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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五四與社會改造運動的興起
一、五四運動在江西的展開
1？郾運動的第一階段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數千人在天安門集會並遊行，抗議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和會”上拒絕中國收回權利、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並把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的無理行為，要求北京政府“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遭到軍閥當局的鎮壓，學生被捕30多人。全北京學生立即實行總罷課，並通電全國表示抗議，由此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席卷全國的五四愛國運動。江西社會各界以學生為先鋒，積極呼應和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迅速、廣泛地在江西掀起了一場波瀾迭起、有聲有色而且持續長久的愛國民主運動。
江西的愛國運動一開始就富有聲勢和特點。北京五四的消息首先傳到九江和南昌，7日起，兩地學生迅即行動，一星期中“屢開秘密會議，各學生所表示之態度，均激昂慷慨，且極堅決。故各校校長及教員一致讚成，加入運動”。10日，南昌各校學生在百花洲集議，急電北京政府，懇請對山東權益據理力爭、萬勿簽字，對被捕學生迅予釋放。12日，南昌市17所學校的3000多學生，以江西省學界遊行警告團名義，舉行遊行示威，軍樂前導，每一學生執白布或白紙旗一麵，上書“誅賣國賊”、“力爭青島”、“救被捕之北京學生”、“抵製日貨”、“同胞速醒”等，“各校校長及管教員等亦多隨隊前往”。遊行隊伍從皇殿側公共體育場出發，先後到省議會、督軍署、省長公署、教育廳和省總商會請願，學生代表痛切陳詞，表示“我視同生命之青島決不可斷送，我視如蛇蠍之密約決不可存留，我視同神聖之北京學生決不可拘禁”，要求他們致電北京政府，立行救國討賊和釋放北京學生。學生代表“聲淚俱下，聞者動容”，出來接見的督軍陳光遠、省長戚揚及副議長、教育廳長、商會會長等人，均當場答應學生的要求，並分別在當天或次日向北京發出電文。學生們的行動，也得到市民們的支持，“沿途觀者人山人海，而販夫走卒以及婦女老稚莫不感動，甚有見旗幟而下淚，向隊伍而脫帽致敬者。兩旁之商家，均現戚容，無一嬉笑喧嘩者，亦可見贛人之心理矣……沿途警察保護秩序，極為熱心，亦難得也”。以警告團遊行和請求地方當局出麵支持的形式，表達學生的愛國要求，是江西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一項創舉。學生們在行動中，顯示出良好的鬥爭策略（感動並取得地方當局的支持）和約束能力（遊行學生秩序整齊，有理有節），造成“壯氣為虹，和歌變征，興憂風雨，涕已無從”（南昌遊行學生致北京各學校電文）的強烈現場氣氛，因而取得了聲援和宣傳的良好效果，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於連在上海的外報《大陸報》也報道說：“江西人性質素來保守，今乃有此舉動，殊不容輕視。”
以12日南昌學生的警告遊行為標誌，江西五四運動同時向深度和廣度全麵發展，在很短時間內形成運動的第一個高潮：
一是運動以南昌、九江為中心，波及全省，頓成規模。從12日起，據不完全統計，贛州、吉安、泰和、萬安、新幹、永豐、峽江、吉水、遂川、撫州、南城、宜黃、崇仁、南豐、石城、寧都、上猶、樂安、黎川、上饒、弋陽、波陽、鉛山、萬年、貴溪、景德鎮、都昌、湖口、彭澤、星子、德安、永修、修水、宜春、高安、銅鼓、清江、萍鄉等縣都開展了活動。“可以說，從鄱湖之濱到贛江兩岸，從綿延武夷到幕阜山麓，到處響徹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怒吼！”
二是運動以學生為先鋒，但商會、教育會、農會等民眾團體以及作為民意機關的省議會也同時參加，一道行動，形成強大的社會合力。這些團體機關，在五四運動前的幾個月裏，已經多次通電北京，表示反對日本掠奪山東的態度。北京五四消息傳出後，他們立即與江西學生取一致行動。5月8日，九江教育會、總商會即分別致電北京政府請求拒簽巴黎和約，釋放被捕學生。10日，江西省農會、教育會、南昌總商會均向北京政府發出了同樣內容的電文。13日，江西省議會亦致電北京政府，轉陳江西要求中央據理力爭、還我山河、釋我學生、一致對外的“民意”，請中央“鑒納，以保國土而順輿情”。其後，他們與學生實際上結成為一條戰線，同仇敵愾，形成愛國運動的巨大的整體力量。
三是抵製日貨。江西的愛國運動幾乎一開始就將抵製日貨作為一項主要內容。南昌學生12日下午遊行結束時，即表示自即日起，各校學生不用日貨，並勸告學生親友提倡國貨。同日，九江各界民眾為抵製日本台灣銀行發行的紙幣，群起兌換現洋，致使日本銀行緊急從南昌調運銀元救急。14日，南昌市總商會集會討論抵製日貨辦法，通告全市商行商幫和全省各縣鎮商會，不再販運日貨。隨後，南昌、九江等地抵製日貨形成高潮，各行業公會、商幫、商家紛紛響應，江西農校學生集中燒毀本校日貨，省立女師學生程孝芬更是割斷右手中指，血書“提倡國貨，用日貨就是冷血動物”13字，以至流血過多而昏倒，震動一時。英人《字林西報》所發5月20日的九江通信，也進一步報道了九江抵製日貨情況：“此間日人汽船營業大壞，隻有華客三十人，貨物實可謂全無。船上華人船員，鹹有去意。九江排日運動之烈，與上海無殊，傳單到處皆是。”抵製日貨是五四運動中全國各地幾乎共同的做法，是當時被迫采取的一種鬥爭手段，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掠奪的不滿。
四是學生的組織程度和責任意識較高。在成功舉行警告遊行的第二天，南昌各校學生即在百花洲開會，商議組織江西省學生聯合會。當時，北京政府已經釋放被捕學生，但其他問題尚未解決。學生們認為，學生是國家之優秀分子，自當盡其所能，組織團體，做精神上之聯合，以交流知識，並向社會宣傳和提倡愛國精神，使不識字者居多的人民，知國家之可愛和今日之艱難，將愛國鬥爭堅持到底。經過兩星期的籌備，江西學生聯合會於25日在南昌正式成立。聯合會以邵祖平、盧任華為正、副幹事長，丁偉、汪宏毅為正、副評議長。在南昌學生醞釀組織團體的同時，九江學生也於20日籌組聯合會，並於25日正式成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不但表明學生們的行動有了統一的組織和領導，而且顯示出學生們對宣傳和動員民眾，有一種自覺的責任意識和長遠眼光。
在運動的高潮中，江西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即民眾反對議員加薪的風潮。5月21日，省議會召開秘密會議，議決增加議員薪餉。31日，南昌各界發起召開公民臨時大會，推舉代表向省議會質詢。代表們與議會警衛發生衝突，議會會場被搗毀，數名議員受傷。各界公民複推代表麵見督軍陳光遠，要求陳取消議員加薪案，不得要領。6月1日，南昌全市商店宣布實行罷市後，陳光遠答允取消議員加薪，商店才一齊開市。這場風波，反映了代表民意的議會過於注重自身利益，與民眾的意願發生了嚴重的疏離，因而受到以商民為主體的城市民眾的抵製，致使地方當局也不得不最後向民眾妥協。
2？郾運動的第二階段
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行動，並為曹、章、陸辯護；又於3、4兩日，逮捕抗議的北京學生800餘人，激起全國人民的更大憤怒，五四運動進入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新階段。江西愛國運動由此進入第二個高潮，特別是九江工人舉行罷工，加入了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工人的第一次政治罷工、推動五四運動新發展的行列。
6月4日，江西學生接到由天津轉上海、上海學聯轉江西學聯要求速起援救北京學生的電文。5日，南昌各校學生立即舉行罷課，並通電全國，要求北京政府嚴懲曹、章、陸，取消中日一切密約，釋放被捕學生。南昌總商會繼起聲援，也於10日向北京政府發出要求保全學生、懲辦國賊的通電。在實現釋放學生、罷免曹等3人職務目標後，6月中下旬，江西愛國運動與全國同步，集中到要求拒簽和約上。同時，江西與全國主要是京、津、滬的聯係，以及與本省各縣的聯係，更為密切，南昌、九江還派出學生代表，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活動。因此，這一階段運動的組織程度更高。
江西這一階段的運動，以九江最為出色。碼頭工人加入鬥爭，形成“三罷”形勢，九江實際成為江西愛國運動的中心，是這一階段愛國運動的主要特點。6月6日，九江教會學校南偉烈大學率先實行罷課，並向全國發出通電。隨後，罷課學生與其他已提前放假學校的未回家的學生，組成多個救國講演團，在街頭巷尾講演愛國行動，並與北京學生代表張益軒共同動員各公團“一致行動”。12日，九江商界舉行全城罷市。上海《申報》報道說，九江“此次罷市，商界本早有此意，惟以商情非常渙散，無從提倡，遂致延宕多日。紳界某君等以沿江各埠業已罷市，九江迄無消息，殊為憤慨，適接上海學生來電，當即將原電油印分散各商店，並要求與滬、寧、蘇（州）、揚（州）等處取一致行動，遂有本日結果”。罷市得到學生們的歡迎，九江學生結隊遊行，手持“商界萬歲”、“幸勿暴動”、“抵製日貨”、“堅持到底”等旗幟，“高唱商民萬歲，以表示學生歡迎商家協力援助之意。遊行後，學生們又分段站崗並到各處演說，遇有日本人經過，學生伴隨保護，秩序如常”。這說明，九江學生在運動中顯示出相當高的智慧，即使是在運動高潮中也保持了冷靜和秩序。
愛國運動同時得到九江工人的聲援。在商界罷市的同一天即12日，九江各躉船工人、碼頭運輸工人實行罷工，相約定不取輪船貨物，不搬貨物上船。工人們說，現在商界罷市，學界罷課，我等工人何獨無心肝，不為應援？這一說法成為共識，“各工人群以為然”。罷工中，碼頭工人拒絕裝卸貨物，致使到埠的輪船久停江岸或空駛而去。劃船工人拒絕運載日本人過江，廬山的轎夫也拒絕抬運日本人上下廬山，致使日本人“感受非常困難”。罷工期間，工人們雖麵對“餓肚不開工”的生活困難，但鬥誌不改。有美國人往廬山避暑，願出高價請工人搬運20餘件行李，罷工工人回答說：“我們並不是說先生錢少了不搬，是因為日本人欺我中國太甚，是以我們罷工。”以致美國人不但自己動手搬運行李，而且對中國工人的愛國行為大生感佩，稱讚“中國人熱心甚好，不久即可強國！”學生們敬佩工人的堅決和勇敢，立即喊出了“工界萬歲”的口號。九江工人的罷工，從根本上壯大了愛國運動的力量，形成了五四運動中江西僅有的一處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的“三罷”鬥爭局麵，也是江西五四運動發展到高峰的標誌。
九江“三罷”鬥爭堅持了好幾天，產生了許多動人的情景和巨大的政治影響。《申報》記者報道說：“最奇者，此次舉動，不論如何暴動，軍警並不幹涉；不論聚集多[少]人，隻要學生一言，無不立散。即八九齡小學生，人民亦必信仰。俗雲興與不興看後人。如此八九齡童子，均井井有條，中國轉弱為強，諒不遠矣。”
在五四運動中，江西還有兩個政治現象值得一提。其一，江西籍學生在全國愛國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大學的許德珩和段錫朋、張國燾，是北京五四運動的重要參與者，許德珩是5月4日北京被捕的32個學生之一，段錫朋6月在上海當選為新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他們曾多次或派人或自己到九江、南昌進行聯絡，為江西愛國運動的開展，同樣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江西省軍政當局多讚同學生和民眾的要求。陳光遠與戚揚在5月12日接見遊行學生時，即支持和欽佩學生的愛國熱忱，明確表示不能以寸土與人，“現已擬定電稿，通電力爭”，“無論如何，誓以爭回主權，保我疆圉為目的”。陳、戚隨即致電北京政府，轉達學生“國可亡而青島不能讓，民可殺而主權不能失，應請切電我國代表堅持前議，請和會將青島交還中國”和“勿過摧殘”北京學生以保方剛之士氣的要求。江西省議會亦於13日致電北京政府，請其據理力爭，“以保國土而順輿情”。兩電名為轉達民意，實際上表示了他們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北京政府密電征詢意見後，陳光遠即有明確表態。在16日複北京政府電中，他提出了不能不力爭青島的4條理由，認為此事“直關國家存亡，自當誓死力爭，不能絲毫讓步。如果抗議無效，惟有嚴拒簽字”。其後，他還與李純、王占元以“長江三督”幾次上呈對時局的意見，其中如6月8日通電北京政府，提出3點主張：（1）對於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請照學生要求將其免職；（2）對於外交問題主張不簽字，萬不得已時，須有確切之善後辦法；（3）對於南北和議主張按照原議，先解決國會問題。陳光遠等對五四運動和江西學生、民眾的態度，雖然在6月1日接到北京政府的命令後有所變化，但總體上是支持的，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他們之所以能夠在運動中明確支持學生和民眾，表明自己的意見，既源於其自身的民族立場，更因為他們看到了民眾的力量，深知浩然民氣之不可違。客觀地說，他們的態度，也是影響北京政府最後決定罷免曹、陸、章和拒簽和約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全國人民的堅決鬥爭下，北京政府被迫於6月6日至8日釋放被捕學生，撤去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28日，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勝利，並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的開端。江西人民的鬥爭，既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全國人民的愛國鬥爭，也是全國人民愛國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五四運動的重要貢獻。
3？郾五四運動的延續
五四運動到6月底取得拒簽和約勝利而基本結束。但這場反帝愛國鬥爭的餘波，還延續了幾個月。在江西，這些鬥爭大體分為兩類：
一類是繼續支持和聲援省外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主要有：8月起，聲援山東人民反對“馬良禍魯”、要求懲辦製造8月5日“濟南血案”凶手的鬥爭，持續幾個月，江西還派出代表參加了進京請願活動；12月，為聲援福建人民反對日本暴徒製造“福州慘案”，要求北京政府對日交涉、懲凶維權的鬥爭，江西學聯組織了5000多學生參加的遊行警告，抗議日本人槍殺福建同胞的罪行。江西女界聯合會、南昌總商會、江西省教育會等團體以及九江的學生和市民，也紛發通電或舉行遊行，指斥日本人的強暴行為，要求北京政府“嚴重交涉，懲辦凶禍，以慰民望”。
另一類是開展本省的民主運動，鞏固五四運動成果，並維護本省的政治、經濟利益。主要有：（1）召開江西國民大會。7月21日，經江西各公團共同發起，正式在江西大舞台舉行國民大會。召開國民大會的宗旨，是表達江西民間對國事的態度，抒發國民外交的精神，“使東西諸友邦感受我國民之誠意，矯正對華政策，予以公道正誼之援助，以維持我國際地位，維持世界和平，斯則我江西國民大會之職誌之希望也”。這次大會通過了三條“救國方針”，即貫徹國民外交主張，全力對付中日交涉，懲辦國內奸黨。並向各友邦國、南北政府等發出電文，要求解決青島問題、實現南北統一一致對外。國民大會是五四運動中出現的一種民間鬥爭形式，當時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有實行。江西到1920年2月還曾再次召開國民大會，各界到會者近萬人，向北京政府發出警告，不得幹涉山東省向德國索回主權的行動。（2）成立江西各界聯合會。繼五四中相繼成立江西學聯和江西女界聯合會（6月16日成立）後，江西適應全國各地進一步聯合力量、發展愛國運動的形勢，響應京、津各界聯合會的多次聯絡，於8月間由學聯和女聯發起，聯合各團體籌建江西各界聯合會。中經反複，終於11月3日召開成立大會，組成了由20多個團體加入的江西各界聯合會。選舉錢誌銘為總幹事，楊錦垣、金士玨為副總幹事。隨後，派出3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了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大會，其中2人還被留在全國聯合會工作。（3）救濟南潯鐵路和反對開放米禁。（4）繼續提倡國貨，深入檢查和抵製洋貨，特別是日貨。
江西以愛國學生為主的這些鬥爭，一直堅持到1920年2月才告一段落。在1920年及其後，也仍多次發生。
二、改造社的成立與新思想的傳播
五四運動後，江西出現了一個以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接受和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浪潮。在這個浪潮中，以南昌為中心，在全省出現了一批新文化社團及其主辦的刊物，如南昌二中袁玉冰等組織的“改造社”及其社刊《新江西》，南昌女子師範學校孫師毅、劉和珍等組織的“覺社”及其創辦的《時代之花》半月刊和《江西女子師範周刊》，南昌一中的“晨鳴社”及其《晨鳴月刊》，曾天宇、張世熙、王立生等組織的“萬安青年學會”及其主辦的《青年》雜誌，惲代英、王子平等組織的“九江人社”，張朝燮、王環心等組織的“永修教育改造團”，方誌敏組織的弋陽“九區青年社”，孫師毅主持的《新民報》副刊《作新民》周刊，吉安十屬旅京學生會創辦的《吉州》，等等。這些社團和刊物，以闡釋民主觀念、介紹新思想、提倡新教育、促進人的思想啟蒙和改造社會為宗旨，形成了江西蓬勃一時的新文化運動，給社會帶來一股清新、開化之風。其中，最富有影響和成果的社團和刊物是“改造社”及其社刊《新江西》，領軍人物是袁玉冰、趙醒儂和方誌敏。
改造社是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成立最早的江西進步社團。創辦者袁玉冰（別名孟冰，1899-1927年）是泰和人，1918年考入南昌二中讀書，負有改造社會的大誌，曾賦詩“光陰去我太匆匆，忽忽年臨二十中。矢願從今堅立誌，要為世界主人翁”。五四運動時為南昌二中學生領袖，首次讀到《新青年》，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0年7月，在校聯合黃道、徐先兆、黃在璿（野蘿）、黃家煌、劉鐵、石廷瑜、支宏江（江岩）等7名有誌學生，組織“鄱陽湖社”，談論國事，抨擊時弊，探尋改造社會的問題。隨著思想的深入，他們感到“鄱陽湖社”的名稱難以體現社團的宗旨，即於12月改名為“改造社”，並在1921年1月1日召開改造社成立大會。當時有會員10餘人，共推袁玉冰為負責人，決定出版社刊《新江西》。改造社明確宣稱以“改造社會”為宗旨，先從江西做起，最終的目的是把這個“黑暗的舊江西”變成一個“光明的新江西”。隨後，袁玉冰等訂立了8條社規：（1）積極地破壞不良的社會製度。（2）社員隻能信仰主義，絕對不能信仰宗教。（3）對於民主革命的政黨，隻能援助，不能加入。（4）社員須有一種體力勞動或精神勞動的正當職業。（5）社員不得為資本家的助手。（6）社員生活須平民化。（7）社員不得有不良嗜好，如嫖賭煙酒之類。（8）社員對於下列各種應該有所研究：馬克思學說；社會學；外國語（至少一種）；世界語。社刊《新江西》也在5月1日出版了創刊號。該雜誌隨後在南昌、贛州、九江、吉安省內各地以至在北京、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均有發行，是江西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個最為主要的陣地，起了時代先鋒的作用。從改造社的宗旨、社規及所辦《新江西》雜誌看，改造社是一個主張社會改造的革命團體，是中共成立前在江西出現的一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進步組織。
改造社成立後，一批進步青年陸續加入。同年6月，在南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讀書的方誌敏（弋陽人，1899-1935年），也加入了改造社，並在校內積極組織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後，他考入九江南偉烈大學讀書，在校發起組織讀書會和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為尋求改造社會的真理，複於1922年7月毅然退學去上海，在滬相繼結識趙醒儂和袁玉冰，並由趙介紹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趙醒儂（1899-1926年）是南豐人，早年到上海做工，因備受欺壓，立誌改造社會，在職業補習學校閱讀到進步書刊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解放”理論，1921年五一節時在上海工商友誼會演講勞動節曆史，不久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很快轉為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趙、袁、方三人在上海分析江西時局和出路，感到新思想新文化在江西傳播不廣，決定從此入手，在南昌建立文化書社，作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陣地，得到團中央的肯定。1922年8月，趙醒儂送方誌敏返贛籌辦文化書社，送袁玉冰赴北京大學入學。方誌敏到南昌後，立即在三道橋東湖邊開辦文化書社，15名組織者多為改造社成員，方任總經理。文化書社宣言指出，該社以灌輸文化為宗旨，專門介紹本國及外國新出版的書報雜誌，即從別處運輸來知識思想，在荒涼的江西，沒有文化種子的江西，灌溉文化之芽，以使“江西青年思想界，開出幾朵笑迷迷的‘文化之花’來”。袁玉冰去北大後，改造社成員也多到外地或外國求學，分布較廣。10月6日，袁玉冰召集在北京的成員開會，決定在北大設立改造社總社，在南昌、上海設立分社；將《新江西》由季刊改為不定期刊（後該刊被當局封閉後移上海出版）；社員每月每人至少通信一次，以加強聯係。袁玉冰也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很快轉為中共黨員。改造社的活動形式至此有所改變，但其影響則更為擴大。
11月，趙醒儂受團中央委派，回到江西負責籌建南昌地方團組織。趙在南昌一麵著手組建團組織，一麵與方誌敏及寒假返家的袁玉冰繼續擴大宣傳新思想和組織革命活動，相繼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民權運動同盟，確定把《新江西》及《青年聲》周刊“作為宣傳我主義的刊物”，指定胡占魁負責南昌工人的動員組織工作，並重點在南昌、九江、景德鎮、豐城發展青年入團。這些活動雖然很快遭到江西督理蔡成勳的鎮壓，1923年春袁、胡相繼被捕，趙、方等被迫避赴滬、寧，但新思想的種子已在江西大地萌生。
新思想新文化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傳播和進步社團的組織，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江西組織的創建和早期活動，建立了思想和組織的基礎。
三、國、共等政黨的組織與活動
1？郾中國國民黨江西地方組織的創建
國民黨在江西的早期組織，始於1906年。由此而至1926年底消滅北洋軍閥取得江西政權，江西的國民黨組織的活動，主要是以秘密方式進行組織建設、武裝起義和策應北伐戰爭。這個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06-1913年），建立早期組織、舉行武裝起義和掌握江西全省政權。江西的國民黨組織，由同盟會及反清革命團體發展而來。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906年，孫中山派會員黃格鷗（清江人）、魏會英（贛州人）回江西發展組織。他們以1904年成立的易知社、我群社為主，建立了同盟會江西支部。由江西學生在南昌組織的易知社和在宜豐、南豐組織的我群社，是江西最早出現的反清革命團體。易知社推張惟聖、虞維煦為正副社長，成員60餘人，主要是江西武備學堂、測繪學堂、陸軍小學的師生和南京兩江師範的贛籍學生；我群社由蔡突靈、蔡銳霆（兩人亦是易知社成員）等組織，他們偏重於聯絡會黨。江西支部成立後，致力於發展組織，魏會英到贛州，組建了贛州分部；蔡突靈、蔡銳霆兄弟則奔走於瑞州（治今高安市）、袁州（治今宜春市袁州區）、臨江、吉安各地，建立多個分部。同盟會是中國早期的革命政黨，也是國民黨的前身，它在江西機構的設立，表明江西從此有了國民黨的組織。擔任同盟會江西支部長者，先後有鍾震川、賀國昌等。
清末江西的另一革命團體是共進會。共進會是同盟會為了聯絡會黨而建立的組織，1907年由焦達峰、張百祥和江西人鄧文翬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1909年10月（一說1月），鄧文翬回到南昌，建立了共進會江西分會，以鄧文翬為會長，虞維煦、丁立中為副會長。在此前後，萍鄉、萬載等地的洪門會黨，則加入了湖南共進會。
同盟會江西地方組織和共進會相繼成立後，分別將活動的重心放在學界、軍界和會黨方麵，特別是1906年江西建立新軍，不少同盟會員即投入了新軍。他們秘密進行聯絡和發展力量，準備並積極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其中，最顯著者，為1906年的萍瀏醴起義、1911年的辛亥革命江西光複和1913年的“二次革命”。江西同盟會組織在這些革命活動中，起了領導作用，其成員表現出了犧牲精神和先鋒作用。
1912年8月，孫中山等以中國同盟會為基礎，與統一共和黨等四黨合並組成國民黨。國民黨的稱謂，即從此始。8月20日，李烈鈞以江西支部長名義，與會員徐秀鈞、歐陽武、劉世均、劉家驥署名致電同盟會本部，稱“在贛支部開大會研究，鹹表讚成”。江西的同盟會、共進會兩組織隨即奉國民黨本部之命，合組為國民黨江西支部。這時，國民黨黨員遍於全省，為數不下2萬人，支部長李烈鈞擔任江西都督，江西的國會議員和省議會議員，也大多數是國民黨人，國民黨事實上掌握了江西全省軍政大權。因此，這個時期被江西國民黨人認為是一個“全盛時期”。1913年7月，李烈鈞在江西首先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成為影響全國的重大曆史事件。
第二階段（1913-1923年），寓居東京、上海和反抗北洋軍閥統治。1913年7月，袁世凱派駐鄂第六師師長李純進軍江西，一個多月間打敗反袁的數萬贛軍，國民黨領導的“二次革命”在江西宣告失敗。李純隨即署理江西都督，建立起北洋軍閥對江西的統治，同時對曾擔任文武官員、記者的國民黨人，和國民黨籍的10名國會參議院議員、25名眾議院議員以及眾多省議會議員，“一律按冊緝捕”，給全省的國民黨組織以毀滅性的打擊。江西國民黨人徐秀鈞（時任國會眾議院議員）等被捕殺，大部分“盡為亡命”，“四方竄伏，而以日本東京為最多”。也有一些人屈節召侮，徘徊失機，被人“攜袁世凱金錢暗中勾去不少”。
1914年6月，孫中山在東京組建中華革命黨，原國民黨人需履行加盟手續，方得成為中華革命黨員。孫中山以周道萬為江西主盟人，任徐蘇中為中華革命黨江西支部長，夏之麒為江西革命軍司令長官，江西支部設在東京，有黨員約300人，其中有江西留日學生100多人。夏之麒二次革命時在湖口參與指揮，曾組織敢死隊苦戰月餘，故受命後當即回到上海，派遣劉萬等返贛設立機關，劉萬等被李純捕獲殺害後，再派歐陽靖國主持贛事，但夏之麒遭贛浙兩省當局懸賞重金偵緝，1915年11月7日在上海被刺殺。1916年，江西支部移設上海，有黨員700餘人。雖然支部不在江西，但支部通過派人等方式，活動重心仍在省內。江西革命黨人當時仍致力於軍事行動，曾組織新華社及衛軍團等，力謀發動“三次革命”，遭當局破獲，黨員劉霖、劉輝堂、李佐等被殺害，入獄者數十人，其餘逃伏各地。袁世凱死後，省議會恢複，國民黨人乘機複起，江西組織又現起色。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因中華革命黨無法繼續存在，遂恢複國民黨的名稱，改稱中國國民黨。江西組織遂相應改名，並長期未再變更。
1920年起，江西國民黨員的構成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此前，黨員主要來自軍、政兩界人士和江西留學生；這時開始轉變為“以內地學生及工人為最多”，人數也日呈增長之勢。這一變化，與五四運動的興起及其在江西展開得很有聲色有關。1922年，廣東革命政府北伐，江西國民黨人積極響應。北伐因陳炯明叛變失敗後，江西國民黨人在省內和上海均受到北洋軍閥政府通緝，江西黨務，於是再次陷入停頓。
這一階段的江西黨務活動，主要是反抗北洋軍閥的統治；活動地域，為上海和成為革命根據地的廣州，而以江西為主。其主要工作是：（1）發動小規模起義。江西支部曾先後派賴天球在龍南、定南、尋鄔和廣東南雄發動起義，祝光照在贛東北發動起義並一度占領上饒、鉛山，黃幹在鄱陽、都昌一帶發動起義，劉霖、劉輝堂、李佐等在北洋軍中運動起事（事泄被殺，國民黨人被捕者數十人）。起義雖均失敗，但擴大了革命的影響。（2）“著力於主義宣傳”和設法參加群眾運動。1916年，徐蘇中返省恢複了1913年被封閉的機關報《晨鍾報》（同時為黨部辦事機關），任主筆。不久，因宣傳革命及主張省議會彈劾北洋省長戚揚，徐遭通緝逃亡，報亦停辦。1921年5月，江西改造社（其成員後來成為江西國共兩黨早期重要領導人）創辦《新江西》季刊，季刊1923年被江西當局封閉後，移到上海，改出半月刊。該刊“抨擊軍閥，不遺餘力”。其他有國民黨人參加興辦的報紙和出版物，共有7種。此外，積極參加民權運動同盟，加入青年團體及各種學會，致力於“灌輸吾黨主義”。（3）借托議會進行活動。1916年江西恢複省議會，時稱第二屆議會。國民黨人乘機加入，與前一屆議會一樣，“仍占議席百分之八十”。這為國民黨人借議席反抗北洋軍閥的統治，提供了合法的條件。
第三階段（1924年-1927年春），重建江西組織和響應國民革命。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現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合作，形成了國民革命的銳進態勢。彭素民、徐蘇中、趙幹（即中共黨員趙醒儂）、蕭炳章、周道萬、胡謙、孫宏義、劉伯倫、王恒等9人作為江西代表出席了國民黨一大。3月，趙幹、鄧鶴鳴受國民黨中央黨部秘密派遣，擔任籌備專員，由滬回贛籌建江西省黨部。主要由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來籌建和主持國民黨組織及其活動，是這一階段最為突出的一大特征。
在趙醒儂、鄧鶴鳴、方誌敏等主持下，先建立了國民黨江西省臨時黨部，繼於1925年7月，在南昌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選舉趙醒儂、鄧鶴鳴、張朝燮、方誌敏、許鴻、陳灼華、朱大貞為執行委員，塗振農、劉承休、曾振五、傅惠忠為候補執委；李鬆風、曾天宇、王鎮寰為監察委員，薑伯彰、王立生為候補監委，組成了正式省黨部。趙醒儂任組織部長，實際主持省黨部工作；鄧鶴鳴、張朝燮、劉承休、朱大貞、陳灼華分任宣傳、工人、農民、青年、婦女部部長（農民部部長後先後由塗振農、方誌敏擔任）。全省黨員這時有2698人，縣、市黨部17個。省黨部歸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原規定隸屬於漢口執行部，但從1925年8月組織部長趙醒儂向上海執行部解送黨員入黨表、調查表看，江西實際隸屬於上海執行部）。1926年3月召開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領導成員及機構與一大相同。
省黨部先後創辦了《民治日報》（1925年秋）、九江《江聲日報》（1925年秋）、《南昌民國日報》（1926年8月，後改名為《江西民國日報》）等報刊。在全省恢複重建組織，由張朝燮、王鎮寰等在南昌市，許鴻等在九江，周利生、王湘等在吉安，薑伯彰等在上饒，蕭贛、李人祝、顏承梁等在萍鄉，以教書等為掩護，負責當地黨務活動。積極進行響應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軍事，特別是在1926年的北伐戰爭中，動員江西人民簞食壺漿、支援戰爭，炸毀孫傳芳部裝載軍械彈藥的輪船，頗具貢獻。全省黨務活動，十分活躍，但也受到北洋軍閥當局的殘酷鎮壓。1926年8月，軍閥鄧如琢查封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及其活動據點，逮捕省黨部常委兼組織部長趙幹（趙醒儂）並於9月將其殺害。全省黨員及青年學生，隨後被害者甚眾。江西的國共兩黨組織，遭受沉重的損失。
2？郾中國共產黨江西地方組織的建立
1924年3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遣趙醒儂（趙幹，南豐人）、鄧鶴鳴（高安人，當時在上海全國學聯工作）到江西秘密籌建組織。此時，國、共兩黨已實現黨內合作，並剛剛在1月召開了國民黨一大，決定共同領導國民革命。趙、鄧是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因此，在他們受命回贛籌建國民黨江西地方組織時，中共中央為加強對江西革命的領導，也指令他們籌建中共江西地方組織。
在組建中共組織前，江西已經有了青年團的組織。其組建情況是：1923年1月20日，受命返贛建團的趙醒儂與方誌敏邀集在南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同誌，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江西地方團。當時由於“南昌信仰新文化[者]已經是少數，而熱心社會主義的，尤其[是]少數的少數”，所以江西地方團的發起人這時僅有趙、方及劉拜農、劉五郎、劉修竹、陳之琦、趙履和等七人，推定劉拜農為臨時書記，決定向工人和學生作有力宣傳，力爭多介紹學生入團及援助工人運動。8月，趙醒儂以江西代表身份，由上海赴南京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再次返贛工作，10月下旬，在南昌正式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南昌地方執行委員會，趙醒儂、曾宏毅（洪易）、徐竭夫為委員，崔豪為候補委員，趙醒儂任委員長。團地委繼續傳播《先驅》、《向導》等中共黨、團刊物，秘密組織領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文化運動和國民運動，並在南昌設立了三個支部，在九江設立了一個支部，創辦了機關刊物《紅燈》，逐步擴大工作範圍和進步思想文化的影響。江西青年團組織的建立及活動，為中國共產黨江西地方組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趙醒儂、鄧鶴鳴到南昌後，立即著手籌建中共地方組織。他們先在團員中發展方誌敏、傅清華等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5月，領導建立中國共產黨南昌支部，趙醒儂任書記兼組織幹事，鄧鶴鳴任宣傳幹事。支部設在南昌市解家廠附近，直屬中共中央領導。中國共產黨江西地方組織的建立，是近代江西史上的一件大事，她不僅與革命的國民黨一道，為近代江西曆史增添了嶄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內容，而且使江西人民改造社會、追求建設新江西的鬥爭，有了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領導，從而表現出更大的自覺性和更強的使命感。以趙醒儂、袁玉冰、方誌敏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進分子，為江西黨團組織的創建，為使江西不落後於時代前進的步伐，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中共南昌支部建立後，致力於擴大建立國共兩黨地方組織和領導革命活動。由於國民黨當時是革命統一戰線的領導及活動形式，趙醒儂等中共黨員下力氣建立全省國民黨組織。因此，在中國國民黨江西省一大選舉產生的16名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中，有12名為中共黨員。當時至1926年創建的全省61個縣、市黨部，絕大多數也是以中共黨員為主創建起來的。這是國民革命時期，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力量在江西占據優勢的主要原因。
中共江西地方組織自身的發展，則以贛江兩岸和南潯鐵路沿線的南昌、九江、吉安等為重點，發展黨員和建立下屬組織，積極開展工人、農民、青年和婦女運動。為擴大革命宣傳和準備革命力量，黨組織還在南昌分別創辦了明星書社和黎明中學。明星書社1924年6月在南昌市西湖橫街開業，曾天宇任經理，是中共中央開辦的上海書店在江西的發行點，也是江西黨組織的重要活動場所。黎明中學8月在南昌市楊家廠附近開辦，校名寓意為“黑暗即將過去，黎明即將到來”，是江西最早的一所培養革命人才的學校，也是當時國、共兩黨的重要活動機關。該校後被軍閥當局查封，北伐占領南昌後並入南昌中學。
1926年初，在江西督辦方本仁逮捕準備到廣東出席國民黨二大的趙醒儂、劉承休、陳灼華（均為中共黨員）、形勢一時嚴峻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加強江西的領導力量，先後派出在上海的江西吉安籍中共黨員羅石冰、劉峻山（九峰）為特派員，營救趙醒儂等被捕者，整頓和發展黨團組織，先後將吉安、九江的黨小組升為特別支部。4月8日，經中共中央批準，在南昌建立中共江西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江西地委），羅石冰任書記兼宣傳部主任，趙醒儂任組織部主任，方誌敏任工農部主任。到年底，中共江西地委在全省50個縣、市建立了基層組織，擁有黨員800多人。黨的工作，在這一年全力轉入策應北伐軍的進軍江西。
3？郾其他政黨社團
民國初年，是全國組建政黨社團十分活躍的時期，時人稱“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為數幾至近百”。這種趨勢，在江西也有所反映。
據台灣學者研究，民國初年（這裏指1911-1913年），全國各地成立的具有現代性質的新興公開黨會，初步統計有682個，其中政治類的有312個，其餘為聯誼、實業、公益、學術、教育、慈善、軍事、宗教、國防、進德各類等。這些黨會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廣州，其中在江西成立的有4個，這就是屬於政治類的贛省公民聯合會，1913年5月在南昌成立，是反對袁世凱的政治組織；屬於聯誼類的江西警察協會，1912年10月在南昌成立，主要職能是保障警察權利，發起人為閻恩榮等；屬於慈善類的九江紅十字會，1911年12月成立，負責人有白堅、蔡惠、江楚鳴等；屬於公益類的女子軍事協進會，設在南昌，主要職能為讚助革命進行。嚴格地說，這些還隻能算是社團，還不能說是完全的現代政黨。
當時江西的黨會政團實際上並不止此。還有另外兩種情況，也可列入：
一種是江西籍人士在外省組織或參與組織的黨會政團，為數不少。比較著名的，政治類的如謝遠涵在北京參與組織的民主黨，李盛鐸在北京參與組織的政治研究會，吳宗慈在北京參與組織的國家學會和新共和黨，江亢虎在上海發起組織的中國社會黨等，聯誼類的如謝遠涵、梅光遠等在上海組織的江西共和建設討論會，在上海成立的江西公會，以及旅京、旅滬、旅漢江西同鄉會等。
另一種是一些在京、滬成立的政黨，在江西設立了分支機構。如1912年，共和黨、民主黨都在江西建立了支部組織，並與同盟會相對立，失勢後“其頑強者乃托黎元洪，以後投身於袁世凱，而為之虎倀焉”。統一黨也在九江建立了交通部。1913年5月，共和黨、民主黨和統一黨三黨合並成立進步黨，江西的三黨組織經過7月間的合並糾紛後，也實現合並並成立了江西支部，支部部長謝遠涵，副部長高巨瑗。該黨反對李烈鈞領導的“二次革命”，在湖口起義爆發後，曾致電北京政府要求“迅速戡亂”。“二次革命”失敗後，江西支部攜袁世凱金錢，拉攏國民黨黨員，國民黨員被“暗中勾去不少”。隨後，該黨在江西有較大的發展，在大多數縣建立了分部。1914年春，贛南的黨員因與地方當局發生糾紛，該黨贛南24個縣的分部部長、副部長40多人被贛南鎮守使李廷玉下令密捕，引起該黨北京本部的抗議，由大總統袁世凱下令江西民政長戚揚查究，可見其組織具有相當的規模和力量。次年，該黨江西支部發生分裂，分為兩支，一支由謝遠涵主持，開辦機關報《大江報》；一支由高巨瑗主持，開辦機關報《大公報》。袁世凱帝製自為失敗後，該黨逐漸瓦解。
民初後，黨潮逐漸消解。五四時期，江西也建立了一些社團，但除屬於國、共兩黨者外，一般沒有什麽影響。
四、安源工人運動
安源工人運動是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在江西境內組織的聲勢浩大的產業工人的政治鬥爭，也是當時極富特色、震動全國的一件大事。
1？郾安源工人的動員和組織
安源地處江西省萍鄉縣。安源路礦是安源煤礦和株（洲）萍（鄉）鐵路的統稱。安源煤礦是江西境內最早出現的近代工礦企業之一，日出煤2000多噸，主要供給在湖北的大冶鐵礦和漢陽鐵廠（1908年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組為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近代企業之一）。為將萍煤運往大冶和漢陽，1898年動工專門修建從安源到湖南株洲的鐵路（1906年竣工），與粵漢路相接，歸湘鄂路局管理。因此，安源不但路、礦相連，而且因與湖南毗鄰，工人大多也來自湖南，故與湖南的關係特別密切。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立即致力於組織和發動工人運動，並建立了以張國燾為主任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專負其責。當時，安源路礦集中了1.7萬名產業工人，因而受到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重視。書記部最早通過通信和寄送《工人周刊》等書報的辦法，宣傳勞工解放等道理，與安源工人建立了聯係。1921年12月，應萌生了要求解放之念的安源工人的請求，書記部特派毛潤之（澤東）、李能至（立三）、宋友生、張理全四人到安源考察情況，開展活動。毛澤東時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湖南勞動組合分部主任，也將動員領導安源工人運動作為湖南黨組織的重要工作。到安源後，“他們先以朋友的關係與各工友接洽，漸漸談及工人受痛苦受壓迫及有組織團體之必要等情況，於是大得工友歡迎”。其後，毛澤東留下李立三，專門負責組織與發動安源的工人運動，並加派蔣先雲等來協助李的工作。毛澤東自己也於1922年5月和9月初兩次到安源，檢查和部署組織工作，並經常性地向李立三等指示工運的方針策略，調配組織力量。湖南黨和毛澤東的重視及組織領導的有力，是安源工人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
安源工人中也具有組織起來的基本條件。安源煤礦工人絕大多數實行包工製，工人受到工頭的殘酷剝削，如窿內工人，礦局所給工資，每人每日可合銀洋二角七八分，而工頭轉手後隻給工人銅元二十六七枚（安源當時1元銀洋可換銅元210餘枚），此外還有延長工作時間、歇工扣夥食、誤事罰工資、重利盤剝等。礦局職員和工頭對稍不如意的工人，“即濫用私刑，如跪火爐、背鐵球、戴篾枷、抽馬鞭、跪壁塊等，或送警扣留蠻加拷打”。由於勞動和衛生條件惡劣，據1918年統計，全礦“患矽肺病、腸胃病的工人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安源工人對其生活、生產現狀，極度不滿。另一方麵，“安源路礦工友性質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俠好義，極能服從。又以萬餘工友，團聚一處，聲息相通，故團結力亦十分充足”。由於這兩方麵的原因，所以“組織團體、解除壓迫、改良待遇、減少剝削”之口號一出，即萬眾景從，群焉歸附。
李立三等進行了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1922年1月，在五福巷成立安源第一所工人補習學校，由李立三、蔡增準任教員，在授課中宣傳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組織起來奮鬥以減少痛苦、解除壓迫的道理，工人因此而覺悟者甚多。2月，成立了以李立三為書記的中共安源支部，這是中國產業工人中的第一個中共基層組織，也是江西境內最早建立的中共組織。5月，經過兩個月籌備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選舉李立三為主任、朱少連為副主任，部址設在牛角坡52號。俱樂部的宗旨，為保護工人的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與痛苦，成為安源工人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維護者，更是黨支部領導下的安源工人運動的直接組織和指揮機構。加入俱樂部的會員，到罷工時有700多人。為了實際幫助工人解決經濟困難，俱樂部還於7月間創辦了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李立三、毛澤民先後任總經理。消費合作社因其能讓工人買到便宜生活用品，受到工人們的極大歡迎，當時被稱為“中國人工階級自己的第一個商店”。所有這些工作，為工人大罷工鬥爭作了較好的準備。
2？郾罷工鬥爭及其勝利
7月，漢陽鐵廠工人因其俱樂部被當局封閉而舉行罷工，並取得勝利。這個消息給安源工人帶來很大的鼓舞，也使路礦當局受到震動。麵對鬥爭情緒日益高漲的工人，當局起初企圖籠絡俱樂部負責人朱少連、蔣先雲、蔡增準等人，未得逞後轉行威脅恐嚇，以不速離安源必有殺身之禍相逼，朱、蔣、蔡等仍不為所動，凜然表示“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業，死也不怕”。工人群眾則在俱樂部的宣傳演講下，聽者日眾，加入俱樂部者亦日以數十計，並提出了舉行罷工以改善待遇的要求。路礦當局在軟硬兩手失敗後，則由副礦長舒修泰（楚生）與路局機務處長聯名具稟萍鄉縣署和贛西鎮守使署，誣稱俱樂部為亂黨機關，請以武力封閉。雙方對立的形勢，於是日趨緊張。
9月初，毛澤東再次到安源，與蔣先雲、朱少連等研究工人們要求舉行罷工以改善待遇的問題，認為罷工的時機已經成熟，要求黨支部迅速將大多數工人發動組織起來，準備鬥爭。同時，他要正在醴陵的李立三速回安源。9日，李立三回到安源。返回長沙的毛澤東根據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命令，主持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研究確定，加派當年由莫斯科回國的劉少奇到安源參與領導工人運動。11日，劉少奇到達安源。同時，毛澤東又寫信給李立三，指出罷工勝利的條件首先要靠工人群眾有堅固的團結和堅強的鬥誌，同時必須取得社會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要用“哀兵必勝”的道理，提出哀而動人的口號。李立三當即主持黨支部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並對罷工鬥爭作了部署，決定成立罷工指揮部，李立三為罷工總指揮，劉少奇為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領導罷工鬥爭。
9月9日，粵漢鐵路工人罷工的消息傳到安源。路礦當局害怕激化矛盾，急請李立三不要公布萍鄉縣府讓俱樂部自行停閉的訓令，表示將與官廳疏通保護俱樂部。俱樂部則於11日趁機提出出示官府保護俱樂部的告示和7日內發清從前積欠工人的存餉等3項要求，警告當局如2日內不圓滿答複，即行罷工。在上海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也來函支持，鼓勵工人們不要為官威所降服，與其因壓迫而死，毋寧奮鬥而死，並表示將沒法為他們聲援。延至13日午夜12時，未能得到滿意答複的俱樂部，遂下令罷工。鐵路工人當即停開火車，拆除火車頭重要機件，煤礦工人切斷電線，停駛運煤車，窿內工人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湧出窿外，大呼“罷工”不絕。洗煤台、製造處、修理廠、煉焦處等也於14日上午相繼罷工。俱樂部組織監察隊各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廠附近，以維持秩序和防止破壞。各處張貼俱樂部布告，有“候俱樂部通告方準開工”、“各歸住房，不得擾亂”等內容。總指揮李立三在工人保護下居中秘密策應，全權代表劉少奇則長住俱樂部出麵應付一切。17000名工人參加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在高度組織下緊張有序地進行。
14日，俱樂部發出《萍鄉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宣言》。宣言向各界父老兄弟姊妹申訴工人的痛苦境遇和罷工的原因，寫得哀怨動人，其中有：
我們的工作何等的苦嗬！我們的工錢何等的少嗬！我們時時受人家的打罵，是何等的喪失人格嗬！我們所受的壓迫已經到了極點，所以我們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組織團體--俱樂部”。
現在我們的團體被人造謠破壞；我們的工錢被當局積欠不發，我們已再三向當局要求，迄今沒有圓滿答複，社會上簡直沒有我們說話的地方嗬！
我們要命！我們要飯吃！現在我們餓著了！我們的命要不成了！我們於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罷工為最後的手段。我們要求的條件下麵另附。
我們要求的條件是極正當的，我們死也要達到目的。我們不作工，不過是死！我們照從前一樣作工，做人家的牛馬，比死還要痛苦些。我們誓以死力對待，大家嚴守秩序！堅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嗬！我們罷工是受壓迫太重，完全出於自動，與政治軍事問題不發生關係的嗬！請你們一致援助！我們兩萬多人餓著肚子在這裏等著嗬！
宣言提出了17條涉及維護工人權益的要求。俱樂部將這17條函送路礦當局，稱當局如欲商談，“即請派遣正式代表由商會介紹與俱樂部代表劉少奇接洽”。
路礦當局軟硬兼施，一麵由總監工王鴻卿出麵，讓各工頭動員其有親戚關係的工人開工，被罷工監察隊阻止後，又懸賞重金收買暗探，企圖刺殺李立三，因工人嚴加警衛亦不能如願，遂改取武力威脅，請由贛西鎮守使署將安源劃為戒嚴區，出價每人每天2元，由旅長李鴻程任戒嚴司令，率領軍隊數百人入駐安源。另一麵，則由地方商會和士紳作調人，與俱樂部進行談判。
勞資雙方最激烈的鬥爭發生在談判期間。罷工當天上午，商會代表謝嵐舫和地方士紳陳盛芳來到俱樂部，表示願充調解人，劉少奇即將17條交其帶給路礦兩局。兩局當晚回信，表示各條皆可承認，但現在做不到，請工人先開工，再慢慢商談條件。劉少奇譏其為“滑稽空言”，立予拒絕。15日，兩局派出全權代表到商會，與李立三、劉少奇等談判，因仍堅持先開工後商條件，而無結果。16日，紳商各界勸工人讓步先開工，全體工人則再次發表宣言，痛訴工人之苦，堅持如不承認條件無說話之餘地。中午，路礦當局意圖借軍隊來壓服工人，遂請工人代表劉少奇到戒嚴司令部商談。戒嚴司令李鴻程多方恐嚇劉少奇，稱“如堅持作亂，就把代表先行正法！”但劉少奇絲毫不為所動，反謂“萬餘工人如此要求，雖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決！”這時數千工人已將司令部包圍，喧聲如雷，聲言請工人代表出來，要司令、礦長到俱樂部去談。劉少奇出來與大家見麵後，複入室續談。在工人們的強大壓力下，李鴻程和參與商談的副礦長舒修泰等都軟了下來，要求下午再談。劉少奇回俱樂部後，李鴻程“即來一信，代表駐軍向俱樂部道歉，並願自為調人，請從速解決”。
安源工人的罷工，被全國各地報刊廣為登載，各地聲援之聲不斷；江西督軍蔡成勳及在北京的株萍鐵路局長王昌學也來電主和。礦長李壽銓（鏡澄）麵對內外形勢和壓力，17日轉取調和、磋商態度。當晚，路礦兩局、俱樂部與商紳三方代表會談，將工人提出的17條細加磋商，訂就草約。18日上午，由三方全權代表，即萍礦總局舒修泰、株萍路局李義藩、工人俱樂部李立三，在路局機務段簽訂正式條約。條約內容為13條：（1）路礦兩局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2）以後路礦兩局開除工人須有正當理由宣布，並不得借此次罷工開除工人。（3）以後例假屬日給長工，路礦兩局須照發工資；假日照常工作者須發夾薪，病假須發工資一半，以四個月為限，但須路礦兩局醫生證明書。（4）每年12月須加發工資半月，候呈準主管機關後實行。（5）工人因公殞命，年薪在150元以上者，須給工資一年，在150元以下者，給150元，一次發給。（6）工人因公受傷不能工作者，路礦兩局須予以相當之職業，否則照工人工資多少按月發給半餉，但工資在20元以上者，每月以10元為限。（7）路礦兩局存餉分5個月發清，自10月起每月發十分之二；但路局8月份餉，須於本月20日發給。（8）罷工期間工資，須由路礦兩局照發。（9）路礦兩局每月須津貼俱樂部常月費洋200元，從本月起實行。（10）以後路礦兩局職員工頭不得毆打工人。（11）窿工包頭發給窿工工價，小工每日1角5分遞加至1角8分，大工2角4分遞加至2角8分，分別工程難易遞加。（12）添補窿工工頭，須由窿內管班大工照資格深淺提升，不得由監工私行錄用。（13）路礦工人每日工資在4角以下者須加大洋6分，4角以上者至1元者照原薪加5%。
條約簽訂後，一萬多工人集中到大操場，召開罷工勝利慶祝會。李立三、劉少奇先後發表演說，希望大家永遠保持齊心協力的精神，繼續鬥爭，同時安心開工。會後，李、劉等率萬餘名工人舉行大遊行，高呼“勞工萬歲”等口號，旗幟蔽天，爆聲震地，熱烈非常。當天，全體工人複工。曆時5天的安源工人大罷工，勝利結束。
安源工人大罷工是尚處幼年的中共領導工人運動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勝利，當時即被認為“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動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次罷工鬥爭所以能夠取得完全勝利，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共組織的得力的動員領導是勝利的根本原因。毛澤東的多次深入安源工人群眾中的動員宣傳，以及為罷工鬥爭確定方針策略、組織領導；李立三的長期與工人在一起，實際主持動員、教育和組織工作，成為深受工人愛戴的領導人；劉少奇的堅持在罷工第一線領導鬥爭，被工人譽為“一身是膽”，以及朱少連、蔣先雲等其他許多中共黨員的深入工作，共同形成為一股堅強有力的領導力量，保證了罷工鬥爭始終在有理有節中進行並取得勝利。
第二，工人遵守紀律，秩序良好，顯示了有組織的強大力量。罷工發生時，商家害怕搶劫，大起恐慌。但罷工秩序之好，出乎意料。罷工後，“工人舉動，則極為文明”，他們各歸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樂部聯絡，有事即一呼百應，如臂使指。俱樂部命令之嚴，遠過軍令，平時街上賭錢及窿工食宿處賭博的現象，在罷工時均絕跡；各重要處所均有工人監守和巡視，非俱樂部條子不得通行，以至連路礦兩局及戒嚴司令部也到俱樂部請發通行徽章。工人們對罷工領導人的保護，更是周密。因此，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結罷工的勝利經驗，也讚揚安源工人“是很有戰鬥能力和組織能力的”。
第三，鬥爭策略既實際又靈活。罷工中運用“哀兵必勝”的策略，博得了社會和輿論的廣泛同情。俱樂部主動行文萍鄉縣署和贛西鎮守使署，說明罷工原委；對參加戒嚴的軍隊，亦以理說服，致使擔任戒嚴司令的李鴻程旅長，也“知工人此舉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決，因而對於這次罷工，後來反積極維持，出力甚多”。針對工人中加入紅幫（洪幫）者較多的情況，俱樂部則采取了對幫會首領團結爭取的策略。李立三在罷工前夕親自去見紅幫首領，同喝雞血，並宣傳保護窮人等道理，提出在罷工時鴉片館關門、街上的賭攤收起來和不發生搶劫案等三項要求，得到紅幫首領連拍三下胸脯的保證，並在罷工時均一一實現。這件事當時在社會上震動很大，“甚至一些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也都認為俱樂部了不起”。
3？郾安源工運的延續
安源工人罷工鬥爭的勝利，是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中一件“增了中國勞動運動曆史的光榮不少”的大事，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罷工鬥爭勝利後尤其是鄭州二七慘案發生後，安源工人運動繼續發展，進一步創造了中國工運的奇跡。
一是俱樂部組織進一步擴大和嚴密。一萬多名工人在罷工勝利後要求加入俱樂部，俱樂部遂乘勢進行改組，實行自下而上的代表製即“民主的集權製”，以十人團為基本組織，每10人為一團，選舉十代表1人；10團選舉百代表1人；每一工作處選舉總代表1人；百代表、總代表均由該處十代表選舉，各處總代表組織最高代表會，作為俱樂部最高決議機關，商決各項重大事項；由各百代表組織百代表會議，作為俱樂部的複決機關，議決最高代表會提交的複決案件。如此，安源路礦的全體工人，便“完全組織在一個嚴密係統之下”。1922年10月，俱樂部完成了自下而上的選舉，選舉李立三為路礦工人俱樂部總主任，朱少連為路局主任，劉少奇為窿外主任，餘江濤為窿內主任，以及總代表45名，百代表140餘名，十代表1382名。俱樂部內設文書、會計、庶務、教育、宣傳、互濟、遊藝、交際8股，4名主任與各股股長組成幹事會，作為最高代表會的執行機構。俱樂部實際成為工人的準政權組織，在安源工運中繼續發揮著中心的作用。
二是打破包工製。罷工勝利後，工頭職員不能剝削工人了，於是密謀破壞工人俱樂部，遭到工人重懲。工人俱樂部便進一步決定廢除包工製，改為合作製，議定合作辦法為：窿工處工頭每月工資為10元至30元，工人工資照罷工時條約不改，其餘各項消耗費，歸合作賬內開支，所得紅利15%歸工頭，5%歸管班，80%由工人平分。窿外依各處情況不同臨時規定。至此，在安源煤礦推行20多年的包工製，被完全打破。
三是與漢陽、大冶鐵廠工會形成聯合，1922年12月10日，在漢陽建立了漢冶萍總工會。這是當時全國最大的一個產業工會，擁有會員3萬多人。三處工會的聯合，當時被認為“結成一條強固精密的階級戰爭的廣大戰線，開中國勞動運動未有之創局”。
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失敗後，全國工人運動陷入低潮。但安源工運仍是一個高漲的形勢。在路礦當局方麵，雖然也接到交通部封閉工會的電令，但當局因“安源工人勢力集中，產業又極重要，工人組織力與戰鬥力亦相當豐富，若封閉工會，無疑的必遭到工人決死的反抗，於礦山生存實有重大危險”，故而“不敢遽爾壓迫”；在俱樂部方麵，反而執行正確的方針和策略，做出了很多的成績，最大的如進一步創辦消費合作社、工人教育，繼續取得資方對工會和工人的資金支持，繼續公開舉行各種大的會議及示威遊行，援助和支持全國各地工會團體及失業工人等。因此，安源工運這時再次出現蓬勃發展的景象，得到中共的高度評價。鄧中夏在其《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將安源工人俱樂部譽為“碩果僅存的安源工會”，指出“在此消沉期中，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不但仍舊巍然獨存，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潰，而且做出許多成績，竟然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出現這種獨特的現象，從根本上說，是李立三及在1923年4月後接替他職位的劉少奇等的正確領導，以及安源工人齊心、奮鬥的結果。
1925年9月，安源工運遭到路礦當局和反動軍閥的殘酷鎮壓。主持俱樂部工作的副主任黃靜源等數十人被逮捕（黃靜源10月被殺害），傷亡工人數十人（遭槍擊死亡6人，傷30多人），工人俱樂部被封閉。當局製造“九月慘案”和殺害工人領袖，受到社會的譴責。此後，安源工人匯入國民革命的洪流，其“革命精神並未稍殺，於是投入革命軍者有人，在各地領導農民組織協會者有人，革命種子，於是遍布湘鄂各地點”。
1？郾運動的第一階段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數千人在天安門集會並遊行，抗議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和會”上拒絕中國收回權利、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並把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的無理行為，要求北京政府“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遭到軍閥當局的鎮壓，學生被捕30多人。全北京學生立即實行總罷課，並通電全國表示抗議，由此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席卷全國的五四愛國運動。江西社會各界以學生為先鋒，積極呼應和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迅速、廣泛地在江西掀起了一場波瀾迭起、有聲有色而且持續長久的愛國民主運動。
江西的愛國運動一開始就富有聲勢和特點。北京五四的消息首先傳到九江和南昌，7日起，兩地學生迅即行動，一星期中“屢開秘密會議，各學生所表示之態度，均激昂慷慨，且極堅決。故各校校長及教員一致讚成，加入運動”。10日，南昌各校學生在百花洲集議，急電北京政府，懇請對山東權益據理力爭、萬勿簽字，對被捕學生迅予釋放。12日，南昌市17所學校的3000多學生，以江西省學界遊行警告團名義，舉行遊行示威，軍樂前導，每一學生執白布或白紙旗一麵，上書“誅賣國賊”、“力爭青島”、“救被捕之北京學生”、“抵製日貨”、“同胞速醒”等，“各校校長及管教員等亦多隨隊前往”。遊行隊伍從皇殿側公共體育場出發，先後到省議會、督軍署、省長公署、教育廳和省總商會請願，學生代表痛切陳詞，表示“我視同生命之青島決不可斷送，我視如蛇蠍之密約決不可存留，我視同神聖之北京學生決不可拘禁”，要求他們致電北京政府，立行救國討賊和釋放北京學生。學生代表“聲淚俱下，聞者動容”，出來接見的督軍陳光遠、省長戚揚及副議長、教育廳長、商會會長等人，均當場答應學生的要求，並分別在當天或次日向北京發出電文。學生們的行動，也得到市民們的支持，“沿途觀者人山人海，而販夫走卒以及婦女老稚莫不感動，甚有見旗幟而下淚，向隊伍而脫帽致敬者。兩旁之商家，均現戚容，無一嬉笑喧嘩者，亦可見贛人之心理矣……沿途警察保護秩序，極為熱心，亦難得也”。以警告團遊行和請求地方當局出麵支持的形式，表達學生的愛國要求，是江西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一項創舉。學生們在行動中，顯示出良好的鬥爭策略（感動並取得地方當局的支持）和約束能力（遊行學生秩序整齊，有理有節），造成“壯氣為虹，和歌變征，興憂風雨，涕已無從”（南昌遊行學生致北京各學校電文）的強烈現場氣氛，因而取得了聲援和宣傳的良好效果，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於連在上海的外報《大陸報》也報道說：“江西人性質素來保守，今乃有此舉動，殊不容輕視。”
以12日南昌學生的警告遊行為標誌，江西五四運動同時向深度和廣度全麵發展，在很短時間內形成運動的第一個高潮：
一是運動以南昌、九江為中心，波及全省，頓成規模。從12日起，據不完全統計，贛州、吉安、泰和、萬安、新幹、永豐、峽江、吉水、遂川、撫州、南城、宜黃、崇仁、南豐、石城、寧都、上猶、樂安、黎川、上饒、弋陽、波陽、鉛山、萬年、貴溪、景德鎮、都昌、湖口、彭澤、星子、德安、永修、修水、宜春、高安、銅鼓、清江、萍鄉等縣都開展了活動。“可以說，從鄱湖之濱到贛江兩岸，從綿延武夷到幕阜山麓，到處響徹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怒吼！”
二是運動以學生為先鋒，但商會、教育會、農會等民眾團體以及作為民意機關的省議會也同時參加，一道行動，形成強大的社會合力。這些團體機關，在五四運動前的幾個月裏，已經多次通電北京，表示反對日本掠奪山東的態度。北京五四消息傳出後，他們立即與江西學生取一致行動。5月8日，九江教育會、總商會即分別致電北京政府請求拒簽巴黎和約，釋放被捕學生。10日，江西省農會、教育會、南昌總商會均向北京政府發出了同樣內容的電文。13日，江西省議會亦致電北京政府，轉陳江西要求中央據理力爭、還我山河、釋我學生、一致對外的“民意”，請中央“鑒納，以保國土而順輿情”。其後，他們與學生實際上結成為一條戰線，同仇敵愾，形成愛國運動的巨大的整體力量。
三是抵製日貨。江西的愛國運動幾乎一開始就將抵製日貨作為一項主要內容。南昌學生12日下午遊行結束時，即表示自即日起，各校學生不用日貨，並勸告學生親友提倡國貨。同日，九江各界民眾為抵製日本台灣銀行發行的紙幣，群起兌換現洋，致使日本銀行緊急從南昌調運銀元救急。14日，南昌市總商會集會討論抵製日貨辦法，通告全市商行商幫和全省各縣鎮商會，不再販運日貨。隨後，南昌、九江等地抵製日貨形成高潮，各行業公會、商幫、商家紛紛響應，江西農校學生集中燒毀本校日貨，省立女師學生程孝芬更是割斷右手中指，血書“提倡國貨，用日貨就是冷血動物”13字，以至流血過多而昏倒，震動一時。英人《字林西報》所發5月20日的九江通信，也進一步報道了九江抵製日貨情況：“此間日人汽船營業大壞，隻有華客三十人，貨物實可謂全無。船上華人船員，鹹有去意。九江排日運動之烈，與上海無殊，傳單到處皆是。”抵製日貨是五四運動中全國各地幾乎共同的做法，是當時被迫采取的一種鬥爭手段，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掠奪的不滿。
四是學生的組織程度和責任意識較高。在成功舉行警告遊行的第二天，南昌各校學生即在百花洲開會，商議組織江西省學生聯合會。當時，北京政府已經釋放被捕學生，但其他問題尚未解決。學生們認為，學生是國家之優秀分子，自當盡其所能，組織團體，做精神上之聯合，以交流知識，並向社會宣傳和提倡愛國精神，使不識字者居多的人民，知國家之可愛和今日之艱難，將愛國鬥爭堅持到底。經過兩星期的籌備，江西學生聯合會於25日在南昌正式成立。聯合會以邵祖平、盧任華為正、副幹事長，丁偉、汪宏毅為正、副評議長。在南昌學生醞釀組織團體的同時，九江學生也於20日籌組聯合會，並於25日正式成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不但表明學生們的行動有了統一的組織和領導，而且顯示出學生們對宣傳和動員民眾，有一種自覺的責任意識和長遠眼光。
在運動的高潮中，江西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即民眾反對議員加薪的風潮。5月21日，省議會召開秘密會議，議決增加議員薪餉。31日，南昌各界發起召開公民臨時大會，推舉代表向省議會質詢。代表們與議會警衛發生衝突，議會會場被搗毀，數名議員受傷。各界公民複推代表麵見督軍陳光遠，要求陳取消議員加薪案，不得要領。6月1日，南昌全市商店宣布實行罷市後，陳光遠答允取消議員加薪，商店才一齊開市。這場風波，反映了代表民意的議會過於注重自身利益，與民眾的意願發生了嚴重的疏離，因而受到以商民為主體的城市民眾的抵製，致使地方當局也不得不最後向民眾妥協。
2？郾運動的第二階段
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行動，並為曹、章、陸辯護；又於3、4兩日，逮捕抗議的北京學生800餘人，激起全國人民的更大憤怒，五四運動進入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新階段。江西愛國運動由此進入第二個高潮，特別是九江工人舉行罷工，加入了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工人的第一次政治罷工、推動五四運動新發展的行列。
6月4日，江西學生接到由天津轉上海、上海學聯轉江西學聯要求速起援救北京學生的電文。5日，南昌各校學生立即舉行罷課，並通電全國，要求北京政府嚴懲曹、章、陸，取消中日一切密約，釋放被捕學生。南昌總商會繼起聲援，也於10日向北京政府發出要求保全學生、懲辦國賊的通電。在實現釋放學生、罷免曹等3人職務目標後，6月中下旬，江西愛國運動與全國同步，集中到要求拒簽和約上。同時，江西與全國主要是京、津、滬的聯係，以及與本省各縣的聯係，更為密切，南昌、九江還派出學生代表，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活動。因此，這一階段運動的組織程度更高。
江西這一階段的運動，以九江最為出色。碼頭工人加入鬥爭，形成“三罷”形勢，九江實際成為江西愛國運動的中心，是這一階段愛國運動的主要特點。6月6日，九江教會學校南偉烈大學率先實行罷課，並向全國發出通電。隨後，罷課學生與其他已提前放假學校的未回家的學生，組成多個救國講演團，在街頭巷尾講演愛國行動，並與北京學生代表張益軒共同動員各公團“一致行動”。12日，九江商界舉行全城罷市。上海《申報》報道說，九江“此次罷市，商界本早有此意，惟以商情非常渙散，無從提倡，遂致延宕多日。紳界某君等以沿江各埠業已罷市，九江迄無消息，殊為憤慨，適接上海學生來電，當即將原電油印分散各商店，並要求與滬、寧、蘇（州）、揚（州）等處取一致行動，遂有本日結果”。罷市得到學生們的歡迎，九江學生結隊遊行，手持“商界萬歲”、“幸勿暴動”、“抵製日貨”、“堅持到底”等旗幟，“高唱商民萬歲，以表示學生歡迎商家協力援助之意。遊行後，學生們又分段站崗並到各處演說，遇有日本人經過，學生伴隨保護，秩序如常”。這說明，九江學生在運動中顯示出相當高的智慧，即使是在運動高潮中也保持了冷靜和秩序。
愛國運動同時得到九江工人的聲援。在商界罷市的同一天即12日，九江各躉船工人、碼頭運輸工人實行罷工，相約定不取輪船貨物，不搬貨物上船。工人們說，現在商界罷市，學界罷課，我等工人何獨無心肝，不為應援？這一說法成為共識，“各工人群以為然”。罷工中，碼頭工人拒絕裝卸貨物，致使到埠的輪船久停江岸或空駛而去。劃船工人拒絕運載日本人過江，廬山的轎夫也拒絕抬運日本人上下廬山，致使日本人“感受非常困難”。罷工期間，工人們雖麵對“餓肚不開工”的生活困難，但鬥誌不改。有美國人往廬山避暑，願出高價請工人搬運20餘件行李，罷工工人回答說：“我們並不是說先生錢少了不搬，是因為日本人欺我中國太甚，是以我們罷工。”以致美國人不但自己動手搬運行李，而且對中國工人的愛國行為大生感佩，稱讚“中國人熱心甚好，不久即可強國！”學生們敬佩工人的堅決和勇敢，立即喊出了“工界萬歲”的口號。九江工人的罷工，從根本上壯大了愛國運動的力量，形成了五四運動中江西僅有的一處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的“三罷”鬥爭局麵，也是江西五四運動發展到高峰的標誌。
九江“三罷”鬥爭堅持了好幾天，產生了許多動人的情景和巨大的政治影響。《申報》記者報道說：“最奇者，此次舉動，不論如何暴動，軍警並不幹涉；不論聚集多[少]人，隻要學生一言，無不立散。即八九齡小學生，人民亦必信仰。俗雲興與不興看後人。如此八九齡童子，均井井有條，中國轉弱為強，諒不遠矣。”
在五四運動中，江西還有兩個政治現象值得一提。其一，江西籍學生在全國愛國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大學的許德珩和段錫朋、張國燾，是北京五四運動的重要參與者，許德珩是5月4日北京被捕的32個學生之一，段錫朋6月在上海當選為新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他們曾多次或派人或自己到九江、南昌進行聯絡，為江西愛國運動的開展，同樣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江西省軍政當局多讚同學生和民眾的要求。陳光遠與戚揚在5月12日接見遊行學生時，即支持和欽佩學生的愛國熱忱，明確表示不能以寸土與人，“現已擬定電稿，通電力爭”，“無論如何，誓以爭回主權，保我疆圉為目的”。陳、戚隨即致電北京政府，轉達學生“國可亡而青島不能讓，民可殺而主權不能失，應請切電我國代表堅持前議，請和會將青島交還中國”和“勿過摧殘”北京學生以保方剛之士氣的要求。江西省議會亦於13日致電北京政府，請其據理力爭，“以保國土而順輿情”。兩電名為轉達民意，實際上表示了他們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北京政府密電征詢意見後，陳光遠即有明確表態。在16日複北京政府電中，他提出了不能不力爭青島的4條理由，認為此事“直關國家存亡，自當誓死力爭，不能絲毫讓步。如果抗議無效，惟有嚴拒簽字”。其後，他還與李純、王占元以“長江三督”幾次上呈對時局的意見，其中如6月8日通電北京政府，提出3點主張：（1）對於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請照學生要求將其免職；（2）對於外交問題主張不簽字，萬不得已時，須有確切之善後辦法；（3）對於南北和議主張按照原議，先解決國會問題。陳光遠等對五四運動和江西學生、民眾的態度，雖然在6月1日接到北京政府的命令後有所變化，但總體上是支持的，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他們之所以能夠在運動中明確支持學生和民眾，表明自己的意見，既源於其自身的民族立場，更因為他們看到了民眾的力量，深知浩然民氣之不可違。客觀地說，他們的態度，也是影響北京政府最後決定罷免曹、陸、章和拒簽和約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全國人民的堅決鬥爭下，北京政府被迫於6月6日至8日釋放被捕學生，撤去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28日，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勝利，並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的開端。江西人民的鬥爭，既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全國人民的愛國鬥爭，也是全國人民愛國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五四運動的重要貢獻。
3？郾五四運動的延續
五四運動到6月底取得拒簽和約勝利而基本結束。但這場反帝愛國鬥爭的餘波，還延續了幾個月。在江西，這些鬥爭大體分為兩類：
一類是繼續支持和聲援省外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主要有：8月起，聲援山東人民反對“馬良禍魯”、要求懲辦製造8月5日“濟南血案”凶手的鬥爭，持續幾個月，江西還派出代表參加了進京請願活動；12月，為聲援福建人民反對日本暴徒製造“福州慘案”，要求北京政府對日交涉、懲凶維權的鬥爭，江西學聯組織了5000多學生參加的遊行警告，抗議日本人槍殺福建同胞的罪行。江西女界聯合會、南昌總商會、江西省教育會等團體以及九江的學生和市民，也紛發通電或舉行遊行，指斥日本人的強暴行為，要求北京政府“嚴重交涉，懲辦凶禍，以慰民望”。
另一類是開展本省的民主運動，鞏固五四運動成果，並維護本省的政治、經濟利益。主要有：（1）召開江西國民大會。7月21日，經江西各公團共同發起，正式在江西大舞台舉行國民大會。召開國民大會的宗旨，是表達江西民間對國事的態度，抒發國民外交的精神，“使東西諸友邦感受我國民之誠意，矯正對華政策，予以公道正誼之援助，以維持我國際地位，維持世界和平，斯則我江西國民大會之職誌之希望也”。這次大會通過了三條“救國方針”，即貫徹國民外交主張，全力對付中日交涉，懲辦國內奸黨。並向各友邦國、南北政府等發出電文，要求解決青島問題、實現南北統一一致對外。國民大會是五四運動中出現的一種民間鬥爭形式，當時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有實行。江西到1920年2月還曾再次召開國民大會，各界到會者近萬人，向北京政府發出警告，不得幹涉山東省向德國索回主權的行動。（2）成立江西各界聯合會。繼五四中相繼成立江西學聯和江西女界聯合會（6月16日成立）後，江西適應全國各地進一步聯合力量、發展愛國運動的形勢，響應京、津各界聯合會的多次聯絡，於8月間由學聯和女聯發起，聯合各團體籌建江西各界聯合會。中經反複，終於11月3日召開成立大會，組成了由20多個團體加入的江西各界聯合會。選舉錢誌銘為總幹事，楊錦垣、金士玨為副總幹事。隨後，派出3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了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大會，其中2人還被留在全國聯合會工作。（3）救濟南潯鐵路和反對開放米禁。（4）繼續提倡國貨，深入檢查和抵製洋貨，特別是日貨。
江西以愛國學生為主的這些鬥爭，一直堅持到1920年2月才告一段落。在1920年及其後，也仍多次發生。
二、改造社的成立與新思想的傳播
五四運動後，江西出現了一個以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接受和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浪潮。在這個浪潮中，以南昌為中心，在全省出現了一批新文化社團及其主辦的刊物，如南昌二中袁玉冰等組織的“改造社”及其社刊《新江西》，南昌女子師範學校孫師毅、劉和珍等組織的“覺社”及其創辦的《時代之花》半月刊和《江西女子師範周刊》，南昌一中的“晨鳴社”及其《晨鳴月刊》，曾天宇、張世熙、王立生等組織的“萬安青年學會”及其主辦的《青年》雜誌，惲代英、王子平等組織的“九江人社”，張朝燮、王環心等組織的“永修教育改造團”，方誌敏組織的弋陽“九區青年社”，孫師毅主持的《新民報》副刊《作新民》周刊，吉安十屬旅京學生會創辦的《吉州》，等等。這些社團和刊物，以闡釋民主觀念、介紹新思想、提倡新教育、促進人的思想啟蒙和改造社會為宗旨，形成了江西蓬勃一時的新文化運動，給社會帶來一股清新、開化之風。其中，最富有影響和成果的社團和刊物是“改造社”及其社刊《新江西》，領軍人物是袁玉冰、趙醒儂和方誌敏。
改造社是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成立最早的江西進步社團。創辦者袁玉冰（別名孟冰，1899-1927年）是泰和人，1918年考入南昌二中讀書，負有改造社會的大誌，曾賦詩“光陰去我太匆匆，忽忽年臨二十中。矢願從今堅立誌，要為世界主人翁”。五四運動時為南昌二中學生領袖，首次讀到《新青年》，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0年7月，在校聯合黃道、徐先兆、黃在璿（野蘿）、黃家煌、劉鐵、石廷瑜、支宏江（江岩）等7名有誌學生，組織“鄱陽湖社”，談論國事，抨擊時弊，探尋改造社會的問題。隨著思想的深入，他們感到“鄱陽湖社”的名稱難以體現社團的宗旨，即於12月改名為“改造社”，並在1921年1月1日召開改造社成立大會。當時有會員10餘人，共推袁玉冰為負責人，決定出版社刊《新江西》。改造社明確宣稱以“改造社會”為宗旨，先從江西做起，最終的目的是把這個“黑暗的舊江西”變成一個“光明的新江西”。隨後，袁玉冰等訂立了8條社規：（1）積極地破壞不良的社會製度。（2）社員隻能信仰主義，絕對不能信仰宗教。（3）對於民主革命的政黨，隻能援助，不能加入。（4）社員須有一種體力勞動或精神勞動的正當職業。（5）社員不得為資本家的助手。（6）社員生活須平民化。（7）社員不得有不良嗜好，如嫖賭煙酒之類。（8）社員對於下列各種應該有所研究：馬克思學說；社會學；外國語（至少一種）；世界語。社刊《新江西》也在5月1日出版了創刊號。該雜誌隨後在南昌、贛州、九江、吉安省內各地以至在北京、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均有發行，是江西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個最為主要的陣地，起了時代先鋒的作用。從改造社的宗旨、社規及所辦《新江西》雜誌看，改造社是一個主張社會改造的革命團體，是中共成立前在江西出現的一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進步組織。
改造社成立後，一批進步青年陸續加入。同年6月，在南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讀書的方誌敏（弋陽人，1899-1935年），也加入了改造社，並在校內積極組織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後，他考入九江南偉烈大學讀書，在校發起組織讀書會和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為尋求改造社會的真理，複於1922年7月毅然退學去上海，在滬相繼結識趙醒儂和袁玉冰，並由趙介紹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趙醒儂（1899-1926年）是南豐人，早年到上海做工，因備受欺壓，立誌改造社會，在職業補習學校閱讀到進步書刊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解放”理論，1921年五一節時在上海工商友誼會演講勞動節曆史，不久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很快轉為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趙、袁、方三人在上海分析江西時局和出路，感到新思想新文化在江西傳播不廣，決定從此入手，在南昌建立文化書社，作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陣地，得到團中央的肯定。1922年8月，趙醒儂送方誌敏返贛籌辦文化書社，送袁玉冰赴北京大學入學。方誌敏到南昌後，立即在三道橋東湖邊開辦文化書社，15名組織者多為改造社成員，方任總經理。文化書社宣言指出，該社以灌輸文化為宗旨，專門介紹本國及外國新出版的書報雜誌，即從別處運輸來知識思想，在荒涼的江西，沒有文化種子的江西，灌溉文化之芽，以使“江西青年思想界，開出幾朵笑迷迷的‘文化之花’來”。袁玉冰去北大後，改造社成員也多到外地或外國求學，分布較廣。10月6日，袁玉冰召集在北京的成員開會，決定在北大設立改造社總社，在南昌、上海設立分社；將《新江西》由季刊改為不定期刊（後該刊被當局封閉後移上海出版）；社員每月每人至少通信一次，以加強聯係。袁玉冰也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很快轉為中共黨員。改造社的活動形式至此有所改變，但其影響則更為擴大。
11月，趙醒儂受團中央委派，回到江西負責籌建南昌地方團組織。趙在南昌一麵著手組建團組織，一麵與方誌敏及寒假返家的袁玉冰繼續擴大宣傳新思想和組織革命活動，相繼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民權運動同盟，確定把《新江西》及《青年聲》周刊“作為宣傳我主義的刊物”，指定胡占魁負責南昌工人的動員組織工作，並重點在南昌、九江、景德鎮、豐城發展青年入團。這些活動雖然很快遭到江西督理蔡成勳的鎮壓，1923年春袁、胡相繼被捕，趙、方等被迫避赴滬、寧，但新思想的種子已在江西大地萌生。
新思想新文化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傳播和進步社團的組織，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江西組織的創建和早期活動，建立了思想和組織的基礎。
三、國、共等政黨的組織與活動
1？郾中國國民黨江西地方組織的創建
國民黨在江西的早期組織，始於1906年。由此而至1926年底消滅北洋軍閥取得江西政權，江西的國民黨組織的活動，主要是以秘密方式進行組織建設、武裝起義和策應北伐戰爭。這個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06-1913年），建立早期組織、舉行武裝起義和掌握江西全省政權。江西的國民黨組織，由同盟會及反清革命團體發展而來。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906年，孫中山派會員黃格鷗（清江人）、魏會英（贛州人）回江西發展組織。他們以1904年成立的易知社、我群社為主，建立了同盟會江西支部。由江西學生在南昌組織的易知社和在宜豐、南豐組織的我群社，是江西最早出現的反清革命團體。易知社推張惟聖、虞維煦為正副社長，成員60餘人，主要是江西武備學堂、測繪學堂、陸軍小學的師生和南京兩江師範的贛籍學生；我群社由蔡突靈、蔡銳霆（兩人亦是易知社成員）等組織，他們偏重於聯絡會黨。江西支部成立後，致力於發展組織，魏會英到贛州，組建了贛州分部；蔡突靈、蔡銳霆兄弟則奔走於瑞州（治今高安市）、袁州（治今宜春市袁州區）、臨江、吉安各地，建立多個分部。同盟會是中國早期的革命政黨，也是國民黨的前身，它在江西機構的設立，表明江西從此有了國民黨的組織。擔任同盟會江西支部長者，先後有鍾震川、賀國昌等。
清末江西的另一革命團體是共進會。共進會是同盟會為了聯絡會黨而建立的組織，1907年由焦達峰、張百祥和江西人鄧文翬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1909年10月（一說1月），鄧文翬回到南昌，建立了共進會江西分會，以鄧文翬為會長，虞維煦、丁立中為副會長。在此前後，萍鄉、萬載等地的洪門會黨，則加入了湖南共進會。
同盟會江西地方組織和共進會相繼成立後，分別將活動的重心放在學界、軍界和會黨方麵，特別是1906年江西建立新軍，不少同盟會員即投入了新軍。他們秘密進行聯絡和發展力量，準備並積極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其中，最顯著者，為1906年的萍瀏醴起義、1911年的辛亥革命江西光複和1913年的“二次革命”。江西同盟會組織在這些革命活動中，起了領導作用，其成員表現出了犧牲精神和先鋒作用。
1912年8月，孫中山等以中國同盟會為基礎，與統一共和黨等四黨合並組成國民黨。國民黨的稱謂，即從此始。8月20日，李烈鈞以江西支部長名義，與會員徐秀鈞、歐陽武、劉世均、劉家驥署名致電同盟會本部，稱“在贛支部開大會研究，鹹表讚成”。江西的同盟會、共進會兩組織隨即奉國民黨本部之命，合組為國民黨江西支部。這時，國民黨黨員遍於全省，為數不下2萬人，支部長李烈鈞擔任江西都督，江西的國會議員和省議會議員，也大多數是國民黨人，國民黨事實上掌握了江西全省軍政大權。因此，這個時期被江西國民黨人認為是一個“全盛時期”。1913年7月，李烈鈞在江西首先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成為影響全國的重大曆史事件。
第二階段（1913-1923年），寓居東京、上海和反抗北洋軍閥統治。1913年7月，袁世凱派駐鄂第六師師長李純進軍江西，一個多月間打敗反袁的數萬贛軍，國民黨領導的“二次革命”在江西宣告失敗。李純隨即署理江西都督，建立起北洋軍閥對江西的統治，同時對曾擔任文武官員、記者的國民黨人，和國民黨籍的10名國會參議院議員、25名眾議院議員以及眾多省議會議員，“一律按冊緝捕”，給全省的國民黨組織以毀滅性的打擊。江西國民黨人徐秀鈞（時任國會眾議院議員）等被捕殺，大部分“盡為亡命”，“四方竄伏，而以日本東京為最多”。也有一些人屈節召侮，徘徊失機，被人“攜袁世凱金錢暗中勾去不少”。
1914年6月，孫中山在東京組建中華革命黨，原國民黨人需履行加盟手續，方得成為中華革命黨員。孫中山以周道萬為江西主盟人，任徐蘇中為中華革命黨江西支部長，夏之麒為江西革命軍司令長官，江西支部設在東京，有黨員約300人，其中有江西留日學生100多人。夏之麒二次革命時在湖口參與指揮，曾組織敢死隊苦戰月餘，故受命後當即回到上海，派遣劉萬等返贛設立機關，劉萬等被李純捕獲殺害後，再派歐陽靖國主持贛事，但夏之麒遭贛浙兩省當局懸賞重金偵緝，1915年11月7日在上海被刺殺。1916年，江西支部移設上海，有黨員700餘人。雖然支部不在江西，但支部通過派人等方式，活動重心仍在省內。江西革命黨人當時仍致力於軍事行動，曾組織新華社及衛軍團等，力謀發動“三次革命”，遭當局破獲，黨員劉霖、劉輝堂、李佐等被殺害，入獄者數十人，其餘逃伏各地。袁世凱死後，省議會恢複，國民黨人乘機複起，江西組織又現起色。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因中華革命黨無法繼續存在，遂恢複國民黨的名稱，改稱中國國民黨。江西組織遂相應改名，並長期未再變更。
1920年起，江西國民黨員的構成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此前，黨員主要來自軍、政兩界人士和江西留學生；這時開始轉變為“以內地學生及工人為最多”，人數也日呈增長之勢。這一變化，與五四運動的興起及其在江西展開得很有聲色有關。1922年，廣東革命政府北伐，江西國民黨人積極響應。北伐因陳炯明叛變失敗後，江西國民黨人在省內和上海均受到北洋軍閥政府通緝，江西黨務，於是再次陷入停頓。
這一階段的江西黨務活動，主要是反抗北洋軍閥的統治；活動地域，為上海和成為革命根據地的廣州，而以江西為主。其主要工作是：（1）發動小規模起義。江西支部曾先後派賴天球在龍南、定南、尋鄔和廣東南雄發動起義，祝光照在贛東北發動起義並一度占領上饒、鉛山，黃幹在鄱陽、都昌一帶發動起義，劉霖、劉輝堂、李佐等在北洋軍中運動起事（事泄被殺，國民黨人被捕者數十人）。起義雖均失敗，但擴大了革命的影響。（2）“著力於主義宣傳”和設法參加群眾運動。1916年，徐蘇中返省恢複了1913年被封閉的機關報《晨鍾報》（同時為黨部辦事機關），任主筆。不久，因宣傳革命及主張省議會彈劾北洋省長戚揚，徐遭通緝逃亡，報亦停辦。1921年5月，江西改造社（其成員後來成為江西國共兩黨早期重要領導人）創辦《新江西》季刊，季刊1923年被江西當局封閉後，移到上海，改出半月刊。該刊“抨擊軍閥，不遺餘力”。其他有國民黨人參加興辦的報紙和出版物，共有7種。此外，積極參加民權運動同盟，加入青年團體及各種學會，致力於“灌輸吾黨主義”。（3）借托議會進行活動。1916年江西恢複省議會，時稱第二屆議會。國民黨人乘機加入，與前一屆議會一樣，“仍占議席百分之八十”。這為國民黨人借議席反抗北洋軍閥的統治，提供了合法的條件。
第三階段（1924年-1927年春），重建江西組織和響應國民革命。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現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合作，形成了國民革命的銳進態勢。彭素民、徐蘇中、趙幹（即中共黨員趙醒儂）、蕭炳章、周道萬、胡謙、孫宏義、劉伯倫、王恒等9人作為江西代表出席了國民黨一大。3月，趙幹、鄧鶴鳴受國民黨中央黨部秘密派遣，擔任籌備專員，由滬回贛籌建江西省黨部。主要由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來籌建和主持國民黨組織及其活動，是這一階段最為突出的一大特征。
在趙醒儂、鄧鶴鳴、方誌敏等主持下，先建立了國民黨江西省臨時黨部，繼於1925年7月，在南昌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選舉趙醒儂、鄧鶴鳴、張朝燮、方誌敏、許鴻、陳灼華、朱大貞為執行委員，塗振農、劉承休、曾振五、傅惠忠為候補執委；李鬆風、曾天宇、王鎮寰為監察委員，薑伯彰、王立生為候補監委，組成了正式省黨部。趙醒儂任組織部長，實際主持省黨部工作；鄧鶴鳴、張朝燮、劉承休、朱大貞、陳灼華分任宣傳、工人、農民、青年、婦女部部長（農民部部長後先後由塗振農、方誌敏擔任）。全省黨員這時有2698人，縣、市黨部17個。省黨部歸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原規定隸屬於漢口執行部，但從1925年8月組織部長趙醒儂向上海執行部解送黨員入黨表、調查表看，江西實際隸屬於上海執行部）。1926年3月召開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領導成員及機構與一大相同。
省黨部先後創辦了《民治日報》（1925年秋）、九江《江聲日報》（1925年秋）、《南昌民國日報》（1926年8月，後改名為《江西民國日報》）等報刊。在全省恢複重建組織，由張朝燮、王鎮寰等在南昌市，許鴻等在九江，周利生、王湘等在吉安，薑伯彰等在上饒，蕭贛、李人祝、顏承梁等在萍鄉，以教書等為掩護，負責當地黨務活動。積極進行響應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軍事，特別是在1926年的北伐戰爭中，動員江西人民簞食壺漿、支援戰爭，炸毀孫傳芳部裝載軍械彈藥的輪船，頗具貢獻。全省黨務活動，十分活躍，但也受到北洋軍閥當局的殘酷鎮壓。1926年8月，軍閥鄧如琢查封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及其活動據點，逮捕省黨部常委兼組織部長趙幹（趙醒儂）並於9月將其殺害。全省黨員及青年學生，隨後被害者甚眾。江西的國共兩黨組織，遭受沉重的損失。
2？郾中國共產黨江西地方組織的建立
1924年3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遣趙醒儂（趙幹，南豐人）、鄧鶴鳴（高安人，當時在上海全國學聯工作）到江西秘密籌建組織。此時，國、共兩黨已實現黨內合作，並剛剛在1月召開了國民黨一大，決定共同領導國民革命。趙、鄧是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因此，在他們受命回贛籌建國民黨江西地方組織時，中共中央為加強對江西革命的領導，也指令他們籌建中共江西地方組織。
在組建中共組織前，江西已經有了青年團的組織。其組建情況是：1923年1月20日，受命返贛建團的趙醒儂與方誌敏邀集在南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同誌，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江西地方團。當時由於“南昌信仰新文化[者]已經是少數，而熱心社會主義的，尤其[是]少數的少數”，所以江西地方團的發起人這時僅有趙、方及劉拜農、劉五郎、劉修竹、陳之琦、趙履和等七人，推定劉拜農為臨時書記，決定向工人和學生作有力宣傳，力爭多介紹學生入團及援助工人運動。8月，趙醒儂以江西代表身份，由上海赴南京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再次返贛工作，10月下旬，在南昌正式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南昌地方執行委員會，趙醒儂、曾宏毅（洪易）、徐竭夫為委員，崔豪為候補委員，趙醒儂任委員長。團地委繼續傳播《先驅》、《向導》等中共黨、團刊物，秘密組織領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文化運動和國民運動，並在南昌設立了三個支部，在九江設立了一個支部，創辦了機關刊物《紅燈》，逐步擴大工作範圍和進步思想文化的影響。江西青年團組織的建立及活動，為中國共產黨江西地方組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趙醒儂、鄧鶴鳴到南昌後，立即著手籌建中共地方組織。他們先在團員中發展方誌敏、傅清華等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5月，領導建立中國共產黨南昌支部，趙醒儂任書記兼組織幹事，鄧鶴鳴任宣傳幹事。支部設在南昌市解家廠附近，直屬中共中央領導。中國共產黨江西地方組織的建立，是近代江西史上的一件大事，她不僅與革命的國民黨一道，為近代江西曆史增添了嶄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內容，而且使江西人民改造社會、追求建設新江西的鬥爭，有了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領導，從而表現出更大的自覺性和更強的使命感。以趙醒儂、袁玉冰、方誌敏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進分子，為江西黨團組織的創建，為使江西不落後於時代前進的步伐，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中共南昌支部建立後，致力於擴大建立國共兩黨地方組織和領導革命活動。由於國民黨當時是革命統一戰線的領導及活動形式，趙醒儂等中共黨員下力氣建立全省國民黨組織。因此，在中國國民黨江西省一大選舉產生的16名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中，有12名為中共黨員。當時至1926年創建的全省61個縣、市黨部，絕大多數也是以中共黨員為主創建起來的。這是國民革命時期，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力量在江西占據優勢的主要原因。
中共江西地方組織自身的發展，則以贛江兩岸和南潯鐵路沿線的南昌、九江、吉安等為重點，發展黨員和建立下屬組織，積極開展工人、農民、青年和婦女運動。為擴大革命宣傳和準備革命力量，黨組織還在南昌分別創辦了明星書社和黎明中學。明星書社1924年6月在南昌市西湖橫街開業，曾天宇任經理，是中共中央開辦的上海書店在江西的發行點，也是江西黨組織的重要活動場所。黎明中學8月在南昌市楊家廠附近開辦，校名寓意為“黑暗即將過去，黎明即將到來”，是江西最早的一所培養革命人才的學校，也是當時國、共兩黨的重要活動機關。該校後被軍閥當局查封，北伐占領南昌後並入南昌中學。
1926年初，在江西督辦方本仁逮捕準備到廣東出席國民黨二大的趙醒儂、劉承休、陳灼華（均為中共黨員）、形勢一時嚴峻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加強江西的領導力量，先後派出在上海的江西吉安籍中共黨員羅石冰、劉峻山（九峰）為特派員，營救趙醒儂等被捕者，整頓和發展黨團組織，先後將吉安、九江的黨小組升為特別支部。4月8日，經中共中央批準，在南昌建立中共江西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江西地委），羅石冰任書記兼宣傳部主任，趙醒儂任組織部主任，方誌敏任工農部主任。到年底，中共江西地委在全省50個縣、市建立了基層組織，擁有黨員800多人。黨的工作，在這一年全力轉入策應北伐軍的進軍江西。
3？郾其他政黨社團
民國初年，是全國組建政黨社團十分活躍的時期，時人稱“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為數幾至近百”。這種趨勢，在江西也有所反映。
據台灣學者研究，民國初年（這裏指1911-1913年），全國各地成立的具有現代性質的新興公開黨會，初步統計有682個，其中政治類的有312個，其餘為聯誼、實業、公益、學術、教育、慈善、軍事、宗教、國防、進德各類等。這些黨會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廣州，其中在江西成立的有4個，這就是屬於政治類的贛省公民聯合會，1913年5月在南昌成立，是反對袁世凱的政治組織；屬於聯誼類的江西警察協會，1912年10月在南昌成立，主要職能是保障警察權利，發起人為閻恩榮等；屬於慈善類的九江紅十字會，1911年12月成立，負責人有白堅、蔡惠、江楚鳴等；屬於公益類的女子軍事協進會，設在南昌，主要職能為讚助革命進行。嚴格地說，這些還隻能算是社團，還不能說是完全的現代政黨。
當時江西的黨會政團實際上並不止此。還有另外兩種情況，也可列入：
一種是江西籍人士在外省組織或參與組織的黨會政團，為數不少。比較著名的，政治類的如謝遠涵在北京參與組織的民主黨，李盛鐸在北京參與組織的政治研究會，吳宗慈在北京參與組織的國家學會和新共和黨，江亢虎在上海發起組織的中國社會黨等，聯誼類的如謝遠涵、梅光遠等在上海組織的江西共和建設討論會，在上海成立的江西公會，以及旅京、旅滬、旅漢江西同鄉會等。
另一種是一些在京、滬成立的政黨，在江西設立了分支機構。如1912年，共和黨、民主黨都在江西建立了支部組織，並與同盟會相對立，失勢後“其頑強者乃托黎元洪，以後投身於袁世凱，而為之虎倀焉”。統一黨也在九江建立了交通部。1913年5月，共和黨、民主黨和統一黨三黨合並成立進步黨，江西的三黨組織經過7月間的合並糾紛後，也實現合並並成立了江西支部，支部部長謝遠涵，副部長高巨瑗。該黨反對李烈鈞領導的“二次革命”，在湖口起義爆發後，曾致電北京政府要求“迅速戡亂”。“二次革命”失敗後，江西支部攜袁世凱金錢，拉攏國民黨黨員，國民黨員被“暗中勾去不少”。隨後，該黨在江西有較大的發展，在大多數縣建立了分部。1914年春，贛南的黨員因與地方當局發生糾紛，該黨贛南24個縣的分部部長、副部長40多人被贛南鎮守使李廷玉下令密捕，引起該黨北京本部的抗議，由大總統袁世凱下令江西民政長戚揚查究，可見其組織具有相當的規模和力量。次年，該黨江西支部發生分裂，分為兩支，一支由謝遠涵主持，開辦機關報《大江報》；一支由高巨瑗主持，開辦機關報《大公報》。袁世凱帝製自為失敗後，該黨逐漸瓦解。
民初後，黨潮逐漸消解。五四時期，江西也建立了一些社團，但除屬於國、共兩黨者外，一般沒有什麽影響。
四、安源工人運動
安源工人運動是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在江西境內組織的聲勢浩大的產業工人的政治鬥爭，也是當時極富特色、震動全國的一件大事。
1？郾安源工人的動員和組織
安源地處江西省萍鄉縣。安源路礦是安源煤礦和株（洲）萍（鄉）鐵路的統稱。安源煤礦是江西境內最早出現的近代工礦企業之一，日出煤2000多噸，主要供給在湖北的大冶鐵礦和漢陽鐵廠（1908年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組為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近代企業之一）。為將萍煤運往大冶和漢陽，1898年動工專門修建從安源到湖南株洲的鐵路（1906年竣工），與粵漢路相接，歸湘鄂路局管理。因此，安源不但路、礦相連，而且因與湖南毗鄰，工人大多也來自湖南，故與湖南的關係特別密切。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立即致力於組織和發動工人運動，並建立了以張國燾為主任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專負其責。當時，安源路礦集中了1.7萬名產業工人，因而受到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重視。書記部最早通過通信和寄送《工人周刊》等書報的辦法，宣傳勞工解放等道理，與安源工人建立了聯係。1921年12月，應萌生了要求解放之念的安源工人的請求，書記部特派毛潤之（澤東）、李能至（立三）、宋友生、張理全四人到安源考察情況，開展活動。毛澤東時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湖南勞動組合分部主任，也將動員領導安源工人運動作為湖南黨組織的重要工作。到安源後，“他們先以朋友的關係與各工友接洽，漸漸談及工人受痛苦受壓迫及有組織團體之必要等情況，於是大得工友歡迎”。其後，毛澤東留下李立三，專門負責組織與發動安源的工人運動，並加派蔣先雲等來協助李的工作。毛澤東自己也於1922年5月和9月初兩次到安源，檢查和部署組織工作，並經常性地向李立三等指示工運的方針策略，調配組織力量。湖南黨和毛澤東的重視及組織領導的有力，是安源工人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
安源工人中也具有組織起來的基本條件。安源煤礦工人絕大多數實行包工製，工人受到工頭的殘酷剝削，如窿內工人，礦局所給工資，每人每日可合銀洋二角七八分，而工頭轉手後隻給工人銅元二十六七枚（安源當時1元銀洋可換銅元210餘枚），此外還有延長工作時間、歇工扣夥食、誤事罰工資、重利盤剝等。礦局職員和工頭對稍不如意的工人，“即濫用私刑，如跪火爐、背鐵球、戴篾枷、抽馬鞭、跪壁塊等，或送警扣留蠻加拷打”。由於勞動和衛生條件惡劣，據1918年統計，全礦“患矽肺病、腸胃病的工人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安源工人對其生活、生產現狀，極度不滿。另一方麵，“安源路礦工友性質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俠好義，極能服從。又以萬餘工友，團聚一處，聲息相通，故團結力亦十分充足”。由於這兩方麵的原因，所以“組織團體、解除壓迫、改良待遇、減少剝削”之口號一出，即萬眾景從，群焉歸附。
李立三等進行了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1922年1月，在五福巷成立安源第一所工人補習學校，由李立三、蔡增準任教員，在授課中宣傳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組織起來奮鬥以減少痛苦、解除壓迫的道理，工人因此而覺悟者甚多。2月，成立了以李立三為書記的中共安源支部，這是中國產業工人中的第一個中共基層組織，也是江西境內最早建立的中共組織。5月，經過兩個月籌備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選舉李立三為主任、朱少連為副主任，部址設在牛角坡52號。俱樂部的宗旨，為保護工人的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與痛苦，成為安源工人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維護者，更是黨支部領導下的安源工人運動的直接組織和指揮機構。加入俱樂部的會員，到罷工時有700多人。為了實際幫助工人解決經濟困難，俱樂部還於7月間創辦了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李立三、毛澤民先後任總經理。消費合作社因其能讓工人買到便宜生活用品，受到工人們的極大歡迎，當時被稱為“中國人工階級自己的第一個商店”。所有這些工作，為工人大罷工鬥爭作了較好的準備。
2？郾罷工鬥爭及其勝利
7月，漢陽鐵廠工人因其俱樂部被當局封閉而舉行罷工，並取得勝利。這個消息給安源工人帶來很大的鼓舞，也使路礦當局受到震動。麵對鬥爭情緒日益高漲的工人，當局起初企圖籠絡俱樂部負責人朱少連、蔣先雲、蔡增準等人，未得逞後轉行威脅恐嚇，以不速離安源必有殺身之禍相逼，朱、蔣、蔡等仍不為所動，凜然表示“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業，死也不怕”。工人群眾則在俱樂部的宣傳演講下，聽者日眾，加入俱樂部者亦日以數十計，並提出了舉行罷工以改善待遇的要求。路礦當局在軟硬兩手失敗後，則由副礦長舒修泰（楚生）與路局機務處長聯名具稟萍鄉縣署和贛西鎮守使署，誣稱俱樂部為亂黨機關，請以武力封閉。雙方對立的形勢，於是日趨緊張。
9月初，毛澤東再次到安源，與蔣先雲、朱少連等研究工人們要求舉行罷工以改善待遇的問題，認為罷工的時機已經成熟，要求黨支部迅速將大多數工人發動組織起來，準備鬥爭。同時，他要正在醴陵的李立三速回安源。9日，李立三回到安源。返回長沙的毛澤東根據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命令，主持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研究確定，加派當年由莫斯科回國的劉少奇到安源參與領導工人運動。11日，劉少奇到達安源。同時，毛澤東又寫信給李立三，指出罷工勝利的條件首先要靠工人群眾有堅固的團結和堅強的鬥誌，同時必須取得社會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要用“哀兵必勝”的道理，提出哀而動人的口號。李立三當即主持黨支部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並對罷工鬥爭作了部署，決定成立罷工指揮部，李立三為罷工總指揮，劉少奇為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領導罷工鬥爭。
9月9日，粵漢鐵路工人罷工的消息傳到安源。路礦當局害怕激化矛盾，急請李立三不要公布萍鄉縣府讓俱樂部自行停閉的訓令，表示將與官廳疏通保護俱樂部。俱樂部則於11日趁機提出出示官府保護俱樂部的告示和7日內發清從前積欠工人的存餉等3項要求，警告當局如2日內不圓滿答複，即行罷工。在上海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也來函支持，鼓勵工人們不要為官威所降服，與其因壓迫而死，毋寧奮鬥而死，並表示將沒法為他們聲援。延至13日午夜12時，未能得到滿意答複的俱樂部，遂下令罷工。鐵路工人當即停開火車，拆除火車頭重要機件，煤礦工人切斷電線，停駛運煤車，窿內工人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湧出窿外，大呼“罷工”不絕。洗煤台、製造處、修理廠、煉焦處等也於14日上午相繼罷工。俱樂部組織監察隊各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廠附近，以維持秩序和防止破壞。各處張貼俱樂部布告，有“候俱樂部通告方準開工”、“各歸住房，不得擾亂”等內容。總指揮李立三在工人保護下居中秘密策應，全權代表劉少奇則長住俱樂部出麵應付一切。17000名工人參加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在高度組織下緊張有序地進行。
14日，俱樂部發出《萍鄉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宣言》。宣言向各界父老兄弟姊妹申訴工人的痛苦境遇和罷工的原因，寫得哀怨動人，其中有：
我們的工作何等的苦嗬！我們的工錢何等的少嗬！我們時時受人家的打罵，是何等的喪失人格嗬！我們所受的壓迫已經到了極點，所以我們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組織團體--俱樂部”。
現在我們的團體被人造謠破壞；我們的工錢被當局積欠不發，我們已再三向當局要求，迄今沒有圓滿答複，社會上簡直沒有我們說話的地方嗬！
我們要命！我們要飯吃！現在我們餓著了！我們的命要不成了！我們於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罷工為最後的手段。我們要求的條件下麵另附。
我們要求的條件是極正當的，我們死也要達到目的。我們不作工，不過是死！我們照從前一樣作工，做人家的牛馬，比死還要痛苦些。我們誓以死力對待，大家嚴守秩序！堅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嗬！我們罷工是受壓迫太重，完全出於自動，與政治軍事問題不發生關係的嗬！請你們一致援助！我們兩萬多人餓著肚子在這裏等著嗬！
宣言提出了17條涉及維護工人權益的要求。俱樂部將這17條函送路礦當局，稱當局如欲商談，“即請派遣正式代表由商會介紹與俱樂部代表劉少奇接洽”。
路礦當局軟硬兼施，一麵由總監工王鴻卿出麵，讓各工頭動員其有親戚關係的工人開工，被罷工監察隊阻止後，又懸賞重金收買暗探，企圖刺殺李立三，因工人嚴加警衛亦不能如願，遂改取武力威脅，請由贛西鎮守使署將安源劃為戒嚴區，出價每人每天2元，由旅長李鴻程任戒嚴司令，率領軍隊數百人入駐安源。另一麵，則由地方商會和士紳作調人，與俱樂部進行談判。
勞資雙方最激烈的鬥爭發生在談判期間。罷工當天上午，商會代表謝嵐舫和地方士紳陳盛芳來到俱樂部，表示願充調解人，劉少奇即將17條交其帶給路礦兩局。兩局當晚回信，表示各條皆可承認，但現在做不到，請工人先開工，再慢慢商談條件。劉少奇譏其為“滑稽空言”，立予拒絕。15日，兩局派出全權代表到商會，與李立三、劉少奇等談判，因仍堅持先開工後商條件，而無結果。16日，紳商各界勸工人讓步先開工，全體工人則再次發表宣言，痛訴工人之苦，堅持如不承認條件無說話之餘地。中午，路礦當局意圖借軍隊來壓服工人，遂請工人代表劉少奇到戒嚴司令部商談。戒嚴司令李鴻程多方恐嚇劉少奇，稱“如堅持作亂，就把代表先行正法！”但劉少奇絲毫不為所動，反謂“萬餘工人如此要求，雖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決！”這時數千工人已將司令部包圍，喧聲如雷，聲言請工人代表出來，要司令、礦長到俱樂部去談。劉少奇出來與大家見麵後，複入室續談。在工人們的強大壓力下，李鴻程和參與商談的副礦長舒修泰等都軟了下來，要求下午再談。劉少奇回俱樂部後，李鴻程“即來一信，代表駐軍向俱樂部道歉，並願自為調人，請從速解決”。
安源工人的罷工，被全國各地報刊廣為登載，各地聲援之聲不斷；江西督軍蔡成勳及在北京的株萍鐵路局長王昌學也來電主和。礦長李壽銓（鏡澄）麵對內外形勢和壓力，17日轉取調和、磋商態度。當晚，路礦兩局、俱樂部與商紳三方代表會談，將工人提出的17條細加磋商，訂就草約。18日上午，由三方全權代表，即萍礦總局舒修泰、株萍路局李義藩、工人俱樂部李立三，在路局機務段簽訂正式條約。條約內容為13條：（1）路礦兩局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2）以後路礦兩局開除工人須有正當理由宣布，並不得借此次罷工開除工人。（3）以後例假屬日給長工，路礦兩局須照發工資；假日照常工作者須發夾薪，病假須發工資一半，以四個月為限，但須路礦兩局醫生證明書。（4）每年12月須加發工資半月，候呈準主管機關後實行。（5）工人因公殞命，年薪在150元以上者，須給工資一年，在150元以下者，給150元，一次發給。（6）工人因公受傷不能工作者，路礦兩局須予以相當之職業，否則照工人工資多少按月發給半餉，但工資在20元以上者，每月以10元為限。（7）路礦兩局存餉分5個月發清，自10月起每月發十分之二；但路局8月份餉，須於本月20日發給。（8）罷工期間工資，須由路礦兩局照發。（9）路礦兩局每月須津貼俱樂部常月費洋200元，從本月起實行。（10）以後路礦兩局職員工頭不得毆打工人。（11）窿工包頭發給窿工工價，小工每日1角5分遞加至1角8分，大工2角4分遞加至2角8分，分別工程難易遞加。（12）添補窿工工頭，須由窿內管班大工照資格深淺提升，不得由監工私行錄用。（13）路礦工人每日工資在4角以下者須加大洋6分，4角以上者至1元者照原薪加5%。
條約簽訂後，一萬多工人集中到大操場，召開罷工勝利慶祝會。李立三、劉少奇先後發表演說，希望大家永遠保持齊心協力的精神，繼續鬥爭，同時安心開工。會後，李、劉等率萬餘名工人舉行大遊行，高呼“勞工萬歲”等口號，旗幟蔽天，爆聲震地，熱烈非常。當天，全體工人複工。曆時5天的安源工人大罷工，勝利結束。
安源工人大罷工是尚處幼年的中共領導工人運動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勝利，當時即被認為“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動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次罷工鬥爭所以能夠取得完全勝利，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共組織的得力的動員領導是勝利的根本原因。毛澤東的多次深入安源工人群眾中的動員宣傳，以及為罷工鬥爭確定方針策略、組織領導；李立三的長期與工人在一起，實際主持動員、教育和組織工作，成為深受工人愛戴的領導人；劉少奇的堅持在罷工第一線領導鬥爭，被工人譽為“一身是膽”，以及朱少連、蔣先雲等其他許多中共黨員的深入工作，共同形成為一股堅強有力的領導力量，保證了罷工鬥爭始終在有理有節中進行並取得勝利。
第二，工人遵守紀律，秩序良好，顯示了有組織的強大力量。罷工發生時，商家害怕搶劫，大起恐慌。但罷工秩序之好，出乎意料。罷工後，“工人舉動，則極為文明”，他們各歸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樂部聯絡，有事即一呼百應，如臂使指。俱樂部命令之嚴，遠過軍令，平時街上賭錢及窿工食宿處賭博的現象，在罷工時均絕跡；各重要處所均有工人監守和巡視，非俱樂部條子不得通行，以至連路礦兩局及戒嚴司令部也到俱樂部請發通行徽章。工人們對罷工領導人的保護，更是周密。因此，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結罷工的勝利經驗，也讚揚安源工人“是很有戰鬥能力和組織能力的”。
第三，鬥爭策略既實際又靈活。罷工中運用“哀兵必勝”的策略，博得了社會和輿論的廣泛同情。俱樂部主動行文萍鄉縣署和贛西鎮守使署，說明罷工原委；對參加戒嚴的軍隊，亦以理說服，致使擔任戒嚴司令的李鴻程旅長，也“知工人此舉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決，因而對於這次罷工，後來反積極維持，出力甚多”。針對工人中加入紅幫（洪幫）者較多的情況，俱樂部則采取了對幫會首領團結爭取的策略。李立三在罷工前夕親自去見紅幫首領，同喝雞血，並宣傳保護窮人等道理，提出在罷工時鴉片館關門、街上的賭攤收起來和不發生搶劫案等三項要求，得到紅幫首領連拍三下胸脯的保證，並在罷工時均一一實現。這件事當時在社會上震動很大，“甚至一些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也都認為俱樂部了不起”。
3？郾安源工運的延續
安源工人罷工鬥爭的勝利，是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中一件“增了中國勞動運動曆史的光榮不少”的大事，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罷工鬥爭勝利後尤其是鄭州二七慘案發生後，安源工人運動繼續發展，進一步創造了中國工運的奇跡。
一是俱樂部組織進一步擴大和嚴密。一萬多名工人在罷工勝利後要求加入俱樂部，俱樂部遂乘勢進行改組，實行自下而上的代表製即“民主的集權製”，以十人團為基本組織，每10人為一團，選舉十代表1人；10團選舉百代表1人；每一工作處選舉總代表1人；百代表、總代表均由該處十代表選舉，各處總代表組織最高代表會，作為俱樂部最高決議機關，商決各項重大事項；由各百代表組織百代表會議，作為俱樂部的複決機關，議決最高代表會提交的複決案件。如此，安源路礦的全體工人，便“完全組織在一個嚴密係統之下”。1922年10月，俱樂部完成了自下而上的選舉，選舉李立三為路礦工人俱樂部總主任，朱少連為路局主任，劉少奇為窿外主任，餘江濤為窿內主任，以及總代表45名，百代表140餘名，十代表1382名。俱樂部內設文書、會計、庶務、教育、宣傳、互濟、遊藝、交際8股，4名主任與各股股長組成幹事會，作為最高代表會的執行機構。俱樂部實際成為工人的準政權組織，在安源工運中繼續發揮著中心的作用。
二是打破包工製。罷工勝利後，工頭職員不能剝削工人了，於是密謀破壞工人俱樂部，遭到工人重懲。工人俱樂部便進一步決定廢除包工製，改為合作製，議定合作辦法為：窿工處工頭每月工資為10元至30元，工人工資照罷工時條約不改，其餘各項消耗費，歸合作賬內開支，所得紅利15%歸工頭，5%歸管班，80%由工人平分。窿外依各處情況不同臨時規定。至此，在安源煤礦推行20多年的包工製，被完全打破。
三是與漢陽、大冶鐵廠工會形成聯合，1922年12月10日，在漢陽建立了漢冶萍總工會。這是當時全國最大的一個產業工會，擁有會員3萬多人。三處工會的聯合，當時被認為“結成一條強固精密的階級戰爭的廣大戰線，開中國勞動運動未有之創局”。
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失敗後，全國工人運動陷入低潮。但安源工運仍是一個高漲的形勢。在路礦當局方麵，雖然也接到交通部封閉工會的電令，但當局因“安源工人勢力集中，產業又極重要，工人組織力與戰鬥力亦相當豐富，若封閉工會，無疑的必遭到工人決死的反抗，於礦山生存實有重大危險”，故而“不敢遽爾壓迫”；在俱樂部方麵，反而執行正確的方針和策略，做出了很多的成績，最大的如進一步創辦消費合作社、工人教育，繼續取得資方對工會和工人的資金支持，繼續公開舉行各種大的會議及示威遊行，援助和支持全國各地工會團體及失業工人等。因此，安源工運這時再次出現蓬勃發展的景象，得到中共的高度評價。鄧中夏在其《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將安源工人俱樂部譽為“碩果僅存的安源工會”，指出“在此消沉期中，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不但仍舊巍然獨存，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潰，而且做出許多成績，竟然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出現這種獨特的現象，從根本上說，是李立三及在1923年4月後接替他職位的劉少奇等的正確領導，以及安源工人齊心、奮鬥的結果。
1925年9月，安源工運遭到路礦當局和反動軍閥的殘酷鎮壓。主持俱樂部工作的副主任黃靜源等數十人被逮捕（黃靜源10月被殺害），傷亡工人數十人（遭槍擊死亡6人，傷30多人），工人俱樂部被封閉。當局製造“九月慘案”和殺害工人領袖，受到社會的譴責。此後，安源工人匯入國民革命的洪流，其“革命精神並未稍殺，於是投入革命軍者有人，在各地領導農民組織協會者有人，革命種子，於是遍布湘鄂各地點”。
