省區值百抽二，江蘇抽一點五至二。江西近代工商企業不能有更大發展，厘稅過重是一個致命性的原因。因此，江西新式實業在北洋時期，經曆的是一個相當艱難的生長過程。
二、農業經濟的起伏
江西向來為糧食主產區，是農業發達的省份。但在19世紀中後期，因為江西是太平軍與清軍戰爭的主要地區之一，造成人口嚴重傷亡，“實際上結束了江西在十九世紀後期的糧食輸出者地位”。這個下降的曲線，進入20世紀後開始抬升，在1916年前後江西農業達到一個新的高點，但後來又有反複和下降。
從19世紀80年代起，江西農業中出現零星的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民國後，這一新經濟繼續發展。最有代表性的，如1915年廣東商人唐吉軒等集資13萬兩，在修水創辦寧茶振植有限公司。該公司“購備製茶機器，自辟茶園，其目的在求由栽培、製造以至販賣，相提並進，謀整個的發展。其目標既甚高遠，規模亦頗宏大，在寧茶占有重要地位”。其後，該公司複加入新人，增加資本，對扶植修水茶葉生產尤其是銷售，起了良好作用。隻是，當時江西農業中這種產銷合一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實體，為數極少。
占農業主導地位的，還是傳統的自然經濟。當時調查全省農田麵積，1914年為3426.1萬畝，1916年為3595.7萬畝，1918年為3631.5萬畝，整個北洋時期，未能超過4000萬畝，較此前清同治時期的4600萬畝和此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4000多萬畝，相差數百甚至上千萬畝。北洋政府對農業發展，也有一些扶持政策，如倡修水利、提倡良種、改良茶業、減少茶葉出口稅等。全省農林產品的生產，主要有糧食、茶葉、大豆、棉花、麥子、煙草、靛青、花生、菜油、茶油、柏油、桐油、樟腦油、木料、木柴等。糧食生產以1918年前的數年間最好，1914-1918年江西的稻穀平均年產量，據計算約為124億斤。
農林產品除自用外，基本保持著一個較高的出口態勢。據九江海關關於1916和1917年出口情況的記載：“就出口貨表觀之，豆子暨米麥、棉花，均極暢旺，水靛尤形發達……米一項，自五年一月九日弛禁後，是年出口之數，已達三十六萬六千四百餘擔，本年竟增至六十三萬五百餘擔，此為本關冊紀以來所未有者。”但這個數據仍不能完全反映江西糧食的生產及剩餘狀況，一是出口處不止九江一地；二是江西時常發生禁止米穀出口的情況，往往在開禁後的一年會出現出口的劇增，如1919年禁止米穀出口，1920年出口即達到250萬擔。因此，有研究者認為，江西在1915年後又成為一個大的糧食輸出者了。 大量農產品出口的情況說明，江西農產品的商品率程度，在北洋時期繼續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因此，有人分析這個時期農林產品生產量及輸出概況後認為，江西同時也“為農商業最發達之區”。
農業中的另一個新情況，是九江開埠以來外資收購農產品的情形，趨於加強。江西煙葉生產，以鄱陽、廣豐兩縣為最著。鄱陽所產者，多製本國煙絲，外人鮮有販運。廣豐所產者，自1917年來，幾全為外人販去。1919年煙葉收成頗好，英、美、日本各煙商群聚購買，而尤以美商所收為最多。美商美星行先後分三批購運6000餘擔，日商伊藤行也購買了1500餘擔，英商裕通行分兩批購買了3500餘擔，三國總計購買12000餘擔，平均每擔價格以25元計算，總共合洋30餘萬元。“以故近年來所有田地，多變為種煙之用，蓋以利之所在故也。又聞瑞金所產之煙葉，亦多為外人所購去。”
這個時期的全省農業生產，也遇到新的困難。這主要是：第一，九江開埠通商後，國外以棉紗、棉布、紙張等為主的商品大量進入內地，對江西的自然經濟和農民的生產生活形成較大的衝擊。第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對農產品的國內、國際市場形成衝擊，影響到江西農產品的生產與輸出。例如江西茶葉一向在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英國禁止華茶入口，俄國因國內發生革命而使交易大減，江西茶葉“以致大遭打擊”，1917年比上年出口的295200擔減少61800擔，此後亦逐年降低，致使1915年起出現種茶高潮衰退。當然，江西農產品也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得到厚利的，如著名的江西靛青產銷，因歐戰發生、需求旺盛而出現盛況。樂平等為江西最大之靛青產區，所產者頗著名。“當歐戰初起時，種植藍樹，成為該地之主要農業。”靛青在清末時每200斤隻值二三元，歐戰時則漲至20元；1920年時每畝產值降為10元，而在1917-1918年則為60元。第三，戰亂、災害和厘金製度的嚴重影響。江西在1912-1915年、1918年、1924-1925年，均發生嚴重的水災，破壞極大。厘金製度對農業的影響也極明顯，如贛南地區所產之糖，遠銷湖口及安慶、漢口等處，“近因厘金較繁，成本太重，銷路阻滯，製糖種蔗之戶，均漸次減少”。第四，稅捐和地租較高，對農民的再生產影響極大，致使農業的內部生產環境較為惡劣。例如田賦，江西1915-1918年間，實收在440萬至520萬元之間；地租，北洋時期全省68縣中，除萍鄉、梓山、銅鼓、分宜、宜春、尋烏6縣未詳外，其他62縣中地租占收獲量的比率，在50%以下的僅12縣，占50%的有22縣，55%的有4縣，60%的有26縣，65%的1縣，70%的4縣，還有2縣占75%。大多數縣地租的比率，超過了土地收獲量的一半，最高的竟然占到了三分之二。因此，江西農戶“終年碌碌而負債累累，不能飽暖者，迨居十之四五”。
三、南潯鐵路的通車
江西修建鐵路，始於清末。境內最早建成的一條鐵路，是1899年12月動工、1906年竣工通車的株（洲）萍（鄉）鐵路，全長101公裏。這是全國鐵路總公司修築、為運輸萍鄉煤炭的一條官辦鐵路。
江西自己修築的第一條鐵路是南潯鐵路。1904年秋，江西京官李盛鐸等百餘人受全國收回鐵路自辦形勢的影響，呈請商部創辦江西通省鐵路總公司，將全省鐵路統歸本省紳商自行承辦，得到允準。當時計劃，擬以南昌為中樞，修築一條幹線（九江經南昌至廣東南雄）、三條支線（南昌至福建、南昌至浙江、南昌經萍鄉接株萍鐵路）。後因經費無著，先修南昌至九江鐵路，1908年開工，因九江簡稱為“潯”，這條鐵路遂稱南潯鐵路。鐵路因借日款修築，全部工程遂由日本大倉洋行承辦。到1911年，僅修成九江至德安段即因款絀而停工。1912年5月，九德段通車。
1912年，南潯鐵路改為官商合辦，成立南潯鐵路有限公司，以吳鈁為總理（繼任者有孫多森、李盛鐸、蔡儒楷），趙世宣、羅兆棟（繼任者有劉廷琦、劉世珍、張肇達）為協理，繼續開工修築。由於資金短缺，7月向日本東亞興業會社借日元500萬元，年息6.5厘，限15年還清本息，以全路財產及進款抵押，規定到期本利未還，即由日方代行營業。1914年5月，續借日元250萬元，一切條件仍舊。1915年11月，德安至南昌（牛行）段建成通車。全路總長138公裏（含10公裏延長線），總建設費截至1921年，為9067001元。
南潯鐵路建成通車後，改善了贛北的交通條件，特別是結束了江西最主要的兩個城市南昌和九江之間靠航運聯係的曆史，也極大地方便了江西人員與物產的進出。據記載，南潯鐵路的載客人數和貨物運輸，以1916年剛通車的一年為最低，在1917-1921年間，載客量每年在28萬人左右，運貨量在11萬噸左右。雖然由於初期營業“所入固微，即應付息款，亦不能以時給”，但這種狀況很快有了改變。這條鐵路對江西政治、經濟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與大張旗鼓修建鐵路不同，這期間江西公路的修築要落後得多。清末修築九江到廬山腳下蓮花洞的公路，為江西公路建築之嚆矢。當時修成路長為13公裏。進入民國後，江西修築公路“雖屢有倡議，未見實施”。1925年，當局感到省境內交通不便，曾規劃興修省道，以利運輸，為此設立江西省道局。江西有路政機關，即由此始。省道局著手興修南昌到蓮塘的南蓮公路，尚未竣工，因北伐戰爭而中止。
四、進出口貿易的小幅增長
進出口貿易是一地經濟發展狀況的一個反映。在1912-1926年間全省的進出口貿易，在整體上，15年中有9年處於出超，6年處於入超的狀況，基本上保持了自1904年起扭轉過來的出超趨勢，是一個相對較好的經濟貿易時期。從進口看，進口商品主要為棉紗、布料、襯衣、藥品、麵粉、煤油、火柴等日用工業品和鋼鐵及鋼鐵製品等，每年進口的總值，較之1865-1894年間每年經九江海關進口在2600萬～4500多萬兩之間情況，是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較1904-1911年（最高的1910年為17677840兩，最低的1906年為9219728兩，年平均為12725395兩），則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從出口看，江西的出口商品，除瓷器外，主要是農副產品和一兩種礦產，有茶葉、米穀、棉麻、瓷器、紙張、花生、大豆、煤炭、鎢砂等。這期間每年出口的總值，較之1865-1894年間每年經九江海關出口值的400萬～900多萬兩之間情況，增長均在1～3倍左右；較清末最好的1904-1911年（最高的1911年為19071686兩，最低的1905年為12154563兩，年平均為15372650兩），除個別年份，增加數也十分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